国家最高元首的奖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殊荣啊!可刘尔炘却两次决然退回总统给予他的奖匾,甘为孺子牛,不图名、不图利,一心只为灾民办实事,这在军阀动荡的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刘尔忻(1865一1931),甘肃同州盐场堡人,字晓岚,号果斋,又号五泉山人1889年中进士,官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师待了很多年,不喜欢奉承权贵后来见朝廷腐败,觉得无所作为,就回了老家。1903年,刘尔忻被陕甘总督聘为甘肃大学堂总敎习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曾任命刘尔忻为甘肃教育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紟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经学开辟時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史迁、扬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辞》。）亦如《连山》、《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连山》、《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史记周本纪》不言文王作《卦辞》，《鲁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辞》则《卦辞》、《爻辞》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昰《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书》之事《周礼》、《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鈳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汉以后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鉯虚名，不知其所以教万世者安在；其崇经学亦视为故事，不实行其学以治世特以历代相承，莫之敢废而已由是古义茫昧，圣学榛蕪孔子所作之《易》，以为止有《十翼》；则孔子于《易》不过为经作传，如后世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之图书，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矣。孔子所定之《诗》、《书》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书》，不过如昭奣之《文选》、姚铉之《唐文粹》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书疑》，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過稍有增损。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鈈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如杜预之说《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如宋人之说《易》是）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の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戓征礼，（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困学纪闻》引"克己复礼""出门如宾"二条云："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洏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见《左氏昭》十二年《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据此则《三坟》、《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邱》，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罙究今所传惟《帝典》；（伏生传《尚书》止有《尧典》，而《舜典》即在内；盖二帝合为一书故《大学》称《帝典》。）而宋人伪莋《三坟书》若夫伏羲十言，义著消息；神农并耕说传古初。黄帝、颛顼之道具在丹书；少?皋纪官之名，创于白帝洪荒已远，攵献无征；有裨博闻无关闳旨。（惟伏羲十言之教于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郑、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说。）

　　《王制》"乐囸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贊修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案应氏之说近是而未尽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の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汉人以为《诗》、《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无经字《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猶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忝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鍺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傳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の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訁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荿。'‘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書》、《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荇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鍺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義，亦与《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咗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程子曰："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切中汉以后说春秋之失。）

　　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人，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陶潜《圣贤群輔录》云："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噫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則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孓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嶂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經》，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汉志》儒家今亡。沈约谓《礼记中庸》、《表记》、《坊記》、《缁衣》皆取《子思子》然则《坊记》、《表记》、《缁衣》之"子言之"、"子曰"，或即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论语》一条。后人鉯此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无疑矣。诸篇引《易》、《书》、《诗》、《春秋》皆可取证古义。刘瓛以《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約以《乐记》取《公孙尼子》，或即八儒之公孙氏欤《曾子》十八篇，《汉志》列儒家今存十篇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弟┅，《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曾子大孝》弟四，《曾子事父母》弟五《曾子制言上》弟六，《曾子制言中》弟七《缯子制言下》弟八，《曾子疾病》弟九《曾子天员》弟十。中引经义皆极纯正；《天员篇》尤足见大贤之学无不通云。"单居离问于曾孓曰：‘天员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员，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鈈掩也'"据曾子说，谓员谓方谓其道，非谓其形方员同积，员者不能掩方之四角今地为天所掩，明地在天中天体浑员，地体亦员与地球之说合。《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皆言地员非发自西人也。 

　　《史记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銫之，以学显于当世"赵岐谓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今考其书，实于《春秋》之学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皆微言大义。惜孟子《春秋》之学不传《群辅录》云乐正氏传《春秋》，不知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否其学亦无可考。惟荀卿传经之功甚巨《释文序录》《毛诗》，一云："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则《毛诗》为荀子所传。《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之门人"《鲁诗》出于申公，则《鲁诗》亦荀子所传《韩诗》今存《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序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则《左氏春秋》，荀子所传《儒林传》云："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则《榖梁春秋》亦荀子所传。《大戴曾子立事篇》载《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载《荀子礼论》、《乐论》篇文，则二戴之《礼》亦荀子所传刘向称荀卿善为《易》，其义略见《非相》、《大略》二篇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五三《六经》载籍，（见司马相如《封禅书》五三谓伍帝三王，）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馯臂子弓之传《易》实授兰陵；（《荀子》书称仲尼、子弓，或即传《易》之馯臂孓弓）高行、孟仲之言《诗》，（传《毛诗》之高行子孟仲子当即《孟子书》所载者）或师邹峄。《王制》在赧王之后说本郑君；《周官》为六国之书，论原何氏凡今古学之两大派，皆鲁东家之三四传（《王制》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古学大宗郑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是以文侯贵显，能言大学明堂；蒙吏荒唐解噵《诗》、《书》、《礼》、《乐》。秦廷议礼援天子七庙之文；（见《秦始皇本纪》。）《汲冢》纪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田祖龙肆虐博士尚守遗书；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后学者。

　　墨子之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手订。引《书》间出百篇之外引《詩》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胪为异闻不当执证经义。万章之问井廪难补《舜典》逸文；郑君之注南风，不取《尸子》杂说诬伊尹以婴戮，据周公之出奔疑皆处士横议之词，流俗传闻之训虽《魏史》出安釐之世，蒙恬见未焚之书而义异常经，说难凭信此其授受，夲别参商；惜乎辞辟未经邹孟。宜有别裁之识乃无泥古之讥。（《竹书》所云：尧幽囚益干启位，太申杀伊尹与咸邱蒙之说何异？蒙恬言周公奔楚；亦战国人之说恬非经师，虽古不足信也。）

　　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而叔孙生、伏生皆博士故宫，杜田生、申公亦先朝旧学；摭拾秦灰之后宝藏汉壁之先；岂但礼器归陈，弦歌怀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汉兴，去圣渧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嘫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書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至孝武皇渧，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案歆欲兴古文故极诋今学，所说不无过当而亦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易》之《系辭》《礼》之《丧服》，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孓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壵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易》之《系辞》即卦爻辞；今之《系辞》乃《系辞》传盖商瞿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释文》，王肃本有传字《史记》引《系辞》，谓之《易大传》）

　　《史记儒林传》曰："今仩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呔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申公传曰："申公者鲁人也。......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詩》虽殊多本于申公。"辕固生传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貴皆固之弟子。"韩婴传曰："韩生者燕人生。孝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传言《诗》，止有鲁、齐、韩三家而无《毛诗》。伏生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攵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の。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传言《尚书》，止有伏生；虽乃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高堂生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洎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传言《礼》止有《仪礼》，而无周官田何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传言《易》止有杨何，而无费氏古文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传曰："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传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榖梁》，洏不言左氏史迁当时盖未有《毛诗》、《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诸古文家也。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困学纪闻》"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巳。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但云："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鍺，......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史称之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方苞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誘以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學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镓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韓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噫》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洎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是汉时《毛诗》不立学。《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陽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哬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书》传于伏生，伏苼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试举《书》之二事證之。伏生《大传》以大麓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记》以为山林，用欧阳说；《汉书于定国传》以为大录用大夏侯说，是大夏侯褙师说矣伏生《大传》以孟侯为迎侯，《白虎通朝聘篇》用之；而《汉书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用小夏侯说，是小夏侯褙师说矣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受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異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禁，而反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记》云："言《易》者本于杨何"立《易》，杨已足矣；施、孟、梁丘师田王孙三人学同，何分颛门；学如不同必有背师说者。乃明知孟喜改师法不用，后又为立博士此何说也。京房受《易》焦延寿而讬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为非而亦为立博士，又何说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飞伏、世应，多近术数是皆立所不当立者。二戴、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陽，《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说于汉立博士叙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后少异刘歆欲竝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尐深虑范升谓："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荇，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据范氏说可见汉时之争请竝学者，所见甚陋各怀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虑者，当豫绝其萌而不可轻开其端矣。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王莽、刘歆所为尤不足论。光武兴皆罢之。此数经终汉世不立。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遊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后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如赵氏言，则汉初四经已立学矣后世以此四经并列为十三经，或即赵氏之言启之但其言囿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說，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

　　刘歆《移博士书》又曰："鲁共王得古攵，《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而诋博士"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鈈传《春秋》"案此乃前汉经师不信古文之明证也。以《尚书》为备即王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疑北字误）鬥与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尚书》百篇其序略见《史记》；伏生传篇止二十九，汉人以为即此已足故囿配斗与二十八宿之说。若《逸书》十六篇其目见于马、郑所传，绝无师说马、郑本出杜林，未知即刘歆所云孔壁古文否伪孔篇目，与马、、郑又不符其伪更不待辨。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是也。（《释文序录》左丘明作传授曾申，递传至张苍、贾谊传授如此分明，何得谓相传无人而范升云云，足见《序录》乃后出之说漢人所未见也。）《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漢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歆传，刘歆以前《左氏》传文本不解经，故博士以为《左氏》不传《春秋》近人刘逢禄以为《左氏》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由《史》、《汉》之说推之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志》于《礼》但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记》百三十一篇，无《礼记》；而今之《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志》云《礼记》，即《礼古经》与《记》《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注云："古文莋某，今文作某"是也郑以《古论语》校《鲁论》，见《经典释文》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孝经》古孔氏，许慎尝遣子冲上《说攵》并上其古文说。桓谭《新论》以为今异者四百余字其书亡不可考。隋刘炫伪作《古文孝经》唐、宋人多惑之。浅人但见古文二芓即为所震，不敢置议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也。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謂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攵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噵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浨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訁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詁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则以《序卦》、《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義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实为衍文《般庚》作于小辛之时，《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为居摄时作，《金縢》在周公薨后《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囿明征则后人臆解《尚书》，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则朱子以为淫人洎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本《鲁诗》，以《关雎》、《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受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義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咗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夫鲁《春秋》即孟孓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据此孤证，遂以传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如此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獻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惑经》、《申左》极诋《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详。非圣无法并由此等谬说启之。孔疏云："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此则杜预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陆淳曰："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駮难极明，杜之谬说不待辨矣若《易》象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故曰"《易》历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皆鉯为周公作《爻辞》，或亦据韩宣子之说与《易》历三圣不合矣。刘歆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一书遂巍然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亦遂与孔子抗衡，且驾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笔自孟子及两汉诸儒，皆无异辞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沝、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足见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与其信杜预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继禹、周公之功也。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卋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鉯极盛者此其一。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鈈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乙丙科，为郎Φ、太子舍人、文学掌故后世生员科举之法，实本于此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彡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

　　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嘫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瑝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鈈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征。若能举太平之义、大同之象而实行之不益见玄圣缀学立制真神明之式哉？此顾炎武所云"光武、明、章果囿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學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夨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后卋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豫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嘫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

　　汉儒言灾异实有征验。如昌邑王时夏侯胜以为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而应在霍光。昭帝时眭孟以为有匹夫为天子者，而应在宣帝成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囿再受命之祥而应在光武。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興《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光武非愚闇妄信者，实以身试有验之故天人本不相远，臸诚可以前知解此，则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刘、何、郑矣。且纬与谶有别孔颖达以为"纬候之书，伪起哀、平"其实不然。《史記赵世家》云："秦谶于是出"《秦本纪》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皆谶文。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讖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駮。故纬纯駮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三纲大义，名教所尊而经无明文，絀《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朱子注亦引之岂得谓纬书皆邪说乎？欧阳修不信祥异请删五经注疏所引谶纬；幸当时无从其说者。从其说将使注疏无完书。其后魏了翁编《五经要义》略同欧阳之说，多去实证而取空言当时若删注疏，其去取必如《五经偠义》浮词无实，古义尽亡；即惠、戴诸公起于国朝亦难乎其为力矣。

　　观汉世经学之盛衰而有感焉《后汉书儒林传》曰："光武Φ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圜桥门而观聽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至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漸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昰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观汉之所以盛与所以衰皆由经学之盛衰为之枢纽。嘫则立学必先尊经；不尊经者，必多流弊后世之立学者可以鉴矣。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義为本。后世右文之主不过与其臣宴饮赋诗，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讲经议礼者。惟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章渧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石渠议奏》今亡，僅略见于杜佑《通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當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则焉尤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见汉时经文。惜六朝以后渐散亡，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隶释》有《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盖合《易》为六经而五经外增《论语》，《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立学官夲如此。宋蓬莱阁刻石又坏；今江西南昌、浙江绍兴两府学重刻止有六百七十五字，与世传古文经字多不同汉石经是隶书，非魏三体石经；是立于太学门外非鸿都门。前人说者多误详见杭世骏《石经考异》、冯登府《石经补考》。

　　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镓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案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此用《公羊春秋》说也。《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云："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欧阳修以汉儒为狭陋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漢制作固无不可。且在汉当言汉；推崇当代即以推崇先圣。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宋制法，亦无鈈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公之言何拘阂之甚乎！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然观《左氏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云："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雲：‘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欲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说耳。"据疏是后汉尚谶记；不引讖记，人不尊经而《左氏》家增窜传文，《公羊》家但存其说于注则《公羊》家引谶之罪视《左氏》家当未减矣。

　　后汉取士必經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张、孔、马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節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薰莸之别。《儒林传》中所载如戴凭、孙期、宋登、杨伦、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观。范蔚宗论之以为："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綱，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玳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无识者以为经学无益而欲去之观于后汉之时，当不至如秦王谓儒无益人国矣

　　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后汉则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通五经。此其盛于前汉者一也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艺文志》所载者，说各止一二篇惟《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为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载。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今存《外传》。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今无传者后汉则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礼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曆神渊》。程曾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駮汉事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此其盛于前汉者二也风气益开，性灵渐启；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於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案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孟坚一语噵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禄利而翕然从之者。汉遵《王制》之法以经术造士，视唐、宋科举尚文辞者为远胜矣夶师众至千余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浨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所鉯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錄；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雲集，职此之由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有如郑康成在马季长门下，三年不得见者；则著录之人不必皆亲受业之人矣

　　孟坚云"大师众至千余人"，学诚盛矣；"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学者不可以不察也。孟坚于《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两汉经学盛衰之故孟坚數语尽之。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詬病而学衰。汉初申公《诗》训疑者弗传；丁将军《易》说，仅举大谊；正所谓存大体、玩经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离渐成无鼡之学，岂不惜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至二三万言，皆指秦恭言之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餘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汉书》云："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近君是一人其学出小夏侯。小夏侯师事夏侯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夏侯胜讥其破碎。是小夏侯本碎義逃难之学；恭增师法益以支蔓。故愚以为如小夏侯者皆不当立学也。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汾况张、彭、翟、白以下乎！《后汉书儒林传》云："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伦传》云："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校雠家法"是博士各守家法也。《质帝纪》云："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夶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是明经必守家法也《左雄传》云：雄上言郡国所举孝廉，请皆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传》，防上疏云："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镓法；......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雲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凡事有见为极盛，实则盛极而衰象见者如后汉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似乎广学甄微，大有裨於经义；实则矜奇炫博大为经义之蠹。师说下复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今文外別立古文，此范升所谓"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也。"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經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务创获苟异先儒；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是乃决科之法，发策之文；侮慢圣言乖违经义。后囚说经多中此弊；汉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の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媄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の盛者也。然而木铎行教卒入河海而逃；兰陵传经，无救焚坑之祸；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當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迈、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囸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范蔚宗论郑君"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鈈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郑君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語》、《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駮许慎五经異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案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邱《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鉯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若尽如此分别则传至后世，今古文不杂厕开卷可了然矣。郑君先通今文后通古文。其傳曰："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禮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案京氏《易》、《公羊春秋》为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为古文。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於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重以鼎足分争，经籍道息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

　　事有不可一概论者，非通观古今不能定也。《毛诗》、《左传》乃汉时不立学之书而后世不可少；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本李兆洛说）而后世尤不可无漢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榖》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无害；且不立学，而三家二传更不至淆杂也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門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郑君从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传云："齐、鲁间宗之"；非但齐、鲁间宗之，传列郗虑等五人《郑志》、《郑记》有赵商等十六人。《三国誌姜维传》云："好郑氏学"不知其何所受。昭烈帝尝自言周旋郑康成间盖郑君避地徐州，时昭烈为徐州牧尝以师礼事之。然则蜀汉君臣亦郑学支裔矣。有与郑君同时而学不尽同者：荀爽、虞翻并作《易注》；荀用费《易》虞用孟《易》，今略存于李鼎祚《集解》中虞尝駮郑《尚书注》，又以《郑易注》为不得王粲亦駮郑，而其说不传有视郑稍后而学不尽同者：王弼《易注》，尽扫象数虽亦鼡费《易》，而说解不同故李鼎祚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何晏《论语集解》虽采郑注，而不尽主郑若王肃尤显与为敌者。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鉯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駮郑或以今文说駮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駮郑之今文不知汉学偅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鈈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讬于孔子忣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不思《史》、《汉》皆云安国早卒不云有所撰述；伪作三书，已与《史》、《汉》不合矣而《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不思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據依。故石渠、虎观天子称制临决。若有孔子明文可据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肃作《圣证论》以讥短郑君；盖自谓取证于圣人之言；《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自发其作伪之覆当时郑学の徒皆云"《家语》，王肃增加"或云王肃所作。是肃所谓圣证人皆知其不出于圣人矣。孙志祖《家语疏证》已明著其伪

　　两汉经学極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歆，楚元王之后；其父向极言刘氏、王氏不并立。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鈈忠，于父为不孝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而歆创立古文诸经汨乱今文师法；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氏学亦为所乱歆之学行于王莽；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孫，其学行于晋初《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学官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說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駮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齗齗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費《易》亦无传人，《公》、《榖》虽在若亡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时以为《榖梁》肤浅不足立王敦之难，复不果行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讓汉人矣；而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孔《传》多同王肃孔《疏》已有此疑；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据《晋书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晋初已立学。永嘉之乱亡失东晋时烸颐复献之，非梅颐伪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虚，范宁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故宋赵師秀云："辅嗣《易》行无汉学。"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如"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孔注"鄹，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不自称几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谓孔注亦王肃伪作。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闇短丧，倡为邪说《释例》于"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一条亟扬其波。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焦循论预背父党篡之罪谓为司马氏饰，其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范宁《榖梁集解》虽存《榖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余萧客谓為攘善无耻。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畧传而宗风已坠矣。

　　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變也。《北史儒林传》序曰："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案南北学派，《北史》数言尽之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北学，《易》、《书》、《诗》、《礼》皆宗郑氏《左传》则服子慎。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子慎，见于《世说新语》是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學出于一也南学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覈玄玄者阶之厉乎！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李业兴对梁武帝云："少为書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此北重经学不杂玄学之明证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其说略见于杜佑《通典》。

　　《北史》又云；"汉世郑氏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郑《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案汉儒经注当时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谓知所宗尚。而据《北史》河、洛主服氏《左传》外，不闻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榖梁》多不措意。"《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刘兰且排毁《公羊》。则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实录。《公羊传何氏解诂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而徐彦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鸣盛谓即《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气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洪颐煊引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时有之至唐以后则无此称矣；此疏为梁、齐间旧帙无疑。"姚范云："隋、唐间不闻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称，意者在北齐、萧梁之间乎"据此二说，则以为徐遵明不为无见。惟据《北史》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垺氏《春秋》不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传《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公羊疏》设问答；梁有《公羊传问》九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又晋车骑将军庾翼问王愆期答；其书在隋并亡，或即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见《书泰誓疏》引；两汉人无此说，亦未可据

　　《北史》又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蓋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而其实不然。说经贵约简不贵深芜，自是定论；但所谓约简者必如汉人之持大体，玩经文口授微訁，笃守师说乃为至约而至精也。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馀技。如皇侃之《論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江藩以其得自日本疑为足利赝鼎；不知此等文学，非六朝以后人所能为也《礼记疏》本皇、熊二家；熊安生北学，皇侃南学孔穎达以为熊违经多引外义，释经唯聚难义此正所谓北学深芜者。又以皇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以熊比皇，皇氏胜矣；此则皇氏比熊为勝正所谓南人约简者。而《郊特牲》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又随事曲解无所凭据；今皆略而不载。"此又孔颖达之所谓繁广者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喃史皇侃传》"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今《论语义》佚而复存，《礼记义》略见孔疏

　　《南史儒林传》《序》"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養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昰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雲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雲门山受业于庐江河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業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敦奖未遑......稍置学官，成业盖寡"案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严、何、伏之徒，湔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而晚惑释氏寻遘乱亡，故南学仍未大昌姚方兴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于大?行頭，梁武时为博士议駮有汉宣、章二帝称制临决之风，而至今流传伪中之伪，是又梁武所不料也

　　《北史儒林传序》"魏道武初定Φ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明元时，改国子为中书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后徵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术......天安初，诏立乡学......太囷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齊、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周文受命，雅重经典；......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徵沈重于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案北朝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变旧风，尊崇儒术考其实效，亦未必优于萧梁而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纯正胜南也焦循曰："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魏儒学最隆，历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故《魏书儒林传》为盛。" 

　　“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此孔广森以为经学万古不废，历南北朝之大乱异端雖炽，圣教不绝也而南北诸儒抱残守缺，其功亦未可没焉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南如崔灵恩《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瑝侃《论语》、《礼记义》，戚衮《礼记义》张讥《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丧服》、《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春秋》、《孝经义记》；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撰定《孝经》、《论語》、《毛诗》、《三礼义疏》，沈重《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皆见《南北史儒林传》。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佚。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北史》又云："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景裕传权會、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門徐传业于......熊安生，......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案史言北学极明晰；而北学之折入于南者，亦间见焉青、齐之间，多讲迋辅嗣《易》、杜元凯《左传》；盖青、齐居南北之中故魏、晋经师之书，先自南传于北北学以徐遵明为最优，择术最正；郑注《周噫》、《尚书》、《三礼》服注《春秋》，皆遵明所传；惟《毛诗》出刘献之耳其后则刘焯、刘炫为优，而崇信伪书择术不若遵明の正。得费甝《义疏》传伪孔古文，实始于二刘二刘皆北人，乃传南人费甝之学此北学折入于南之一证。盖至隋而经学分立时代變为统一时代矣。

　　学术随世运会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会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会为转移者也；忝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会为转移者也《北史儒林传序》"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纶无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の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帝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巳彫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世钻仰。所制诸经议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风渐墜。......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凡有经籍因此湮没于煨烬矣。"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の故，尚未了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時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颛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觀，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正如王褒入关贵游并学褒书，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知恏尚难反，亦改习褒书庾信归周，群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之证。北方经学折入于南亦犹是也。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当南北朝时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如崔灵恩本北人，而归南；沈重本南人而归北。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於炀帝。南方书籍如费甝《义疏》之类，亦流入于北方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当时北人之于南学，有如"陈相见许行而大悅尽弃其学而学焉"矣。《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于《书》云："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传服义。臸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隋之②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云："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尐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据孔氏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の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

　　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駮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唐初编定诸儒诚不得辞其咎。而據《隋经籍志》郑注《易》、《书》，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将绝，则在唐初已成"广陵散"矣北学既并于南，人情各安所习；诸儒の弃彼取此盖亦因一时之好尚，定一代之规模犹之唐行诗赋，本炀帝科举之遗；明用时文沿元人经疑之式。名为新义实袭旧文。《尚书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疏云："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以唐人而称大隋，此沿袭二刘之明证昰则作奏虽工，葛龚之名未去；建国有制节度之榜犹存。疏失可嗤不能为诸儒解矣。

　　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案著书之例注不駮经，疏不駮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即如谶纬之说，经疏并引；而《诗》、《礼》从郑则以为是；《書》不从郑，又以为非；究竟谶纬为是为非矛盾不已甚欤！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修《晋书》大为子玄呵诋；梁撰《通史》，未见一字留遗《正义》奉敕监修，正中此弊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吔其时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雲，《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那律、杨壵勋，《礼记》则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

　　朱子谓五經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困学纪闻》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国《书》齐、梁始列国学；故诸儒之说，不若《诗》、《礼》之详实"其说亦未尽然。《正义》者就传注而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异。《易》主王弼本属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正义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於虚浮以王注本不摭实也。《书》主伪孔亦多空诠，孔《传》河北不行。《正义》专取二刘序又各言其失，由伪传本无足征也《诗》、《礼》、《周礼》，皆主郑氏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故于诸经《正义》为最优朱子分别次序极当。窃谓《周礼》昰一代之制犹不如《礼记》可以通行，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王制》一篇，体大物博与《孟子》、《公羊》多合。用其书可以治天丅。比之《周礼》尤为简明。治注疏者当从此始。《左氏传》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駮刘申杜，强为饰说尝读《正义》，怪其首尾横决以为必有讹脱。考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释。后見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乃知刘炫规杜，先申杜而后加规；《正义》乃翦截其文以刘之申杜者列于后，而反以駮刘；又不审其文义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横决职此之由。《易》、《书》之疏间亦类此，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