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王铁林先生带你走进国画的世界
【陕西移动动感地带专访】
王铁林，生于1962年，陕西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
现任西安天道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西安航空学院高建群文学艺术馆馆长，西安天道美术馆艺术总监，长安实力派艺术联谊会会员，深圳市长荣堂驻馆画家，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师从长安第一风流才子、文学大家张敏先生和国家一级作家高建群先生，绘画师从国家一级画师王炎林、王子武以及陕西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王有政，书法得到、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钟明善的悉心指点。
比之于时下流行的喧嚣，王铁林的画室则更凸显出一份特有的文艺创作者的恬淡和惬意。笔墨浓香，韵味流长，他的每一幅字，每一张画，都蕴藏了一份特有的生命力，渗透到观赏者的内心。
王铁林的画独具魅力，凭借自己数十年的绘画功底，将山、水、人融为一体，线条勾勒惟妙惟肖，笔精墨妙极具禅意。画中有话，画中亦有翻江倒海的情感酝酿；王铁林的字，在苍劲有力、矫若惊龙的背后，又弥散出一丝圆润，自成一体，百看不厌；王铁林的文章，语言朴素，视角独到，立意深远，从旁观者的角度以当事人的姿态走进故事，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
陕西动感地带俱乐部记者特邀王铁林先生带大家领略国画的世界。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感受别样的艺术领域之中的魅力。
记者：铁林老师您好，参观完您的画室，上千幅的国画作品让我们极为震撼。那么您在创作的时候，灵感的源泉来自哪里呢？
王铁林：观察是一方面，其次是对生活、生命的感悟和认知。一幅画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应该具备的大到自然的磅礴，小到人物的情绪，都应该用笔墨去表达。艺术来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因此创作不仅要有较强的洞察能力，更要具备思维的深度和力度。
记者：有了灵感，接下来就是创作。那么您觉得在国画创作的过程中，应该具备哪些技巧呢？
王铁林：创作的技巧无非就是线条的勾勒和笔墨的运用。国画的创作实质上就如同一个人。线条勾勒就如同人的轮廓，是作品生命的起点，同时也需要勾勒出一种运动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把它画活。其次就是笔墨的运用，笔墨更像人的情绪。浓与淡、轻与重、软与硬、厚与薄之间，就让作品更具有情感。线条和笔墨双重的促使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如同一个情感丰富的鲜活的人。
记者：听起来简单，但是具体创作和成长的过程其实应该还是比较艰难的吧？据我们了解，陕西动感地带俱乐部有很多粉丝对国画有浓厚的兴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王铁林：我认为凡事都是从兴趣爱好开始的，无论是美术专业还是非美术专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艺术表达的潜力，甚至成为艺术家的潜质。其次就是，国画创作并没有太高的壁垒，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那么他就有表达的权力。而且任何行业与国画创作是相互通融的。兴趣为先，勤奋辅佐，必然会创造出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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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陕西著名画家书法家王铁林作品赏析！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艺术家简介：
王铁林，生于1962年，陕西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
现任西安天道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西安航空学院高建群文学艺术馆馆长，西安天道美术馆艺术总监，长安实力派艺术联谊会会员，深圳市长荣堂驻馆画家，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师从长安第一风流才子、文学大家张敏先生和国家一级作家高建群先生，绘画师从国家一级画师王炎林、王子武以及陕西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王有政，书法得到、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钟明善的悉心指点。
品鉴王铁林先生的画作，回味绵长。其作品作为自然风物情境的绘画叙事，笔墨恣肆，情境悠远，具有独特的精神与气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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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作家最新动态（三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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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开年连发六部新作 时隔33年再写挑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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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6:28 来源：每日新报&
　　继去年开年连推8本书之后，今年开年，著名作家冯骥才又连推《俄罗斯双城记》《中国传统村落立档田野调查手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鬼斧神工——中国历代雕塑藏品集》《心居清品》《泰山挑山工纪事》6本新书。其中《泰山挑山工纪事》是他在1981年写下散文名篇《挑山工》后，时隔
33年再次回到泰山为最后一代挑山工写下这部用心之作，“大家老说我们应该有挑山工的精神，但这一类人从几千年前到今天，马上就要消失了，我觉得我应该把他们记下来，这是我们欠挑山工的。”
　　冯骥才的名篇《挑山工》自1983年起一直收录在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中，他也因为这篇文章成为泰安市荣誉市民。“泰山对我有种天生的魅力，这可能来自姥姥那里。姥姥家在济宁，外祖父在京做武官，解甲后还乡，泰山是常去游玩的地方。姥姥好读书，常对我讲到泰山的景物和传说。”冯骥才坦言自己这些年始终放不下那些挑山工，去年看到报道说泰山的挑山工是最后一批了，于是再次上泰山拜访挑山工。在拜访中他发现，最年轻的挑山工都45岁了，“以后恐怕不会再有人干挑山工的活儿了。要挑100斤，每天要走8800个台阶，到山顶，一天一趟，没有人再能做、愿意做这样的重活儿了。”
　　再去泰山拜访挑山工，冯骥才说自己更加冷静了，在思考挑山工的命运，“他们还是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也有包工头，给包工头打工，住在一米多高的窝棚里，就吃煎饼，抹点酱，吃完扛上山，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在受苦的。”冯骥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泰山山顶上所有的建筑构件以及缆车上的巨大铁轮都是挑山工挑上去的，“挑山工的贡献很少人知道，历史上几乎没有挑山工的任何记载，我应该给他们做一个口述史，文学的一个责任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
　　今年2月将迎来73岁寿诞的冯骥才说自己2015年最想干的一件事，“也是一直想干而没时间干的事，就是回归我的老本行——文学。写作就像我在挤地铁时候在手机写短信的感觉，就好像我用一只手把各种事情撑起来，另一只手赶紧写。”因为还要在天大带研究生，“我的写作时间其实很少，我希望我再老一点儿以后，年轻人可以顶上去，我就能多拿出一点时间写东西。”冯骥才最想写的是中国的国民性，“真的值得好好写一写，其实我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小说就已经在写我们的国民性了。”
　　这次他出版的6本书都是他用业余时间写的，《俄罗斯双城记》是他在旅馆里用iPad写的，“传统村落调查”是他和团队实地考察的成果，《中国历代雕塑藏品集》是他多年收藏研究的心得，《心居清品》是他随手写的小品，只有挑山工是“带着一种情怀在写”。在繁忙工作之余仍能笔耕不辍，他说自己有妙法：“我有独特的睡觉方式，一天能当两天用，这还是当年谢晋导演教给我的，就是白天工作，把午睡时间放在下午五六点钟，睡一个小时再起来，晚上的时间全是自己的，写东西画画，这几十年来我都是这样的，非常有效率。”（新报记者仇宇浩）
冯骥才:节日的情怀是不变的
&日06:31 来源：人民日报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这些节日中的习俗、游艺、庆典，与大自然的气候和节律，以及农耕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随着工商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与农耕生活逐渐脱节，与大自然也不再那么亲密，很多节日记忆在年轻一代那里慢慢失落了。比如，端午是属于夏天的节日，庄稼旺盛生长，人也要激扬自己的精神，赛龙舟这样的习俗就产生于这种情感需求，那是从田野里生长出来的情感。现在提到端午，人们就不会自然生发出这样的情感需求了，与之相关的习俗也就只会淡化。
　　传统节日是中国人生活情感和愿望的共同表达，许多传统节日风俗中断了，我们的年轻人没有了节日记忆，令人惋惜。更多的情况是，有些习俗消失了，节日唤起的情感却不会变。比如清明时节，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对先人的怀念和祭奠却没有变少。中秋节总想团圆，春节总要辞旧迎新，节日的情怀是不变的。
　　比如说即将到来的春节，贴“门神”辟邪，贴“福”字迎祥，寄寓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和谐、富裕、健康、平安。传统的风俗越来越少，怎么把节日过好？用更多有活力的形式支撑起民族的生活激情、人们的节日盛情，应举各方之力全力而为。2007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建议春节假期前挪一天的提案》，我的提案很快被政府采纳，会后不久，国务院颁发文件决定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放假，春节假期前调，除夕给假。这个决定实施了五年，大家春节过得松快充分。中国人过年过的是除夕，过年的劲儿都用在除夕夜，今年恢复除夕放假，也是充分尊重了传统、尊重了民意。政府应为传统节日“搭台”，让春运通畅，鼓励各种春节的活动，比如农村的庙会、城市的年货市场，支持老百姓过好春节。按照中国的传统，年货市场是卖各种应时的过年用品，比如“福”字、蜡烛、红灯笼、吊钱、年画等。商家开发更多的年货，开辟年货市场，既符合商业的规律，又能为人们带来节日的愉快。记得多年前逛天津天后宫的年货市场，我在一个剪纸摊上看到一个小福字，这福字比大拇指指甲大一点儿，过年时将这小福字往电脑上一贴，上着网，年意顿时来了。这种微型的福字先前是没有的，但人们对它的再创造还是缘自节日的情感，传承传统。
　　对于节日的情怀传承，每个人都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应该突出传统节日的教育，我甚至都想给小学生编一本传统节日的课本，让他们知道这样过节很好玩、有味道、有我们民族的特点。另外，媒体也可发挥它独特的优势，积极营造节日的氛围，把有新意又有传统味道的节日信息传播开来。不过，节日的真正主人还是老百姓。一个节日过得好不好，还是得听老百姓的心声。春节是中华大地各民族的节日，过好春节要看到更多人的愿望。现在办春节晚会，太盯着城市人的喜好，又太在意、迁就年轻人的喜好，而不够关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老百姓，这就会使大多数人不满意。(本报记者张珊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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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散文精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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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25)&&&
来源：陈启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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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这本《2014年中国散文精选》力求选出2014年度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散文这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本书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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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倪萍&&&&&&&&&&
当兵上战场/周大新&&&&&&&&&&&&
致鱼山/叶梅&&&&&&&&&&&
八月，别走/艾平
&&&&&&&&&&&&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
出发抑或抵达/朱蕊&&&&&&&&
红高粱白高粱（节选）/崔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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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杨杨&&&&
身体内的闪电与玫瑰/杨献平&&
大抵如此（二则）/王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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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石羊/和谷&&&&&&&
屋顶上的梦/宁肯&&&&&&&&&&&&&&一个医生的日常手记（节选）/蓝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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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赤壁怀古/陈世旭&&&&虞美人/徐刚&&&古文观止/（瑞典）马悦然&&&
沉郁岳阳楼/刘醒龙
&&&&&&&&&&&&却金时代的一块石头/詹谷丰&&&&&&&&&&&&
诗豪刘禹锡/王剑冰&&&&&&&&&&&&&&&&&&&
向郑侠致敬/小山
&&&&&&&&&&&&夜宿白鹿洞书院/刘伟&&&&&&&&&&&&&&&&&&&&&一条必然的路/陈启文&&&&&&&&&&&&&&&&&&&&&&&
终南山/朱鸿&
&&&&&又上心头&
&&&&&&&&&&&&山在山的深处/朱秀海&&&&不冻泉/王宗仁&&&冬天的记忆/田珍颖&&&&
我的小院我的故事/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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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采访陈景润先生/徐可&&&&&&
送别黎丁/韩小蕙&&&&&
&咫尺无限/王多圣&&&&&&
草湖人家/安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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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的盛宴/苗莉&&&&&&&&
哥伦比亚的老游击队员/黄怒波&&&&&&&&&&&&&&&&
外科医生的手/格致&
&&&&&&&&&&&&浪打沙湾寂寞回/王巨才&&&&&&&&
从看画和画燕逆飞说起/林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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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的飨宴——《鲁本斯、凡·戴克与弗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展/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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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刘成章&&&&&&蔡家桥札记（节选）/（美国）孟昌明&&&&&&
书案上的印经板/江洋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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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音乐/刘云&&&&&&&&&&&&&
盖叫天“皆无俗气”？/王晖&&&&&&&&&&&&&诗意的蝉/汤世杰&
&&&&&&&&&&&&行色/朱以撒&&&&&&岛上（节选）/于坚&&&&&
亲爱的花朵（节选）/安然&&&&
&中药芬芳/林文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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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庄（外一篇）/王彬&&&&&&&&&
槐念/宁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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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手拜读经典/刘兆林&&&&&&&&&穷人/乔叶&&&&&&
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陈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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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散文是什么/穆涛&&&&&&&&&&&&&&&&&
人生不是为了爬行，而是为了飞/李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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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核桃杜拉斯/马小淘&
&&&&行走天涯
&海上的棋盘/张承志&&&
初探湄公河/张曼菱&&&&
京城的告密（节选）/张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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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的心思/任林举&&
&五店市听墙/许谋清&&&&&蓝色赛里木/苏叶&&&&遥远的灯光/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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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凤凰/皮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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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的乌托邦/朱大可&&&&&&沉默不是金/刘瑜&&&&
当你站在新疆看中国的时候/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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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香》：董桥和他高雅清贵的朋友们/纳兰妙殊& 强奸犯站出来的那一刻/微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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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课改变富二代/微友B&&&&&&&&&&&&&&&&&&&&
贵族精神不是用钱买来的/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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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微友C&&&&&&&&&&
送给二十岁出头的姑娘/仇小丫&
编后絮语/韩小蕙
&陕西5作品入选《2014年中国散文精选》&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日05:59&&&&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李向红）日前，经专家严格筛选评审，陕西作家5篇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选编的《2014年中国散文精选》。
这5篇作品是，和谷的《故园石羊》、朱鸿的《终南山》、刘成章的《信天游》、刘云的《清水音乐》、穆涛的《对我来说，散文是什么》。这些作品的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等皆呈现出了充分的多样化和创新价值。据了解，《2014年中国散文精选》收录了2014年度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反映了年度散文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近日将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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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写好作品的人，不一定一辈子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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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8:42 来源：扬子晚报
余秋雨在读者见面会上。
　　近日，文化学者余秋雨携新作《冰河》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与读者见面。此书为余秋雨写作生涯首部长篇小说，讲述一个在生命绝境中诞生的爱情传说。余秋雨表示：“这部作品，可以看成我们夫妻俩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但故事还是美好的，甚至没有一个坏人、恶人。真正的艺术，永远不是自卫的剑戟。”
　　众所周知，余秋雨在近30年来主要在文化大讲文领域独步江湖，而《冰河》是他首次推出的长篇小说，是给读者的一次惊喜。据悉，在市场上，这本书两个多星期销售业绩连连被刷新。《冰河》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南方，具备惊人美丽的女子孟河在一次“淑女乡试”中拔得头魁，引来大批追求者，然而她暗中女扮男装，乘船踏上了去京城寻找生父的路途。途中，船只突遇冰雪，不仅被冰封在前后无援的河中，众人也遭遇生死攸关的求生考验。在绝境中，船上的考生金河深夜凿冰救人，却因冻伤无法赶考。孟河为报恩情冒名代考，却中了状元，引出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意外和磨难，也让她找到了情之所属，留下一段沉香般的爱情传说。作者余秋雨认为，长河意味理想之河、希望之河，人生之河，代表了一种东方古代意境。而孟河为了寻父，女扮男装从河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也凸显了女性对于男性、后辈对于前辈的探寻、灾难对于文化的探寻，也承载了女人的思念和等待。“冰河”既是传统的一个符号，把人间喜剧式的生命悲喜浓缩地表现出来，同时也吐露了作者阅尽世态人情后内心深处的独白，现实力度同样不同凡响，是余秋雨尘封15年的一段心灵小史。
　　在自序中，余秋雨称这部作品是他和夫人马兰在绝望中的坚持，因此，写作中少不了对当时环境辛酸的回忆；但不少读者反馈他的是，读起来却感受不到任何的剑拔弩张的意味。对此，余秋雨解释，
“大家不要从一般社会批评的角度去看艺术家的心理环境，艺术家和文学家往往心理环境不是那么顺遂，但是有可能写出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对问题的回答，好的作家、艺术家都不是用作品来直接回答自己的环境。”
余秋雨认为，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媒体和评论者往往把这个事情搞错了，“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好像写好作品的人一定是一辈子过好日子，其实都不是的。”
余秋雨还以安徒生为例说他到过安徒生的家乡，了解他的每一个环节，“他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我曾经写到他旅行的时候，身上还绑着一圈绳子，旅馆里面有火警他从仓库就逃下来，你现在看《安徒生童话》就感觉不到他的这种困境，这种心头的愤怒，没有。”他认为，正是因为不太好，所以要找彼岸的东西，日子过得太好了，反而写不出好作品。余秋雨说他和妻子马兰生活经历当然也不顺，但他们只管埋头做事，“从来不回答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果换了别的人，可能会很愤怒。”&&&&
（扬子晚报记者 蔡震）
余秋雨长篇小说《冰河》出版&
日07:41& 来源：文艺报&
　　近日，余秋雨携新作《冰河》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此书为余秋雨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讲述一个在生命绝境中诞生的爱情传说。余秋雨表示：“这部作品，可以看成我们夫妻俩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但故事还是美好的，甚至没有一个坏人、恶人。真正的艺术，永远不是自卫的剑戟。”
　　《冰河》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南方，美丽的女子孟河在一次“淑女乡试”中拔得头魁，引来大批追求者，她暗中女扮男装，乘船踏上了去京城寻找生父的路途。途中生出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意外和磨难，也留下一段爱情传说。余秋雨认为，长河意味着理想之河、希望之河、人生之河，代表了一种东方古代意境。而孟河为了寻父，女扮男装从河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也凸显了女性对于男性、后辈对于前辈的探寻、对于文化的探寻。“冰河”既把人间的生命悲喜浓缩地表现出来，同时也吐露了作者阅尽世态人情后内心深处的独白。据悉，《冰河》电子书也将由网易云阅读于近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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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好作品还需时间慢慢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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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10 来源：文汇报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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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长恨歌》剧照，张璐饰演王琦瑶(右)。
　　距离原版本最后一次上演已经8年，作家王安忆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再次走上话剧舞台。昨晚，历时3个小时的《长恨歌》谢幕之时，作家王安忆成为全场焦点。人们对她的到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一些人对她继发布会现身后再度出现在剧场感觉意外：这可不就是那位连自己出版新书都不见得愿意为之站台的女作家！
　　咫尺之遥的舞台是个别样的世界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说不愿说的话，不出席没兴趣的场合，好就说好，不好也直言不讳。昨天，当该剧导演苏乐慈请她到台上来时，她直接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长恨歌》能再次回到舞台，实在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能活在舞台上，心里依然非常激动”。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对记者表示，好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等今年5月份编剧赵耀民从加拿大回来时，一定要“抓”住他将剧本再改改。《长恨歌》修改的余地还很大，需要继续磨。
　　8年来，观众换过一拨又一拨，《长恨歌》在小说之外，分别以话剧、电影、电视、绘本的方式被反复表现。然而，对原著者来说，这个从舞台上跑出来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王安忆谈及，话剧作出了非常忠于原著的创作，并且增加了颇多的喜剧色彩，而以喜写悲是编剧赵耀民进行的颇具意味的二度创作。这得到了王安忆的赞赏：“这么一来起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使这么一个悲剧不显得沉闷；而以喜来写悲更显张力，这是改编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结尾和话剧结尾都提到了鸽子。舞台上，王琦瑶被害，大幕落下，“鸽子照常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过，花开花落。”这是旁白的声音。鸽子飞翔在城市上空，它们是见证者；谁又能说鸽子飞来飞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画圈，不是带有一些绝望呢？在小说《长恨歌》里，散落着许多这般意味无穷的描写，赵耀民曾经说，王安忆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些，对小说来说是翅膀，对话剧改编却是难题。
　　“怎样把言外之意做出戏来，编剧和导演都尽力了。”王安忆表示，“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不敢说目前呈现的王琦瑶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瑶，但至少这个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许是苏导的王琦瑶，又或许是赵耀民的王琦瑶。其实，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有没有完全地体现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在舞台上立住了，我已足够高兴。”
　　王安忆钟爱戏剧是圈里出了名的。在剧场邂逅她的几率极高，她对戏剧那种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爱，多半来源于她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亲王啸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曾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并且把《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我对剧场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领我去剧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四处转转，也有不少演员会到家里来玩，一起畅谈。”年幼时的耳濡目染，让王安忆始终对舞台充满感情。她说：“我非常关心话剧《长恨歌》的排演和演出，这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舞台，我觉得舞台和我只是咫尺之遥，可它就已经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长恨歌》写于20年前，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话剧又将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个奇妙的相逢。”
　　这一版的遗憾是丢失了一些“朴素”
　　《长恨歌》的出现，来自于一段流言的存在——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王安忆透露：“写《长恨歌》的时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义是在事后去回想的。有人问我，年轻时候的王琦瑶有没有梦想，我当时断然回答，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后来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我依然坚持她没有梦想。只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对于王琦瑶的扮演者张璐，王安忆给予了肯定。“她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个日本戏剧界朋友来看戏，看到张璐的表演觉得她太年轻了。他说，在日本，宁愿选一个年纪大的演员来演年轻的角色，这样更有把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如今的王琦瑶比8年前好得多。”
　　一场繁华上海的遗恨和旧梦，是被王安忆一点一点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来的。“朴素”是她反复跟记者强调的两个字。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她认为这一版丢失了一些“朴素”。但是，长恨不正在于“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在发生着吗”，对于有人说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王安忆不认同。她说：“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方面，话剧唯有比小说走得更彻底一些，这是话剧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每天早晨写作，下午阅读，晚上休息。王安忆就喜欢这样的日常生活，也爱着舞台上的不平常。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同她这个人，似乎是难以言尽的。在《长恨歌》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安忆的尖锐瞬间爆发，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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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梅：人世心形两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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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40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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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妇科医生的林雪儿近年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妇科医生》《亲爱的宝贝》，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医生又当作家的历来不乏其人，而且不少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医生与作家这两者之间似有无尽相通之处，医生治的是人身体的病，作家当治的是人心灵里的病，医生能做到的作家一般都做不到，但作家能做到的，医生却有的也能做到，比如这心灵和精神上的病，有一多半也是需要医生来治的。林雪儿两者兼具，拥有让许多写作者羡慕不已的生活体验，她一路勤奋地走来，写得充实饱满，道出了一位产科大夫独有的人生感悟。
　　林雪儿生活于乐山大佛所在的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之处，这里古称嘉州，与大佛和嘉州同存的还有数不清的历代诗文，造就了文脉蔚然的乐山。唐代女诗人薛涛曾寓居嘉州数年，作诗多首，其中有一首为《江边》：“西风忽报雁双双，人世心形两自降。不为鱼肠有真诀，谁能夜夜立清江。”女诗人站立过的江边，又有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足迹，林雪儿生长于此，当是深受其染。
　　《妇科医生》描写了社会上特别关注而又不明究竟的医疗战线的变革，以女主人公江小鸥成长经历中的厮杀、挫折，痛苦与纠结，一座市级医院里的钩心斗角，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表现了良知与丑恶的较量。新近出版的《亲爱的宝贝》可称其为姊妹篇，也可说是《妇科医生》的延续与深化，林雪儿将笔触从医院进一步伸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透显出纷繁复杂的社会世相对医院及医护人员的濡染相通，医院这一独特的人生舞台，汇集了社会上的各路角色，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正好比古来薛涛所言：人世心形两自降。
　　人物江小鸥在《亲爱的宝贝》里再次出现，但她却只是一个配角，主人公变成另一位产科医生梅青，这位性格温柔、感情纯真、甚至爱好文艺的女大夫寄托了作者林雪儿的理想追求。她不像江小鸥那样对个人升迁有着勃勃兴趣，更不像江小鸥那样时刻博弈在各种人际关系圈里，梅青不管身边如何光怪陆离、潜藏着多少危机、险恶、堕落，始终清则自清，一如清香美丽的茉莉花。她以给未出生的宝贝写信这一方式，表述了对世界，对爱情、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是这个布满污浊，但同时又存在希望的世界里的真情呼唤。她还刻画了一群白大褂下各有不同性格和欲望的医生、护士，他们是人间烟火里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群，也是当下医疗队伍的真实写照。林雪儿凭借厚实的生活积累，书写了大量鲜活的故事和不可模拟的细节，让读者了解到医院这个所在，几乎可称为原生态的状态。虽然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提炼，但林雪儿的写作，首先证明了生活始终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没有真实的生活来源，一切想象和思考都只可能是空中楼阁，苍白无力。同时她引导读者的目光由医院到社会，每一个孕妇及亲属，都牵动着社会的某一根神经。她(们)之中有富商、官员、老师、农妇、妓女……不同的人生际遇反映了当下不同人群的命运。医院是舞台、窗口和温度计，折射出人间百态，测量出人心世相。
　　曾经做过医生的契诃夫在其小说《第六病室》里，以他那种特有的冷峻幽默的口吻不止一次地谈到生与死，也是做过医生的英国作家毛姆在他的小说《月亮和第六便士》里，通过一个人的活着与死去写出了别样人生及执着的艺术追求。同样也是医生的林雪儿，在《亲爱的宝贝》一书里多次涉及到生与死，也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生命的小说，难得的是她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时保留着医生的冷峻与理性，正因如此，更添几分惊心动魄。她一次次地书写“诞生花”，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寄托了对生命的热望，以及作为医生对花儿一般的生命的珍爱和尊重。“有花开，也有花谢。玉兰谢了，茉莉会来。人也一样，死亡的同时总有出生。一个个轰轰烈烈地出场，又轰轰烈烈地谢幕。死亡有时候含有一种诗意。活着是一种等待，最远的地方在天堂。”
　　《亲爱的宝贝》还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张扬了女性的自我保护、互相怜惜，救赎与宽容，宽广的母爱等意识，涉及到女性的尊严、价值等，别有意味。在读到她关于生命的描述时，不禁联想到另一位远在宁夏的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也正是以一种博大的情怀，叙述生命长河的浪花翻卷，充满了母性的爱。世界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缔造的，女人作为母亲，在孕育生产和抚养生命的过程中，要担负更多的责任与操劳，因此更具有爱的涌流，仁慈的体现。文学写作如何更多地体现女性意识，促使爱的升华，让人间具有更多的母性，林雪儿在有意无意间作出了尝试。
　　经过两部长篇的写作，林雪儿已向读者展示了她不断成长的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对于长篇结构自信的把握，人物个性化的独特塑造，思想的深度开掘，语言的知性等，都在她的成长中显出若干精彩，显示了她的文学之路将会更加宽广。期待林雪儿的笔越用越锐利，而登山越来越高。
(《亲爱的宝贝》，林雪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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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学：走进赵丽宏的诗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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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9:13 来源：光明日报
　　赵丽宏是诗人，又是散文家。他的散文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他的诗歌的光芒，使人觉得他在散文上的成就和影响超过了诗歌。但我认为，赵丽宏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作为诗人的赵丽宏一直存在着、活跃着，有必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20世纪80年代初，赵丽宏的《友谊》《火光》《憧憬》《沉默》《单叶草的抒情》《江芦的咏叹》等诗篇广为传诵。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是1982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珊瑚》。而第一部散文集《生命草》的出版则是在1984年。
　　赵丽宏的散文是站在诗歌的肩膀上的。他的散文，情感真挚，语言优美，充满想象和诗情画意，并提炼出深刻的主题和深邃的境界。在他的散文中，不难看到一个优秀诗人的影子。他的诗歌和散文，有时又互为交融。有的题材，既有散文的表达，也有诗歌的呈现。比如《火光》就有诗和散文两种形式。
　　在赵丽宏心里，诗歌一直处于很高的位置。他曾经写道：“诗歌之于我，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着的小油灯，伴我度过长夜，为我驱散孤独。……和诗歌结缘，是我的幸运。……感谢诗歌，使我常怀着青春的梦想，哪怕霜染鬓发，依然心存少年情怀。”他常常在散文中提到诗。在一篇题为《诗意》的散文中，他曾引述一位西方哲人的如下话语：“我愿把未来的名望寄托在一首抒情诗上，而不是十部巨著上。十部巨著可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被人忘记得干干净净，一首优美而真挚的小诗却可能长久地拨动人们的心弦。”这实际上也是赵丽宏的心声。
　　赵丽宏的诗歌具有独立、独特的审美价值，值得品味、阐释。他具有诗人的敏感、敏锐，能够在大千世界各种对象身上迅速发现诗意、捕捉诗意，经过内心的沉淀和构思，找到恰当的角度，将内心的诗意外化为相应的语言形式。在表达上，他善于想象和联想，也善于提炼思想，使作品具有高远的情怀和饱满的内涵。他能够娴熟地运用隐喻、排比、反复、照应、夸张、拟人等手法，加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他的许多作品富有节奏感，便于诵读、记忆和传播。这本《谁能够留住时光——赵丽宏诗歌赏析》共收录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50首诗，从中可以大致窥见他诗歌的风格与成就。
　　赵丽宏比我年长10岁。我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期间开始阅读他的诗作，曾经和几位爱好诗歌的同学一起讨论他诗歌的内涵和意境，也曾在校园朗诵会上朗诵过他的作品。当时我脑子里还闪过这样的念头：以后会不会有一天与自己喜欢的诗人相遇、相识？幸运的是，我们在六年之前相遇了。他有着魁梧的身材、儒雅的气质和睿智的目光。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平易、亲切。认识诗人之后，再来读他的诗，多了些不同寻常的感受。所谓“知人论世”，用在这里应该是恰当的。赵丽宏的人品和诗品可以相互印证。他的诗歌具有纯正的抒情品质，激情洋溢，诗意隽永，笔法灵活多变，最重要的是情感的真诚。希望他的诗句能够飞得更高更远，拨动更多读者的心弦。&　(作者单位：诗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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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干：2014年中短篇小说——土地·反腐·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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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9:28 来源：中国作家网　
　　新观察·年度综述&&&
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是一方土地对作家的神奇赐予，而这样的小说也具有保土护壤的功能。
　　2014年反腐小说比之以往更值得关注和研讨。反腐小说一贯以现实主义传统、人道胸怀和批判精神为核心，为廉洁健康的政体鼓与呼。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关注，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80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平稳中见变化，在有序中见发展。一些中青年作家展示了雄厚的创作实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徐贵祥的《对峙》、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马原的《湾格花原历险记》、叶兆言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鲁敏的《徐记鸭往事》、陈武的《支前》、王妹英的《十一种光》等中篇小说在题材上、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总体看来，2014年的创作有以下特点值得关注。
　　土地：为百姓和乡亲们立传
　　土地曾经是中国作家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曾经是中国作家的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城乡生活的差异在消减，中国与外国的日常生活也渐渐趋同，寻求差异、谋求异质，有赖于文学创作者发挥主体能动作用，这是作家的一个开拓性课题。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如何保留“中国文学”的特质，吁求于文学的中国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今天，重提“土地”，是重申一方土地和那里的人的紧密联系。土地里面有亲人的骨殖，有先辈的血液和汗水，镌刻着中国人的深沉记忆。在这个资讯发达、社会开放、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众声喧哗，知识分子心游八极并不难，而懂得归来并秉持对自然、故乡、人民充满热爱的创作情怀更为难能可贵。
　　满含“土地情结”的小说深植于中国的土壤，弥散着地方特色，在作品中灌注来自吾乡吾土的异质，表达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坚忍顽强、生生不息，其现代意识、生命意识真正是有根有韵，生机沛然。虽然中国的小说历史和农业国的历史不可分割，乡土小说对农业文明而言流风遗韵不息，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再加上具有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渐渐远离了乡土，优秀乡土小说的数量在减少，以至于有学者感叹乡土小说的溃败乃至终结。
　　2014年，乡土小说虽然大致陷入对乡土的回忆，但依旧是“中国小说”版图中应引人注目的赫然风景。新秀马金莲和老作家叶广芩、曹乃谦的乡土作品，蓬勃如野草，高贵如雪莲。他们塑造了可爱的中国妇女、儿童形象。无论是马金莲的《绣鸳鸯》《口唤》《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还是叶广芩的《太阳宫》，抑或曹乃谦的《初小九题》，作品中的妇女和儿童无论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还是底层农村，面对多年前的贫穷、苦难、困厄，风剑霜刀未改回忆性叙事中人物的可爱。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作家记录了地方性的风土人情，他们的叙述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依靠平和、自然、质朴、客观、简练的风格，选用甘肃腔、京腔，以及山西“莜面味”的语调，吸引了大批拥趸。
　　现当代的作品内，让人觉得可爱的人物少。可爱的小说人物形象有一种清洁的品质，持守着本真本性，人们极容易通过作品获得情感和道德的认同、心灵的安详。尤其困厄小说背景下可爱的人儿，如同冰山上开出的雪莲花，涤荡心灵的污垢。作家内心柔软、细腻，在他们笔下，读者可以看见人心和情感的风吹草动。真善美隐藏在平凡的每一个人身上，如发暄的土地，是创作者写作的立足基础。选择近乎“细草”的作品风貌，书写凡人琐细，并非作家心中没有“大树”，这只是一种对美学原则的取舍。马金莲、叶广芩、曹乃谦选择细弱、平易、家常，没有选择伟岸、强健、宏大的风格。他们坚持书写平凡人物的善良，坚持书写人民生命中从未消失的美德，像棉花一样温暖人心。
　　季栋梁、李亚、曹永的乡土小说像土地一样厚重。季栋梁的《黑夜长于白天》是乡村版的《风景》，作品在展现西北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原生态方面生动真切，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熟稔，黄土地上的悲催人生过往，既艰辛又粗粝，而妇女的昔日生活更加凄惨卑微。作家写出了两代女性的悲苦欢欣和她们抗争命运的坚韧和智慧，也书写了两代女性的内心苦难和延绵浩荡的恩、情、义，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正能量的强音。和以往的苦难叙事作品不同，这篇小说写外部的苦难是幌子，重视人物由深情厚谊产生的内心之难是实体。或许是因为面对宁夏的戈壁荒漠，季栋梁笔下生存的直接和粗暴代替了方方作品中的诗意和女性的伤感，但《黑夜长于白天》中人民朴素的情感让小说厚实沉稳，大有气象。
　　李亚的《自行车》通过演绎自行车在李庄的历史，恢复时代推进中的村庄，活现时光中的诸多面孔及少年的成长史。这部小说没有专注于表现作家对世事变迁的态度，而是专注于还原人物和情感，塑造李庄群像，也为李庄建立秩序。这个虚构的李庄曾多次出现在李亚的小说之中，李亚的写作具有精神还乡的意义，他在《自行车》中投入了浓烈如酒一样的乡愁，雄浑庄重，但饮下这杯乡情的酒，他是如此开怀，神气活现，叙事带着微醺的欢畅。
　　曹永的《捕蛇师》是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也是物欲冲击下人性异化的警钟。其歌徘徊、其声震荡，具有延宕不绝的冲击力。《捕蛇师》中象征农业文明的神异方术，呼风唤雨，逢山开路，能招蛇救人，但其拥有者生活窘困。曹永笔下路不拾遗，插草标以指示野树、游鱼先到者先得的山中村庄，正处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中。老父亲拥有神奇的捕蛇术，但他不以此营生，他相信蛇有灵性，而被城市文明熏陶出来却不被城市接纳的儿子，却将捕蛇作为敛财致富的方式，两代人的差异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最终技毁人亡。
　　此外，孙家正的《老人与树》、吴克敬的《岁岁喜鹊》不约而同地写了“大树进城”现象，这一现象大约是我们这个农业国栽培史中的新页，他们对从农村、乡野移栽大树到城市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冯俊科的《雅雀无声》写的是科技带来的土地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他笔下的乡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陈仓《空麻雀》中的乡村失去了活力，而留守的女儿正为漂泊城市的父亲担忧；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对乡土的描绘犹如一幅画，跃然纸上。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是一方土地对作家的神奇赐予，而这样的小说也具有保土护壤的功能。这些作家写出了具有“原产地保护”标识的作品，坚持美学判断、情感判断，对生养他们的土地、亲朋乡党充满感情，以写作报答大地的养育恩情，为可爱的人民立传。
　　反腐：描摹风暴下的众生相
　　文学“染乎世情”，与现实共振，2014年的反腐风暴席卷神州大地，2014年反腐小说比之以往更值得关注和研讨。反腐小说，一贯以现实主义传统、人道胸怀和批判精神为核心，为廉洁健康的政体鼓与呼。当然，以往的反腐小说常常停留在好人与坏人、好官与坏官的冲突层面，上升到复杂的人性拷问和心灵审视较少。
　　“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的巨大区别在于，官场小说在较低层面展示职场的技巧性甚至厚黑面，反腐小说不一定和所谓的“官场生活”紧密联系，即便联系紧密，也需要摆脱官场小说写作的流弊，创作者要有严肃的写作态度，写作中还需要去类型化，比如：区别于官场小说以情节为叙事结构核心的主流套路，去除小说中的介绍性、说明性文字，不以宣扬所谓的“官场潜规则”为作品的卖点——总之，让小说回到小说本身。
　　凡一平的《非常审问》写的是贪腐局长万一光害怕突然被纪委“双规”，于是在家和妻子相互进行模拟审问，以期真正被审问时不因害怕而交代问题。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在事实面前自己无法抵赖，便希望退掉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老总们送来的巨款，然而，老总们要么不承认送过他钱，要么表示“打死也不会说”，非但如此还继续送给他钱。万一光锒铛入狱，但并没有他臆想中的审问，铁证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万一光之前显然受到了“老虎”“苍蝇”纷纷被打的震慑，然而，他却继续收受贿赂，贪欲无边。小说告诫官员只有清正廉洁才会心安理得，万一光的模拟审问救不了自己，终是徒劳。这篇小说故事简单，但全部依靠生动传神的细节，塑造一个终日惶惶不安的贪官形象，凡一平把叙事艺术还给了小说。凡一平控诉、揭露贪腐之恶、弘扬正义，也在作品中灌注人文关怀。贪腐局长万一光能激起读者的痛恨，但作品同时能让读者同情欲望下扭曲的一个人。贪腐让万一光人格扭曲，惨不忍睹，他紧张、自虐，四处说谎、心存侥幸，十分可恨也十分可怜，惟有入狱才能获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康。
　　杨少衡善于写当下的干部形象，也能写出官场生态的复杂性。2014年的《酒精测试》中，“反腐”是“我”的一种内心愿望。腐败在小说中首先表现为公款大吃大喝，“我”因“酒量不错”名声在外，不得不在接待中大量饮酒。“我”本不爱饮酒，这与“反腐”达成了一致，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出于腐败者自己的意愿。从喝酒这事上看，腐败于党、于国、于腐败者，都不是好事。然而，喝酒这件近乎受虐的事，“我”却不得不做。小说题为“酒精测试”，“测试”中自然有考验，不仅考验酒量，考验胃，而且还考验“我”是否听一把手的话。在接待一把手的朋友时，省委暗访组正在当地查公务接待，如果被暗访组查获，政治生命马上结束，如果我临酒退缩，就会“被边缘化”。一把手对“我”这个市委副书记的测试，其实是测试他在市里是否有绝对权力，测试“我”是否肯提着乌纱帽听他的指挥。这篇小说布局精巧，极尽暗示之能，预示着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曲折别致。
　　尤凤伟的《金山寺》写腐败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种：信仰的位移。共产党人的信仰应该是共产主义，但某些官员却求神拜佛，希望神灵保佑升官发财。小说中被“双规”的市委书记尚增人上任后，大家都觉得是宋宝琦帮他“上位”——集体将一个领导干部的升迁当做宋宝琦私人对尚增人的某种成全，公私不分，判断事物的立场大有问题。重感情本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人民公仆需要的是大公无私的情怀。宋宝琦在尚增人被“双规”后十分紧张，马上清理尚增人送的礼物，发现没有现金，暗自庆幸未被牵连。然而，尚增人果然是送过宋宝琦一份“厚礼”：宋宝琦去金山寺烧香拜佛，一场法事的耗资竟然有10万元之巨，宋宝琦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等同于收受了尚增人叫人买单的这10万元，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宋宝琦提心吊胆，等待纪委的处理，然而，没有人敢得罪一方事主的佛，他的问题不了了之。尤凤伟的作品在行为和思想之间架设桥梁，在情节和人物之间寻求同构，小说暗含讽刺，透视人物的灵魂。
　　李治邦的《佛爷》仿佛取自现实生活的案例，将小偷反腐的故事进行艺术化处理，写出窃贼对人性的伤害和心灵毁灭。张一鸣的窃贼技巧可谓高超，但和贪官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作为社会高级窃贼的贪腐者，常务副市长董强三跋扈。张一鸣仗着自己偷窃手段高明，先后两次扒窃董强三。董强三知道是张一鸣扒窃了他，更要命的是，董强三行贿受贿的账本也被偷走。董强三必须抓住张一鸣，可是张一鸣已经将他行贿受贿的账本实名递交到了中纪委。借小偷来表现“反腐”，在小说界早就有先例，但在两个高级窃贼的争斗中所体现的意味则另有妙处。董强三将公权力私有化——公安局局长是他的人，不立案就抓人，明显是公权私用地抓住了张一鸣；张一鸣不可能将公权力私有化，但他可以借用公权力，向中纪委举报——打倒董强三和费局长。《佛爷》的故事，不是一个“盗亦有道”的正义故事，张一鸣举报董强三并不纯粹出于正义，而是带有江湖争强斗狠的意绪。董强三和费局长抓住张一鸣也不具将盗贼绳之以法的正义性。
　　邵丽的《第四十圈》确切地说是一篇深刻的“世情小说”，作品没有描摹公务员的腐败，而是写人民的疾苦、社会的病象，传达的是另一种“反腐”——
反对社会腐败。良善弱小得不到保护，公平正义便无法张扬，作品直指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和社会风气恶化。小说中的事件关乎四条人命，诚如作家在小说中所言“事情的麻烦之处就在于，看起来谁都有责任，但是论到法律上，又都没有责任”。邵丽作品中的“反腐”，意味着全面净化社会风气。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公权力家族化后，仿佛权力是可以流通的家族财产，作品中派出所所长的妻舅便依靠裙带关系横行。这些官场生态的不健康、不正常，更说明反腐廉政任重而道远。
　　青年：“80后”的分化与不足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关注，于一爽、甫跃辉、文珍、周李立、朱个、蔡东、宋小词、王威廉、陈崇正、孙频、马小淘、张怡微、七色堇、郑小驴、陈幻、小昌等作家陆陆续续出现在一些刊物的头条或重要版面，一些以他们的身份设立的专辑也由刊物陆续推出。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
“80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签。时至今日，韩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
“80后”，还有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除了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80后”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曾经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如今终于慢慢摆脱校园的气息。2014年，“80后”作家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带有强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周李立的《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和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孙频、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城市的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小说就有了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的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原因。马金莲的《绣鸳鸯》《口唤》、宋小词的《呐喊的尘埃》、曹永的《捕蛇师》，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80
后”的方言、乡土写作承接前辈作家，但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乡土
“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的成功实践。韩寒、郭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新一代“80后”作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
　　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马金莲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郭珊的小说《思旧赋》中，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句，有张爱玲的民国腔。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马金莲生活在贫困的西海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无论在哪里，“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中，“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伤和伤感。于一爽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又一个代表，她的《更衣》中，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发出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不有的《人面鱼》对人性的反思采用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点。孙频的《假面》、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的主人公在寻求幸福的生活，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现状的呈现，让人感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疑难，在种种疑难中开始进行反思。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家涉世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奈，这也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我”如果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一些社会生活内容。相对于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广角。文学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种叙述人称，而且口气又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
　　当代小说发展到今天无疑在走向成熟，作家如何进一步向前扩展，是他们面临的考验。年轻的一代如此，已经成名的作家也面对更好地发展自己、丰富自己、超越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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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描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才更接近生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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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5:46 来源：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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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研讨会”在京召开，成为2015年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参与主办的第一个研讨会。李敬泽、何向阳、彭学明、雷达、胡平、施战军、王山、孟繁华、陈晓明、顾建平、张燕玲等近20位专家出席。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开场话颇具新气象。他说：
“一部作品放在这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讲长处也要讲问题。研讨会的本意，是为更深入地探讨这个作品的意义，它对作家创作的意义，它对我们当下文学发展的意义。”李敬泽认为，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值得研讨的。
　　《爱历元年》回归艺术本质
　　李敬泽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王跃文的认识是片面的。从《大清相国》、《漫水》再到《爱历元年》，王跃文向艺术的多方面做出了探索，这其中的得失非常值得探讨，对于作家本人，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都很有意义。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介绍，《爱历元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原创长篇小说系列中非常有分量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于2014年8月出版后，受到了文学界及广大读者的关注，是近年来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兼备的一部佳作。
　　“《爱历元年》用日常叙述写日常生活状态，表现人的感情纠葛和心路历程。从宏阔场面的表现回归到艺术最朴实本真的表达，这种回归，恰恰是现在很多作家所缺乏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被冠以‘官场小说第一人’的作家而言，抛去惊心动魄的故事，用语言和细节来叙述日常生活，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刘清华说。
　　写爱情却绝非仅是爱情
　　《爱历元年》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风格呈现，都与王跃文之前创作的作品不一样。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新的创作风貌让大家对王跃文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创作中，王跃文最大的贡献是从描写官场上的厮杀，回到了描写日常生活。
　　《爱历元年》一书主要描写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生活。这只是一部爱情小说吗？对此，专家们各持己见。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认为，爱情是该书的主题，因此《爱历元年》是一部爱情小说。雷达说：“一部真正好的爱情小说很难写，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写爱情。这部作品的出现在当今文坛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呼唤了很久，希望能够有一部打动人的爱情小说出现，但一直实现不了。现在王跃文的作品出来了，写得很精彩，结局也很温暖。”
　　青年作家岳雯则有不同看法。她认为，虽然书里处处都写爱情，但作者想写的其实不是“爱情”，而是“中年危机”。
　　记录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人的情感变化
　　专家众说纷纭。王跃文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爱历元年》的呢？
　　王跃文说：“我写《爱历元年》最初的立意，是想借这个小说梳理一下过去中国二三十年走过的路，以及中国社会生活在这二三十年里的变迁。”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我的笔下多了一些悲悯、宽容、理解，也许是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许是对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在我看来，描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才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也许人们能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生活的真相，我想让它成为一部说真相的书。”王跃文如是说。
&&&&陈晓明：爱的突围意味着什么？——读王跃文的《爱历元年》&
来源：中国艺术报
　　◎这个时代的人们是这么渴望浪漫，这是否表明家庭的存在已经成为人性自我延展的牢笼？家庭只有在生命危机时它的存在意义才能显现出来。
　　◎“爱历元年”只是一个嘲讽的日期，翻开这本日历，上面写满了爱情的谎言和婚姻的困窘。真正的爱，铭心刻骨的爱却是发生在婚姻家庭之外的地方。小说写出了当今爱情困局，写出了人心的迷蒙和柔软，写出人性的弱点和宽广。&
　　2014年夏天，王跃文出版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出版半年来，引起读者热捧，也颇受评论界好评。作为中国“反腐小说”的领军人物，王跃文转向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书写我们永恒的主题“爱情”
，这倒是一个不小的变化。擅长处理奇观性和权力争斗的王跃文，此番如何演绎爱情，着实让人们兴味盎然。
　　《爱历元年》以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孙离为主人公切入故事，开篇关于高三学生剃光头的戏剧性表明了孙离这个执着的小说家有着追求自由、宽容而又诚挚的性格。小说是在写足了孙离的人生态度和经历遭际之后，再引入关于爱情的正题。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传统浪漫套路的故事，而是关于爱情的反省思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当今时代人们的爱情、婚姻、亲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的思考，由此去折射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信念面临的困局。
　　“爱历元年”的说法得自于孙离与新婚妻子喜子相爱正浓时的爱情絮语，那时喜子隔着衣服咬孙离的胸脯，要确定他们相好的最初的日子，于是他们认同三年前的某日为“爱历元年”
。很显然，这样的书名乃是对他们的爱情的反讽，也是对这个时代的爱情、婚姻生活的质问。王跃文的小说有整体感，结构意识很强，这在于他有能力提炼故事情节，对于他来说，小说并非是按故事走，而是按结构走，故而他提炼的爱情故事就具有结构的对称性。这里的爱情呈现排列组合的对称性的矛盾结构。小说中的几对男女，经历了爱情到婚姻的美好过程，但经不住岁月的磨损，他们几乎都陷入了婚外情。孙离与喜子曾经确立了他们的爱历元年，结果如何呢？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步入中年，各自另觅爱情。孙离与比他年轻得多的美女记者李樵偷情，喜子则同样与比她小十岁的年轻博士谢湘安爱得如醉如痴。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几乎都在上演着婚外出轨的戏剧人生：孙离的弟弟孙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商人，他追逐女性的兴致让他妻子小君整天郁郁寡欢。孙离的另一个同窗好友马波则与一个漂亮的尼姑爱意正浓，以至于美尼要还俗与马波成婚，这让马波的前妻叶子痛不欲生。她哪里想得到，四处告发马波，让马波升迁无望，自己也失去了马波，失去了婚姻，一个40岁的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件蠢事。这个时代似乎给了人们太多自由，人性的渴望变得无边无际，其结果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而，在“爱历元年”的名下，这些人都未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孙却追名逐利，欲望勃发，结果却得了癌症；小君一心想着要看住老公，现在面对一个要死的孙却，那些爱、婚姻、名分还有什么意义呢？究竟什么东西是这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去追求和珍惜的？小说写的是那些男欢女爱的场景，贯穿始终的仿佛是这样的疑问。小说写出生活于平常性中的人们的精神迷惘，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摆脱平庸的生活和生活的平庸呢？除了爱，除了非法之爱，还能有其他方法和途径吗？爱的突围意味着什么？有出路吗？能改变生活吗？
　　王跃文的叙述能力自然是圆熟老道，小说的情节节奏控制得极好，自然而舒缓，却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从爱得浓烈极致，到疲惫厌倦，王跃文能叙述得水到渠成，没有任何强扭的痕迹。这一切都交付给生活本身的逻辑。正如爱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样，生活总是节外生枝。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孙离和喜子，他们在家里似乎缘分已尽，在外面的偷情浪漫却是爱意盎然。但是谁曾想到，他们的独生子却不是自己的骨血，喜子生儿子那年在产房，新生儿子被一对郭姓夫妇抱错了。20年后，因为儿子得肾病要动手术，郭姓夫妇这才发现他们的儿子不是自己亲生，找到孙离夫妇，请求救治儿子。家庭亲情终究上升为这部小说的肯定性价值，孙离无私献出自己的一个肾脏，由此解决了小说所有的难题。孙离的道德得到了升华，小说的关于婚外情的大量篇幅现在也转向了亲情的发现。连谢湘安也娶妻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只是对喜子还是旧情难忘。本来要出家的亦赤也终于要回家了，小说的结局果然还是大团圆。
　　小说的结尾汇集了诸多的矛盾和升华式的解决，与其说这会使小说看上去像是中国的善恶恩怨相报的传统回声，不如说是当今时兴的一种人生警示：你作你死(you
die)的回应。这个时代的人们是这么渴望婚外情，渴望浪漫，这是否表明家庭的存在已经成为人性自我延展的牢笼？家庭只有在生命危机时它的存在意义才能显现出来。对于孙离、喜子是这样，对于孙却、小君和叶子、马波也同样如此，对于郭姓夫妇更是如此。那么爱呢？在这个时代，爱情究竟它的意义何在？甚至它的表现形式何在？它只是婚姻的预演吗？而婚姻又一次成为爱情的终结之地，或者是另一场爱情的出发地。“爱历元年”只是一个嘲讽的日期，翻开这本日历，上面写满了爱情的谎言和婚姻的困窘。真正的爱，铭心刻骨的爱却是发生在婚姻家庭之外的地方。小说写出了当今爱情困局，写出了人心的迷蒙和柔软，写出人性的弱点和宽广。
　　小说触及到这个时代不同人的情感生活，写出他们的困扰和幡然醒悟的过程。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传奇章节，也无须刀光剑影的手笔，却能平实地讲述出这个时代的人们真切的爱情生活，写出他们的心胸和渴望，他们不能克服的人生局限，也可见出王跃文的现实主义态度。小说描写的男欢女爱的浪漫，心心相印的一往情深，随处可见动人之处，那些细节真切富有质感，引人入胜而趣味横生。小说的人物性格刻画得有棱有角，有声有色，故事委婉曲折直抵矛盾聚合处，王跃文可谓情节大师。当然，他的小说最为让人感动的在于，他描写的生活情境总是透出明亮的气息，这部关于爱情思考的作品散发出醇厚隽永的艺术气息。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可商榷之处，王跃文因为控制情节能力极强，那些矛盾的汇集和解决戏剧性风格过于明显，结尾要来一个换肾的苦情戏，通过人物道德和精神升华来解决矛盾，是否和解得太彻底？固然中国小说强硬的结尾经常为人所诟病，但过于平易和顺的结局，是否也会削减小说的思想力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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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饶有新意的长篇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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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友今长篇小说《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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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作家网&
　　小说坚持从人物形象出发来反映事件的过程和结果，以武则天等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张本，挑选故事情节，安排艺术结构，使之既不脱离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又能多角度、多层面地刻画有关人物的复杂性格，基本达到了“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的艺术高度。&
　　杨友今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意味着很有必要重新识别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给予她以确切的历史定位。唐朝实行开放政策，创造了最为史家称道的辉煌发展时期。武则天执掌皇权的半个世纪，在承继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间到底有没有贡献，有多少贡献？同时又有哪些缺失和历史局限性？葛笑政说：“作品没有回避历史事实的真相，某些章节有到位的甚至是精彩的描写。”是否果真如此？是否当真值得一读，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真实再现典型人物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学是人学，因此《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特别注意武则天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她14岁由选美入宫，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李世民驾崩，她随同天子“幸”过的侍女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时隔一年，高宗李治到感业寺给父皇上香，旧情难忘，召见了武则天，然后悄悄地把她接回了内宫。苦尽甘来。她生下后来成为太子的李弘之后，受封为昭仪。武则天是一个进取心特强的女性，不甘寂寞，由内而外展开了她争权夺利的奋斗生涯，首先把王皇后和萧淑妃置于死地，自己坐上了皇后的宝座。接着又扳倒了以国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官僚贵族集团，协助夫君李治收回了皇权，牢牢地掌握了皇权。李治驾崩，她仍不肯退入后宫，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第四子(幼子)李旦当有名无实的“挂名天子”，自己则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实行“造神运动”和“恐怖政治”，启用酷吏，大开杀戒，消灭政敌，把本人抬高到弥勒佛转世的高度，改朝换代，建立武周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最终又在宰相张柬之等当权力量的逼迫下，将皇位传给第三子李显，死后照旧回到李治身边当则天皇后，并在其帝后安葬的乾陵前立一块无字碑，一生功过及是非曲直由后人去评说。
　　杨友今是文学大家周立波和周健明父子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拜文坛巨擘姚雪垠为师，学习写历史小说。在《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的创作中，他继承了“茶子花”和“新历史小说”两大文学流派善于提炼情节和刻画人物的长处，特别讲究故事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性、生动性、丰富性和相对完整性，意深情切，形象厚实。小说中武则天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凸显其人性和个性的力量，达到塑造典型形象的目的。典型形象是小说内容的中心，其他一切环境、事件等的描写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并为中心服务的。杨友今从研究唐史出发，以自己丰厚的文学修养，在《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中描写了武则天的文学形象、精神气质，以及跟她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把读者带进了唐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中间，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前期的历史生活，并给予武则天等历史人物以活脱的艺术生命。
　　作品相当成功地展示了几十个各不相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如李治、长孙无忌、李责力、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薛怀义、上官婉儿、太平公主、魏元忠、狄仁杰、武三思等等，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就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而言，在当代历史小说中具有相当的文学高度和审美价值。以狄仁杰形象为例，可以说一出场就相当突出。大理寺呈递奏章，弹劾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与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伐了昭陵的一棵柏树。皇帝李治未经深思就口谕要将两个官员处以斩刑。刚从县令破格提拔的大理丞狄仁杰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当场奏道：“权、范二人虽触犯皇法，但并非故意，即使是滥伐，也为救灾，不构成死罪。”李治不接受，说昭陵是先帝的陵寝，自己作为儿子，连父皇的一块墓地都守不住，岂非大不孝！狄仁杰说：“由先帝主持制定的《唐律》，是治国的法宝。假设意气用事，法律失去了尊严，人心浮动，怕只怕先帝九泉之下反而会不安。”又说：“砍掉一棵树，可以补栽，人死了不可以复生……将军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无非为了先帝所开创的大唐基业。如果仅仅因为他们错砍了一棵古柏，就要处以斩刑，那岂不是一错再错。”高宗皇帝显得有点尴尬。这时，皇后武则天出来说话：“狄卿既然了解伐树的实情，又懂得国法，那么，事情就交由你处理好啦。”最后，狄仁杰不负众望，依法免除了权、范二人的死刑，改判革职除名，发配岭南。小说根据唐史，将狄仁杰清廉刚正、秉公断案的形象写得非常出色。他断积案1.7万件，竟未发生一件错案冤案，故享有“狄青天”之美誉。即使某些次要人物，甚至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如骆宾王、王勃、李昭德、裴行俭、来俊臣和周兴等，虽然着墨不多，也都勾画得活灵活现，不落俗套。
　　当我们提及《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人物塑造的典型和成功之处时，自然首先会想到武则天。这是一个很有深度和力度的形象，其突出的个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不愧为历史小说中女性和帝王系列的“这一个”。她通文史，多权谋，讲排场，爱风流，好事做了不少，坏事也干得非常绝。由于她视野开阔，纵横捭阖，算计精确可靠，狂野而冷静，温雅而暴戾，集妩媚、风流、刻毒于一身，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协调的混合体，创造出了一个鲜活而立体化的核心典型形象。
　　生活化描写深化主题
　　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写人的生活，人物生活面的广与细，对于评判一部作品的成败优劣关系甚大。《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以突兀多变、酣畅淋漓的生活化的描写，彰显了它的真实性、历史感和生活气息，展现了极富韵味的艺术力量。作者以入木三分的笔力，源源不断地把唐代前期的宫殿庭院、文物典章、朝堂礼仪、衣冠服饰、风尚习俗等绘声绘色地描画出来，精细而绚烂，不禁使人啧啧称道。
　　众所周知，历史小说的生活化描写，不只追求真实的效果，而且还具有深化主题内涵的作用。《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以宫廷独特的生活为蓝本进行描摹，并把它作为绘制每幅图画的基本色调，如诗如画地再现当时历史的本来面貌，为读者营造仿佛身临其境的逼真感，体现了武则天时代强烈的生活韵律和政治色彩。可惜有的历史小说凌虚蹈空，华而不实，用故事化代替生活化，明显背离了对于真实生活的描写。《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所呈现的生活画面，不但充满了客观生活的真情实感，并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作品变幻流动的画面中可以看到朝廷内外时而和风细雨，时而狂风暴雨，时而阳光灿烂，时而腥风血雨，围绕着武则天实现女皇梦想一轮一轮地推进，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里转折性的一章是《双圣》，该章极有戏剧性：李治立武则天当了皇后，随即又感到自己处处受制于人，尤其发现武则天与道士郭行真厮混后，他气得脸色煞白，大叫：“朕非废掉她不可，可恶的淫妇！”他把上官仪叫来起草废后的诏书，声称“一切由朕担当”。但当武则天得到亲信报告、赶来责问时，胆小的李治又吓得惊慌失措，把事情推卸到上官仪身上，害得上官仪被武则天以谋反罪处死。从此武则天的垂帘听政便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权力大有盖过高宗之势。她首创铜匦(检举箱)，启用酷吏，大兴告密风，先后杀李氏皇族近500人，灭大臣数百家，甚至残害自己亲生的儿女。她的统治风格是威权独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恩怨必报。其治术则是神道设教，以天人感应制造太平景象，借佛教伪造自己是弥勒佛降生，演绎轮王政治，迷惑臣民，同时假借建造天枢、明堂、九鼎、肖神，以及封禅，一再改元，获取自信心，强化其神秘力量。
　　杨友今在姚雪垠的指点提示下，走上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道路。姚老特别强调，写历史小说，不可一笔一画都死扣着历史，演说历史进程，而要放开手笔，穿插点染史书外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图景，既写历史，又写生活，大胆进行艺术探索，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杨友今的小说“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融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风格，为新历史小说流派又增添了新的色彩和芬芳。
　　中西合璧的结构方式
　　《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涉及的生活面宽阔，内容复杂，线索繁多，无疑给艺术结构带来了困难。杨友今效仿《李自成》和《悲惨世界》等中外名著的结构方式谋篇布局，安排情节，组织结构，以武则天为形象中心，可以说做到了统筹兼顾，虚实得体，主次分明，繁而不乱。
　　小说叙事内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内容的存在形态便是结构。确切地说，结构就是作品的一种艺术构造，它是围绕作品提出的主要问题的解决，所采取的一切描写和阐明生活的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活人的集团中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下列条件行动的：一是人们之间所发生的情景的实质，二是自己性格的实质，三是环境的条件。”情节便是再现冲突的展开，以及读者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把人物的外貌、内心世界、性格、生活方式和行为透显出来，因此作品中再现的成分也就是结构的主要成分。结构大于情节，不过结构的一切主要手段都和情节有联系。杨友今在《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中，兼取中西合璧的创作方法，故事编排跌宕跳跃，异峰突起，颇能给人以出神入化、应接不暇之感。小说以武则天的女皇梦想这一主线为纲，其他线索为目，纲举目张，层层推进，错落有致地演说故事情节，宜粗则粗，宜细则细，大起大落，简繁得当，疏阔处一笔带过，细密处浓墨重彩，情节交织扭结起来，人物形象次第从情节的冲突中显现出来。这种开放性的结构，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时很可以讨巧。如《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下册第三十九章《神龙兵变》的末尾，作者通过武则天分别与宰相张柬之、崔玄暐，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三人的问答，实际上从科举制度的改革、全国户籍的翻倍、江山疆域的扩大三个方面肯定了武则天当政时期的重要建树。还借姚元崇的陈述，把狄仁杰对帝王后妃数量的看法公开提了出来。姚元崇说：“当年王求礼上疏，请求阉割薛怀义，以免扰乱宫闱。臣亲眼见到了狄仁杰的批语：‘知之而言，不知而言？阴阳易位，各有所需。三千嫌少，一个嫌多。天理何在，良心何存！’诸位再想一想，狄公所批，合不合乎人之常情？”结果是：“殿内忽然都沉默了。”但这种结构确是很难驾驭的，故事情节的个别链条不容易咬紧，稍有疏忽则出现失调，使旁枝侧节产生“过剩”现象，如书中《泰山封禅》《滕王阁序》和《绿珠怨》等章节，就显得枝枝蔓蔓，对于中心故事情节的推动和重点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乎意义不大。
　　《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心理的做法，有创新和可取之处。正如王蒙所说：“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热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受。”杨友今采纳意识流，突破传统历史小说写人的定法，某些章节以人物(主要指武则天)的意识流动来传达心理活动和故事情节，内外结合，可谓相得益彰。由此可见，作品的艺术结构兼学中外，不拘一格，既有继承，又有借鉴，应该说也是一种创新。
　　《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创造性的艺术处理，使它所描写的主要文学形象获得了较强烈的美学力量。杨友今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熟悉历史，学养较厚。他在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坚持从人物形象出发来反映事件的过程和结果，以武则天等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张本，挑选故事情节，安排艺术结构，使之既不脱离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又能多角度、多层面地刻画有关人物的复杂性格，基本达到了“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的艺术高度。在我国当代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可算是又一部不同凡响的匠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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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安: 诗人的情怀与思想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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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文泸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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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7:37&来源：文艺报
　　王文泸的散文集《在季风中逆行》，让我非常震惊。没想到在遥远的大西北，在神秘的青海高原还藏着这么一位出色的散文家。我们对他作品的了解确实太少了。在我看来，王文泸首先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浪漫情怀的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理性思维和反省精神的思想者。诗人的浪漫情怀与思想者的敏锐和深刻，构成了王文泸散文的整体风格和品位。这在他的《中华水塔三江源》中获得了集中体现，这篇文章，句句情深，字字珠玑，不光饱含了自豪、骄傲、希望的美好情感，还富有深刻的理性思考。我以为，这篇作品可以作为他——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代表500多万青海各族人民向世界发出的宣言和召唤。他呼唤人们关心三江之源这个被誉为中华水塔的华夏的供水系统，保住人类的最后一片净土和精神的后花园。
　　王文泸的散文，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若冰先生的散文集《柴达木手记》，他的散文记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劳动者进军大西北，勘探和开发石油、煤矿的热火朝天的景象，表现了那个年代艰苦创业、人定胜天的浪漫主义豪情，李若冰是散文大家，在当时影响很大，即使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应该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散文经典。但是，随着过度的资源开发以及现代化建设浪潮的席卷，自然的生态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越发明显地警示着我们。王文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认识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出生成长在这片大地，他了解这里，对这片大地、高山、河流、草木有很深的感情；二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敏感和对社会发展变化的细致的观察和思考。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描写和理解大山的：“青海的大山少有植被。与内地的名山大川相比，青海的山缺乏亲和力。显然，它只接受尊崇，不想和人类过于亲近。它可以允许低级生灵在它怀抱里徜徉、肩膀上奔走，却拒绝接纳人类。它深知人这种动物的可厌。如果接纳了他们，他们就会在它头上兴工动土，镌刻题写，喧哗闹腾，吃喝拉撒，永无宁日。它们用缺氧遏制了人的欲望。对于试图超越雷池者，仅示以头痛胸闷、脸面青紫、肌体无力，就足资惩戒，使人望而却步。”作者不仅将青海的山拟人化，刻画出了它孤傲清高的性格，同时又赋予大山神性，令人敬畏，并忏悔自身。在《金子般的黄土》中，作者对黄土的赞美饱含深情和哲理。他从最早人类利用黄土制造陶罐联想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化，人类的生存与最后的归宿，无不与黄土相容。作者写道：“没有珠宝金玉，日子照样可以过下去，没有黄土则不行。”他还将黄土与城市化进程中制造的混凝土垃圾做比较，看到了黄土的自我再生能力，可以不断地分解、还原、再分解，循环往复，供养着人类的生态。同时，他对黄土的流失和被污染表达了无奈和遗憾。在《古红柳，活下去的理由》中，作者对古红柳这种濒危树种的保护更是充满了忧虑。在这三篇作品中，作者选取了大山、黄土、古红柳这三种青海特有的事物和意象，我以为这恰好是作者对青海这片大地的一个概括和象征，其中焕发着作者浓烈的情感、冷静的思考和富有责任感的主人翁的精神。现代化无疑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目标，但是如果这种发展以破坏、损失和丢弃我们的家园为代价，那这种发展最后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我们赢得了一切，但我们却输掉了所有。
　　王文泸对青海大地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在《乡村的微笑与叹息》系列散文中更加具体而细节化。其中的《老宅》尤其让我感触深刻，牵动了我内心深处对故土和家园的眷恋和无奈。一座被空置并锁住的老宅，厚厚的老墙不断地遭受着城市噪音的撞击，而关于它的回忆和记忆只能像气息一般，永远萦绕在老宅主人的感官和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不是一篇简单的怀旧文章，而是一首关于历史和传统面临终结与崩溃的挽歌。在《灼热的手心》及《铁鼻桊木鼻桊》中，作者由镰刀把手和耕牛鼻桊从木制到铁器的转变，不仅慨叹了古老的农耕文明的衰亡，而且对工业化将人性和自然推至标准化和疏离状态表达了深深的困惑和不安。
　　在阅读王文泸散文的时候，我常常因他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而惊喜。好的散文需要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对经验的把握和精细的咀嚼，充溢的抒情固然会调动我们的情感，但朴素的生活经验和细微感悟则会让我们有一种对生命及万物的实在感，这也是我对散文写作的期待和追求。
　　我非常欣赏王文泸的一段表述：“我们需要一种高度。尽管我们常常离它很远，并且可能终生都难以抵达。有了它，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仰慕和感动；有了它，我们才能在世纪末的浮躁中有幸领略精神高地上的清凉。”所以，我推荐王文泸的散文，不光是让我们领略一个遥远而神奇的大美青海，更是让我们接受一颗火热而拳拳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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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云南望云&&&&&&&&&&&&&&&&&&&&&&&&&&&&&&&&&&&&&&&&&&&&&&&&&&&&&&&&&&&&&&&&&&来源：人民日报&
　　朋友邀我走云南，同行的都是相熟的文友。
　　接到电话，一口就答应下来，因为京城的窗外满是雾霾。
　　云南这个省名，细想起，真是好名。中国的省名，大多是山川要津、江河湖海，只有云南例外，天上飘着，像一朵云，让你想它。
　　云南的云，就是和其它地方的不一样。科学家说，叫“云象”好，换句话说，就是云南的云，长得与其它地方不一样。是长得不一样。云南的云，水土好，天空瓦蓝瓦蓝，衬出云朵，有边有缘，有模有样。在这样湛蓝明净的天穹上，云朵不像其它地方那样的慵懒，格外的精神十足，像花样滑冰的演员上了冰场，云南上空的云，扭动腰肢，张开臂膀，跳跃旋舞，霓裳飞扬。云南的云，是天上的精灵。
　　叫“云南”，云和南相连，有人说是彩云之南，我倒以为，南面吹来的风，送过来的云，滋养了这方土地。北方吹来的风，干燥的或是带着凉意的，古代让人想到“天高皇帝远”，今天让人想到常常晚点的飞机航班。说是云南四季如春，其实还是有旱季和雨季。雨季是南面的云带来的，携带着风雨雷电，轰轰隆隆地让这方土地，匆匆发芽，急急开花，慌慌结果，云朵所到处，弥漫芳芬的生命气息。云啊，飘在空中叫云，降到半山和山谷成雾，渗进田野和心房就是雨露。
　　天上飘着的是云，地上走着的是人。到过云南多少次，记不清了，但记得第一次，那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一辆中巴车，拉着一队“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云南跑了半个月。那是一次接地气的旅行，没有高速路，更没有支线飞机，在边地沙石公路上颠簸的旅程中，汪曾祺的故事和韩映山的笑话，让旅程谈笑风生。汪曾祺讲当年西南联大的轶事，让我难以忘怀。韩映山保定乡音说出的段子，带着乡间野趣。时过境迁，他们俩已回到天上，也许就是我头上那洁白飘逸的云。当年坐在车上的两个年轻人，叶延滨和李锐，如今不再年轻。今年与李锐在新疆偶聚，突然让我想起“苍狗白云”这四个字。浮云人生，人生一世，飘逸过，疯狂过，沉稳过，呼风唤雨果真能如云南的云，也就无憾了！
　　云南的云，带着大洋的水汽，一路匆匆，飘过群山列阵的高原，携雷挟电而来，云淡风轻而去。昨日的云已无迹可寻，只是云朵投下影子的山峦，变绿了；云朵照过影子的湖泊，变清了。历史也是飘飞的云，风云变幻，我等眼前花红柳绿，何处寻觅刀剑上的血斑，老城墙上的弹孔？
　　云南的云化作急雨，在西南联大铁皮盖的简陋教室上，如奔马般敲击那铁皮屋顶，响在耳畔也响在心上，家国危急，倭鬼欲亡我。云南的云化作朝露，在腾冲国殇墓园那列队排列的士兵墓碑上，如泪痕绣出思念。谁说灵魂无形，灵魂站立不倒，儿孙就有明天……
　　云南这个地方，天上飘着的名字，来多少次都不嫌多的地方，走了也会带着它走，入梦也入心，像一朵云，飘在天上，让人仰头望它，飘在心上，让人低头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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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墙（金台随感）&&&&&&&&&&&&&&&&&&&&&&&&&&&&&&&&&&&&&&&&&&&&&&&&&&&&&&&&&&&&&
来源：人民日报&
　　《诗经·郑风》里，有一首题名《将仲子》的诗。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
　　这是一个女孩子，对邻居家的二哥，屡次三番地跳墙过来，与她相会，向她示爱，实在不胜其烦，便求他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不要来打扰她了。古时，二十五户为里，有里墙围着，住户的院子，有院墙围着，见面的园子，有园墙围着。这位二哥，黑灯瞎火跑来，要跨越三道防线，免不了手忙脚乱，撞折树木，捅了娄子。
　　由此可知，在《诗经》的年代，墙就出现了。
　　这应该是原始社会瓦解以后的事情了，西安的半坡遗址证明，蒙昧时期，穴地而居，人类无需用墙隔开。只是有了怕别人眼红的资产，有了怕别人知道的隐私以后，墙才派上了用场。所以，严格地说，墙是私有制的产物。
　　通过这首诗，我们知道墙的功能，大致有三：第一，抵挡的作用，使那个执着的求爱者，难以长驱直入；第二，保护的作用，那位女子和那些种植物，身处墙内，便有了相对的安全；第三，遮掩的作用，至于她的父母兄长，究竟是认可他俩结合呢，还是坚决要拆散，墙外的那个邻家二哥，是休想了解到女方家庭的态度的。
　　据清人凤韶《凤氏经说·墉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