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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金融危机十周年：全球不平衡是否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
乔依德：需要全面准确地解读全球不平衡，简单地将全球不平衡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可能产生政策错位和舆论偏差。
编者按：如果从2007年算起，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十周年。人类是否驯服了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更稳定了么?中国经济又从中学习到什么? 下一场金融危机又将爆发在何处?FT中文网近期组织《金融危机十周年》专题讨论，编辑事宜，联系徐瑾jin. 。
大家也许还记得，在十年前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一段时间，有一个术语在经济类媒体上反复高频地出现，那就是“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下面这个图表是factiva网站总结的该词在英文和中文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显然，该词出现频率达到高点，最近几年急剧下降，但是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今年以来恐又出现回升。
Global Imbalance新闻关键词历年出现次数 (共2469次)
全球不平衡新闻关键词历年出现次数 (共1324次)
图表1：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新闻关键词历年出现次数
图表来源：factiva
那什么是全球不平衡呢?据说就是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或全球贸易不平衡，具体而言，就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之相应的贸易盈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Rato，2005)。对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看到任何疑问，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全球不平衡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对此，我一直感到很困惑，全球化或全球经济格局中不还包括投资和融资吗?为什么仅仅关注于贸易不平衡?非常遗憾，我从未看到有文章或讲话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有无数篇文章描述了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其逻辑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大量资金投资到美国资本市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最后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说法是“美国经常项目大幅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储蓄泛滥’，它同时又导致了全球较低的长期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复苏和快速上涨”。美联储副主席Stanley Fischer 在7月底有个讲话，尽管也讲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资本流动以及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外溢到其他国家”，他已经提到了资本流动，但是很遗憾，最后还是回到贸易问题，认为这些外溢效应都可以用经常项目余额来刻画，但是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
对于这样一种有明显疏漏的论断，也是有不同声音的，尽管这种声音比较弱小。国际清算银行(BIS)首席经济学家申铉松(Hyun Song Shin)和货币和经济研究部(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主任Claudio Borio认为造成美国次贷泡沫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银行业的泛滥，而不是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全球储蓄过剩”。 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是基本平衡的，但欧洲跨国银行通过其在美国的分行从美国的货币市场上借入大量的美元，调回到欧洲;同时在美国市场上购买大量结构性产品，形成了巨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再加上美联储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最终造成了危机前的过度繁荣。我是赞同他们的基本观点的，把全球不平衡简单地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是没有道理的，不准确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跨境资本流动总量巨大，金融已经表现出它独特的规律。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初跨境金融是随着跨境贸易而进行的。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布局，FDI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成为全球信用货币，主要国家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从而使套期保值、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等跨境资本流动急剧增加。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影子银行监测报告，2015年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达到34.2万亿美元，占被监测国家GDP的69%。而全球OTC衍生品市场存量规模达到494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6.6倍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跨境交易。从图表2可以看到，G4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总量已经远远超过经常项目余额。并且金融越来越表现出其独特的规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4年发布的年度报告，美国商业周期一般持续1-8年，而金融周期则会持续15-20年。
图表2：G4经常项目余额和跨境资本流动总量的比较(亿美元)
图表来源：世界银行，IMF，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其次，体现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的指标——经常项目余额是一个净量。它是一段时间内进出口贸易额的总结，很多细节在简单的正负相抵中被掩盖，不能真实刻画伴随贸易的资本跨境流动的情况。比如某国年初流出一笔款项，年末又流入同样数额的款项，从年度净量来看它等于0，但不管是流出时，还是流入时，如果数额巨大，都会对该国的汇率、利率等宏观变量产生很大的冲击，从而影响到全球金融稳定。
再次，跨境资金高度集中在少数对冲基金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更容易对市场形成冲击。目前，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总量已经达到全球GDP的107%，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总量的578%。并且，世界前45大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本占到了全部资本的64%。
最后，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高，速度快，冲击力大。通过贸易的资金进出受到真实贸易的限制，相对比较稳定;而其它的短期资金更多的受盈利预期和风险偏好的影响，进出更加频繁。也就是说，跨境资本流动总量的波动性远远大于经常项目余额的波动性(见图表3)。
图表3：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跨境资本流动总量和经常项目余额波动性
图表来源：世界银行，IMF，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把全球不平衡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把关注点集中于顺差国，要求它们做出调整。同样，我不赞成把全球不平衡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也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不能仅仅关注贸易层面，也要对金融层面的问题加以关注。麦肯锡最近有一个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发生时的跨境资本流动总量是现在的3倍，如此巨大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金融时报》肖恩.唐南(Shawn Donnan)8月22日在解读这份研究报告时指出“在美国总统唐纳德o特朗普等经济民族主义者威胁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当今世界，围绕全球化的辩论被过去半个世纪商品贸易激增及其对社会的冲击所主导(《关注金融全球化的退潮：跨境资本流动减少》)。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表示担心通向更高程度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如今可能在逆转时，担心的正是这类商品贸易。被较少谈论的是资本流动，或者金融全球化的状态。然而，资本流动过剩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也会滋生下一场危机的诱因。”对于目前存在的由于理论上的不准确而造成的舆论上的偏差，没有比这段话说得更清楚更明白的了。
显然，第一，对于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光讲贸易不讲金融是片面的。就是在解决双边贸易问题时，除了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外，也要关注全局性的问题，尤其是与美国谈判时，不能被牵着鼻子走，不能就贸易谈贸易，而要跳出贸易看到金融。应该指出，美国不仅仅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它同时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双边问题。
原因在于，它与美国的低储蓄率，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密切相关。美国的储蓄率长期、持续低迷与投资存在缺口，需要外部资金补充。美元的主导地位是一把双刃剑，它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几乎可以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对外债的成本有一定的控制权，使美国享有铸币税，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美国的结构调整。美元的统治地位要求美国必须向全球提供流动性，从而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长期来说是难以避免的。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来，美元成为全球的信用货币，美国的经常项目就持续出现逆差。资源丰富的国家在享受由其带来的高额盈余之时也造成了其经济结构单一、难以调整的弊病。人们通常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比照此，也可以把美国目前所处的这种困境称为“美元诅咒”。
第二，如前所述，跨境资本大幅增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因而必须对跨境资本高度关注。虽然现在跨境资本流动总量较危机前有很大收缩，但在流向上和结构上分别出现了“一减一增”的新特征。在流向上，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减少，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大大增加并已经超过危机前的峰值。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将跨境资本分为投资性和投机性两类。现在投资性的跨境资本在减少，而投机性的跨境资本在增加，甚至有的还以FDI作为幌子。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学界对跨境资本流动直接有关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从以往认为越开放越好，到现在认为资本管制仍是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认为资本项目开放需要结合各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成熟程度，谨慎适度、循序渐进地开放;另外一个与跨境资本流动有关的因素是汇率。几年前，雷(Rey)在Jackson Hall的会议上提交了著名的论文“三元悖论还是二重困境”，认为浮动汇率基本不起作用，结果各国要么或多或少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要么就得实行资本管制。最近，IMF研究部主任Obstfeld等人做了一个研究，通过40个发展中国家年的数据，证明浮动汇率制度对于抵御金融脆弱性仍有积极作用。总之，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对汇率制度的态度不是那么固定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认为一般情况下浮动汇率仍是有效的，会起到熨平跨境资本波动的作用，但在重大的金融危机或者存在大规模资本流动波动的情况下，汇率的作用会被大大削弱，甚至不起作用。
我在这里着重阐述了全球金融失衡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贸易失衡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确实认为，一个大国长期、持续地出现贸易大幅度的不平衡(顺差或逆差)，不仅意味着该国经济结构存在问题，而且会对其它国家调整国际收支带来困难。不过，要强调的是，我不赞成简单地将全球不平衡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反对由此产生的政策错位和舆论偏差。总而言之，我觉得在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机，是全面准确解读全球不平衡的恰当时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主要观点来自作者主持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报告《全球金融失衡：含义、影响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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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初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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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全球不平衡发展
作者：马君潞
　　世界经济进入1990年代之后，最能准确描述这个时代基本特征的当属“全球不平衡”。2002年以来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预警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危害，依然没有引起世界大国足够的关注，直至这场至今依然阴魂不散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则是这场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当我们依然在经济危机深渊中徘徊，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依然在固化、探寻平衡发展路径的努力缕缕受挫的时候，南开大学戴金平教授的新著《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困境与出路》，令人耳目一新。　　该书阐述了全球不平衡发展的前世与今生，深刻剖析了当代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内涵、成因与危害，论证了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并指明了走向全球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　　什么是当代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作者指出，当代全球不平衡与历史上任何一次不平衡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全球不平衡发展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平衡的机制，表现为不平衡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和固化。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五个特征：　　其一，外部不均衡发生在主要的经济体之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其二，外部不均衡包括经常项目不均衡和金融项目不均衡，无论是经常项目不均衡还是金融项目不均衡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都是流量，持续的一个方向的不均衡体现为全球债务和债权存量规模的扩大。其三，外部不均衡体现为一个方向上和时间上持续、规模上扩大的特征，区别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均衡调节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的均衡-不均衡-再均衡的动态调整。我们研究的全球不均衡是一种特殊现象。其四，持续的外部不均衡是由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些重要的系统性因素造成的，这些系统性因素阻碍了经济体正常的均衡调整机制。这些系统性因素包括相关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制度体系和全球政治制度体系等等。其五，持续的外部不均衡给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极大威胁。持续的不平衡伴随着全球债务债权存量规模的扩张，债务债权链条断裂的风险越来越大，金融风险积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概率在增大。　　作者从各国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与模式、金融市场失衡、劳动生产率失衡、经济周期失衡、财政赤字等方面阐释了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成因。作为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主要“贡献国”无疑成为作者剖析的重心。　　作者从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结构、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等方面剖析了美国长期经常账户逆差固化的成因。从宏观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体，美国负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直接形成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美国1980年代以来就进入了经常项目逆差和债务经济的时代，债务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在美国形成并在1990年以后日益强化并成为引领美国进入(,)时代的关键。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于长期以来美国较低的储蓄率和过高的消费和投资率，高需求、低储蓄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总需求持续地超过总供给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常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缺口只能靠外部供给来满足，支撑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是美国负债式发展模式的基础和保障，或者说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推动了美国负债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固化。作者进一步指出，全球不平衡从内在的推动因素来说，主要归结为货币和金融发展的因素：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二是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能力，这二者正是美国总需求不断膨胀的推动力。　　在分析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全球推动因素时，作者重拾“特里芬魔咒”。她指出，“特里芬难题”是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根本矛盾，造就了全球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元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应验了美元的“特里芬魔咒”。牙买加协议之后，世界进入了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代，各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市场自由选择国际货币。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货币，稳居世界货币老大的宝座故而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虽然不是唯一的世界货币，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世界货币，占据了世界货币功能的60%以上，特里芬难题的魔咒依然存在。世界高速经济发展对美元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美国在持续向世界提供美元的同时，产生越来越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积累着越来越大债务规模，刺激了美国债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一些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强烈的积累美元的欲望便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培育了这些国家债权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就在提供美元和积累美元之中形成了。　　针对至今仍然激烈争议的全球不平衡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作者认为，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持续论者提出很多证据和理论，但是所有这些证据和理论都是在探讨不平衡发展可以持续的时期和基础。尽管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但全球不平衡的扩张每时每刻都在侵蚀这些固化的基础条件，动摇全球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基础。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全球政府债务危机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如何走出全球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作者认为，走出全球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变革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需要一场全球性的变革运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需要修正严重债务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和日本等国则需要建立和完善更加依赖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作者还很乐观地向读者展现了金融危机后中国、美国以及欧洲各国自觉的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的努力与成就。最后作者指出，任何一种变革都是痛苦和艰难的，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变革运动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冲突和摩擦，也必然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减速。但我们只要坚定信心，坚定方向，一个更加健康的、更加持续的、更加公平的、更加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局面必然会到来。　　（作者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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