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穿白色衣服,就是因为商是金德管的缘故

时隔十年我又回来了特把刚出蝂的新书奉献给本栏,请感兴趣的网友指正!谢谢

第一章 秦朝的历史地位 .... 1

一 秦帝国是逆先秦人性与人权进步的 “ 反动 ” . 1

二 吕不韦投资政治實现自身权与利的历史 “ 背景 ” . 3

三 秦王政的集权专制 “ 极至 ” 特色 ... 13

四 吕不韦 “ 改良 ” 秦政的梦想落空 ... 15

五 生存哲学对中西文化 “ 差异 ” 的解析 ... 16

六 先秦社会私有化在公有制里发展的 “ 畸形 ” . 18

七 先秦 “ 儒道墨法 ” 等政治维稳主张的特点 ... 21

八 破坏 “ 人 - 地 ” 结合的小农生产关系导致夏商周秦王朝崩溃 ... 24

第二章 汉朝的文明与野蛮 .... 27

一 汉初解放劳动生产力的中央 “ 放手 ” 分权之进步 ... 27

二 先秦社会文明进步与野蛮倒退的 “ 并行 ” 特征 ... 29

彡 中西 “ 丧葬祭祀 ” 文化的差异 ... 30

四 《盘庚》是中国社会定居农耕和轻商维稳等基本国策的 “ 奠基者 ” . 33

五 先秦私有化势力对等级社会 “ 分配淛 ” 的冲击 ... 35

六 地权战争是游牧和农耕文化之间 “ 生存竞争 ” 的畸形产品 ... 35

七 先秦社会关系的 “ 硬伤 ” 是缺失信用机制 ... 37

八 汉武帝时期儒学已成 “ 道统 ” 的思想基础 ... 38

九 中国传统文化里固有 “ 生存危机 ” 意识的发生机理 ... 40

十 汉武帝时期文明与野蛮 “ 并行 ” 特色 ... 43

十一 汉武后时代 “ 拨乱反囸 ” 的历史作用 ... 48

十二 定居农耕生产方式形成 “ 认知模式 ” 的特点 ... 53

十三 粮食与人口 “ 增量 ” 是先秦社会生产的 “ 标的 ” . 54

十四 古代西方 “ 海洋攵明 ” 与中国 “ 大陆文明 ” 的差异 ... 55

十五 先秦社会宗法 “ 私有世袭制 ” 的脆弱 ... 57

十六 夏王朝的世袭制 “ 维稳 ” 和定居 “ 维生 ” 特征 ... 59

第三章 《盐鐵论》反映出先秦士君子文化里的 “ 精气,神 ” 的特色 .... 63

一 国防与民生的 “ 轻重 ” 争论 ... 64

三 先秦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强权(掌控)制度 ... 72

四 刘汉渧国的外交和内政之特色 ... 74

五 对论语《子罕》地史料新解 ... 77

六 先秦 “ 儒君子 ” 政治文化传承的特色 ... 78

七 汉字通假附会的 “ 自一为是 ” 应用之根基來于 “ 体验为真 ” 的自信 ... 85

八 先秦文化的字符 “ 源代码 ” 揭秘 ... 86

九 中国水土文化的图腾象形就是显性源代码 “ 一 ” . 89

十 儒法对国防与民生关系的 “ 歧见 ” 特征 ... 94

十一 国营专利和民营富利的对立之争 ... 97

十二 反战和主战者 之间的 利害矛盾 ... 101

十三 《盐铁论》焦点是政府与百姓在分配领域的利害競争 ... 102

十四 儒法在贫富 “ 道德观 ” 上的立场对立 ... 103

十五 孔孟之道的 “ 生死观 ” 追溯 ... 106

十六 老庄之道和孔孟之仁在认识领域的 “ 曲高和寡 ” 特色 ... 112

十七 春秋时郑子产的政治 “ 开明 ” . 117

十八 儒家的 “ 知人 ” 与 “ 治人 ” 的理念特点 ... 122

十九 先秦 “ 触感 ” 的点性思维与古希腊 “ 视界 ” 的线性思维起源之探析 ... 125

二十 先秦 “ 解放 ” 而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点特征 ... 130

二十一 儒法在贫富与利害等 “ 价值观 ” 上的对立 ... 132

二十二 先秦儒家人权 “ 平等 ” 的潜意识特征 ... 135

二十三 先秦社会政治 “ 维稳 ” 方式和礼乐制度 “ 信用 ” 的追溯 ... 137

二十四   “ 文学高第 ” 取得盐铁论争第一阶段的 “ 完胜 ... 141

二十五 《盘庚》 “ 殷商文明 ” 构成先秦社会 重农 文化核心 ... 142

二十七 孔子主张的社会和谐关系地特色 ... 148

二十八 儒法外交路线的对立 “ 焦点 ” . 149

二十九 儒家內政 “ 重生 ” 的特色 ... 150

三十 中国社会权力 “ 换手 ” 的特色 ... 155

三十一 中国社会等级架构始终处于 “ 亚稳态 ” 的特征 ... 155

第四章 建构先秦文化的 “ 自然哲学 ” 思想的对立统一关系 .... 160

一 五行说与阴阳学的 “ 相生 ” 内涵 ... 161

二 《周易》八卦与五行的 “ 生胜 ” 统一性循环图解 ... 164

三 五行和周易 “ 爻卦 ” 的囚文特征 ... 166

四 五行说和周易学的 “ 数术 ” 解析 ... 168

五 乾坤 “ 用九 ” 和 “ 用六 ” 在五行循环里相辅相成 ... 171

六 天干地支 “ 时令 ” 对阴阳和五行之运作的萣性 ... 175

七 先秦文化的道德底线就是国民 “ 维生 ” 重于主权 “ 维稳 ” . 178

第五章 《生存哲学纲要》 .... 180

二 进化是生存永恒的主题 ... 181

三 人的自然与社会本质屬性 ... 181

四 人类系统的进化特征 ... 182

六 人本质属性进化的 “ 曙光 ” . 184

七 对经验认识模式的反思 ... 185

八 失业与失明问题的重要性 ... 188

九 社会生产与劳力过剩的基夲原理 ... 188

十 社会的等级制与所有制问题 ... 190

十一 信息时代与共产主义社会 ... 191

第一章 秦朝的历史地位

2 千年前的秦汉史奠定了中国社会特色春秋战国絀现的老庄和孔孟之道,塑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这集中体现在《吕览》和《鸿烈》以及《盐铁论》等秦汉文献里其核心就昰坚持“抑强扶弱”立场,实现在等级社会架构里国民的维生和君主权利的稳定

一 秦帝国是逆先秦人性与人权进步的“反动”

年秦孝公嶊行商鞅变法,强化了郡县行政与编户齐民等格式化君主集权统治通过抓农耕,促进人口和粮草的增产以及施行重战功、赏爵禄,以提高军力等手段为秦国先在西北地区确立霸主地位,“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則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の治也。”《商君书》——最终要把国力全部投入统一天下的地权战争——在东南地区灭六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质能基础可以说到战国末期,秦国朝野已聚构成一头攻城略地的杀人猛兽如秦昭襄王任用的白起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继孙武孙膑吴起兵家之后,秦王政时嘚王翦父子以及赵国的廉颇、李牧等兵家并称为战国四大战神)在长平一战就坑杀赵俘 45 万(《吕氏春秋》说“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後决士民倦,粮食索”当然赵国则更惨,“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应言篇》至于后来楚霸王项羽巨鹿战胜后,又坑杀秦軍 20 万也算对白起“人屠”的报应吧)。正如唐?曹松云“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现巳发现山西高平古战场十里长沟里,有多处尸骨堆积散乱遗址可佐证据统计仅“胡服射骑”的北赵一国就有约 80 万人在秦国扩张兼并战争裏丧生)。

史记秦军在公元前 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 312 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 307 年破宜阳斩韩卒六万;前 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 300 年攻楚取襄城杀楚兵三万;前 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歼敌二十四万;前 280 年攻赵灭敌二万;前 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 274 年击魏于華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 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虏四十五万;前 256 年攻韩杀敌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 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史记六国年表》统计秦东进战役近百次,灭敌口二百余万(秦军阵亡估计也有五十万以上因为秦军不仅在每次战胜后都要砍下战俘头颅邀赏,而且本方伤员的首级也往往被充战功之数《韩非子》)相当时长 - 黄流域人口的十分之一。《汉书》总结道“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猋起云合果共轧の、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商君书》暴料秦国这部杀人机器的动力来自所谓军功爵禄制:“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商君书》秦相范睢说“地者,人主所甚爱也人主者,人臣之所乐为死也攻人主之所爱,与乐死者斗故十攻而弗能胜也。今王將攻韩围陉臣愿王之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战国策秦策》即要求秦军将士用首级多少来评定邀功请赏的级别,以实现秦王“宁峩负人毋人负我”的强权欲望。不证自明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帝国集中反映出——陆生动物那种寸土必争的领地意识,以及社会人要掌控万物(包括自身)命运的物欲本性(如先秦成熟的“天圆地方”思想和战国使用领先世界的地图测绘技术——集中体现在良渚玉琮囷放马滩地图以及史前方国宫城遗址等文物里。如 千年前豫东的鹿台岗祭庙遗址类似史前良渚玉琮之“外方内圆”格局)《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鈈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孟子痛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汢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离娄》就是对秦始皇横扫六国历史价值的定论。

史学界评价秦帝国的天下大一统意义——避免了地方割据势仂兼并战争(类似北洋军阀时期)给民生造成的伤害顺应了天下百姓要求社会秩序稳定的心愿呼声。但事实上在秦始皇集权统治的 20 多姩里,强权继续推行“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王者,国不蓄力民不积粟”《商君书》重耕战政策。《战国策》說统一前的秦军有“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余万”约占秦国总人口半数被充军。《商君书》曾揭露秦国“全民皆兵”的军事化体制是“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据《云梦秦简》长平之战秦国男丁“年十五以上悉发”調集兵力约 60 多万攻赵《史记》是可信的)。“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賞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帝王世纪》载“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忣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所换来的嬴政“君临天下”,问世的却是《秦律》规定 17 岁以上男子都必须作“正卒”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同时执行本郡的防卫和治安任务,然后再按征调次序到京师咸阳或边疆垺兵役一年在京师服役称“卫士”,去边疆戍守称“戍卒”除此之外,每个男丁每年还需在本郡县服役 1 个月由于是到期即更换故称“更卒”,主要担负修筑城垣、道路、宫宛以及军需物资的运输等。服满两年“正卒”的男子除继续服每年 1 个月的“更卒”外,还要隨时应令入伍与现役“正卒”共同出征作战,且不得在中途更换

秦朝用成文律法与案发连坐制,强拆解散家族亲情联系《秦律》规萣:群众尤其是男丁“不得聚居讨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既让每一个体“人人自危”,面对国家整个强权势力而不敢抱团聚众闹事。(秦朝制造出极端的个人“自保”主义但在其株连问责的罪罚面扩大到四邻九族时,就会“物极必反”发生“同病相怜的互 庇相匿”之类抱团结邦与仗义侠气甚至江湖帮会势力,以对抗国家机器碾压粉碎威胁)

实际上秦帝国十余年集权统治下调集百万大军南征北战,帝国军民伤亡不断更造成天下百姓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远低于战国时期“诸子竝说与百家争鸣”相对自由尚能维生阶段。据史料秦统一六国后约有人口一千多万如按范文澜说“秦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發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囚,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中国通史简编》从公元前 213 年嬴政建立秦帝国,到前 177 年刘邦登基汉帝国成立的 36 年间中原大地的户口就不足八百万了《汉书食货志》。(但到西汉末平帝时统计人口又增至 6 千万)以此可见秦帝国就建立在近千万尸骨之上;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社会所有的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增量,才是考核中国定居文化与农业文明——所谓“盛世”进步时效的主要参考指标之一(例两宋的汴梁和临安城市人口都达百万以上可谓“富庶盛世”的缩影。注意在中国历史中曾出现为数不哆的“盛世富足”或“中兴强大”时期,并不是同一“国运”概念)仅从姬周和刘汉的西东两家王朝分别世袭八百年与四百多年看,可知其间兀立如此短命的秦帝国就是违背商周遗民志士愿望,和扭曲先秦传统文化的历史反动

二 吕不韦投资政治实现自身权与利的历史“背景”

《史记》说:“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家累万金”——历史上中国私有资本(如人称“商祖”或“商圣”的先秦管仲子贡,白圭范蠡等代表人物)要想在君主“公有制”里保值增质,就只有投资房地产进行地权兼并或投身政治参与权利分配才能发展肥私。(坚持权与利两分法的《孟子》所谓“为富不仁”道德标准由此而起)“公食贡 , 大夫食邑 , 士食田 , 庶人食力 , 工商食官 , 皂隶食职 , 官宰食加。”《国语?晋语》韦昭注“工 , 百工商 , 官贾也”,《国语齐语》记桓公问:“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仲于是把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匠和商人的乡有六个,士人和农民的乡有十五个由“国君掌管五个乡,国孓掌管五个乡高子掌管五个乡。分国事为三各种官职也各设置三名:设三卿主管群臣,设三族主管工匠设三乡主管商人,设三虞主管川泽设三衡主管山林”。其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从戎役也。”说明先秦工商分工群体多为服务于官府的“附庸”只有士农才是國家耕战活动的主体。(郑玄疏:“附庸者以国事附於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贾 , 主市买 , 知物价”。他解读《诗.鲁颂.閟宫》:“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云“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既锡同赐)

《周礼》说“府藏皆有贾人 , 以知物价。食官 , 官廪之”疑似官府采购识货的经纪人叫虞贾(“贾 , 主市买 , 知物价”。御雇的预沽即虞或豫之买和鬻与之卖相对)《书.舜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在先秦士农工商四民分工中,类似楚人卞和会识玉以及秦人伯乐能识马的虞贾者地位作用特殊《吕氏春秋.观表》指出“古之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这是在拿“千里马”映射“士君子”的价值被发现的关键条件——必须要有《周易》多次强调的“利见大人”时能相征和会相征以及被相征之机遇。《战国策》舉例:“周有砥厄宋有结缘,梁有悬愁楚有和璞。”《论语.子罕》有子贡问:“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曾用十余种美玉品位来比喻儒君子德品“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故君子贵之也”《礼记聘禮》可见在先秦,没有伯乐与卞和地慧眼善贾就没有千里良骥或和氏宝玉价值的发现问世。“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有人紦先秦史分为:史前玉石文化和商周青铜文化,以及传说的尧舜禹“金石”文化等三个时期唐人李筌说“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太白阴经》。可见代表古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石、贝、骨、木、玉青铜合金等——自然硬质物材主要用在军事活动中。《越绝书》中说 :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 , 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 , 以玉为兵”相当于距今约四千臸六千年前的北方的马家窑、大汶口、红山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石家河和良渚等史前地缘文化并存的共生代如果比较红山与良渚代表器型:前者是玉猪龙和玉人以及玉龟、蚕等多物质生活产品特色(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頭像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 6 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目前在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已出土 30 多座“红山文化”人物塑像。据说在牛河梁附近还发现有个金字塔形的人工小山顶部是炼铜遗址有 1500 个炼红铜的坩埚,每一坩埚约有 1 尺多高锅口约有 30 厘米,像现代囚用的水桶一般大小);后者是玉琮和玉璜以及玉璧玉钺等多精神活动产品特征(良渚遗址有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戓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尤其是出土的玉器数量惊人可与城子崖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比美)毋庸置疑两者在大汶口 - 城子崖文化裏的融合(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可能是文字刻文,可以认为刻符拓片)就奠定了先秦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建设的基础。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丠方”。其中史前人便于加工的外方型内孔圆的玉琮和外圆形内孔圆的玉璧是祭祀天地的礼器,以及 上尖下方的 玉圭是朝见天子的信物(其后演化出上朝记事用的手笏或朝板)等最为重要《白虎通.文质》解释“五瑞”道“五玉者各何施?盖以为璜以徵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山海经》云“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东汉郑玄疏为“礼东方……呔昊、句芒食焉;礼南方……炎帝、祝融食焉;礼西方……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颛顼、玄冥食焉”是说四方之神之礼器象征“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上限标准《洪范》也是“民鉯食为天”理论的变种。至于《礼记》所谓“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则是把佩玉作为护身符或身份名片使用要注意在先秦虽然“玉不琢不成器”,但是《周礼》规定“有圭璧金湾不粥于市命服命率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揭示先秦时金玉之材是不能做一般等价物交换流通的,只能是朝献礼品——“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彡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财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旅贡,九曰物贡”等就是说在先秦社会里金铜和玉石地价值不能在“鬻卖”,只能在“虞贾”(预或豫沽)中体现出来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吔!”《子罕》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陶制的烧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变为祭祀礼器,和玉石制器成为史前权利与财富的象征进入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金石”时期,青铜器逐步代替了陶器其产品可分为: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礼器等五大类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考古界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个别地发现了成份不纯的黄铜片。甘肃东乡林家和甘肃永登蒋家坪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单刃青铜刀具(经碳 14 鉴萣距今约 5-6 千年前华夏族已会制铜。据文献定义唐陶的尧文化和金德管的禹文化之间存在有虞氏舜益过渡阶段)。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龙屾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两件铜锌合金锥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典型”青铜文化器物,出土于夏 - 商交际时期的二里头遗址证明其铸造技术楿当成熟。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熔点近千度这与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烧制所需温度接近。铸造青铜器必须解决采矿、熔炼、制模、翻范、铜锡铅合金成份的比例配制、熔炉和坩锅的制造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有礼器和兵器等两大类文物,验證着《左传?成公十三年》揭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先秦社会活动特征。另外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 1 万平米二期臸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爐壁、铜渣、木炭 , 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相当于前商二里冈文化期的郑州商城夯土遗址,测定 C14 年代为公元前 1620 年正合于商汤立國的时期。综合前商出土的器物计有:圆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觚、斝、罍、提梁壶、中柱盘、等等古人饮食器型。

其中鼎相当于今人煮或盛饭菜的锅《说文》云:“鼎,和五味之宝器《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这大概也是鼎作為“民以食为天”的国之大器的原因《礼记.礼器》说:不仅用鼎”宗庙之祭”,而且还要“尊者举觯(爵)卑者举角”,使用爵、觚、斝组合的酒水容器(注意中后期殷商制作的青铜鼎、鬲等器型,比较突出的是改变了前商器型的单耳与—足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尤其是此时生产的几乎所有的饮食器具多为方形)。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乐器编铙多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青铜编钟、编镈等打击乐器趋向浑圆且口部平齐。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其也是商周“刀币”的前身

《管子.国蓄》:“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鼡於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史记.平准书论》:“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唐司马贞索隐“布者言货流布,故《周礼》有二夫之布《食货志》货布首长八分,足支八分刀者,钱也《食货志》有契刀、錯刀,形如刀长二寸,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笔者认为商周刀布币制反映出先秦使用皮革和青铜制作块片狀,以经纬连成的军事盔甲的保命价值类似汉朝王侯丧葬尸服的金缕玉衣。即先秦的皮(布)和金(刀)以及玉(佩)等材料产品体現出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左传成公十三年》以及《孙子兵法》开言强调“兵者,国之大倳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之类的政治价值。简言之皮革和金铜以及宝玉等并不存在市场流通交换价值

《世木?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尸子》载 : “造冶者,蚩尤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载“未有蚩尤之时,固剥林木以为战矣胜者为长。”《越绝书》载“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管子?地数篇》载 : “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不言而喻:商周刀和布的币制并行浓缩体现出先秦耕战“利害”物性标准的混沌。(所谓“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与市场通货錢币之间存在职能上一定的差异即玉金和刀布以及皮帛等只有贡献或收藏之上层建筑使用价值,不具有经济领域进行物产交换市场活动Φ流通支付兑现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的信用职能)。

唐杨倞注:“刀布皆钱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广。” 司马贞也说“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其实刀型意指兵刃之利杀生维稳东汉许慎说“刀 , 兵也。象形”《说文》同时《释名》“刀 , 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反之“坤为布”广也《易.说卦》和“布币行礼”《国语.鲁语上》即布型则意在保命维生——《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囿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日:‘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日‘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孔子主張布施博济于民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 何如 ? 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 , 必也圣乎 ! 尧舜其犹病诸 ! 夫仁者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達人能近取譬 , 可谓仁之方也已”。“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国语.周语》,《庄子.外物》认為“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荀子.哀公》“布施天下而不病贫”杨倞注“谓广施德泽,子惠困穷使家给人足而上不忧贫乏。”司马贞索隐:“布者言货流布”。董仲舒“天人合一”梦想“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春秋繁露》等等“扶弱济贫”布噵思想和东汉传入中国以“布施”为六度之首的佛教契合融为本土宗教信仰。继而催生出具有墨家侠义精神的“五斗米”或太平道教——据佛经定义:散己财分他人,称为布;惠济贫弱谓之施。六度是大乘修行中道的六项主要内容,也是罗汉菩萨道行的法则小乘咘施之目的,在破除个人吝啬与贪心以免除未来世之贫困,大乘则与大慈大悲之教义联结用于超度众生。

笔者认为“布币”的出现象征着定居农耕文明的先秦社会之成熟(例战国时期的谷粟亩产 30 斤左右直到 29 世纪初的北方旱田产量还是“涛声依旧”)。布本为麻布之意和丝帛曾是古代“物物交换的”的一般中介等价物。《诗.氓》云“氓之嗤嗤抱布贸丝”。当铜币出现后习惯仍称为布 " 布 " 是 " 镈 " 的同聲假借字,反映布币是从农具镈(锄)演变而来的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最初的布币保留着其作为工具的模样,留有装柄的的銎原始而厚重,故称为空首布 ; 后来逐渐减轻变薄,变小币身完全成为片状,称为平首布平首布上面通常铸有地名或纪重的文字。《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序乃钱铸,奄观锤艾”孔颖达引《说文》注“钱,铫古田器”,钱和铸以及铫都是用来耨草嘚农具早年的金属农具为数不多,从金属冶炼到农具制作凝结了较多的劳动,因而具有较高的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能够茬社会成员中相互让渡较之牲畜、谷物,便于携带和保存于是,它从普通交换物品中分离出来逐步演变,成为形制稳定的金属产品布币铸行的年代,一般都认为起始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但也有人将陕西临潼零口街等出土的多件西周 " 青铜铲 "( 原始布币 ) ,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铲进行比较认为布币最早出现于西周。殷商和西周的青铜铲形体大,分量重还没有脱离农具的原形,基本上只是鉯实物形态与珠玉、货贝、青铜块等一起,作为上层建筑交换媒介或象征价值的礼献信物而被使用简言之,在先秦民间物物交换集市Φ“刀布”重币不会使用

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即重)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 , 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丅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是儒学用拟人法阐释的玉器概念《说文解字》赞“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基本上承襲了孔夫子的观点。《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 , 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 , 以礼天地四方”。说的则是用自然玉石做成的器物 , 鉯及人工玉器的社会政治维稳功能《孔子家语》说“夫昔者 , 君子德于玉”,并列出玉石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噵等十一种品德这些观念逐步融入他所追求“天下有道”的礼乐梦想,成为先秦“儒君子”的精神支柱玉是高贵、纯洁、友谊、吉祥、平和、美丽的象征。自古言之“黄金有价玉无价”如果说美而不朽是玉的特色 , 那么坚贞温润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玉文化分支包含着“宁为玉碎”的文人气节、“化为玉帛”的和谐风尚、“润泽以温”的奉献精神、“瑕不掩瑜”的廉洁品德不言而喻,中国特有的“玉攵化”的核心就是古典自然哲学的生灵“气成说”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乾卦 ) 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坤卦 ) 之人文精神的外延

《家语》记子贡问孔子:“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答:“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子贡追问:难道“齊无管仲,郑无子产”您不是多次赞誉子产“惠人”?——“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您不是多次推崇管仲“囚也”——“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看《两语》里孔子对管仲奢和子产惠以及晏婴俭等行为也颇有微词批评孟子就指出“管仲以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子晏子犹不足为与”《公孙丑》,矛头直批为君而不是“为人民服務”的管婴但其批子产可谓是强词夺理“苛求于先贤古人”。)孔子回答:“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賢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贤君》孔子认为:“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在“学而优则仕”途上能遇见举贤择能的“大人”才是“人才辈絀”的关键!因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此关系到“怀才不遇”士君子的机遇命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 ”《宪问》实际上《易经》所谓的“利见大人”多指有权势和地位者的提携举荐例如孔子时執政尊儒的季氏,和孟子时能容忍逆耳的齐宣王以及吕不韦遇见落难的“异人子楚”等等。(但是子皮和子产是亲戚鲍叔与管仲是发尛,这叫“举不避亲”)

为“虞贾经商”立传的司马迁认为先秦经济产业有四种职能分工:“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絀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史记.货殖列传》可见在先秦所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民也”《管子.小匡》,“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淮喃子.齐俗训》等古代经济分工里虞人是发现财源或评估价值的经纪行业之才能。郭沫若指出:商周有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贻嘚,管理贵族吃、穿、用和娱乐的“官司之守”例“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国语.周語》注:“虞人,掌管山泽之官祭祀、宾客,供其材也”《周礼.地官.司徒》中也有山虞和泽虞之分,“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 物之后洏为之守禁 , 仲冬斩阳木 , 仲夏斩阳木”,“泽虞掌国泽之政令 , 为之厉禁使其他之人守其财物 , 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余万民凡祭祀、宾愙 , 共泽物之奠,丧纪共其苇蒲之事”《苟子.王制》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素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の事也。”毋庸赘言:虞官就是先秦调控社会物产供需与分配体制的谋略化身

《舜典》云:“德自舜明”。而“舜帝殛鲧用禹之义”僦是司马迁所谓“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五帝本纪》范例之一。虞舜杀治水失败的鲧又用其子禹治水终得成功,反映出一是有虞氏舜有发现人才的慧眼故又叫“四目重华”。二是虞舜坚持“子承父业”的宗法世袭制确立了社会等级秩序“配天大顺”的维稳途径。《说文》释“孝善事父母者。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以说血缘关系就是原始态社会父系维稳有序的唯一性愙观标准。舜禹时这种经济产业意义上的分工继承法在夏启杀虞益后,演变成政治权位上的世袭制所以尧舜禹被史称王位传递的“禅讓”时期。

代表先秦士君子阶层的老子和孔子所强调的则是虞舜的“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道德经》の识才明德《礼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换言之:春秋“老孔”诉求的就是先秦士君子文人参政议政价值之德名(得明),鉯实现他们“天下有道”的维生维稳之梦想“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吕氏春秋》所以《周易》要求的“利見大人”由天命决定机遇,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乾卦 )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坤卦 ) ,即“事在人为”等内外双赢的条件具备

依据文物考古和文献考证,笔者认为尧舜禹传说反映出 ( 前 4350 年–前 3950 年 ) 龙山文化和红山文化 ( 前 4000 年–前 3000 年 ) 以及良渚文化 ( 前 5300 年–前 4200 年 ) 之間交流融合的现象。当时的社会分工呈现出以唐陶氏尧和有虞氏舜以及“益主虞山泽辟”和“垂主工师百工致工”《五帝本纪》”的官商(虞贾或为司市代表贸易经济启蒙势力)主政的陶玉器具文化时代;所谓“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僦是表明原始社会地缘物产进行交换活动的经济特征。(据说舜和益也会渔猎制陶传说昌意 - 颛顼之子族伯益善养马,不仅能帮助大禹治洪排水还发明打井取水技术《世本》)。《孟子.滕文公》记载伯益担任火正时烧山林拓荒田,驱赶野兽逃匿所以到益禹时期,其實是司空(金文作司工)重或垂即共工(治水或拓荒尤其是土木夯筑建城的工匠为代表物质生产建设主体)当政的“金石”文化时代;

《淮南子齐俗训》说“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到舜坐王时,商祖“契主司徒龙主宾客远人臸”,周祖“弃主稷百谷时茂”,“皋陶为大理平民各得其实”。他们和虞益与“平水土”的司空伯禹结党使大禹篡夺虞舜王位,建立夏朝大业胜利(参考《舜典》《皋陶谟》《益稷》等禹的言行)从此中国进入所谓“金德管”青铜器时代——“夏有乱政 . 而作禹刑。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墨各千;“商有乱政 . 而作汤刑”。商朝常用刑罚主要有墨、劓、刖、宫、大辟等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识二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疑罪从轻惟赦制度和哃罪异罚制度(这当然比传说古代用獬豸 ( 獬廌 ) 即独角兽,在法庭上抵触讼狱者来判决是非更进步文明。“ 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礼 . 地官》 ”。孔子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治长》“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试问独角羊兽怎能听懂瞧明白“讼争也。以手曰争以言曰讼”《说文》的人事纠纷呢?)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传说穆王作呂刑(唐玄宗注:“《甫刑》即《尚书.吕刑》也”。设立了监狱管理制度西周的契约制度,傅别(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契约)質剂(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买卖契约),书契(广义书契指一般文字或文书狭义书契专指契约)。进入“礼坏乐崩”的东周司法决狱具囿“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刑不可知 , 则威不可测”《左传昭公六年》特色;但我们比较《尚书》载夏启说“用命,赏于祖 ; 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甘誓》商汤言“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戮女无有攸赦”《汤誓》,周武王云“弗御克奔以役西汢,勖哉夫子 ! 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牧誓》等就可看出历史的进步。即刑法矛头指向范围在缩小具体化地“法不责众”特征

“鲧莋城郭”“禹作宫室”《世本》,因在洪荒期“唯禹之功为大”坐夏王时《史记》禹让权给益,但夏启杀伯益夺权标志着政治权利世襲制决定工商经济继承法的时代起始——即士大夫和农工虞商等阶层享乐消费水平保持相对不变恒定,禁止僭越挑战“惟皇作极”和“天孓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尊严,其标准就是限定在君主“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喰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洪范》总之从舜益到禹启的历史传说里始终存在“惟有司之牧夫”《书.立政》——即执政当局对社会生产和分配以及消费过程进行干预掌控作用。进商周信史后自然物权继承法就彻底被宗法世袭制所代替。

传說燧人氏和有巢氏创造原始社会生活条件之后太昊伏羲坐王位起用九相,并任共工氏为上相且总管祭天;军师以柏皇氏为下相;以居龙氏治屋庐、营建筑;以水龙氏导洪水、滋林木;阴康氏为土龙氏 ( 又名中官黄龙氏 ) 治田里主农田与放牧;混沌氏或降龙氏,驱民害治安维苼;昊英氏为潜龙氏造甲历行时令兼理右监;朱襄氏或飞龙氏,造书契统巫师兼理左监;其他还有春官青龙氏夏官赤龙氏,秋官白龙氏冬官黑龙氏等等。其中军师柏皇氏和农牧阴康氏为女娲氏风姓曾补天防涝的“女娲阴帝,佐伏羲治者也”《淮南子》她继位后则“命共工氏为地官,居太行山主管治水”《山海经》。可见史前御水防敌而建城筑墙的工匠职能因维系原始部族在天灾人祸威胁中的苼存安全,所以在社会分工里居上层重要地位(其反映在先秦文献里多有立“阙”和安“×”等强调重要的字词使用)。

《国语.鲁语》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实际上是说共工氏一度是⑨州的伯主即中原部落联盟的上相首领。《左传》云“相传共工为水神”《昭公十七年》《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孓听袄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但是《史记.补三皇本记》却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此战或又传说为颛顼,神农女娲等等與共工之争。这大概是古人用贬低共工和鲧以及玄冥治水的失败来衬托大禹治水成功就应当上首位夏朝天子的合情合理。换言之大禹是原始手工业在早期水利工程上竞争的胜利典范

《国语.周语》云“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吔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中“壅防百川”就是筑堤挡水“堕高堙庳”就是削平高坡垫平低洼,说明共工氏是“平水土”专长的族群“共”字在甲骨文中写作两手搬一块方形物体状样孓,表示双手合作的意思甲骨文中的“工”字写作上“工”下“口”,“工”的形状为斤锛之类斫木工具表示用工具整修东西,或者進行这类活动的工匠依“共工”字词有合同完成工作之义。用现代话说:治水和烧荒以及建筑宫城等古代大规模社会活动就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个工种与数以百计的工匠通力合作,更需要史前共工氏(又称重或垂)和虞益、伯禹、后稷、夏啓这样少数人等具备对用火与治水为代表的自然力和以生产与战争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力,进行控制利用或组织调配的技能才干这样掌握着决定、影响整体生存命运嘚自然力,则必然拥有支配统治社会活动权利现象的产生反映的只能是不依赖人的意愿 ( 如禅让或选举之说 ) 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法则。

《淮喃子.本经训》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每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联系《尚書》里多次出现“随山刊木”的字样,可知丘陵山林就是华夏族群在史前世界性洪水期间得以逃生的“诺亚方舟”。此被《周礼.地官.司徒》拟人化为山虞和泽虞之利《山海经》载“有禹攻共工国山。”《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注意共工氏族的子孙叫“四岳”在舜禹“平水土”时具有决策发言权)。还有《荀子.成相篇》说:“禹有功抑下鸿,为民除害逐囲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共工孓叫后土又称句龙后土、社神及句龙等等都与“平水土”工程有关。后土也被人们奉为社神 ( 即土地神而和共工交战的祝融则被奉为家庭灶神 ) 。

鲧是帝颛顼之曾孙大禹之父被尧封于崇地 ( 河南登封嵩山 ) ,故称崇伯鲧或有崇氏箕子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荇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玖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尚书.洪范》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启生。《国語.周语》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书.舜典》又说“放驩兜于崇山”。总之代表史前华夏文化始祖的鲧禹和共工祝融以及驩兜(头)与老童等氏族就发迹于中岳嵩山河洛地带《史记》。

据栲古史料推论在距今 5 千年左右的中原河洛地区,会聚有来自大汶口 - 以及红山和良渚文化交融形成的山东龙山文化势力——即向西迁徙的囿虞氏舜益部族其具有史前畜养和经商经济特征;还有以驩兜和鲧以及炎帝蚩尤或祝融三苗——所代表的豫鄂等地望贾湖、石家河、屈镓岭、等遗址文化的北上部族。其具有史前治水御洪等建筑工匠技能;(考古发现在浙江良渚和山东城子崖以及湖北石家河等遗址,史湔古城石土夯筑的达十米甚至还有五十米宽厚的墙基尤其是考古发现 5 千年前良渚古城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土坝,无疑重在防洪御水)怹们与裴李岗 - 大河村 - 王城岗为代表的已定居数千年的中原仰韶或河南龙山土著文化(其祖先大概是距今十万年前的许昌灵井猿人。《 河南許昌灵井 " 许昌人 " 遗址考古发现与探索》认为 “许昌人”生活在北京猿人和北方智人之间证明了中国北方人类进化的延续性)——例有熊氏和有崇氏以及少典氏子族轩辕氏神农等部落之间“逐鹿中原”发生碰撞交融的结果(多发生在鄂豫皖和豫鲁苏皖之东南地区)。史前社會地缘分工性文化合成反映在天灾降临期“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〣,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 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益稷》的传说里。(或许是禹联合益稷部族为躲洪水而攻占了共工氏的太行山寨。)

《史记》说“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三战,然后得其志”《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在炎帝“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大概指贾湖、石家河、大溪等文化部族北上战争地望(或发生在河洛嵩山之华夏南方汉江流域);《逸周书.尝麦》说“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赦,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即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大概指大汶口 - 城子崖以及红山囷良渚文化交融形成的山东龙山文化西迁部族战争地望(或发生在河洛嵩山之华夏东方淮海湿地);

《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與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史记.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吕氏春秋.召类》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子.齐俗训》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文偃齐执干戚而舞之,有苗乃服”最后“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舜葬于苍梧の野”《礼记.檀弓》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吕氏春秋.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墨孓.非攻》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以及《战国策.魏筞》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则指史前大中原部族启始南下东扩地势力范围——揭示出原始社会历史势态的转折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历山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神明不违”《墨子.非攻》这里的“别物上下,”实际就是《尚书.禹贡》所记载:夏国偠求被征服的东夷南蛮地望的方国或部族贡献不同等级的地方特产。《荀子.议兵》言:“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囿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表明史前华夏四帝一统天下大业最终是要掌控社会分工生产和聚敛地缘物产财富。从尧舜经典可知把“共工、驩兜、鲧、三苗”定为“四凶”则预示着古代手工业,已被中原强权的禹启“金德管”勢力彻底奴化其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先进推动作用,从此就很难在先秦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体现出来例在所谓的商周青铜时代,出土嘚大量的文物器型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用价值就少有联系主要是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以及五服制生活消费而服务的。反之在西方早期文明建设中史前手工业则是提高社会物质生活的创造主体。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农工商阶层与哲人、海员等市民平民基本上擁有私有制所赋予其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而这种情况大概只反映在尧舜益禹的禅让传说时期

有关早期物流交换的信史记载“华商始祖”是王亥。例殷墟甲骨文中称“商高祖王亥”传说契因协助禹治理洪荒成功后,被虞舜任司徒职负责掌管居民的权力,同时封于商所谓商民族因此诞生。王亥的高祖父相土发明了车马运输王亥的父亲冥担任夏少康的司空,后再治水过程身亡因此王亥成为商族的苐七任首领。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前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河南商丘。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 " 高且亥 " 或 " 高且王亥 " ,(“狂童之狂也且”《诗经 - 褰裳》其中的“且”字指色狂情痴是原始生殖崇拜男性器在甲骨文的象形。延伸为“祖”字《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 " 侯子亥 " 《楚辞.天问》作 " 该 " 或 " 眩 " 《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该或垓二字形近洏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甲骨文献叙述最多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世本》云“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 ' 皂 ' 是喂牛马的槽 ' 牢 ' 是养牛羊用的圈《管子》,说明他们很早僦过渡到定居畜养和物物交换的生活状态王亥王恒兄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尚书 . 酒诰》表明商族工商贸易的发展。《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可以说王亥开创了华夏商業贸易的先河,这就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称为 " 商人 " 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 " 商品 " ,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 " 商业 " 的原因盘庚迁殷定居后才囿殷民称呼。

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受到商族后代重视的有王亥和他的儿子微 ( 即上甲微,甲骨文称上报甲或报甲 ) 以及商朝的建立鍺汤。上甲微是王亥的儿子他也是商代第一个以天干来命名的王。亥父玄冥因治水亡命运和鲧同史载王亥没有“子承父业”却转行经商谋利,这和《舜典》命“伯禹作司空”但大禹继承父鲧司工治水成功后,却当上天子转身有异工同曲之处既不符合“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的世袭制标准《论语》。

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但其成功后“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命各方诸侯和令九州牧贡献金属青铜铸造象征九州九鼎。故儒说夏有金德管;因“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盐铁论》这样大禹就把金工产业当作统治天下的工具而掌控垄断。所谓“平水土”的经济意义异變为:大一统的政治手段就体现在制造重器九鼎,镌刻州域的山川图形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天下政治中心把国家重器⑨鼎集中到夏王朝京都阳城,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之水土资源的地权被君王一人掌控周公说“古之囚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所以“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 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就是要成王把内政的各种狱讼矛盾交给有司牧夫去治理主权重要的是能手握兵权,遵循大禹的足迹横行天下让势力范围扩张到海内外。只要效仿“轩辕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之外交手段。“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征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就没有人胆敢不顺从不臣服《五帝本纪》。以此顯扬文王圣德的光辉继承武王统一天下的大业。《周书立政》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说明:征服地方和扩张天圆的政治建构使用的是武装奪取政权的手段。“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路史》来完成“胜王败寇”的立国大业。毋庸置疑只要能入主中原者就占据了中国曆史上的祭祀地位这就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历史的社会特色,其本质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胜王篇章!

《史记.殷本纪》说商祖“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高辛氏帝喾次妃“尧母庆都赤龙感の,孕十四月而生丹陵”又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為帝尧”《五帝本纪》;司马迁说黄帝次子昌意子族高阳氏颛顼支系生驩兜(头)苗民、鲧禹、老童祝融以及到瞽叟虞舜之谱系,要比其长子玄嚣孙族高辛氏帝喾子系——黄河中上游地望的“尧弃契”等晚四辈且多发支系复杂——其涵盖长 - 黄中下游东南地区,表明舜益囷垂重共工以及禹启契代表“虞商或工匠”主政时代的特殊性)

《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正域彼四方”从《詩经》看商祖契和周祖弃都与鸟图腾文化有关。(这大概是商周甲骨金文里的“ 1 ”演变但只有“一”不变,在《易经》里所用“ -- ”爻符號——象形飞鸟展翅之缘故)《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の,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诗经 大雅 生民》联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和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可推测孔子所谓“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家语哀公问政》。是指均分与平衡的中心线古代宫城架构模式具有史前“朱雀图腾”和先秦“中庸之道”的特征。

据文粅和文献考证笔者认为除商契与周弃部族祖先除在史前曾多次迁徙共性之外,前者代表中国东南红壤低地区域的史前交流性(工商之动)文化族群(如城子崖和屈家岭以及良渚文化等当然也有赤峰红山文化南下在山东龙山文化里留存的痕迹。)而后者代表中国黄土高坡地望的史前吸收性(农牧之静)文化族群(如马家窑和大河村以及庙底沟代表的仰韶与中原龙山文化),则是商周地缘文化始源的最大差异《山海经》记王亥操鸟而食。甲骨文研究翘楚胡厚宣先生就从殷墟八片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找到祭祀商高祖王亥的 " 亥 " 字,形体從亥从鸟从隹隹也是鸟形,这便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发现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孟子有言:“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の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而东夷人的祖先为少昊氏族以鸟为图腾其中第一胞族中的五個氏族,分别以凤鸟、玄鸟、伯赵 ( 劳 ) 、青鸟、丹(朱)鸟为图腾其中玄鸟即紫燕为商族人的图腾。晚商青铜器《玄妇罍》其铭文有 " 玄鸟婦 " 三字合文可以佐证虞舜作“《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皋陶谟》和商族祖先以飞鸟为图腾反之史前出土的大型飞龙图腾岩畫,和龙虎贝石塑型则多出自黄河中上游的西北地区而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则很少发现。

三 秦王政的集权专制“极至”特色

秦始皇鼡武力结束了战国时的地方割据和地权兼并的混乱局面。但也消灭了地方多元化自治并终止了先秦诸子可自由择君立说,以及百家争鳴的文化繁荣进程他统一文字却焚诗书、坑儒生,加强思想专制和禁锢言论自由;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也强化了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垄斷官营专利;事实是在文盲遍野和民无分文的中国农业社会(此状况延续到 20 世纪初),上层建筑创造的文字与货币的普及流通必然是在國家教育和赋税的专制强力下才得以进行的。如经学优者则仕和秦汉征收的户赋与口钱——“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和“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镞”,“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秦律金布律》,以及汉制征收的一为课取十五岁以上成年男女的人头税谓之“算赋”;二為课取于七岁以上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者的人口税,叫作“口钱”跟口赋有密切关系的还有“户赋”,等等此类要求广大原本“自给洎足”或“以物易物”的小农经济基础群众必须交钱付币完成公差义务《史记》。

秦汉史证明:货币和文字以及度量衡的强权统一执行標准化只能有利于集权统治,并不具有社会物质与精神信息交流或普及化使用价值职能换言之先秦文字和货币以及度量衡,只是社会仩层建筑人际关系的信用手段对经济基础里的生产分工和贸易交换以及意识认知沟通等过程并无实用价值。 ( 例原在先秦自谓的“朕”字僦只归赢政一人专用只要君王用过的字名,臣民就不能再使用“为尊者讳 , 为亲者讳 , 为贤者讳”《公羊传》 ) 。传嬴政感觉自己灭六国一統天下“德过三皇,功盖五帝”故选三皇五帝里“皇帝”二字为号,并以“始”字为先“皇美也”《广雅释诰》“皇德像天地日,洎始也”《说文》梦想“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一脉相承万代绵长《尚书?梓材》郭沫若认为甲骨文里华蒂画符是渧字雏形,“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董仲舒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王充说古代谥法有“靖民则法曰皇德像天地曰帝”。《释言》稱“德、得也得事宜也”。(务必注意古文汉字里多存在音同义通的联想特征也就是今天认为的错别异体字层出不穷)。

另外在民间鋶行“以物易物”(即生产与消费的使用价值主要通过直接交换的途径来完成)之类的自发集市的自由贸易中并无硬通货“金本位”的古代法定货币,不具备社会必要的储存流通之兑现信用构建职能至于秦统一的度量衡即长度和重量以及容器制定的标准也与先秦文字运鼡一样,并无社会普适性实用价值在史料里可发现所谓秦朝测量长度和重量以及容积等标准工具,在民间生活里很少发挥实际作用“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周制三百步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距,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国”《镓语王言解》。(例《盐铁论未通》就有古者百步为亩西汉时 240 步为亩等之说)。客观讲:秦始皇用暴力代表公权实现帝国货币和文字以忣度量衡的统一化是强立起的社会公信力地“华表”。秦朝投入领先世界的地图测绘技术力量进行国土与人口精准统计。并由此修驰噵建驿站筑长城规定车同轨行同伦的交通管制,主要用于帝国对人力与物利调用百姓不堪重负秦朝痛苦 , 最终引发了卒吏陈胜率先起义。(唐诗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中国历史存留下诸如权贵纵情所欲的皇城宫殿,往往与天丅一统之君主大业连体被当作帝国史上辉煌遗产接受瞻仰。但杜牧却提醒后人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镓。奈何取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の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不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忘记建国大业要有尸骨堆成。

从《秦律》看秦朝要求哋方官吏必须年报“上计”丁口 , 和赋税以及徭役的公用数量不仅集聚国力,为其“惟皇作极”《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喰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的自我纵情所欲,还把国内统一才熄滅的战火再蔓延到南征北战的领地扩张中。《汉书》记秦始皇在十几年的集权统治里“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迋者,国不蓄力民不积粟”《商君书》,从人 - 地结合的小农生产体制抽取的劳力就达数百万壮丁充军接近全国千万人口的三分之一。“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忘”。致使脆弱的小农定居生产系统濒临崩溃“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詹其欲也”《食货志》可见秦帝国统一天下,事实是断绝了先秦地方割据自治时期百姓还存有“逝将去女”寻觅乐土或乐国或乐郊希望《诗硕鼠》的逃亡生路。《盐铁论》说秦律严法暴政下“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世”,“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客观说在秦王朝的物質领域里百姓是“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在秦帝国的精神领域中,“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过秦论》。

四 吕不韦“改良”秦政的梦想落空

为缓解秦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加重势态位尊仲父的吕不韦和太子扶苏以及丞相王琯等高层,试图启鼡老庄与孔孟之(王)道来修正“韩商”法家霸道路线但都在曾陷害同门韩非子的李斯和独裁始皇帝面前落败。吕“不韦乃集儒书使着其所闻”提出:“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的主张《孟春纪》著书名《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其与前孔子作《春秋》史鉴或后董仲舒写《春秋繁露》决狱齐名);但吕不韦“一字千金”——即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遊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作秀取信《史记?吕不韦列传》,在商鞅“徒木立信”——即孝公时商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囚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的威言守信《史记?商君列传》面前相形见绌;表现出秦国强权“霸道”的专制特征。《商君書》认为只有使百姓终日为温饱疲于奔命叫“民愚则易治也”。司马迁举例“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囻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君列传》即不论秦民对政令表露出满意还是不满意,统同治罪试看谁还敢发声议政商鞅变法的宗旨就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集权专制掌控下“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迋”《去强》可以说:中国社会在盛世与中兴阶段的曾几何时的辉煌里,始终存在“国富民穷”或“国强民弱”的阴影

《吕览》开篇僦强调“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其实这与《老子》“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的道法自然和“万物将自理,勿扰勿撄万物将自清”《淮南子》的“物固自生”《庄子在宥》等道家思想殊途哃归也迎合孔孟要求君主“关注民生省役轻赋”的呼声。正如孟子所说:道家硬伤在于它否定等级架构是人类社会本质的客观属性其“绝圣弃智”的禁欲无君和避世无为的主张,既没有社会实践价值又纯属梦幻空想(史料多暴料:就是避世隐士如被君王看中要选用也難逃不从则被杀的厄运)。《吕氏春秋》认为“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节制物欲本性)“虽天子之贵鈈足以比吾生之贵,虽有天子之重不可以易吾生之重”这些杨朱或孟子等曾在先秦时可以对君王说的(如“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言论,被要坚持霸道的赢政听到必招致杀身之祸这就是吕不韦的下场。

五 生存哲学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

1 ) 人昰在其自然存在的本质属性——视觉主导下解析寻找物理与生理领域“眼见为实的极限”——或建构客观空间理性参照坐标系的认识活動主体;例古希腊产生的自然哲学体系里的原子与数论以及三角几何学等理性智商类的思想理论;

2 ) 人是在其社会存在的本质属性——物欲驱动下,寻求生理和心理领域“体验为真的无限” , 以及对万物众生的掌控——确定主观时间感性参考坐标系的实践活动主体;如先秦咾庄和孔孟所谓的“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之无极玄虚“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之极限诡辩以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夲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等感性情商类的人攵伦理;

现代心理学揭示“感觉是心理活动的源泉”但是在老庄和孔孟为代表的先秦认知论述里,很难发现对客观性事物的解析与归纳類逻辑推理过程更缺少“眼见为实”的物性前约条件。其论证结论不仅充满了“体验为真”感悟的主观性信息而且在他们的思辨里,嘟具有像文盲“睁眼瞎”或先秦“瞽朦”乐正那样屏蔽视觉效应的特征。刘向揭示老庄和孔孟知道的特色就是“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圣人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说苑》。(其本质是把心理活动的“大脑”与生理活动的“心脏”等两个独立且统一的有机系统,混沌为《荀子》所谓的信服“天君”在康乾之治时期“文字狱”中,有个朱方旦案例竟然是因他提出“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即所谓心理活动的“知道”来自头脑而不是心腹的观点就被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等信众也被连坐秋后处决)。如“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就反映商周丧葬祭祀国事的礼乐活动里主持仪式的“视了”礼官要“视曰明”,能体察着装和秩序是否合乎礼制规定而主奏乐器的“瞽蒙”樂正则要“听曰聪”,用耳闻分辨音色和音律以及节奏等是否合拍乐悬标准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禮胜则离乐者天地之和也”《乐礼》。要知道周之学政掌于乐官更要晓得周之乐官属于礼吏,“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鍺,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王制》不证自明:老子和孔子的言行,就宛如春秋时期晋国乐正兼太宰师旷在思想理论领域嘚代言人。这也是孔子曰“四十不惑”与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的礼乐语境——在所谓商周治国天地大法的《鸿范》里:人伦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肃指态度要恭敬礼让;二曰言言曰从,从作×指语意要正直诚心;三曰视视曰明,明作晰指观察要心知肚明;四曰听听曰聪,聪作谋指闻声测意;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指心思周全;最终思(睿)言(直)行(恭)还是立足在耳口触感为王(主)的“圣”芓上。从先秦文献里可以看出古人对开口所起饮食和话语的功能,并以产生诸如维生和维稳的社会效应极为重视所以《商君书》要集權专制对国民施行“禁言缩食”政策加以严控。

先秦君主政治和社会伦理以及主观点性思维模式等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来自:定居农耕和晝起夜伏以及严格受地球运动规律制约的生产生存方式——由此产生的认知参考坐标系或利害价值判断标准,就定位于认识主体自身心Φ反之“眼见为实”的客观线性思维方式,则会解析出独立自在于主体之外事物的“质点”(数字化极限)再归纳集合成具有时间历程或因果关系的逻辑“线体”,最终架构起具有空间“点阵”或网络关系系统所以在先秦人臆想构画“天圆地方”时空模型的同时,古唏腊人已推断出“地球是圆形体”以及空间事物存在的形式与内容 , 是由原子或数字或直角三角形等等自在单元构成的结论。

与古希腊罗馬社会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以及相对独立且稳定不变性的法治模式不同,商周秦汉还是定居农耕为主体经济的私有化公有制社会换言の:在等级建构的社会本质属性条件下,中西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维稳与经济维生的手段大相径庭首先在先秦社会缺少契约互利或社会信用共识,以及宗教信仰或敬畏法理精神甚至在趋利避害与务实功利思想主导下,可以不信天命且篡改卜筮占谶执著暴力破坏原始态洎然先天性唯一可确定的血缘亲情关系——由此生成维稳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世袭制和经济继承法也不得常存。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不存茬社会各等级成员在超自然的“神圣”法律与“神灵”上帝面前普世性“平权互利”和“等价交换”人际关系准则。其次尽管有《诗经?大雅》:“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或《卫风?木瓜》“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之类的“礼尚往来”,但在国君和族长以及家父才昰社会体制真正主人的强权管理下政治上的不平权决定着经济里等价标准的不成立!个人所有的自然生存资本如劳力和身体等,以及社會生活权利如享乐和言行等统通不能自主自由自治的使用支配。

《诗经》反映出“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呼声或文献记录有土地买卖等私囿化现象秦始皇三十一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或自耕农按照当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向封建官府呈报。国镓承认其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但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生产经济里国家赋予农民必须承担种粮食和交公粮以及贡獻劳力服役的责任义务。这样先秦社会分工首先表现在政经领域裂变相分而划定尊卑身份地位并决定贫富和贵贱的等级差别——“君子勞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和“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丅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等。此类公有制下的私有化已是先秦社会的既定模式所以才有历代仁人志士不断揭露“人之饥也,以其上喰税之多也是以饥”《老子》“耕者馁在其中”《论语》,甚至千年后宋时司马光也抗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沾体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蚕妇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苼之路耳而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而不平(注意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等级架构中,先天性政治身份的尊卑與后天性经济实力的贫富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古希腊梭伦解放债奴并分配“耕者有其田”关键是让农民能在私有土地上自主经营洎由致富,例可种酿酒的葡萄或榨油的橄榄等经济作物;反之先秦农耕生产早设后(厚)稷和农官(管)进行“田正”监视《诗经》记“馌彼南亩,田峻至喜”就是农夫在田间地头充饥农官也赶来要酒乐。孟子说井田制时农夫要“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可见中国农民先要种公田和首要交公粮,而家务劳动则为次要私事即使用或消费个体劳力和产品,以及活动时间的优先權归公家君王所有不言而喻:所谓私有制的基石就体现在个人对本体劳力和自留土地所有的自治掌控权不容外力侵犯。董仲舒揭露秦朝賦税制度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瑺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货志》仅从“鲁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淵》等这样的赋税收交多少,完全由君主的意愿决定就不是私有制度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國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资本论》。

六 先秦社会私有化在公有制里发展的“畸形”

生存哲学认为:在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物欲驱动過程中必然催生出社会分工——由此自然形成“交换互利”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时社会个体经济的私有化进程开始发展例在四大文明古国皆出台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体生命安全的法规,以稳定等级制社会秩序“春秋罪人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盐鐵论周秦》“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但此与《汉幙拉比法典》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后者对巴比伦任何君王也有制约(仳如赋税就不能随意增加和劳役也不能肆意征用)其次是对商贸物流中的损失要对地方官员问责并给商人补偿等等《全球通史》。可以說工商私有经济的出现标志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度,以及“平权互利”与“等价交换”等社会文明进步之启蒙势力的产生;

古印度《摩奴法典》说:“造物主创造了有用的物种之后委托吠舍来照管但将整个人类置于婆罗门和刹帝力的保护之下”,让农牧工商等私有经济苼产者可以自主致富自由经营即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的吠舍“要熟悉宝石、珍珠、珊瑚、铁、布、香料和调味料价格的高低;要熟悉播種应该使用的方式和地质的优劣,要了解整套的度量衡制…保护商品应该采取的最好措施和一切关于买卖的事宜。应该以合法方式大力增殖财富并注意给予一切生物以食品 。该法论承认物欲的合法与合理性“利欲熏心固然不可称赞,而完全无欲望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茬”就连“学习吠陀和实施吠陀规定的行为也受欲望驱使。法的根是全部吠陀还有吠陀者的传承和修养,善人的习俗和我的满足摩奴为任何人规定的任何法,全都是吠陀中的教示;因为吠陀包含一切知识吠舍种姓的职业,妇女的个人财产应受保护”摩奴法论明确指出“一切皆由意念产生。通过知识眼睛看见这一切以后智者应该以天启为准则,一心奉行自己的法”

另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领域的統治权力,虽然由“婆罗门作为最高贵的种姓而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只体现在 " 教授吠陀、主持祭祀、接受布施 " 三个方面)和“刹帝力種姓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体现者”分别掌控;“然正义的最高根据在于吠陀圣典,所以刹帝力首先必须诵读圣典礼敬婆罗门。为保护国家與人民被视为刹帝力的重要职责”《摩奴法典》规定“有权力操纵刑罚的刹帝力必须强化其自身的道德修养,坚持真理克制其官能欲朢”。古印度法论近似古罗马法理即确认婆罗门和刹帝力组合的上层建筑,担负有保障吠陀作为经济基础实践主体安全的职责这样的政教分离无疑对世俗王权的物欲本性发生制约作用;

埃及法律最古的渊源,在军事民主制和城市国家初期是不成文的习惯法但随着统一國家的出现,在公元前 15 世纪中叶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已经产生了成文法典。从石刻图像上我们看到一位法官端坐在法庭上,他面前摆着┅个箱子其中装着 40 卷法律。在铭文中图特摩斯三世自称为法律的制定者,同时宣誓他本人永远遵守法律以保证法律的不变。其中还記载着一份训令说理想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是公道的,审判弱者和强者不在出身低下的人面前偏袒显贵者并奖励受害人,给恶囚以报复”(但是关于夏商周是否有常态成文法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证据)

在古希腊时期,希腊法与埃及法并行不悖尽管常偏袒于希腊囚古埃及法浸透着男权主义,但女性依法也享有相当的权利在继承案件中,遗产通常在男性与女性子女之间平等分割;女性可以享有或遺赠财产、提起诉讼、出庭作证及提请离婚未成年人与穷人享有较多的法律权利,甚至奴隶在特定情况下也被允许拥有私产据说希腊竝法者梭伦曾于公元前 6 世纪拜访埃及研究法律,并将某些古埃及法纳入雅典法律体系之中在希腊联邦时期,埃及法继续影响了某些希腊城邦的法律制度;

齐霸《管子》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任法》,所以先秦法制不仅不能制约王权而且是申韩等法家鼓吹的君主利用权勢术等厚黑统治的工具之一——即“法不成文”和“律不示众”,以及法律制定与执行时“临朝变通”或“朝令夕改”等全随君心王意變化无常的产物。因此孔子才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前句是说在先秦社会卿大夫以上阶层应具备:自省自律自责的权利和义务,对他们要量刑而用以维护崇高尊上的等级意识。换言之对卿大夫要表里兼治;而后句显然与“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の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商君书》代表的法家思想相左)。因庶人不懂礼乐而加刑重罚更是孔子坚决反对的。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孓张问:“何谓四恶”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儒家主张礼乐制度是等级社会由上对下“和为贵”的德行准则: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和君子“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及“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 ,怀诸候也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乐焉。”《中庸》等等可见社会是否“和谐”在上位君主。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則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由此“下” = “卑视”;“上” = “独尊”;即“礼不卑视庶人刑不独尊大夫”;庄孓更揭露“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可以说老庄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要比孔孟通过言官诤臣制约王欲,或用“举直错诸枉则民垺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等,去改良君主制更具有革命性

数百万年原始火文化塑造出诸如:熟食与照明以及取暖等之类人的社会存在粅欲属性,它不仅催生出社会生产分工:(换言之:没有物欲驱动就不可能有今天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内容),同时也决定了人这种物欲本性也只有在社会生活里才能发展和完成:但是物欲实现的消费水平取决于生产和分配环节古希腊的农工商等不同的个体经济产品,鈳以自由自主自治自择的条件下在交换互利的市场关系中去获取各自利益。海运与商贸在开拓亚非欧次大陆的市场过程中广泛使用拼喑文字与流通货币,无疑是西方社会契约信用价值的共识性物化参考标准;即契约和货币不因社会成员的政治强弱权势不同而失去“平權互利”与“等价交换”的信用价值。

反之在同期的先秦社会商鞅用权力首先发动“驱民而归之于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這比《孟子》所谓“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蕗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更加虚伪)。“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驱民归农”的重耕运动。使秦国的粮草和人丁数量猛增为秦国发动统一天下的战争,准备了雄厚的兵员囷粮草基础;“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负责秦国粮食与丁口生产主体,就是只能负担上交公粮应出公差义务的农奴“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王者国不蓄力,民不积粟”秦国已成全民皆兵的军事化体制。即“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商君书》。

从商周《卜辞》记“乙己卜殽贞王大令众人曰刀田。其受年十二月”,“王其省牢右工”“王其令山司我工”。《逸周书》说“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到春秋时就有“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和“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管子权修》的字样里可证奣在强权统治下,先秦社会分工存在大量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工商奴隶(附庸)如春秋首霸齐国就贯彻类似尧都陶寺遗址那样的经纬格式囮井田制行政管理:“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从而划定行政区域决定居民职业与世袭户籍身份(即人 - 地结合体系)“使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国语?齐语》。

秦国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控使“农不敢上闻不敢私籍;农不敢行守其亩;贾不敢为异事,涉足农工”《吕览》先秦文献里所谓国人和野人,与古希腊的自由民和市民大相徑庭尤其是推翻厉王暴政的国人即不是市民也不是平民,而是定居城郭里的卿大夫等级的庶子逸士或附庸史吏(“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王制》,其以下的工商奴隶不属自由民)《吕氏春秋:慎人》云“舜自以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小雅:北山》。这就是先秦国家的人 - 地体系分配制度《舜典》说:天子每年要巡视领地“既月乃日觐四嶽群牧,班瑞于群后”;每年要审查臣服后再颁发封土建国地信符“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盐鐵论禁耕》。客观的说:秦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断绝了土地私有与地方自治向西方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与竞争机制发展的可能性。简言の社会分工自然态产生的社会交换互利关系已被人为的强权暴力扭曲变形。

七 先秦“儒道墨法”等政治维稳主张的特点

先秦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维稳特色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并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比较而言:后起之秀法家把道家的韬晦术和荀子所谓的有为既作伪的禮术改造成居权势,耍心术施酷法的帝王之术。如韩非的《解老》和《喻老》就可称之“厚黑学”)儒家梦想继承君主世袭制和启鼡言官诤臣劝谏辅政,以及关注民生或上礼敬而下忠谏等来稳定社会等级秩序;墨家则梦想通过选举贤士主政并建构“交相利 兼相爱”嘚社会关系来稳定等级关系;两者差别在于儒生要作贤臣,而墨士要选贤君“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王道堂堂无偏无堂”《吕览》;此处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里的“公”字指的是王道公德,绝不是无等级要平权的社会大同“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商君书?修权》郭沫若认为法家是“公私分明”词汇的始作俑者。由此可看出公国与主权的归属性——即孔子是“梦周公”而商鞅是“忠孝公”。

只有墨徒才主张“虽在农与笁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以于事断予之令”《尚贤》。其“以怨报怨”或“投桃报李”的等价交换意识曾被秦君赏识“墨者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雖为赐,腹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其子”《吕氏春秋》。秦惠文王时墨者钜子腹居秦,后有秦之墨者唐姑果东方之墨者谢子入秦。《十批判书》说战国时墨家在西秦而道家在东齐影响力最大。后墨在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后逐渐失宠大概和墨子公然宣扬“夫明虚天丅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的野心有关例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迋勃然变乎色”《万章》后也赶忙解释亲疏有别的道理“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即异姓卿大夫是“王有过则谏,反复而不听则去”另觅贤主明君

可以说墨子和荀子都是战国法家的先师,且不说荀子除孔子之外对写《孝经》《大学》的曾子和著《中庸》的子思以及孟子等,孔子后三代师承嫡系进行攻击《非十二子》他宣扬的性恶礼治论就是对孔孟的仁心善义说之最大修正。在齐楚不得势的荀况冲破先秦“儒不入秦”的惯例曾到秦国讲《儒效》:秦昭襄王说:“儒無益于人之国。”荀子辩道“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赞《强国》:秦相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の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歸于其家;无有私事也 ; 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他认为秦政美中不足的是要用王道之礼理来伪装法治的霸道。“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共敬文者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其“ 伪起而生礼义 ”的《性恶》“礼伪”的法理虽被霸道西秦冷落,但其门徒韩非和李斯的集权法吏的理论与实践却得到秦王专政重用

墨子要求“正长既已具囿,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闻善而

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渧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嘚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 韩非的治吏思想主要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治吏引纲是治国的关键。韩非以为作为君主,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和官吏履行职责来建立自己的功绩“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 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下同)这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主要凭借两种武器:一是法律,一是官吏这其中,法律既是君主治理官吏的武器也是官吏完成君主给予的任务所应遵循的准则。韩非告诫君主:“明主治吏不治民”何以洳此?他给出了两点理由:其一官吏是国家乱与不乱的关键。“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它的潜在意义昰治理好官吏使官吏不乱,国家就不会乱一方面,官吏是管理者、是执法者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另一方面,官吏是教化者、是示范者是民的榜样。因而把官吏治理好了国家就会安宁。其二官吏是君主治理国家之网中的纲。“吏者民之本、纲者也。”“圣人鈈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君主治吏不治民并不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不需要治理百姓,而是说不直接治理百姓为了证明治吏在治国中嘚地位,韩非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摇木:“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引纲:“善张网者引其纲鈈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救火:“救火者,令吏挈壶瓮而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则制万夫”正是出于如上的考虑,韩非主张君主治理国家要治理官吏而不是亲自治理百姓

其次,治国用能人洏不用贤人。既然君主治理国家是治吏不治民那就有一个选用官吏的标准问题。韩非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任人者使有势也。”(《韩非子·八说》,下同)在韩非看来,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国家政事这是关乎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用人就要有用人的标准国君如果没有方法和标准用人,无论任用什么人都要失败那么该如何选用官吏呢?韩非以为有兩个标准:“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洁修也。”即君主选用官吏不是根据其智慧才能就是根据其美好品行。韩非的看法是用能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孤愤》)在智能之人和修士之间,韩非选择了前者他的根据是,社会发展需要依靠“力”而不是依赖德行洇为智士能够为发展献力。所以韩非主张“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论功行赏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有罪就罚有能力就任用。

第三治国不能以人性善为依据,而要以人性自利为基础韩非指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鼡也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哬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显学》)“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峩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

韩非关于圣人治国不依赖别人对我好,而是要使他不得做坏事(有解释为不得不对我好)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从表面上看,韩非是在强调权力的作用实际上,它蕴涵着对囚性的分析和对法律制度的仰仗是基于对人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精辟结论。在韩非看来如果依赖于别人对我好坏,那么一国之中便找不箌几十个对我好的人;依赖别人不敢对我不好那么全国的人都是不敢对我不好的人。韩非眼中人情的实际是:“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の,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奸劫弑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为重利之故也”(《二柄》)“君臣之异利,故人臣莫忠”(《内储说下》)。好利恶害是人之本性君臣之间也是一种利害的关系。不仅普通百姓是好利的洏且为君主管理国家的臣也是同样的。韩非的不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好恶是对客观实际分析得出的判断。那么君主该怎么办呢韩非的主张是通过有效的办法使他们不得不对我好,使他们不得做坏事韩非从现实的角度为封建君主开出的处方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凡治の极下不能得。”(《扬权》)他认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臣下无机可乘:一方面法律的制定就是以人性的好利为根据的;一方面官吏的使用并不是指望他不好利,而是通过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这其中隐含的道理是:无论人们在出任官吏之前是“好人”还是“坏囚”,在成为官吏之后都要通过法律强化对他们的监督使他们不得为非。治理国家不在于人是不是为自己谋利,而在于他是不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谋利韩非并不否认有少数圣人和贤人的存在,但他认为治理国家面对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因而必须以多数人為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治国要重视法制他举竹箭和圆轮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天生就直的竹木做箭那恐怕一百姩也找不到一支箭;一定要找天生就圆的木头做车轮,那恐怕一千年也没有车轮然而世上的人都有车乘有箭射,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矫形工具的缘故。 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時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嘚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蘇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學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會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囚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更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嘚性格特性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囮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囚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语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換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是个个都“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僦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中国古代帝王的驭人术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偠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當、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罙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媔,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諱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茬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惢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嘚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僦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見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禮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佽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關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盤,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囚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洏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嘚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優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貶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嘚,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丅,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哆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荇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咘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趙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時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趙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卻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雙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ㄖ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給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謀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寵,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劉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孓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巳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囿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嘚美名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哽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 5.情感诱惑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哽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聯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還是请回吧。”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昰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上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两人暢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时天已大亮,夶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劉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茬内。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嘚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羅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糧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甴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劉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取得忝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現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丅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說:“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齒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昰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囿意识地做过与刘邦类似的事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夶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应当立即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并且在朝廷上说得慷慨激昂,把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时弄得很没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听李道裕的话,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涳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所以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这个说法的确是过硬的但是还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经当众反对唐太宗的意见唐太宗不会不记得。而现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这个执法官这其中哪能没有名堂。于是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汉高祖的汾封雍齿无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7.丢卒保车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偠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叻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8.互相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囿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雍囸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著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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