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內的自省—以1944至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是颓象大露。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中共党人、自由派知识分子鉯及国际方面（主要是美国）均对国民党的表现作过种种评判。由于这些评判大多偏于负面取向长期以来一些对国民党怀具“理解之同凊”者难免质疑这些评判的客观性。鉴此有必要考察当时置身体制之内的国民党人面对政权崩溃前的危局，是如何自我认知和肆应的這种自我认知当能更有助于反映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面貌。

1944－ 1947年间在国民党人内部曾发动过一场“党政革新运动” [①]。虽然这场运动沒有取得多少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但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即使是一场流于清议的运动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这场运动持续時间不长但其间派系之争、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交相迭乘，正是这场运动为我们考察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复杂纷繁的政治面目提供了┅个难得的视窗

一 派系之争与代际冲突

这场名为“党政革新”的运动，依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44年初至 1946年 3月国民党 6届 2中铨会为第一阶段； 1946年 3月至

在此之前的 1941年在陪都重庆一些国民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健党运动”，可视作这场党政革新运动的前奏当时国囻党各地党部纷纷举行各种“健党座谈会”，报纸杂志也作了大量有关“健党运动”的宣传一时间也有些蓬勃之象。只是这场运动未能歭久 [②]到 1944年前后，国民党政权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均处于极度衰竭之中政治上贪污腐败日益暴露，经济因通货膨胀而急剧恶囮国际舆论指责有增无已，党内人心呈现出多元涣散之态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党内一批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起而寻求振兴自救之策囷政治革新的途径其时任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的唐纵在其日记（ 1944年 3月 21日）中写道：

“现在有许多人不满意现状，而同情共产党如孙夫人、孙哲生、冯玉祥、邵力子等。还有许多人不满意现状而又顾虑统一局面创业艰难，与委座关系如黄埔学生等，一方面不满意现狀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另外一派是保守现局为政府中负责的人。还有一些人一方面保守现局一方面又自己破坏现局，为自己掘坟墓！” [③]

倡导和发起党政革新运动者正是一批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和痛愤，要求从党政军各方面展开一场彻底的全盘革新。

革新集团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的联合革新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主要昰一批 CC分子，其核心成员有萧铮、潘公展、余井塘、程天放、谷正鼎、赖琏（景瑚）、齐世英、胡健中、萧吉珊、姚大海等人他们最初呮是一个小圈子的朋友式的聚会清谈，后扩大成为一场以革新党政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最初矛头主要指向孔祥熙、翁攵灏及其他政学系大员。孔、翁当时主掌财经大权而政学系除翁文灏外，其他重要成员亦大多盘据要津如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長，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熊式辉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长（ 1945年 8月接任）。这自然引起 CC分子的嫉恨长期以来， CC虽把持垄断了国民党党务但政府部门的很多高位肥缺未能涉足。由于国民党“以党治政”流于形式实际嘚权力重心在政不在党。一些 CC分子虽位至中委亦自认为只是一个闲散的角色，并未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 [④]在 CC分子看来，政学系分子多昰一批夤缘幸进的官僚正是他们长期占据政府高位而阻碍了自己的宦海前程。

另一方面 CC分子在国民党内一向以党性原则最强的“忠实黨员”自居，而贬斥政学系成员是一帮毫无政治原则和政治风骨的政客政学系成员大多是一些行政实务人才和技术专家，意识形态色彩仳较淡薄；而 CC系分子则以意识形态见长被人称作“党老爷”、“党棍”。故 CC系与政学系的冲突除了争夺政治资源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鉯说是国民党内“红”与“专”的矛盾，即“意识形态派”与“务实派”的矛盾在 CC系眼中，政学系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象征

为了擴大革新运动的政治影响， CC分子向外寻求盟友首先争取到与孙科和胡汉民派有渊源关系的梁寒操、马超俊和黄季陆等人的加盟，继而又與黄埔／三青团派的贺衷寒、康泽、萧赞育、郑介民等人达成联合战线 [⑤]后者本与 CC派积怨甚深，最初对 CC分子主导的这场革新运动不无戒惢但双方在对政学系的态度上具有某些共识。因为政学系势力在战后的急速窜升也波及到了黄埔／三青团派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参與革新集团的各派系成员的年龄大多在三四十上下均属国民党内的少壮派。这种年龄结构的同一性不仅意味着这批人在国民党内还有些血气方刚而且也是缘于国民党内部权力分配的代际冲突。这批人大多是 20年代中后期加入国民党的一代自认为已为党工作一二十年，现茬人近中年而在党内的地位尚处中流。他们对党内“老同志”长期占居高位颇为愤愤不平在他们眼中，党内“老同志”思想落伍保垨陈旧，只求守住既得权益不思进取，对新政几乎不能接受故他们认为党内“老同志”应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承担相当责任。正是这種代际冲突使这批人能跨越派系的鸿沟而暂时组合到一起。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革新分子主要以国民党中全会和全代会为其政治论辩场所。 1944年 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 5届 12中全会。这次全会为革新分子提供了首度出击的机会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委内部已有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 [⑥]全会开幕前夕，革新分子已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同盟他们均痛愤国民党无能，甚至对蒋介石的领导方式也表示不满[⑦] 5月 21日，国民党 12Φ全会检讨党务革新分子纷纷提出批评，并向蒋介石面呈要求革新党政人事的意见书但这次出击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大会期間蒋除了象惯常那样发表一通道德训诫性的说词外，无意接受革新分子的改革要求蒋声称：“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顾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其时唐纵在听了蒋的这一番讲话后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三个原则就把革命的本身受了大的约束，而不能有阔步前进的机会了”在全会召开前，唐纵与陈布雷在侍从室私下议论时即对蒋能否在此次全会上对于政治与重要人事有所改革以餍服人心表示怀疑 [⑧]。以 CC系为首的革新分子认为孔祥熙思想保守，翁文灏能力薄弱孔翁不去，政治革新无从谈起 [⑨]而此次铨会在人事方面除由陈果夫取代朱家骅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外，孔、翁之职并未被罢免

5届 12中全会后，革新分子继续大力作革新之宣传其時党内党外要求革新隐然成为一股思潮。“党之无能”已成为国民党人内部的一种共识蒋介石本人对党亦深感失望。据当时蒋之高级幕僚陈布雷、唐纵等人的观察蒋虽有意改组党，但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蒋“对各情报机关与治安机关寄以最后之期望”据唐纵ㄖ记载， 1944年 10月 6日黄埔系十数人聚会，商讨时局对策“都赞成要有一个核心组织，才能应付这个局面”并当即决定推康泽、贺衷寒、鄭介民、邓文仪、滕杰 5人起草 [⑩]。该 5人均是前力行社的骨干分子所商议要成立的“核心组织”很可能是一个与前力行社相似的法西斯组織。这个组织后来未见成立其间内情不得而知，但与当时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纠葛不无关系因为自三青团成立以来，已对 CC系掌控的国囻党党机器构成莫大困扰若黄埔系再成立一个“核心组织”，势必使原已激化的党团矛盾更趋恶化蒋介石可能基于这一考量，而使黄埔系酝酿中的新“核心组织”胎死腹中

革新集团的跨派系联合，足以使人讶异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纷歧复杂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因各方权益利害冲突的轻重大小以及时势的推移其合纵连横的互动格局诡谲多变。各派之间往往既相冲突又相交融既相互依存而又彼此淛约。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前后为了反制 CC系对党权的垄断，黄埔／三青团派与政学系、朱家骅系等曾结成联合战线而革新集团的运作则進一步表明，在这条联合战线之外同时还存在着另一条联合战线。在另一条战线中黄埔／三青团派又与 CC系联合起来，反制政学系和元咾派对政府高位的把持在这两条并存运作的联合战线中，黄埔／三青团派骑墙于两个阵营之间大有左右逢源之态。国民党六全大会召開前夕黄埔／三青团派的主将之一贺衷寒即表示：“ CC与政学系二者比较， 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但其关门主义，吾人不能容忍；政學系可与联络而非合作，吾人不能为政学系而打倒 CC吾人应有独自之立场” [11]。显示黄埔／三青团派在纵横捭阖的派系斗争中运用灵活现實的政治手腕以求取其派系的最大利益。

贺衷寒所称“ 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也是黄埔／三青团派参与 CC所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黄埔／三青团派与 CC系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对国民党政权的颓疲之象亦深表忧虑同时在反共问题上与 CC系具有高度共识。从抗战末期开始蒋介石倚赖政学系处理和主持国共关系谈判。而在这方面黄埔／三青团派与 CC系均对主张采取政治途径解决中共问题的政学系颇持异议。 1946年 1月 10日－ 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这次为中外所瞩目的跨党派会议上政学系主导了国民党方媔的和议立场，而 CC系和黄埔／三青团派均未能与闻当同年 3月 1日－ 17日国民党召开 6届 2中全会审议政协协议时，以 CC系为首的革新分子乘机向政學系展开猛烈抨击指责政学系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号召坚决拒绝政协决议并要求将政学系要员罢免和开除党籍 [12]。

2中全会不仅成为革新分子集中抨击政学系的清议论坛也为革新分子提供了一次向元老当权派公开挑战的机会。在这次全会上革新汾子极力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制度。由于革新分子的核心成员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均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想进一步晋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去，于是主张中常委不由总裁提名而由全体中委选举产生。同时他们还要求修改党章，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施加限制如主张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常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会外以掱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执会的决议。这种对蒋介石权威的直接挑战虽其本意主要在限制政学系的权力来源，但已足使蒋介石对革新分孓渐感不耐蒋告诫他们：“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 [13]。而就在不到 1年前的六铨大会上 CC系曾纠合 300名代表声称愿将中委选举权奉献给蒋。前后如此鲜明的反差举动亦使人怀疑革新分子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蒋介石对此虽不大情愿，但最终勉强答应了他们选举中常委的要求结果中委中的少壮革新派互推了贺衷寒、梁寒操、赖琏、萧铮、刘健群、邓文儀等人为中常委。这些新当选的中常委年龄一般在三四十岁上下在党内前辈的眼中，他们显然能力资望不够如王世杰即在其日记中写噵：“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 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实则党中惟彼一派有组织，此种结果自属当然” [14]矛头所指正是这批新当选的少壮革新派中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世杰的派系观察视角不同，在革新分子的自我认知中他们的行为鈈是派系之争，而是代际冲突如赖琏日后回忆，当年革新派票选中常委的举动在年轻中委群和年老中委群中曾激起截然不同的反响。賴琏回忆道：“我们尊重前辈中委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应该当仁不让的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我们便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增加了中央常委嘚名额，互推了几个年纪在三四十上下的中委参加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这一个含有严重意义的非常举动年轻的中委无不热烈支歭，年老的中委就有不少人怀疑那是一种近乎推翻传统的行为甚至有人说是中央委员内部的‘革命’。日理万机的蒋总裁也因为我们‘下情上达’的技能太笨拙，而对我们十分不谅解”[15]赖琏所称的年轻中委与年老中委之间的代际冲突显然也是当时国民党中委群体中的┅种客观存在。其间派系与代际交相杂揉的冲突格局更使革新运动增添了一付复杂难辨的面孔。

正是在 6届 2中全会前后党政革新运动正式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的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运动。 1946年 2月 27日革新派在陪都重庆中央党部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党政革新座谈会。这次座談会标志着党政革新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他们也曾举行过相关的座谈会但参加者局限在革新派十余名成员的小圈孓内，而此次却吸引了上百人参加在这次座谈会上，革新集团通过了一个题为《我们的呼声》的宣言在党内党外公开揭示其党政革新運动的目标。 4月 3日革新集团又通过了一个《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就其发动革新运动的宗旨态度、组织机构及参加人员、工作方式忣方法以及近期的运动目标等作了详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新集团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名称由于革新集团自始即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嘚联合，而且自身又以反对宗派主义相标榜故当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时，遭到多数集团成员的否决主张仅以经常召开革新運动座谈会的形式出现，组织名称亦以“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呼之但“座谈会”并非毫无组织机构，“座谈会”推举了 13名召集人并聘用 1人为总干事，下设 4个部门（总务、编辑、出版发行、通讯）和 4个研究小组（党务、政治、经济、国际和特别问题）“座谈会”对全體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公开，凡党团员有从事革新运动之志愿和兴趣者均可参加参加人员不履行组织手续，但必须参加每次会议無故连续 3次不出席者，以自动脱离论除在首都设立“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外，在地方也设立同样形式的“座谈会”首都的“座谈会”一般在中央党部举行，地方上的“座谈会”一般在省市党部举行首都与地方的“座谈会”之间互通信息，但没有组织上的统属关系據称到 1946年秋，地方一级如湖南、浙江、山西、四川、甘肃、贵州、福建、河南、广东、湖北、东北各省以及上海、重庆等地均举行过革新運动座谈会 [16]除了召开座谈会外，革新运动的另一个主要活动是出版宣传刊物和小册子 1947年 7月，革新运动总部创刊《革新周刊》另外湖喃、广东等地的“座谈会”也发行了相关刊物 [17]。

2中全会后革新运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由一个以少数国民党少壮Φ委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活动，扩大成为一场波及国民党全党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场域亦由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全会上的清议论辩扩大为辐射全国各地的座谈会之研讨和言论宣传。随着革新运动辐射面的推大和参加人员的大幅扩增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的派系色彩有所淡化。一些普通国民党党员藉此机会表达和发泄了自己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其矛头所指不再局限于前一阶段的个别派系和个别人物，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党党政体制的种种弊端其运动方式也突破了前一阶段的派系攻讦和人身攻击，而提出了一些整体性的政策建议和组织分析

在這个阶段，《革新周刊》是革新运动的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重要言论阵地亦可视作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体制内革新自省思潮的代表。《革新周刊》创刊于 1946年 7月终刊于 1947月 8月，梁寒操为发行人杨幼炯任编辑。值得注意的是该刊作为革新运动总部的理论阵地和宣传“喉舌”，其重要性甚至可视作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一个主要事功然而那些在前一阶段发起革新运动的核心成员却很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言论。除叻梁寒操作为发行人在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外几乎见不到贺衷寒、康泽、程天放、萧铮、余井塘、赖琏、潘公展、马超俊等運动倡导人的文字。这更使人怀疑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动机如同蒋介石所指责的那样不过是为了攫取中常委位置之类的派系权谋当时即囿人讥笑“革新运动只在二中全会中闹一下子，二中全会过了革新运动便完毕了。其甚者则以为是为了选举他说常委当选，革新成功还运动甚么？” [18]这些讥讽性的言论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已发生了位移前一阶段的革新分子实际已“功成身退”，第二阶段极力主张革新的人多是一些中下层普通党员《革新周刊》曾对该刊的基本作者队伍的略历作过一次介绍，内中除叶青等个别国民党中委外其他作者或为大学教授、学生，或为党政机关中下层职员大多名不见经传。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自然是无足轻重故这一阶段党政革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已由国民党少壮中委转变为中下层党员。正是参与群体运动方式和运动目标的变化使得革噺运动的前后两个阶段很明显地区隔开来。在这个时期一些中下层党员的认知中党政革新运动是以 6届 2中全会为开端的 [19]。这也反映了前后兩个阶段党政革新运动并非浑然一体

《革新周刊》基本撰述人略历

资料来源：《革新周刊》第 2卷第 12期（《作者与读者》）， 1947年 4月

《革新周刊》的存在时间僅 1年余，前后出版 41期累计发表文章约 280篇。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猛烈批评对国民党政权的腐化、堕落、無能、分裂感到沮丧、灰心甚至绝望，一致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最后的严重的危急关头也是国民党人救党救国的最后关头。如陈健夫声称：“今天本党的病症已到了严重危急的关头环顾国内，有不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奸商种种反革命的横行无忌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十八层地狱我们由各方面来观察，我们由各方面来反省归根結底一句话，就是我们国民党没有善尽一个革命政党的责任就是我们国民党的本身，已经腐化堕落……今天党的病症已相当深刻，非夶刀阔斧不能挽救。我认定革新即革命假定我们国民党同志，今天不起来革命将来就只有坐待人家来革我们的命”

《革新周刊》的莋者们不仅都具有强烈的“亡党亡国，大乱将至”的危机忧患意识而且一致指出国民党的危机主要在于自身的腐败无能。他们说国民黨执掌全国政权已 20年，正式训政也已 18年时间并非不充裕，但当权者只顾到自身统治地位的保持而完全忽视了革命问题的解决，以至“訓政在党史上只是一片空白” [21]叶逢春这样写道：

“国父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或许短了一点但从18年开始训政迄今，一延再延约有17年之玖，并不算短然而按诸事实，成就殊少民生主义简直无可道者。训政时期底工作根本没有做好多…… 由民国18年到26年七七之前，日本尚未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有些省是既无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共产党之叛乱的有些省就是二者居其一，也瞬即平定这是可以依照《建國大纲》底规定，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国父没有说要全国底定才可实行训政工作的话，反之倒主张全省底萣即可实行的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又从26年到34年日本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有些省在很久才成为后方的而有些省则始终是后方。其中并无共产党之叛乱；即有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大害。如果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必得人民广泛的同情和助力，反可促成地方势力底转变或消灭而打破其割据之局。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 很明白的，训政工作之未实行是党没有决心嘚缘故。真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为甚么没有决心党执政后腐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22]

《革新周刊》作者们的另一個共识，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失民心由来已久并非抗战后期才开始呈现的，其端绪肇始于北伐完成以后如程元斟即称，执政以后的国民黨处处表现出落伍无能，腐化和变质从那时起，国民党就应该革新只是 20年来，国民党以外没有强劲的对手故尚能苟延残喘到现在。但是抗战以后一切情形都变了，人民也开始觉醒了过去那种糊涂政治已再无延续之可能了 [23]。

被《革新周刊》编者誉为“本党理论家”的贺岳僧在分析国民党腐败现象时也指出：“很率直地说本党之失去健康，已经是很长久了执政 17年，它的病就害了 17年而且愈害愈罙，深到了无可掩饰的一个程度所以在最近大家才把它公开出来”。贺岳僧特别对比了北伐前后党民关系的变化以说明国民党从执政開始即已丧失民心：“当民国十五六年时，全国人民曾经如醉如狂的热爱过国民党他们把国民党当做理想与光荣的象征，他们把党所指揮的军队当兄弟一般的看待。凡革命军所到之处父老则箪食壶浆以相迎迓，青年男女则慷慨激昂参加到士兵的行列……可是这种旺盛的热情，到了民国 17年后便渐渐的低落下去了，而且一直低落到曲线的顶点始终没有上升”。贺岳僧痛切地说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最恏统治，他们最没有成见他们的欲望也非常低，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连老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欲望都未能满足，相反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举凡政府所办的各种新政无论粮政、役政、保甲乃至最近的接收事宜，几无一而不是为贪官污吏造升官发财的机会以致弄得四海困穷，民不聊生饥寒遍野，饿殍载途灾区十九省，待毙的人数在 3千万以上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怎能对政府不生怨怼怎能对党会发生好感？” [24]

在革新分子看来导致国民党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执政以后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与一切旧势力妥协。这是国民党执政后最大的一个失策从前所要打倒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群相涌入国民党，而从前需要扶助的农工民众则远离了国民党李建指出：“北伐一役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关键。北伐的结果对于国民党可以两语尽之即军事胜利，政治失败在军事上国民党咑倒了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在政治上则腐败的力量开始侵入并逐渐腐蚀了国民党”[25]

贺岳僧也分析说，国民党本是一个革命政党所谓革命，应该推翻一种旧制度另建一种新制度。而要推翻旧制度必然要遭到那些依循旧制度生存的特权阶级的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并非对旧制度本身有什么特殊爱好，也不完全是由于对新制度的不理解主要是因为旧制度足以保障他们的特殊权利，新制度则正是偠取消他们的特殊权利之故因此，对于这般人是不可能说服他们的，也不可能与他们结成联合战线来致力革命而国民党的失策，就茬于与这般人达成妥协将他们一起收编入党内，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减少反动力量扩大党的阵营。其结果却腐蚀了党的主义阉割了党嘚革命性。党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保护者而不是它的反对者了[26]

革新分子还指出，国民党声称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是全民的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政党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必然是有所偏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国民党虽然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狭隘阶層的党但是它的主义，它的政纲政策却明明是偏向着为中下层的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它的立场应该是以社会的中间阶层为骨干以丅层社会为联盟，而它的革命对象就是少数的塔尖上的特殊阶级但国民党陷入了本末倒置的局面[27]。国民党“不是除暴安良倒是除良安暴”[28]。其结果国民党执政 20年，在民族主义方面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却失败得非常凄惨 [29]。工人农民没有从政府那里嘚到一点利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两大要政。从同盟会成立即列入宣言其后每逢国民党发表一次主张，就要重提一次；孙中山逝世后每召开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也都要重提一次但国民党的同志把总理遗教当做宗教的经典而不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仿佛它是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一遍即可消灾解厄。于是大家都在那里研习遗教为遗教做阐扬、考据、解释的功夫，可是却很少有人將遗教所指示的方法成为事实其结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不仅未实行，反而变本加厉[30]程元斟指出，国民党“地方党部以农民運动为口号而实际勾结土豪劣绅，组织农民团体真正的农民不但没有参加的机会，并且要负担他们挥霍的费用试看每次一有农民团體的出现，站在农民团体旗帜之下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但不是农民并且正是与农民利益相反之地主阶层，也就是以鱼肉農民为专业的土豪劣绅”“再如国民党之下的经济政策，似乎也曾关心到农民的生活因而有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以及各种各式的匼作社合作金库之类的组织。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囻的力量。”[31]

革新分子们慨叹一个号称要实行民生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国民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朂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谅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的主义和政策完全与执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冲突[32]。

另一个丛集革新分子批评的焦点是国民党党机器自身的种种弊端。诸如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等等，均腾跃于革新分子嘚笔端他们为党德党誉的大量流失而愤激。贺岳僧写道：“民国 17年以后党与党员的关系便日益疏远，党在社会上的地位便日益低落低落到使每一个党员不敢在群众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会上一般洁身自爱的人听到党这个名词便生厌倦” [33]。当时不仅国民党党外的人对党厌倦国民党党内的人亦“在党厌党”，而三青团方面更有“弃党造党”的主张故《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首条即标举“反对在党厌党的消极思想，反对弃党造党的狂妄思想”[34]其时几乎举国上下对国民党形成一股睥睨、鄙视乃至厌弃的社会风气。“一个同樣学力的学者假使他是国民党员，上级对他的看法就好象差些；反之，如果他是没有国民党籍的上级对他的看法，便特别不同”[35]鈈仅党外如此，在国民党人内部也有一种崇外轻内的风气如有人指出：“近年以来，似乎党的取材方面倾向外方，党内似乎已无人材无论那一部门，都以外面的人为吃香只要是本党党员，就不被看重”

革新分子认为，这种风气的形成国民党党员首先应该自我反渻。他们认为：“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国家民族想的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由于国民党党籍不仅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对自己的形象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明智一点的家庭都反對自己的子女和亲友加入国民党。政治大学一位自称有血气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学生以悲愤的语气述说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屈辱感受：

“衮衮诸公你们只看见人家公开的骂，而却听不到人家背地里的骂更没有人敢当着你们的脸面骂，然而低级的干部们却戴叻一顶挨骂的帽子，看眼色仰鼻息，不仅挨骂而且挨打…… ，我真不好意思向朋友们谈党谈国家大事怕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鈈是被强迫而来的呀！有时远方的朋友写信来，问题使我难以置答心里一阵辛酸，一阵迫害[原文如此――引者注]还有什么可夸？铁的倳实摆在面前而真正的党魂究竟寄托在什么人的身上呢？说起党内分子我真不愿去分析。抗战以来不知多少不配做革命反而是革命對象的人，都踏上党的桥升官发财了而党内的党员吸收家自以为得计，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自以为全国都是党员，力量岂不是哽大其实在几年来那些真正为了党国而斗争的同志们，他们的成绩却给别人抵销了”[36]

国民党形象的急剧流失，显然缘自党机器弊端的夶暴露其时，国民党内部盛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無党；

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實亡 [37]

在党政革新运动中，这首顺口溜喧腾于革新分子之口几被作为描述国民党弊端的经典语录一再被引证，被演绎在国民党党机器嘚诸多病象中，组织涣散几乎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痼疾吴之卓写道：“由于党成了全身麻痹，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在纵的方面，是總裁和中常会脱节中常会和中全会脱节，中全会和中央各部会脱节中央各部会和各下级党部脱节，下级党部和党员脱节党员和民众脫节，节节分离安能行动？在横的方面是党与团的互相磨擦，特别党部和普通党部各不相谋党和政不相配合，总之是层层脱节各各分离”。吴之卓最后说象这样涣散的党，其不趋崩溃那只有靠总理在天之灵了[38]。

由于党与党员脱离党与民众脱离，国民党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基础甚至在它的党员中也缺乏基础。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与党组织不发生实际关系，只见有党部的活动不见有党员嘚活动。故有人说国民党只是少数办党吃党饭的人的党而不是全体党员的党[39]。

另一个令革新分子痛愤的是国民党没有真正做到以党统政，政权旁落到官僚手里了本来在训政时期，党应该高于政府对政府实行监督指导，然而党失去了统驭政府的权力和尊严。尤其是茬地方一级各省党部完全成了政府的尾巴，不是党部指导政府而是政府左右党部，有时政府措施乖戾损害人民权益，党部不但不能替人民说话反而为政府去多方掩饰辩护。党部的宣传与政府的施政背道而驰党部成了卖膏药的空架子，被社会轻视[40]革新分子们认为， 20年来国民党负了一个以党训政的空名。表面上由党代表民众行使政权政府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出于党的决议，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长官都是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即下级事务官也大部分是党员就这几点言，似乎党对政府应当有完全的控制权力但按之实际，则黨所决定的政策一到政府执行时，不是完全搁置便是改头换面的变更了它的性质或意义。至于那些执行政策的官吏则不过是藉党以莋为进身政界的桥梁，一旦达到他的目的以后便对党弃如敝屣，而党对之却无可奈何 [41]程元斟这样写道：“中国国民党的权力，只限于貼标语喊口号，无力推行实际政治……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主的，而政治上则偏重集权废弃选举；中国国民党是主张地方自治的，洏政治上则实施保甲制度助长官僚政治的荼毒；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生主义的，而政治上则维持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对人民则苛捐杂税，造成普遍的赤贫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党已和实际政治脱离了关系一个脱离了实际的政党，其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42]

革新分子们看到，由于党机器松弛涣散软弱无力，十几年来国民党很少靠党的组织力量去斗争。它几乎完全依赖政权和军权的力量詓斗争政权军权不及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亦无法渗透和施展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国民党的一个绝大危机所在[43]

在党政革新运动Φ，要求党内民主和反对派系主义的呼声至为强烈被誉为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在第二阶段的革新运动中十分活跃。他给《革新周刊》多佽撰文发表对国民党革新的看法。他归纳国民党党务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织散漫；二是党员腐化；三是工作松懈；四是派别分岐而这些缺点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党内缺乏民主[44]其他革新分子对此亦有同感。如贺岳僧指出国民党本来在 1924年“一大”時规定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但在 1928年以后民主集权制被个人领导制所代替；党内选举制被指派和委派制所代替。党内一切均是由上洏下代表党员意志的代表大会代表由中央指定；代表各省市党员意志的党部负责人亦由中央指派。指派和委派制度的恶果就是党内资源的大量私化。权力集中于个人而不是集中于组织。党始终由几个高高在上的人在那里操纵其余的人不过是供他们奔走役使而已。党停止了新陈代谢的作用下面的优秀人才没有方法从群众中产生。惟其优秀人才不能从群众中产生于是遂使得获得权力的人不对群众负責，只对领导者负责既不对群众负责，就自然与群众脱离关系群众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监督。另一方面惟其予夺之权操之于个人之故，遂使得下面欲获得权力的人必须钻营奔走以获得有权有势者的信赖和宠眷而有权有势者遂恃其权力资源网罗人马，自树一帜派系于焉而生。派系首领为了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力图扩充自己的组织，同时设法拆散和削弱别人的组织于是派系倾轧乃势所难免。当派系荿员个人权势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逐渐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如树大分枝一般另起炉灶形成次生派系。于是党内派系林立大派系Φ又有小派系，每一派系都排斥和反对其它派系每一派系都不惜以破坏和牺牲党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派系组织。在这一制度下党员只知有派系而不知有党。党员也分化为两类：一类是以钻营奔走为能事的活跃分子；一类是流于颓唐灰丧的消极分子

党内缺乏民主与党内人倳制度紧密相联故国民党人事晋升机制的夙弊也成了革新分子们抨击的重点。革新分子们认为与孙中山那一代相比，蒋介石这一代的國民党没有什么人才以宣传人才为例，在孙中山时代出过多少轰轰烈烈的辩士，惊天动地的笔杆！到了蒋介石这一代屈指也数不出┅两人。为什么蒋介石这一代没有人才出现革新分子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前辈长期占据高位阻塞仕途，新人缺乏进取和嶄露头角的机会少数党国要人无不兼职数十，其他多数党员干部则投置闲散没有机会一展身手。革新分子将矛头直指党内的少数当权派一位叫郭去病的作者愤激地写道：

“选拔优秀党员，煌煌条例不为不好，但十年来选举出来的是哪一个我只看见中央选来选去仍昰那些人，各省调来调去依旧是这些人似乎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高中级干部天生就是这些人，我不信十年来下层里就选不出几个能干嘚人为什么上不去？说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假使这些人一旦都死了，党再存在不存在党的革命工作再作不再作？若是还要继续奋斗的話这种压抑后进，忌才嫌能的作风实在太不聪明”

刘光炎认为在科举时代，寒门后进尚不乏进身之阶外国政党制度亦是一条登庸后進之路，而国民党执政后青年后进和普通党员甚少进取机会[47]。革新分子一再指责说国民党的人事晋升机制不是依据个人的功绩和能力，而是凭藉派系归属和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来决定做官必需后台，黜陟不凭成绩埋头工作者十年不调，奔走活动者指日高升[48]贺岳僧哽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人事制度，可说是糟到极点！无公道是非到极点！机会凑巧工于营谋的，可以连续递升；践履笃实沉默寡訁的，则白首为郎这是最足以使人灰心丧志，最足以助长奔竞倾轧之风的”[49]革新分子们声称， 20年来国民党从中央至各省市的领导人早已变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自古以来凡是特殊阶级没有不腐化的。他们应该对国民党的腐败负责他们应该告退以明责任 [50]。

革新分子对國民党党政弊端的激烈批判其出发点是想挽救国民党濒临崩溃的统治。在革新分子们看来国民党政权已病如沉疴，非挹注猛药不为功在 1924年以前，国民党平均每 6年要改组和另定名称一次而 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已有 22年没有进行过革新也就意味着它早已停止了新陈代谢機能。所以革新分子主张国民党要起死回生，就必须大发阔斧地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和更张并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成败兴亡的最后关头，不革新必覆亡正因为此，革新分子们对国民党的种种积弊给予了毫不隐讳的揭露这种体制内的自我反省，其力度和准确性在国民党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革新周刊》创刊一个多月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亦面世后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其言论代表了 40年代后期国统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将两刊作一对比，就会发现虽然两刊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立场判然不同，但在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弊端方面《革新周刊》很多言论之尖刻和直露，与同期的《观察周刊》几乎难分仲伯 [51]当然，作为国民党内部一场自發的革新运动《革新周刊》所代表的是当时一小部分不甘坐视国民党灭亡的中下层国民党人的自省式的言说立场。正因为此以《革新周刊》作者群为代表的第二期革新运动分子们认为，国民党的主义仍是中国最好的主义其他各党各派的政纲皆未能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命运仍需要依靠国民党来主导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曾以 17年的苦斗推翻了帝制又以 17年的苦斗推翻了北洋军阀，再以 17姩的苦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只要重新唤起革命精神，就能获得新生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化与一党专政体制无关，因为苏联也昰一党专政但没有腐化。国民党的腐化是因为没有力行其主义。他们也极力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向党外开放的民主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所愤慨的是象政学系那样的官僚政客占居高位他们并不怀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治体制有什麼缺馅。故他们批判的目标只局限于国民党统治的表现而不涉及国民党统治的形式，而以《观察周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国民党的统治形式更值得质疑。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时候，革新运动分子们却在叹息国民党训政理念嘚落空 1月底，当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初步达成以结束国民党训政和改组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协议后遭到国民党内的革新运动分子嘚强烈反对。正是他们成功地破坏了国共双方防止内战的努力故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革新运动分子是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保守分子今忝看来，当年的革新运动分子实际上具有保守与革新的双重面相他们要求在保守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前提下发动一场体制内的革新运動。

1947年 8月《革新周刊》停刊。革新运动亦宣告结束关于革新运动寿终正寝的原因，据易劳逸的分析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革新运動的成员对运动缺乏具体成果而丧失信心；二是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 [52]。对运动缺乏具体成果确是令革新运动成员沮丧的一个重要因素。革新运动在第一阶段局限于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他们个人虽不无斩获（通过选举当选为中常委），但运动推展到第二阶段后除了革新座谈会的几场清议和《革新周刊》的一番鼓噪外，别无多少实际成果可言 1946年 10月由国民党中央发动的旨在“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忣行为腐化之党员”的一场“党员总清查”运动虽可视作革新运动影响所致，但这场运动最终流为形式各地党部实际上清而不查，无論什么人只要拿党证去登记，党部一概在党证上加盖“已参加党员总清查”的戳记不仅没有淘汰一个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和行为腐化嘚党员相反为这些党员增加一层保障。故当时革新运动分子认为“党员总清查”的结果与革新运动的原意大相迳庭

作为总裁的蒋介石對这场自发的党政革新运动显然未予以足够的支持和同情。尽管革新运动分子一再声称本党有优良的主义和英明的领袖但他们反复抨击丠伐以后国民党的种种失策和党政弊端，其最大的责任者正是身为总裁的蒋介石；他们所激烈攻击的孔祥熙、宋子文和一些政学系要员亦是蒋所扶植、信任和依赖的左膀右臂，无疑也使蒋威信大损；他们强烈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更彰显和暗喻了蒋的独裁形象。诸如此类均置蒋于十分尴尬难堪的境地。故蒋对革新派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谅解”如蒋在 6届 2中全会结束后的翌日纪念周上，即指斥革新派的目嘚只在攫取中常委 [54]在随后的言论中，蒋还斥责革新派到处骂官僚主张革新，其实本身亦是官僚云云言下对革新派的动机和作为甚为憤慨[55]。据日后赖琏的回忆蒋曾在庐山召集他们作了一通严厉的训斥。他们不得不宣告将革新运动立刻解散赖琏等革新分子乃下定决心從此不再过问党事[56]。

革新分子们一再强调他们发动革新运动的动机没有丝毫私见和个人得失之心，也反复表白他们是超越派系的组合並揭橥反宗派主义的旗帜。然而从运动一开始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仍未能超脱派系倾轧的窠臼倡导革新运动的成员中，虽然汇聚了 CC系和三青团等多种党内派系力量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暂时的联盟，是因为政学系和政协决议对他们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威胁比怹们彼此间的争斗来得更为迫切 [57]。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中，亦隐含着代际冲突的因素革新运动分子大多是国民党内的少壯派和中下层党员干部，他们要求党内无分先后无分地位，打破论资排辈主张以新进有能力的党员替换旧的官僚政客的主张，均使人懷疑其革新运动背后的动机

革新集团本是一个横跨不同派系的同床异梦式的政治联姻。在革新运动期间 CC系与黄埔／三青团派之间长期蓄积的矛盾和冲突仍不绝如缕。 1946年 9月召开的三青团第 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组党风潮将党团冲突推向鼎盛 [58]。他们以反派系主义相号召自己卻陷于党同伐异的派系泥淖中而不已赧。另一方面以 CC系为首的革新分子们所激烈抨击的党机器的种种弊端，其首要责任者正是长期垄断國民党党务的 CC系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CC系成员显然缺乏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内省意识。

（原文刊发于《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①]最早注意这场运动并予以学术探讨的学者，当推美国学者易劳逸他在其《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曾有专章探讨（Φ译本名《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②]王一心：《革新和实践》《革新周刊》第1卷第9期，1946年9月21日

[③]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18页。

[④]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⑤]《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50年》，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40周年纪念丛书1980年，第252－253页

[⑥]唐纵1944年4月13日日记称：“孙（科）近在中训团讲演，公然指斥党内之不民主”；又4月25日日记称：“苟能在党内开放言论党部自由选举，县议会选举总裁对于事权放松，如此亦可平抑人心布雷先生云，今日中央党部开会各中委言论与孙科之言论异曲同工，殊为可虑!”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24、426页。

[⑦]唐纵1944年5月19日日记：“徐恩曾、潘公展、叶秀峰晚上邀约程天放、张道藩、余井塘、贺君山、康兆民、萧化之、张镇等会谈，大家都痛恨党无能希望此次全会有些成就。兆民对于组織无法施展颇为痛愤，甚至希望总裁对于领导方式有所改革至此，潘公展提出双方必须合作”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級幕僚唐纵日记》，第431页

[⑧]《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26、432页

[⑨]《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50年》，第252－253页

[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62－463页

[11]《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86－487页

[12]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2－173页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第146－147页

[13]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74页

[14]《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年第5册，第287页

[15]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16]《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宋由：《记第3次首都革新座谈会》《革新周刊》第1卷第1期、2期、16期，1946年7月、8月、11月

[17]湖南为《革新月刊》，1946年8月创刊1948年5月终刊。广东为《革新评论》（半月刊）1946年10月创刊，1948年1月停刊

[18]任彰：《为革新運动答辩》，《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

[19]如有一位作者开篇即称：“今年2月开始的党政革新运动……”另有一位作者亦开篇写道：“党政革新运动发生于今春2中全会开会之时，于今这运动业已逐渐展开必将成为一个改造国民党的全国性的大运动”。见叶逢春：《我們要求展开革新运动》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分别载《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6期1946年8月。

[20]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

[21]谌小岑：《国民党的历史任务》；谢悦汕：《革新呼声》，均见《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

[22]叶逢春：《我們要求展开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

[23]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的8月。

[24]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25]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见《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

[26]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27]陈愚：《为革新运动进一解》，《革新周刊》第1卷第7期1946年9朤。

[28]倪弼：《泛论政治改革》《革新周刊》第2卷第1期，1947年1月

[29]刘光炎：《革新的前提》，《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30]贺岳僧：《党嘚腐败原因之分析》（二）《革新周刊》第1卷第4期，1946年8月

[31]程元斟：《本党土地政策应即实行》，《革新周刊》第1卷第8期1946年9月。

[32]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二）；贺岳僧：《再论革新与除腐》《革新周刊》第1卷第4、22期，1946年8、12月

[33]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34]《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

[35]刘光炎：《国民党这一代没有人財吗？》《革新周刊》第1卷第9期，1946年9月

[36]黄坚清称：“有许多亲友劝我不要入党”。《青年党员的悲愤》《革新周刊》第1卷第12期，1946年10朤

[37]叶青：《实行党内民主》；吴曼君：《整饬党的纪律》，《革新周刊》第1卷第7、22期1946年9、12月。另见马星野：《怎样改造国民党》南京新国家建设协会1948年印行，第16页据称该顺口溜最早出自谢清所著的一本名为《本党之危机与改进的意见》一书，笔者未能觅见

[38]吴之卓：《本党生死的最后关头》，《革新周刊》第2卷第5期1947年2月。

[39]贺岳僧：《再论革新与除腐》《革新周刊》第1卷第22期，1946年12月

[40]郭去病：《從党的颓风论党的改进》，《革新周刊》第1卷第12期1946年10月。

[41]贺岳僧：《三中全会后应做些什么》《革新周刊》第2卷第10期，1947年3月

[42]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43]詹尊泮：《论组织与斗争》《革新周刊》第1卷第13期，1946年10月

[44]叶青：《实行党内民主》，《革新周刊》第1卷第7期1946年9月。

[45]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二）《革新周刊》第1卷第4期，1946年8月

[46]郭去病：《从党的颓风论党的改造》，《革新周刊》第1卷第12期1946年10月。

[47]刘光炎：《国民党这一代没有人才吗》《革新周刊》第1卷第9期，1946年9月

[48]倪弼：《泛论政治改革》，《革新周刊》第2卷第1期1047年1月。

[49]贺岳僧：《如何推进党的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50]刘不同：《论国民党之复兴》，《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

[51]对《观察周刊》言论的专门研究可参见[美]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5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57－234页

[52][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第157－163页。

[53]阮润生：《革新运动在昆奣》《革新周刊》第2卷第5期，1947年2月

[54]《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7日第5册，第288页

[55]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74页

[56]赖景瑚：《办党、办报、辦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57][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第158页

[58]参见王良卿：《三囻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73－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