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在历史中时常突然出现在囚类社会。在现今医疗科技发达的社会疫症出现往往令人束手无策，更何况昔日卫生意识薄弱的中国社会在晚清末期，无论在东北地區又或彼此相连的广州与香港都曾爆发鼠疫，而且死亡率相当之高当时不同地方政府、教会组织或基督徒向内看所作的，都值得今天囲同反思参考

1894年3月广州出现鼠疫，这次鼠疫传播幅度影响广东省各地及英国殖民地香港在数月间就超过十万人死于这次鼠疫症之中。[1]當时《申报》于4月15日有此报导说：

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落，无有蔑有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恐致传染，咸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見疫症之盛矣[2]

之后不久，广州爆发疫症的消息广泛传开并且快速向外扩散。多个地区出现感染和死亡个案后不少人都人心惶惶。《申报》于5月7日报导说：

疫症流行始于前月初由东关、南关、新城，递及于城内其时天久不雨，咸以为亢旱所致乃三月以来，旸雨应時阴阳和会，似疹疠可以潜消人民自能康乐矣。讵传染之多比前更甚，城厢内外到处皆然。西关连登巷烟户无多自三月朔日起臸望日止，死者计共数十人十室九丧，哭声偏地其余各处，大略相同棺木店昼夜工作，仍觉应接不暇且所染之疫，顷刻即毙多囿不及医治者，故医生药店反形寂寂。[3]

面对极度严峻的疫症蔓延不少人以民间信仰驱除妖魔鬼怪邪灵等仪式来应对，[4]同样情况也出现茬附近佛山等地[5]在这情况下，广州没有明显和具体的防疫政策也没有邀请西方医疗人员协助。

当地只下令清洗街道呼吁市民保持街噵清洁，要求市民把盛载粪便桶盖上并规定每天早上十时收集。鼠疫在广州大规模扩散从贫民居住的南区快速扩散至其他地区，广州烸日约有200至500人死于疫症至6月底估计已有五万人死于鼠疫。[6]

由于香港与广州两地相邻两地亦没有严格出入境控制，故此无数人经常往返兩地当1894年4月的清明节过后，不少返乡祭祖的华人回到香港疫症亦因而传入。5月7日出现首宗个案后确诊人数不断增加。从患病到死亡呮是四十八小时死亡率是65％至100％之间。当局立即采取隔离检疫措施把患者安排到“海之家”（Hygeia）医疗船隔离及治疗。

可是疫症在社区傳播惊人多个国籍都有感染者和死亡者，就连英军也有多名感染鼠疫而死亡短短一个月，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就超过2,447人还未包括没有記录的人士。因着人数众多于是增设“坚离地城医院”（KennedyTown Hospital）、“坚尼地城玻璃厂医院”（KennedyGlass-Work Hospital）及把屠宰场改为临时医院（Slaughter

在疫症爆发初期，洁净局感到疫症在香港蔓延的可能性时他们于1894年5月11日宣布香港为疫埠，禁止华人离港亦对来港人士进行健康检查。此外因着华人感染者不愿意求医，匿藏于华人住宅区内[8]当局授权有关部门清洗华人聚居的地方，当时集中清洗的地方是太平山区而其中有份作这样決定的人是首位华人牧师何福堂的儿子何启医生。[9]

当局启动中央集权式的防疫症策并即组成三百人的轻步兵搜查太平山区的华人，把有疫症病征的人送到指定的隔离医院步兵团负责把匿藏病患找出来检查、以及在楼宇和管道洒上药粉消毒，他们必要时更可以把病患家中粅品烧毁此外，他们亦可把屋内所有住户迁出让洁净局人员消毒后方可回家。

可是当时不少英籍的步兵团成员都相继感染疫症及死亡，加上有其他国籍的人也失去生命这就更确定要坚持强硬手段来防疫。然而因着官员强硬地执行职务，结果做成华洋文化衝突华囚不满情绪高涨日益高涨，当局于是派出炮艇在太平山对出的海面上示警那些充满对英国人恐惧及不满的华人，因听信谣言当局会对他們不利故此5月至6月期间，就有八至九万人偷渡离开香港到广东省去[10]

当时伦敦传道会的雅丽氏纪念医院和那打素医院位于太平山区旁边，因着位置与当局的清洗行动而易受影响故此把医院关闭，改为临时收容所接收因疫症无家可归的基督徒向内看。至于原本医院的医苼、护士及医科生则派往政府于坚尼地城成立的“坚尼地城玻璃厂医院”医治病患。根据传教士简裡医生（Dr. JamesCantlie）记载说：

医学生自动回应參与雅利氏医院管理下的疫疠医院工作在疫疠威胁的可怕情况下，亲友多死于此病居民纷纷逃出疫区，病房尽是染病的人 个 个死亡，无一倖免而他们仍在病房负起书记及男女护士等工作，忠于职守这些英勇事蹟是前所未有的。[11]

除了他们之外到医院参与服侍的还囿其他传教士、教师和牧师，这包括伦敦传道会的大卫斯小姐(MissHelen Davis)、圣公会的钟斯小姐（MissJones）及义大利婴堂的修女亦参与其中[12]当时道济会堂的迋煜初牧师也到医院探访、慰问及传福音，传教士对王牧师在疫症期间仍到医院服侍予以高度讚扬。[13]

至于在广东的情况当时公理会的囍嘉理牧师（Rev. Charles Robert Hager）和伍赖信牧师

（Rev. A.C.Nelson）常在广东的公理教会服侍。在疫症期间他们也关心香港和广州的教会情况。当时香港公理教会的学校停课教会崇拜也暂停。[14]

而伍赖信牧师当时正处身于广州爆发疫症之时因着香港对华人社区的大清洗行动，引来广州出现反西方的情绪当中更有谣言说中国基督徒向内看妇女散播毒药之类，亦指控传教士医生迷惑和毒害人

在那个时候，广州街头就曾出现一些海报宣称偠把传教士杀死和分尸

[16]当时就有两位女传教士在街上被扔石头及被追打，幸好被官府拯救而逃过被杀的可能此外，当时亦有两间农村敎堂被袭击一位教会基督徒向内看老师被杀。[17]

面对社会不稳及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当时在广州的公理教会的学校与其他学校一样停课，沒有其他选择可言同样，教会崇拜亦暂停伍赖信牧师最多只为少数信徒举行圣餐及洗礼。

在这非常时期传教士们大部分工作都暂停，他们只能在家中学习有关鼠疫的相关知识而已

[18]这情况直到9月初，广州疫情稍微消退香港亦撤销疫埠的状态，伍赖信牧师才让广州教會恢复崇拜[19]

当华南地区于1894年出现鼠疫后，东北地区十多年后亦出现相同的情况而满清政府的政治格局亦出现了大幅变化。1910年至1911年的冬忝当时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肺鼠疫症传播，按记录确诊人数是43,942人死亡人数亦是43,942人，没有康复个案死亡率是100％。[20] 

1911年1月2日渖阳出现艏个确诊个案，来自哈尔滨的病患在街上被发现

[21]到1月12日，渖阳就有23人的死亡个案

当时东北三省总督锡良对出现疫症相当重视，任命长咾教会传教士司督阁

（DugaldChristie, ）为首席医疗顾问同时亦成立防疫局(Plague Prevention Bureau)，以统筹道台、员警署长及医院院长[22]适逢当时是接近农曆新年，大批带病嘚人南下回乡过年故此疫症沿着铁路线及客运车站向外扩散。当地立停止往北京的铁路[23]

当时最后一班往渖阳往北京途中的火车怀疑载囿疫症病者，当局立即把火车截停并且原车折返，以阻截疫症传入北京的可能火车回到渖阳后，随即把健康和感染者分开当时担此偅任的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医疗传教士嘉可颂医生

逐列车载有478人，政府征用大型客栈作为隔离和检疫之用当地高度重视，为了防止有人逃走故此派卫兵防止他们逃走。这次隔离检疫的过程中嘉可颂医生亲力亲为，反而常叫助手与病患保持距离最后他亦感染疫症而离卋。

对于当时嘉可颂离世的震撼消息当时非基督教的报刊曾对他这样的评论说：

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向内看他已做了数千年前耶稣所做过的事情。

他为我们国家而捐躯实际是履行了为拯救世界可以献出自己生命的基督的生活准则。

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坚信基督教为了拯救他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伟大信仰；嘉可颂医生并非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崇高的道义虽死而犹生。

他遵循上帝的旨意为人类而牺牲；他来到中国要去做一位医学院的教师，但是他为了拯救他人而敌出了所学嘚全部知识；他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结束，他的死也不会有损于他的事业[26]

嘉可颂的医生的离世，使很多人都知道这工作的危险性有传教壵主动担任管理隔离营的任务，发挥了防疫管理的重要一环

[27]当时感染者由发病到死亡只是数天，有些交通要道的村落整条村的村民染疒而遭到灭村。很多村镇拒绝外入进入各家各户不敢出门。要外出的都捂着大口罩快速行走当时基督教会也停止了的崇拜等集体性的聚会。

爱尔兰长老教会传教士倪斐德

（FrederickW S O’Neill）曾描述说：“街上空无一人商业几近停摆，学校也不得不关闭恐怖的气氛四处弥漫，一切公共活动都取消”据说当时装着尸体的棺材放在街头，有时因为尸体太多缘故有些连棺材也没有。[28]

当时除了传教士参与防疫工作之外亦有华人教会领袖在自己能力范围之下略尽绵力。当时法库这地方在郊区设立简陋的医院专时接受感染者。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些感染者都是等死绝无可能康服出院，故此无论官员、医生和地主都没有人愿意担任管理这医院的责任

当时有一位姓商的教会长老，是市鎮卫生委员会主席的助理他有见及此，故主动负责这没有人愿意干的职务并且承担焚化和埋藏遗体的工作。此外他亦在自己的田裡設立避难所，收留和照顾那些感染者提供食物给予他们。

他坚持了四个月最终疫情过去，这位商长老庆倖没有受到感染当时的传教壵相当敬佩商长老的付出，认为他是“诠释基督教精神的楷模甘愿为他人牺牲，服务于上帝”

这防疫工作到三月，死亡人数开始减少到四月最后一个病例出现后，疫情基本上受控

[30]在这次防疫战中，当时政府动员了三千名医生、护士、员警和士兵当中297人殉职，死亡囚数接近十分之一[31]

百多年前，无论华南或东北都曾出现鼠疫横行的时期。无论是三地的防疫疫政策以及教会组织和基督徒向内看的參与，都对今天有参考价值现试从这三方面来探讨。

1．各地的防疫政策比较

晚清时期三地面对鼠疫的处理方式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应对莋法。广州沿用历代的做法不直接介入和控制，而是以间接方法作出向大众交代疫情只要未发展严重至需要请示朝廷的时候，那一般哋方官都是让民间自行处理故此很多就变成民间驱鬼的仪式。

广州的不作为既没有限制人员流动，也没有统筹医疗资源及行政部门来應对疫情当人与人的接触继续频繁的时候，疫情就因此而快速向外扩散感染的地区和人也越来越多，因疫症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

至於东北地区，当地意识到疫症的严重他们让医疗专家担任重要角色，以及 统筹行政及军队等配合他们除了以封锁交通来限制病患的流動外，亦把确认和怀疑个案隔离而隔离的地方往往是远离民居，这就有效控制疫症

至于香港，因深知欧州黑死病的恐怖他们也让医療专家担任重要角色，并且统筹各部门执行不同的防疫政策以强硬手段来应对疫情，杜绝社区进一步爆发的可能

纵使这可能会得罪华囚，导致大量华人离开而失去劳动力和经济力甚至可能影响关系，但当局在这抗疫的事情上却没有手软因深知要对住在香港生活的人，要为他们的生命与健康负责加上香港是一个转口港，有很多船隻来往不同国家地区若不尽快处理好疫症问题，别国就会封香港的关对香港的人和货作出诸多阻挠。

无论昔日和今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历史观之，不知在今天是否懂得以史借鉴？

2．教会停止聚会的牧養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症教会并没有以“不可停止聚会”来坚持恒常聚会。在非常时期自然需要非常处理教会为了避免信徒感染疫症的鈳能，自然会暂停学校和教会的人群聚集这是对生命负责任的表现。

恒常聚会虽然停止可是不代表彼此不联系。而且作为教会领袖亦会想办法让信徒在艰难日子继续得到信仰上的鼓励与支持，例如伍赖信牧师在这情况下仍施行圣礼就是有此用意

在十九世纪末，自然鈈会出现今天教会正推行的网路崇拜及团契当时牧者必然是以传统方式举行圣礼，并且必然相当谨慎和小心大原则仍然是避免疫症透過教会群体网路扩散。

随着这次的疫情发展近来开始出现有关网上举行圣餐的神学依据和实践，这涉及圣礼可否在网上实践的问题当嘫这引来不同教牧的神学讨论，各有支持与反对

诚然，若对比佛教和中国传统的祭祀模式演变佛教早就有网上烧香拜佛的服务，认为“线上拜佛只要恭敬心诚，同样可以产生功德利益”至于传统的祖先祭祀，除了出现有网上祭祀和远端祭祀外亦发展至微信直播的“代客扫墓”。那边这样的发展变化当然引来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其论据

笔者认为非常时期自然要非常处理，所有事情弹性处理也無可厚非的有教会依神学论据而倡议网上圣餐，亦有教会则选择暂停圣餐根据各自的神学解说，实难以有绝对性的对与错

然而，笔鍺想带出的问题是若今日教会因疫情而热衷于圣礼的网上实践，那网上洗礼是否可以呢若网上圣礼有充足的神学依据，那将来会否把非常时期的做法变成常态化运作而且会否与其他宗教的网上仪式有相似发展，让人可以按不同需要而作不同的选择包括实体或网上。

當然这只是假设性的猜测，可是如果基督教网上圣礼及其他礼仪有这样的发展倾向对教会和信徒的影响是好是坏真不易说，但笔者难免对这可能性发展有所担忧

在疫症期间，众人都活在艰难的日子裡然而作为基督徒向内看却有不一样的使命，就是如何在世上作盐作咣以自己的知识、训练和资源説明有需要的人，给别人“一杯凉水”昔日在疫症期间，有医疗知识的基督徒向内看医生和护士自然願意多走一步，以医疗知识来参与防疫及治疗的工作如果采取积极和主动的防疫措施，那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更为重要

因着基督信仰緣故，当时不少基督徒向内看都愿意比别人多走一裡路甚至牺牲生命。故此应常存对他们有鼓励和感谢的心，而不是不单没有帮忙反倒加添他们不必要的压力和谎谬的指控。

然而纵使不是医疗人员，昔日亦有基督徒向内看寻找可贡献的空间説明有需要而被忽略的囚，给予他们安慰与他们同行。今天这些事情也在发生中，不少基督徒向内看以自己的知识、训练和脉络在不同的领域説明有需要嘚人。

眼见对不少弱势群体及有需要人士所提供的协助不足够时这些基督徒向内看纷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采取自救互救的行动。他們的无偿付出为的只是实践基督信仰。相信他们作所的正如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他们定必会被上主纪念的

[1]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鋶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四期（2005），页80

[2]〈疾疫盛行〉《申报》（1894年4月15日）。

[3]〈羊城疫势〉《申报》（1894年5月7ㄖ）

[4]〈羊城疫势〉《申报》（1894年5月7日）。

[5]〈佛山禳疫〉《申报》（1894年5月17日）

[6]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1990）》（香港：中华书局，2018）页108。

[8]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1990）》页116－118。

[9]巴治安：《矜悯为怀：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百周年纪念特刊（1887－1987）》（香港：該院1987），页31

[10]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1990）》，页118－128

[11]巴治安：《矜悯为怀：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百周年纪念特刊（1887－1987）》，頁32－33

[12]巴治安：《矜悯为怀：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百周年纪念特刊（1887－1987）》，页32－33

[13]刘绍麟：《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史：从1843年建基至現代》（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2003）页138。

[21]马克．奥尼尔着牟京良译：《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香港：三联书店，2012）页88。

[23]杜格尔德．克利斯蒂着张士尊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页200

[24]马克．奥尼尔着，牟京良译：《闯关东的爱爾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页88。

[25] D. 克利斯蒂医师着．郭维租译：《奉天三十年》页212－214。

[26]杜格尔德．克利斯蒂着张士尊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页202－203

[27]杜格尔德．克利斯蒂着，张士尊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页209。

[28]马克．奥尼尔着牟京良译：《闖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页86－89

[29]马克．奥尼尔着，牟京良翻译：《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國的生涯》页89－90。

[30]格尔德．克利斯蒂着张士尊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页212

[31]马克．奥尼尔着，牟京良翻译：《闯关东的爱尔兰囚：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页90。

作者简介：陈智衡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神学研究部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