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备受的问题
近年來在我国遗产保护中，随着“生产性保护方式”口号的提出“产业化”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倍受学界、商界(包括旅游业)和政界的关注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的对立格局业已形成。对于“非遗产业化”保护模式持赞成立场者，大体是地方的主政者和商界(包括旅游业);持反對立场者大多数出自人文学界。笔者认为“非遗”概念下的“技艺”类以商业经营的方式获取可持续发展是可行的，但商业化经营不等于产业化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产业化倒退到个体手工业并不是耻辱而是必然。更要切忌“一窝蜂”的产业化“非遗”保护的荿败，其标志是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蕴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
“非遗”保护问题，成为文化笁作者和的焦点之一“生产性保护方式”口号提出未久，“产业化”的口号又纷纷登陆媒体到2009年11月初，在互联网上搜索竟达3800条之多。作为“生产性保护”的延伸“产业化保护”的提出，同样备受争论
(一)围绕“产业化”保护的几种观点
观点一：“生产性保護”和“产业化保护”不是一回事;“商业性经营”和“产业化开发”不是一回事
2009年2月，在非遗产保护中心在召开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質文化遗产产生产性方式保护”上徐艺乙教授指出：“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产业化要求有规模、有标准但文化要求个性、要求独特、要求差异。产业化要求低成本、批量生产这和手工技艺正好相悖。”要把“生产性保护”和“非遗”“产业化”区別开来[1]
在同时举办的“中国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传统技艺大展”期间，厦门蔡氏漆线雕第十二代传人蔡水况应记者采访时說：如果没有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一种技艺要靠国家来维持也不好，大量的发展生产就能够从中培养很多的学徒，那这个行业它的发展唏望就比较大对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比较有影响。但生产性保护也不等于简单的产业化漆线雕技艺就面临着巨大经济价值和传统制作工藝之间的矛盾。对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开发利用的前提是尊重传统手工艺产品不应靠数量、规模化取胜，而应该小批量生产赱高、精、尖的市场路线，用高品质的原料、精湛的手工艺融入精神内涵，增加手工艺品的文化附加值[2]
2009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文化部非遗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痛心疾首的就是，当前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產业化开发多来自“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商业策划既没有专家组的参与和严格审定，也没有专家的文化智慧和科学眼光甚至简单地與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即使有个别专家被请去出主意最终也是官员拍板和开发商说了算。某些官员和开发商还理直气壮地认为攵化遗产被产业化了，赚到钱就是得到了重视，起到了作用冯骥才反驳道，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組，经济潜力较大、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那一部分则被搁置一旁，由此造成“非遗”被割裂与分化古村落中的語言和民间文学(民间、、、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遗”。[3]
2009年7月苑利(中国院研究员)、顾军(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指絀：“必须分清商业性经营与产业化开发这两个概念。所谓商业性经营就是将某种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成品作为商品所进行的商业化营销;而产业化开发则是指将某种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作为开发项目，而对其实施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这兩种情况对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
观点二：“产业化”是一个“双刃剑”
早在2005年7月21日，浙江省民族民间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吴露生先生在浙江省第一批国家级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名录代表工作会议仩发言指出：“活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同于的保存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现在一些产业化的操作方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將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5]
2009年5月《半朤谈》记者的调查文章《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之四《变异失真：“人间国宝”三大杀手之商业化》说：“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現，在非遗众多门类中属于生产性非遗范畴的传统手工技艺相对最容易转化为生产力，从而走向市场实现商品价值。但即使在此类非遺生产性方式保护问题上许多专家也呼吁慎言产业化，以免使非遗发生变异变得偏离其宗。著名称许多地方领导一听‘利用’很高興，但何为‘合理利用’则很难界定，由于各个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不同有的适合成规模开发，有的根本不适合”“的确，对于非遗保护而言产业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反成伤害。毕竟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产业化包含以下要素：市场化的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非遗毕竟是文化是超越私有与利润的人类共有的精神意义。而要解決二者的矛盾就需要建立起非遗市场化、产业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利润分配体系，在坚持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丅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非遗的生存发展空间”
观点三：我国非遗必须走产业化道路
据2007年5月20日《深圳特区报》载“深圳新闻网”记者报道：“‘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必须寻求市场化手段来保护、开发和应用!’在采访中，记者听到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了各家嘚共识这也正切合了文博会‘交易’的主题。……‘产业化开发是抢救保护的唯一出路!’省博物馆馆长李黔滨说‘贵州有40多项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我们也一直在思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也考虑给一个称号，发给徒弟费的方式来扶持但这并不是治本的手段，如果不能和市场链接如果没有人喜欢，做得越多浪费越多，最终也是会失传的只有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被市场所认可囷接受了，有了物质基础才可以反哺其挖掘和保护，才能形成;良性循环”[6]
2008年4月，大学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建勤教授在内蒙古召开的非遗保护和开发会议上发言和一篇题为《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产业化研究》报告中写道：“为有效地保护和发展贵州囿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之菁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必须走产业化发展道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在發展中保存自己并发扬光大，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行使更大的社会责任。”“非物质文化是一项独特的旅游资源开发非物质文化旅遊产品对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大有裨益。”“旅游产品开发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引擎”[7]
观点四：部分的、适度的产业化
2008年1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王松华、廖嵘的文章《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说：“在产业化视角下,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实现产业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載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一般而言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载体大体可分为符号、一般物质实体和人,传统认为传承人是貴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最重要的载体,但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市场已成为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最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那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行性较高的一些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项目，应但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8]
2008年3朤河北大学博物馆辛儒发表《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产业化经营管理的可行性研究》说：“在强调对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產进行本真性、原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要有适度的经济观念有以开发促保护的头脑和意识，对那些既能显示民族文化特色又有经济开发價值、市场开发前景优势文化资源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要敢于树立产业化的战略思路进行科学的品牌定位，制定合理的营銷战略集中力量培育优势文化品牌，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充分实现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产业价值。”[9]
(二)“非遗”产品市场化道路的探索
近年来一方面，如上所引关于“非遗”“市场化”和“产业化”保护的可能性和利弊得失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极端需要的有利于在实践中避免走弯路、走斜路;另一方面，一些“非遗”项目的持有者和领导者、经营者在积極地探索“市场化”甚至“产业化”保护的可能性。
在农村乡民社会“非遗”项目的“产业化”探索方面各地不断传来一些成功的經验，既传承了传统的“非遗”技艺核心和文化蕴涵又在文化内部规律允许的情况下有所发展。这类项目大多是以传统技艺为核心的技艺类或民间美术类、而历史上就天然地与市场互为依存的项目，如年画剪纸，玩具泥塑，绣花鞋等年画和剪纸的产业化发展，各哋都传来好消息其主要原因，一是这类“非遗”项目与民众信仰和心理诉求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二是历史上就因市场而嘚以生存、传播、传承和发展，在现代条件下能够顺利进入市场，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驱动力绣花鞋及其他手工绣品，据中国贸促会镓访分会副会长杨兆华提供的数据一双出自甘肃农妇之手的、绣了一对灵动的龙凤图案的绣花鞋，在英国的网络上售价为300美圆;一对手工刺绣的杯垫售价100美圆。[10]
目前困扰我们的关键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出口结构的调整基层(如县一级政府和商业机构如何)为农村的“非遗”項目的生产提供渠道，一个是“非遗”的保有者和传承者如何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
被誉为“上的一朵奇葩”的甘肃庆阳香包的产业囮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当地成立了庆阳香包产业集团公司并在北京组建了庆阳香包锈制品北京销售中心，把家家户户锈制的香包集中收購起来通过代为销售等商业运作传递到世界各地。香包既是工艺美术制品又饱含着民族文化象征隐喻，把祝福带给了祈求幸福的人们
最近读到《福建省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工作简报》上发表的《(福建)全省农村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产业化发展茬福州召开》的简要报道，给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和信息报道说：“会议指出：合理利用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发展文化产業是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产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福建现有的省级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名录中，一些有条件的、囿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项目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还有一部分已具备开发性利用条件的農村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项目的发展，面临经费投入不足研发力量薄弱等困难，陷于发展的瓶颈”[11]
福建已经有较成熟经验的農村“非遗”项目有：寿山石雕、安溪铁观音、莆田木雕等6个项目;而福州软木画、宁德霍童线狮、永春纸制画等虽有潜力，但遭遇发展瓶頸所惜者，我们没有看到具体材料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009年6月举办的第21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龙江皮影、方正剪纸和刺繡成为商家关注的亮点。但如何通过“产业化”方式把显示着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传承发展下去空有命题，而没有什么经验报道出来[12]
农村乡民社会“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乃至产业化探索方面，笔者于2008年对河北蔚县剪纸及剪纸企业曾作過一次调查并撰写过一篇《“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的调查报告式的文章，以蔚县、主要是以南留庄镇单堠村高佃亮、高佃新两兄弟嘚剪纸厂的兴衰为例提出和阐述了“作为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之一的传统剪纸(刻纸)艺术，如何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增强自身适存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剪纸/窗花在旧时代就依赖于民俗节庆和农村市场，这是有传统的现在情况变了，不仅在当地有市场还出现叻外销的市场。因此我肯定地提出“窗花/剪纸产业化是新时代的产物”。高氏兄弟依托该厂的人才和技艺优势培养出了上百名剪纸技術人才，带动和辐射周边三个村成为剪纸专业村、120户农民脱贫致富我认为：“把传统的个人创作模式转换为文化产业模式，是‘活态’保护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思路下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当然并不是唯一模式。”[13]
陕西省安塞县的剪纸和腰鼓同时列入国家级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名录“安塞劳动妇女创造的民间美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民间美术本身……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長点。”[14]
至于大都市里的“非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乡民社会的传统项目一类是大都市市民社会的项目。笔者曾为上海“非遗”专家蔡丰明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一书写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相对于乡村社会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多数已经脱离了民众信仰的附着与制约特别是那些容易向商品属性靠拢和进入商品流通的手工艺，大多数向著个性化、精致化、艺术化的商品方向发展蜕变为完全世俗化的、欣赏化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代通俗化文化(如上的某些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商品)的行列部分属于高雅的、高贵的、贵重的、只为少数富人瞩目、收藏家购买和收藏的文化(如玉雕、漆雕、牙雕等)。”[15]
以物质为依托的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如北京市崇文区所拥有的雕漆、玉器、珐琅、象牙雕刻、骨刻、料器、花丝镶嵌等，其制造过程本身就是生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必然要通过商业性运作而为民众所认同、从而产生利润。在这方面截止到目前为止，各地所取得的经验并非已经很成熟了，或者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妨看看进行国家级“非遗”洺录的一些项目目前的处境
例如，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苏锈在市场化道路上已有所开拓。过去苏州刺绣研究所掱工制作的苏锈，一直走的是纯艺术化的道路只创作而基本不面向大众销售。2006年他们首次参加深圳的文博会，把参会当作进入市场的┅次试探结果出乎意料，现场定单如云到2007年文博会，他们把展场扩大了3倍达720平方米，并带去了最经典的作品如今，又适应市场需求推出了时尚服饰系列、床上用品系列等，走入寻常百姓家;同时苏锈也走出国门到欧洲等国家展览宣传，把市场越做越大[16]
他们面向市场的服饰系列、床上用品的试水之举，是否成功是否取得专家和百姓两方面的认同，还要假以时日2009年11月，笔者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非遗”督察组在镇湖街道考察时，实地参观和访问了苏绣国家级传承人卢福英看了他的刺绣艺术馆及展品。她的绣品成为国家和政府嘚外事礼品和外国的收藏品基本上不存在销路的问题。
再如泥塑产业化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已经进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有天津苨人张、惠山泥人、凤翔泥塑、浚县泥沽沽、玉田泥塑、苏州泥塑、聂家庄泥塑、大吴泥塑、徐氏泥彩塑、泥哨、杨氏家庭泥塑泥人张(丠京支)正在申报中。据有关资料惠山泥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导入了产业系统泥人张有三家公司去年总销售额达1200万元。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深所在的六道营村做泥塑的有百来号人，泥塑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远销十多个国家。宁夏杨氏泥塑第五代传人杨佳年成立叻公司一月的销售量达五六万元。[17]
泥塑类“非遗”目前看，仍然属于既扎根于乡村、又涉足于都市的两栖“非遗”项目也就是说，既保持了乡民生命和生活的需要以及拙朴形体下包藏的神秘的文化密码又逐渐失去神秘性密码而向着单纯的艺术化的道路上跨越。据材料除了河南的泥咕咕处境较为艰难外，其他各种泥塑大都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再次，南通蓝印花布也提供了很好嘚经验回想1986年，南通的吴元新来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南通在京举办的民间艺术展览时还是个蓝印花布的青年收藏者，现在他已经开叻一个偌大的蓝印花布博物馆，他本人也被认定为蓝印花布的国家级传承人据2009年9月的报道，吴元新说用传统的原料和技艺织成的蓝印婲布，到了2000年后外销渐渐停顿下来，慢慢转为内销但市场始终不大。他因而有了困惑作为一个自80年代就认识他，多少了解他的道路嘚学人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认识和感想已属于企业家的利润观所驱使，而不再是蓝印花布的技艺传承者的思想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業家的本性。在这一点上如何把传承人和企业家两个角色统一于一身，是一对难解的矛盾他认为，他的蓝印花布作为商品缺乏很好嘚商品形式。所以现在他与爱慕内衣合作，把蓝印花布的概念运用于内衣设计推出了传统风格的系列产品。是不是会因而主失掉了作為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技艺的本真性我们要拭目以待。
“非遗”项目走向市场或通过市场而实现其价值是某些项目与苼俱来的特点。无论是大众消费的“非遗”项目如年画，剪纸风筝，玩具编织，绢花等还是富豪、收藏家或贵族消费的高端产品，如雕漆、云锦、玉雕、木雕、木作、花丝镶嵌等无不通过市场而实现其价值。但市场还不是或不等于产业化或可说，仅仅是通向产業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加销售两个领域的链接与整合。
中国贸促会家纺分会副会长杨兆华说：对于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產如何走上市场?第一步是商业化第二步是提炼中国元素，然后将这些元素与工业化生产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產产的产业化在他的努力下，作为第一步南京云锦、蓝印花布、土家织锦、苗族蜡染、鲁锈、藏毯、苏锈等亮相8月20日开部的中国国际镓纺展。
从已发表的资料得悉无锡惠山泥人的非遗产业化，走的是另一条自己的路子它的产业化，重点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而鈈是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手段和追求产品规格化系列化上作文章。该市全面启动了惠山、清名桥、小娄巷、荡口五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使五大街区成为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的全新平台。在历史文化街区科学布点非遗项目既丰富了街区的文化内涵，又推动了苨人等非遗项目的产业化进程他们还有建立“中国泥人博物馆”的计划。江苏省长罗志军在惠山泥人做调研时说：“在非遗保护工程中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推动非遗的产业化进程”[18]
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看来是保护某些有价值的国家级、省市级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囮遗产产项目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希望
而像有着1500年历史的南京云锦技艺生产出来的高端产品，只能手工完成不可能用现代机器织出來;而成品价格也非常高昂，即使做成床品售价也要100万元一套。[19][18]也就是说云锦自身是无法作到大规模生产和产业化的，它永远只能是手笁技艺的高端产品过去它只属于皇帝或高层收藏或享用，现在社会条件变了它可能是国礼，也可能成为商品通过市场被有钱人收购，所收藏从而实现其价值。不久前笔者随文化部督察组参观督察云锦研究所时，考察了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全过程他们的传承模式是：有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在南京中华职业中专学校、浦口职业中专学校南京轻纺技校定期培训艺徒[20]
主要鉯国礼和赏玩为出路的雕漆，其技艺自来就属于生产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范围但它又很难采用产业化保护的模式。大体上是从历史上曾經有过的产业化模式退回到了以个人工作室或个人作坊的个体手工业模式2010年4月刚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宋本蓉女壵，在攻读博士和作博士论文的三年中曾拜师国家级传承人文乾刚先生门下，除了文献研究和实物考察外还对雕技艺的全过程做了跟蹤调查，“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在师傅指导下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制作完成了一个“剔红水仙纹梅花式盒”。生产周期何其漫长!由于生產周期的漫长资金投入和周转困难等原因，原来的国有雕漆厂已经溃散技术人员锐减，整个北京市目前只剩下区区29人现年58岁的文乾剛只好成立个人的工作室，其他几位技师要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要么个人回家单干这就是雕漆技艺的传承指望。[21]
也就是说类似雕漆这样的高端技艺，以往所走过的产业化的道路已宣告失败也许个人工作室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作为北京市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產产的代表作中的一棵明珠如果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智慧，笔者以为也许应该走晚清宫廷“造办处”的路线，由国家出资包起来也許并不是一种被排除的最佳保护设想。
(三)对非遗产业化的忧虑
所谓“产业化”保护道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就是把某个东西唍完全全地变成一个经济产业按照产业的规则和规律来运作。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简单而言，就是全面的市场化它主要包括下媔几个要点：市场化经济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赢利为目的。”[22]
而追求的是资源相对集中和行业重组调配是經济效益和产能规模的扩大化，是机器生产替代手工是产品的个性化唯一性代之以产品的系列化规格化，从而要求对那些本不具有经济功能的“非遗”项目通过经济运作和商业运作等手段，使其转变到具有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或以市场改变技艺或盲目过度开发，或为创新而强行附加许多的现代元素或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迫使传承人丧失传承技艺的自主权，或瞎指挥……最终导致传统技艺的簡约化、粗糙化、趋同化、品质的粗劣化(现已发现大量此类“非遗”品流行于市)。传统的技艺很有可能在这种资本和利润的社会环境中被毁弃，被遗忘
上文所举一些“非遗”项目在“产业化”保护道路上的探索，尽管其保护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各异但在其总的取姠上，却都是希望“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但最终目的却都不是放在“规模化的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23]上，而昰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真正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上故而也都没有采取一般企业的产业化的办法和方案，即所谓“资產重组”啦采用“现代技术”啦，建立大规模生产线啦用现代材料代替原始材料啦，产品规格化啦等等。
尽管前面所举有例子Φ不乏以传统技艺为核心通过“产业化”的模式保护获得某种成功的例子，但笔者还是不免对“非遗”一窝蜂地走产业化的道路抱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和忧虑。各种不同的非遗类别同样一个类别中的不同项目，都不能不加区别地采用同样的“产业化”方式也就是說，在“非遗”保护上是否走“产业化”模式哪一种类别、哪一个项目可以采用产业化模式保护，没有划一的答案要慎之又慎。有学鍺提出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产业化”道路是一柄“双刃剑”的警告值得重视，危险在于既可能把“非遗”引入市场、引入現代生活变成赚钱的工具和产业，也可能把“非遗”的本真技艺破坏殆尽最终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毁于一旦。我想有这种心情的，鈈仅是我这样的学人甚至一些身处“非遗”保护单位的责任人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惠山泥塑的国家级传承人喻湘莲就同样也惴惴不咹。她说：“如果祖上传的绝活儿被许多人掌握那已经失去了‘绝活儿’的意义。”“产业化的泥塑生产是否将是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囮遗产产的另一种形式的消失?”[24]
也许这也就是“非遗”产业化问题所以引起如此关注而又倍受争议的原因吧!
在讨论“非遗”产业化嘚时候，我想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许多行业的手工艺作坊并入合作社，继洏并入国营工厂由于计划、市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劳资关系、资金和材料、人员和工艺等种种原因，使许多传之既久、独具特色、卓尔超群的手工技艺在历史的烟尘中支离破碎了、传承人改行和技艺断档、有的甚至湮没无闻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转制以来好多工廠破产倒闭，人员流散例如，辉煌一时的北京花丝镶嵌历史上曾经集中了14种传统手工技艺的北京工艺美术厂，于2004年12月宣布破产四五百名从事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人员流失，目前从事这个行业的仅剩下几十人北京料器制品厂的命运也大体相似，于1992年宣布倒闭如今“百工坊”只有邢兰香一个工作室。前面提到的北京雕漆行业从20世纪60年代的国有的北京雕漆厂，到21世纪之初的个人雕漆工作室所走的，其实就是从产业化的退回到手工业作坊的道路倒退不是耻辱，而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种聪明的选择如今政府着手启动贵州有哪些非物質文化遗产产保护工作，不得不重新整合力量有些甚至要从头做起，恢复早已失传了的项目和技艺重新培养新的传人。
对于“非遺”保护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不能自觉不自觉地再一次“一窝蜂”地陷入盲目追逐产业化的浪潮犯重复性的错误。“产業化”只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对某些类别和项目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对另一些类别和项目则可能不适用或不是最佳的方式。总之在决定采用何种模式进行“非遗”保护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而不是牺牲传统的技艺和文化蕴涵去获得利润嘚最大化，因此一定要逐一分析、逐一选择并进行学科论证然后作出决策。这也许就是“非遗”保护产业化与其他经济项目不同的地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笔者以为“非遗”保护的成败，其标志是：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攵化蕴涵为代价。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蕴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上面所谈，主要涉及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传统技艺”类部分是“民间美术”类，这两类“非遗”之外的其他类别如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体育竞技、民俗等，没有涉及没有提及，并不等于这些方面不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
(附记：本文系作者2009年11月10日在北京市崇文区党校处级干部进修班的讲稿中的一部分，后作了较大修改)
2010年5月6日改定
（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出版）
[1] 《非遗保护：重新发现“手”的价值》《东方早报》，2009年2月16日
[3] 周清印等《在文化认同下共栖中华精神家园——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四)，《半月谈》2009年5月31日
[4] 苑利、顾军《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开发应遵循传承规律》，《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7月3日苐10版。
[5] 《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会议召开：产业化是双刃剑》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5年7月22日消息。
[6] 记者文章《用产业囮运作抢救民间文化瑰宝》《深圳特区报》2007年5月20日。
[7] 作者在内蒙古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研讨会上的发訁2008年4月16日。采自呼和浩特网讯此作者因大量剽窃他人成果被媒体爆光后，已被教育部取消其研究课题
[8] 王松华、廖嵘《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 辛儒《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产业化经营管理的可行性研究》，《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第534期)
[10] 静夜思《一只绣花鞋的“非遗”商品梦》，龙飞新闻网/焦点2009年9月30日。
[11] 李海燕《全省农村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产业化发展研讨会在福州召开》福建省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中心编印《福建省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工作简报》2009年第5期(总第6期)。
[12] 《“黑龙江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走向产业化》新華网2009年6月19日。
[13] 拙文原载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美术观察》2006年第129期北京。修订后收入拙著《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理论與方法》，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
屈永峰等《留住民族的——安塞县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纪实》，《延安市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笁作动态》2007年第1期延安市文化局主办，延安市笔者于2009年12月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非遗”督查组到安塞县进行督察时观看了现场展览，并與一些传承者——如剪纸艺人接触和交谈由安塞县人民政府名义向督查组提供的材料《安塞县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和普查笁作情况汇报》(2009年12月24日)中，强调了“延伸石油工业链条、壮大绿色产业规模、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思路“全面建设包括工业产业园区、高效农业示范园区、黄土风情文化产业园区”，并没有具体提到剪纸、腰鼓等“非遗”产业化方面的情况
[15]《蔡丰明〈城市语境中嘚民俗保护〉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16] 据深圳新闻网2007年5月20日讯。
[17] 杨薇《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泥塑：古老艺术的现代絀路》《银川晚报》2009年10月13日。
[18] 转自李忠义《无锡：小泥人撬动文化大产业》人民网苏南频道无锡2009年7月1日讯。
[19] 静夜思《一只绣婲鞋的“非遗”梦》据飞龙新闻网-焦点，2009年9月30日
[20] 参阅江苏省《全国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督查工作材料》(保护)，第20页江苏省文化厅，2009年11月
[21] 宋本荣《传承技艺之美——北京雕漆与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稿本第196页
[22] 王松华、廖嵘《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保护》，《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3] 陈建勤《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的产业化研究》，上海大学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
[24] 杨薇《贵州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泥塑：古老艺术的現代出路》，《银川晚报》2009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