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7日凌晨三点，我正式修改完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迷星城》。改完后，发了一会儿呆，关上电脑。窗外一片寂静，正是炙热的七月的夜晚。黑哥已经睡熟了，他还是学生，睡觉都是一副很单纯的样子。我轻声的躺在床上，一点点的想起接近一年的写作时光，这才有了些恍若梦境之感。第一个预感便是又做了一件徒劳无益的事。第二个才想起写作的艰辛。贾平凹在《废都》后记里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情迷星城》于我而言大底有同样的功效。若我还有值得怀念的青春，那么，所有的青春物语便都在那本小说里了。在故乡山上的大雪包围的木房子里、在学校图书馆的地板上、在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我断断续续的写着，一点点的磨练着自己的技艺，靠着一点耐心和幻想的希望，才终于完成了它。但我躺在床上，却感觉到它已与我再无关系。我诞生了它，但希望它远走高飞。我太累了。

　　　就这样想了很久，仍旧不能安睡。想到理想，还有父母，以及许多伟大的人。于是拿出手机，给三郎君发了一条短信：

　　　“小说完成。准备骑车去西藏。

　　　很奇怪，内心里并没有完成后的释然。所谓的理想、野心、才华都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除了自己，没人会真正在乎这些。

　　　一想，毕业已经一年了。不知道还要这样飘着到多久。以前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无论怎样的生活都无关紧要，而我以为，你也会永远那样疯狂下去。可是你工作了，变得安稳起来，我就成了一匹孤独的荒原狼。西藏之行，希望能给我美丽的风景，希望能给我圣洁的心境。”

　　　发完短信，已是四点过三分。天际仍是一片黑暗。我决意要放下有关小说的事，于是睡意就慢慢的踏步而来了。但在朦胧中，不知为何，竟有些不真实的感觉。写完了小说这件事是虚假的，连生活本身也是虚假的。天空、诗集、睡在身旁的朋友，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这是一个虚假的夏季，阳光照在地上火烫火烫，能看到很多身材姣好的姑娘走在街上，但都好像是虚假的。一整年的时光，甚至，整个过往的青春岁月，都好像是虚假的。但终究有关虚假的感觉没有完全扩散开来，睡意就攫住了一切，把我拉向滚滚的睡眠中。

　　　第二天醒来，黑哥正在书桌前研究还必须携带哪些工具用品才能上路。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大二时在重庆武警总队当了两年武警，救过火、双规过重庆两个高级官员、当过狙击手解救过人质、在四川阿坝州住了三个月帐篷维稳、和藏独分子对枪过。他七月十一号从北京来到长沙，每天夜晚向我和雷兄讲述当兵时的难忘经历：被双规的官员一下飞机，他们就上去，拿出证件，然后用一个黑头巾罩住官员的头，把他带到酒店，关了四天四夜，一直不让睡觉，官员才一边忏悔着哭泣，一面写悔过书，告诉他们说‘和谁作对都不要和组织对着干’；野外训练时，被飞机丢在原始森林里，三天三夜，就靠野果子和泉水度过，一个新兵丢了子弹，吓得哭了起来，后来几个人找了半天才在一片落叶旁找到；第一次狙击杀人之后见到远处红色的血液，内心里惶惑不安，几晚不能安睡；后来藏独分子半夜袭击帐篷，杀死了几十个武警，第二次他们驻扎，等藏独分子再来袭击，就拿着机枪扫射，他说当时脑海里没有了一点意识，不知对错，也不知生死；每天睡觉前必须做完两百个俯卧撑才让睡觉，因此有了完美的六块腹肌，说着便把上衣脱掉，展示自己的肌肉。

　　　我一边看他那股子说自己故事的劲头，一边望着他结实的肌肉出神。他是个英雄。因为当兵，他拥有了许多传奇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我可能一生都不会有。整个大学期间，我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阅读上，三分之一花在和姑娘的玩乐上，另外三分之一混迹于篮球场、台球室、酒吧、摆弄吉他、全国各地晃荡。毕业之后，不愿意找工作，就零碎的赚了一些钱，一边待在图书馆里看书，一边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我一无所成，年轻而贫穷，有时候又多愁善感。困窘到不行时，善良的男男女女就伸出援助之手帮我度过难关。

　　　我默默的一言不发，从心底对苏兄佩服不已。我瘦削，为他拥有那一副强壮的身体而嫉妒。我渴望强力意志，但身体上又给人文弱之感。

　　　雷兄也对黑哥的当兵经历赞叹不已。他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和我租住在一起，在律师事务所做了律师，聪慧、精明、善辩，天生的律师行业者。他说也想和我们一起骑车去西藏，可是工作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我微笑着点头，他不是那种把远方看的无比重要的人，他需要事业上的成功，他野心勃勃，想要在律师界闯出一片天地。

　　　那几个夜晚，我们聊黑哥的武警生活、聊军衔和朝鲜、聊苏联的很多历史、然后聊女人，一发不可收拾。每个人都自吹自擂，为自己睡过女人而骄傲。我们讨论喜欢哪种姿势、怎样追求各种不同性格的女生、讨论长短和大小、模拟女生的呻吟声，好几个夜晚，我们都乐此不疲的谈论这些话题，每一晚都开心的不行。

    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想起这些事来。黑哥再次大概计算了一下费用，计划每人花六千左右的钱。当兵两年，部队给他补助了十四万，外加免除全部学费，以及北京户口。他给父母寄回了四万，买书用了七八千，说自己在宿舍的书摆满了床上床上，成了当当网的黄金会员。找了一个重庆的女朋友，异地恋十个多月，花了将近三万元。后来重庆女孩父母无论如何不让女孩离开重庆嫁入他乡，他们的爱情不欢而散。这是仅一个月之前的事情。这次他带了一万二，说如果我的钱不够用，可以先暂借他的钱用。

　　　我的头脑还有些昏沉，不忍去想和钱有关的事情。就又躺着闭目养神了一小会儿。

　　　“长哥，我前些天看书，一直觉得你像一个人。”黑哥说。他爱看书，喜欢写古诗。高中时，执拗的不行，一心维护中国古典文化和共产党。那时候韩寒风头正劲，他是班上批判韩寒最凶猛的人。一次班级讨论活动中，因和另一人在有关孔子的观点上意见相左而差点大打出手。当兵前，他急性子，好直言，冲动。当了两年兵，性格磨光了许多。

　　　“像谁？|”我睁开双眼问。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作者？”

　　　“恩，看他的文章就很容易想到你。”

　　　“哈哈。”我笑一声，然后说：“我被说过像许多人呢，比如徐志摩、贾宝玉、张国荣等。”

　　　“啊！”他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显得不可思议。隔了半响，才继续说：“也是啊，有段时间看你写的文章，发觉你怎么变了，变得忧伤了。以前那么大气磅礴的人。”

　　　“你还记得高中毕业同学录上你给我的留言吗？”

　　　“记得啊，我当时写你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而我是大元帅。哈哈。”

　　　“真是恰同学少年啊。”我感叹到。

　　　|“所以后来看了你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不过后来好像文章风格又转变了一些。没那么忧郁了。”

　　　我想起来大一大二那些夜夜失眠的日子，想起一遍又一遍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日子，想起每次手淫之后在日记里忏悔的日子，想起半夜就着台灯窝在被子里写诗而眼泪流出来的日子。如今，那样的日子早已经过去。是海明威解救了一切。或许是细读海明威的结果。也或许是有些日子或者生活状态只能存在一段时间，它自行消灭，获得新生。

　　　我低头想着这一切，没有回答黑哥的疑问。高中时我喜欢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述霸王项羽的故事，样子就像一个说书人，念霸王和李清照的诗句时，声音很洪亮。那时的样子我都记得。只是回不去了。

　　　“不过文人都有忧郁的一面。|”黑哥继续说。

　　　“我为自己的那些多愁善感而羞愧。”

　　　“我其实很佩服你啊，长哥，真的，你至少有梦想，并且一直执着。我就不知道我毕业了能干嘛呢。”

　　　“我不过是无业游民而已。有时候想到未来，心里也很害怕。”

　　　“我也是有时候半夜里想到未来，吓出一身冷汗来。”

　　　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今日凌晨把小说修改完了。他对我表示恭喜，希望出版顺利。我谢过他，从床上起身，打开手机，看到三郎君回的短信：

　　　很难想象你要坚持这么久。这是勇者的游戏，但值得。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加油。

　　　不要急，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一定要强大自己。顺其自然，又勉励向前。

　　　红尘万里，祝君安好。

　　　我把短信来回的读了三遍，突然很想三郎君能在身旁，很怀念和他在各地晃荡的大学时光。他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而我，喜欢跟在疯疯癫癫的人后面。他从不谈论平庸的事物，精力充沛，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从不疲倦。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像骑着马，和一个剑客走在一起。大学时，他就去过拉萨，顺道去了尼泊尔，后来又去了埃及，和一个厦门大学的百分百完美的女孩（当时在埃及做交换生）恋了爱，然后两人一起去了战乱中的利比亚。大学毕业后，出国事宜迟迟不能解决，就在爸爸的关系下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一直工作到现在。

　　　三郎君是爬山爱好者，我和他一起爬了许许多多知名的不知名的山。我们睡在山顶的破寺庙里，一直聊天，累了就躺着看地上遗落下来的《说岳全传》；我们在福州的平潭岛来回的寻找漂流而来的椰果，然后顺着海湾比赛长跑。再也找不到那么有趣的伙伴了，真的。

　　　我洗好脸刷好牙，和黑哥把还需要购买的工具列好清单，然后开始给学校文学院的老师打电话，希望能帮忙给小说写一篇序言。第一个老师假期没有待在长沙，第二个老师推说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半年多没有看书没有写作了。黑哥建议我直接去出版社一趟。

　　　我把电话放下，去客厅弹了一会儿吉他，苏兄在一旁安静的听着。我弹了朴树的《那些花儿》和陈楚生的《姑娘》。接着黑哥也抱着吉他，做弹琴状，要我给他照很多的照片。

　　　下午，烈日炎炎，我一个人跑去打印店把小说打印出来，然后去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在顶层找到编辑室。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个编辑，年近四十，见我进来，关上电脑，转过头。我说明来意，将小说打印稿由半空递过去，他并没有伸出手来，只是示意我坐下。我把僵在半空中的手抽回来，不自然的坐下。编辑开始大谈出版市场，说中国现在写小说的人不说有上千万，至少也有两三百万，湖南文艺除了出版名家之作，比如莫言、严歌苓等，只出在网络上有一定点击量的作品。

　　　“出版社要考虑市场的，年轻人，你知道吗？出版新人的作品，没有人担得起那个风险。”他意味深长的说，字正腔圆，两手不停的敲打着办公桌。

　　　“我能保证书的质量，同时，写书的时候也考虑了一些市场的因素。”我不无自大的辩解到。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出版社的邮箱每天投稿的人都爆满了，国内的国外的都有。邮寄过来的打印稿也堆满了。我们一共才三个编辑，根本没有时间来的及看。电子稿根本就没有人管，邮寄稿也就只是编个号，登记一下，根本不可能看的。|”他点燃一支烟，说完这些话，把一截烟灰弹到地下。

　　　我摆头看到办公桌左手边堆的小山高的稿件，想必便是作者们邮寄过来的打印稿。它们被堆在一起，而书写他们的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等写完后，怀着忐忑的心将它们邮寄，等待着它出人头地的日子。他们当然不知道它们被斜堆着根本没有人会翻开看的待遇。他们怀有善意的期盼，为此而祈祷。想到此，我的心不禁一阵清寒。但内心里又有些不甘心。

　　　编辑似乎看出了我那种劲头，把烟熄灭，继续说：“年轻人，情况就是这样了。你去别的出版社，情况也大致如此。不是我灰你的心，写小说这个事，终究还是没什么出息。”

　　　我盯着编辑看了一会儿，发现他面无表情。头顶秃了一点发，但并不明显。双手依然轻声敲打着桌面，食指和中指关节处有些发黄，想必是抽烟过多的原因。

　　　“就是说，即使我把小说放在这儿，也没有人看，是吗？”我问。

　　　|“是的。根本就没人看。”他庄重的说。语气就像阿道夫希特勒。

　　　听完后，我把打印稿滚成圆圈握在手中，起身。编辑把转椅转过到电脑前，打开电脑屏幕，盯着电脑出神。我离开编辑室，快速的从顶层离开，砰的关上顶层的门，飞也似的下完楼梯，离开湖南文艺，一个人在街上晃荡。七月的长沙像一个火炉，我真想躺在冰窖里。我什么都不愿想，只想躺在冰窖里。我一个人就那样在高桥各种大市场里穿梭不止，手里拿着我的小说。市场上没什么人，老板们躲在风扇后面呼呼的吹着风。路过垃圾桶时，冲动的想把打印稿丢进去，但还是忍住了。谁他妈在乎你的理想呢。谁他妈有那份耐心看一个年轻人的不确定的才华展示呢。谁他妈不是一只蚂蚁，被社会踢来踢去呢。等走的累了，就搭乘公交车回到了住处，一身疲倦的瘫坐在椅子上。

　　　黑哥从冰箱取出一瓶冰水，递给我。我们沉默的坐了十分钟，之后，他说了无数成功人士成功之前的困窘，又说不如骑车回来了先找个工作做着，边做边写小说，一直这样飘着总也不是个路。我默默的点头，想起摆在编辑书桌左手边的那些稿子，想到许许多多破碎的理想，内心里无比悲哀。

　　　“长哥，要坚持啊！”黑哥坚毅的望着我。

　　　“去买火车票吧。”

　　　我们一起在代售点买了长沙到昆明的火车票。T61。7月19日上午八点半的票。买完车票后，一起吃了饭，黑哥便和新微信认识的一个微胖的长沙姑娘约会去了。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学城，爬上岳麓山。站在山顶，微风吹拂。整个长沙灯火闪烁，万达广场一片辉煌。橘子洲夜晚灯光绚丽，像彩色的小舟。而西藏，我的西藏，远方的西藏，神奇的西藏，我就要来了。我将以一种朝圣的姿态进入你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