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当年侵华的日本老兵今日对中国人民的忏悔
五名当年侵华的日本老兵今日对中国人民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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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目前正在CCTV热播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未被审判》的编剧赵冬苓的采访手记
　　内容提要：
　　六十多年前的那场劫难，给中国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带来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生大劫难，那么它给侵略者呢？给参加了侵略，参与了屠杀、强奸、烧杀掠掳的那些普通的日本人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象你我一样的正常人，而一旦卷入战争机器中呢？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嬗变？人为什么变成了鬼子？
　　金井志直曾是日军五十九师团的一个大队长。使拒绝改造的他真正改变了的是朝鲜战争。他通过读毛选研究日本是如何被打败的，他服了。这个看上去很和善很有教养的老人。当年下令杀过一个求他不要烧儿子婚房的山东老太太，担任五十九师团训练部长时下过用劈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的命令。
　　直到今天金井还要告诉山东人，在山东的时候，是我作为军人作战最得意的时候。他真的忏悔了吗？金井的逻辑是：下命令的人是最坏的，我是下命令的，所以我是最坏的。我骂自己最坏，可见我是认了罪的。用此逻辑推下去，天皇是下命令的，所以天皇是最坏的。但相对于天皇来说，金井先生难道不是个执行者吗？最坏的责任被天皇承担去了，金井先生还剩下什么？
　　也许，作为社会的人，金井先生已经认罪了，但他永远不敢面对自己，面对真正的过去，面对心底的黑暗。所以他不愿意谈战争期间的经历，再也不愿回山东。
　　86岁的汤浅谦医生除了每天抽半天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只忙着一件事：悔罪。几十年来他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汤浅谦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十例。他说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
　　当汤浅用刀活活地解剖人时，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直到接到一个被他活活解剖了儿子的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做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此时的汤浅，开始把中国人也当成了人。
　　汤浅先生多次重返中国山西，在山西始终没勇气说出自己当年做的事情。他说，他想，万一那位母亲或者她的亲属认出他呢？他说他不是怕复仇，而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受害者。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攸V良雄.日军七三一部队里少年班的一个少年兵，十五岁参军十六七岁被当成战犯的筱冢先生却从来不说自己无辜，他总在说：我是犯了罪的人，我要用一生来赎我的罪，把我做过的事情告诉日本社会。筱冢在七三一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比如为活体解剖中国人准备用具、把七三一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黄河等河流的源头里。
　　九八年七三一部队罪行展在美国展出，筱冢作为七三一的少年兵愿意到美国做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美国人，但是美国拒绝他入境，因为是美国在战后掩盖了七三一的罪行，为得到细菌战的资料和石井四郎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把全部资料移交给美国，而美国把石井四郎及其他细菌战战犯从东京审判的战犯名单上抹了去。
　　服役于日军特务机关、自称亲手杀害不少于200中国人的永富，在中国山西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阎王。永富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来到中国。为的是赶上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日军学习如何杀中国人。当时，一个中国人跪在前面，一个日军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说：看着，要这样。一刀挥过去，中国人的头一下子飞出去老远，两股血从中国人的脖子上窜出来。永富在一旁看的热血沸腾，正想接过刀来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一下子跳进了长江，在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映过来的时候，永富已经抢过了他的枪，一串扫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血色。
　　杀人之于永富不是作战需要，而是一种人生乐趣。他会发明各种杀人的方法，尽可能地使人死得痛苦而有趣。比如，拷问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找来大石头和原木，把人的头夹住，然后用刺刀在人嘴里搅；比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折磨他们的父母，孩子哭得越凶他干得越起劲，折磨死父母最后再杀掉孩子；据战后的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
　　.永富出生的熊本县是日本尚武精神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从小要受到严格的、近乎严酷的训练，目的是让他们有刚健的精神和体魄。永富少年时身体瘦弱，因此受到这种风气的蔑视和攻击，并受到学校和家庭更严厉的训练。强壮起来的永富形成了有强烈攻击性的人格，用这种主动攻击他人的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小和自卑。直到作为战犯自杀未遂时，永富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那些被他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是怕死的动物。
　　大多数日本战犯从中国回去后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日本社会不接受他们，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的胆小鬼，是被中国洗了脑的懦夫，永富也不例外。他回国后曾长时间被日本警察监视骚扰。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受害的位置里，永富终于能体会到被他人攻击、他人加害的情感了。
　　.仓桥绫子的父亲叫大泽雄吉，在中国当了近十年日本宪兵，青年时代的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自从从中国回去后，父亲却以严厉、暴戾而著称，全家人都被精神忧郁症悲剧笼罩着。母亲和哥哥先后因精神忧郁症自杀。大泽雄吉死前留下的一纸碑文，“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月，共计十年，在中国陆军任下级干部（原宪兵少尉），先后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旧满州、东宁等宪兵队当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我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日本宪兵少尉大泽雄吉在中国干过些什么? 仓桥绫子从日本到中国找了十五年一无所获，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许多当年日本鬼子居然对当年日军的残暴没有犯罪感。为什么在那种时候，那种情况下人会变成了野兽？森村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比如一个家里，兄弟二人会经常打仗，但一旦和邻居打起来，两兄弟会一起对外。国与国也是一样。当与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政治家会把目的正义化，用正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从古到今，你没听说哪个战争的制造者或发动者说自己是非正义的吧？而一般民众，总是以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斗的，所以，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犯罪，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正义而战斗。
　　日本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日本总是对中国怀着一种很深的感情。看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日本人会觉得心里别扭，这就象两家邻居，本来关系很好，现在看到一个邻居被外人欺负，就无论如何也想过去帮帮忙，总以为在自己的保护下邻居会感到更幸福。这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
　　《恶魔的饱食》书中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字句：这是日本对人类犯的罪、无法补偿的罪......但同时，森村认为，应该有一座纪念塔，那些七三一的受害者和参与害人者应该同时得到祭奠。
　　中国战犯管理所所释放的一千多日本侵华老兵，除了一个叫饭守重任的，其余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部真诚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反战和中日友好的工作。他们对党的信仰比我们还坚定。
　　站在一场具体的战争里，我们必须说谁对，谁错。但是站在战争之上看战争，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场由政治家为满足野心而发动却由下层民众送死的游戏。
　　1.　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在什么情况下，人变成了鬼子？
　　六十多年前的那场劫难，给参加了侵华战争，参与了屠杀、强奸、烧杀掠掳的那些普通的日本人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象你我一样的正常人，而一旦卷入战争机器中呢？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嬗变？人为什么变成了鬼子？
　　这组文字，是几次去日本采访时顺手记下的。
　　我在拍一部名为《未来之讼》的专题片。专题片的内容，是全面介绍近年来发生在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跨国大诉讼－－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或加害企业要求谢罪赔偿案。这不是普通的诉讼，它直接标示着中国民众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标示着中日两国民众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为了这个目的要求清算历史的呼声。
　　我在日本的土地上来来回回地走，看着面前整洁美丽的国家，匆匆忙忙的人群，回忆着我的国家、我的国民，心里涌动着十分复杂的感情。我采访的镜头逐渐深入，由眼前的诉讼，深入到六十多年前的战争，深入到那场战争中的人心。六十多年前的那场劫难，给中国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带来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生大劫难，那么它给侵略者呢？给参加了侵略，参与了屠杀、强奸、烧杀掠掳的那些普通的日本人呢？他们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象你我一样的正常人，而一旦卷入战争机器中呢？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日本鬼子，这是六十年前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兵的称呼；《日本鬼子》，这是六十多年后一位名叫松井稔的日本导演拍摄的专题片的名字。六十年过去，当这个名字再度在日本本土被使用的时候，它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蔑称，它更多的，带上了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在什么情况下，人变成了鬼子？
　　这也是我在这篇手记中使用这个题目的意思。
　　文字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部分都已是风烛残年。当我和他们面对面时，心中常会涌出十分奇怪和复杂的感情。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但更多的时候，是怜悯：为一颗颗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的灵魂，为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挣扎的弱小的人，为人类自身－－用了六十年的光阴，仍然摆脱不掉那场战争的阴影。
　　六十多年前的那场劫难，给中国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带来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生大劫难，那么它给侵略者呢？给参加了侵略，参与了屠杀、强奸、烧杀掠掳的那些普通的日本人呢？
　　他们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象你我一样的正常人，而一旦卷入战争机器中呢？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2. 　中国战犯管理所所释放的一千多日本侵华老兵，除了一个叫饭守重任的，其余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部真诚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反战和中日友好的工作。他们对党的信仰比我们还坚定。
　　日本有个叫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组织，全部是解放后由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原太原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本侵华老兵组成的。看到这些人，你便不能不佩服解放初期的共产党。这些战犯总计有一千多人人（抚顺有九百九十多，再加上山西的，应该超过一千了），最早的五六年、最迟的六三年回到日本。一千人中，回到日本后骂共产党的只有一个叫饭守重任的，最后闹到身败名裂。其余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部真诚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反战和中日友好的工作。他们对党的信仰比我们还坚定：文革的时候，就因为对文革的看法问题，他们居然分成了两派。后来中国结束了文革，派人去做他们的工作，这才又合二为一了。我在日本碰到不少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者，这使我生出一种遗憾：余生也晚！要是有机会看看那时候的党有多好！
　　第一次去日本就采访了不少中归联成员，这次又采访了几个。多次采访发现许多人属于当时日军驻在山东的第五十九师团，后来才弄明白：日军战败的时候，第五十九师团奉命通过海路撤往朝鲜，在那儿被苏联一股脑全抓去了，在西伯利亚做了五年苦役，又还给了中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反战和对战争忏悔的侵华老兵，以五十九师团的最多。
　　3.　井志直先生曾是日军五十九师团的一个大队长。使拒绝改造的他真正改变了的是朝鲜战争。他通过读毛选研究日本是如何被打败的，他服了。这个看上去很和善很有教养的老人。当年下令杀过一个求他不要烧儿子婚房的山东老太太，担任五十九师团训练部长时下过用劈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的命令。
　　他是由中归联推荐给我们的，事先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他家不近，已经到了东京郊外。事先约好，我们下车后给他电话，他来车站接我们。
　　那天天很热。我们下了车在有冷气的车站里等着，很快他就来了，汗把T恤衫的后背都浸湿了。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善很有教养的老人，尽管实际年龄已经八十多岁了，可用中国人的经验目光来看，也就是不到七十岁。
　　金井先生住着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家里有两个用来接待客人的客厅，一个和式一个西式。在我采访过的侵华老兵中，他看来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一个。事实上确实如此，他回到日本后一直在农林省，是一个官员，后来退休后自己有了一家公司，生意与农林省有关，似乎很不错。
　　我们被领进和式客厅，地下辅着榻榻米，小桌旁摆着几个垫子，是客人们的座位。我们刚刚坐下，金井先生突然双膝伏地，朝着我们深深地叩了一头，说：欢迎各位光临。这种隆重的礼节我在日本还是第一次遇到，一时手足无措，对金井先生的印象，也无端地就好起来。
　　话题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谈起，金井先生的回忆深情娓娓。他开口就说：我当时，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军官，我总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
　　他的开场白令我精神一振，我预感到，此次采访一定会大有收获。
　　金井先生向我介绍他被改造的过程：金井先生被捕时是大队长，手下有几百名士兵。在西伯利亚时，他鼓励大家要保持武士道精神，一定不能向敌人屈服。到了抚顺，他还依然故我，当别的战犯开始忏悔的时候，他沉浸在坚持气节的幻想和自我崇拜中，每天离开大家远远的，坐在一旁看自己的书。
　　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从那时候改变的：他顽固不化，管理人员却没有强迫他，尊重他一个人读书的习惯，只是有时候过来问他：看的什么？有什么收获？他说的这个细节使我想到，许多时候，对人格的尊重，比什么道理都更重要。
　　他说使他真正改变了的是朝鲜战争。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和其他战犯都以为，这一次中国必输无疑，因此在暗中企盼着美国会打进来救他们。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个时候迁到了哈尔滨。搬家时，所长给他们讲话说：你们要相信，长则两年，短则一年，我们还会回来的。他说那时候他暗中嘲笑所长这句话，可半年后，他们就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开始读毛选，想研究一下日本是如何被打败的。他说读了毛选他服了，他觉得，一切都是按《论持久战》进行的。他从那信仰毛主席，甚至回到日本，美国打越南的时候，他在农林省还对别人说：美国一定会失败的。后来果然败了。他说：因为我读过毛选，知道什么叫人民战争。
　　谈话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收获也挺大。第一次让我觉得哪儿有点问题的是谈及他战争中的经历时。
　　我问他：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杀人吗？
　　他先说，在中国，他在机枪部队，打仗的时候，不在第一线，所以－－话没说完他就转到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上：
　　某一次，在山东，他们进了一个村庄。前面的日军已经把这个村庄扫荡过了，村里几乎不见了人。他下令把房子烧掉。正在这时，不知从那儿出来一个老太太。他回忆说，老太太穿得很干净，头发梳得也很整齐，流着泪在他面前说个不停。翻译说，老太太恳求他不要烧掉她的房子，因为那房子是给她的儿子准备的，而她的儿子已经快结婚了。老太太情急之下抓住了他的军刀，金井先生说：这个动作激怒了他，他觉得，老太太把他的军刀玷污了，于是命令身旁的人：把她杀掉！
　　旁边的士兵把老太太杀了。他说：在这过程中，老太太不看杀她的人，却一直盯着他。他说老太太的目光他一直忘不掉，然后他又说：“所以我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虽然没杀她，可我是下命令的人。天皇虽然没亲自参加战争，可他是下命令的人，所以天皇最坏。”
　　他说得很真情，逻辑也很对头，我听得频频点头，点完头，却总觉得哪儿有点问题。哪儿有问题，却一时找不出来。
　　我们继续聊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但看上去，金井先生更愿聊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的教育和回国后如何奋斗。他甚至把他在日本社会上的成功也归功于在抚顺受到的教育。他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做事非常非常认真刻苦，这也是在抚顺受到的教育。这时候那种感觉又出现了。我总觉得，把做事认真刻苦也归于抚顺，似乎有点言过其辞。
　　我又把话题扯回到战争上来，因为我看到了他给我的在中国的履历。尽管是日文，可我还是看出，他在山东的时候，曾经在五十九师团当过训练部部长。我问这个部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训练新兵的。我顿时警觉起来。因为在多次的采访中我知道，当时的日本部队，是用劈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的。在拜访金井先生前一天，我们采访了一个叫小山的原五十九师团的老兵，他就向我们讲过在中国接受新兵训练的经历：几个中国青年农民被绑在柱子上，让他们一刺刀刺中心脏。因为紧张，他总是刺偏，因此受害者的叫声更惨不忍听，最后还是有经验的老兵帮他刺死了那个人。
　　我问：听说日军是用活人－－战俘或者平民训练新兵的，你在当训练部长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他突然有点尴尬地笑了，说：我下过那样的命令，可到底做没做，我没看到。接着又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是下命令的。
　　那种感觉更强烈地出现了。我不由得盯着他，一时无语。
　　我觉得，我把握不住面前这个人了。
　　翻译示意我继续问，我回过神，匆忙中问：战后您又回过山东吗？
　　他说：没有。总是很想去，但再没机会去过。
　　4.　金井先生说，在山东的时候，是我作为军人作战最得意的时候。他真的忏悔了吗？金井先生的逻辑是：下命令的人是最坏的，我是下命令的，所以我是最坏的。我骂自己最坏，可见我是认了罪的。用金井先生的逻辑推下去，天皇是下命令的，所以天皇是最坏的。但相对于天皇来说，金井先生难道不是个执行者吗？最坏的责任被天皇承担去了，金井先生还剩下什么？
　　也许，作为社会的人，金井先生已经认罪了，但他永远不敢面对自己，面对真正的过去，面对心底的黑暗。所以他不愿意谈战争期间的经历，再也不愿回山东。
　　我说：我们的节目做出后，当然会首先在山东播。您从来没回去过，愿意趁这个机会对山东人说几句话吗？
　　他立刻坐好了，说了很长一段话，翻译丁先生翻译的时候，突然犹豫了。
　　我奇怪地看着他：丁先生的日语，说得让日本人都佩服，以前这种情况还从来没发生过。
　　他到底也没能译出，对我说：有一段地方好象不对，回去我看看录相带再说吧。
　　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采访，金井先生殷勤地把我们送出很远。当他在我们的视野中已经变成一丁点的时候，他还在那儿站着。
　　我问丁先生：刚才，他到底说了什么？
　　丁先生一脸疑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他好象在说：当时在山东作战的，有日本人、八路军、国民党，还有汉奸。在山东的时候，是我作为军人作战最得意的时候。
　　我吃了一惊，问：会吗？丁先生说：我也奇怪。可能错了，回去再听听吧。
　　回来后丁先生告诉我：没错，他就那么说的。但他显然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面很虔诚地向山东人谢了罪。
　　金井先生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谜。
　　金井先生忏悔了吗？
　　金井先生显然是忏悔了。从中归联我们知道，他是中归联的常任委员，战后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为反战和和平奔走，经常到外面演讲，呼吁日本要走和平之路。他完全可以拒绝我们的采访，可是他是如此殷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说，他以前也接待了不少类似的来访者。
　　可金井先生真的忏悔了吗？
　　他只愿意泛泛地认罪，说自己做为命令者最坏。他总是回避着那些具体的事情，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并没亲自动手杀人，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血。
　　他战后从来没到山东去过，尽管他的经济情况和身体状况对完成这样一次访问完全不成问题。
　　他身上有一种傲气，总是在强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无论是做战俘还是在战后。他把自己视为人生的成功者。
　　当我猝不及防让他对镜头说话时，他在没准备的情况下失口说出了作战得意这种话。
　　金井先生到底在山东干过什么？
　　我几乎可以肯定，金井先生一定是罪孽深重的。什么只下过命令不清楚是否用过活人训练这种话，我是根本不相信的。他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吗？下过命令执行不执行不去过问？
　　那么金井先生到底忏悔了吗？
　　尽管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认识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但我还是想分析一下金井先生。
　　我猜金井先生一定是自视甚高、非常自恋的一个人，这从他一再强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来。记得我问他一句战前上了什么学，他费了好大的劲向我解释：他只读了中学，但后来自学、上夜校，所以战前就考上了公务员，进了农林省。因此他一入伍就是军官。金井先生是很为自己骄傲生怕别人看不起的。
　　他甚至悔罪的过程都和别人不一样。介绍在抚顺认罪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他是通过读书，读毛选，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在战后的经历也令他骄傲：许多老兵回国后一生穷困潦倒，而金井先生一回国就回了农林省，并且没做到退休就自己退下来开公司：“在日本，快到退休的时候，上司会拍你的肩膀说：快退了呀。我讨厌别人拍肩膀，就提前退了。”
　　一个一生成功的人。即使认罪，也自认为没输掉尊严。象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和那些血腥、残忍、灭绝人性的事情沾在一起？
　　我猜金井先生的人格，一定是有某种分裂的。一方面，用一生的努力，保持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把过去那些罪恶的记忆努力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
　　他用所谓忏悔、论罪，维持这两种人格的统一，自己对自己说已经清洗了过去。但金井先生在这儿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用大而无当的认罪，逃避了自己对罪恶的真正忏悔。金井先生的逻辑是：下命令的人是最坏的，我是下命令的，所以我是最坏的。我骂自己最坏，可见我是认了罪的。用金井先生的逻辑推下去，天皇是下命令的，所以天皇是最坏的。但相对于天皇来说，金井先生难道不是个执行者吗？最坏的责任被天皇承担去了，金井先生还剩下什么？
　　也许，作为社会的人，金井先生已经认罪了，但他永远不敢面对自己，面对真正的过去，面对心底的黑暗。所以他不愿意谈战争期间的经历，再也不愿回山东。
　　八十多岁的老人，已经去日无多了。不知道金井先生临辞别这个人世的时候，如何对自己交待。希望他的灵魂能真正安宁。
　　5. 　几十年来汤浅医生除了每天抽半天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只忙着一件事：悔罪。他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几十年中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
　　汤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做过的一件事：他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十例。也就是说，把一个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堆零件。他说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
　　汤浅先生今年八十六岁，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时，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穿一身质地很好的军服，双手把一柄军刀，坐在一群军人中间，仍然掩不住身上的儒雅之气。六十多年后的汤浅先生更显得文质彬彬，领口挂一块盾形的玉牌，穿一身质地仍然很好的西装，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目光和善，待人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汤浅先生是位医生，在医院里德高望重，尽管年事已高，每天仍然抽半天时间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其余的半天里，汤浅先生也不闲着，几十年来汤浅先生只忙着一件事：悔罪。
　　汤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做过的一件事：他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十例。也就是说，有十名中国人在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以一种科学家的精确和严谨的精神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零件。
　　他用和缓的语调对我们讲着当时的情况，讲来讲去只讲第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后来的解剖已经成了例行公事。他回答说是的，当然个别的印象还至今未忘。
　　那第一次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解剖了两个。年长的一个已经听天由命，被命令躺到手术台上时毫无反抗。年轻的从进了房间就恐惧地呜咽，徒劳地向后缩着身体。一个军医在后面推他上手术台，他却拼命地向后缩，于是一个站在汤浅身旁的女护士微笑着对他说：上去吧，不疼，一会儿就完，给你打麻药。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向汤浅吐了吐舌头，意思是：逗他玩呢。说到这儿时汤浅找出了那女护士的照片。那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儿，和另外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儿亲昵地搂在一起傻笑着，看上去就是邻家那总也长不大的黄毛丫头。女护士这一句谎话安慰了那将死的青年，他停止了徒劳的反抗，乖乖地躺到了手术床上。那个青年年轻的、毫无瑕疵的身体给汤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一再提起。然后几个日本军医就围着这两个中国人忙起来了：先摘去了盲肠，又卸去了胳膊，又锯去了腿，又截去了肠子，又切去了胃，又打开了呼吸道－－这些情况在战场上日军士兵都可能碰到，这些初出茅庐的军医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训练－－该摘的都摘去了，被摘成了一个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打开的脖径那儿冒着血沫。那个时候的军医们还很仁慈，他们没活着把这两个人丢出去，而是找了一根绳子结束了他们，然后丢到了医院外的大坑里。在那儿，早就有习惯了的野狗等着这经常会有的美食。
　　汤浅说这第一次对他还是有刺激，但第二次时就习以为常，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他说后来的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我无法问他，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我执意要他回忆一个后来的例子。他又说了一个，却没能把它讲完：那一次他用一个中国人做大脑皮质的试验。他一步步地讲着把那个人的脑壳打开，取出大脑皮层，讲到这儿时他停下了，再也没能讲下去，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当他取出大脑皮层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停地喊。
　　我早就知道汤浅先生已经悔罪，知道他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几十年中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但当他用安静的声音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坐在一旁，仍然忍不住用憎恶的．也许是充满了仇恨的目光盯着他。
　　6.　当汤浅用刀活活地解剖人时，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可能就从接到一个被他活活解剖了儿子的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做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此时的汤浅，开始把别人也当成了人。
　　汤浅先生多次重返中国山西，在山西始终没勇气说出自己当年做的事情。他说，他想，万一那位母亲或者她的亲属认出他呢？他说他不是怕复仇，而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受害者。他正襟危坐，对镜头说：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日本投降时汤浅还在山西。他居然没想过跑，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他只在盘算着：日本战败了，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医生算了。他果然就留在了山西，在国民党部队里继续当他的军医，直到被共产党抓住，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当被关进去的时候汤浅先生愤怒得大喊大叫：他怎么可能是战犯？他什么事也没做过！
　　在山西战犯管理所里，汤浅先生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人性的待遇。在漫长的被关押的岁月里汤浅慢慢地回顾自己的军医生涯，当管理所要求坦白的时候，汤浅被迫交待了自己活体解剖的罪行。汤浅说：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犯了罪，并因此感到恐惧。
　　当一个罪人被别人当人对待的时候，他的人性也在慢慢苏醒。汤浅说，那是个缓慢的但却是很实在的过程。他不再用天皇的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他知道，无论有什么借口，做为一个人，他确实犯了罪，他所犯的罪，就是泯灭了人性。但那个时候的汤浅，处心积虑只想着一件事：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逃脱惩罚，活着回到日本。
　　一个母亲的信使汤浅作为人的心灵受到了震动。
　　那是一个曾经被汤浅先生解剖过的青年的母亲写给汤浅的。事隔五十多年，汤浅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位母亲信中的字句：汤浅，我的儿子被你活着解剖了。那天我听说日本宪兵来抓人，赶快往家跑，我的儿子已经被你们带走了。我赶快跑到宪兵队，在门外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辆车开出来，车上捆着我儿子。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可是我是小脚，追不上你们的汽车。我一直在哭，不知道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后来才听说，我的儿子活着被你切成了碎块。
　　汤浅说，读到这位母亲的信时，他脑子里想起了山西那些小脚的老太太，想象着这位小脚的母亲在黄土满天的大街上追汽车的情景。说到这儿时汤浅先生拿出了手帕擦着流出的泪，而一向爱动感情的我此时却眼睛发干，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我曾问过汤浅先生，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他用刀活活地解剖人时，他没想过躺在手术床上的也是他的同类吗？他摇摇头，说，当时，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可能就从接到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做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不，更准确的是，复活的不是被他杀死的中国人，而是做为人的汤浅。此时的汤浅，开始把别人也当成了人。
　　汤浅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呆了六七年，最后被释放回到日本。他回忆说，当他回来的时候，过去的同伴见到他都惊讶地问：你怎么会被当成了战犯？你什么也没做过呀？汤浅说：我们不是拿中国人做过活体解剖吗？同伴们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说：为那件事啊。
　　汤浅回国后沉默了多年，当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复活军国主义的时候站了出来，讲出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并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因此受到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威胁，骂他是傻瓜，骂他是别有企图，骂他是想给自己的国家找麻烦。但他的同样在中国做过战的哥哥给他写了另外一封信：真佩服你的勇气呀。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后，你的书是我们家的圣经，我们要永远流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来读。
　　汤浅先生多次重返中国，也多次回到山西。但他在山西始终没勇气说出自己当年做的事情。他说，他想，万一那位母亲或者她的亲属认出他呢？他说他不是怕复仇，而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受害者。他已经没了请求宽恕的资格。我指着摄象机对他说：我们做出的节目将在中国播放，那位母亲肯定不在了，但也许她的亲属会看到。你还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他正襟危坐，对镜头说：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事隔一天，我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参加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诉日本政府的开庭，又一次看到了汤浅先生。他仍然衣冠楚楚，安安静静，坐在旁听席上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审理。审理要进行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看到汤浅先生安静地到街角买便当，不用说，下午他还要留在那儿。熟悉的人们介绍说，许多年了，只要有事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法庭审理，汤浅先生风雨无阻，总要到法庭旁听，表示他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支持。
　　我盯着汤浅先生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街角。我知道，汤浅先生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过去赎罪。我还知道，汤浅先生将一直这样做到死。但即使如此，当汤浅先生辞别人世的时候，他将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会觉得他的罪恶清偿了吗？
　　世上有一种罪是不能犯的，一旦犯过，便永远地把自己的灵魂留在那儿，再也无法上岸了。
　　7. 　攸V良雄.日军七三一部队里少年班的一个少年兵，十五岁参军十六七岁被当成战犯的筱冢先生却从来不说自己无辜，他总在说：我是犯了罪的人，我要用一生来赎我的罪，把我做过的事情告诉日本社会。筱冢在七三一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比如涮洗培养细菌的器皿、为活体解剖中国人准备用具、把七三一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黄河等河流的源头里。
　　九八年七三一部队罪行展在美国展出，筱冢作为七三一的少年兵愿意到美国做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美国人，但是美国拒绝他入境，因为是美国在战后掩盖了七三一的罪行，为得到细菌战的资料和石井四郎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把全部资料移交给美国，而美国把石井四郎及其他细菌战战犯从东京审判的战犯名单上抹了去。
　　那场战争开始的时候，筱冢先生还是个孩子，正在一所中学里读书。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学校里根本不再是读书的地方，老师们每天教导的就是让孩子们做好准备，随时听命上战场为天皇而献身。
　　十五岁那年，献身的机会来了：部队到学校来征兵。出身贫寒的筱冢想到在家里也没有前途，不如到军队里寻求发达的机会，于是就报名入伍，来到中国的哈尔滨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成了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里少年班的一个少年兵（问到这儿时我心里突然一动，顺便问了一句：七三一部队的成员是不是大部分出身贫寒？筱冢回答说是的，七三一里几乎全部是贫苦农民的儿子）。
　　七三一部队居然还招收少年兵这种事让人深思，由此我想起了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这个人。这个人是个医学天才，手里握有多项专利，在日本的细菌研究方面首屈一指。这个人不乏天才不乏勤奋不乏胆量不乏抱负，唯一缺乏的就是人性，是对同类哪怕一点点怜惜和悲悯之心。此外，此人还是个胆大妄为之徒，心里从来不曾对天．上帝．神灵或者一切不可知之物存有哪怕一丁点畏惧。尽管他要求部下对有关七三一的一切严格保密，但想必在他的内心里，从不曾觉得七三一所做的一切有任何一点不光彩之处，所以才会召收少年兵，要把他们所做的一切教给他们的孩子。
　　六十几年后我们和筱冢先生相遇，筱冢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依旧可以看出出身在他身上打下的印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足一小时，他的事情我事先已经知道，因此想让他略过事实，只谈几句心情，但筱冢坚持要对着镜头，把自己在中国的事情一一说过。
　　筱冢在七三一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比如涮洗培养细菌的器皿、为活体解剖中国人准备用具、把七三一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里。筱冢先生对自己投放过细菌的河流还一一记着。有几条我不知名，但有一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它的名字叫黄河，我就是喝着它的水长大的。筱冢先生的话使我想起过去在书上看到过的许多记载，中国的北方一次次地流行霍乱鼠疫，成百上千的人们死亡，无数个村庄变成废墟，我们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多少次灾难是人为的。
　　我问筱冢先生那些死在七三一的“马路它”（七三一对用做实验品的被害者的称呼，意思为原木），问他是不是还能记得住他们的面孔。筱冢先生带几分茫然地摇摇头，然后又补充说：有些眼睛我还记得。我再一次感到困惑：当年的那些日本的当政者，他们真的觉得他们的少年应该接受这种教育，以至于所有的这些罪恶都不曾想过避开少年的眼睛？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七三一本部里慌成一团，那些嗜血成性的恶魔们对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却颇有心得。在最短的时间内，他们销毁了有关七三一的一切,包括还关押在里面的四百个马路他，然后匆匆逃生，把手下的士兵们丢给了愤怒的中国人。筱冢说到这儿时说：他的队长逃走了，丢下了他，被中国人抓住，反而成了战犯。十六七岁的孩子成了战犯听上去有点滑稽，想必当年的筱冢也曾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但今天的筱冢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却第一次绽出微笑，说：今天想起来，能被抓住，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真是我一生的幸运。
　　此后的事情筱冢先生和其他有类似命运的人差不多：关押几年后无罪释放、回到日本后参加了中归联，几十年中不断地向日本社会介绍日军罪恶、向受害者谢罪。在日本，我曾经和几个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谈起当年的战争，他们坚持那场战争只是天皇和少数几个军国主义者的责任，广大的人民是无辜的。而十五岁参军十六七岁被当成战犯的筱冢先生却从来不说自己无辜，他总在说：我是犯了罪的人，我要用一生来赎我的罪，把我做过的事情告诉日本社会。九八年七三一部队罪行展在美国展出，筱冢作为七三一的少年兵愿意到美国做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美国人，但是美国拒绝他入境，因为是美国在战后掩盖了七三一的罪行，为得到细菌战的资料和石井四郎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把全部资料移交给美国，而美国把石井四郎及其他细菌战战犯从东京审判的战犯名单上抹了去。人类历史上一桩骇人听闻的罪恶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黑暗里。
　　采访结束后天已将黑，告别时我们才知道筱冢先生住在东京的郊区，离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一再道歉，筱冢先生却带着谦和的微笑说没什么，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消失在暮色四合的街道上。一个对人世懵懂无知的少年在长辈的诱导下把自己的灵魂沉入深渊，从此拿出一生的光阴努力地把它打捞上来。在那一刻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完全原谅了筱冢先生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并且，有一种敬意随着暮色也慢慢地升起。
　　8.　和讲究以下处上、以柔克刚的中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达尔文气息：崇尚强者、崇尚武力、蔑视弱者、蔑视同情和怜悯。这种文化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格？
　　永富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来到中国。为的是赶上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日军学习如何杀中国人。当时，一个中国人跪在前面，一个日军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说：看着，要这样。一刀挥过去，中国人的头一下子飞出去老远，两股血从中国人的脖子上窜出来。永富在一旁看的热血沸腾，正想接过刀来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一下子跳进了长江，在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映过来的时候，永富已经抢过了他的枪，一串扫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血色。
　　永富在中国另外一个名字叫阎王，这个名字在山西许多地方妇孺皆知。杀人之于永富不是作战需要，而是一种人生乐趣。他会发明各种杀人的方法，尽可能地使人死得痛苦而有趣。比如，拷问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找来大石头和原木，把人的头夹住，然后用刺刀在人嘴里搅；比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折磨他们的父母，孩子哭得越凶他干得越起劲，折磨死父母最后再杀掉孩子；据战后的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当五六年对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审判的时候，永富是唯一被判刑的一个。当时的刑期是十三年。
　　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一直是在脑子里打转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感受到了：和讲究以下处上、以柔克刚的中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达尔文气息：崇尚强者、崇尚武力、蔑视弱者、蔑视同情和怜悯。这种文化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格，这在下面将要讲的永富先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我曾经在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里看到过永富的身世。他出身并不贫寒，但小时候身体瘦弱，为此在学校里经常被嘲笑和欺负。为了解决瘦弱的问题，永富从小就拼命地锻炼自己，吃了不少的苦，终于有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但和体魄一起强健起来的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无论是拿中国人做活体解剖的汤浅，还是在七三一里残害中国人的筱冢，接触他们以后，我都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有永富，在我眼里这是个坏人，而且，从小就坏，是坏透了的那种人。
　　永富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来到中国。那正是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的时候，永富急不可耐地要到南京去，为的是能赶上大屠杀。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日军学习如何杀中国人。当时的情景，他即使在悔改以后说起来还如数家珍：中国人跪在前面，一个日军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说：看着，要这样。一刀挥过去，中国人的头一下子飞出去老远，两股血从中国人的脖子上窜出来。永富在一旁看的热血沸腾，正想接过刀来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一下子跳进了长江，在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映过来的时候，永富已经抢过了他的枪，一串扫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血色。
　　回日本以后永富就积极要求来中国，后来主动要求进入日军特务机关，又来到中国的山西。永富在中国另外一个名字叫阎王，这个名字在山西许多地方妇孺皆知。杀人之于永富不是作战需要，而是一种人生乐趣。他会发明各种杀人的方法，尽可能地使人死得痛苦而有趣。比如，他会把长矛刺进人的肚子里搅动，然后把碎肉和肠子一起拖出来；比如，拷问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找来大石头和原木，把人的头夹住，然后用刺刀在人嘴里搅；比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折磨他们的父母，孩子哭得越凶他干得越起劲，折磨死父母最后再杀掉孩子；再比如，有一次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十四个女人和孩子，他便找来干草把他们全部薰死......据战后的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当五六年对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审判的时候，永富是唯一被判刑的一个。当时的刑期是十三年。
　　六十几年后我们见到的永富生命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人开始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我们很想听他讲讲过去的事情，但他什么也没讲，只是一直在哀哀地哭着，一遍接一遍地说：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中国人谢罪。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得承认我不够宽容，当他这样忏悔的时候我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厌恶。我知道他改悔了，数年中一直在到处讲自己的罪恶，可我觉得还是无法宽恕他在中国做过的一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始终不相信永富是真正的改悔了。我不相信一个以杀孩子为乐的人还能再变成一个好人。
　　9.　永富出生的熊本县是日本尚武精神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从小要受到严格的、近乎严酷的训练，目的是让他们有刚健的精神和体魄。永富少年时身体瘦弱，因此受到这种风气的蔑视和攻击，并受到学校和家庭更严厉的训练。强壮起来的永富形成了有强烈攻击性的人格，用这种主动攻击他人的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小和自卑。直到作为战犯自杀未遂时，永富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那些被他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是怕死的动物。
　　永富后来写过一本书，名字叫《白狼的爪迹》，是写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的。可是那本书的某些篇章里，仍然残留着一个崇尚武勇的人谈起武力和征服时会热血沸腾的感觉：
　　“什么犯罪不犯罪，全然没想过。杀与不杀是我的自由。把人集中起来，殴打，只要觉得哪儿不对，‘啪－－啪－－’，就杀死。”
　　“那里堆积着几千具尸体。因为初次看到这种情景，身体开始瑟瑟发抖。想到自己是剑道四段，不能让人看出软弱，于是就兴奋起来。”
　　.......
　　请注意这些简短的句子和急促的语气，能相信这是一个在沉痛悔罪的人写的吗？
　　可是永富似乎是真的改悔了。几十年来，永富一直积极参加中归联的活动，到处宣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腿摔坏了也在所不惜。当初中国放他回家的时候，他发誓要把后半生全部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和反对战争，几十年中永富是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的。
　　无论是汤浅还是筱冢，我都能成功地把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只有永富，白狼永富和忏悔的永富在我眼里始终不是一个人。
　　见过永富以后，我又把写永富的书找出来反来复去地看，现在我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为永富人格的嬗变找出一条线来。
　　日本投降后永富没回国。别人想跑没跑成，他却是自己留下来的。他无法接受日本战败这样的现实，梦想着在中国纠集日军残部当海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或者收集情报送回日本军部去。就这样仍然在山西为非作歹，一直到四九年被解放军抓住。
　　从四九年被捕到六三年释放回国，永富在中国大陆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造过程。现在我们来看看永富一步步如何走过来的，看看这个过程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施虐狂改悔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了永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永富人格的形成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永富出生的熊本县是日本尚武精神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从小要受到严格的、近乎严酷的训练，目的是让他们有刚健的精神和体魄，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对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上文所说的，永富少年时身体瘦弱，因此受到这种风气的蔑视和攻击，并受到学校和家庭更严厉的训练。强壮起来的永富形成了有强烈攻击性的人格，用这种主动攻击他人的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小和自卑。
　　长大后的永富是天皇的狂热崇拜者。这也符合这种人格的特点：因痛感自身的无力，所以依附和崇拜权威，用权威的意志来取代自己的意志。
　　这种人格遇到强烈挫折时会拒绝承认现实，所以日本战败时永富拒绝回国，可笑地要在中国大陆上使日军卷土重来。
　　被捕后，和其他拒绝交待自己罪行的人不同，永富总是痛痛快快地把自己做过的事写出来。有许多没写，不是不想写，是他从来不以为是罪，所以忘掉了。当管理员问他有没有隐瞒时，他爽快地回答：没了！我还想把别人干的写上哩。
　　被捕后的永富仍然表现得感情麻木，缺乏人的情感，面对受害者的控诉无动于衷，我猜，说不定还有自豪感。
　　写永富的书上说看到许多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使永富第一次产生了人的情感，我对此十分怀疑。被捕时永富已经在中国作恶十多年，杀了二百多人，要是面对受害者就能产生人的情感，他也就不是永富了。
　　很明显，当永富根本不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一样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同情和怜悯？
　　我想，也许永富的第一次触动源自他的自杀。
　　永富被捕后关在山西，当时中国正在镇反，每天报上都传来某人被公审，然后被枪毙的消息。狂妄的永富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他来的，是为了告诉他日后的下场，为了给他威镊。永富说他不怕死，但是怕被押到群众大会上，被人吐一脸唾沫然后被枪毙，于是他找了条绳子，决定象英雄一样自己结束自己。
　　绳子搭在梁上时，所有强硬的外壳都破了，永富发现自己怕死，他想活着，哪怕是做条狗也想活着。他从地下爬起来那一阵一定自艾自怜地呜咽了好一阵：强者的外衣被无情地剥掉了，永富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那些被他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是怕死的动物。
　　如果说人的情感被移入，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
　　五六年永富在山西太原被公审。据说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照片上，永富面对着几位幸存下来出庭做证的受害者家属，满脸鼻涕地跪倒在地下，叩头如捣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我的罪即使枪毙也不过分，对不起啦。
　　对于强烈地想活的永富，可能此时已经把中国人也当成了人，但是这样求饶，更强烈的动机是想寻一条生路吧？但是回到牢房后他会怎么想？他再也不能用强者来自谓了，他知道自己为了活已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了泥里，再也不能用那些外壳来保护自己。
　　永富被判了十三年。我想即使对于永富，私下里也会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此时的永富有没有因此产生感恩之情却不敢妄断。
　　判刑后的永富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到了抚顺后的永富似乎再没闹事，规规矩矩地接受着所里对他的改造。一个强者的外衣一旦被自己剥下，再想用它来遮羞也难了。
　　永富在抚顺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了人性的待遇。永富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
　　某一天，一位齐姓管理员送给了永富两只小鸟让他养。寂寞中的永富精心地照料着这两只鸟，但不久鸟就死了。那位管理员又送来两只，不久又死了，然后又送来两只......
　　在阅读的时候经常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方法惊叹不已，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些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这位管理员不断地抓鸟来给永富养，毫无疑问是有意而为，目的在于使失去了人的基本情感的永富在饲养中重新找出人的温情和善意。
　　永富说，为了养鸟他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把鸟养活，两只鸟终日在他的牢房里绕梁飞来飞去。看着那自由飞翔的鸟儿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在熊本山里捕鸟的情景，被异化的永富藉着养鸟回到了还没被污染的童年。
　　也许此刻的永富心里涌出了人的柔情。
　　六四年永富被释放回国，临行前痛哭流涕立下重誓：回国后一定把后半生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把战争经历告诉日本社会，追求和平和日中友好。
　　如前文所述，四十多年来永富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
　　这时候的永富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崇尚强者、崇尚武力的人格了吗？
　　如前文所引用的，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提起当年用武力征服永富仍然会热血沸腾。
　　那么，如何解释永富日后悔罪的表现？
　　10. 　大多数日本战犯从中国回去后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日本社会不接受他们，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的胆小鬼，是被中国洗了脑的懦夫，永富也不例外。他回国后曾长时间被日本警察监视骚扰。再也无法在日本社会成为强者的永富可能在这个时候终于看清了他过去迷信的一切会给人带来什么！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受害的位置里，永富终于能体会到被他人攻击、他人加害的情感了。
　　大多数日本战犯从中国回去后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日本社会不接受他们，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的胆小鬼，是被中国洗了脑的懦夫，会被日本警察盯稍、跟踪，工作很难找，社会上也受歧视。永富也不例外。他回国后曾长时间被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在一个公路团工作，警察却经常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单位把他带走问话。难以忍受的骚扰不得不使他辞掉了这份工作。曾经被他热衷吹捧的一切终于变成一块大石头，最终砸在自己脚上。再也无法在日本社会成为强者的永富可能在这个时候终于看清了他过去迷信的一切会给人带来什么！
　　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受害的位置里，永富终于能体会到被他人攻击、他人加害的情感了。
　　这以后永富不断地以觉悟者的身分出现，对日本社会现实强烈抨击。
　　永富觉悟了吗？
　　永富觉悟了。他体会到了受害者的情感，知道侵略战争不对，他在为阻止这种社会现实再次出现而努力。
　　永富的人格改变了吗？
　　我不敢说。从他的行文里，依稀可以看出对往昔的怀念。另外，谁知道他是不是在经历了看清自己是个怕死的可怜虫的打击后，在用这种方式与社会对抗，努力地想使自己看上去是个强者？
　　11.　仓桥绫子的父亲---日本宪兵少尉大泽雄吉在中国干过些什么?
　　仓桥绫子的父亲叫大泽雄吉，在中国当了近十年日本宪兵，青年时代的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自从从中国回去后，父亲却以严厉、暴戾而著称，全家人都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从那以后这个家庭就被精神忧郁症悲剧笼罩着。母亲和哥哥先后因精神忧郁症自杀。大泽雄吉死前留下的一纸碑文，“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月，共计十年，在中国陆军任下级干部（元宪兵少尉），先后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旧满州、东宁等宪兵队当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我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日本宪兵少尉大泽雄吉在中国干过些什么? 仓桥绫子从日本到中国找了十五年一无所获，这是为什么？
　　最初读到仓桥的故事是在一位日本精神分析医师和心理学者写的关于战争罪责的书上，从那以后就一直想见见她。上次我的工作同伴到日本拍摄的时候，我让他去采访了仓桥，但到底还是不放心。这次去日本前，我把要采访的名单提前发过去，第一位就是仓桥绫子。
　　仓桥的故事要延续到日本的群马县，因此我们狠狠心租了一部车。八月三十日一大早，我们如约开车到新田车站，一位看上去很端庄很日本味的中年女性已经在那儿等着，身后，站着一位衣着整洁的男人，手里搬着一个塑料保鲜箱。不用说是仓桥的丈夫。
　　用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汽车才开出了东京，窗外展现出日本秀美的田野。仓桥倚窗而坐，窗外的光和影不断地在她脸上闪过，她的故事就在这途中徐徐地展开。
　　仓桥的故事要从她的父亲开始。
　　仓桥的父亲叫大泽雄吉，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日本战前在继承上有一种奇怪的规矩：家中的财产只传给长子。大泽雄吉是第三子，长大后没分得财产。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他当了兵，三五年左右来到中国。又因为听说宪兵可以升得快一点，他要求当了宪兵，这一当就是近十年，日本战败后才回国。
　　仓桥至今不知道她的父亲在中国干过些什么。但父亲给她的家庭带来些什么却是写在她命运中的。仓桥说，据她的亲威介绍，青年时代的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自从从中国回去后，父亲却以严厉、暴戾而著称，全家人都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从那以后这个家庭就被悲剧笼罩着：先是母亲，因为受不了父亲，曾多次离家出走，并得了精神忧郁症，终于在二十五年前自杀；其后轮到了仓桥的两个哥哥。两个哥哥都在父亲严厉的管教和训斥下长大，其中一个哥哥和父亲彻底反目，一直到父亲已经谢世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肯原谅父亲，另一位哥哥在父亲去世十年后，也因精神抑郁而自杀；再后就是仓桥。曾经有许多年，她的精神也一直被抑郁症困扰着，终于不得不求助于精神治疗，但直到今日，她自觉阴影还未完全消去。
　　父亲活着的时候绝口不提战争时期的事，仓桥也从来不以为在她的家里发生的事情和战争有什么联系。但在十几年前，父亲得了绝症就要谢世的时候，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意识到这家庭的悲剧另有原因。
　　大泽雄吉有食道癌，但最后致命的却是他的肝病。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时，某一天，他叫住仓桥，从枕下摸出一张纸条给她，嘱咐她将来要把纸条上的话刻到碑上去。话的大概意思如下（经翻译口头翻译，准确的译文还没出来）：
　　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月，共计十年，在中国陆军任下级干部（元宪兵少尉），先后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旧满州、东宁等宪兵队当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我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
　　父亲留下了一张字条，也给仓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父亲在中国到底干过什么呢？为此，她遍访了父亲过去同宪兵队的战友、曾经和父亲同在中国做战的伯父以及家族里其他长者。但所有的人似乎都曾经约好，要对她保守住这个秘密。他们总是对她说：“你父亲什么也没干过呀。”“你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他不会干什么的。”“一定是被病弄糊涂了吧。”对于父亲留下的遗愿，所有的人也一致反对，特别她的两个哥哥。大哥已经和父亲断绝关系，对于有关父亲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二哥（就是后来自杀的那位）则表示坚决反对。尽管他也和父亲关系紧张，但在父亲死后却要刻意保护他的名声，理由是：在家族的墓地里有这样一块碑，让别人怎么说我们呢？
　　为找出父亲当年的秘密，仓桥曾三次到中国，先后去北京、沈阳、东宁。在群马，在死去的二哥家里，仓桥谈起这一段时情难自已。她告诉我，在芦沟桥，听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介绍芦沟桥事变的时候，她犹豫再三，还是拿出了父亲的旧照片，胆战心惊地给那位馆长看。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声音再度发抖，说：当时我很恐惧，毕竟，我父亲是亲身参加过那次事变的人，万一......万一后面的话她没说，作为一个父亲的女儿我却深深地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万一那位馆长认出了父亲，并说出父亲当年做出的残忍的事情呢？她还去了父亲在中国呆过的最后一站东宁，这一次，她鼓起了新的勇气，去找当地人打听。她的父亲当时在东宁是宪兵少尉，在一个县城里，一个日军的宪兵少尉应该是个有名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也没人认出（这使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对史志的开掘和调查是多么差），但有人告诉他，当时的宪兵曾经破获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反抗组织，四十多个人全部被杀。
　　寻找，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和生存困境，十五年来，仓桥在她的生活中实践着和延续着。寻找真实的父亲的过程，是打破父性权威和偶象的过程，也是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这十五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仓桥绫子。
　　仓桥自认过去和父亲是同一类型的人：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对自己和他人都要求极严厉，瞧不起性情懦弱和没出息的人。在父亲和母亲的矛盾中，她无视母亲的精神痛苦，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在父亲和哥哥的冲突中，也一直维护着父亲的权威。我想，在她的家庭的悲剧中，尽管她是最小的，今天想起来，恐怕也有难辞其疚的感觉吧。
　　仓桥曾经是中学教师，在母亲和哥哥先后自杀、父亲留下那张字条谢世后，她再也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辞职求医，并把寻找当成一生中几乎是唯一的事情。尽管，她没找到父亲生前在中国的秘密，但通过她在中国知道的日军的其他战争事实，她却逐渐猜想到父亲大概做过些什么。一个偶象逐渐地在心里破灭，也使她逐渐了否定了往昔的自己。她对我说：我现在知道了，生活中有许多的欢乐，人和人应该以其他的方式相处，过去的方式是不对的。
　　我问仓桥现在是否还想寻找父亲当年的秘密，仓桥犹豫一下回答说还是想找。我说，如果我们的节目制作播出后，可能会有知情者提供线索，到时候要不要我们告诉她？她回答说要。我说：日本宪兵在中国干过什么，我们大概听说过，很可能，那事实是很残忍的。仓桥仔细地听着翻译，眼里突然有了泪，哽咽着说，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尽管如此，还是知道好一些。
　　我在仓桥的二哥家看到了这位二哥的遗象。是一个相貌严肃的日本男人，两条浓黑的眉毛紧张地绞着，戴着一付大大的黑框眼镜。听仓桥说，当年，他和父亲冲突时，曾有挥动菜刀追杀父亲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在父亲死后，却要固执地保持父亲的形象。他不知道这一来也就让一座山沉重地压在了自己的头上，终于使他自己精神崩溃，在五十岁的壮年自杀身亡。
　　二哥死后立碑的事有了转机。二哥的儿子不再反对，因此，在大泽雄吉去世十年后，这块碑终于立在了他的墓碑的一侧。
　　在群马晴朗的天空下，黑色的墓碑闪着幽幽的光。仓桥在摄象机前点燃了一把香，在父亲的墓前拈香合十致意。按照日本的风俗，凡来到死人的墓前都要祭拜，仓桥拜完，同行的日本友人依次上前焚香。接下来轮到我们了，仓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犹豫着没把香递上来。尽管事先没想到，但似乎一点也没犹豫，就上前接过她手里的香，面对着墓碑低下了头。我知道这墓碑下躺着一个曾经对我的国家和我的父兄犯过罪的人，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饱受罪恶感折磨终生不得安宁的、痛苦的灵魂。我为战争给人性造成的戕害而祈祷，为战争给人造成的痛苦而祈祷，为他最后的忏悔而宽恕，愿他安息。
　　回到东京后，仓桥绫子给我寄来了大泽雄吉在中国的履历表，过了两天，又发过来一份传真，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其中几条是关于她父亲的，比如不要说墓碑在具体什么町什么村，而要说群马农村等，但最后一条引起我的兴趣：二哥息子（二哥的儿子）有病的事请不要提。
　　问题是她从来也没向我介绍二哥的儿子有病的事，我也根本不曾问过。此前，我以为战争的梦魇在她这一代可以结束了，现在我知道，它没结束，它仍然在她的家族内盘桓着，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悲剧。
　　12.　为什么许多当年日本鬼子居然对当年日军的残暴没有犯罪感。为什么在那种时候，那种情况下人会变成了野兽？森村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比如一个家里，兄弟二人会经常打仗，但一旦和邻居打起来，两兄弟会一起对外。国与国也是一样。当与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政治家会把目的正义化，用正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从古到今，你没听说哪个战争的制造者或发动者说自己是非正义的吧？而一般民众，总是以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斗的，所以，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犯罪，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正义而战斗。
　　日本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日本总是对中国怀着一种很深的感情。看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日本人会觉得心里别扭，这就象两家邻居，本来关系很好，现在看到一个邻居被外人欺负，就无论如何也想过去帮帮忙，总以为在自己的保护下邻居会感到更幸福。这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
　　《恶魔的饱食》书中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字句：这是日本对人类犯的罪、无法补偿的罪......但同时，森村认为，应该有一座纪念塔，那些七三一的受害者和参与害人者应该同时得到祭奠。我不敢同意他的话，但是我确实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站在一场具体的战争里，我们必须说谁对，谁错。但是站在战争之上看战争，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场由政治家为满足野心而发动却由下层民众送死的游戏。
　　注：森村诚一和日本鬼子没什么关系，之所以把这个短文附在后面，是因为和森村诚一聊的话题，是我文字中所涉及到的东西。森村诚一在日本，应该是属于勇于反思日本侵略战争、追求和平、反对日本重走战争老路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个人群对中日之间的战争如何看，也许从森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
　　许多人知道森村诚一是因为那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人证》，那是森村诚一的代表作。
　　森村诚一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属于推理小说中的新社会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在破案故事中注入对社会的思考和揭露，往往因为对社会鞭擗入里的批判而赢得广大的读者。据森村先生自己介绍说，他的作品，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一亿五千册，仅仅在中国，在有了版权法以后，就有二十几家出版社和他签定了合同，更大量的盗版还不在其中。
　　我自己认为日本的推理小说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自成一派并且把侦探小说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当侦探小说在克利斯蒂之后变得越来越故弄玄虚的时候，日本的推理小说以严密的逻辑、无懈可击的科学推理而使侦探小说变成了对智力的挑战和游戏。读日本的推理小说，对智力活动是一大享受，读者会产生一种参与感，总想与书中的侦探们一起一试身手。
　　遗憾的是日本的推理小说没创造出象福尔摩斯、波洛那样的侦探形象，不过这也正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特点：破案不再是神探们的事，活动在其间的往往是象你我一样的平民－－受害者或者感兴趣者，这更增加了小说对读者的亲和力。
　　曾经有个时候非常喜欢看日本的推理小说，这其中就读了好多森村诚一。后来不再读小说了，森村当然也不再读。后来，森村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恶魔的饱食》，把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罪行介绍到日本社会。听说了，却没再读。
　　这次想采访就是因为《恶魔的饱食》，另外还因为，森村诚一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补偿诉讼支持会的成员，在支持会里，他是名气最大的成员之一。
　　当我们提出要采访森村诚一的时候，对方几乎是倒吸了一口气。他们说，森村诚一是日本影响非常大的作家，不轻易接受采访。我说：试试吧。几天后，接到消息说，森村接受了采访要求，采访地点安排在一个律师事务所。
　　下午两点以前我们赶到了那个事务所，上电梯时，碰到一个日本人，也提着一台摄象机。进了事务所才知道，这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森村那天到那儿接受中国人的采访，便赶了来，想趁机也采访几句。森村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
　　两点正，森村准时出现在门口，象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打扮得衣冠楚楚。和以前见过的日本人不一样的是，当开始介绍的时候，他便象玩扑克一样拿了一把名片在手里，一张张发给大家。
　　事先为这次采访准备了六个大问题，心里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森村诚一能说出我希望他说的话来。我想对于一个写了《恶魔的饱食》那样的作品、又参加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支持会的作家来说，应该不成什么问题。采访的开头让我备受鼓舞，觉得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当时我让森村对着镜头做一下自我介绍，森村诚一开口说：我叫森村诚一，日本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建立七三一细菌秘密部队那一年我出生在东京附近的琦玉县......但是接下去的采访却出于我的想象。
　　我准备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人证》中，您充分表现出战争、美军的占领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创伤，后来在《恶魔的饱食》中，您又充分地表现了日本作为加害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这其中，您有没有一个从关注自身民族的痛苦到关注其他民族的痛苦、从咀嚼自身民族的不幸到反思自身民族加害行为的过程？
　　森村诚一是这样回答的：不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所谓战争，就有受害和加害两个方面。人证是从受害的角度写的，恶魔是从加害的角度写的，只是角度的不同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作为日本一位知名的作家，您出于什么考虑参与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我想象他会说出一大篇让中国人心里热呼呼的话来，但他却一句也没说，连一点儿意思也没流露。他先是就知名这个词发了一通感想，比如日语比较难翻译，因此日本的文学作品不好介绍到国外之类，然后说：和正义、责任、义务相比，他更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陪他来的支持会的持永女士说：我和他们相处，很愉快－－天哪，这居然就是他参加支持会的动机，要知道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大笔稿酬拿出来交到支持会。
　　再往后他说的话就更离谱了。
　　采访过程中我发现森村换了好几种坐姿，这和总是正襟危坐的日本人有点儿不一样。我正以为是发现了作家的个性，他老兄已经开了腔：你们现在能不能不拍？我的腰不好，不能一个姿式久坐，拍出去让中国人说：这个日本人真没礼貌－－我不由得笑了：原来他比正襟危坐的日本人还要讲究。
　　接下来我问他：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被当年日军的残暴而感到震惊。更可怕的是，他们居然没有犯罪感。那些士兵，他们在家里很可能是老实、正直、善良的青年，为什么在那种时候，那种情况下会变成了野兽？日本人那时候是怎么啦？森村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比如一个家里，兄弟二人会经常打仗，但一旦和邻居打起来，两兄弟会一起对外。一个村里，邻居们会经常打仗，但一旦和外村打起来，又会团结起来。国与国也是一样。当与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政治家会把目的正义化，用正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从古到今，你没听说哪个战争的制造者或发动者说自己是非正义的吧？而一般民众，总是以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斗的，所以，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犯罪，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正义而战斗。
　　他说完了，我还等着，我以为他还该说点什么，可是他问我：这个问题这样回答可以吗？我赶快点头：可以，可以。可心里，我在想，他把日本人的责任放哪去了？我当时以为他是疏漏了，可后来才知道不是。
　　我又问了个有关美国的问题。日军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用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战俘做活体试验的罪行在战后是被美国包庇、从而逃过了惩罚的，我想《人证》中森村表现出对美国的深仇大恨，对这一段历史事实又知道得很清楚，想必会说出一番声讨的话来吧。但森村只是点点头，说，是真的，是美国为了得到细菌战的资料和七三一的人做了交易。对美国，他却开口就说：我个人很喜欢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只有美国说了算。当然别的国家可以利用联合国和美国对抗，可别忘了联合国设在哪儿，是谁出钱养着。要联合国对抗美国，就象要董事会对抗董事长一样。
　　我们又谈了一阵日本的政治动向。我说亚洲各国对日本很不放心，觉得日本有重走战争老路的危险。森村却连连摇头，说：当然日本国内是有人想那样干。可现在的世界政治，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决定的，日本即使想，也不可能重走战争老路。
　　采访结束时我顺便提了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森村先生，您现在在写什么？可以说吗？森村马上回答：可以啊，没什么保密的。我在给五家刊物写着连载小说。我吓得一愣。他有几分自得地接着说：这不是最高记录。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大概就是写《人证》的时候，同时给十三家杂志写连载呢。
　　想问的都问完了，我让摄象收拾家什。森村却意犹未足的样子。他和我们一起走出律师事务所，东张西望了一下，对我说：时间还早，到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
　　他和我们一起去咖啡厅，买了一大堆的食品和饮料，很大方地挥着手：都坐下吧，我请客。
　　一坐下他就热络络地和我们谈起了中国，两眼放光地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简直太喜欢了。中国的历史比日本的精彩，里面有许多很民主的东西。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你能设想一个随便什么人当天皇吗？于是我们就吃着他请的三明治、喝着他请的咖啡和他大谈中国历史，谈项羽、刘邦。我问他喜欢这两人中的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说：项羽。我说，我猜到你会喜欢项羽的，文人都喜欢项羽，而我更喜欢刘邦。他惊讶地看着我：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喜欢刘邦？我说，项羽只是匹夫之勇，而刘邦，则要聪明得多。我喜欢聪明的男人。
　　由此又扯到了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断的关系。森村的话，在这儿已经差不多可以算是大放厥词了：你知道日本受恩于中国（指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日本总是对中国怀着一种很深的感情。看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日本人会觉得心里别扭，这就象两家邻居，本来关系很好，现在看到一个邻居被外人欺负，就无论如何也想过去帮帮忙，总以为在自己的保护下邻居会感到更幸福。这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他这番话，无论如何都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是又想，如果他在说一个事实，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又扯了近两个小时的战争，给我的感觉，尽管森村写的都是具体的战争：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但谈战争的时候，他却很少谈具体的战争。在他那儿战争没什么正义不正义，也不分什么对与错。说战争，就是人类的事，人类发明了这样一种游戏来自相残杀。另外一个印象是，他总是很清醒地把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分开：战争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游戏，民众总是受害者，无论是受害国的民众和加害国的民众。
　　这个印象，后来更强烈了。
　　咖啡喝到下午整六点，森村站起来告辞，临走的时候再三说，他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下午，和我们的聊天给了他许多的灵感。他这种说法倒叫我莫名其妙，因为事实上整个下午差不多都是他在说，我在问和听。不过我想作家一般都有点自恋，自己把自己激动起来，然后就说是别人给了灵感。这么想想也就不再奇怪。
　　尽管森村的许多话我听着不舒服，但我得承认我喜欢森村这个人。这是个天生的作家，非常的感性。如果他喜欢某个人，那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人代表正义，而是他喜欢，反过来也一样。他的许多说法都生动有趣。比如，他睁大了眼睛对我们说：那些鼓吹战争的日本右翼比较坏，人长得也不象样，就说那个石原慎太郎吧（东京都知事，多次否定侵略战争），以前看他长得就不咋样，最近看到他，觉得他越发难看了。
　　去日本以前，我参加过一次中日学者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有关侵略战争国民责任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位日本律师说：发动战争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罪过，而日本人民是无辜的，在场的几位中国青年学者当即对此进行了激烈的驳斥。当时，我是非常赞同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的。但在森村这儿，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他只把罪恶归于国家、政治家，对参与其中的小人物、国民，他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和森村聊天的时候，我对他这种倾向总有点拿不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突然有了新的认识。
　　日本有个势力庞大的遗族会，全部是由战争殁没者的遗属组成。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亲人是护国之神。但日本还有个和平遗族会，在国内的时候，我看到介绍过来的和平遗族会的章程里说：夺去我们亲人的战争，是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苦难的战争。这句话感动了我。另外我还知道，这个遗族会的成员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诉讼，控告小泉违反了和平宪法。因此，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提出采访几位和平遗族会成员。
　　在采访森村的第二天，一位退休的职员坐在了我面前，他是和平遗族会成员，他的父亲战死在中国的湖北，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当父亲阵亡时，他才三岁，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没出生的妹妹。他兄妹四人，全由没有工作的母亲带大。讲起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时，有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他的母亲经常说：若是有一个孩子，就一起跳河死了；若是有两个，背着一个抱着一个也跳进去了。可是四个孩子，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同时跳进河里的－－战争，使一个女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苦难的过去使这位健壮的男人痛哭流涕。我抓紧时间把我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作为一个日本的普通民众，您觉得在战争问题上，日本国民有没有责任？他马上回答说：战争是天皇发动的，责任是他的，而我们只是受害者。我又问：您对您父亲战死这件事怎么看？他哭出声来，一迭声地说：我只想说，再也不要有战争了，再也不要有战争了。
　　回国以后找来了森村诚一的《人性的新证》。这本书，是他在八二年访华回去，写了三大本的《恶魔的饱食》，向日本社会全面介绍七三一的罪行后，以七三一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的一部侦探推理小说。一看之下，对森村多了几分敬意：当我们只满足于声讨七三一，而对七三一的具体情况其实不甚了了的时候，森村对七三一的一切做了详尽的研究，并且毫不隐瞒地介绍给日本的国民。当时这本书在日本引起极大的轰动，迄今已经印行了一百多万。我注意到，在书中，对罪行毫不隐瞒的揭露和对七三一老兵的深切同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书中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字句：这是日本对人类犯的罪、无法补偿的罪......但同时，森村认为，应该有一座纪念塔，那些七三一的受害者和参与害人者应该同时得到祭奠。我不敢同意他的话，但是我确实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站在一场具体的战争里，我们必须说谁对，谁错。但是站在战争之上看战争，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场由政治家为满足野心而发动却由下层民众送死的游戏。
　　似乎是受了森村的启发，一个想法在那个时候萌生：在做完手头的片子后，我希望我能能拍出另外一部片子。在这部片子里我不再谈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我只想让几位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和其他国家的侵略者和受害者开口，讲一讲他们在六十多年前的经历。我想用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这一切，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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