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涯看到一个很好的帖子，完整的题目是《房事六十年：一个家庭的住房变迁，公租房、福利分房、集资建房和商品房的故事》（原帖地址：）。这帖子好就好在详细地陈述事实，难得的是还写完了，没有太监掉——与网上连载多是大坑相比，确实是很难得的。作者不是经济学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思维，但从他陈述的事实，学过张五常教授的那套经济学理论的人不难体会到张教授所说的“中国改革的本质是从以等级排列的社会制度改成以产权排列的社会制度”那句话的深刻含义。
近来随着房价高涨，国人对于住房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由于网络上渐渐的有了各种各样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有人说，福利分房好
有人说，毛主席那阵住房不要钱
有人说，某些单位集资建房，体制内赚了老大一笔
还有人对集资房嗤之以鼻，他们说，更早些年享受福利分房也即是房改房的干部职工，那才是大赚特赚。。。。
然而事实到底如何，改革开放前住房真的不要钱，福利房、房改房真的是天上掉的馅饼，而商品房制度真的就一无是处吗？请看六十年间，一个城市家庭的住房变迁。
作者亲身经历，尽量真实的还原自建国至今的住房制度，在线写
如今讲故事，喜欢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说起，可豹哥“爷爷的爷爷”那辈，还是前清，住房制度如何，跟今天没啥关系，咱还是从建立共和国那辈，我爷爷说起吧，哦，忘了说句，按普通话应该是外公，我们这儿叫爷爷，习惯了。
我爷爷是北方乡下的地主，家里几千、万把亩地，要放江南啊，运气好没准能和蒋宋孔陈搓两圈麻将，可他那儿是黄河边上的沙地，和江南的水田没法比，产出极低，一百亩还当不了人家一亩地呢。说到底，爷爷家里一年四季男爷们能吃上细粮干饭，旧社会女人家没地位，就只能吃白面掺杂粮，不，是杂粮里掺白面，生活水平还比不上现在的普通农家。
小日本来了，国共两党招兵买马，我爷爷好歹一小地主吧，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没跟着蒋总裁，倒跑去投了八路——若干年后我看中学政治教科书算明白了，蒋总裁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我爷爷他只是个小地主呀，没资格跟着老蒋。
不过话说回来，我党更早那批领导，还有上延安的进步青年们，很多都是富贵家庭出身，就说留法留美留日那几位领袖吧，晚清民初那阵，家里要没两钱真到家徒四壁的境地，估计连小学都没得上，你还能去留学？
40年投了八路，抗战五年我爷爷熬到了游击大队长，在当地那是赫赫威名啊，数十年后舅舅回乡探亲，尚有老人沿路指曰：“此X大队长之子也！”于是观者如堵。
然而爷爷这非常了不得的大队长，抗战打死几个鬼子呢？两个！老人家原话：“那阵没枪没子弹，全县大队几百号人就只我有两发子弹，其中还有颗打不响的臭子，也舍不得扔了，挂在胸前显摆。因为有两发子弹，江湖人称双保险呢！”
后来细想，抗战结束时共一百万朵，国号称八百万，这加起来九百万多军队，按官方说法一总打死了不到五十万真鬼子（毙伤俘后两者不算，伪军不算），则人均打死0.05个，谁叫咱们装备落后呢？我爷爷他打死两个鬼子，就能扬名立万，也不难理解了。所以顺溜兄弟告诉咱：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解放战争，我爷爷管军需后勤去了，不在第一线，军功固然少了，却也没了危险，也算手上没沾国军兄弟的血。
平津、辽沈没他份，淮海好歹混一混，从40到50年他老人家打仗十年，连根寒毛都没伤，真个吉人天相，最后还进过南京总统府，在老蒋办公室溜个弯儿，然后就顺顺当当从部队转业到南方某省。
最初，任职下面一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再后来去人民大学进修，出来做过大学书记——最初叫XX专业学校，后来是师范专科，再后来是学院。。。。一路水肿，现在都师生几万俨然一高等学府了，不做学院书记了，后来的职务还有上一级的什么文教局长、宣传部之类的
说这么多，就想介绍清楚背景，让大家好歹对那个时代也有个基本认识吧。
言归正传，讲房子。我爷爷最初定级别，行政十三级，正好迈进高干的圈圈，据他老人家自己讲，一则参加革命晚了，比不上红军时期的老资格，二则地主出身有影响，三则我党判定战功至关重要的解放战争，他老人家在打酱油。
那么这个行政级别的干部，该分个什么房子呢？
补充一下，当年行政级别最高三级最低二十三级，毛老爷爷说一级让给马克思、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从他三级开始，最低二十三级中专生毕业，大学生进单位二十二级，十七级以上算中级干部，十三级算高级干部。
那么，我爷爷这样一位，嗯怎么说呢，总算有功之臣吧，职务也不算低，只怕也该分一好房子，就和电视里《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他家的小洋楼，或者《军歌嘹亮》里高大山家单门独户小院子差不多吧？
错了，错得离谱，我爷爷分那房子，又小又破，放今天兴许连房奴都不要：
首先承认是砖房，三层的，可房顶是瓦片，他老人家就分了其中二楼三间，全楼十几户共用厨房，共用厕所，说难听点谁家人拉稀放屁那是尽人皆知，房间阴暗潮湿，本来不多的几件衣服还发霉，没几天烂了——怪不得那阵子“的确良”衣服比纯棉的金贵，至少化纤质地不会朽烂嘛！
后来我妈妈我舅舅五个孩子相继出生，三间房子就不够用了，把男孩子撵出去住中学校舍吧，否则家里就得支上下床了。
这号房子，搁今天真比旧房改造那片的还差，唯一优点就是离市中心近，距离市政府步行三分钟，可那年月整个城市都小，想想其实也不算什么优点。
有同学就问了，你爷爷做过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后来的大学书记，市文教局长、宣传部长，堂堂行政十三级高干，就住这破房子，谁信呐！
骗人是小狗！您不相信呐，我贴个50年代上海市干部住房分配的规定给您看看：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
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
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
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
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
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
五级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
六级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
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
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哦，原来如此，看，特甲级有“大花园精致住宅”，九级以下就只能分个可怜兮兮的“板房简屋”，一切的一切，都和行政级别挂着钩呢！
我爷爷说了，行政级别上没有什么特甲级特乙级的，行政九级算不小的干部了，正军长，分个“板房简屋”还是不至于，大约上海的住房分配规定上的级别，和二十三个行政级别不是简单对应的，他算了算，大概特甲级相当于行政三到五级，七级相当于行政十三级，九级相当于行政十七级吧！
总而言之，50年代分配住房，严格和行政级别挂钩，我爷爷那级别就该分个没独立卫生间的“石库门房屋”，和有钱没钱没关系。对照现在，也就是说，国有住房只分给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国有单位职工，你私营企业打工的、外企白领、自谋职业者，统统没戏！
从最高行政三级到二十三级，我爷爷的十三级在中间，但大家都知道官员级别是个金字塔结构，越往上人数越少，越往下越低，
也就是说，比我爷爷分那破瓦房好一些的，屈指可数，比我爷爷分的房子更差的，那是绝大多数。而且很多家庭，最初分一间房，小夫妻俩住还将就，到五十年代末，那阵不搞计划生育啊，每户至少两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很平常，一家人挤着就跟沙丁鱼罐头似的，那个苦啊，现在什么蜗居什么蚁族都远远没法比。
更让人郁闷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人彻底管死了，你想省钱买房子都没地儿买去，不像现在，炒股啊，期货啊，运气好小发一笔就够首付了，至不济爹妈帮着从牙缝里省省，总不像那阵子，想啃老都没地儿啃去。
司令住“大花园精美住宅”，军长住“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师长住“上等住宅公寓”，那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你没战功的小年轻，就住“板房简屋”，还得是体制内的，要是什么农民工、私营企业、外企白领，得得得，您一边凉快去！
公房不是白住，得交租金，不过租金很低，我问过婆婆（我爷爷是老婆管帐），年代久远，她记不清了，大约是几毛钱吧，以至于她都没什么印象了。
这样的公屋算是福利分房的前奏，为什么说前奏呢，和后来福利房相对固定，一家人可以住一辈子，相当于“半产权”的性质不同，五十年代人们分配的公屋，完完全全属于国家，私人没有半点处置权力，感觉就和现在租的房子一样，你要从这单位调那单位，就得退房子，要不幸那单位没空房子，前一个单位领导好能让你继续住下去，要认真，就把你撵出来，那也是没办法的。
我爷爷从县委副书记到大学书记再到市文教局长宣传部长，中途就换了若干次房子，不过质量和第一次的烂瓦房大同小异。
有同学那就又要问了，难道职务变化了，住房不变化吗？
呵呵，我说过，住房、工资等等待遇，和干部级别挂钩，而不是和职务挂钩，职务变动级别不变，都按五十年代那次定的来，你当县委书记是十三级，你就做了省委书记还是十三级。
二三十年间，干部级别只有很小的变动，而职务变化就大得多，建国初期，十二三级干部做个县委书记很正常，到七十年代，提拔成省长了，级别还是不变——我爷爷说，华.国.锋建国初县委书记十二级，文.革时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都还是十二级！
看到了吧，从五十年代定级开始，就彻底锁死，不管你是努力升职，还是原地踏步，级别基本上一概不变，住房待遇也一概不变——当然，从住房条件差的单位，调到一个住房条件特别宽裕的单位，自然会有所变化。
还是以我爷爷为例，他做大学书记时，那学院还在很远的城郊（当然现在那儿都算市中心了），所以房子空很多，就住大些的，但调回市内做文教局长，房子就又变成又小又破的了。
第二部分 公公的私房
前面说过我爷爷的公房，再来说说公公（本地土话，实际上是指普通话的爷爷）
公公呢，是小县城的名医，多有名？49年，诊金一块大洋。
小县城啊，很多农民一辈子都不拥有一块自己的大洋！我公公说，国府法币贬值前，一个警察月薪法币折合十二块大洋，也就是说，公公他瞧十二个病人，就相当于一名警察的月收入了。而姑姑说，哪天的病人都不下二十个！
换言之，公公的收入相当于三十名警察，可以装满整座警局了！
以购买力而论，一块大洋能吃到一桌档次不算高的酒席，齐白石的画一块钱两尺，呵呵，公公的诊金着实不低啊！
顺便说句，现在天涯上中西医之争，中医总指责西医收费太贵，然而过去只有中医的时候，收费也是很高的，我公公一块钱的诊金不算最高，他师父的诊金是两块，他师祖的更高，四块，并且出诊翻番、晚上急诊翻番，出诊路上每过一座桥再加一块大洋——那可是江南水乡，走几步就是桥！
公公这样的名医，都承认中医在大多数方面赶不上西医，建国之后，成立县人民医院，公公这个望闻问切的中医，竟然自学了西医的照X光片、验血、听诊器听诊等等技能！
公公坐堂行医，有钱，他在48年就买了私房，多少价钱？八百六十块大洋！一座小小的四合院，现在早已拆掉新建了高楼大厦，我小时候还见过，不像北方院子中间那么大面积，嗯，四面堂屋、厢房加起来约二百平方米，中间天井很小，大概十个平方，我姑姑说，公公搬把竹子躺椅睡在天井里，就没剩下多少地儿了。
解放前，县城小，位置仍然是非常靠近城市中心，现在谁要在那儿有座四合院，光地皮就不止七位数。房间也多，一家人住得舒舒服服。
四合院青石板上长着青苔，小小的四合院非常漂亮，而且冬暖夏凉，有年夏天我去的时候，烈日当空，院子里却非常凉爽，像安装了空调
我明白为什么南方四合院的院子，为什么没北方那么大了，房檐挡住了夏日毒辣的阳光，院子中间的水井透出凉意，舒服
这么爽的小四合院，八百六十块大洋贵不贵呢？如果按照银价计算，一块银元含的银子，现在价值60－80元人民币，则公公在城市中心的四合院，买成51600－68800人民币
且慢！那时候的收入水平和现在不一样，哥们不能用2010年的价格算1948年的房子呀！
我爷爷说了，那时候投八路，士兵每月津贴一块大洋，干部两块，也就是说，一名八路军战士，想买这样的四合院，得不吃不喝860个月，70多年呀！干部快一倍，也得三十多年！
农民、小商贩呢？更别提了！算起来我军还算高薪，因为那时候的农民，往往辛苦一年都落不下一块银元！
小商贩，我婆婆亲耳听一货郎抱怨，“今年生意太差，去年挣了八块大洋呢”
警察，算公务员了，月薪十二大洋，比前述人士好得多，他们想买这样的四合院，能买得起吗？
如果不捞黑钱，那是绝对买不起的。因为我们这里，解放前的警察太太是不兴出去工作的，那是要被人笑话的，一家人就靠警察的工资吃饭，生活在城市里，什么东西都得买，柴米油盐样样要钱，一个月能剩下块把钱，就算天王菩萨保佑！
我爷爷当县公安局长时，曾经统计过，旧警局留用的十五名警察，只有三名在城里有房子，其他多是租房住——80％的警察没有私房！
原来，民国时候大部分人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原来大上海的花园洋房，也只属于黄金荣杜月笙；小警察、小职员，能住个石库门那是家底厚实，好多在挤亭子间呢！
我国历史上任何时侯，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农民想在城市买房、小城市居民想去大城市买房，都是非常吃力，需要付出几乎一代人的努力。
有人问，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我告诉哥们，建国以来就发生一次，59－61年三年“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当然不仅仅是天灾，人祸更可怕，不过这些就不细说了，就说那阵房价吧。
人都要饿死了，填饱肚皮是第一位的，其他什么都能放下。我公公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小四合院，以前在城里还有所青砖大瓦房，至少一百五十平米，六间，自然灾害时全家人饿得没办法，只好拿房子换吃的东西
六间大瓦房，换了六十斤红薯，全家靠这些红薯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公公后来非常骄傲，因为全家七口，自然灾害期间没有饿死一个，而邻居们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饿死的冤魂——产粮大县，粮食却被高争购拿走，确保京津沪去了，本地人反而饿莩遍地，惨烈
除掉自然灾害时能红薯换房子，其余任何时侯，房子都贵，不相信，年轻朋友们可以问问现在五六十岁的工人朋友，当他们年轻时候，为什么不买私房，非得憋着劲儿等公房？
无他，即使以六七十年代工人群体远远高于农民群体的收入水平，想在城市里购买私房，价格仍然高得遥不可及。
回头说说我爷爷，对了我婆婆也是银行的干部，一位大学书记加上一位银行科长，工作十年存了多少钱呢？三百块——我婆婆说，当时有人问她有多少存款，她还打埋伏说只有两百，结果人家还惊叹你家存款真多！婆婆还小得意了一把。
58年爷爷住的房子旁边有所带花园的小洋房出售，价钱嘛，现在看来不贵，人民币八千——放现在只能买那洋房0.1个平方
大城市中心地段独栋洋房！八千！哇！
可五十年代一位大学书记＋银行科长，夫妻俩十年只存了三百块。。。。
综上，为五六十年代的住房政策做一小结：
体制内的人士住公房，其中普通工人住集体宿舍，一般干部住“板房简屋”，中层干部住“成套住房”，高级干部住“大花园优美洋房”。
公房，居住者没有所有权，“组织”上一句话，让你搬就得搬，人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除了“石光荣”、“高大山”们，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居住条件都极其简陋、恶劣。
体制外的、旧社会过来的原市民，或者租房、或者住自有房屋，但私房价格除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特殊时期，都是高高在上，只有少数人可以问津
接下来的七十年代末，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分房的时代。
为什么把公房和福利分房划开？在政策上并没有根本变化，关键是观念和实际操作变了。
五六十年代，社会整体动荡，各种政治运动让人朝不保夕，今天在台上，明天就有可能万劫不复。我爷爷的经历也是这样，一会儿是“D小平在XX市的黑走狗”，一会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还在市委大院上班，明天就拖上街打赤脚批斗，生命尚且不保，住房身外之物，就更视若流水了。
那时候关于住房有个词，包括我在内的80后，大多不知道了，那词儿叫做“腾退”，特指共有制集体住房,当国家需要统一收回的时候,你就得卷铺盖走人。
被打倒的当权派可能要被勒令腾退，造反派蹦跶武斗打砸抢被查，开除出厂，腾退，莫名其妙的扣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打回乡下再教育，腾退。。。。总而言之，没有私有产权的房子不属于某个人、某个家庭，“组织”随时可以叫你滚蛋
我爷爷的公房就有这么一段经历，还记得他最开始分了三间筒子楼吧？从大学书记变成市文教局长，又回到了城里居住，还是那三间房子。
文革初被打倒之后，街道革委会勒令他腾退两间，分给造反派居住，于是他一家五口（两大人、我妈妈三姐妹，另外两个舅舅年龄稍微大点住中学宿舍去了）只好挤在一间房里，和集体宿舍差不多了。
等到72还是73年，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爷爷又恢复了工作，对不起，这几个抢房子的造反派，现在轮到你们“腾退”了，走好，不送！
看到了吧，不管老干部还是造反派，没有私有产权的房屋，就没有真正的安乐窝，完全随形势变化而漂泊不定，也许上峰\或者“革命群众”一句话，你就得卷铺盖滚蛋～～
这样的状况，到七十年代末发生了变化，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分房到来了。
七十年代末，虽然两个凡是的金光还没有褪色，英明领袖华主席还在台上，不过政治气氛已渐渐变得宽松，人们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解脱出来，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开始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我爷爷晚年曾经说过，建国前三十年是理想主义，什么世界革命，什么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喊的震天响，自己却饿着肚皮，精神层面就像打了吗啡一样病态的亢奋，这不好
建国后三十年，则完全相反，人们一切向钱看，变成了完全的现实主义，精神层面的追求基本上完全放弃，人简直是为活着而活着，成为了物质的奴隶，虽然生活好了，精神却越来越空虚，似乎又纠枉过正。。。。。
言归正传，七十年代末，政治趋缓，社会从混乱变得安定，朝不保夕的感觉渐渐远离，人们不再需要钻天彻地的搞斗争，心思自然转到自己的衣食住行上来。
爷爷的座驾从北京吉普换成了伏尔加，普通干部职工的餐桌上，荤菜不再是抢手货，年轻干部们脱下了中山装，换上了西装、夹克。。。于是住房问题，就成为了干部职工最关心的。
事实上，建国前三十年，也许是社会动荡，也许是把钱拿去造两弹一星了，反正住房建设的投入相当之少，我曾看过一个统计材料，记得很清楚，建国三十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不但没有提高，还有下降。
这不是空穴来风，仅仅以我爷爷为例，五十年代初，他和我婆婆两个人住三间房子，到七十年代末，添了五个子女，还是住三间房子，你说人均居住面积是不是下降了？
还有那几个抢房子的造反派，也确实是憋的，小年轻结婚都没房子，于是才从被打倒的当权派手里抢，哪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爷爷一家一点也不恨他们，当然也不可能谈得上同情，没先人后己到那个程度
七十年代末，又赶上知青回城潮，上千万青年回到城里，离家的时候才十多岁，回来都二十多了，得赶着成家立业结婚生孩子，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住房供应的紧张——可以说那时候盯着房子的眼睛都是绿的，比现在的刚需还刚需
青年干部要结婚，从集体宿舍搬进新房子，中老年干部的子女从乡下回城，也需要房子，于是福利房建设的高潮掀起了。
全市第一栋现代意义的，带独立卫生间、客厅厨房一应俱全的单元房、按抗地震标准（刚刚唐山大地震，人们特别注意这方面）建设的七层楼房，在万众瞩目下破土动工了。
不用我说，您也能猜到这栋房子的业主单位。
也许很多朋友猜到了，本市七十年代末第一栋单元房式福利房，业主单位便是我党XX市委员会，简称市委
有权有钱的单位，绝对第一个建福利房，而且建最好的福利房，这是必然。七十年代末，有钱还不如有权管用，那么本地权力体系金字塔尖上的市委，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个建起福利房的业主单位。
二十年后，无意中和一位父执辈提起此事，我说：“各市市委几乎都是全城第一个建起福利房的，而且地段、配置、面积等方面，都是当时最好”
那位叔叔笑笑，“我们那儿不是的。”
“为什么？”我很好奇，难道还有某个市委的福利房，落到厂矿企事业单位后面？如果那样的话，单位领导会成为待分房干部职工的众矢之的，“领导不替职工谋福利”，这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可以冠冕堂皇提出来的意见！
“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直辖市、不是地级市，而是省会啊！”
我一时没转过弯儿，叔叔继续语重心长：“省会就有省委嘛，市委的房子当然要排后面咯！”
继续讲本市第一栋单元式福利房。
市委建起了这栋房子，按照抗震结构分成互相连接的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左右两户，上下七层，也即是全楼总共56户。
而市委各部门等待分配房屋的干部职工，只怕不下千数！试想一下，连爷爷这样的行政十三级干部，都“蜗居”在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没有客厅书房的筒子楼里，其他干部职工的紧张就可想而知了。
婆婆后来回忆，递交了住房申请表的，就有七百多，还有好几百自觉没有希望的，干脆没递，等下一次分配。
僧多粥少，当然，这次分配仍然是按照权力金字塔来进行。爷爷因为时任市委宣传部长，得以进入分配住房的名单。
就是确定名单之后，关于楼层、朝向，依然按照权力金字塔分配。
南方城市，一楼潮湿，当然不好，而当时的人，特别是五十岁左右的老干部，身体差了不喜欢爬高，那么不高不矮的三楼就成了最好，二、四楼，五、六、七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次降低。
四个单元的三楼共有八户，分到这八个最佳户型的，全是书记副书记，分到其他楼层的基本是部长副部长，其中握有干部实权的组织部，分到二、四楼，握有财权的宣传部（当时要管教科文卫，医院、学校、电影院、新华书店，都是有钱的部门），分到五六楼，无权又无钱的统战部在一、七楼，丛林法则显露无遗^_^
有同学会问了，纪委呢？呵呵，纪委在文.革九大后被取消了，79年中央才重新设立，地方还要慢一拍。
言归正传，在这次福利分房中，爷爷分到了五楼南北向的一套房子——南北通透，各有一个大阳台，使用面积一百三十平米左右，五室一厅一厨一卫。
这所房子，放到现在来看，缺点多多：
首先所谓的抗震结构，楼板居然是预制水泥板，薄，楼上的人随便走走跳跳，楼下的人就听得清清楚楚；
其次，使用面积一百三十平，建面在一百四十多，现在这个面积，一般都会搞两个卫生间，当时却只设计一个，而且没有蹲便器，便池得用木盖子盖起来——直到爷爷离休，才有空找装修队来重新装修一下，安装了蹲便器
厨房在东侧和另外一单元的连接部，黑暗，炒个菜还得开灯，两位老人家工作繁忙，还得带小时候的我，最记得婆婆炸花生米，不是偏生了不脆，就是炸过了带焦——厨房没自然光就这样子
一百多的房子，客厅竟然只有十多个平方，竟然设计了五间卧室，几乎每间卧室都比客厅大！唉～～那时候，多子女家庭还是主流，另一方面呢，就算市里大干部也没做二套房的打算，如果子女单位不分房子的话，就得和爹妈住在一块，卧室多就是做的这个打算呀！而且有的卧室里面还套个卧室，显然是给孙子辈安排的了。
粉刷是用的石灰，而不是后来的仿瓷涂料，人往墙上一靠，一身白
不过，这房子的优点也不少，第一处于绝对市中心，到现在仍然是本市最贵的地段；
更重要的是环境非常好，离公路一百米，闹中取静，又有院子停车，市委大院内繁花似锦，一到春夏季节鸟语花香，惟有夏季正午的蝉鸣过于喧闹，某位部长住进来的时候，在楼下种植了一株爬山虎，现在整栋楼被爬满，像是穿了件绿色的外套，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惜乎夏天蚊子有点多——老婆说咱们将来有了小孩就住那儿，上机关幼儿园方便，大院马路对面就是本市最繁华的商业区，她逛街买衣服也方便
言归正传，本市第一栋福利房有很多缺点，优点也有，反正当时人们艳羡不已：毕竟这是建国以来修建的第一个带独立卫生间、厨房的成套房屋啊！
既然有市委带头，各单位自然紧随其后，福利房的建设事业顿时如火如荼。
言归正传，继续讲福利房的故事。
七十年代末政治形势趋缓，社会气氛安定，从那开始分配的福利房，基本上相当于终身制，不会再让你“腾退”了，关于儿女继承的问题，我特别问过妈妈，具体政策记不得了，反正现实操作中，如果父母过世，儿女不在这个单位工作，而没有其他房子的，住在分配的福利房里面，不会有哪个单位赶他们走。
相对安定的终生享用、现实操作中的可继承性，福利房和之前的公房相比，除了使用属性之外，就多了一层实际上的“财产属性”，和你家的存款、电视、自行车一样，是你家事实上的财产了。
那么，拿了几十年每月几十元的低工资，长期低水平生活的人们，对这种“额外财产”的争夺，也就分外激烈，各种乱象远比现在更加离奇古怪。
蜗居中，海藻为了姐姐买房子缺钱，同时自己也有贪图享乐的成分，和宋思明玩劈腿，同样的事情，在福利分房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面已经提到，福利分房，谁分谁不分，先分后分，分多大面积、楼层、朝向，全由权力金字塔决定，身处什么层级，就分什么房子，天经地义，但各单位领导，则对谁能分到具有决定权。
自从市委建成本市第一栋福利单元房，各单位紧随其后，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房潮
直到八二年我出生，我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甚至都上了初中，市区都是一片巨大的工地，到处都是塔式起重机，到处都是砖头堆、河沙堆，到处都是搅拌机搅水泥的轰鸣、、、、以至于八零后的城市男生，全都有最真切的童年回忆：耍沙，随处可见的沙堆，被我们挖掘成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再灌水、蓄水、放水，俨然个个都成了张光斗、黄万里
房子建起来，就要分配，分配的原则主要是论资排辈，按工龄、级别、职务、职称、学历等打分，分高者得、分低者不得，能得到房屋的人当中，又以分高者先选好楼层、大面积的房屋，分低者后选那些差楼层、小面积的房屋。
大体如此，但前面说过，既然是权力主导的分配过程，程序正义就必然受到权力的侵蚀——而且缺乏监督，连纪委都是79年才重新恢复，还没走上正轨。
打分按照工龄、职级等项目来，但具体分值就有文章可做，比如八十年代初大学生很值钱，领导一句优先照顾大学生，就把学历分值提得很高，也许工作二十年的初中生分不到房子，刚来的大学生就分了房子，结果最后一打听，原来那大学生是局长的嫡亲侄子。。。。
或者女干部加五分，本来分不到房子的女干部，正好前进一名，把前面的男干部挤了一个下去，人们私下传说，那女干部和局长似乎很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
或许有人要骂，“毛时代的干部清廉得很，根本没这些事，你胡扯”，或者“都是改革开放，才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样说的同学们呐，你们是很傻很天真呐，豹哥还是以亲身经历谈谈一两事吧。
比如去年闹得很厉害的罗彩霞事件，六七十年代哪儿用冒名顶替啊，直接上就行！
当年的大学名额有多紧张呢？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六六年一个县里两个造反派武斗组织，几千上万人打得天翻地覆，人命都出了两条，打伤打残的不知有多少，口号都是保卫毛.主.席，私底下的原因则不足为外人道——这个县分到一个大学名额，两个派别的造反司令都想要。
数千人规模的武斗，全县停课停工罢市，几十万人不得安宁，就为了这个名额！
最后爷爷去解决，给这个县加拨了一个名额，两个造反司令感恩戴德，乖乖上大学去了，于是群龙无首，一场腥风血雨顿时化干戈为玉帛。顺便说句，当年的造反司令，满嘴世界革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其中之一后来竟成了某上市国企的董事长，张口就是什么资产负债率、什么能源战略，世事无常，呵呵～～
那么，就是如此紧缺的大学名额，我妈妈他们五个兄弟姐妹，每人一个重点大学名额，弄到手是毫无悬念，甚至不能算违纪——毛按青，李呐等等等等，他们上哈军工上清华北大，可曾考过么？
五、六、七十年代的通常观点，贪污五块钱、十块钱，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要处分，要坐牢；但替子女谋一个好前途好工作，那是理所当然，“加重担子，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
所以今天罗彩霞还有申诉，还有成功击败王佳俊的机会，放几十年前，名额直接给“王佳俊”们，罗彩霞连半点机会都没有！确实进步了。
话头都提起了，顺便说说最近闹很得厉害的山东新泰八零后局长，在我看来，这个事情闹出来，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我妈妈的亲身经历，八十年代初中期，她也不过刚刚满三十，只不过大学学历在当时还是很硬牌就是了。某书记直接问爷爷：“老X，你女儿到公安局做个处长如何？”
我爷爷自从五十年代做过县公安局长，还带兵清剿过土匪，就总觉得公安工作危险，自然否决了这个提议。
那位书记想了想，又提议：“到XX公司（副县级）做个副经理吧，经理五十九岁快退休了，小X过段时间就可以接他的班。”
最后爷爷还是谢绝了，因为那时候妈妈肚子里已经有了我，觉得当官太累，没时间管小孩子——其实小时候妈妈没做官，还是经常出外学习、进修、出差，我大部分时间是由二老带的。
书记提的前一个职务，地级市的公安局处长实为正科级——放县里就是公安局长，那个公司的经理则是副处级——下县就是副县长，和现在比，连公告啊、选拔啊、民主评测啊这些程序都不用，书记一句话就提拔；相比之下，新泰几个副科级就闹得沸沸扬扬，不正说明现在民主监督比过去强多了吗？
怀念毛时代，真的没道理。
爷爷的福利房，一直住到离休、住到他逝世，其间经历了房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抗日战争中亲手击毙日本鬼子、解放战争中攻进南京总统府的革命老人，以正厅级离休，于05年八十高龄去世，留下的存款只有人民币五万元。
清廉，绝对的清廉。
即使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这辈子唯一利用手中权力为子女干的事情，就是在六七十年代送五个儿女上了重点大学——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是合理的，从最高领袖到普通工人，都这么干，国家还有个政策叫做“顶班”或者有的地方叫“接班”，就是某厂老工人退休，可以让一名子女进厂接替自己的编制，还有人为了子女早接班，提前办理退休。
爷爷的故事讲完了，接着讲我父母的房子，首先转到公公这边。
前面说过，公公以县城第一名医的收入，拥有一所位于县城中心的小四合院，还有一处瓦房。
建国后，地主、资产阶级的房屋被没收，作为国家财产，也即是“公房”分配给干部职工居住，爷爷做文教局长时居住的公房就是没收的一位资本家的财产，当然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又还给了人家，不过那时候我爷爷早就搬进福利房了，和他没什么关系。
公公的房子，差点就被没收，然而几个原因让他逃过一劫：首先，城市中食利阶层，也即是买房出租的，几乎绝大多数被算成剥削阶级，对某些影响大、名声不好的，政府还发动租客起来斗争房主，公公的四合院自己居住就算了，那所瓦房本是准备出租的，租客是个远方亲戚，政府派人登记的时候，他害怕要收税，就说是借住，这样就逃过了出租房屋、剥削阶级的帽子。
其次，公公作为名医，在本县的口碑还好：他做不到免费替穷人诊病——他自己说，“如果看见穷就免费，那么很多人都会装穷，我一个人又能赔得起几个病人？开了不要钱的例子，以后就别指望拿钱看病”，所以穷人都看草药郎中，富人才找他看病。
但是，草药郎中的水平有限，很多疑难杂症无法解决，这时候只要上门求教，公公就会毫不吝啬的指点，让郎中把这病人治好，算郎中的功德，这样既不坏了他诊金一块大洋的规矩，又让确实没钱的人有条活路
第三，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新政府而言他还有利用价值，后来的医疗合作社，再后来的人民医院，他都是第二把手，而且中西医结合，望闻问切加X光片、听诊器、验血全玩的转，不管哪个党当权，只要你不是金身不坏，总会得病，总会找医生的，没人愿意和一位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命的名医为难。
就这样，公公进入了医疗合作社，合作社又变成人民医院，他一直工作，只不过再也收不到一块大洋的诊金了，每月拿几十块钱的死工资，和过去比是天上地下，但总算比那些倒了大霉的地主、资本家好得多。
我的奶奶，土话喊公婆，她一直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公公家也是五个子女，连老两口一共七个人，靠一个人的工资吃饭，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解放前存的一点家底，坐吃山空，五九年开始又遇上了自然灾害，本县粮食大批外调保京津沪，产粮大县成为重灾区，家里实在支持不下去，就把瓦房换了六十斤红薯救命。
总之，七个人靠一分工资养活，还得时不时周济一下更加困难的亲戚，非常辛苦。
公公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一身兼中西医，在全县名气那是大大的，而且毛笔字、古诗词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解放前国民党县长都找他题字，一直到他去世，街坊邻居的春联、县人民医院的春联，都是他题写，一家一个对子，上百家不重复。
油菜，特别油菜，以至于到了七十年代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竟然有二十多岁的年轻护士追求他！
忘了说句，因为生活条件差，那时候公婆已经去世了——纯粹苦难造成的早逝，再好的名医也治不了。
公公想梅开二度，可当时十七八岁的姑姑不同意，闹，觉得这么老了还二婚丢人，毕竟是七十年代末啊！结果给他搅黄了，哪晓得公公正应了圣人说的“情深不寿”，也不知道是生活条件太差，还是从阎王爷手里抢下的人命太多，居然就早早的过世了
所以，除了那座解放前购置的私房小四合院，公公这边没有和公房、福利分房沾上边。
我父亲呢，则和这个时代大部分青年一样，经历了知青下乡－招工回城－工农兵大学生的人生路程。据他说，没有任何背景，要招工进厂、要从厂里得到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一则运气好，二则脏活累活苦活抢着干，三则领导赏识，缺一不可。
总之，七十年代末我爸妈差不多同时毕业回来，经人介绍，谈起了恋爱，准备结婚，房子的问题，就摆在了两个年轻人面前。
睡前更新，继续八我爸妈的房子，我一岁前居住，到现在全无印象的房子。
爸爸从大学回来，仍回原单位，一个现在被诟病甚多的垄断国企，当时政企不分，那个单位一套班子、两套牌子，既是XX公司，又是XX处，他就既是副处长，又是副经理。
妈妈进了事业单位，文化战线，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上整天，是当时绝大多数这类单位的惯常现象，任你心比天高、才若子建，半年也给你磨平了脾气，只好跟着混下去。
不过，直到结婚前不久，他们都还没有房子。
不可能！有同学说，你外公是部长，你自己说了，当时给妈妈安排个公安处长、经理什么的都是毛毛雨的事情，弄套房子还不简单吗？
同学啊，我前面说了，建国前三十年，给子女弄大学指标、安排职务，叫“加重担子，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嘛，当然是知识越多、职务越高，越能服好务嘛！
什么罗彩霞，在那时候是没机会和“王佳俊”们争的，不信，你查查毛.远0新多少岁当的辽宁省委书记，林.立.果二十多岁的时候又是什么职务，谢谢！
但替子女要钱、要房子，那就不行了，绝对是不允许的，那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自然灾害时候，连毛爷爷都说不吃红烧肉呢！（当然，是否相信是另外一个问题，嘿嘿，对此俺不作评价）
房子这样显眼、这样万众瞩目的东东，公公无论如何也帮不了妈妈，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解决了。
七十年代末，公公那栋福利房入住，我的舅舅、姨妈们都在外地，要么读书，要么工作，空着好几间，妈妈就一直住在其中一间，如果没有福利房的机会，他们就准备在我公公的房子里结婚、生活了
不仅那时候，就算现在，城市中结婚以后和父母居住，都不稀奇，毕竟房子这玩意，任何时侯都不可能太轻松的获得，无论老公房、私房、后来的福利房，还是现在的商品房。
可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好意思啊，说起来两个都是大学生，单位也不错，还要和公公住在一起，脸上过不去，再者，按老观念，我爸不是成了上门女婿？
那年月，人的思想和现在确实不一样，比如我妈，年轻时候相当漂亮，身材很好，南方，一米六出头，在当时算不错的了，七十年代黑白照片上穿身布拉吉，跟电影明星一个范儿，干部家庭，大学生。
我爸呢，除了大学生一条之外，简直就没什么拿的出手，个子不高，一米六九，看了照片尚算清秀。家庭没有任何存款，父母双亡，还得从工资里扣点，去接济当时不怎么争气、不怎么懂事的小姑、小叔
但我爸妈两个就像前世有缘一样，一介绍就对上了眼，我妈这边没有任何阻力，外公外婆（土话我叫他们爷爷婆婆）觉得小伙子不错就行了，什么家庭呀存款呀，都不计较。你问彩礼？提都没提，据我妈说，老爸这个女婿第一次上门就拎了把挂面
现在你说娶个市长女儿拎把挂面去见老丈人，有人信吗？
呵呵，还真有，更夸张的。我大学同学的——亲哥哥的——高中同学（好复杂啊～～不是显摆哈，不信就当故事看，请勿拍我、请勿乱联想，谢谢，拜托！）若干年前考上京城XX大学，和同班同学谈恋爱、结婚，他的那位新娘子，就是中央X总的女儿！而且据说啊，恋爱过程极度平淡，就是最普通最简单的那种校园恋爱，什么要把女儿推出去搞政治联姻、什么老丈人使坏阻挠、联姻对象白脸小开出现大玩阴谋诡计等等等等电视剧常见狗血剧情，一概没有。
豹哥有个私下揣度啊，大约成功人士的子女，某些别人要费尽一生力气才能争取到东西，他们生下来就有了，所以看得特别淡，特别不计较，不屑去争，也提不起那股子钻天打洞的劲头去争，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心态也使他们失去了争的能力，渐渐会被“贫二代”赶超
毕竟，靠祖、父辈荫庇，总过不了一辈子。
现在的年轻人、贫二代，拿出别人爷爷爬雪山、过草地、打日本的劲头，去拼搏奋斗吧，我相信如果努力到那种程度，你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但你可以做官二代、富二代的爹！
闲话稍叙，言归正传。
老爸不想背个上门女婿的名声，但他的单位暂时还没有建福利房的计划——事实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等他们单位的福利房建设好，我都十岁了！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爸爸的单位不分福利房，妈妈有天下班回家，约了爸爸到老丈人家里吃饭，告诉了他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妈妈所在的事业单位要建福利房了！
话说当年我老爸啊，“贵”（揶揄的一笑）为号称《垄断企业》、当时《政企不分》、现在也《牛皮哄哄》的单位的副处长、副经理，也没得一间房子，和现在的年轻朋友们一样，居住在集体宿舍，实际居住条件还要更差。
没上大学以前做技术员，和普通工人一样，两人住一间集体宿舍，面积比现在的大学生宿舍狭窄多了。上大学回来有了职务，就住单间的集体宿舍——实际上有单间集体宿舍就很不错了，很多家庭就在这样的房间里生儿育女，我还知道有两家合住一间集体宿舍的。。。。
既然我爸有间单独的宿舍，似乎也可以用于结婚呐？关键是他的宿舍在厂里，和我妈上班的市中心，隔着一条长江！
80年，大多数地级市的市内交通极度不发达，十多公里、一道长江，在人们观念中简直就是两座城市的距离了，没有长江大桥，还得坐渡船过江！
那宿舍，同在这个厂的双职工可以用来结婚，他就不行，我妈不可能每天跑上十几公里路坐渡船去上班。
听到妈妈单位要搞福利房的消息，老爸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平时可以住在厂里宿舍，周末回市内自己家团聚，这比妈妈住爷爷家、周末女婿上门，面子上要过得去些嘛！不会被别人笑话是上门女婿嘛！
话说我妈妈那个事业单位，本来不是什么有权有钱的部门，怎么会想到搞福利房，而且紧紧追随着市委的脚步呢？
原来79年建国三十周年，上级拨款搞了个国庆献礼工程，这个献礼工程的业主，就是我妈他们单位。
文革刚刚结束，政治上需要装点出几分升平气象，上级对这个献礼工程相当重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工程监理啊、预算决算之类的程序，献礼工程做完，还剩下了不少钢筋水泥砖头木料，账面上的钱也余下不少。
这个事业单位一直是个清水衙门，住房条件在同类单位中也比较差，只有一栋筒子楼。
或许有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筒子楼，就是每层楼上去有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一侧或者两侧像学校宿舍那样，排着一号房二号房一直到十几、几十号房，每户没有独立卫生间、厨房，每层有一处或者两处厨卫，整个楼层少则七八户、多则几十户公用。
那个条件才叫差，绝对比广深的城中村、北京的唐家岭还差。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厨房小啊，又得公用，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一蜂窝煤炉子，还有人捡的柴火，把楼道堆满了，一到饭点，家家户户生火做饭，煤烟就充满了整个楼道。。。公用厨房、卫生间，是宝贵的“资源”，为了抢占资源，吵架、打架，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家人在一起都有个磕磕碰碰呢，何况这么多户人家公用厨卫，生活习惯不同、人的性格不同呢？每栋筒子楼中乱七八糟的故事，都可以拍一部长篇电视剧，绝对比韩剧好看。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筒子楼的故事？不是我妈讲的，她没经历过，是我三姨，她当年重点大学毕业分到某省设计院，结婚、生孩子，这样的筒子楼住了九年，还和邻居打了一架！
唉～连我那娇小玲珑的三姨，都和人打架了，筒子楼生活空间逼狭给人带来的扭曲，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妈那事业单位，就只有一栋筒子楼，三个、或者四个职工挤在一间三十平米的房子里，结婚多年的老职工，孩子都十多岁了才有个单间，人人做梦都想要房子。
那阵地皮还不缺，但缺钱，想修福利房也没门路啊！
正好，偌大一个献礼工程，剩下的边角废料就足够修一栋福利房了！在广大干部职工强烈要求下，在市委领导的带头示范下，在自己儿女也要结婚生孩子住房子的压力下，单位领导终于痛下决心：这些工程材料、还有账面上剩的一些钱，不上交了，用来建福利房！
继续讲爸妈房子的故事。
得益于献礼工程的边角废料和结余资金，妈妈单位的福利房破土动工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单位要建设福利房，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要么运气好赶上了，我妈单位的职工就是典型的运气好，走了狗屎运。
其他很多无权无钱无运气的单位，一直拖到十多年之后才开建福利房，甚至有好些企业，直到破产解体，都没有过福利房，职工一直住在筒子楼，最后下岗、退休，破房子都没动过，只好等旧房改造、拆迁安置的东风了。。。。。
妈妈单位的福利房是六层楼房，两个单元，每单元每层大门相对两户，就有2×2×6＝24套房子可供分配，每套面积在60—80平米之间。
可这个单位当时就有了上百号职工，之前只有一栋筒子楼。谁不想住单元房，谁喜欢筒子楼呀？人人都盯着这福利房，又一次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那阵子，什么建筑质量、什么采光通风、什么布局装修，根本没人关心，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自己能不能从上百人中脱颖而出，在这栋福利房中得到一套房子？
这时候，分配方案下来了，却给兴致勃勃等着分房子的爸妈致命一击，恍如睛天霹雳。
福利房分配打分，有几个项目，主要是
工龄：我妈工龄不长，但也绝对不短，这条并不屈居下风。肯定有人问：你妈妈三十不到，有多长工龄？呵呵，也许您不知道，按国家政策，知识青年下乡开始就算工龄，我妈妈爸爸都是十四五岁下乡，后来读工农兵大学生，都是连续算工龄的，到二十七八就有了十几年的工龄了！——不过也别羡慕，城市里十多岁的小姑娘，现在都在妈妈爸爸怀抱里撒娇，他们那阵却要到农村这样一个相对条件差、极端不熟悉的环境里去生存，吃的苦可不少啊！
职务：科级，能排在前列
职称：助理工程师（八十年代中升为工程师）
全是加分项目啊，分房子简直板上钉钉了！
可方案却把她排除在外了。
那个时代，有个专有名词叫“双职工”，广义是指夫妻俩都上班，狭义则指夫妻俩在同一个单位或者同系统上班。妈妈那个单位，就有相当多的夫妻档、父子兵、兄弟连，这也是老国企、老事业单位、老机关的常态。
显然，一个单位更应该优先解决双职工的住房问题，你想想，夫妻俩都在这个单位，当然就只能指望它解决住房；如果夫妻之一在其他单位，则那个单位也承担着一半责任嘛！
对领导而言，给双职工分一套房子，就算解决了两个职工的住房问题；给单职工分，就只解决了一个。。。。
所以福利房分配的计划，就是优先照顾双职工，我妈这样的就排到了后面。
话说当年争夺福利房之激烈，那个单位的干部职工，全都成了乌眼鸡，打架、骂人的是小意思了，还有女职工为了分房子，设计勾引头头。。。。总之，福利房的特点就是不按市场规律配置，而是按权力的意志来分配，那么为了得到福利房，人们必然向权力献媚。
不过，借福利房的东风，妈妈也不是一无所获。
双职工们住进了福利房，筒子楼就腾出了好几间，而住房问题依然紧张，前面说过，这筒子楼里，五六个单身汉挤一间的有，两家人共计夫妻四个、小孩三个挤一间的有，不是双职工、分不到单元房的家庭就盯上了筒子楼，激烈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那栋单元房。
话说当年区区一个筒子楼，争夺之激烈不亚于世界大战啊，除了那二十四个住单元房的幸运儿之外，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为了能在筒子楼里分一个单间，不再和别人挤集体宿舍。
我妈一见这阵势就打了退堂鼓，从小虽然不算娇生惯养，也没吃太多的苦，59年自然灾害我爸爸家饿肚子、拿青砖大瓦房换红薯的时候，我妈妈这边每月还能吃个肉罐头，那叫特供，行政十三级以上才有的，不过也是指个人而非家庭，外公有，外婆、舅舅们就没有。外公每天去食堂能得到半斤牛奶、一个煮鸡蛋、几个包子馒头，拿回家给妻儿老小贴补一点，我妈那阵还小，就记得个牛奶特香
另外一层，五个孩子，外婆先生了两个舅舅，后有了三个丫头，丫头们的饭量都小，舅舅们饭量大、饿得慌，我妈、姨妈的粮食定量吃不完，还总补给舅舅呢！到66年，粮食相对没那么紧张，肉也多了些，妈她们三姐妹害怕长胖了，还喝醋减肥。。。。
上山下乡算是最大的考验，不过总是比别人得到更多的照顾，这也无需否认。有个别女知青为了回城指标，而向大队书记什么的出卖肉体，我妈她们却从来没人招惹，大学指标到手，就离开了农村
妈从来都是一帆风顺，根本没见过争夺房子的架势：
有位五十多的阿姨，单职工，儿子在另外厂里上班，娶了媳妇，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还在住集体宿舍，阿姨就想分个单间和儿子住一块，她也没什么本事，就见了任何同事都大倒苦水，跟祥林嫂似的，在局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说就是两三个钟头——这是软磨的
有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和媳妇两地分居好多年了，他媳妇发了狠话，再不弄个单间就给他带绿帽子。这兄弟也没什么好办法，一下班就到局长家里坐着，“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请求组织帮助解决”，局长家都吃晚饭了，他还不走——这是硬泡的
更多人是提着老母鸡、大鲤鱼、烟酒茶糖往局长家里跑，一时间门庭若市，楼道口这拨送礼的刚下来，那拨就上去了，两边还点点头笑笑，心里都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咬死
唉～算了吧，妈准备住自己家里了，反正有空房子，何必跟别人抢呢？嘿嘿，那阵我妈善良啊！
哪晓得你不争，偏偏有人要和你争。
前面说了，我外公那套福利房有空房子可以给爸妈居住，只不过我爸爸就会担着点上门女婿的名声，有点不好听罢了。我妈看筒子楼单间的争夺都如此激烈，就准备放弃，回家住，上门女婿就上门女婿吧，只要自己想开点，实际上外公那房子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住着比筒子楼舒服多了、
你不想争，偏偏有人要挑是非。话说妈这个事业单位呢，有一位非常极品的女职工，她男人在文革初期搞造反派，造反且罢了，还武斗，武斗且罢了，还打死了人命！而且奸污妇女、殴打老人之类的坏事没少干。
文革十年，也就最开始那段时间最乱，等武斗结束，毛爷爷一句话，知青下乡，当初打了鸡血一样乱蹦乱跳的红卫兵们，全都在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北大荒、大西北、西双版纳“深及灵魂”“脱胎换骨”了，自然市面上就没那么乱了。
所以那个武斗司令，只蹦跶了大半年，就被打回原形，因为欠了血债，还被判了刑，只不过那阵文革期间，造反派武斗打死人的严重性和现在杀人犯不一样，关了两年就放出来，低头做人。
一到文革结束，清查“三种人”，这人就又被揪了出来，上次因为反革命集团庇护判轻了，这次加到十年！就又回了监狱。
等这人回来都到了八十年代末，工作也开除了，老婆也跑了，孩子不认他，一个人做清洁工扫马路为生，这就算是作恶的下场吧！
但人与人的运气就有这么大差别，上面说过为了大学指标闹武斗那两个造反司令，却顺顺当当把大学读了，后来其中之一还成了上市国企的老总。。。。上天本来不公平啊！
武斗司令一走，他媳妇也就是那位女职工，就不安分了，成天抹着厚厚的雪花膏东飘西荡，成了本地著名破鞋，据说，和局长大人也很有些不清不楚的勾当。
她带着儿子，住一个十平方的小间，这次重新分配，她就动了心思，想搞个三十平的大间，而三十平的大间并不多，就五个。
前面说过了，一百多职工加上家属好几百号人，就一筒子楼，搬了24户去单元房，还有大部分的人挤在筒子楼里面，一家一大间都做不到，只能是没结婚的四五个人住大间、两个人住小间，结了婚的按项目打分，分最高的五户住大间，其余住小间。
破鞋女士呢，她的分还不低，带孩子要加分，工龄也有十几年了，虽然没什么文化，靠领导“赏识”也有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加上领导设定的评分标准，似乎也像是替她量身定做似的，所以她排在了第六。
但再也上不去了，因为第五就是我妈，那时候大学生是块金光四射的招牌，绝对是加分的重头，加上工龄从知青下乡算起，比那位女职工高了好大一截——比我妈排前面的四个，全是50年、51年参加工作，蜗居了将近三十年的老职工，可想而知当时住房多紧张！
由于我妈平时表现与世无争，到单位工作也不久，据说那时候和别人说话还脸红。。。。破鞋女士呢不敢打四位老职工的主意，就盯上我妈了。
破鞋女士既然瞄准我妈那单间了，就开始大造舆论攻势，东家长西家短见人就巴拉巴拉，大意就是我妈虽然扯了结婚证，但还没办席，就不能算结了婚的，只能算单身，又还没有小孩，不应该和已婚人士竞争单间、大间，为博同情，还扯到了我外公的职务，暗示存在以权压人的可能。。。。。
可怜我妈当时连集体宿舍都没分到，每天下班回自己家睡觉，新单位人头也不熟悉，当然和住在筒子楼的老职工们没什么联系，直到这事拉爆，她才知道破鞋女士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多扎实。
转眼间，到了确定房屋分配的职工大会，就在局长要宣布名单前0.00001秒之前，破鞋女士志得意满、气势汹汹、势在必得的开始发言了：
“我认为啊，某些同志刚调到咱们这儿，给单位也没什么贡献，工龄都是在别的地方算起的，又不是我们单位的工龄，打分当中工龄一项，要按本单位的来！”
我妈当时就愣了一下，因为那时候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都一个样，不管怎么调动工龄是拉通算的，而且知青、工农兵大学生的工龄连续计算，这是国家规定。
你想也是嘛，那阵不管什么单位都是国家的，都是给国家做事，工龄还分这个单位那个单位？也太可笑！
人算不如天算，我妈不知道后来有不少单位形成了利益小集团，本位主义越来越严重，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真有按“本单位工龄”来排分房资格的了，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而且，有的同志家里住房条件不差，何必跟咱们这些革命群众来抢呢？你爸分那么大一房子，够住就行了嘛！”破鞋说完，就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我妈。
这话又没道理了，福利房中间夹了“福利”两个字，可它决不是今天我们谈的社会福利，第一，它只覆盖国家单位，并且以单位是否有权有钱有运气来决定你这单位能不能把房建起来，
第二，它的分配严格按照等级秩序，或者把学历职务工龄综合打分，或者直接按其中某个项目比如职务、比如工龄来排，排到的，哪怕你爹早就有套200平的，这房子还是给你，没排到，你就十个人挤在5平方蜗牛壳里，也没份。
福利房，其实和西方劫富济贫型社会福利的“福利”两个字，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本来住房条件就好/特别心善的人，把分到的房子让给困难户，那绝对是焦裕禄孔繁森一样的模范，可以上报纸上电视的！
所以，我妈让可以让，但不该是由别人逼着让，被破鞋女士以挑衅的目光看着，我妈当时脑子就热了，据理力争：“这房子我可以不要，但话要说清楚，我爸爸的房子是按国家规定分配的，又不是多吃多占！他有房子，和子女有什么关系，哪条规定父亲分了房，女儿就没有分房的资格？”
因为破鞋的泼辣早已臭名昭著，也因为这个单位职工绝大部分是在本单位工作十年以上的老资格，所以破鞋前面说按本单位工龄算，还没有引起公愤；
但我妈随口说的“哪条规定父亲分了房，女儿就没有分房的资格？”顿时引起了共鸣——老小两代人同在这单位工作的就有不少，按破鞋的话引申，岂不是说父亲分了房的，儿子就没资格？
我们这儿分房只有把夫妻绑一块的，还没有把同一单位的父子、母女算一家呢！那万一祖孙三代十多口都在这单位，就分一套房子得了？
渐渐就有人替我妈说话，其实也知道我妈只是争口气了，“这房子我可以不要，但话要说清楚”，分明就是不准备要这房子。
哪知道破鞋这人就是那种，怎么说呢，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性格，她反而把桌子一拍，什么“和群众抢利益”啊，“多拿多占”啊，有位副局长帮我妈说了一句，她更了不得了，大叫什么官官相护。。。可怜那副局长还有几个月退休一白头发老头，被她骂得下不来台，也不想想，都马上退休的人，官官相护于他有什么好处？
到后来，我妈气得满脸通红不说话，破鞋更加得意，满嘴跑火车，连外公在文革中的罪名都嚷了出来——“D小平在XX的黑走狗”
俺滴神呐！那阵小巨人刚刚把英.明领.袖华.主席拉下马，威望如日中天，你说外公是他的黑走狗，这是骂我外公呢，还是替他更上一层楼造舆论？
不过我妈笨嘴笨舌的，说不过她，本单位的人呢，谁劝破鞋骂谁，骂这些老职工，话就更难听了，反正最后我妈是红着眼睛回家的。
若干年后，舅舅姨妈们春节回来团聚，无意中提到此事，小一辈的都惊讶那破鞋怎么敢针对市领导的女儿，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舅舅分析，破鞋的丈夫是个造反派，所以她也很有点造反精神，试想当年他男人挥动铁头皮带，一众牛鬼蛇神伏首贴耳。。。。有这种经历，她怎么会怕什么领导呢？
其次，有老职工后来跟我妈说，因为当时北方来的老南下干部，有些特别重男轻女，破鞋觉得外公两儿子三女儿，我妈必然是被“轻”的对象之一，就算有委屈也不敢和家里说。
破鞋料错了，外公不是重男轻女，他们家重女轻男（笑），好的东西都是给女孩子，舅舅们则很早就被撵出去住校。。。。。可她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妈这个老实丫头啊，从小就是让大人省心，忒省心那种，回家也不说这事，还是外婆看见女儿眼睛红红的，就问怎么回事，我妈立刻就憋不住了，伤伤心心大哭一场。
外公笑笑，没把这当回事，当年尸山血海杀出来的，这点事还远远不够让他生气的份量。
“她不说我是D小平的黑走狗，说咱们家仗势欺人吗？嗯嗯，我们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名无实嘛。”
第二天外公让秘书挂了几个电话。半小时后就有公安找上我妈那单位，到处询问知情者，“破鞋男人搞武斗，打死人命，破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参与？”“清查三种人，你们单位有没有漏网分子？有没有怀念四.人.帮，恶毒攻击现任中.央.领导的言论？”
破鞋立马吓得面无人色，她现在才知道早已换了人间。。。。当然她不过是虚惊一场，以后就老实多了。
05年整理外公的遗物，在《聂荣臻回忆录》的扉页上发现一句话：“公正”这种东西，在人类史上从来都是稀缺品，只有掌握权力的人，能迅速而彻底的得到它
啧啧，五十年代初人民大学的进修生，这深邃。。。葱白一个！
筒子楼按打分结果分配，谁也没有话说，我妈得到了其中一个大间，就在那里和我爸结婚——话说结婚礼物都是些洗脸盆、热水瓶、毛巾被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两个热水瓶，都成文物了，搬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我和老婆现在还用着，质量真好。
那筒子楼到我十多岁都还没拆，小学四年级时跟同学进去过一次，就我爸妈住过那种大间，大约三十平米，我同学、他爸妈、他奶奶，四口人住，就显得相当挤了，里面一张床是他爸妈睡，拉个布帘子，靠外两张小床，一张睡我同学，一张睡奶奶，再摆张桌子，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就没剩多少空地了——
空气也不好，门外走廊里摆着蜂窝煤炉子，煤烟气到处钻，房间里灯光昏暗，三十平米又老又旧的房子，挂着个十五瓦的白炽灯泡，所有的陈设好像都灰蒙蒙、黄泛泛的，都不知道同学晚上怎么写作业
打记事就住套间的我，心头顿时涌上了一种，怎么说呢，小孩子的本能的厌恶，没待一会就逃走了
那阵小孩子不懂事啊，其实我生下来也是住的这样房子，如果不是天降幸运，至少到我十岁爸爸单位的福利房建好之前，都得住这筒子楼呢！
事实上，由于意料之外的运气，我几个月还在襁褓中，就搬出了筒子楼。
言归正传，话说爸妈在筒子楼的单间里生活了一年多，实际上也没有经常住，因为我爸在长江对岸的厂里，周末才回家，我妈呢平时每天都回外公家吃饭，那阵市委食堂办得不错，他们每天打饭菜吃。
到我快要出世的时候，妈妈干脆住外公家，由外婆照顾，等我满月了才回筒子楼。
之后一段时间，因为那阵子大学生特别吃香嘛，我爸妈都经常出外学习进修什么的。可怜豹哥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所以爸妈一旦外出，就是外公外婆照顾我，那阵二老还在上班呢～～
大约在我出生后半年，1983年，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现在绝对不可能再发生的奇迹降临，我们搬进了单元房。
原来这个单位有一位女干部，她父亲是个老红军，此时福利房的建设大潮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了好几年，他们单位也分了套房，这位老红军的资格老、职务高，理所当然得到了面积最大、楼层朝向最好的一套。
这时候，那位女干部正和老公闹离婚，据说是男方有了小三，这在八十年代初还是非常丢脸的事情，男方在这个单位呆不下去，就想办法调走了。
本来是夫妻双职工分的套房子，两口儿高高兴兴住进去，才住了一年多就劳燕分飞，这也是世事难料吧。
离婚之后，这个女干部成了单身，她父亲房子又宽离这里又近，她干脆搬回去住，只中午在自己单位分的单元房里落脚，一来二去，她就想换房子了。
她的房子，在三楼，位置也好，每层楼并排两个单元共四户，除了东西两头，还有两户夹在中间，采光通风都要差些，她这个在东头的最好。
面积也大，80平米，本市第一批福利房，除了市委等老干部多的权力部门修了100平方以上之外，大多数是30－50平方之间，我妈单位得益于献礼工程的剩余材料，第一栋福利房较大，从60到80都有，这套80也是面积最大的了。
事实上五年后我妈单位又修建了一栋福利房，就缺钱了，每户只有35平方左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这个女干部为什么要换房呢？一则据说她出差，那男人带小三进来过夜，从感情上她不乐意再住这儿了，二则她不缺房子，老红军那套和我外公市委大院的房子差不多大，但离单位更近些，三则那栋福利房东头下面有个公共厕所，正对着三楼这套房子，天阴了就有点臭
总之，女干部只需要在单位上有个落脚之处就行，而当时的福利房呢，在人们头脑中属于“半产权”，就是没有的钻天打洞去争夺，有了的又觉得好像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思想，今天很难说清楚，反正同学们知道一点就行了，当年房改，有人死活不愿出几千万把块买下房屋产权，还得领导动员，而十多年后，那房子市价七八十万。。。。
所以女干部就要想用单元房换个筒子楼的单间，中午落个脚睡个午觉就行，正好她的父亲、老红军，和我外公也是熟人，她就和我妈商量了，两人一拍即合，也没对外声张，两家人找到局长，直接把房子换了。
插播一下，当年福利房的产权属于国家，个人只有使用权，似乎不应该有随意处置的权利，然而实际操作中换房是经常有的，有人小孩在东边上学，房子却在西边，有人在西边上班，房子却在东边，两家人商量好了找领导就能换，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的福利房和之前的公房，区别就在于人们有了相对固定的权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叫做“半产权”吧！
不过要是准备换房的两家人的房子不属于同一个单位，能不能换，怎么操作，我就不知道了，好像听说有这种例子。。。
手续很简单，办完之后，女干部就和我妈把房子换了，在许多人惊讶的目光中，我爸妈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房——其实已经有人住过一年多了。
这个房子，豹哥住进去还在襁褓中，搬出来的时候已是花季雨季了（吼吼！），所以记忆特别清晰，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八十平米的面积，在今天当然不算大，在当时却很不错了，仍然是非常非常小的客厅兼饭厅，摆一张小沙发一个八仙桌就放不下其它东西了，三间卧室哪间都比客厅大，前后双阳台，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居然还带一个五平米左右的储藏室。
绿色油漆的木门窗，墙面、楼顶是石灰粉刷，电灯、吊扇的线路卡在米黄色的塑料槽里，在墙角、天花板上拐来拐去，地面是水泥，数年之后就变得斑驳不堪，豹哥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地面上水泥脱落、磨损形成的小坑，掏得更大。
爸妈和襁褓中的我，83年入住单元楼，88年妈妈单位又建了一栋福利房，不过这次没有献礼工程的剩余物资了，经费短缺，户型就特别小，每户都是35平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福利房的“产权意识”越来越强，社会安定，不会有任意剥夺财产的情况，不再由“革命群众”一句话就让你“腾退”，甚至实际操作中还可以互相交换、传给儿女，人们自然把理论上产权属于国家的福利房，部分的看作了私有财产，而且这种意识在整个八十年代逐渐加强。
这样的情况下，88年再想像我妈在83年那样，用30平米大单间换80平米套房，就绝对不可能了。据说那位和我家换房的女干部，后来就后悔了，不过她第二任老公也是个有一定职权的干部，男方单位分了房子，而当时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如果双方都分就得退一套，反正这边的要退，她也就没什么了。
到90年的时候，我爸单位的福利房还在纸上，我上小学二年级，整个城市刮起了装修的旋风。
就以我家居住的单元房为例，八年时间仿佛沧桑巨变，墙面石灰刷的，新的时候一靠一身白，旧了就泛黄；
南方潮湿，木头的门窗容易变形，开关的时候叽叽嘎嘎的响，我的卧室窗户变形最严重，卡住了，每次要很费力才能开关；
那阵人们进屋不兴换拖鞋，皮鞋的硬底、高跟鞋的尖跟和椅子腿磨损了水泥地面，形成一个一个小浅坑，爸爸每年都会弄点水泥来填补，新旧水泥不同颜色，在地面上斑斑驳驳
我们家如此，全楼各户也差不多，全市所有住户的情况都这样。前面说了，人们对福利房的产权意识加强，愿意投入一点钱，90年相对十年前，人们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于是轰轰烈烈的装修战役打响了。
不同于搞建筑的大沙堆，每家每户装修用的沙堆小得多，每当我看到哪楼下有几个沙堆，我就知道这楼有几户要装修了，不过那是大人们操心的事情，孩子们依然很开心的在沙堆上兴建水利工程
这个时代装修的主要内容是地面从水泥换成水磨石，天花、墙面铲除石灰换上仿瓷涂料，木窗换成铝合金，室内门加门套等等，其中影响最深刻的是水磨石。
水磨石现在人们不用了，当年是很流行的，各种颜色——主要是红色的填料，加上白色小碎石子，一块铺到地面上，等干了再用水磨机磨得光滑平整，地面就成了暗红色的底子，上面密密麻麻白色点点，对了就像铺地砖有砖缝一样，水磨石地面要镶铜条，横平竖直得铜条镶在水磨石里，地面好像棋盘。似乎有投入少的，不用铜条而用玻璃条子。
为什么水磨石给我印象最深呢？因为这玩意施工中用水磨机磨，产生大量废水，那阵单元房又没有什么地漏之类的设施，于是每次有人装修，红翻翻的废水就好似黄河之水天上来，在楼道中汹涌澎湃，装修主人用砖块木板搭起了“桥”，人们上楼就等于过桥
这个城市有成千上万栋楼房，成千上万户居民，86－92前前后后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上街就总能看见某一栋楼房的楼道口，有大股红翻翻的水流出。。。。。
90年我家也装修了，铝合金窗子、仿瓷涂料、包门套都是随大流，唯一领先的就是没用水磨石而是地砖——90年开始水磨石就有点走下坡路了。
那地砖很薄，远不像今天的地砖那么厚重，感觉和当时农村万元户们的“小洋楼”贴墙的“瓷砖”有点类似，薄且不说，它的边沿还不是四棱四线的，而是往下塌，略成圆弧形，以至于贴好之后地砖间的缝隙特别大。。。。
当时没有装修公司，请的装修队，连工带料花了一万出头。话说当时我妈还说了句，大意是82年听电视上说万元户，我们还觉得好多钱，现在装修个房子都要花万把块了。
82年，我爸妈两个大学生，工资都是60元左右，加起来每月120，要7、8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到一万块
90年，妈妈工资涨到了两百多，爸爸单位实行绩效奖金，他每月能到手五百块，另外每个合同都有奖金，记得那年有次单笔就上了五千，让我们全家乐得像过年。
不过，那阵生活还是艰苦朴素，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家里基本上不出去吃饭，当时街上很流行吃砂锅米线，一个小砂锅里肉、蔬菜、米线都有，汤很鲜，我也只能看着流口水。。。。能去吃个包面（抄手、馄炖）就很开心很开心了。
每年春节前爸妈单位聚餐，是最高兴的时候，大鱼大肉随便吃啊！而且，那个时代单位聚餐都是允许带家属的，对了，平时爸代表单位宴请业务往来，也常带我去，人们觉得很自然，一桌公款吃喝常有好几个大人带小孩的。。。大概是物质匮乏时代遗留的风气吧。
“昂贵”的太阳锅巴、健力宝、娃哈哈，当然也有便宜的酸梅粉、山楂片，伴随着整个小学时代，92年豹哥十岁正读四年级时候，我爸单位的福利房也动工了。
这是某国有垄断集团的下属单位，二级法人，依然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政企不分，我爸已是这个单位的处长、经理，在本市著名红灯区一条街（笑），他住持在那儿临街边上修建了福利房。
现在，那栋福利房已有了十八年的岁数，楼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楼上的职工们大多数也不住那儿了，租给“服务行业”的娘子军们，供她们落脚，每间房、每张床都是她们奋斗的战场。
这福利房是典型的商住格局，一楼门面，二三楼办公，四到八楼居住，住房的面积在60平方左右——那阵福利房修上百平方的单位，很少。
对于我爸妈呢，当时有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能要一套房子，也即是说，即便这栋福利房是我爸这个单位领导到处跑指标、求爷爷告奶奶办下来的，是他督促施工一手操办的，也没有他的份——除非我们退掉正居住的房子，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投入一万多装修了。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简单就能规避这个规定：离婚。
一对夫妻分一套房子是吧，我离婚了，总得一边一套！后来房改，交一点钱就能拿产权，有夫妻在各自单位都分了房子的，就搞了假离婚；当然也有路子野、脸皮厚、背景大的人物，不需要搞假离婚，硬来也夫妻各分了一套，比如九十年代我妈单位有位局长，调到这个单位前就在原单位分了一套，之后又在我妈单位分了一套，房改后只花了一点钱，就都变成他的产权了。
不过，假离婚这种事情，我爸妈是做不出来的，实事求是的说，以我爸的职权，要分一套很简单，他们单位人是看着爸为了福利房跑上累下的，而且房子套数也多，不会有分不到的人——事实上他们还拿了多余的几套出售or出租？记不清了，反正有多的。
谁不想占便宜呢？我爸为建设这栋房子我爸流了不少汗水，内心也想占点便宜，但我爸妈几乎没经过考虑就决定放弃，因为决不可能接受假离婚这种丢人的事情。
于是，我爸辛辛苦苦一场为他人作了嫁衣裳，但得到了职工真心的拥戴，分到住房的职工，十年后还在说他的好。
9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升上了初中，这时候房改在我们这个城市展开了。。。
当年的房改，专家们各有各的说法，什么“启动货币化分配”“推动房屋市场发展”，老百姓可不懂那么多，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房改唯一的内容就是：交一坨钱，得到自住福利房的产权。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房改的时代背景，各大中小城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展开的时间不同，早的90－92，晚的有拖到99年，总的来说，大城市开展早、小城市开展晚，时间段基本上跨越了整个90年代。
我以亲身经历，认为九十年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形成、固化的阶段。”
八十年代，开放搞活，实事求是的说，八十年代初最早得利的都不是体制内的人员，而是游离于体制外、胆子大、心思活的一批人。
包产到户，经济放开，首先农村的变化最大，特别是自然条件好的东部、中南部农村，农民是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因为农产品可以卖钱、也买得起价钱了、
直到我记事，大约86年前后吧，城市工人的收入还没上百，但农村靠养殖、种果树发财的“万元户”已经屡见不鲜，万元，对那时候吃死工资的人来说，是十多年不吃不喝的收入，考虑到低工资导致——大部分收入要用来维持生存导致——储蓄能力低，实际上完全可能一辈子都存不到这个数！
除了农民，个体户也是最早在市场经济中淘到金的（当然，个体户中进城农民也占了很大比例，这两个群体有交叉），一方面他们敢为天下先，一方面他们没有正式工作无牵无挂，可以破釜沉舟奋力一搏，而中国计划经济下的短缺延续了整整三十年，市场到处都是空白、到处都是机会，人们对于各种商品的需求完全可以用饥渴来形容，只要你发现市场，不，根本不用发现，已经到了随便做任何生意都会发财的地步。
现在人们熟知的刘显合猪饲料、傻子瓜子，大概就是在八十年代从个体户干起，淘到了第一桶金。
而体制内的人们，似乎工资上涨永远赶不上个体户，从50涨到60，从70涨到100，可能还赶不上人家一天挣的数。那阵有个说法，“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杀猪刀的”，就是指的这种现象，人家吃到了市场经济的果实，你体制内还按计划经济的数目发工资，差距当然就出来了嘛。
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事情逐步发生了变化，体制内的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市场大潮中分一杯羹，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给了他们第一个机会。
最早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了“批条子”这种手段，钢材、摩托车、彩色电视机等等紧俏的商品，出厂价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规定好的，比如一台熊猫牌14寸彩色电视机，出厂价大约是640元，而销售价是市场价，可以达到1200，转手就有将近一倍的利润！
但是，你拿着64000元找到熊猫厂想批发100台彩电去挣钱，人家手一摊：条子呢？
什么，没条子？你消遣大爷啊？给老子滚远点！
前面不说了吗，出厂价格按计划经济的体制来，销售程序也是按计划来，你得有国家计划，才能以出厂价拿到彩电，才能赚那笔丰厚的差价！
权贵子弟们，包括现在一位著名的“轮椅哥”，基本上最初都是从批条子上挣到第一桶金，他们甚至不需要费力去进货、运输、卖货，就一张条子卖给真正的商人，比方说一百台熊猫彩电的条子，蕴含着（1200－640）×100＝56000元的利润，某位太子爷从老爹或者老爹的老同事老下级手里得到之后，直接把条子以50000元卖给某位商人就行了，给商人留6000的利润，他就感恩戴德谢天谢地，商人呢还要费力费神的转运、销售，太子爷却什么都不做，就得到5万！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当年我的一位哥们，他父亲就是专门批条子的，好想时任计委主任（XX市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貌似这个部门分分合合几经变化，是现在国资委的前身？）我家第一台彩色电视机，86年买的日本索尼牌14寸，售价1400元，我们批发拿成800，就是找他批的条子呀！就批了一台，要是我爸妈有心，批个几十几百，我家不就成暴发户了吗？
从批条子开始，体制内的人们开始向市场伸手，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模式、外资企业大批进入、太子党携父母官威“下海”，到九十年代初这种现象就非常多了，“下海”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词，我小学六年级94年无聊了看半月谈内部版，其中有一期讲了位市委副书记辞职下海经商，论者持鼓励态度，深化改革开放云云.....然而现在想起来，曾经的市委副书记办起公司，“门生故吏”们遍布全市，纵横商界自然无往不利，他大可以放眼四海之内、六合之中，唯一人独尊了。
八十年代，是农民生活改善，个体户崛起；九十年代，带着草根烙印的个体户受到国资、外资、权贵资本的挤压，不适应的被大批淘汰。。。
相对应，体制内也就有了迅速的分野，有些掌握权力的人富了（高官太子党），有些人搭顺风车小康了（公务员、垄断企业一般干部职工），有些人则老老实实拿着干巴巴的工资，和时代的距离更远了。
我爸，就属于顺风车的乘客。
1985年上报纸的“万元户”、“个体户”，一大半倒在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被远远的甩开。
1995年的百万富翁，只要不站错队跟错人，到现在则至少几千万上亿了。
原因很简单，前者依靠个人努力，后者借助了体制的力量。
我爸搭了趟顺风车，他这人就属于有便宜要占，但为人有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那种，从他不愿假离婚（其实蛮横点，不离婚硬要分一套也能做到，比如我妈单位的局长）、从而放弃一套房子就能看出来。
话说92年我们没要的房子，94年房改价八千，现价约40万。。。。
所以我爸起点较高：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很年轻就当了副处长，娶了市领导的女儿，单凭这三条优势，大富大贵其实相当容易；但他一生只能小富即安，职务也仅以处长到头，很大成分上因为不愿意放弃做人的底线
顺带说句，他们大学同班同学当北方某著名国企董事长的、南方某省实权厅长的都是一般般，太多太多官衔了，一番开同学录就跟贾雨村他老人家的护官符似的，可见当年的大学生多么走俏——绝对比现在的留洋博士还牛逼！所以我爸就混个上市国企下属二级法人的经理，总司处长，在官位上绝对不入流。
不过94年的时候呢，他们单位从绩效奖金又进了一步，搞了所谓的“承包”，不是谈个价全包给你，只是从业务利润中提成，比如总额100万的单子，公司要求上缴10万利润，超额利润部分第一个10万之内你提三成，第二个10万六成，再有利润就全归你。
如果我爸做了个100万的单子，有35万利润，他先上缴10万，再从第二个10万提出3万，再从第三个10万提6万，最后还有5万利润就全归他，这样总共能得到14万。
不过一般情况不会这么理想，100万的项目能有15－20万净利润就差不多了，我爸能到手1.5－3万。而且总司的利润算法有些苛刻，第一个10万全归他，如果我爸这单只挣了6万，自己一分不得全部上缴，就算白做了。
他们单位那时候还是政企不分，既掌握审核、批复、验收的行政权力，又自己做工程，一市之内惟我独尊，凭借这个优势，赚钱还是容易，到94年的时候，我家所有财产加起来有了30万。
想想84年，我爸妈工资都才几十块，万元户似乎遥不可及，十年之后就有了30万，这速度算快的哈！
政策下来了，我们这套80平方的房子，要交一万出头给国家，之后产权就属于私人了。这一万对我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觉得太贵的也大有人在。
前面说过了，有人乘着东风大赚特赚，有人搭了趟顺风车，更多的人依旧吃着死工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投资、理财、创业这些概念啊！铁饭碗，仍然是所有人的最爱。
一万，在94年，对拿死工资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整个八十年代工资低得要命，职工月薪几十块，买台一千多的彩电都要存几年的钱，从88年开始工资逐年调高，可到92年我妈的事业单位还拿200出头，94年貌似三百多四百，但上百的工资这才拿几年呀？！一万块，真贵！
不给钱，房子还不是得让我住着，难不成还把我赶出去？很多人都这么想，要不是有商品房作为对照系，估计房改会很艰难。
对，商品房已经大张旗鼓的出现了，说来很好笑，本市最开始的一个商品房“小区”的状况是：没有围墙，只是紧邻的几栋楼，楼房之间有小块平地，不对外封闭....这些且罢了，最搞笑的是它居然修建在巷子内部、一大片公私房子中间，没有马路到楼下，更没有停车位——那时候还没私家车的概念，而买房的人都是体制外的个体户、进城富农，他们也没有开车、停车的需求
直到现在，那儿都不通公路，被太多房子包围，没办法，当年的高档商品房，早已成为贫民区，原房主纷纷逃离，租/售给了低收入群体，或者干脆自己沦为了低收入群体。
而这个现在看来很无厘头的商品房小区，当时却是全市人民议论的中心，每套100平米上下，它的价格是：4.5万！
100平米商品房价格4.5万，类似品质的福利房只需要1万左右就能取得产权，巨大的差价给老百姓一个明显的心理暗示：福利房便宜，买下有利可图。
若非如此，早已习惯了居住在公有产权房屋、每月只需要缴纳极少租金的人们，怎么舍得一次性拿出那么大一笔钱，来买下房屋的产权呢？
房改的顺利推进，和商品房价格“高企”起到的示范作用密不可分，就我妈单位来说，99％的职工几乎毫不犹豫的拿钱出来买下产权。
那么还有1％，也就是一户人没有。上面的99％，就算家庭条件差真的没钱，东拼西凑也要凑齐房款，而因为买下福利房“有利可图”，听说是为了凑房款，亲朋好友基本上都愿意借钱给你，比如我们楼上一家就是找亲戚借了3000。
但有一户实在拿不出钱的，就成了1％，那家女主人在我妈单位工作，普通职工，男主人还是派出所长呢，不过那阵派出所也没什么额外收入——不像现在，政法委一朋友告诉我，城郊结合部派出所，副所长买成正所长，得花20万，然后最迟三年就能回本，城市中心的价格还得翻几番。
这家人本来可以生活得不错的，可他们家儿子太不争气，吃喝嫖赌什么都来，还在社会上做流氓，直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在瞎混。
派出所长管得了其他流氓，就管不住自己儿子，有这么号儿子，老两口的工资当然全败光，搞得家徒四壁，拿不出钱来买房
我妈单位的局长去这家动员了好几次，人家没办法，确实拿不出钱，亲朋好友也知道他家有个败家儿子，谁也不敢把钱借给他们呀！只好就这么拖着，所有人都买了产权，就他家还住公房
好歹到97年，普遍涨了工资，老两口拿出5000买了一半产权，到01年的时候，终于买了全产权——而此时我市房改都过去七年了！
不得不说，当时房改还是挺人性化的，反正我们这儿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