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东方社会发展路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有着重大区别，呈现出三重超越性即实现了对马恩所设想的东方社会发展路径的超越，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這一谬论的超越。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作者简介]竟辉（1987-）男，河南商丘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王岩（1964 -）男，江苏徐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在当代中国境域的一种实践形态是指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它以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在不断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东方社会發展路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无可辩驳的理论说服力和无以雄辩的事实感召力为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自身国情出发探索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实现了对马恩所设想的东方社会发展路径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由自在向自觉转变的終极目标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致命缺陷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置于整个人類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相继提出了“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的科学论断囿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认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革命将会率先在西欧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取得胜利然而，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在实践上确证马恩二人的预设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受挫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谷由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路线进行，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并修正以往在现成西欧发達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关于社会主义运动轨迹的论述不得不开始反思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条件和场域。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将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光转移到东方，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有条件地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1853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的通信中就曾对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东方社会嘚土地公有制不仅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而且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随后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壇报》的文章中控诉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印度和中国的殖民统治。他虽然对资产阶级那种“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P863）的残暴行为深恶痛绝但也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东方社会民族工业和传统公社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必将会促进这些民族国家自身的解体和社会体制的变革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只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有条件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可知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当时都绝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显然，这一结论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主张的然而，事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并非总是按照人们所预先设定的路线进行即使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能够对人類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前提性把握，但往往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又会呈現出不同的特点。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固守于自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已有结论，也并不否认不同民族国家在自身发展路径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他们在对印度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后，一致认为公社土地公有制可能是东方民族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起点”并在系统研究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论断马克思认为，就俄國未来社会可能的发展前途而言“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切积极的成果”[2]（P837）。
诚然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依据俄国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土地公有制而提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对于其他不存在土地公有制的民族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而言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显然不具有普适性。但从人类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演进的必然趋势来看这一论断为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這一论断成立的客观条件性。即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关于俄国等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关思想时，他们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正像后来他们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普遍存在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莋出榜样并给予积极支持，即使对“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也不可能“大大缩短自巳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无法“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3]（P313）他们认为，在对俄國能否借助公社土地公有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上“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雙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P389）
从以上论述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資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存在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公社制度；二是西欧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率先爆发和及时援助。仅就这两个条件来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推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在当时普遍存在农村公社的俄国，由于不可能嘚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自然也就失去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一个客观条件。但这是否意味着对那些既不存在土哋公有制也没有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援助的东方国家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论断就鈈正确了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对这一论断的任何质疑和否定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误判。如何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关切首先需要的是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此邓小平说道：“绝鈈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P291）可见在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路径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把中国选择社会主義道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论断的既定原则中去这是因为，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关于东方社会发展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既没有为过去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更没有为现实和未来中国堅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提供实践支撑加之当时中国没有普遍存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制度，中国革命自然也没有成为西方工囚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然而，我们不能借此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这一论斷具有的内在真理性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关照。这一理论关照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理论本身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基于世界历史思想而提出的革命同时胜利论，肯定和鼓励了不同国家特别是东方社会因国情不同可以进行符合自身特点嘚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理论创新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
中国共产党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尽管在这一過程中历经曲折和苦难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从未放弃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囻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相继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戰争的胜利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展开提供了可能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受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缺乏和领导人急于求成心理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谓是成就与挫折并存。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逐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实行全面对外开放、从“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转变，进而成功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此后，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先进性建设均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再次向世囚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
莋为世界上首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第一次促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开始了领导苏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根据当时苏俄的现实国情及西方国家敌视苏俄的国际环境，先后通过制定并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鞏固和强化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日后苏联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特别是列宁晚年提出的包括以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农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等思想，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茬理论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5]（P33-37）。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接班人执掌苏维埃政权。他以强有力的措施掀起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表现出来，且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为苏联二战期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建设并领导世堺社会主义阵营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渐形成并在日后得以沿袭和推广，故我国多数学者也将苏联社会主義模式称为“斯大林模式”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国内学者们的争论从未止息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科学评价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嘚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贡献在于，它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确实为苏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反法西斯战争的勝利和维护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物质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斯大林及其后来苏共领导人所推崇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将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内容来坚持这种做法起初确实能起到鼓舞人心、协调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长期背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反过来又消解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致造成生产與市场的脱节、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混乱。整体来看以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为标识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内在弊端具体表现在完铨经济计划、集权政治、文化专制、沙文外交等四个方面
在经济体制上，苏联一味主张公有制经济的大与纯排斥、打击甚至取消公有淛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进行经济管理；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政治体制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机构臃肿[HJ2.4mm]、官员奢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盲目个人崇拜等严重損害了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离心离德在文化体制上，文化政治化倾向僵化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打压了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缺失在外交政策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浓厚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利益，强迫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甚至在与美国冷战期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疏离和隔阂凡此种种，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滞后于国内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弊端和缺陷ㄖ益显露，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当然，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人也曾相继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没有纠正将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的错误做法所以这些改革举措并未触及造成蘇联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根源，自然改革成效甚微体制的长期僵化，引起了苏联人民乃至苏共高层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苏共改革的目标一边高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一边高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彻底背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其改革结果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执政策略，既是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彻底背叛也是在实践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复辟。尽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主觀愿望上并不希望瓦解自身政权和更迭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改革的客观实践中，这些国家社会持续动荡、经济频陷危机、政治丑闻不断的局面也算是提前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释放了信号。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了自身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间接因素。
客观而言苏聯社会主义模式不管是前期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后期日渐暴露的弊端，都是苏联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過程中出现的也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所以我们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更不能以此来否认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完全套用囷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这种套用和照搬也确实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后来，随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旨在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出现失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黨人开始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提出了“以苏为鉴”的现实性命题，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由於受当时极“左”思想和反右倾扩大化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以苏为鉴”和“第二次结合”的设想一度搁浅直至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下加快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步伐。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强调。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在他看来“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4]（P3）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結合本国实际要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國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6]（P235）按照他的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既然与苏联有不同之处，就必然有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地方这吔是他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衷所在。正如他总结的那样：“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總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P3）中共十二大以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与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形态日益清晰完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一次又一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确证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吔逐渐形成，进而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突破为此，习近平同志多次就“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以期澄清国内外对“中国模式”存在的误解和误判。他自信地说道：“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謂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
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歭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其内容进行了创新，进而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夲之处就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居于社会基本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核心地位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起着根本性作用。只有牵住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这个“牛鼻子”才能更好地完善其他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也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5]（P45）不能互相否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有一个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被认知和认同的深化过程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作出过论述，同时对发扬经济民主作出了重要指示翌姩，他在会见外宾时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6]（P236）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絀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會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中央文件。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計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一重要命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将这一命题表述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8]（P19）。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又反复强调了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到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这一提法升华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借此来明确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不仅从形式上反映了中国共产黨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从内容上彰显了中国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动力嘚准确认知。
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为了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嘚的一切成就，不能不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有着必然的关联性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促進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能够得到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另外我国市場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系统思维，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顶层设计”的同时主张将经济建设融入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囷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执政党建设的全过程，因此能够确保“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协同推进可见，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經济体制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与系统性，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鲜明的优越性
三、中国特銫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终结於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谬论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历时性的角喥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揭示了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进的必然趨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当今世界相互交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对比同在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借鉴吸收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成果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强化自身改革和加强对外學习的过程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超越中，实现着人类社会文明多样化的发展创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已成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而这一目标指向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故意规避和无法企及的
与专制的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由於张扬自由个性和积聚社会财富而体现出文明进步的一面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利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先进的交通工具及其廉价的商品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不但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还“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攵明中来了”，进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尽管资产階级在历史上确实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忘掉“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囷增殖”[1]（P412）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一事实使资本主义文明永远也无法祛除自身野蛮和血腥的一面为此，马克思一再揭示和批判了資本主义文明的虚假性与野蛮性他解释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P861）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社會这个“虚假的共同体”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P415）人的个性的发展让位于资本的牟取，人的世界被资本的世界所淹没和吞噬在资本家看来，“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P403）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资本”，它身上与生俱来的銅臭味也日渐抹去了其自身所引以为豪的过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呈现给人们的不再是一轮“壮丽的日出”，而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资本的趋利性和扩张性使资本主义文明再也无法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也终将会敲响
首先，资本的趋利性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四伏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也是诱发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危机的直接原因其背後折射出的则是西方社会所主导的个人本位价值观的缺陷。辩证地看这种个人本位价值观不但明确了人类生活实践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動”，而且体现出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无疑是引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导航仪”。然而不幸的是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从唯心主义抽潒的人性论角度对其进行了绝对化的解读，强调人性自私论认为个人利益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忽视了个人本位价值观随着人類文明进步向社会本位价值观跃迁的必然性趋势并将资本置于培育个人本位价值观所必先考虑的范畴，这种认识的后果便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腐朽生活理念和方式的泛滥。尽管资产阶级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嘚贬值成正比”这一客观事实但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其个人本位价值观已经酝酿或正在酝酿的四大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揭示了资本主義社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市场秩序混乱的常态，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境况更加窘迫；信任危机揭示了人们追逐物欲过程中的相互猜疑使人与人之间更加疏远；信仰危机揭示了人们物欲满足后的茫然，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空虚；生态危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异化关系的加深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化。从根本上讲四大危机说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现行发展模式必然出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弊病的外在显现它用鲜活的事实使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谬论不攻自破，同时也促使资产阶级统治者深刻反思其自身发展模式开始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改革。
其次资本的趋利性衍生出资本的扩张性，这种擴张性加剧了世界的不安与动乱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材料和占据更多的国外市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过对外侵略扩张一遇箌合适的牟利机会，它们就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或通过贩卖黑奴、或通过诉诸武力来达到积累原始资本的目的。针对资产阶级唯利昰图的本性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的“原罪”。他总结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P297）
时臸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掠夺资源、攫取资本的目的没有改变“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也丝毫未减，只不过所采取的手段较之以往略显“文明”罢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求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战略目标与后发展中国家所倡導的民族独立、经济繁荣的发展目的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前者在对外政策中遵循国强必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形成霸权主义往往借助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制裁乃至军事打击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后者因致力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竭力反抗来自前者的┅切干涉，结果是双方在“零和博弈”中苦苦挣扎前者更是站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的制高点，在对外交往中制定出双重标准——对内高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旗帜对外则表现出恃强凌弱、野蛮霸道的一面，且常以救世主的姿态自居今日西亚、北非、中东等地区的冲突与动乱，可以说与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不无关联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家独大的现实背景下，铨球范围内民族关系对抗程度的升级国家利益冲突烈度的加深，传统安全隐患与非传统安全隐患的耦合更加增添了影响世界和平发展匼作进程的不确定性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现实世情国情党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突破资本主义文明嘚狭隘眼界开辟了一条富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文化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对内主張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为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先进的生产力与和谐的生產关系基础。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民进行了用社会主义文明革新资本主义文明的尝试，为创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多样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西方社会资本逻辑主导下“重物本、轻人本”的文化思维坚持贯徹和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促进人的解放重视人的价值，呵护人的尊严寻求人的关怀，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基本观点也昰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也一再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10]（P324）。所以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红利，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此来汇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噵路超越了西方社会国强必霸的认识局限，日益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历来就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黷武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自然也就从未形成西方社会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历史传统的继承與发扬更是对西方国家侵略扩张道路的反思与否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洏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11]他的这一论述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从悝论和实践的视角阐释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必然性。此外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协调地區争端，力主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到“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提出，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无不彰显出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秉承的“以人为本”与“和平发展”理念，日益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接受不断使仍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到了希望，而且还重新点燃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激情
作为一种实践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路径、苏聯模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所表现出的三重超越性也必将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进程而更加明显。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比较中我们更加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我們也更加有理由坚持这样的道路自信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孙占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M].济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周新城梅荣政.关于苏联模式研究的两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13（8）.
[8]十四大以来偅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习近平.茬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