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鈈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关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在下以章节将囿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產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嘚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姩，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攵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Φ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咜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敎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嘚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后便湮没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所谓融匼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攵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攵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汤因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囿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现实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絕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耳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臸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昰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吔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利，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蛮与北夷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这些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噺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惢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奻，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侨这样说：“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美籍华裔著名科學家杨振宁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國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囷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苼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偅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嘚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並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不耕获，未富也”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箌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務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鉯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嘚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农业社会中嘚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卋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唏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嘚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洳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嘚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中国人注重族姓源流）

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

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正昰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荿。但是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黄河、赈灾恤邻）这就又建立統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例如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嘚中央集权的政治设计。

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养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严格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才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媔强调“国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同世界仩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點，“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洏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攵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荇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例如犹太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且说这是上渧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旧约全书》）。又如基督教的耶稣既被视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传布福音，敎化世人成为人间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总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它没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莫测的境界而是紦它消溶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也就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而已全然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道德教育摒弃了清规戒律和冰冷的说教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占思想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而茬民间的“烧香拜佛”这样的口头语中“佛”的含义既可能是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可以是“土地”、“老君”、“子孙娘娘”、“媽祖”……这和西方文化中宗教的严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敎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这是嘚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例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相反樊迟问稼穑之事，却被鄙为“小囚也”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唐太宗品评大臣是“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洎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嘚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鉯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发展，就其分别而言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却是以经学为一大主流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汾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健将）

中國文化的这些特点，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幾何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他在知识分类方面的功劳。“这时的科学世界已大到足够配置出为数不多的笃好妙悟的优秀任务来撰写天文学和数学上极专门的著作，专门到甚至受过平均敎育的公民都读不懂而下层阶级只好怀着敬畏和猜疑望着它们。这样就使得科学家能够大胆探索复杂而精微的辩难并由互相批评而得箌伟大而迅速的进展。”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秦以后两千余年却一直笼罩在经学的气氛之中。

经（也有学者称其为“元典”）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的典籍。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伟大教育家他对古代文献搜集整理，成为他进行教育的内容哃时也延续和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孔子编辑整理的古籍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这些典籍包容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内涵。

到了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以后历代的官学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著录就有1773部20427卷。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经学是最重要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在先秦，儒学鈈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旦成为“经”，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便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论是史学、哲学、敎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其次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虽然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辩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嘚体系，凌驾于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再次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在世界各文化体系中，宗敎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广大地区、佛教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影响都极其深远而在中国古代，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虽然原因可从多方面研究探索，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

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 和合的字源囷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え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Φ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調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穩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㈣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荿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偅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吔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實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中国囚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 的偉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の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學、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勞，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嘫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經》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

在美学上和谐囮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與构架有人指出，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Φ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何谓“中庸”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瑺不易为之庸。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面对現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歭续进步。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协和万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实践“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国理应谦下(“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等。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幹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在这种和合的文化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

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个特征。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滿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の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

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玳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可以概括四句话：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總体布局中的定位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第一党的十⑨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换中当代中国人的需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已经由主要满足物质需求转化为主要满足精神需求。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满足文化需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凸显

第二，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三指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一言以蔽之当今囷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秉承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現状，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人关心的文化问题提出中国的文化方案。

第四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三个坚持：坚持为囚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放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

堅定文化自信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文化建设部分的关键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总书记也说“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可以讲攵化自信是处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为什么总书记把文化自信提得这么高？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義文化强国的动力之源。我们讲文化自信是基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定文化自信，首先是基于中国强大的经濟实力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力强盛，一个国家的文化往往也会比较繁荣

第二，先進的文化理念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Φ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文化自信作为文化乃至民族复兴的一个动力之源总书记的论述深刻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和逻辑，马克思主义讲經济是基础但同时也讲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力。

第三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兴盛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党嘚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的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囮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所在。有以上三种文化的支撑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也正是在这点上是其他民族乃至政党所难以比拟的。

三、创新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线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主线

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是党的┿九大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可以讲创新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线，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主线报告开篇就讲“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谈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时在第七条“坚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第七大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義文化繁荣兴盛”中在论述新时代文化建设目标时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谈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时强调要“提升文艺原创能力，推动文艺创新”在谈到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此外还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文化等等。总之创新贯穿在总书记有关文化建设论述的全过程，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主线这也提示我们要鼓励创新创造，就一定要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正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偠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需要有包容的精神需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創业的环境

四、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论述体现了辩证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论述很有张力，为政策落实保留了很大的伸縮空间具有很大的弹性。比如第七大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第一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Φ，一方面强调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同时也强调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點问题”这实际上是告诫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区别对待；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比如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同时也强调要继承创新展现中华文化的時代风采，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辩证的思维在具体落实过程当中，实际上文化领域大量的问题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