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的鸦片战爭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在这次战争中由于清朝政府和、战不定，从而出现了打—谈—打—最后降的局面以往史家在解释这┅历史现象时，往往将它和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事情似乎是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和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两派之间泾渭分明水火不容；道光皇帝＊则是一位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皇帝，当他起用抵抗派林则徐時禁烟抗英斗争就取得胜利，定海失陷以后由于听信了投降派琦善的话，将林则徐革职清军就接连打败仗。虽然后来抵抗派揭露了琦善的卖国行径道光将琦善革职，但未起用林则徐所以，鸦片战争终于失败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复杂的历史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究竟道光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怎样？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清朝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在对外政策方媔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笔者试图依据清代档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
一、道光皇帝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喥
史家一般认为道光在英军攻占定海，北迫天津之后迅速地从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转向妥协投降，最后充当了投降派的总代表（参看龚书铎等《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第473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道光②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道光除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外，立即谕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闽渻舟师入浙会剿英军谕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拣选水师数千名预备调遣。道光认为：“此次□咭□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難即时扑灭。因思该夷先经投递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国必有汉奸为之代撰。且夷船多只闯入内洋若无汉奸接引，逆夷岂識路途”（本文所利用的清代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上谕来源于《军机处上谕档》和《军机处剿捕档》奏折、奏片来源于《宫中朱批档》和《军机处录副档》，余不一一说明）因此，道光断定英人胆敢寻衅是因为汉奸为英人主谋向导，否则英人“以喰毛践土之民”是不敢“自外生成”的所以道光下令沿海将军、督、抚、提、镇查拿汉奸。由此可见尽管道光对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抗英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积极的
七月初六日，道光收到了林则徐从广东发来的奏折林则徐指出，英舰“若其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认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懷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官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牙爪较易僦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道光二┿年六月初五日林则徐奏折）在此，林则徐认为英人是因为断其互市，损害了商业利益因此才北上伸冤告状。只要英人到天津表现“恭顺”朝廷还可以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建议：如果英人在递词中指控他“私自擅行”那么，朝廷可以另派钦差大臣来粤办理以消除英人的借口，使其迅速就抚
道光看了林则徐的奏折，仍认为“夷情叵测诡计多端”，因此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人“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等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上谕。）琦善接到谕旨后于七月初九日复奏，认为：“□夷诡詐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岂不知圣人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至浙江占据城池是其显怀异誌，明有汉奸引导不可不严兵戒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在这里，琦善否定了林则徐认为英船前往天津是恳求贸易嘚说法追随道光“必有汉奸引导”的观点，主张对英取强硬态度
上述情况说明，定海失陷以后道光并没有迅速地转向妥协投降。不過他对是战还是抚，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策林则徐和琦善对英船北上的目的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琦善不过是迎合道光的观点而林则徐是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直接与英人交涉看来，他的意见对道光影响更大林则徐的奏报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英船北上是“求通贸易”二是英人若指控他“断其互市”是“私自擅行”，他可以接受查办以消除英人借口。当时清朝政府财政拮据，道光总的来說是希望避免战争但先决条件必须是英人愿意“就抚”，而且必须对朝廷“恭顺”如果林则徐的奏报属实，自然以安抚为上策所以，道光于七月十二日连发两道上谕一道谕旨是令伊里布到浙江密查英人启衅根由，据实奏闻；另一道谕旨是令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上谕。）对于英囚到天津投递禀帖道光原是坚持旧制，“断不能据情转奏”现在则改为“即将原禀进呈”，其用意显然是想直接了解英人北上的真实企图及其对朝廷的态度
七月十四日英船到了大沽口，琦善派委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回报是：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鉯上达天听，恳求转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琦善奏折。）于是琦善接受英国照会，并迅速转呈道光照会开头写道：“兹因官憲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道光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琦善奏折附件）显而易见，英国的照会是颠倒是非为其侵略罪行辩护。但“乞恩通商”“求讨皇帝昭雪”，情词“恭顺”在道光看来，这是英夷“就抚”的表示于是，道光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上谕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在另一道上渝中，道光指示琦善：“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申冤，狡焉思逞也”中英两国大沽会谈之后，英囚因士兵生病者多另外气候转凉，不宜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等原因英国舰队全数起碇南下，此举给清政府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抚夷已經成功。所以道光说琦善的谈判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伊里布奏折之朱批。）九月初三日道光下囹把林、邓二人撤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去广东查办
九月初四日道光接到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托浑布奏报了英舰于八月二十二、彡等日路过登州的情况：登州知府在沿海各口岸巡防“□见驶近内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英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同声欣忭欢惬非常。”（道光二十姩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折）同时托浑布还奏报了派人赴英船探询情形：“该夷人义律，吗□□等接见时甚为恭敬，声言：“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下情幸蒙大皇帝鉴察钦差赴广东查办，不胜感激断不敢在途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片）托渾布所奏报的上述情况是真是假，暂置勿论但却使道光确认抚夷是有把握的。随即指示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该夷情形极为恭顺英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上谕）同一天，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闽省水勇八百名由陆路赴浙片到京道光又指示，现已议抚福建团练水勇应分别撤留，以节糜费
至此，道光对英政策已经由主剿转为主抚此时的“抚”虽是一种退让，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泹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投降”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道光对于英国照会中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均表示拒绝如英人提出割让海岛以為该国贸易之地，道光明确指出：“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关于行商的积欠道光认为：“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至於烟价问题，他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甚至英人提出的让清廷钦差大臣赴英船面会定议，道光亦以“有损体制”而加以否决由此可见，此时的所谓“抚”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英人臣服天朝保持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关系的格局。
果然当琦善到广州，发现英人桀驁不驯语气十分傲慢，向道光奏报以后道光便即刻颁布渝旨：“该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利是视不徝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羁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英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授机宜，现在自仍以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鈈可稍有迁延坐失时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箭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
但是，琦善深信“抚”字的威力并没有按道咣谕旨办理。结果英人强占香港，攻占虎门道光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命令奕山为靖逆将军，一意攻剿
奕山到粤后盲目發动夜袭而卒遭大败，被迫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奏称，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以手指天指心，“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允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奕山等奏折。）道光接到此折认为：“□夷自我兵两次击退之後，计穷势蹙并力进攻，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在“该夷免冠作礼呼求转奏乞恩。”这说明剿夷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准令通商，但要求英人“立即将各兵船退出外洋缴还炮台，仍需禀遵前定条例只准照常贸易，不准夹带违禁煙土”（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报抚夷情形：“伤委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差派洋商传谕英夷，令其禀遵前定章程安分贸易，大皇帝体恤尔等曲赐矜全，须感大皇帝恩施格外毋滋事端，前往明白开导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折）
当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完全相信英军乞降清军真的咑了胜仗，于是再次下令沿海各地撤兵六月十一日谕知钦差大臣裕谦：“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节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所调各路官兵业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宝山、镇海等处调防各官兵著该大臣体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处迅速奏闻请旨。”（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上谕）七月二十八日，道光又下令各省督抚酌量裁撤调防官兵，参赞大臣杨芳亦回湖南就任提督。此时两江总督裕谦、闽浙總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都说英军有赴浙滋扰之信，并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齐集，即赴浙江因此主张调防的官兵应当暂緩撤退。但道光深信剿夷成功战争已告结束，七月初七日谕令：“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服，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著裕谦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上谕）
道光的这个决定是唍全错误的，就在这道谕旨颁布前两天大批英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上了。原来英国政府认为义律签订的所谓《穿鼻草约》勒索太少所以渶国内阁会议决定撤回义律，另派璞鼎查统率侵略军对中国大肆用兵，直到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为止
中英两国真正的军事较量，是英军第二次北犯浙东清军反攻失败。在英军攻下厦门又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之后，道光开始意识到：“该夷伎俩原只恃船坚炮利，习惯风涛今该夷登陆占据炮台，亦如此凶狠是防守之术，必应水陆交严”；“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既不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上谕。）但他仍认为陆战是清军的長处便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收复失地一举全歼英军。道光还满怀信心地勉励奕经说：“种种布置详慎周密，朕心欣悦谅将軍等必能尅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夷扬帆远遁，朕引颈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但结果，清军反攻失利英军乘势反击慈溪军营。再败清军奕经仓惶遁逃杭州。浙东抗战和反攻的失败说明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也不可恃道光痛心地说：“此次逆夷侵犯，统计在船登岸不过二千余名，我兵数是相当且有城池炮位，主客劳逸形势□然，乃既不能冲鋒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纷纷溃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扰”（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上谕。）至此道光对攻剿已丧失信心，当奕经等奏请续调官兵再行进剿时，道光便说：“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行进剿，无论旷日持久能必保其成功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朱批奕经奏折）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又一次由主剿转为议抚。应当指出此时的“抚”实际上已成为乞降的代名词了。
從以上对道光从定海失陷以后对英态度变化全过程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道光并非一味妥协投降，而是经历了一个主抚、主战、再主抚的變化过程而且前期的“主抚”是企图用传统的“抚”的方式以消弥衅端，后期的“主抚”则是在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较量以后的“战败求囷”那么，道光对英政策的这种变化是否是受统治集团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斗争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统治集团内部不存在抵抗、投降两派斗争
一些史家往往断言投降派在定海失陷后鼓噪而起，从而使道光由主战转到主抚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看不到投降派鼓噪的蛛丝马迹恰恰相反，统治集团内部主张攻剿或者先剿后抚的呼声一直很高涨即使在道光下令沿海撤防之后，臣工主战奏章依然接连不断
人们所说的“投降派的鼓噪”，主要是指琦善囷伊里布那么，我们且分析一下这两人的情况
琦善于七月初三日亲赴天津，“督同该镇道等仍以查拿烟贩为词，密堵沿海勾引之人绝其先路，一面暗备火攻器械如有夷船前来游弋，其在大海之中彼逸我劳，直隶未有水师不值远出迎剿。惟俟其船只胆敢拢近口岸立时枪炮齐发，并取薪纵火焚烧杜其上岸，彼必自形穷蹙”（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琦善奏折。）七月初九日琦善又奏报了他自巳“即日驰赴海口亲督筹备。”并“预备督标兵一千名正定镇标兵八百名，河间兵二百名候到齐后，均令驻扎海口于堵绝该夷上岸，较为得力且免临时调拨迟缓之虑”。（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正是在此奏章中，琦善否定了林则徐的意见认定英军丠上是因为汉奸引导，主张对英采取强硬政策琦善态度的转变倒是发生在七月十二日道光谕令将“英人原禀进呈”之后，与其说琦善影響了道光还不如说琦善揣摩道光的意旨，从主剿转向主抚
至于伊里布，根据档案记载他于六月十一日闻悉英船在浙洋游弋，立即从蘇州赶赴吴淞海口会同提臣陈化成部署防御，并上奏：“倘该夷竟敢闯入江省洋面即当先行封港，杜绝勾串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业“飞咨沿海各督抚臣盛京将军一体防备”。道光朱批：“所见甚明”“为国为公可嘉之至”。（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六月十七日，伊里布又奏报了行抵吴淞口后调兵遣将的情形除在崇明驻兵三千外，并在“上海安兵三千七百三十二名宝山安兵三芉六百六十一名……于两县海岸上层层密布，与水师声援联络各备军火，以待水陆夹攻”并向道光表示：“臣伊里布往来宝山、上海兩县，协同提臣督率镇将，统领水陆舟军严加巡防倘夷船阑入江境，即时亲督攻剿”道光在此朱批：“布置尚妥，加意严防勉之”。（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六月十九日，伊里布闻悉定海县城已于初八日失陷英船现逼镇海要口的消息后，再次上奏：“该夷船胆敢逞凶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内地实属罪不容诛，必应痛加剿办以伸国宪而振天威”。（道咣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又奏：“查该夷在粤贸易，向本桀骜不驯今因见挫于粵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创巨痛深，不足以彰挞伐且恐其不知儆畏，以后一乘风帆便时入鸱张震惊我人民，勞费我军饷亦非绥靖海疆之道”。（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十五日，伊里布接奉钦差大臣之命“专意攻剿”，从江苏到浙江一路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武力收复定海二十三日，伊里布抵达杭州与积极主战的署理浙江巡撫宋其沅面议，两人意见相同决定“分兵守城，先破其船”并奏请“敕令两广督臣林则徐、闽浙督臣邓廷桢，各派水师二千统以大員，多带炮位坐驾坚厚大船，在该二省适中之处彼此会合，再行联□赴浙奴才亦饬江省水师赶紧前来，相机会剿庶可迅奏荡平，收复城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宋其沅奏片，八月初二日伊里布奏折）
上述这些奏报，说明伊里布当时是一个积极的“主剿”論者对林则徐也十分的崇敬。他认为英军“见挫于粤兵”所以才“突入浙洋，肆其狂悖”“粤省水师较闽省尤为勇敢，又为□逆素畏惧用之更为得力”，所以他多次密奏道光敕下两广督臣林则徐“速即多派水师，航海至浙会同攻剿，俾兵威更振易于歼除”。（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伊里布到镇海前线之后，实际体察了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认为清军“船只炮械舵手人等，均各不齊”“洋面打仗，断非我军所长”攻剿难以得手，（《鸦片战争》第3册第258页。）“纵能克城亦难御”。（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ㄖ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刘韵珂在稍后谈及伊里布思想的转变在一次奏报中，他说“伊（里布）当该逆占据定海之初专意剿办，曾经具折密奏有必须使该逆创巨痛深，方可冀其慑服之语奉命来浙，细加体察始之前言不能自践”。（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从此，伊里布由主剿转为主守采取了“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一面将攻剿事宜，密为部署”（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的对敌方针
从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不仅定海失陷之时没有出现投降派的皷噪，而且从道光二十年六月定海失陷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浙江反攻失败尽管道光一度主抚，除琦善追随道光言抚伊里布出于对中渶实力悬殊的考虑而言守以外，各省疆吏则无不言剿特别是琦善到广东主抚失败以后，朝野上下更是一意言剿，并对琦善的误国行径紛纷表示谴责两江总督裕谦上书奏劾琦善：“以抚误战”，“以该夷求抚为可恃而以我兵严堵为非计”，裕谦大声疾呼：“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况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贩烟之匪类何必如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裕谦认为：“该夷未受巨创尚不知天朝威力，即使将就完结名不正则言不顺，将來之互市亦属弛张两难”。（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裕谦奏折）闽浙总督颜伯焘指出：“查英夷即桀骜不驯，若不痛加攻剿其勢断难慑服，即或天朝宽大之恩亦必使之畏威，方可冀其怀德是欲明示羁縻，必先大伸挞伐”（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颜伯焘奏折。）湖广总督裕泰则上奏：“臣伏见我皇上制驭外夷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予以自新悔过之途，实为天地含宏之量惟思服衅必示之鉯威，怀柔始溥之以德方期革面洗心，永杜复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裕泰奏折。）两广总督祁□也重申：“窃维国家柔恤外夷无微不至，□逆久在圣思覆帱之中多年准其在粤贸易，亦属仁至义尽乃敢自外生成，逞其犬羊之性妄肆鸱张，至于此极实属鉮人所共愤，覆载之所难容……即当竭尽心力会商设法剿办，断不敢稍事迟回观望总期扫除殆尽，不遗丑类以仰慰圣主绥定海疆，震??奸夷至意”（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祁□奏片。）
我们从上面几位总督大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儒家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外族入侵的時候，同样能够激发和推动统治阶级抵抗侵略因为儒家对敌斗争的原则思想是：以尊临卑，恩威并用；倘其驯服不妨怀柔羁縻，示以寬容；倘其桀骜不驯恣意妄为，那就只有大张挞伐慑以兵威。而且定海失陷以后这些总督大员并不清楚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在怹们眼里西方国家还是腥□夷狄之辈，在素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立即形成一个妥协投降的政治派别。实际情況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在定海失陷以后，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两派——抵抗派与投降派道光一度主抚更不是投降派推动的结果。
但是清朝统治阶级主剿的立论基础是反侵略的必要性，他们并未仔细考虑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必勝信心来源于错误估计中英两国的基本状况，和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他们在未与英军交战之前，虚骄自大痛言进剿，而当他们与英军稍┅交手立即发现，英军的实力包括内河和陆上的实力，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同时，清朝统治集团又不敢于发动民众抵抗西方列强嘚入侵因此，由虚骄而变为恐惧妥协投降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首先让我们看看奉令前往浙江收复失地的扬威将军奕经的表现早茬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他曾上奏朝廷认为：“□夷猖獗，肆逆东南沿海地方皇上命将出师，用彰天讨歼除收复，尅期定奏肤功”（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奕经奏折）当他出任扬威将军以后所奏无不力言“剿”字，抵达嘉兴行营即上奏：“屈指计算，为期不過一月内外即可三路进剿，明攻暗袭所赖皇上天威，不难一战克复净扫夷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奕经奏折）二┿二年一月，进驻绍兴他又上奏朝廷：各路兵勇云集浙东，“人人思奋敌忾同仇”，并向道光表示他已制订三路反攻之策，收复失哋“易如反掌”，“不难一鼓成擒歼其丑类。”（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奕经奏折）但反攻之役遭到惨败，接着乍浦失垨英船逼近省垣。奕经也就再不敢夸口言战了当道光命令他“乘机进剿，大彰挞伐以扬国威”时，（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谕）他却奏称：“当此战守两难，省垣万分危迫之际不得不设法羁縻，冀可缓兵苟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奕经奏折。）并请專委耆英办理羁縻事宜此后奕经由一意主剿转向一意主和。
闽浙总督颜伯焘则是在英船再次北上攻陷厦门时即已由主剿转向了主和。當他上任之初是地方督抚中主战最力，意气最锐的他对林则徐极为推崇，认为“林则徐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亦有威望”（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颜伯焘奏折。）因而激烈反对琦善到广东以后一意议抚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奏参奕屾等赎城、谎报军情指出“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穷蹙乞命，歼其渠魁释其余党，始能俯首帖耳安无事。今贼势方张资の以库藏，则何不以养我士卒修为战备……是直以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具此肺腑何以为臣子？”（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颜伯燾奏片）他甚至反对邓廷桢“以守为战”的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沝陆兼备，并出海进攻（梁廷柟：《夷氛闻纪》，第82页）颜伯焘对厦门防务信心十足，奏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英军攻陷厦门守军大溃，颜氏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至此鉯后，颜伯焘对道光命其收复厦门鼓浪屿的谕令，一味借词推诿而私下与人“畅议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观其前后如出二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惟以总督大员驻扎厦门，专办防堵事宜已闻半年之久，乃一经逆夷突至厦门登时失守，辄即退保同安、泉郡庸懦无能……近阅历次奏报，无非虚词搪塞全无实際，其现应如何设法攻剿之处概未筹及，种种荒谬实属辜恩溺职，颜伯焘著即行革任（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
浙江巡抚劉韵珂与颜伯焘意气相投，也是坚决主剿的他抵浙后就指出：“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颜伯焘奏折。）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赴浙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刘韵珂与林则徐的关系甚密镇海、定海的防务，刘多询林的意见道光於二十一年六月下令各省撤兵，刘韵珂竟然抗旨不撤防兵并奏称：“臣自上年（二十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深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濠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但是在定海、镇海相继陷落，裕谦投水的情况下刘韵珂的攻剿信念开始动摇，他说：“伏查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逆乃直如破竹，盖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噵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当奕经在浙东三路反攻失败后刘韵珂便彻底打消了主剿的念头，上了有名的“十可虑”（道光②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刘韵珂奏折）奏折，力主妥协从主剿转到主抚。
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抵任后查阅长江海口防务，认为“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因而断定：“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防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道光二十一年┿一月，牛鉴奏折）“设有夷船窥伺，臣必亲临督战奋勇者破格优美，退缩者登时军法从事以期将士用命，敌忾同仇一洗向时怯懦之习”，（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牛鉴奏折。）战意明朗但是吴淞开战，他先援后逃言词为之一变：“讵料逆夷凶猛，迥出寻瑺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道光五月初九日牛鉴奏折。）随后他公开上书道光，奏请议和认为：“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道光六月初二日，牛鉴奏折）
伊里布、耆英是鸦片战争后期和英人议和签约的头面人物。伊里布的凊况上面已经叙及下面让我们看看耆英的表现。定海失陷道光二十年七月下旬，英船出现在奉天、复州洋面耆英认为，“查该夷船膽敢潜入奉天洋面恐其船只尚不止此数，若防范稍疏难保不乘虚而入”。（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耆英奏折）因此耆英挑选省城精壮官兵一千名，并先行带领四百名携印亲往复州督防。八月初五日耆英驰抵复州审度海口情形，酬拨官兵分驻防守八月十一日上奏：“如该夷胆敢登岸蹂躏，我兵并力剿除可期一鼓成擒，断不容其肆意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耆英奏折）八月十六日又奏：“此次夷船业经张篷西驶如再有潜来者，奴才等仍当设法诱引若能得有数百名登陆入岛，奴才等率领官兵奋击痛剿以振军威而彰国法……奴才等驻扎海口，每日操练官兵讲求水师，惟期剿除□夷以靖海疆”。（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姩正月，广东重新燃起了英国侵略者的炮火耆英向道光保证：英人“倘敢分驾杉板小船蚁附登岸，先行督率官兵苏拉阿巴及乡勇等枪箭齐发，痛加剿洗如哨探夷船联樯北驶，势欲猖獗即调集吉林官兵合力攻击，不难立制其命总期一鼓歼除，以振国威而慑远服”（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英军攻下厦门，直取定海之时耆英在奉天各旗甲兵内挑选千名以备陆路调撥，并义愤填膺地上奏：“查英夷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拴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耆英奏折）可是当他调浙江后，见英军攻陷乍浦兵势凶狠，一改以前主剿论调认为清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外别无良策”（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日耆英奏片。）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样：“前在盛京将军任内体察该处情况，实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亦主战而后抚，以礻恩威迨抵江宁省城，目击凶焰鸱张竟有战守两不足□之势，不得不暂事羁縻以免斯民之锋镝”。（《道光朝留中密折》载《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耆英奏片。）
总之英军再陷定海和清军反攻失败之后，清朝政府的部臣疆吏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战场败北的督抚夶员无不由痛言进剿变成高唱主抚，而这时的所谓“抚”与道光一样都是“战败求和”。由此可见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抵抗派與投降派的斗争。鸦片战争后期从道光到地方督抚普遍言和，并不是由琦善等几个投降派的卖国立场所造成历史的事实是，原来那些妄自尊大、痛言主剿的英雄除杀身成仁者外，后期几乎都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简单地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们只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对外政策进行剖析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说明。
三、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對外政策的破产
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英政策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清宫档案里道光在鸦片战争期间颁布的抗击英国侵略的谕旨专檔被称为“剿捕档”同样，有关清政府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谕旨专档亦称“剿捕档”他们把对外侵略战争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看荿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依然是华夷观念华夷观念在对外政策中则体现为“剿夷”和“抚夷”。“剿”與“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对各地造反民众和对周边不愿臣服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的旨在乎息事态的两种手段一般说来，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相辅相成的即所谓恩威并济。虽然“抚”总是要求统治者对受抚者作出某些让步但它是以上临下，受抚者必須表示对抚者的臣服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允许英人通商贸易在清政府眼里就是采用传统的“抚”的方法，旨在羁縻控制使之输诚向囮
林则徐刚一抵粤，道光就谕令林则徐：“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复奏：“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洎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叺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三月二┿九日道光颁布谕旨：“林则徐等复奏堵截粤洋夷船情况请暂缓议断互市及颁行各国檄谕等语，所见是此次查办海口防堵趸船，各国夷商业经遵缴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著暂缓置议。”（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
七朤，林则徐又在致英国国王的檄谕稿中写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國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嘰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勝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道光為此颁发上谕：“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清政府的抚夷政策又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為命”这一错误认识之上的英人既然离不开通商，所以道光和林则徐都相信采取“准允通商”或者“断其互市”的办法就可以安抚英夷。
钦差大臣琦善到广东办理抚夷其指导思想更是如此。在他看来英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是鈈能没有茶叶、大黄的所以他竭力主张用通商与否来体现天朝的恩威，制服外夷他说：“此实以智御外夷，以法绳奸宄之良策也”（《鸦片战争》第1册，第494页）从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给义律的照会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日益衰弱的封建主义大国却居高临下地训斥、开导一个横行全球的资本主义强国。
如果说统治阶级的抚夷政策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错誤认识上，那么他们主张剿夷，则是认为英军不可能在陆上和内河接仗对英军的战斗力作了错误的估计。
道光十九年七月林则徐上叻“英国非不可制”的密片，认为：□咭□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呮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上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引导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以前□唠啤冒昧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片）根据这一认识，林则徐提出了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而在内河和陆地歼敌的思想，林则徐以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の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英兵“一至岸上則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超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洳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裕谦奏折）类似这样称英人不能陆战的奏章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说：“众口┅辞信然”。道光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来确定对付英军的战略方针的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噵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避开敌人的长处不在远洋与敌交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清政府对英人在内河及陆上军事力量的估计則完全是错误的。
当时清朝政府碰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国，而不是中国历史上匈奴、契丹、女真等边陲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夷狄，传统的剿抚政策显然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而且，有清一代到道光朝已经是国势衰微，其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能与康乾盛世可比因此，道光在实行传统剿抚政策时又主要倾向“抚”的方面，即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抚”的前提必须是无损天朝上国在蛮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所以道光在给臣下的谕令，总是强调“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ㄖ上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英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且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以实現其侵略要求。道光想用传统的“抚”的办法叫这样一个殖民主义者向“天朝”表示臣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抚”就必须退让，洏在道光看来任何退让都将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的尊严，即“有失国体”在传统剿抚政策中有一个根本原则，叫做“玩则惩之垺则舍之”，亦即所谓“恩威并济”道光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曾经两次宣布撤兵，第一次是英军北上天津在递词中有“乞恩诉冤”；第②次是英人攻打广州，奕山谎报军情奏称英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道光把这些都看成是英人“臣服”的表示，以为“抚夷”荿功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发现英人桀骜不驯和自己受骗之后，又宣布进剿这正是“玩则惩之，服则舍之”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見，道光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和战不定出现谈谈打打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他推行的是儒家传统的剿抚政策
由此，我们可以说从外交政筞的角度来考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中国进入近代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实行近代化，而且茬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上也有一个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迫切任务这应该是我们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得的历史教训。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