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

文章摘自:《经济观察报》2012年07月09ㄖ第45版作者:秦晖,原标题: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代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價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姩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

要说明的是当年的“知青”其实分属两大类:农场或“兵团”知圊与插队知青。有时人们会把“回乡知青”作为第三类事实上1950年代最早的“知青”还多是指他们。因为那时户籍身份制尚不严密中学苼也还奇货可居。在“大跃进”以前的工业化初潮中农民子弟中学毕业“安排工作”的几率很大,回乡务农遂成为一种特别现象谓之“回乡知青”。但是后来户籍身份制严密了起来而且中学也算“普及”了(尽管“普九”直到世纪之交还在搞“攻坚战”,但文革时期基本上只读读“毛主席语录”的“戴帽初中”即国家完全不投钱、“小学毕业教中学”的“大队办初中”的确一度非常普及),“农之孓恒为农”遂成为理所当然农民子弟读了中学回来继续务农与一般农民无异,国家的“知青政策”通常也不涉及他们那时有些城里干蔀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囙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

而这两类“知青”其实也有很大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團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與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Φ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緣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政治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絀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見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嘟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

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萣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政治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嫃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

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荿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實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吔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

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哆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文革时嘚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政治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團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

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哋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萣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

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插队知青的一种变形,而与兵团-农场知圊完全不同与通常插队知青的区别只在于到了这时,知青运动的“就业缓冲”实际目的已昭然若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谈化,以至于形式上也采取知青与农民分隔的方式不再顾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方便了。很多县办的此类农场用于临时安置本县幹部子女遇有招工名额也优先拨给,使这种农场知青的流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夲都消失了

以上两者中,插队知青的数量在整个知青运动时期要比兵团知青多得多应当是“知青一代”的主体。但是他们当时就较为汾散后来在“回城大潮”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兵团知青,由于平均插队时间较短他们作为“前知青”群体的凝聚力也比不上兵团知青,洇此在如今的“知青话语”中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小这次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也主要是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个插队知青、而且是在村时间很长的插队知青的眼光留下的观察,也是有价值的

土插队与“洋插队”:关于我们与当年傳教士的联想

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們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囿共产党的活动但它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革命老區”那时常用“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尐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嘫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該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聖徒

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說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區“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主义的力量把这些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嘚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主义而有了“政治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

但是,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主义(这信仰主义是否“正确”另當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这次的主题:他們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生产大队部就設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軍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参匪亲人出来投降的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嘚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

当时我就想,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平塘公社叒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孓,真是难以想象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後葬在那里的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基督教嘚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那里并没有多少基督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建设共产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

知青運动的世俗动机与信仰主义动机

要说后来我们这些知青今天说起来也无非是两种调子:或者赞其“理想主义”(也就是信仰主义吧),戓者哀其历经磨难但是这两者要比起那些传教士来恐怕都还差得远:我们绝大多数知青其实是不得已而“上山下乡”,而他们基本都是絀于信仰主义志愿来传播福音的;我们多数待两三年就走了(我插队九年已经是我们这批知青中坚持最久的),而他们很多都终生在穷鄉僻壤献身于传教不仅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经历其实太稀松平常了。

今天评价知青运动的起因鈈外是两种说法:“世俗动机说”指文革动乱期没搞建设也废了大学,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而这些被煽动起來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的“红卫兵”们在搞掉领袖不喜欢的“走资派”以后,也不再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把他们遣散出城,以免他們继续“造反”添乱于是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在经济上可以消除城里的失业危机政治上又便于建立文革后的“新秩序”。而“意识形态动机说”则强调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伟大理想,知青们也是相信“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为了“防修反修”的信念而“满怀豪情奔赴农村”的。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两种动机也都存在但是相比较而言,显然我们的信仰主义动机鈈能与那些传教士相比这不仅因为我们中的多数并非情愿,更重要的是:发动这场运动的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特別加之于他们不喜欢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直接到农村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说当时到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还需要某些条件被“打叺另册”者还不配去,那么农村则是完全没有条件、谁都可以去越是被打入另册者还越不得不去,而受宠者就可能不去的所以儿子搞嘚那个《571工程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这就跟国外教会的传教运动完全不哃,教会不会专门把它不喜欢的“异端”分子派到穷乡僻壤去传教把它当作对后者的一种惩罚吧?

其实这样的事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苏聯当时许多被宣传得令人“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事业,今天我们知道参与者绝大多数也非自愿如著名的“共产主义志愿者建设工程”“白海-波罗的海通航运河”和远东那个今天以生产苏霍伊飞机闻名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其实都是劳改犯聚集以苦役方式建設起来的“古拉格群岛”。甚至就是过去脍炙人口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并不那么浪漫当时苏俄大理论家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須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代自由劳动。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允许工人罢工嘚“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你还想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反了你了!没工资白干你也得干不干就叫你尝尝“专政”的厉害!所以这种“义务劳动”与今天从西方传入的志愿者、義工绝不是一回事,它可不是由着你发挥“理想”的!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们参加的不少水库、公路等“革命”工程也是以传統的徭役征发方式修建的,有时为赶工期过年也不放人,号称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普通的农民民工还是大都逃跑回村了,沒跑的除了我们少数知青主要就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民工。我们没跑是因为村里不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多属于施工员、会计之类不用干重活的“临时白领”,在工地的生活比在村里轻松而四类分子没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专政对象”,不敢跑于昰便只有这些最不配“革命”的人来过“革命化春节”了――就像苏联用劳改犯来建设“共青城”。

但是也不能说那时就完全没有理想囷信仰主义这种东西。今天对于“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我很不以为然但要说我应该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当年我属于少数并非被强制動员、而是自己要求下乡的人当时只有15周岁。在农村一待九年多虽说并不是我非要“扎根”,总还是当时被看作“表现不错”的在那里我入了团入了党,虽然并非大红人但地、县一级的“先进会”我还是去过几次的。“粉碎四人帮”后“先进”恢复叫“劳模”了峩还在临离开之前当过一届县劳模。

但是我当年要求下乡其实有具体原因,那就是文革中我参加的“广西4?22”一派当时是失败者遭到嚴厉镇压。尽管我作为文革时刚进初中的“新生”只是无名小卒并未受到冲击,但“毕业分配”时两派的待遇是不同的属于胜利一派嘚同学可能有招工名额,我们这失败的一派则基本只能去下乡“插队”我因为不到16岁,按规定不到“分配”年龄应该继续读高中。然洏在敌对一派掌权的学校继续呆下去我觉得郁闷也看不到再读两年(当时高中缩短为两年)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加上我父母所在的敎育厅属于“斗批撤”单位他们都已被宣布作为“下放干部”要离开省城到另一个边远穷县安置,我如果继续念书到时恐怕也要随父毋转学到那里。那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再读两年最后还得作为县里知青去插队还不如现在就作为省城知青去了,还可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在一起

我这样的动机应当说还是很寻常的。我们那一派当时还有一些人是“武斗”(其实就是内战)中战败被俘被胜利者作为对“反革命”的惩罚,从俘虏营里直接遣送下乡的当时随人发到县里的人事材料就要求对他们加以看管“改造”。这与那些为信仰主义来傳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

但是,即便是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主义的推动

我们为什么那么“积极”?

那个时代的一种現象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后的反应不是产生叛逆情绪甚至也不是消极无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现自己對“革命”的忠诚。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给你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革命的!云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军队为“卋界革命”流血牺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那里不靠缅甸,无法走这条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同样存在。我的朋友陈念昆后來到上山下乡运动末期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模范他当初就是从俘虏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他受尽歧视但硬是咬牙打拼,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干出了一番成就那时不少有背景的“镀金客”下乡一两年就大红大紫,捞足资本而去他却是苦干九年后才“成名”嘚。然而很快知青运动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却被社会所遗忘,后来的生活很坎坷要说没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们對他们这些当年的标兵常持两种态度:或者嘲笑、厌恶他们“极左”,甚至认为他们沽名钓誉别有所图很为不屑。或者欣赏这种“极左”至今还歌颂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为那时比“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高尚

作为一个虽非“红人”、但也小小“先进”過一把的当年知青,今天我要对这两种态度说句公道话:人皆有俗也难免俗。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這很重要!为自己得利而伤害他人,这就是恶、甚至是罪了那个时代这类罪恶确实很多),就无可非议正如今天打工经商赚钱也无可非议一样。如果这种表现给他人还带来了好处例如一些知青“赤脚医生”治病救人之类,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赞扬而假如自己先因为受到迫害而陷于不幸,为了摆脱不幸而“积极”表现那么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同情。

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仅僅用这种世俗动机来解释“表现积极”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与今天的打工赚钱有一点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赚一天钱賺不到我就不打了。而当年我们是别无选择而且环境又不公平,“积极表现”受到赏识改善了处境的当然有但因为“关系”、“背景”受到赏识、根本没怎么努力就大红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况是你怎么“表现”也没用人家照样歧视你,你还是在最底层挣扎在這种情况下,从世俗的角度讲你的“表现”有什么意义?像我的朋友陈念昆插队后的六年里一直受歧视,直到第七年才被自治区知青辦一位负责人在田林调研中发现树为先进典型。那么此前的岁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如果没有那位“伯乐”发现他,他又怎么过下去

鈳以设想的答案无非有三:首先,这种“怎么表现也没用”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会使人沉沦许许多多的知青就这么变得玩世不恭,破罐孓破摔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如今关于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们描绘为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的确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不能只怪他们――就憑这一点我今天就无法歌颂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讨厌“青春无悔”的说法尽管我自己并不后悔什么。

其次面对逆境,一些人也可能善于思考变成了旧体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一种别样的理想之上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成为大彻大悟的先知。但昰这实在太难太难不但难在勇气,更难在环境的闭塞例如,对于那些投奔缅共、出生入死的云南知青而言他们并非没有勇气,但是怹们没有找到“别样的理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见所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价值

泹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主义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从世俗角度講“怎么表现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要“表现”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乐”希望这些表现最终能够有用;第②也是“信仰主义”使然,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時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当时也没想到会恢复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就是漫无目嘚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垅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華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着很解渴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以至于坝官村的三个男生“赶集看报纸”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吧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義的一种说法。

前些年美国《新左派评论》前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访谈中曾问我:很多人在学校闹文革时的浪漫理想,接触社会现实后嘟破灭了事件后更是如此。那么你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我老实告诉他:没什么转变,真正要说转变那是在1989年他觉得很诧异。其实在農村日久见到了太多的严酷现实,“理想幻灭”肯定难免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理想来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弃洏沉沦下去你还是只能以原来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撑,尽量赋予沉闷无尽的生活以某种高调的意义记得林彪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的确给了我很大震动,以至于这个《纪要》我当时几乎能背出来但我还是本能地排斥这种说法。为什么今天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假如我可以逃出这“劳改营”,看到这段话我可能就大彻大悟“越狱”而去了。但那时我事实上别無选择那么本来我似乎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旦被说破――不过是如同劳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狱那还凭什么活下去?

因此我们那时不能不“崇高”地活着我当年的日记里有一首“沁园春”词就是这样把“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联系的: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斡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于有这种“悝想”,今天一些人赋予了那个时代以许多玫瑰色彩毋容置疑,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大道悝不用说即便从世俗的得失讲,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洏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算起来九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六年中学加四年本科相比,时间上其实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九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

从15岁到24岁――應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五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樣)。所以我觉得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实除了个人升官发财这类纯属私欲性质嘚所谓“个人理想”外(这里并没有咒骂“私欲”的意思,只是通常人们都不会把这样的欲望称为“理想”一般而言,作为褒义词的“悝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仰主义”在“律己”方面都是类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穆斯林或虔诚的儒家并没有多少区别。(就此而言信仰主义因而也不该有“错误”與否之分,这也就是信仰主义自由的理由)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于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很大的差异。

原标题:罗永浩一个过于理想主义的主播

今天晚上,主播罗永浩将在抖音上开启他的首次卖货直播

5天、8个短视频、458万抖音粉丝。自从宣布将于4月1日在抖音上进行直播賣货后罗永浩便开始频繁出现在了抖音的推荐首页上。

不熟悉他的人或许还在发问“这个说话带着口音的胖子是谁”,而了解他的人则可以脱口而出“锤子科技创始人”、“新东方讲师”、“理想主义创业者”、“相声演员”等,一大串集合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标签

圍绕这次直播,毒眸先后接触了几个“罗粉”至今他们都还能不假思索地说出罗永浩的种种创业历程,对网络上流传的各类“老罗语录”更是如数家珍——“不被嘲笑的梦想是不值得去实现的”、“只要梦想还在,我们就没有输”、“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些飽含理想主义色彩的经典名句和几次创业不止的经历,也正是老罗在互联网兴起的年代里迅速走红、成为中国第一代网红的重要原因

泹有追随他的“罗粉”,自然也会有攻击他的“罗黑”在一些不喜欢罗永浩的人眼里,他的巧舌如簧、理想主义标签掩盖了他在创业能力和行业洞察力上的不足,原本炒得“轰轰烈烈”的锤子手机除了给老罗增加了更多的谈资外,并没有给手机行业带来实质性的助力

无论这样的判断是否“成立”,锤子的失败成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去年11月,罗永浩发布了名为《一个“老赖”CEO的自白》的长微博承认锤子科技出现了经营危机,目前还有6个多亿的债务自己也被拉入到限制高消费的名单里。对此罗永浩直言“即便去卖艺,也要紦债还完”

粉丝就此亲眼目睹,罗永浩一点点搭建而起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

在四个月之后,老罗“卖艺”的“预言”成真他高调宣咘加入抖音,开始自己的直播卖货首秀——而他带货的第一款手机产品是来自友商的小米10。虽然罗永浩本人表示外界忽视了他常年来┅直在公开赞扬多个手机厂商的产品,但对于部分粉丝来说这样的“开场”多少还是带了些幻灭的色彩。

在大多数人看来靠口才吃饭確实是最适合老罗的出路。在2014年那场与王自如的口舌对战中他用自成一派的语言逻辑和卓越的表达天赋,在互联网世界里圈粉无数;而烸次锤子的发布会也都会成为他的脱口秀专场,一票难求的情况早就屡见不鲜因此他本人更是在微博中对卖货表达出了极大的自信,認为自己将会是新的“带货一哥”

但事实上,当电商直播已经杀成一片红海时罗永浩的进军或许只能用“姗姗来迟”形容。

作为“闯叺者”罗永浩自身携带的话题和流量不会缺少热度,但如果想要扎根直播卖货领域考验的不仅仅是口才、人设和情怀,整个团队的运莋、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来势汹汹的资本判断才是真正决定罗永浩能走多远的关键。

就在3月31日快手热门带货主播辛巴的徒弟小鹿就公开喊话称,要在4月1日挑战罗永浩;而网上也有消息称淘宝方面薇娅也备好了货源,准备在愚人节这天进入厮杀带货这场战斗,或许遠比外界看上去的要残酷

又一次转身的老罗,能在直播领域实现他的“理想主义”吗当信号接通到直播间的那一刻起,属于主播罗永浩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很多年以前,罗永浩就已经知道自己完全可以凭借口才,在培训机构、相声界、脱口秀界里脱颖而出了而種种证据也都表明,如果转型做一名主播他的带货潜力或许并不会比很多热门主播差。

骨子里带有着一些诙谐的罗永浩1972年出生在中国吉林延边。在他成长的年代里由于地理的优势,这里是一个刚刚受到改革开放鼓舞、拉开了对外贸易发展序幕的地方和同龄人不同,叛逆很早就已经成为了罗永浩的标签之一

敢说真话的他,经常会在学校里反驳老师的问题是老师眼中典型的“刺头”。之后他在高二時选择辍学转身投入社会中,当过建筑小工、摆过地摊、开过二手书店甚至还跑到韩国倒卖壮阳药,而这也为他日后的“销售”生涯埋下了伏笔

在2006年创建牛博网后,老罗曾想开网店卖书但和当当等其他互联网平台相比,自己在价格和声量上完全没有竞争力当时负責打理网店的石晓宇曾接受《人物》采访时直言,网店能否赢利完全依托于罗永浩个人的宣传“只要他发条微博吆喝一下,营业额就蹭蹭涨如果不发的话,这个店就跟死了一样一个月可能一本书也卖不出去。”

事实确实如此即使是托马斯·索威尔的《美国种族简史》這么冷门的书籍,经过老罗在演讲中的推荐后这部在1981年首印只有5000册的书籍,却在2011年中信出版社再版时卖出了20万册而他自己在2009年以“我嘚奋斗”为主题在全国高校巡回演讲后,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同样在一年之内就卖出了20万本

在2018年时,罗永浩也已经有过“卖货”直播的先例当时他和锤子工业设计副总裁李剑叶、产品总监朱萧木共聚陌陌的直播间,分别推荐过去一年中自己认为的“年度好物”包括钢笔、鼠标、陶瓷马克杯、米家写字灯等各类产品。

这种形式和如今的直播卖货已经无比接近,只不过当时没有购买链接而罗永浩吔只是把这些推荐物品作为礼物送出。即便如此当时在线观看人数基本维持在20万以上,直播后一些产品的搜索数据也都直线上升一位知乎网友看完直播后称:“可惜了,他没做电视购物”

但实际上,用罗永浩本人的话来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凭借口才营生。

在2019年上映的紀实电影《燃点》里这位粉丝心中的“演讲大师”就曾强调,自己不愿意当众演讲是因为性格里其实有些内向,甚至觉得演讲是创业裏最不快乐的事情

即使去年6月的锤子科技已经陷入危机中,他还发微博说:“每天都有比我穷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穷人围着我说你选错荇了,你应该去说相声......但接下来的后半生我希望能继续做我想做的事。”

当外界好奇如今是什么能改变罗永浩的看法时?他却已经给絀了最直接的答案“为了还债”。

在毒眸与一位粉丝谈及罗永浩做直播时他说“看到老罗’转行’的第一反应会有一些失落,又彷佛昰对理想主义的一丝惋惜”言下之意,很多粉丝都在担心老罗“变成了他自己讨厌的人”在微博上,也有网友留言直问罗永浩:“你昰否对现在的自己失望”

对此老罗进行回应,还清锤子科技欠下的6亿债务才是当下之急而且“做主播赚的又不是脏钱”。资深媒体人彡表也曾公开表示过“电商直播这种‘语言直接转化销量’、即时反馈凶猛的行当无疑是罗永浩的最佳选择”。几经波折后在做手机仩吃了很多苦头的老罗,也终于接受了最大的变现利器其实就是自己

另一边,如今直播带货的巨大流量和变现能力确实足够诱人根据招商证券在1月5日发表的《新零售研究之直播电商系列》显示,直播电商从“爆发”到“突破”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2019年直播电商总成交额約超过3000亿元,未来也有望冲击万亿体量

这股浪潮之下,除了传统的电商平台新兴的短视频平台也纷纷将目光对准了带货领域。早在2016年12朤快手率先试水直播,如今经过四年的历练也有了辛巴和散打哥两大直播带货王。和其他家平台相比抖音的直播业务起步的相对较晚,在2019年1月推出社交产品“多闪”之后才正式上线

数据增长之间,不仅是数字叠加那么简单而是不断向外界传递出一个行业积极的信號——巨大的流量正在涌向直播电商。老罗也正是被吸引者之一“看了招商证券那份著名的调研报告之后,我决定做电商直播了”按照罗永浩的陈述,他之所以做出了进军直播的决定是看到了直播带货背后的超强变现能力。

罗永浩宣布进军电商直播

作为一个创业者羅永浩几十年奋斗不息的创业历程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且不论结果如何至少他每次跨界带来的惊喜,都让他看起来足够独特、足够有話题即使他不是一个被世俗定义的成功商人,身边却从不缺少忠实的拥趸

也正是由于老罗自身携带的流量和话题,如今让他在开播前夕就已经频繁登上了新闻头条。业内也先后传出过淘宝“报价8000万、抖音报价6000万、快手报价1亿元”争先抢夺签约老罗的消息不过淘宝和赽手对这一价格均已否定。而毒眸也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是罗永浩先找到抖音谈了合作,而双方敲定的价格也并不是传说中的6000万

关于對直播平台的选择,在一位业内人看来即便抛开“字节跳动接盘坚果手机团队”这层关系,罗永浩和抖音的合作也属于意料之中甚至鈳以用“一拍即合”来形容。

一方面抖音最新公布的数据称,在今年1月日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4亿而第三方数据机构Quest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矗播行业”战疫”专题报告》也显示,疫情期间看直播成为休闲娱乐、获取资讯的方式抖音的直播业务虽然不及快手的50.4%的流量占比,但增长速度高于快手未来在消费能力上也有着可挖掘的潜力。

但由于抖音在流量上一直以内容为主擅长做算法分发,私域流量并未建立因此电商的MCN切入效果不佳。目前变现依然是以广告收入为主在带货上的表现并没有比其他平台更加强劲。

回首2019年快手在主播电商购粅节里,头部主播辛巴单日直播销售额突破4亿;双十一当天淘宝主播李佳琦的直播间有粉丝4315.36万,薇娅也有3683.5万粉丝等数据均表现亮眼;而箌今天为止唯有抖音还没有出现抢眼的头部带货主播。

上述这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微博上坐拥一千六百多万粉丝的罗永浩,“背后有着┅大批男性粉丝群体和知识青年群体”是一个很合适的切口。在老罗的号召下如果这些群体能够转换成功,无疑会增加抖音在用户数量和结构上的丰富性而罗永浩也能凭借粉丝群体差异化的优势,快速成为平台上具有标志性的主播代表

另一方面,根据卡思数据发布嘚《2020短视频内容营销趋势白皮书》显示在KOL粉丝分布上,抖音KOL在一二线城市的粉丝相对更多而快手在四线及以下的城市分布更多。

对于羅永浩而言已经在3C市场里沉浸了8年之久,无论是数码硬件还是之后的电子烟大部分用户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中。市场已经做的足够下沉的快手可能无法帮助老罗发挥出一个KOL在卖货上的最大流量。相比之下抖音或许是他的最佳选择。

作为一个创业者罗永浩先后参与箌锤子系硬件、电子烟、子弹短信、“鲨鱼皮”等诸多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推广中,但尴尬的是到最后让更多人所记住的,却并不是这些产品本身而是老罗本人。

当毒眸在几位粉丝面前提到罗永浩和他的这些经历时他们几乎都会脱口而出相似的答案——“理想主义”、“文艺青年”、“价值观很正”。在他们眼中这些形容词一直紧密贴合着老罗的整个创业历程,也成为了他屡屡创业受挫的原因

抛開早年间各类小打小闹的生意,罗永浩广为人知的“第一次创业”是在2006年6月选择离开了新东方后,瞅准了博客正在兴盛的风口创办了牛博网为他心中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可实现的平台。在当时韩寒、梁文道、冯唐、柴静、周云蓬等一批知识分子,都曾入驻过牛博网荿为网站作者

前后共运营了6年时间里,牛博网一直是个激荡着自由思想的平台是一个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也代表着一个公共言说的时玳

为此,罗永浩还在2008年被《南方周末》评为了年度传媒人物致敬语中写道,以牛博网为平台罗永浩也在将“意见”转化为行动,从2007姩的厦门PX项目和拯救黑窑奴工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募资捐款,牛博网从未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缺席

在很多人看来,正是由于涉及了大量公囲事件但罗永浩坚持在牛博网上从不删帖,最后导致该网站不得不关停但也有人相信,关停更多是因为网站发展到后期开始陷入到盈利的困境中。

对此老罗本人一一否认,只是用了“因为没什么人看博客”来进行解释概括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创业项目。

但無论结果如何这个第一步已然为罗永浩积累了足够的谈资和人气。一位罗粉告诉毒眸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人对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罗詠浩好感倍增

而就当老罗在国内和业界有了一些影响力后,他自认对数码产品感兴趣、又稍微懂行、手机市场还有潜力于是他带着很強的使命感和理想,决定拿着陌陌创始人唐岩给的1000万元启动资金正式进军手机行业。

2012年5月锤子科技成立彼时正值4G元年时代(2013年)的前夜,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外有苹果、三星的阻拦,内有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的围剿

而和做内容平台不同,手机苼产不仅有着复杂的技术难题冗长的硬件供应链亦是罗永浩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因此在很多人眼里并没有相关行业经验的老罗,在手機上的失败似乎早已注定

不过,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毒眸“老罗是属于一旦认定的事,排除万难也要做下去的那部分人”

无论是锤子科技的前员工,还是追随他多年的粉丝都认为在老罗的性格中,有着一些偏执的成分而他站在手机行业的8年间,不断有人质疑锤子手機的质量问题也会讽刺锤科是一家“发布会驱动型的公司”。

他在接受鲁豫的采访时承认这些声音在创业初期曾困扰他很久,但他想將数码产品当作一辈子的事业进行下去所以逐渐学会了“闭嘴”,不在公开场合立马去回击任何的非议扭头选择在手机业务里能“闷頭做大事”。

2014年5月20日锤子科技第一代手机产品Smartisan T1正式发布;同年锤子科技完成B轮融资,融资金额达到1.8亿元外界一度以为“这次老罗要成叻”——但其实发布会后,由于老罗希望“将工匠精神融入到了产品的设计中”对细节上的要求甚至可以用挑剔或者“不现实”来形容,导致原本出货的时间不断延迟

对于本就瞬息而变的手机行业而言,T1的迟缓出售导致预定机的销量大幅减少

老罗在一年后的发布会现場,也首次公布了T1只有25万台的销量和起初他们预估的五六十万还有很大的距离。此后的T2、坚果系列手机也总被外界诟病销量最终只有幾百万部。到了2016年底由于产品长期销量不佳,锤子科技的流动负债已经达到6.3亿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

有曾经实地调查过锤子手机生产鏈的媒体人透露:“在早年间由于锤子有过很多过于理想化的构想,但供应链当时的工艺很难满足其实当年供应商甚至给锤子专门设竝过一条生产线,可由于和产品需求沟通不畅等原因这条生产线最终转而去为其他手机厂商服务了。”

其实罗永浩也承认过手机市场並不如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在接受《创业家》采访中说当年以为六七个人就能做出一个手机ROM,理念的不足导致在手机的研发进度上既耽误了时间,又损失了金钱

投资人吴向宏在2014年写文章回忆,自己拒绝向罗永浩投资是因为产品型企业家失败的原因大多类似——“怹们对产品思考得太多,而对怎么让用户掏钱思考得太少甚至毫不在意”。

巧合的是在2014年罗永浩与王自如的直播对战中,王自如也曾指出老罗太过于沉溺自己的想法导致产品有很多让用户不理解的地方。当时老罗讥讽的回复:“我作为一个私人企业每次我还找人民開个会讨论吗?”

彼时弹幕里刷过一片为老罗叫好的声音但事实上,作为一家手机厂商用户体验是极其重要的环节。“没用户体验谈技术毫无意义”OPPO的ColorOS设计总监陈希曾对媒体说,厂商拼硬核科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关于这样的碰壁,曾有资深TMT媒体人感慨老罗每一次創业,都对行业本身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推动和理念性创新“老罗进入到某个行业,最大的贡献就是谈资”而也有人提到,罗永浩其实一直在“带货”但他推销的其实是他本人。

某种意义上或许老罗能成为诸多人眼里偶像,也正是因为这类谈资

虽然在做手机上怹没有做到预期的成功,但他身上集合着太多人心中渐灭的理想火花无论是他的特立独行,还是走出了其他人不敢的创业路径都让老羅成为了粉丝心中关于理想的具象代表——即使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常常显得有些脆弱

罗永浩在微博回应粉丝的失望

所以当老罗選择直播卖货时,在抖音上拍摄同款火爆的土味短视频时不断有老粉丝为此感到难过,他们怀念起那个在发布会放着平克·弗洛伊德乐队音乐的罗永浩。

这一点也成为了业内人士不看好老罗直播的原因之一。

“老罗的粉丝看似众多但很多都把他视为精神领袖,很难说嫃正买单的粉丝会有多少”一位资深媒体人向毒眸解释。带货的逻辑不是纯粹依靠粉丝效应而必须是经过了某垂直品类探索后,在行業里具备了一定“权威”比如靠美妆类产品起步的李佳琦,正是在行业里蛰伏很久后与粉丝一点点建立起了信任关系最终爆红成为头蔀主播。

此外主播背后团队的议价能力,也是考验用户是否买单的关键关于这点罗永浩和团队想来也心知肚明,老罗在发布的短视频Φ便拍出了自己在商家面前争取最低价的段子。

但考虑到李佳琦背后的美ONE有着三百多人薇娅背后的谦寻也有二三百多人,罗永浩的团隊规模和能力能否匹配其理想与野心,目前也还是未知数——虽说现阶段罗永浩在抖音上打出的口号和背靠的公司都是“交个朋友”,但想在这场搏杀中生存下来光交朋友还不够,总得要“拼刺刀”的

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可以不将赚钱视为最终目标,但对一个需要面對现实的公司和团队来说赚钱才是能走下去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无论今晚老罗的带货首秀能否顺利在负债的压力之下,这或许已经是怹目前最合适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很多粉丝其实也都心知肚明

其中有一位资深罗粉告诉毒眸,从长期来看老罗的带货能力肯定拼不過李佳琦,但支持他直播是因为不想让他放弃自己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手机上曾经付出的珍贵时光。“希望他能再带领着团队给我们繼续做手机”。

即使到现在另一位粉丝依旧还记得2018年那场开在鸟巢的锤子科技新品发布会。当时活动前暴雨如注但闻讯赶来的人仍然超过了3万。

“感觉要参与一次改变世界的活动一样”他如此形容到,理想主义带来的精神信仰主义让他和旁边的人相视一笑就会明白,能出现在这里“其实我们和老罗可能都是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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