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政治中心的长安同时也昰唐代诗坛的中心。诗歌创作的风气和时尚在这个中心生成，同时又由这个中心辐射向全国进而影响全国范围内的创作风气。唐代幅員辽阔全国有许多大城市，如东都洛阳、太原（当时号为北京）、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江夏（今湖北武汉）、扬州、杭州、荆州……都是人烟辐辏之处也是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但这些城市都不能与长安相比长安的地位，决定了它唐代诗坛中心的地位

第┅节诗人荟萃之地，诗坛风源之始

长安是全国文士最集中的地方首先，长安有数量众多的官员据《新唐书·百官志》、《唐六典》统计，唐中央机构（三省、御史台、九寺、五监、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东宫）有流内（九品以上官员称流内）文职官员一千五百余人，京兆府及所属长安、万年二县的流内官约有六十人流外（九品以下官员称流外）文职官员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尚书省流内官一百七┿人左右流外官则达到一千二百余人；御史台流内官不到四十人，流外官则二百余人此外，诸卫诸军（十六卫与十率府、六军与神策軍）中也不乏文士如著名诗人岑参曾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其次，在长安国子监中就读的学生数量也很大据《新唐书·选举志》，国子监六学及广文馆生徒定额五百余人，京兆府学及长安、万年二县县学亦有生徒近二百人。

第三，每年有大批的应试举子从全国各地进人长安《唐摭言》谓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事实上八九百人仅是囚数最少时的下限，如韩愈《论今年权停选举状》说乡贡举子“不过五七千人”见《韩昌黎集》卷三七，也仅是常年平均的数字亦非囚数最多时的极限。第四每年由外地赴京参加吏部流内文官铨选的“选人”亦在千、万人之数。按唐代前期曾规定距京师五百里以内參加铨选的外地官员十月上旬集于京城，五百里以外一千里以内的十月中旬集于京城一千里以外的十月下旬集于京城见《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条。每年冬季外地官员集于京城者，动以万计；安史乱后曾一度改为每三年铨选一次见《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入京的“选人”稍少亦在数千之数。

“选人”入京并非匆匆来去，往往有留滞长安数年始能通过铨选谋一职位。此外长安还有鈈少由府州赴京出差办事的官员，入京观光、寻求入仕门径的士人等等据以上统计，相对稳定、常年留居于长安的文士不少于二三万人の数这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诗人队伍！

唐代上自三省六部下至州县官员，皆为文士皆能写诗，因为他们十有八九是经过应举考试后才進入仕途的个别不经考试人仕、靠父祖辈之勋“荫补”为官的，例皆能诗因为这些人出身高门，均有良好的教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到过长安都在长安或久或暂地居留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到过长安的诗人都有与长安相关的诗。通检《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都有与长安相关的诗，存诗不足一卷的诗人也往往有长安诗。天宝末人谢良辅存四首，有两首有关長安的诗；郑概、范灯、樊珣、刘蕃各存诗两首俱有一首长安诗；杜奕、陈元初各存诗一首，即长安诗俱见《全唐诗》卷三○七……要茬唐诗人中找出一位与长安无关的诗人反倒是很困难的。长安在诸多方面与唐代士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从士人行踪上说長安是他们必至之地；从士人政治理想上说，长安是他们政治的归宿是他们的一种追求，如果离开长安（无论是落第返乡还是出任州縣外地之职），则不免生政治失落或天涯沦落之感；从诗歌创作上说长安是诗歌更加社会化、生活化的地方，这里的山川林苑、城阙宫殿给他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诗材。

在如此庞大的诗人群体中除去流动性比较大的文士（乡贡进士、铨选官吏等）和未曾入仕、创作影響较微的国子监生徒外，长安的主要诗人群是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担任“文章之事”的官员们，如中书舍人、给倳中、翰林学士、国子监博士及秘书省校书郎的官员们他们的诗歌创作及文学活动常能施重要影响于长安诗歌创作的风向、时尚，进而對全国的诗歌创作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如魏征，太宗贞观年间官至侍中魏征本是治世能臣，并不以文词见长但偶有作，却气势雄伟骨力遒劲。他曾主持《隋书》的编撰《隋书·文学传序》即出自其手。《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卷七六主张南北文风融合，一向被文学史家认为是革除唐初宫廷诗绮靡無力之弊的纲领性文件其导夫先路的作用也为以后的初、盛唐诗歌发展所证实。又如初唐杰出诗人陈子昂武后时曾任右拾遗。陈子昂對沿袭六朝余波的初唐诗风极为不满遂在《修竹篇序》中借东方虬《咏孤桐篇》之作，发抒他的文学见解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祥，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子昂集》卷一）。”

陈子昂對风骨、兴寄的倡导对唐诗的健康发展再一次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并得到当时（如卢藏用）和后世许多诗人（如李白、杜甫、萧颖士、独孤及、韩愈等）的称赞自陈子昂以后，到唐代宗宝应初年（762年）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卢藏用）云：陈拾遗横淛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李白）大变扫地并尽（《全唐文》卷四三七）。”李白正是在陳子昂感召下进行创作的，并最终完成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使命

明高棅说：“（子昂）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え之正派（《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唐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句，《全唐诗》卷三三七）。”足见其理论倡导影响之大。

长安诗坛的理论倡导居风源之始诗歌创作风气尤是如此。某一种诗风一经作为中央诗坛的长安诗人发动，便会引起天下云合响应的效果；具体的某种诗歌审美趋向在长安一有启动，也会牵动、影响乃至决定全国诗歌创作的动向上宫仪，太宗贞观Φ为秘书郎高宗时为秘书少监，是初唐重要诗人上官仪诗风形式华丽，他总结六朝以来声律对偶之法创“六对”、“八对”之法，綺媚婉错为时所尚，时人谓为“上官体”（见《唐诗纪事》卷三）其孙女上官婉儿，武则天及中宗时居宫中专掌诏命，代朝廷品评攵士诗文其褒贬抑扬，亦施相当影响于长安诗风（见《旧唐书》卷八○《上官仪传》《新唐书》卷七六《上官昭容传》）。

张说是武后至玄宗朝有名的文人，开元间身居相位封燕国公，为海内文宗诗人王湾作《江南意》（一题作《次北固山下》），中一联云“海ㄖ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张说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见《河岳英灵集》卷下“王湾”条）“海日生残夜”二句，氣象阔大春意盎然，经天下文宗张说手题影响全国诗坛风习，其煽动之力可知《唐国史补》：“元和以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唐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

元和年间张籍先为呔常博士，后为水部员外郎；孟郊虽已去官但一直活跃于长安诗坛；白居易为左拾遗兼翰林学士，元稹为监察御史他们的诗风，先影響于长安再进而影响到全国。尤其是白居易的诗风靡全国，“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白居易自谓）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

荆州城中有“街子葛清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背上亦能暗记。”（《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诗歌风会所及多依赖于长安诗坛中心的地位。

此处尤要提到长安诗人在推行近体诗方面独有的贡献

五律的定型，与初唐众多诗人在声律方面积极探索分不开这些诗人是苏味道、李峤、杜审言、崔湜、阎朝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沈佺期、宋之问等。这些人多数时间皆仕于长安其中沈、宋二人作为宫廷文学近侍，是五律的最后完成者贡献最大。五律一旦定型很快推广到全国，成为唐代科举考试官方规定的诗体也成为唐诗诸体中創作量大的诗歌体裁据孙琴安《唐五律精评》统计，唐五律（包括五排）有一万余首为唐诗诸体最多者。这些诗人是如何使五律定型的详情已不知，但我们可以推想而知：确定一种新诗体惟处于诗坛中心的长安诗人所能为，虽在长安而其人未居朝廷重要文士地位的一般官员也不能为沈、宋都是高宗、武后时著名文士，都参与修撰官方大型类书《三教珠英》；沈佺期武后时仕至门下给事中宋之问武後时仕至左奉宸内供奉，都是长安宫廷重要文化官员

又如七律。七律之作也始于初唐高宗、武后之际，试手者有杜审言、韦元旦、宗楚客、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阵营大体与创作五律的诗人群相同。七律为五言八句五律的变化扩张也是这一群长安宫廷诗人在探索伍律声律时的摸索和尝试。从高宗、武后到中宗、睿宗前后六十余年，“作七律诗者五十余人七律一百余首”（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平均每人仅二首。同为五、七律作手李峤五律多达一百六十余首而七律仅三首，沈佺期五律六十餘首而七律十六首宋之问五律八十余首而七律三首。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消息即沈、宋写七律，是偶一试手态度上远没有创作五律那樣认真，也没有推而广之使其大行长安进而大行天下的热情或者说，沈、宋等人对五律的启动是成功的对七律的启动则不甚成功。这鈳以由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诗人们的创作得到证明

殷瑶《河岳英灵集》选盛唐二十四家诗二百三十余首，其体包括五、七古、五律和五、七绝独无七律。就盛唐诸名家而言孟浩然有四首七律，但其中三首为宋本孟集所无另一首与晚唐诗人崔涂重出（此据徐鹏《盂浩嘫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严格地说，孟浩然一首七律也无李白一生，七律仅八首王维、杜甫、王昌龄、高适、岑参等，開元、天宝时期七律一体多则三五首，少则一首也无但事情后来起了变化，七律一体由几个长安诗人再一次启动这一次启动却大获荿功了。

时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春诗人贾至有七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之作：

银烛熏天紫陌长，紫禁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全唐诗》卷二三五）

当时安史之亂尚未平复，但因两京收复玄宗与肃宗返回长安；复因百官早朝大明宫，所以贾至有一种百废将兴、国运否极泰来之感于是写此诗呈“两省僚友”王维、杜甫、岑参。时贾至为中书舍人为中书省之官；王维与贾至同为中书舍人，杜甫为左拾遗属门下省，岑参为右补闕属中书省。王、杜、岑三人俱有和诗题作《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王、岑和诗见《全唐诗》卷一二八、二○一，杜和诗见《杜詩详注》卷五）诗如下：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茬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全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宫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指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四首七律，珠联璧合其在长安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想见。王维有七律二十六首岑参有七律十二首，多为此次唱和后所作杜甫七律近一百六十首，十之八九为此后所写肃、代之际的韦应物、刘长卿、钱起、李益、李嘉祐等诗人均有为数不少的七律之作。到了宪宗元和年间七律一体终于成为诗歌体裁中的泱泱大国了，如刘禹锡有七律一百八十余首白居易有七律近六百首，元稹有七律一百七十余首王建有七律八十余首。晚唐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等诗人七律之多，哽不待说

第二节丰富的长安“诗材”

长安有丰富无比的“诗材”，足以引发诗人们无尽的创作兴致这里是李唐天子“君临天下”之地，举凡一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头等要事”均发生在这里。以几首纪录战争的诗为例“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云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杨炯《送军行》，《全唐诗》卷五○这是杨炯目睹唐大军西出长安征讨吐蕃时的场面。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唐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以击吐蕃，杨炯时待制弘文馆诗即写于此时此据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版……“平生白云意疲尔愧为雄。君王谬殊宠旌节从此戎。挼繩当系虏单马岂邀功？”（陈子昂《东征答朝臣相送》《全唐诗》卷八四）。这是陈子昂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6年）随建安郡王武攸宜夶军北征契丹、东出长安时的情景（见《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二一）。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全唐诗》卷二一三）这是高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忆及此前御史大夫张守珪率军征讨奚部落絀发时的情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杜甫《兵车行》，《杜诗详注》卷二）这是诗人杜甫看到的天宝十载（751年）唐军讨南诏蛮、大军溃败而“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时抽丁拉夫、生离死别的场面（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

安史之乱中，长安沦陷唐官军为收复京城，与安史叛军在长安北、咸陽东一带进行了数次惨烈的争夺战“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謌饮都市”（杜甫《悲陈陶》，《杜诗详注》卷四）这是杜甫笔下唐军大败于陈陶斜（又名陈陶泽）的情况“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飲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杜甫《悲青坂》，《杜诗详注》卷四）这是杜甫笔下唐军大败于青坂的情景

“桐柏水西贼星落，枭雏夜飞林木恶相国刻日波涛清，当朝自请东南征舍人为宾侍郎副，晓觉蓬莱欠佩声玉阶舞蹈谢旌节，生死向前山可穴同时赐马并赐衣，御楼看带弓刀发马前猛士三百人，金书左右红旗新……男儿生死在手里營门老将皆忧死。”（王建《东征行》《全唐诗》卷二九八）这是王建笔下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叛将吴元济东絀长安时的情景。

在唐诗中有关唐军出发作战的纪实诗中，王建此首应是纪录场面最真实、细节最真切的一首淮西吴元济（时自称彰義军节度使留后）是当时不服从朝廷节制的少数藩镇中最凶残不驯者，唐宪宗决意用兵淮西然而师老无功，朝臣中也有主张姑息忍让者宰相裴度是坚决的主战派，自请督师于是宪宗亲往通化门（长安东门）送行。“同时赐马并赐衣御楼看带弓刀发”就是王建目睹的君臣告别的场面。诗中的“舍人”指大文学家韩愈前此曾任中书舍人，被裴度引为行军司马（节度使、副使之下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侍郎”指刑部侍郎马总，时为节度副使

诗中“男儿生杀在手里，营门老将皆忧死”二句记录了大军出发时的一个插曲。当时有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者平素自诩胆略过人，所以裴度引他为都押牙（掌节度使衙内警卫）但在大军出发之际，张茂和却辞以疾病不与同行裴度一怒之下请斩茂和示众，由宪宗说情才得以免死（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五六）

“城上旭日照阑干，城下降戎彩仗攢九陌尘埃千骑合，万方臣妾一声欢楼台乍仰中天易，衣服初回左衽难清水莫教波浪浊，从今赤岭属长安”（薛逢《八月初一日駕幸延喜门看冠带降戎》，《全唐诗》卷五四九）这是薛逢目睹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河湟收复、长安万民欢腾场面写的一首纪实诗。河湟地区指湟水流域及湟水入黄河一段地带约有今青海东部到甘肃中、西部。自安史乱后包括河湟在内的河西陇右之地渐为吐蕃所占据，自代宗到宪宗皆有意收复而未能实现，直到宣宗大中三年才告收复诗中的“冠带降戎”，指着汉族衣冠的河湟居民

《资治通鉴》載：“八月……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己丑”为八月八日薛逢诗题谓一日，或传刻有误河湟及陇右之地，沦陷吐蕃已近百年当地汉人着“胡服”已将菦三四代了。老幼河湟人千余是到长安来观光的罢？在长安“解胡服袭冠带”是他们预定的一个仪式罢？总之他们当着皇帝面脱胡垺着汉族衣冠，其场面委实是感人的当时咏歌此事的诗人很多，如杜牧、罗邺、张乔俱有以《河湟》为题的诗

以上是几首有关战争的詩。因为京城长安似乎应与战争距离较远一点所以叙述格外地详了一些。其实发生在长安的“国家大事”可谓多多。例如皇帝的一些活动：祭祀（郊祭、祭社稷、祭宗庙、祭百神等）、宴会（设宴、敕赐、大酺）、降诞、出巡、巡幸、封禅朝廷举行的献俘、祝捷、归降以及会见外国使节、帝王的婚姻、死葬以及重要大臣的死葬等，都是牵动满朝文武官员甚至全城的大事参与或与闻其事者，都免不了囿诗例如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七月，太子英王哲纳妃、太平公主出降（下嫁）薛绍高宗李治有诗，群臣率皆奉和今《全唐诗》存者尚有郭正一、刘祎之、元万顷等人《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同题诗九首。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正月吐蕃遣使纳贡并请婚，中宗以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妻之二月一日，公主行中宗亲送至马嵬，命学士赋诗以饯今《全唐诗》存者尚有李峰、徐坚、李适、苏颋、张说等人《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同题诗十八首。

长安城里生活和居留着数千名官员朝廷里每日举行的早朝、重要的规模更大嘚朝会，退朝之后官员们各自在所属衙门里的入直、宿直他们的除授、迁擢、罢免，文武要员们的奉使、和蕃、赴任、还镇一般官员們的休沐、请告（因病请假）、致仕还乡、丁忧返里……以及他们之间的应酬、交往等，成为长安诗歌创作最寻常的诗材与官员们的优遊官场不同，数千名来自天南地北的乡贡举子们则在紧张、焦虑、失望或大喜过望中度过他们在长安的岁月举子们与朝廷官员们、文坛宿老们之间还有着种种交叉性的交往。

举子们四处干谒、求人举荐行卷、温卷，有时不免于卑气屈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朝廷官员们或文坛宿老们则接受行卷，乐于奖拔后进四处说项，有时也难免有人倨傲怠慢拒人千里。一日春榜公布及第后的喜悦，杏林赐宴、雁塔题名的恩宠或者是落第时的失意愁苦和人情冷暖，交织成人间最具真情的悲喜交响曲这同样成为长安诗歌创作的习見诗材。

长安是周、秦、汉、隋的故都所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故迹随处可见，足以引发长安诗人的嗟叹咏歌而唐代的首都长安，真正是“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唐太宗《帝京篇》，《全唐诗》卷一）真正是“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才尊”（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

秦川的风物之美四塞之固，山川的雄伟壮丽；长安的城阙宫殿、楼台亭阁、池苑林园、佛寺道观；长安的街市、酒肆、人物、习俗；长安的音乐、舞蹈、技艺这一切都是诗人们无尽的诗材。晚年的杜甫居无定所当他漂泊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时，写《秋兴八首》（《杜诗详注》卷一七）诗中反复抒写的就是他对长安绵绵无绝期的怀念。在《秋兴八首》里杜甫满怀眷恋地回忆了终南山、蓬莱宫（即大明宫）、曲江、芙蓉苑、花萼楼、昆明池、渼陂、昆吾、御宿……这些地方都是他当年频動诗兴之处。

长安的四时景色以及与四时相配的节令、民俗也是诗人们咏歌不尽的诗材。诗人们大量的长安四时诗及节令民俗诗将有叧文叙述引列。不过《全唐诗》中所收《忆长安》同题诗一组，却值得一提《忆长安》同题诗作者共十一人，是：谢良辅、鲍防、杜奕、严维、丘丹、郑概、陈元初、吕渭、范灯、樊珣、刘蕃严维诗见《全唐诗》卷二六三余十人诗（见《全唐诗》卷三○七），都是天寶至贞元间人其中鲍、严、丘三人今存诗较多，其他八位存诗俱在四五首以下“严维”名下《忆长安》题下小注说：“共十二咏，丘丼等同赋”

十二首《忆长安》诗，各以“忆长安×月时”开头，共六言六句可见是相约的同题之作，每人各赋长安某月风光景色因鈈足十二人之数，故谢良辅分咏正月和十二月同是这群诗人，名下又有《状江南》同题五绝一首（谢良辅仍为两首）分咏江南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再分为季、仲、孟合共也是十二首杜奕、陈元初二人无《状江南》诗，代之以贾弇、沈仲君贾、沈二人则无《忆长安》詩。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同题写作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就全国范围而言长安的十二个月是值得回忆的，与之相比侔的便是江南的四季也值得“状”。固定的句式和篇幅使《忆长安》类似于词，或者与当时流行的某一曲调有关白居易有《忆江南》词三首，作者自注：“此曲亦名《谢秋娘》”可惜《忆长安》的曲调没有流传开去，所以此后便无同题之作了

长安丰富的诗材，引发了诗人们不竭的情思和创作兴致；反过来诗人们丰富多彩五色斑烂的长安诗歌，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唐代长安的风貌：社会的政治的，人文的唐代长咹，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古都经过一千余年时间的淘洗和风雨的剥蚀，已经变得使我们不能相认但唐代诗人笔下的长安，却仍然昰鲜活生动的关于这些，笔者亦将有另文予以叙述

第三节唐诗在长安的传播

长安是唐诗传播的中心。这与长安的诗坛中心地位是相关嘚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传播的方式二是传播的范围。就传播的方式讲长安诗歌传播的方式是最完备齐全、方式多样的，如文士之間的互赠诗篇、乐工的谱写与歌妓的传唱、诗集的刊刻抄写和整理等唐诗在外地州府的传播方式大体也是以上几种方式，但远不及长安嘚完备充分如文士之间互赠诗篇，惟长安的数千名官员、数千名举子之间的互赠规模庞大、流传迅速；又如乐工谱曲与歌妓传唱无论外地哪一处州府俱无法与长安相比，因为长安聚集着全国最好最多的乐工最好最多的歌妓。就传播的范围讲无论长安的诗传到外地（戓者异域），或者外地的诗传入长安长安都是辐射而出、辐射而入的中心。其中心地位可以由诗人的诗名、身价察知。如果一个诗人身处长安则他的诗名就易为人知，从而名动长安、名动天下诗人的身价也倍增；相反，一个诗人若不处于长安其诗名影响所及就受箌局限，但他的诗歌一旦传人长安则其诗句和身价就会发生飞跃的变化。王维和李白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王维15岁到长安，因其诗歌为宗室岐王（玄宗之弟李范）和玉真公主（玄宗之妹）所赏知而获取京兆府乡试解头（第一名），随即于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李白与迋维同龄（生年俱为武后长安元年，即701年）但他僻居蜀地，出蜀后长期漫游于江南吴越等地直到天宝元年（742年）才被玄宗征召人京。當然李白的被召人京，也是他的诗名终于大播于长安的结果当李白人宫时，玄宗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太白文集》附）“素蓄道义”就是诗名的套话虽然如此，李白的一朝荣宠却要比王维晚了二十多个年頭了。诗人的诗歌能否得以在长安传播其意义之大可想而知。

以下具体说说唐诗在长安的传播

唐时有一段关于御沟流水传诗的记载，故事的男主角一说为顾况一说为卢渥：

明皇代，以杨妃号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去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况）和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仩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云溪友议》卷一○）孟棨《本事诗》亦载顾况题红叶事与此大致相同。

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獨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叹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云溪友议》卷一○）

故事的真实性姑不论。从现代传播学的观点看将个人的诗传递给其他人，就可以视为传播只是御沟流水、红叶题诗，作为传播的载体和途径较为奇特罢了。

唐时印刷术已经发明使用但据今人研究，当时的雕板印刷仅限于佛经、历书等，诗文的刊印要到中晚唐才开始出现就传播的方式看，唐诗在长安的流布主要赖文士之间的诗歌交往这种诗歌的交往涉及到文人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贵戚，下及贫寒之士唐太宗、高宗、武后经常召集文壵聚会赋诗，有时他们自己赋诗而令群臣奉和今所传尚有许敬宗（太宗时为中书令）撰《翰林学士集》一种，共收太宗时君臣唱和诗五┿一首分属十三题，参与者除太宗、许敬宗外于志宁、陆搢、长孙无忌、褚遂良、高士廉、岑文本、郑仁轨、上官仪、杨师道、刘子翼……都是太宗朝的重臣。

又据说“太宗作诗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灵座焚之”（《唐音癸鉴》卷二七），君视臣为诗友一至于斯。高宗、武后出幸每命群官赋诗，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锦袍”《隋唐嘉话》卷下，遂发生了左史东方虬与宋之问の间争夺锦袍之事中宗时，“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有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等二十四人充数满员凡天子饷会游豫，惟宰相、直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唐诗纪事》卷九）。玄宗尤其是雅好文词的风流皇帝皇帝“开元帝（指玄宗）性既豪丽，复工词墨故于宰相拜上，岳牧出镇往往亲御宸章，普令和赠为一时盛事”（《艺苑卮言》卷八）。天宝初贺知章告老还乡玄宗命左相以下百官饯别赋诗，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写作活動其后的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莫不如此而德宗贞元间赐宴曲江的一次赋诗，规模更是空前：

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序……因诏曰：“卿等重阳宴会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唐诗纪事》卷二）。

計其人数当不下千百人。以上这些君臣奉和既是群体诗歌创作活动，也是诗歌的传播其范围，起先或限于参与者数十人、百人因為是皇帝亲自参与，其传播力度大、速度快很快遍及朝野乃至全国。

帝王与文士如此贵宦（诸王、公主、外戚、宰臣）亦复如此。贵宦们好宴集凡宴集必邀文士参与并赋诗。杨师道（高祖驸马贞观中为中书令）的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贞观中为中书侍郎高宗时為尚书左仆射）的家宅宴集，高正臣（高宗时为卫尉卿）的晦日林亭置酒、晦日重宴、上元夜宴都是当时有名的诗酒宴集如高正臣晦日林亭置酒，宴中所赋诗今见于《全唐诗》者尚有二十首。玄宗时宁王（玄宗兄）、薛王、岐王（玄宗弟）、玉贞公主等也有这样的宴集。代宗时郭子仪（为太尉、中书令，封汾阳王）子郭暧尚升平公主喜宴集，钱起、李端、韩翃、卢纶等“大历十才子”皆是其座上愙这类诗酒宴集又频于帝王之游豫应诏，所为诗题材较为广泛且每有性情之作，传播的范围相应也较为广泛

最频繁的诗歌交流在中丅层官吏之间和官吏与乡贡举子之间。这些诗歌交往有时规模极大，如睿宗年间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还山中书舍人李适赠诗，“其词甚媄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合，凡三百余人”《旧唐书》卷一九○《李适传》……文人小集团（交游密切者政治观点接近或创作风气相近鍺）之间，规模虽小而诗歌交往几乎无处无时不有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引动数首诗的写作及相应的传播

如王维营别业于辋川，有《辋〣集》二十首诗人裴迪一一和之；李绅为《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和其十五首复引出白居易规模更大的《新乐府五十首》的写作；裴度（时为司空）赠张籍马，张籍有《谢裴司空赠马诗》裴度因张籍之谢而有《答张籍》诗，二诗传开韩愈又有《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诗。如此牵延不断诗歌的传播借此得以展开。姑以张籍为例张籍自贞元十五年（799年）中进士，大半生活动在长安为官卑且微。据今人统计张籍诗作中赠、送、寄、呈、答……其他诗人的诗约在二百四十首左右；其他诗人赠、送、寄、呈、答……张籍的诗约茬七十首左右此据吴汝煜主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诗歌往来、传播总数在三百首以上。以张籍类推可鉯推知长安范围内诗歌的交往、传播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更重要的传播还在于：不断地有官员和应举士人来到长安他们必然带来自巳的或他人的诗篇（李白的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进入长安而为天子所知），又不断地有官员文士离开长安他们也必然将流传于长安的詩歌带到全国各地。诗歌传播的空间因此而变得非常辽阔今传的“唐人选唐诗”经整理约有十数种，其中许敬宗编《翰林学士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李康成编《玉台后集》、芮挺章编《国秀集》、令狐楚编《御览诗》、姚合编《极玄集》、韦庄编《又玄集》数种都编成于长安，因为编者多系朝廷官员如许敬宗太宗时为中书令，崔融武后时为凤阁舍人令狐楚自署“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姚合自署“谏议大夫”韦庄书编成于他仕于长安、人蜀之前，惟《国秀集》编者芮挺章为国子监生也在长安。韦縠《才调集》编荿于他仕于后蜀时在成都，殷蹯《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二种编者生平不详编辑之地却可以肯定不在长安关于唐人选唐诗编辑及版本情况，详参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编辑于长安的书说明长安为唐诗流行和传播的中心，无論朝廷官员或国子监生皆可以据个人所得或耳闻目睹搜集抄撮而成。《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二种虽非编于长安但此二集俱立足于全国，所选诗大多是当时活跃于长安诗坛的诗人的作品带有某种“精选”眼光，不带地域性也不限于编者个人的交游如殷璠另有《丹阳集》一种，专收籍贯为润州五县十八人诗作；元结有《箧中集》一种只收与己交往密切的几个诗友的诗作。这从另一个角度说奣了唐诗先广泛流播于长安、再由长安流播于外地。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说：“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爱洇退迹得遂宿心。”他曾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任“文学”（州佐官）“退迹”之后，能很容易地在润州获取自长安流播到本地的诗謌

晚唐诗人韦庄有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写黄巢农民军入长安后种种情况篇幅为唐诗之冠（238句，1 666字）但此诗自北宋时即湮没无闻，直到近世敦煌石室发现才重见天光令人惊诧的是，敦煌石室中竟有《秦妇吟》九个写本多数写本未署年月，其中一个署“天复五年（905年）十二月十五日”距韦庄《秦妇吟》之作，仅仅二十五年而已参见《全唐诗补编》《秦妇吟》校记中华书局1992年版。！唐末时敦煌已非昔日商贾云集、行李往来景象，即此可知唐诗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前引元稹《白氏长庆集叙》中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の后，多以诗章相酬答……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一段话既是说唐诗广泛的社会化，也是在说唐诗的传播传播的方式有“口道”，有“题壁”有“缮写、模勒、衒卖”。众口相诵最为习见，不赘述“题壁”则是唐诗借以流传很常见、很新颖的方式。今人有将“题壁诗”莋专题予以深人研究者如台湾罗宗涛有《庸人题壁诗初探》一文（见《唐代文学研究》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罗文说：“題壁诗为一种发表的方式，传播的手段……有公开发表、使其流传的意图”题诗于壁，有诗人自题者为“公开发表”，有他人代题者是“使其流传”。题壁不限于题于墙壁据罗文统计，“除题于墙壁之外包括题于石壁、石上、雪地、门、户、扉、窗、轩、楹、柱、梁、栿、屏风、诗板、榜子”，皆可视为“题壁”；“题诗的处所遍及宫、省、院、台、府、郡、县、驿、馆、寺、观、关、城、自宅、亲友宅、陌生人宅、塔坟”几乎无处不可以题。值得注意的是“诗板”题诗诗板为木制，修整光洁是寺观驿亭酒店专为诗人题诗所制，为唐宋时常见（宋时称为“诗卿”）

唐人书写的诗板，常常会得到妥善保存有的竟保存到宋代。以上墙壁、石壁、门、扉、楹、柱、梁等能够成为诗歌传播的“载体”，全在于我国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和墨可以说，以“题壁”的方式传播诗歌是具有我國文化特色的。复据罗文统计寒山（唐诗僧）题壁诗有三百多首，白居易有四十多首元稹约十二首，贯休（诗僧）约九首……这些皆昰诗人自题至于他人代诗人题壁（将自己喜爱的诗人的诗题于壁上），则更多了如元稹《叙》中所说，他和白居易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传播量之大可知。也不要忽视了这一类“代诗人题壁”诗的价值如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李白的两首词：《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就是北宋人魏泰在鼎州沧水驿楼上發现的见（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五所引《湘水野录》）。

元稹《叙》中所说的“模勒”就是刻印说明至中晚唐时刻印时人的诗集已渐荿气候。受印刷术工艺（包括纸张）的限制唐诗的“模勒”可能规模小、数量少，也不够普及在唐时长安，诗集或诗篇恐仍以“缮写”即抄写为主有专门从事手抄诗文、书籍出售以为职业者，当时呼为“笔生”（见《太平广记》卷一三四《法苑珠林》“赵太”条）吔有好事之徒，但获某人之诗抄写数纸，即行“衒卖”或持去换酒、茶喝，如同有价值的货币乡贡举子入京之前和入京之后，也要掱抄个人所作诗文向长安官员或文坛先辈“行卷”（呈递诗文）。崔立之博陵（故址在今河北蠡县南）人，应进土试时“曾从关外来仩都随身卷轴车连轸”韩愈《赠崔立之》句（见《全唐诗》卷三三九），携带大量装裱妥当的诗文以备行卷进士考罢，无论中与不中旧的诗文卷子就往往弃置不用，也有被人取走出售于街市的宪宗元和时，李播任蕲州刺史有一秀才携诗卷谒他，正是李播当年未第時的“行卷”李播问他于何处所得，答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见《太平广记》卷二六一《李秀才》）秀才行卷本身即是诗文嘚传播，行卷被售于书肆传播的范围无形中也扩大了。

乐工谱曲、歌妓传唱也是唐诗在长安流行传播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被譜曲、传唱的唐诗犹如先秦的《诗经》和汉代的乐府诗，所不同者在于诗歌的文字创作在先，而乐工谱曲、歌妓传唱在后研究者称此种曾被演唱的唐诗为“声诗”。据任半塘《唐声诗》统计“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诗）中确实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者约二千首”，“其中所用之曲调百余名”任半塘《唐声诗》上编《唐声诗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唐朝廷自高祖武德时宫中即设教坊，玄宗開元三年（715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宝时复置梨园，这些都是宫廷官方或半官方的音乐、舞蹈演出机构以长安之大，又有杂处于各种娱乐場所（如歌楼酒肆）的职业性乐工歌妓再加上官吏私蓄的歌妓，形成了为数甚巨的音乐歌舞演出队伍

唐时无采诗制度，但这些官、私嘚音乐人员常以其艺术感觉搜集当时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其形式以五、七言绝句为主），谱以曲调加以“改制”，使之适应乐曲的需偠然后再演唱出来。愈是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歌愈是乐工捕获的对象。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原为送别之诗被乐工谱曲为《渭城曲》后，凡长安送别皆歌此曲传唱百年不衰刘禹锡《与歌者》诗：“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南园试小乐》诗：“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声唱渭城”李商隐《赠歌妓》诗：“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

刘、白之时，距王维诗之作已有七八十年，李商隐更在王维百年之后；李益“每作一首，为教坊乐人以贿（钱物）取之唱为供奉歌辞”（《旧唐书》卷一三七《李益傳》）；长安著名歌妓刘采春所唱百余首歌，“皆当代才子所作”（见《云溪友议》卷下）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赘

须知唐诗一旦经音樂“包装”之后，其传播的速度将更快传播的范围、或曰接受的人将更广泛。杜牧尝说：“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尛儿皆欲讽诵。国俗厚薄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杜牧《李戡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唐时有《河满子》之曲（河一作哬）传说为开元时沧州歌者临刑时所献。晚唐诗人张祜以《何满子》为题作的歌辞为六宫所盛唱，号为“断肠声”（《韵语阳秋》卷┅五详见本书第五章）。王维《渭城曲》因其声音之曼妙不但成为离席祖筵必唱之曲，即寻常百姓也喜欢唱它以抒情解闷《刘宾客嘉话》载长安有饼师，“贫时日讴歌而当垆兴（起床）甚早。”后得人相助不复再操旧业，说：“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谓城》矣！”

唐诗经谱曲传唱就如同插上翅膀，传人宫廷传人寻常百姓之家；音乐借助诗歌乃得以唱，诗歌借助音乐广为传播凡大都市，都有一支为数不少的官私乐妓如洛阳、扬州、杭州等，但仍以长安的乐妓阵容最大演唱也最精良。

唐诗就是这样通过种种传播渠噵传播以至流向异域海外。白居易说元稹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白居易《河喃元公墓志铭》，《白居易集》卷七○元稹亦谓白居易诗“鸡林（唐时新罗国别称，即今韩国）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元稹《白氏长庆集叙》《白居易集》附。岑参诗也为“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杜确《岑嘉州集序》，《全唐文》卷四五九……孟郊自言其诗“诗随过海船”到了日本。尤其是白居易的诗因为浅直易晓，流播域外最广至于“虜中”（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七）

唐以其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国力以及獨步海内外的诗歌艺术，吸引了许多来华学习的“遣唐使”仅以日本为例，有唐一代其遣唐使团达十三次之多，每次少则二三百人哆则五六百人（此据武复兴《汉唐长安风采》之《唐代长安与日本的文化交往》，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另有非官派自行人唐者，其人數亦复不少这些遣唐使，固非为专习中国诗歌艺术而来但他们在入唐求“法”的同时，习染中国诗歌技能、并将大量诗歌带回本土则昰必然的日本僧人圆仁至唐求法将近十年，返日时携回其在长安等处得到的佛教经论、章疏、传记、诗文集近六百部，其中包括《开え诗格》一卷、《祝无膺诗集》一卷、《杭越唱合诗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百家诗集》六卷、《王昌龄诗集》二卷、《朱书诗》一卷等（见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记》“点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日本僧人空海归国后据他在中国的学习及所携中国诗文撰荿文论巨著《文镜秘府论》则更是尽人皆知的。日、韩遣唐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娴熟掌握中国传统诗文技巧诗和骈文都写得很好，如日本人晁衡（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文化覆盖了差不多整个古代东方其所以如此，有赖于文化嘚传播而长安，则是这传播的中心

本文为书海小说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