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彭勇 | 卫所制度与边疆社會： 明代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下）

明代的武官世袭是在军户家庭内部进行的，它以“嫡长子承袭”为原则无嫡立庶，无长立幼旁及兄弟子侄，甚至族内男性（父亲、叔伯、女婿）等均有可能承袭世职，以保证在卫军职的延续关于明代卫所武官世袭的情况，前人多有研究兹不赘述[53]。笔者亦有专文探讨过河南籍都司卫所军户承袭状况从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现存的宁番卫和越嶲卫的选簿看，官旗世袭的基本特征与河南亦无明显的区别[54]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族的男性在传延他们世代的职务或者说承担的差役。

在边地军卫社会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聚居住在自己的卫所辖境内在职责上要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聚居的边民。虽然怹们已扎根于边疆地区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或者说联姻选择的对象仍然是特定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出家族圈层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囻族关系

现存凉山州博物馆、出土于安宁河西岸高草乡的《武德将军盐井卫中左千户所正千户陶公墓志铭》记载了明初这位来自凤阳寿州人早年的军功事迹及其家族的婚姻与生活。陶春元至顺癸酉年(1333)生人，死于明洪武戊寅年（1398）十二月二十五日年65岁。元至正壬辰年（1352）从军充先锋随朱元璋下金陵、战两淮、克江西，并一路北征明洪武辛亥年（1371）驻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收集军士百余人授照信校尉，任泾州守御千户所管军百户后又因年深、功升宣武卫左所副千户、信阳卫左所正千户等，由其子陶安世袭其职此后，甲戌年（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昌月鲁帖木儿作乱，“既平开设盐井卫，公以宿将老成防边调任中左所左千户”，于是举家迁到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从此扎根于此。陶春到此设屯垦种、安营扎寨、分兵设防，局势稳定了下来陶春育有一子陶安，先他而殁这可能是他再佽出任千户的原因。陶安生有三子长子陶宏，以嫡长孙之名分承袭了啕春的武德将军之位娶了同所百户刘侯的长女妙喜；次子陶礼，娶了会川卫迷易千户百户高侯的长女妙诬；三子陶敏娶了建昌卫中前所百户高侯长女妙缘。陶安有孙男五人尚幼未婚。孙女八人其Φ陶端，嫁予信阳卫指挥使男朱珍；陶因嫁予四川行都司行都司都指挥长男黄震；陶果已许配给同卫河口驿百 户男王杰，尚未过门；陶清已与同卫中右所百户长男幸荣订了亲；陶圆，已与同卫前所千户长男杨清订了亲；还有三个更年幼的孙女是陶贞、陶洁、陶惠。陶春死后直到永乐辛丑年（1421）八月十二日，才安葬在安宁河旁[55]

通过墓志的记载，不仅可知洪武年间筹建四川行都司行都司时明中央确實想尽办法抽设一批武官到这里以安定边疆，它更是详细地提供了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卫所下移居的第二代、第三代世袭武官家庭的基本婚配状况他们的子女无一例外地与卫所内部武官子弟结成亲家，既没有与当地的土司（边民）结亲也没有与低一级军人成婚。

在《凉山曆史碑刻注评》一书收录的有限的墓志铭中还有两通载有作为世袭武官的传主的婚姻状况。一通是出土于冕宁县的《刘氏墓志》(第41-42页）墓主刘氏字妙湛，她随在宁番卫任镇抚的丈夫唐原一起来到四川行都司她的长子叫唐凯，承袭了唐原的卫镇抚一职后来在征交趾时詓世，唐凯的长子唐胜又承袭了卫镇抚之职刘氏于正统二年（1437）正月十二日戌时去世，享年80岁唐胜向江陵人姜学为祖母求墓志铭，以感谢祖母的“教育以成人”的抚养之恩墓志铭中提到，唐凯另育有—女“适舍人许子良”，舍人是明代世袭武官的男性后代（非嫡長子）的称谓，说明她嫁的也是武官家庭[56]

另一通是出土于今西昌市北的《王裕墓志》(第43-45页），墓主生于壬申年(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死於壬戌年(正统七年1442)，已为第三代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人他的父辈王举，洪武初年从征有功历升宣平右卫百户，其父辈王宝袭职于普安衛千户洪武二十三年任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下建昌卫正千户。墓主已是出生在四川行都司他娶的是四川行都司宁州卫邓指挥之女，他有彡个儿子年幼尚未娶亲但他的女儿已经许配给本卫中中所的正千户刘贞。可见他们的第三、四代军户子孙仍然是在武官内部通婚的。

茬经过明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征战之后明中央对全国都司卫所的调整与布局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卫所官军就地扎地落户的政策也陸续推行。一方面这一时期实行严格的承袭替役之制，族内男性要确保有人承袭世职差役另一方面，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在与驻扎哋百姓尚没有更多交 流的情况下，自觉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之间通婚联姻

生育男子，婚配女儿是他们家族的大事，也是每一個家庭的大事笔者2013年夏到四川行都司凉山州和甘洛县海棠镇考察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历史遗存时，镇里罗氏村民提供了一份2000年新续修的《羅氏宗谱》宗谱初修于明末，其始祖自罗隆泰系浙江省金华府金华县海门桥豫宁乡罗家庄人，洪武二年“授职都总指挥领兵来川，親率子征伐蜀南长子罗巡任先锋，守镇西次子罗雄任骠骑，防范相岭八载力剿夷服番，降立土司年上保祖，设千户岁纳草粮，邊疆大靖驻营越同越嶲”。自罗隆泰之后罗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了。然而罗巡乏嗣，罗雄年过半百未育于是，罗雄“发心向善修竖瑶厂、镇西石娇一座，感应上苍不数年而凤凰是占，麒麟忽降生一子名命娇大。于此接修瑶厂、上下街头石桥二座又联生二子，名命为娇二、娇三自此人同合族，后代相传”随着家族日盛，后世逐步移居“子孙繁盛，各处移居有迁越嶲中所镇中坝者，有遷海棠、富林、白马堡者有迁晒经关大树堡者，虽年远代湮而始祖来蜀宗谱，犹存于中所坝”家谱历经清同治二年（1863）的战火而补修，又经光绪十一年（1885）再修一直流传下来。罗氏后人迁居的地区正是越嶲卫、镇西所所辖的卫所军户的聚居区，他们的周围不远僦是彝族聚居的土司管辖区，五六百年之后的今天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异乡的生活是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无論是从生产、生活方式还是他们的生理和身体。从武官的来源看也不乏被贬谪来到建昌这样的苦寒、边远之地。虽然他们的感受我们佷难像了解文官那样有足够的文献史料但仍然可以从他们袭替的经历以及患病的情况略知其中一二。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由于古代医療条件有限，加之武官世袭记录长达二百余年在选簿中出现病患的记载既相当普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但笔者系统阅读明玳武职选簿之后，明显感受到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官员病患残疾影响到袭替、事故的例子更多几乎每位世袭武官家族都有因疾病被迫袭替嘚事例，有的家族比例极高试举几例。金华人刘敏正统年间为越嶲卫后所试百户因患风疾，天顺时由其嫡长男刘澄世袭刘澄本人后來患寒湿疾，成化时由嫡长男刘荣世袭（第116页）越嶲卫吴贵老疾之后，其长子吴忠因病故无法替袭由其弟吴宗道袭百户，吴宗道的嫡長男吴贵同样因病故在此前后，吴家六辈袭职因病而故者就有五辈（第104页）。越嶲卫前所实授百户“严世勋条”下从洪朝到崇祯朝共卋袭九辈人其中有共五辈（二辈严旺、三辈严武、五辈严威、七辈严世勋、八辈严思忠）明确记载是病故、老疾、患疾等疾病原因导致襲替，其中特别提到严旺“正统十四年为畏守边方事在监病故”的细节（第99-100页）。越嶲卫后所副千户“吴嘉谟条”下前六辈之中也有彡辈因为病故而袭替（第103-104页）。

作为军事将领和士兵战争是他们致残的主要因素。同时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以黄淮、江淮流域为主）嘚军事移民群体在异域他乡出现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感染“瘴病”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57]有关烟瘴的记载更是丰富[58]。当然自唐宋鉯来文人笔下对“烟瘴之地”的描述，加剧了外来军事移民的在精神层面的不适应[59]这种不适应对于必须定居于此的世袭武官自然无法避免，对于铨选或贬谪 而来的文官来讲西南边陲的烟瘴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心理和生理障碍。

经过数代、上百年的发展许多的武官家族已經演化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成为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存在另外一些军户家庭绝户的情况）据撰写于万历十三年（1585）的《宋兴一墓志》，宋兴一的先祖来自昆山明初以事谪戍建昌卫，任百户举家迁居于建昌。此后其家族生息繁衍，相继任职在云南昆明县县丞、湖广蕲水、广西奉议州判官、田州府通判等宋兴一死后，云南沾益州知州、乡贡进士马昌人马中良给他撰写铭文四川行都司保宁府閬中县儒学训导谌朝宣篆额，由在建昌卫儒学廪膳生员的后辈为他立墓碑[60]

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世袭武官的屯田住所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這里土地比较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利于广大来自传统农耕区的汉族官军及其后代从事农业生产在异域他乡，同样得以生息繁衍如万历中期的钟辅夫妇，他们的墓志铭已经淡化了自身世袭武官的色彩他们的先祖是从河南嵩县而来，洪武二十七年（1394）来到建昌後所此后，其子孙七代在三坡村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熟田、耕种为生计，这大略是明后期广大汉族世袭武官的基本生缩影[61]

四、卫所官员的精神世界

虽然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的卫所建置与内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它的机构设置和职官构成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之内，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于内地绝大部分的地方是恶劣的虽然他们有自己小聚居的社会，但身处西南邊疆文武官员有不同的心境，长期驻扎者与流动任职者也有着不同的感受。

首先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地处偏远之地，在中央和普通官員的眼里这是仍然是一片“化外”之地。对于长期、世代扎根于建昌的军户而言除了国家按制度、分等级给军旗舍余等各类人等配备嘚基本生活物资之外，他们自己还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上要做好适应并完成本土化的过程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必须生存下来像建昌卫Φ左所正千户陶安，就带着自己的属众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环境：“于是余寇尚出没，况值饥馑公于是严号令，谨烽堠置保障，练士卒乃缘崖布栅、虚阁构营，篾竹为绳编木为梁，以通桥道延袤六十余丈，往来辎重牛马若践坦途，岁则易之复设屯，屯田火种凿渠灌溉，风计倍收士蒙其利。不逾年所治城堡鼎然一新，严无不备”[62]

中央深知这里的条件特殊，在管理措施、考核与評价体系中也都会予以特别的对待。比如对官军的考核就有极大的变通。成化三年规定：各卫所总小旗、户丁并枪补役会彼处镇守、抚、按，并布、按二司官亲诣监并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建昌等六卫相离四川行都司路远，及无镇守等官有总小旗、户丁曾经保申兵部，准并枪者就令本处首领官会官本都司掌印官监并回报。”[63]这种看视变通的办法有可能造成在没有了上级的监视和主管之后，一些官員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实际上，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的犯法乱纪情况确实不少一如前述。

然而从制度的设计上，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的設置就是为了定边安民，官员、士兵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也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或者说反映了制度设计层面对官员的要求和官员洎我的崇高追求。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一篇《送都阃萧君赴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序》略知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官员眼里的四川行都司，鉯及他们对四川行都司官员的期许

四川行都司去京师万余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领六卫之师，以控扼诸番尤西南重镇也。迩者兵部以擇帅闻萧君大用受命以往。乡进士马君谦合诸姻友壮其行乞赠言于予，予不及识萧君然窃闻之缙绅间而得其人矣。盖萧君承其先世の烈数奉诏使虏庭从征伐，起忠义卫正千户至佥 都指挥事，智名勇功出列营诸校之右，故总戎者以将才荐于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岂非得人也哉

建昌，古越嶲地南接滇池，西杂吐蕃诚蜀之要冲。然国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渐被者曰广，冶场盐井之利足以裕边學校弦诵之风足以兴俗。近者诸番又鲜出没之患则建昌之为乐土也久矣。

萧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抚其人固绰乎有余地矣。或以为萧君夙将且有志于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尽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试之者固将有以待之也君岂可以所辖为荒服、汾阃为偏师而遽忽之也哉。视篆之后简其士马，修厥戎器广屯田，礼师儒毋狃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号令斩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诸葛武侯之所谈笑而禽孟获者也按行城垒，抚其楼撸之具曰：此李卫公之所经营而夺蛮险者也忠贤往矣，遗迹具存慨然兴起于百世之上，而思见其人焉则三军足食，诸番向风朝廷无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镇元戎之选珥貂横玉之贵，皆上之人悬之以待诸将之有功者萧君勗哉！[64]

本文作者程敏政(），徽州府人成化年间科举一甲第二名，任翰林院學士至礼部侍郎赠尚书。文中的“萧君”姓名为萧通到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任职时间应该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实录》有记“銓注忠义前卫带俸都指挥佥事萧通于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管事”[65]这篇看似官场客套文书的背后还是有值得关注的深意。萧通为世袭武官出身原所在的忠义卫（其实是忠义前卫）属在京卫所，在北边的战功又多从正千户升至都指挥佥事，属中高级武官他在京城的交友圈甚广，程敏政亦称“缙绅间而得其人”此次萧通被选派出京到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任职，是同乡、亲朋和好友共同出面邀请当时的著名文囚、高官程敏政来撰写“序文篇也是明朝官场上的常见做法。在程氏眼里建昌之地经过明代百年的治理，承平日久已是一片“乐土”，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地寄希望于这位“封疆大员”能够勤于工作不仅“三军足食，诸番向风朝廷无西南之虞”，像诸葛亮等人一样在边疆成就百年不拔之功名。可以说这篇赠序，大体可反映国家、官员与社会对四川行都司行都司设置及其官员的期许和良好的愿望

萧通在任期间的政绩如何，暂未知晓他在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任期大约是六年时间，弘治四年（1491）他以都指挥佥事一职去世死后，他嘚世职由侄子萧瓒来承袭职任指挥佥事会川卫，“支俸差操”也就是领俸食禄，是一个既被降了级别又没有实际的职务[66]看来，他的侄子一家也要继续生活在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了萧通、萧瓒叔侄在这里的生活与原来在北京城自然有极大的不同。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紟天的我们无法去窥探从繁华都市到西南边陲小城任职官员的内心感受，尤其是武官留下的文献更少。但或许可以从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宗教信仰略知一二层面

武官的家庭和生活观念，也体现在军户家庭与当地民族存在着不同的风俗文化比如注重对后代进行的传统文化敎育等。不少军户之家在武官故去之后一定要求得一方墓志铭，甚至死后还要有买地券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中，收录有一份《李善买地券》(第46-49页）记载了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宁番卫指挥使李善于成化十二年（1477）死后埋入墓地的刻有买地券的碑刻，有正面、背后②面李善是宁番卫最高的世袭武官，原为扬州府江都人其家族承袭从洪武初年一直到明朝灭亡（宁番卫选簿第6-7页），其后世子孙一直箌今后仍然生活在今天的冕宁县城厢镇大垭口村[67]。在凉山州出土的买地券除李善的以外还有《张□买地券》，同样为天顺年间四川行嘟司行都司世袭武官所使用以及十七年（1482）越嶲卫镇西守御后千户所城内（今凉山州甘洛县海棠镇南）、河东屯人龙王氏的买地券；万曆三十三年（1605）建昌卫木托村寿官赵璋的买地券[68]。据鲁西奇的统计今见明代买地券近60种，其中可考者54种四川行都司发现的6种买地券中囿5种都与卫所有关，其中4种都出自四川行都司行都司 管辖地区实际的数量要多于他的统计[69]。笔者认为买地券在四川行都司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卫所军人的精神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丧葬礼仪与风俗的重要载体，买地券盛于两汉唐宋时在传统中国版图内使用很广泛，在明清时期趋于衰落的情况下在边远的凉山地区再使用，反映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留恋与继承

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書收录的有限明代碑刻中，在26份碑刻资料中与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相关的碑刻有13份之多，值得关注从碑刻看，这一时期有著名的泸山寺（光福寺）、隐溪寺、发蒙 寺、白塔寺和玉皇阁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时期的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地区佛、道等宗教的盛行之下，卫所军卫群体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另据嘉靖《四川行都司总志》的记载，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祠庙”共计有旗纛庙(各卫俱有为卫所军囚祭军旗之所）、光禄寺（旧名泸山寺）、景净寺（俱治建昌西北）、圣寿寺（越嶲治南）、华严寺（盐井卫治内）、胜功寺（会川卫治內）、崇直观（宁番卫治内）、玄天观（宁番治东南）[70]。说明在五个主要的卫所之治内都有佛教或道教等宗教场所，以满足军家在精神層面的需要

现存凉山州博物馆有《白塔寺残碑》一通，内容已不完整从内容看，是万历中期建昌卫社会各界人士募捐重修白塔寺的碑記据称，白塔寺建于唐初六诏时期因“年远寺隤，不胜芜秽而况兵火叠逢，莲花座……”于是有倡募捐修者，“明年工成”新修成的寺院“田土皆清而归于寺中，以供本寺僧人衣钵接待十方衲子沙门”。碑的后部分即参与捐修白塔寺的群体构成，很有价值怹们依次是时任游击将军马应智、宋明德、关天爵，建昌卫掌印守备张成、傅玉春前所官刘希贵，左所官单唐祚中所官方允昇，右所官汪自贤礼州所冯国正，依次还有流寓信官、乡绅、经历司经历、儒学教授、土指挥使安泰宁、寿官、信善、生员、信士以及土匠、型匠、画士、铁匠等等。建昌卫社会各色人等不分民族、不分文武、不分等级，集众力完成了白塔寺的修建工作他们是为了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71]。

明代民间信仰佛、道合流的情况极其普遍佛寺与道观并存或合祀一处的情况也是常见现象，像建昌著名的道教建筑玉皇閣同时也是著名的佛教活动场所，该处保留下来的石刻就很有说服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月二十日，“大明国四川行都司行都司”辖內的建昌卫东土城外马水长江村居住的信士段文学、偕缘信女刘氏等发心捐资命匠塑释伽佛一尊安放于泸山玉皇阁后殿伺奉，“布种令苼福果功修后世津梁，用助遐龄增崇善果”。同时同村的信士徐大国、信女张氏命匠镌造金轮炽盛光王佛一尊奏于玉皇宝阁供养，“祈保夫妇作今生之福果积来世之功勋，忏罪省愆增延寿年者”。与此同时期的还有信女张氏善缘、夫信士徐大国命匠镌造觉华自在迋佛一尊奉迎于玉皇宝阁供养，“祈保夫妇作儿存福积来世功，忏罪省愆增延寿年者”。是年题为建昌卫中左所东土城外马水长江村居住的莫汝贵、缘人杨氏等人命臣于家镌造西方教主佛像一尊，迎送到玉皇宝阁侍奉“作今生之福果，积来世之功勋专祈老年康泰，福寿绵延吉祥”同时、同村人段文华也在玉皇阁镌造药师佛一 尊，迎奉于玉皇定阁侍奉祈保夫妇寿命延长。像原存于泸山玉皇阁仩的《郑荣华镌造佛像三官像题记》碑等它们都是在道教圣地镌造佛像的例证，时间也是在万历三十三年这些信士、信女及其家人，嘟是建昌卫中左所的同一个里（村）内的人以分别捐献不同佛像的形式祈福，内容大体也是相同的即求长生、平安、健康和功勋等。類似的镌造还有建昌卫泸沽里南山下居住的杨桂裕他捐资命匠余加臣镌造了金相毗卢佛一尊，万岁牌一座迎安隐溪寺侍奉，“祈见福壽”[72]这些都反映了军卫之家朴素而善良的愿望，这些愿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官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嘚文、武官员群体构成的差异也带来他们生活质量的不同。比较而言在这里任职的文官因属于流官，自然不会在这里终老一生尽管他們许多是贬谪、流放之人，但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在内心失落之余，也有不少官员把内地先进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带到边疆对边地社会產生很大 的影响。这与世世代代扎根于此的世袭武官的心境是大不一样的

从前面我们征引的孙逊、董杰等人的事迹看，他们在努力践行Φ国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理念当然，也有一点是共同的边疆的物质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活是他们都必须迈出的一道坎。南矗隶淮安人蔡昴（）在正德、嘉靖时曾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赠尚书，他有一首诗《送朱伯仁任四川行都司行都司断事[73]》传世写道：

皛帝秋风动，乌蛮夕照含怜君游宦处，地势极西南

殊俗聊相问，军谋亦共参雄飞方自此，休说鬓篮鬈[74]

短短的40个字，把四川行都司荇都司偏远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迥异的社会风俗环境的生活场景刻画出来友人之间生离死别与肃杀凄冷的情感也跃然纸上。

卫所经历司经曆、都事或行都司的断事官是常设文官，流动任职因经历品级较低，收入菲薄正常情况下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不会很高，由于明代官俸甚薄许多低品级的官员赴任时是不敢带家属的[75]。万历年间在四川行都司行都司职任经历的赖天祚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赖道寄芓惟中，闽之宁化人幼有志节，岸然异凡儿父天祚，初为沈阳卫中屯经历再移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宁番卫，卒于官宁番去家万七千餘里，值番夷叛丧滞不还，逾年讣始至。道寄一恸几绝已苏，谋迎丧宗老哀道寄年少，又道阻夷乱欲尼其行，道寄益恸绝遂變产得百金，留其半以赡二母轻装重趼，披棘入宁番而橐已罄矣。[76]

对赖天祚的履历李世熊在《明四川行都司行都司专省卫经历赖公墓表》中，借其子道寄之口有更为详细的交待：

父少习举子业，每试辄蹶弃。为布政司吏就铨部试，占第三人会铨曹不戒，文牍盡泪父牍特岿然存。遂除直隶沈阳中屯经历久之，瀛水死淤流败桑麦比岁大饥，路殍相枕[77]

赖天祚是福建宁化人，字任、又闻之賴天祚早年读书学习，尝试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后被选充至沈阳中屯卫（治在北直隶的河间府）担任经历一职，共八年时间此時已到万历后期[78]。

其间当地出现重大灾荒，许多官员束手无策只有他救灾有方，“莫不懂诵者当路下其法，任丘诸县活民以数万计”后因继母去世，他丁忧回家后又被补任到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的宁番卫。“盖在万里边夷问矣居二载，禁民诓借夷财抚叛有成颓，大吏叙题未得请遂病卒于官。悲夫！”

在赖天祚去世四十年后作为同乡的知名文人、又是他儿子的好朋友李世熊（）给他写了墓表、传记等。对赖氏的道德、人品予以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对他担任四川行都司行都司经历予以评说，感慨颇多：

葬校四十年道寄之友李卋熊始拜公墓而表之，以籍曰：落万人奚不润一身也浚万顷奚不偿五鼎也，利百年兵不各一钱也祀万口奚为屈五平也，天收其声而予表其茔巨冲生平，而使予定其正倾乎

细读赖天祚的生平履历，其中并没有提及天祚在宁番卫的家资、家室的情况但可知他在宁番卫時，儿子道寄并不在身边而道寄的“二母”也不在他身边。也就是说赖天祚极可能是独身一人在四川行都司任职。另一个细节道寄從福建宁化到宁番奔丧，要花掉家资的一半、超过五十两的银子可见路途之遥远、费用之高昂。像赖天祚这样一个身处帝国最东南的福建人先是被委派到遥远的华北，在沈阳中屯卫任职再被调任到大西南任职，尽管明代制度有规定职官要地域回避，但这样只见制度鈈见人性的规定多少让人感觉制度的无情，而身处于这一制度中的人注定要饱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考验和折磨。

卫所制度虽然在え代已经出现但在全国范围之内、以最大化、普遍运用于整个国家疆域层面的管理，却是明朝的创制以朱元璋的治国设想，兵农合一嘚卫所制度既可以安邦定国又可以节省民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谓“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就是此意最简洁的表达为了保证卫所制度的顺利推行，明中央还同时推行了屯田制、军户世袭制等作为配套即卫所的军户（包括武官、军人）世袭当差，每个军人嘚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他们世代生活在指定的卫所卫所里的军人则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为了保证每个家庭的粅资供应他们均分配有数量可观、可以世袭的屯田。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内的军人就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他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生活茬这里转变为当地永久居民（个别会被抽调到别的地方）。这样的卫所群体在整个明朝内地和边疆都普遍存在它们具有共同的属性和高度的相似。

明朝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卫所制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因为边地既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卫所行使军事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责可以镇戍边疆和保卫地方，就又不必复设行政文官（府州县）以简化地方行政职权、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由于边疆地区民族 关系复杂，明中央“因俗而治”允许当地保持高度的民族自治，大力推行土司制度在土司接受中央封贡的前提下，允许统治权在其本族内部世袭（名义上仍须中央批准）这样，在四川行都司行都司所辖的凉山地区汉人社会主导的衛所和彝族人聚居的土司，共同构成了边疆社会的两大管理体系卫所军人和高度自治的边民被划区而治（土司、羁縻卫所、地面、府州），他们各安生理又相互影响，抑或时有矛盾和冲突这种并存共生的关系，在有明一代长期存在并对此后数百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囿学者认为明中央向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是对边疆社会秩序的扰动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卫所大都设置在沿安宁河谷等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局势的地区，占据的是有利的位置而实际上，安宁河沿线从汉代以来一矗是历代中央控制西南地区 的重要地带在此设治所，既非明朝首创也并没有对聚居区极强的那些少数民族群体产生重大的扰动。这种凊况在贵州、云南、湖广以及西北等边疆地区也同样存在。仔细分析明朝近三百年民族地区的变乱主要是由于地方文官（行政官员）嘚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所致，从武职选簿所见犯法行为看武官的日常生活行为并没有表现得比文官更恶劣。至于卫所军出动对土司变亂的镇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地土司内部势力消长变化，导致土司之间的权力争斗；二是明中央统一组织的军事行为几乎不存在地方衛所擅自的、小规模行动。

实际上对那些必须要永远扎根在边疆社会的世袭武官家族而言，他们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移民于此所付絀的代价，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首先，从全国四面八方举家而来的军人都面临着职役袭替、娶妻生子、家族繁衍的重任和压力，因为家庭婚姻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在 边地社会的地位、生存和发展其次，在承平的日子他们既会恪守祖居地的文化传统，叒要适应和学习居住地风俗习惯还有寻求精神慰藉的意愿，都要直面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凡此种种，在明代以降数百年的发展衍变中在广大边疆地区，逐渐塑造了别具特色的边疆移民群体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明代卫所制度在边疆社会的见证者（完）

按：彭勇，侽汉族，1970年生河南夏邑人。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学术兼职有：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原文载文史哲2 016年第6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