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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64天休，一个月30天，周末两天和周五超市会忙一点，剩下四个星期一到四。可以周一到周四每天给3个人休息，16乘以3等于48，剩下16天在每个星期56日给一个人休息。差不多就刚好这样了。不过这种排班比较不平衡，会造成工作不均。还有一种是每天休息2个人，找几天不忙的时候休息3人，这样比较平衡。具体要看你超市的日常生意情况选择。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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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只在人名对应的B列位置填写上班两个字就行，C,D两列自动分别显示出人名。C2公式：=IF(B2=&上班&,A2,&&)D2公式：=IF(B2=&上班&,&&,A2)然后同时选中C2、D2，下拉填充公式。
是这种形式的，
人员多不，大概有多少
先看一下上图，每个数字代表一个人名，A单元格中包含的人名，用什么符号作间隔不要紧，只要A中含有的名字，B中就不会出现。如果A是空白时，B也为空白。如果是放假等A中没有上班人员，又想让B不为空白，而是显示出全体人员，你只要在A中不为空就行，比如在A中填个放假、周末、休息等都行，这样B就会全体显示出来。你是不是在D2填公式？我把公式弄好发给你，这样你只把公式中的中文数字换成人名就行了。D2单元格公式为：=IF(C2=&&,&&,IF(ISERR(FIND(&一&,C2)),&一，&,&&)&IF(ISERR(FIND(&二&,C2)),&二，&,&&)&IF(ISERR(FIND(&三&,C2)),&三，&,&&)&IF(ISERR(FIND(&四&,C2)),&四，&,&&)&IF(ISERR(FIND(&五&,C2)),&五，&,&&)&IF(ISERR(FIND(&六&,C2)),&六，&,&&)&IF(ISERR(FIND(&七&,C2)),&七，&,&&)&IF(ISERR(FIND(&八&,C2)),&八，&,&&)&IF(ISERR(FIND(&九&,C2)),&九，&,&&)&IF(ISERR(FIND(&十&,C2)),&十，&,&&)&IF(ISERR(FIND(&十一&,C2)),&十一，&,&&)&IF(ISERR(FIND(&十二&,C2)),&十二，&,&&)&IF(ISERR(FIND(&十三&,C2)),&十三，&,&&)&IF(ISERR(FIND(&十四&,C2)),&十四，&,&&)&IF(ISERR(FIND(&十五&,C2)),&十五，&,&&)&IF(ISERR(FIND(&十六&,C2)),&十六，&,&&))长了点，是一个公式来着，把一二三四....换成十六个人名。然后选中D2，下拉填充，往下填充公式。
公式是什么啊
看上面，已经发了的。你没看到吗，那很长的一段公式就是了。这么长的公式，在表格中修改不太方便。建议你先粘贴到一个TXT文本文档中，把人名换好后，再复制到表格中的D2单元格。然后下拉D2填充往下公式。
兄弟真的感谢了，我在研究研究
没有公式啊
=IF(C2=&&,&&,IF(ISERR(FIND(&一&,C2)),&一，&,&&)&IF(ISERR(FIND(&二&,C2)),&二，&,&&)&IF(ISERR(FIND(&三&,C2)),&三，&,&&)&IF(ISERR(FIND(&四&,C2)),&四，&,&&)&IF(ISERR(FIND(&五&,C2)),&五，&,&&)&IF(ISERR(FIND(&六&,C2)),&六，&,&&)&IF(ISERR(FIND(&七&,C2)),&七，&,&&)&IF(ISERR(FIND(&八&,C2)),&八，&,&&)&IF(ISERR(FIND(&九&,C2)),&九，&,&&)&IF(ISERR(FIND(&十&,C2)),&十，&,&&)&IF(ISERR(FIND(&十一&,C2)),&十一，&,&&)&IF(ISERR(FIND(&十二&,C2)),&十二，&,&&)&IF(ISERR(FIND(&十三&,C2)),&十三，&,&&)&IF(ISERR(FIND(&十四&,C2)),&十四，&,&&)&IF(ISERR(FIND(&十五&,C2)),&十五，&,&&)&IF(ISERR(FIND(&十六&,C2)),&十六，&,&&))
现在看到公式了吗
变这么复杂了。。我已经理解不了
你先复制粘贴到一个txt文本文档中，把汉字改成人名。再粘贴到D2单元格。
这么长的公式，直接在表格中改人名不太方便
呵呵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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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著作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古拉格:一部历史》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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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囚犯歌曲
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者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放弃自己的家庭、子女以及圣彼得堡的安定生活，与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她的传记作者描述了她的流放之旅，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段几乎无法忍受的艰难历程：
一天接着一天，雪橇向看不到头的地平线全速前进。仿佛困在一个密闭的时间容器里，玛丽娅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流放之旅产生了虚幻的感觉：不睡觉而且几乎不吃东西。她只在更换驿马时停下来，喝一杯用随身携带的黄铜茶炊煮好的热柠檬茶。三匹马俯首奋蹄拉着雪橇，以令人发狂的速度将空旷的道路飞快地甩在身后。“驾……驾！”赶雪橇的人吆喝着，马蹄溅起大片雪雾，挽铃叮当响个不停，预告着雪橇过来了……1
一个多世纪以后，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同牢难友读到一段关于一名贵族穿越乌拉尔山脉的旅程的类似描写，然后羡慕地感叹道：“我一直以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经历了最可怕的磨难……”2
没有马拉雪橇以“令人发狂的速度”运送二十世纪的囚犯穿越西伯利亚雪原，中转站也没有黄铜茶炊煮好的热柠檬茶。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可能在踏上流放之旅时哭泣过，但是，步其后尘的二十世纪囚犯甚至一听到этап—意为“押解”的监狱行话—这个词就会不由自主地立即感到让人口干舌燥的担忧甚或恐惧。每一次押解都使囚犯突然来到陌生的地方，离开熟悉的难友和熟悉的环境，无论那里的条件多么差。更加恶劣的是，押解囚犯的过程—从监狱到中转监狱，从中转监狱到劳改营以及在古拉格系统的劳改营之间—是肉体折磨、公然施虐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古拉格的行为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方面。
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磨难的人来说，押解具有象征意义。逮捕和审讯是进入古拉格系统的见面礼，而乘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则象征着囚犯在地理上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断绝了关系，同时象征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坐在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驶向东部和北部的火车上，囚犯难免心潮澎湃。那位没能恢复其美国护照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他所乘坐的火车启程开往科雷马时所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的火车驶离莫斯科，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一个月旅程。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七十个人……放声大哭。”3
在大多数情况下，长途押解分段进行。对于那些关押在大城市监狱里的囚犯，首先要用卡车将他们送上火车，卡车上的特殊图案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保密的迷恋执着。从外表看上去，“黑乌鸦”—这是给它们起的绰号—好像就是普通的载重卡车。三十年代，卡车两边经常涂上“面包”的字样，但是后来使用了更加复杂的幌子。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囚犯记得坐过一辆画有“莫斯科肉排”标志的卡车，另一辆卡车的标志是“蔬菜/水果”。4
如同一名囚犯所描述的那样，卡车里面有时分开“狭窄的两排，一片漆黑，像不透气的笼子”。5根据一九五一年的一种设计，另外一些卡车只安了两排长凳，囚犯一个挨着一个挤坐在上面。6农民和那些在大规模流放初期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东部押解上路的囚犯受到更加粗暴的对待。正如一名已过中年的立陶宛囚犯曾经对我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普通运货卡车：第一名囚犯伸开他的双腿，第二名囚犯坐在他的两腿之间然后伸开自己的双腿—依此类推，直到卡车塞满为止。7当很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时，这样坐着特别不舒服，而且去火车站的路程可能要走一整天。在寒冷的一九四○年二月，前波兰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流放，流放过程中，一些孩子甚至在上火车之前就冻死了，一些成年人被严重冻伤，他们的胳膊和腿从此再也没有复原。8
在地方城市，保密的规定不太严格，因此，囚犯有时列队走过市区前往车站，这个过程经常为他们提供了最后看一眼平民生活的机会—也为平民提供了一瞥囚犯的难得机会。雅努什·巴尔达赫回忆说，他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市民看见走过大街的囚犯时的反应感到吃惊：
大部分尾随者是裹着披巾、身穿毡制长外套的女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开始冲着看守喊叫：“法西斯分子……杀人犯……你们为什么不上前线打仗……”她们还向看守扔雪球。看守朝天开了几枪，那些女人向后退了几步，但是仍然骂个不停并且继续跟随着我们。她们把小包食品、长条面包、马铃薯和腊肉用布包上扔进囚犯队伍。一个女人解下披巾、脱掉御寒的外套，将它们送给一个衣着单薄的囚犯。我得到一双羊毛手套。9
这种反应在俄罗斯具有悠久的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描写过在圣诞节期间把“用最好的面粉精制的面包”送给沙皇监狱里的囚犯的家庭妇女。10但是在四十年代，这样的女人相当罕见。在许多地方，包括著名的马加丹，囚犯出现在大街上的情况非常普遍，以致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反应。
通过步行或乘坐卡车，囚犯最终来到火车站。有时是普通车站，有时是专用车站—“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块地方”，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回忆说。他还记得，经过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之后，囚犯才被允许上车：
囚犯的队伍庞大，清点人数，再清点一遍，再清点一遍。火车停在那里……接着传来命令：“跪下！”上车是个敏感的时刻，有人可能趁机逃跑。所以他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跪着。而你最好别站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喜欢开枪。他们再次清点人数，接着让囚犯进入车厢，锁上车门。火车不会立即开动—你要在那里停上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有人说“我们走了！”于是，你上了路。11
从外表上看，火车车厢通常是一般的普通车厢—只是比大多数车厢防范得更为严密。在波兰被捕的爱德华·布恰用一个打算逃跑者的目光仔细观察了他所在的车厢。他回忆说，“每节囚车都围着几道带刺铁丝网，外面有哨兵把守的木制平台，电灯安在每节车厢的顶部和底部，窄小的车窗加装了粗重的铁栅栏。”布恰后来还检查了车厢的下面，看看车底是否同样围着铁丝网。围着呢。12芬克尔斯泰因还回忆说，“每天早晨你都听见敲打声—看守带着木榔头，他们总是敲打车厢，以确保没有人企图打洞逃跑。”13
为特殊囚犯做出特殊安排的情况不太常见。押解途中，苏联**尼古拉·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没有与其他囚犯关在一起，而是被安置在火车的看守包厢里。14不过，绝大多数囚犯和流放者都是装进两种火车车厢中的一种集中押解的。第一种是“斯托雷平车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二十世纪初期沙俄政府的一位精力充沛、推行改革的首相的名字命名的，据说这种车厢是他引进的）。这是一些为押解囚犯进行过改装的普通车厢。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长长的押运列车，或者每次在普通列车上挂一两节这样的车厢。一名曾经坐过斯托雷平车厢的囚犯对其作了描述：
除了围着许多铁栅栏之外，斯托雷平车厢与俄国普通的三等车厢相似。当然，车窗装上了护栏。各个包厢用金属网而不是用挡板隔开，像笼子一样，还用一道长长的铁栅栏把包厢与过道隔开。这样布置可以使车厢里的囚犯始终处于看守的监视之下。15
斯托雷平车厢同样非常非常拥挤：
两个上铺，每个上面头脚相对躺两个人。两个中铺上有七个人，他们头朝过道，腿脚交错着放在一起。两个下铺每个下面躺一个人，下铺连同塞满了门与铺位之间空地的行李上面至少坐十四个人。晚上，下铺上的那些人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然能够并排躺下。16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不便之处。在斯托雷平车厢里，看守随时可以看到囚犯，因此能够知道他们吃的什么，听见他们谈论什么—并且决定何时何地让他们解手。结果，所有描写押运列车的回忆录作者实际上都提到过与大小便有关的恐慌。看守每天让囚犯上一次厕所，有时两次，有时一次也没有；或者停车让囚犯下车解手：“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经过与看守的长时间交涉，当我们获准下车在车厢底下找个地方方便时，已经顾不得四面八方都是眼睛了。”17
无论这样的停车解手可能多么令人尴尬，患有胃病或其他疾病的囚犯的情况则更加糟糕，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憋不住的囚犯抽泣着拉在裤子里，而且经常拉在挨着他们的囚犯身上。即使是在共同落难的群体中，对于一些囚犯来说，不怨恨那些不幸做了这种事的人也很困难。”18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囚犯实际上宁愿选择另外一种押运囚犯的车厢：运牛的货车。这种车厢实如其名：内部空旷，不一定配备供人使用的设施，有时车厢中间有一个取暖的小炉子，有时有铺位。虽然比斯托雷平车厢的条件简陋，运牛车却没有分成几个部分，因此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运牛车里还有“厕所”—车厢地板上的洞口—免除了请示乞求看守的必要。19
不过，空旷的车厢也有让人特别痛苦的情况，例如，有时，车厢地板上的洞口被堵塞。在布恰的火车上，地板上的洞口冻住了。“结果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尿撒在地板与车门之间的一道缝里，把屎拉在一块布里简单包成一个小包，希望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停车并且打开车门，以便我们能把它们扔出去。”20在那些塞满了被流放的特殊移民的火车—车厢里面男人、女人和孩子混杂在一起—上，地板上的洞口产生了另外一种问题。三十年代初期被流放的一位富农的女儿回忆说，在不得不当着其他人的面解手时，人们“非常尴尬”，幸亏她能躲在“母亲的衬衫后面”。21
可是，真正的痛苦不是拥挤、解手或者尴尬，而是缺少食物，尤其是缺水。根据火车路线和种类的不同，有时途中向囚犯供应加热的食物，有时没有。通常，囚犯在押解途中的“干粮”是面包，既可能按每天三百克的低标准发放，也可能发给较大的数量—两公斤左右，后者意味着路程要持续三四十天。
与面包一起，通常还会发给囚犯咸鱼—结果这使囚犯特别口渴。22可是，他们每天得到的水很少超过一大杯，即使是在夏天。因此，囚犯在押解途中普遍体验过的那种极度口渴的经历反复出现。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我们曾经连续三天没有喝水，一九三九年除夕，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去舔悬挂在车厢外面的透明冰凌。”23另一名囚犯回忆说，在一次二十八天的押解途中只给了囚犯三次水，火车偶尔停车，“抬下囚犯的尸体”。24
即使每天能够得到一杯水，囚犯同样不堪折磨。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回忆说，囚犯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是在早上把一杯水全喝了，还是尽量省着喝。“那些偶尔抿一口水从而使它维持一整天的囚犯一刻也没有轻松过。他们从早到晚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杯子。”25就是说，如果他们足够幸运有一杯水的话：一名囚犯至死也不会忘记她设法带在身边的茶壶被偷走的那个伤心时刻。茶壶装水不会洒，可以让她一点一点地喝一整天。没有了茶壶她就没有了装水的东西，于是备受干渴的煎熬。26
更不幸的是尼娜·哈根—托恩的回忆，夏日炎炎，她乘坐的押运列车在新西伯利亚城外停了三天。这座城市的中转监狱人满为患：“当时是七月，天气非常炎热。斯托雷平车厢的顶部晒得发烫，我们像烤箱里的面包似的躺在铺上。”不顾看守以增加刑期相威胁，她那个车厢的囚犯决定进行绝食抗议。“我们不想得痢疾，”女犯们大喊着回应看守，“四天来，我们一直躺在自己的粪便上。”最终，看守勉强允许她们喝了点水并洗了洗。27
一名波兰囚犯也发现她所乘坐的火车慢慢停了下来—不过是在大雨中。囚犯们当然试图去接从车顶上面流下来的水。但是，“当我们把杯子从车窗的铁栅栏之间伸出去时，坐在车顶的看守大声喊着他要开枪，因为禁止这样做。”28
冬天的押解旅程并不一定更好过。另外一名波兰流放者回忆说，在乘火车前往东部途中，除了冻得硬梆梆的面包和结冰的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29无论冬夏，其他流放者也都经历了特别的磨难。通常，当一列押运流放人员的火车在某个普通车站停下时，囚犯就会蜂拥下车向当地的人购买食物。“我们犹太人冲下车去抢购鸡蛋，”一名波兰乘客回忆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30
年老和幼小的囚犯最受苦。芭芭拉·阿莫纳斯是一个与美国人结婚的立陶宛人，她和一大批立陶宛人一起被流放，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有一个四小时前刚刚生了孩子的产妇和一个无法清理干净的八十三岁瘫痪老人—“她身上的所有东西很快就会发臭而且全身长满烂疮”。另外还有三个婴儿：
因为不能经常洗，尿布成了婴儿父母的大问题。有时，遇上雨后停车，婴儿的母亲们就会跳下车去在水沟里面洗尿布。为这些水沟发生过争吵，因为一些人想洗盘子，一些人想洗脸，而另一些人想洗脏尿布，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父母努力保持孩子的卫生。把用过的尿布抖开晾干，把床单和衬衫撕开权当尿布使用，有时，父亲把湿尿布系在腰间尽量使它们干得更快。
小孩子过得也不好：
有几天很热，车厢里污浊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一些人生了病。在我们的车厢里，一个两岁的男孩发了高烧，难受得一直在哭。他的父母能够为他做的只是让他吃几片别人给的阿司匹林。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最后终于死了。接着，在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森林停车时，士兵把他的尸体抬下车，可能把他掩埋了。他父母的悲痛之情以及无奈的愤怒令人心碎。在正常情况下给予治疗他不会死。现在，甚至没人确切地知道他被埋在什么地方。31
有时，当局为逮捕的敌人做出不同于流放者的特殊
安排，而特殊的安排并不一定使情况有所改善。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在孩子两个月时遭到逮捕，然后被送上一列实际上塞满了哺乳母亲的押运火车。六十五个女人和六十五个婴儿坐着两节运牛的货车行走了十八天，车厢里只靠两个直冒浓烟的小炉子取暖。没有特供的食物，没有热水给孩子洗澡或洗尿布，尿布后来“脏得成了绿色儿”。两个女人用玻璃片切开喉咙自杀了。另外一个精神失常。她们的三个婴儿被别的母亲抱养。桑德拉茨卡雅本人“收养”了其中一个。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然坚信，正是母乳挽救了自己染上肺炎的孩子。当然，那个时候也无药可吃。
到达托木斯克中转监狱时，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大部分孩子生了病，两个孩子死亡。又有两位母亲企图自杀，但是受到阻止没有成功。其他母亲进行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的第五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前来看望了这些女人：一个女人把她的婴儿扔向这些委员。刚到捷姆劳改营—主要是为被捕的“妻子”而设的女子劳改营—时，桑德拉茨卡雅确实设法组织过一个幼儿园。最后，她说服亲戚来把她的孩子带走了。32
尽管桑德拉茨卡雅的故事听起来也许显得怪异而残忍，但是，她的经历并非绝无仅有。一名前劳改营医生记述了被派到一个“儿童押解队”工作的情况，被解送的人包括十五位哺乳母亲和她们的婴儿，加上二十五个别的孩子和两名“保姆”。所有人被看守押解着走到车站，上的不是普通车厢而是一节车窗装有铁栅栏的斯托雷平车厢，也不发给适合他们吃的食物。33
有时，所有押解列车全部停运，但是，列车停运并不一定给囚犯提供多少喘息的机会。他们被押下火车，然后重新坐上卡车回到中转监狱。中转监狱的管理制度与办案监狱的差不多，只是这里的看守对他们所看管的囚犯的生存条件甚至更加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决不会再次见到这些人转监狱的管理完全无法预测。
卡罗尔·哈伦齐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乌克兰西部押往科雷马的一名波兰人，他记录了他停留过的许多中转监狱的相对优点。在一份波兰军方要求填写的问卷中，他指出，利沃夫监狱干燥，有“完好的淋浴设施”而且“相当干净”。相比之下，基辅的监狱“拥挤、肮脏得难以形容”，而且到处都是跳蚤。在哈尔科夫，他所在的那间九十六平方米的牢房里塞进了三百八十七名囚犯，还有成千上万只跳蚤。在阿列莫夫斯克，监狱“几乎一片漆黑”，而且不许囚犯散步：“水泥地面很脏，地上有鱼刺。灰尘、臭味以及缺少新鲜空气让人头痛和眩晕，”条件恶劣得使囚犯们都趴下了。在伏罗希洛夫格勒[44]，监狱也是“相当干净”，而且允许囚犯到牢房外面去解手，每天两次。在旧别利斯克的中转集中营，一个星期只许囚犯散步一次，半个小时。34
位于太平洋沿岸的那些中转监狱的条件也许最为简陋，在登上前往科雷马的船只之前，囚犯要在那里停留等候。三十年代，只有一座这样的监狱：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第二河监狱。由于第二河监狱人满为患，一九三八年又建立了两个中转监狱：纳霍德卡湾监狱和瓦尼诺监狱。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足够的牢房关押成千上万等候船只的囚犯。35一九四七年七月底，一名囚犯发现自己来到纳霍德卡湾监狱：“露天关押了两万人。对于房子只字不提—在那里，他们无论坐、躺还是睡觉，完全都是在地上。”36
供水情况与火车上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善，尽管实际上囚犯们主要还是靠咸鱼为生，还是处在夏季的炎热中：“监狱里到处贴着‘不要喝生水’的标志。同时，两种流行病—斑疹伤寒和痢疾—在我们当中流行。结果，囚犯不顾那些标志的提醒，去喝监狱院子里地面上流着的水……谁都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成了为喝一点水解渴而不顾一切的人。”37
对于经过几个星期旅途劳顿—一些回忆录作者记述了前往纳霍德卡湾监狱的四十七天火车旅程38—的囚犯来说，太平洋沿岸中转监狱的条件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一名囚犯写道，押解他的火车到达纳霍德卡湾监狱时，他的难友百分之七十患了夜盲症—坏血病病因的一种后果—而且腹泻。39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医疗帮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没有药物或适当的护理，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河监狱死于妄想症和精神错乱。40
在太平洋沿岸的中转监狱，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有可能额外得到一点面包。囚犯可以运水泥，从火车上卸货，掏厕所。41实际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纳霍德卡湾监狱是“唯一一个囚犯乞求干活儿的监狱”。一名波兰女囚犯回忆说，“他们只给干活儿的人发吃的，但是因为人比活儿多，一些人饿死了……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卖淫花像鸢尾草一样茂盛。”42
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说，另外还有一些人靠交易为生：
有一块叫做市场的开阔场地。囚犯们聚在那里以物易物……钱不管用。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包、烟叶和我们用来卷烟的报纸。有一些作为维修服务人员服刑的非政治犯。他们用面包和烟叶交换新来者的衣服，然后把我们的衣服转卖给外面的居民换取卢布，他们就是这样为获释之后回到苏联社会中的那一天攒着钱。白天，市场是监狱里面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在那个共产主义国家里如同地狱般的地方，我目睹了自由贸易制度最原始的形式实际上是什么样子。43
不过，对于这些囚犯来说，押解旅程的恐怖并没有终止于押运火车和中转监狱。前往科雷马的旅程必须乘船完成—就像囚犯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叶尼塞河而上去诺里尔斯克一样，或者像早年乘驳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经白海去沃尔库塔一样。尤其是，在登上开往科雷马的轮船时，几乎所有囚犯都感到，他就要离开熟悉的世界，渡过冥河，进入地狱。许多囚犯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船。44
轮船本身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破旧的原产于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蒸汽货轮—它们根本不是为运载旅客制造的—往返于科雷马航线。为使这些轮船胜任新的角色而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但是变化主要在表面上。轮船的烟囱刷上了Д.С.（远北建设）标志，甲板上架着**，货舱里搭起简易的木板床铺，铺位用铁栅栏相互隔开。远北建设船队最大的轮船—原设计用于运送超长电缆—起初命名为“尼古拉·叶若夫”号。叶若夫失宠后，它更名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号，这一改名需要花很多钱去更换国际船舶登记证书。45
几乎没有为轮船所运载的“人”这种货物作其他考虑，在第一段航程，不许他们走上甲板，因为此时轮船的航线靠近日本海岸。在这几天时间里，船舱通往甲板的舱口紧紧关闭，唯恐偏离航线的日本渔船看见什么。46有人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47
不过，即使当时没有海难，囚犯同样深受要求强制**的保密之苦。看守把食物扔进船舱，留下囚犯去争去抢。用桶把给他们的水从甲板上放下去。因此，食物和水—像空气一样—都供应不足。无政府主义者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回忆说，上船以后，人们马上开始呕吐。48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也是下到船舱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虽然我仍然站着，那只是因为没有倒下的地方。”一进船舱她“就动弹不得，我的两腿渐渐麻木，饥饿和海上的空气使我头晕目眩，我们大家全都晕船……几百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我们几乎不能呼吸；我们坐卧在肮脏的地上，或者互相依靠，伸开两腿给前面的人腾出地方”。49
一旦驶过日本海岸之后，囚犯有时得到允许爬上甲板以便使用船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厕所，对于几千名囚犯来说，这么少的厕所根本就不够用。回忆录作者们的回忆不尽相同，为了上厕所，有等“两个小时”的，有等“七八个小时”的，还有人等了“一整天”。50斯戈维奥对这些厕所作了描述：
一个箱子式的临时装置靠在船舷一边……在颠簸的船上，从甲板越过栏杆爬进箱子相当困难。年龄较大和那些从未到过海上的囚犯不敢进去。看守的催促和解手的急需最终迫使他们克服了畏惧情绪。在整个航程中，梯子上不分昼夜地排着长队。每次只许两个人进去。51
然而，在船上的生活中，肉体的痛苦远不如由囚犯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当中的刑事惯犯—所制造的痛苦那么严重。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尤其如此，当时，刑事惯犯在劳改营系统内的势力达到顶峰，而且当局把政治犯和刑事犯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一些政治犯已经在火车上遭遇过刑事犯。艾诺·库西宁回忆说，“押解途中最糟糕的情况之一是那些安排在上铺的少年犯[年轻的刑事犯]，她们做各种各样下流的事—到处吐痰，说脏话，甚至把尿撒在成年囚犯身上。”52
船上的情况更加糟糕。埃莉诺·利珀三十年代后期经历了解送科雷马的旅程，她叙述说，政治犯“挤在一起躺在船舱的柏油地面上，因为床铺都被刑事犯占据了。如果我们谁敢抬头，鱼头和鱼肠就从上面雨点般地向她扔来。晕船的刑事犯呕吐时，都会直接吐到我们身上”。53
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囚犯比苏联囚犯穿得好，而且拥有更多值钱的财物，因此成为特定的目标。有一次，一群刑事惯犯把船上的电灯关掉，然后开始袭击一群波兰囚犯，杀死了其中几个并且抢劫了其余的人。“当时在场但幸存下来的波兰人在有生之年都会记得，”一名幸存者写道，“他们曾经下过地狱。”54
男女囚犯混在一起有可能比刑事犯与政治犯混在一起的后果严重得多。严格地说，这是不允许的：在船上，男女囚犯应当分开关押。实际上，看守可能接受贿赂允许男犯进入女犯船舱，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科雷马电车”—发生在轮船上的轮奸—在整个劳改营系统闹得沸沸扬扬。叶莲娜·格林克是一名幸存者，她描述了被轮奸的经过：
他们在电车“售票员”的指挥下开始**……听到“停止玩乐”[ кончай базар]的命令之后不情愿地爬起来，让位给身边跃跃欲试的下一个人……
死去的女人被拖走，堆在门口。他们往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身上泼水，使她们恢复知觉，接着，轮奸再次开始。一九五一年五月，“明斯克”号[在整个科雷马以“大电车”而臭名昭著]上受害妇女的尸体被抛进大海。看守甚至没有记下死者的姓名……55
据格林克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因在这些押解船上**而受到惩罚。波兰少年雅努什·巴尔达赫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一九四二年，他发现自己上了一条开往科雷马的轮船。当一伙刑事惯犯准备袭击女囚犯的船舱时，他就在现场，他眼看着他们把分隔男女船舱的铁栅栏切开了一个大口子：
很快，从这个口子赶过来一些女人，那些男人撕掉她们的衣服。几个家伙立即开始**，没有一个女人幸免。我能看见受害者雪白的身体挣扎着，她们使劲踢腿，用手抓男人的脸。女人们撕咬、喊叫、痛哭。**者回手毒打她们……放开女人之后，一些块头较大的**者转身来到床铺搜寻男孩子。接着，这些青少年受到残害，他们也被打趴在地，流着血不停地哭求。
其他囚犯没人试图制止**：“几百个男人从床上低头看着**的场面，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干涉。”巴尔达赫写道，只是在上甲板的看守把水泼向船舱时，**才会停止。几个死去和受伤的女人随后被拖了出去。没有人受到惩罚。56
“任何读过但丁《神曲》的人都会说，”一名幸存下来的囚犯写道，“地狱就在那条船上。”57
还有许多关于押解的故事，其中一些非常悲惨，简直让人不忍复述。押解的过程如此恐怖，以致在幸存者的集体记忆中，这种过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像劳改营本身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谜团。根据常人的心理，或多或少还有可能解释劳改营负责人的残忍，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自身承受着完成劳动定额、实现生产计划的压力。甚至可以解释办案人员的行为，他们的人生取决于其榨取供词的业绩，而且，有时他们是被挑选出来充当施虐狂的。可是，解释普通押解看守的行为则要困难得多：为什么不让渴得要死的囚犯喝水，为什么不给发烧的孩子阿司匹林，为什么不去保护女犯使其免遭轮奸致死。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押解看守得到过明确的命令虐待被押解的囚犯。恰恰相反，对于如何在押解途中保护囚犯却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因此官方对这些规定屡遭破坏非常不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颁布的一项“关于改善囚犯押解的组织工作”的法令以激烈的措辞描述了某些押解看守和古拉格人员“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这导致囚犯到达指定地点时处于饥饿状态，结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开始劳动。”58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份愤怒的官方文件不仅对把生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押上开往北方劳改营的火车—这种做法本身是被禁止的—表示不满，而且对更多的囚犯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得不到适合途中季节穿着的衣服表示不满。另外，有些囚犯的个人材料没有与人随行，因此找不到他们的档案。也就是说，囚犯到达劳改营时，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罪名或刑期。一九三九年，包括一千九百人的一批囚犯被押往北方边远地区，到达时，其中五百九十名囚犯因过度虚弱或病情严重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一些人只剩几个月的刑期，一些人则刑期已满。大部分囚犯没有保暖的衣物和“合适的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另外二百七十二名囚犯乘坐敞篷卡车行驶了五百公里，他们没有冬天的大衣，结果，许多人病倒了，一些人后来病死了。关于所有这些事实的报告都带有相应的不满和愤怒，疏忽的看守也受到了惩罚。59
同样，许多命令管理着中转监狱的事务。例如，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一道命令阐述了中转监狱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监狱负责人修建澡堂、设法消灭寄生虫并且管理好厨房。60远北建设押解船队的安全和防卫同等重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停泊于马加丹港的两条船上发生了**爆炸事件—导致九十七人死亡，二百二十四人送往医院抢救—以后，莫斯科对港口“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给予了指责。负有责任的人员被送审判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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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对囚犯害怕乘坐押解船只心知肚明。一九四三年诺里尔斯克检察院的一份检察官报告抱怨说，用船送来的囚犯—他们乘驳船沿叶尼塞河而上—“身体经常处于虚弱状态……在一九四三年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五名囚犯中，约有五百人在到达的第一或者第二天被送进杜金卡[诺里尔斯克的港口]的医院治疗；一千多人因为不给他们分发食物而暂时不能劳动”。62
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С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С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45]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63
许多具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试图解释缺乏经验的年轻押解看守—他们决不是安排在监狱系统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杀人者—为什么对囚犯实施诸如此类的荒唐虐待。尼娜·哈根—托恩认为，“这并不证明邪恶，只是证明他们对被押送者的极度冷漠。他们不把我们当做人看。我们只是有生命的货物。”64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之后被捕的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认为，缺水应该不是故意虐待我们，而是因为供水必然要给看守增加额外的工作，所以，只要没有命令，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押解队的指挥官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而看守则不愿冒着囚犯逃跑的风险一天几次押着他们去车站的水井或自来水龙头打水。65
不过，一些囚犯讲述的情况并非冷漠所能概括：“早晨，押解队的头头来到车厢的过道……他面朝窗户背对我们站在那里，大声叫骂着诅咒道：‘我烦死你们了！’”66
厌烦—或者更确切地说，厌烦搀杂着不得不从事这种让人丢脸的工作的怒气—也是索尔仁尼琴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另类现象的解释。他甚至试图从押解看守的角度去想。押解途中，他们非常忙碌，人手也不够，然后还得“提着水桶去打水—再说，这要提着水走很远的路，而且心里挺憋气：一名苏联军人为什么就得像头驴似的为人民的敌人去打水？”更加让人憋气的是，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分配那点水需要很长时间。囚犯没有自己的茶缸。本来有茶缸的囚犯的茶缸都被没收了—因此，他们只能用两只配备的公用茶缸喝水，当他们喝水时，你得站在那里，舀出水来递给他们，再舀，再递，直到他们喝完为止……
打来水分给囚犯，押送人员能够容忍这一切，只要那帮猪猡咕嘟咕嘟喝饱了之后不要求解手就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如果一天不给他们水喝，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他们喝一次水，他们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他们喝两次水，他们就要解两次手。于是，这成了个简单明了的常识：什么也不给他们喝就对了。67
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冷漠，厌烦，愤怒，憋气，都对囚犯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结果，当囚犯到达劳改营时，他们不仅为坐牢和受审的经历感到迷惘和屈辱，而且体力也被消耗殆尽—接着，他们即将踏上在古拉格系统中的下一段路程：进入劳改营。
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囚犯到达时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68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69一九三三年来到索洛韦茨基—当时那里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70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MachtFrei）—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71
像入狱一样，新来的囚犯到达劳改营后也要办理各种手续：被押解弄得筋疲力尽的囚犯马上就要变成劳改犯了。“到达劳改营之后，”波兰囚犯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回忆说，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清点人数……那个特殊的夜晚似乎漫无尽头。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们必须站成五排，每一排听口令向前迈出三步，几名神情焦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不停地高喊“一，二，三……”并且费劲地在他们的大写字板上记下每一个数字。可能是，这些活着的囚犯加上途中被枪毙的那些囚犯不够预期的总人数。72
男女囚犯的人数清点完毕之后，他们被带去洗澡并且剃剪毛发—从头到脚全身都剃。不过，按照正式规定为了卫生—假设从苏联监狱过来的囚犯身上总是爬满了虱子，这种假设通常不错—而进行的这一程序73同样具有某种重大的仪式意义。难怪女囚犯们带着特别恐惧和厌恶的口气描述它。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她们被迫脱掉衣服，然后在男性士兵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地等着轮到给她们剃剪毛发。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到达科雷马时经历了这种仪式，她回忆说，“我第一次听到抗议的哀嚎：女人就是女人……”74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在一座中转监狱有过同样的经历：
为了清洗我们脱下衣服交了出去，然后准备上楼去盥洗室，这时我们发现，沿着楼梯从上到下站满了看守。我们羞愧难当，低着头偎缩在一起。然后，我抬头望去，结果，我的目光与那名负责官员的目光相遇。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上来，快点，”他大声喊道，“赶快！”
我一下子感到释然了，情况甚至显得相当滑稽。
“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想，“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比我小时候所害怕的公牛瓦斯卡更像男人。”75
清洗剃剪之后，将男女囚犯变成无名劳改犯的第二步是分发囚衣。至于是否允许囚犯穿自己的衣服，规定因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劳改营之间也不一样。实际上，这个问题似乎留给了地方劳改营的官员们，他们总是随心所欲地作出决定：“在一个营站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在另一个却不行，”五十年代初期湖泊劳改营的囚犯加琳娜·斯米尔诺娃回忆说。76这并非总是一个问题：到达劳改营时，如果没有被偷走的话，许多囚犯自己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
那些没有衣服的囚犯不得不穿劳改营发给的囚衣。囚衣通常又旧又破，做工粗糙而且不大合身。在一些人—特别是女囚犯—看来，有时候，发给他们的囚衣仿佛是蓄意羞辱他们的企图的组成部分。安娜·安德烈耶娃是作家和唯灵论者丹**·安德烈耶夫的妻子，她刚到劳改营时，那里的囚犯可以穿着自己的衣服。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她被转到另外一个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不能穿着自己的衣服。她发现了实在令人不快的变化：“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剥夺了我们的名字，剥夺了形成我们每个人个性的所有东西，剥夺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穿着一身难看的囚衣……”77
没有为使保证囚衣尺寸适合囚犯穿着下过任何工夫。“我们每个人领到的都是大号衬衣，”雅努什·巴尔达赫写道，还有“一条黑色束腰棉裤，一件棉外套，一顶带帽耳的毡帽以及橡胶底靴子和羊毛里儿连指手套。这些衣物不加区分地发放下来，由我们自己挑选合适的尺寸。发给我的衣服全都太大，因此，我要用几个小时交换成更为合身的”。78
对劳改营囚衣样式的批评同样严厉，另外一名女犯写道，发给她们的是“短棉外套，长及膝盖的棉袜和用桦树皮做成的鞋。我们看上去像可怕的怪兽一样。我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卖给了女刑事犯，或者更确切地说，都交换了面包。丝袜和围巾让人眼红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卖掉。拒绝不卖可能非常危险”。79
由于破旧的囚衣似乎就是为了使他们丧失尊严而设计的，许多囚犯后来总是尽可能地修改它们。一名女犯回忆说，起初，她对发给自己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并不在意。不过后来，她开始“像其他女犯一样”，缝补破洞、添加衣袋并且改变衣服的样式，这减轻了她的屈辱感。80一般情况下，善于缝缝补补的女囚犯可以得到额外的面包，因此，人们费尽心思也要对标准囚衣作一点哪怕是最最微小的改动：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使自己与众不同、看上去比别人略胜一筹的能力可能与更高的地位、更卫生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多的特殊待遇发生关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十分清楚这些细微变化的意义所在：
在劳改营，有“特别的”内衣和“普通的”内衣；这是从正式讲话中听到的妙语。“特别的”内衣相对较新而且质量稍好，它们发给“可靠的人”—囚犯工头以及其他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普通”内衣是给大家穿的。囚犯洗完澡以后直接在澡堂里领到“普通”内衣换下以前的脏内衣，后者已被提前收走集中清点。没有按照尺寸挑选衣服的可能。领到干净的内衣纯属撞大运，看着大老爷们因为觉得把穿脏的好内衣换成干净的破内衣不公平而哭泣，我感到一种莫名而可怕的悲悯。不可能让一个人不去想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不幸……81
然而，作为劳改犯，清洗、剃剪、穿衣的打击只是漫长入门仪式的第一步。紧接着，他们将要经历其囚犯生涯中最苛刻的一道程序：挑选—以便把他们分成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这一挑选过程将对所有事情产生影响，从一名囚犯在劳改营的地位，到他所住营房的条件以及分派给他的劳动种类。反过来，这一切有可能决定他将活着还是死去。
必须指出的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人在回忆录中描写过类似于发生在德国死亡集中营里的那种“挑选”。也就是说，我没有读到过与定期挑选—其目的是把身体虚弱的囚犯挑出来枪毙—有关的内容。这种暴行其实发生过，一名索洛韦茨基的回忆录作者声称自己在一次类似情况下死里逃生，82但是，至少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在一些地处偏远的劳改营，身体虚弱的囚犯并没有在到达之后被杀害，而是被“隔离”起来一段时间，既保证他们所患的疾病不会传染，又要争取使他们“长胖”，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牢狱生活和可怕的押解之旅以后恢复健康。劳改营负责人的这种做法看来似乎是认真的，囚犯也愿意他们这样做。83
例如，亚历山大·韦斯伯格的伙食得到了改善，并且在被送往矿山之前获准休息。84经过长途押解到达乌赫塔热姆劳改营之后，耶日·格利克斯曼—曾在莫斯科非常欣赏波戈金的剧作《贵族》的演出的那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得到三天的休息时间，在这三天里，他和新来的难友受到“客人”般的款待。85彼得·亚基尔是一位苏联将军的儿子，他在北乌拉尔劳改营里被隔离了十四天。86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回忆了她在科雷马的主要城市马加丹所度过的最初几天，将其称为“一连串的痛苦，暂时的失忆和潜意识的黑暗深渊”。像其他人一样，她在下了“朱尔马”号轮船之后就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她完全恢复了健康。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请问，”另一名囚犯莉莎·舍韦列娃说，“一只待宰的羔羊，你为谁恢复健康？你一离开这里，就将直接去服苦役，接着，不出一个星期，你又成为像你登上‘朱尔马’号时一样的躯壳……”87
一旦恢复健康—如果允许他们恢复健康的话，一旦穿戴整齐—如果允许他们穿戴整齐的话，挑选和分类便认真地开始了。原则上，这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督的过程。早在一九三○年，古拉格就对囚犯的分类下达过严格、复杂的命令。理论上，分派给囚犯的劳动任务反映了两套标准：他们的“社会出身”以及对他们的判决，另外是他们的健康状况。命令发布初期，囚犯被分为三类：刑期不超过五年的非反革命“工人阶级”囚犯；刑期五年以上的非反革命“工人阶级”囚犯和那些被判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
对这三类劳改犯将按三种方式予以监管：优待、宽松和“一级”，后者即严加监管。还要安排一个医学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体检，以决定他们可以干重活儿还是干轻活儿。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后，劳改营当局将给每个囚犯分派劳动任务。然后，根据其具体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按照四种伙食标准中的一种给每个囚犯分发食物：基本、劳动、“充足”或“惩罚”。88所有这些标准将会多次发生变化。例如，一九三九年，贝利亚下令把囚犯分成“能干重活儿的”、“能干轻活儿的”和“身体虚弱的”三等（有时称为甲等、乙等和丙等），每一等囚犯的人数由莫斯科的主管部门定期监测，他们绝不允许劳改营里“身体虚弱的”囚犯太多。89
挑选的过程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既因劳改营负责人的强制实行有一些方面很正规，又因囚犯的内部调整与交易有一些方面不正规。对于大多数囚犯来说，他们在劳改营所经历的第一次分类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粗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布达佩斯被捕的匈牙利青年比恩·乔治将其在一九四六年所经历的挑选过程与奴隶买卖相提并论：
所有囚犯奉命来到院子里并被要求脱光衣服。叫到你的名字时，你到一个医生小组那里去体检。检查包括揪一揪屁股上的皮肤以确定肌肉的含量。他们通过肌肉含量确定你的强壮程度，如果体检过关，你就会被接受，你的材料也被放进一堆分出来的文件中。体检由几名穿白大褂的女人进行，而在这一群活死人当中，她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她们挑选年轻的囚犯，不管肌肉含量如何。90
耶日·格利克斯曼同样用“奴隶买卖”来形容在科特拉斯中转监狱—从这里向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北的各个劳改营转送囚犯—所进行的挑选过程。在那里，看守夜间叫醒囚犯，通知他们第二天早晨带上全部行李集合。所有囚犯必须参加，甚至包括患了重病的人。集合完毕，大家走出监狱进入森林。一小时后，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地，囚犯在这里列队站好，十六个人排成一行：
整整一天，我注意到，一些不认识的官员—既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服的—在囚犯中间走来走去，命令一些人脱掉棉袄[фуфайка]，摸摸他们的胳膊，摸摸他们的腿，看看他们的手掌，命令另一些人弯一弯腰。有时他们还会命令某个囚犯张开嘴，看看他的牙，像农村集市上的马贩子一样……一些人在找工程师和有经验的锁匠或车工；另一些人可能想要盖房的木匠；所有人都需要身体强壮的男囚犯，用他们伐木、种地、挖煤、采油。
格利克斯曼发现，进行检查时那些官员最关心的是“别让自己被蒙骗，以免不小心得到瘸子、残废或病人—总之，除了吃面包什么也不需要的才是健康的人。这就是一次又一次专门派人挑选合适的囚犯劳动力的原因”。91
从一开始，破坏规矩的情况同样显而易见。一九四七年，尼娜·哈根—托恩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经历过一次让人感到特别屈辱的挑选，然而，它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到达劳改营后，她这一队囚犯立即被送去洗澡，衣服放在了消毒室。洗完澡后她们走进一个房间，
身上仍然湿漉漉的，而且什么也没有穿：她们被告知将在那里进行“体检”。“医生”要为她们进行检查，而当医生检查时—劳改营的生产负责人和一些看守也在场：
负责人走来走去，仔细观察我们的身体。他是在挑选货物—为生产，为缝纫厂！为集体农庄！为地方！为医院！生产负责人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不过，听到我的姓名时，这位负责人看着我问道，
—“你与哈根—托恩教授是什么关系？”
—“女儿。”
—“送她去医院，她有疥疮，她的肚子上有红斑。”
因为自己肚子上没有红斑，哈根—托恩猜测，这个人曾经认识并且钦佩她的父亲，所以打算帮助她，至少暂时不让她去干重活儿。结果证明猜对了。92
在挑选过程中以及挑选之后，囚犯在其劳改营生涯最初几天的行为可能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到达卡尔戈波尔劳改营后的三天休息时间里，波兰小说家古斯塔夫·赫林估量了自己的处境，然后“将我的高级皮靴卖给一名铁路搬运队的刑事惯犯[urka]换了九百克面包”。作为回报，那名刑事惯犯利用他在劳改营管理部门的关系帮助赫林在食品供应中心弄到一份搬运工的活儿。赫林被告知，这是一件苦差事，但他至少可以—如同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偷点额外的食物。他还立即得到了“特殊待遇”。劳改营指挥官命令他去劳改营的仓库报到，领取一件短大衣[长袖棉里儿外衣]、一顶带帽耳的帽子、一条棉裤以及帆布防水手套和毡靴[валенки]。这些衣物都是质量最好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新的或者没有穿过几次—像这样的全套衣物通常只发给“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突击队中那些表现最好的囚犯。93
钻营和交易也会以其他方式进行。到达乌赫塔热姆劳改营之后，格利克斯曼立即发现，他在科特拉斯中转监狱所得到的“专家”头衔—他被归类为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中营里毫无意义。同时他还注意到，刚到劳改营的那几天，他的几个比较精明的俄国熟人并不为正规程序而担忧：
大部分“专家”利用自由活动的三天时间拜访劳改营的各个部门和办公室，去那里寻找旧相识，与一些劳改营官员进行令人生疑的谈判。他们兴奋而紧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害怕别人抢走他的机会，争夺大家梦寐以求的轻松岗位。很快，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应该去哪里、敲谁的门、说什么话。
结果，一名真正合格的波兰医生被派到森林里面去伐木，而一名以前的皮条客却被留在办公室里当会计，“尽管他没有任何会计的概念并且根本就是个半文盲”。94
那些因此得以逃避体力劳动的囚犯就这样设计了初到劳改营的生存策略—不过，这只是个开始。现在，他们必须学会适应支配着劳改营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陌生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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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劳改营的生活
远方的钟声
随着晨曦飘进牢房
我听见钟声呼唤我：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说罢潸然泪下，
身陷囹圄的惭愧泪水……
不是为了上帝，
而是为了你，俄罗斯。
—西梅翁·维连斯基，一九四八年1
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2但是，这个数字正在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那些小劳改营—营站—的数量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而且，因为其中有一些是临时的，有一些是永久的，还有一些由于技术原因在不同的时期隶属于不同的劳改营，所以可能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另外，也不能绝对地说劳改营的惯例和做法保证适用于每一个营站。即使是在贝利亚统治古拉格系统期间—这从一九三九年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仍然继续存在着千差万别，不同的时间条件不同，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甚至在同一个劳改营联合体内部，条件也不一样。
“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世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苏联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写道—而且，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特色。3一个北方边远地区大型工业劳改营的生活与一个南方农业劳改营的生活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最紧张时的劳改营生活与五十年代初期的劳改营生活完全不同，前者囚犯每年四死其一，后者囚犯的死亡率接近苏联其余部分的水平。一个比较开明的负责人所管理的劳改营的生活不同于一个施虐狂所管理的劳改营。营站规模的差别也很大，囚犯数量从数千人到数十人不等。劳改营的寿命同样如此，有一些从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来仍然起着监狱的作用；另有一些—像那些为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公路和铁路而设立的劳改营—仅仅存在了一个夏天。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对于绝大多数劳改营来说，生活和劳动的某些内容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营站与营站的环境条件之间仍然不尽相同，但是，三十年代国家政策变化无常的特征逐渐消失。结果，老一套死气沉沉的官僚作风—这种官僚作风最终将会牢牢控制苏联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慢慢重新开始在古拉格系统盛行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三○年所颁布的那些粗略含糊的劳改营规章制度与一九三九年贝利亚掌控古拉格之后所颁布的那些更加详细的规章制度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似乎反映在中央机关—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本身—与地方劳改营负责人之间发生了变化的关系上。在古拉格成立初期处于摸索阶段的那十年，上级命令并不试图硬性规定劳改营看起来应该像个什么样，而且几乎从不涉及囚犯的行为。它们草拟出一个大体的方案，留给地方劳改营负责人把空白填上。
相比之下，后来的命令显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对劳改营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均作出了硬性规定，从营房的建造方式到囚犯的日常管理，都要与古拉格新的目标保持一致。4从一九三九年起，大概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贝利亚似乎明确打算不再使古拉格的劳改营—像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某些劳改营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成为死亡集中营。然而，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劳改营管理者比较关心人的生命，更不用说正视人的尊严了。从一九三九年起，莫斯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囚犯将要像机器上的齿轮一样纳入劳改营的生产计划。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莫斯科下发的规章制度要求，通过控制囚犯的生活条件以保证对他们严加管理。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原则上，劳改营根据囚犯的刑期、职业和劳动能力（трудоспособность）将所有人分类。原则上，劳改营给每一名囚犯安排一项劳动任务和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原则上，劳改营根据每一名囚犯完成劳动定额的好坏给他分配基本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栖身之处和生存空间。原则上，劳改营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为提高生产指标设计的：甚至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主要也是因为古拉格的头头们认为它们有可能使囚犯更加努力地劳动而存在的。原则上，为了确保劳改营生活的这些方面协调发挥作用而设立了检查部门。原则上，如果劳改营不按这些规章制度办事，任何囚犯甚至有权—向劳改营的负责人，向莫斯科，向斯大林—投诉。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人不是机器，劳改营也不是没有故障、运转良好的工厂，而且，这个系统并不总是按照其既定轨道运行的。看守受贿，官员偷窃，囚犯想方设法抵制或者破坏劳改营的规矩。在劳改营内部，囚犯还会形成他们自己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他们的等级有时与劳改营当局所设立的官方等级相一致，有时也不一样。尽管莫斯科定期派出检查人员到处巡视—随后而来的往往是愤怒训斥的公函，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劳改营是按照理想模式运行的。尽管表面上当局煞有介事地处理囚犯的投诉—为审查投诉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但是极少产生实质性的变化。5
正是莫斯科古拉格总局心目中的劳改营理想模式与现实生活中的劳改营实际状况之间的这种矛盾—书面规章制度与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矛盾—使劳改营的生活独具荒诞离奇的特色。理论上，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对囚犯生活的细枝末节均作出了硬性规定。实际上，囚犯与管理他们的那些人的关系以及囚犯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劳改营生活的各个方面。
囚犯区：带刺铁丝网里面
显然，劳改营当局所拥有的最基本手段是对囚犯生活空间即“囚犯区”（зона）的控制。按照规定，囚犯区被设计成正方形或长方形。“为了保证更有效的监视”，不许因地制宜或者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6在这个正方形或长方形里，没有多少吸引目光的东西。典型的劳改营营站的房屋，大部分看上去千篇一律。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管理人员曾经拍摄过劳改营营房的照片，后来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照片上是一排简陋的木屋，除了图片文字所说明的一间“禁闭室”和一个“食堂”之外，其他房屋难以区分。7通常在营区中间有一块靠近大门的开阔空地，囚犯每天在那里两次列队清点人数。照例还有一些看守的营房和官员的住处，它们也用木头建成，只不过建在大门外面而已。
把囚犯区与另外的劳动场所分开的当然是将其圈起来的围栏。雅克·罗西在《古拉格手册》中写道，围栏通常用木桩搭建，将其长度的三分之一埋在地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排列的木桩高度为二点五米至六米（七点五英尺至十八英尺）。木桩之间水平拉上七至十五道带刺的铁丝，木桩的间距约为六米（十八英尺）。每对木桩之间还要对角斜拉两道铁丝。8
如果劳改营或移民定居点坐落在城市附近或市区里面，通常会用围墙或砖木围栏代替铁丝网，以使靠近的人无法从外面看到里面。这些障碍物坚固耐用：例如，当我于一九九八年访问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时，在白海运河工程指挥部，三十年代初期修建的一圈用来囚禁犯人的高大木制围栏仍然矗立在那里。
为了通过围栏，囚犯和看守都要经过值班室或“看守室”。白天，值班室的看守监视进出劳改营的每一个人，检查进入劳改营的自由工人和押解囚犯外出的看守的通行证。在恢复了原貌的彼尔姆劳改营三十六号营站，值班室有一条设有两道门的通道。经过第一道门以后，囚犯在两道门之间狭小的地方停下来，接受搜身或检查。然后他才会被允许走出第二道门。在某个西西里银行的入口处，人们经常可以发现同样的机关。
然而，只是铁丝网和围墙尚不足以说明囚犯区的戒备森严。在大多数劳改营，全副武装的看守从高高的木制岗楼上监视着囚犯。有时还用警犬围着劳改营巡逻，警犬用铁链拴在一条环绕囚犯区拉起的金属导线上。由看守中的专业驯养员指挥的警犬经过训练之后可以向靠近的囚犯狂吠，而且可以循着气味追踪企图逃跑的人。就是这样，除了铁丝网和围墙之外，当局还要通过视觉、嗅觉和听觉等手段来对囚犯加以控制。
恐惧同样控制着囚犯，有时它足以使囚犯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根本没有围栏的劳改营里。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被**在一个看守松懈的劳改营，在那里，允许囚犯“在劳改营周边半英里的范围内自由走动；超出这个范围之后，看守不予警告即可开枪”。9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大多数劳改营，看守早就“不予警告”就开枪了。在一九三九年订立的规章制度中，贝利亚要求所有劳改营负责人沿劳改营围栏辟出一条宽度不少于五米（十五英尺）的真空地带。10夏天，看守定点巡逻真空地带；冬天，故意让积雪覆盖着真空地带，以便随时发现逃跑的囚犯可能留下的足迹。真空地带最初也有标志，有时用铁丝网，有时用写着“禁区”（ запретнаязона）的牌子。真空地带经常被称为“死亡区域”，因为看守获准向进入其中的任何人开枪。11
然而，包围着营站的铁丝网、高墙、警犬和障碍物并非绝对不可逾越。鉴于德国的集中营完全自成一体—一位专家指出，它“完全封闭，与世隔绝”12—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劳改营系统有所不同。
首先，苏联劳改营把囚犯分为“需要看守的”（конвойный）或“不需看守的”（бесконвойный）。其中，极少数“不需看守的”的囚犯得到允许不受监视地跨界活动，为看守办事，白天在没人看守的铁路路段干活儿，甚至可以住在囚犯区之外的私人公寓里。后边这项特殊待遇制定于劳改营的历史初期—三十年代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13尽管后来多次受到明令禁止，但它仍然延续了下来。订立于一九三九年的一套规章制度提醒劳改营负责人，“毫无例外地禁止所有囚犯住在营区以外的村庄、私人公寓或者属于劳改营的房屋里”。按规定，即使是让囚犯住在有人看守的地方，只要它是在囚犯区以外，劳改营也需要得到特别许可。14实际上，这些规定经常被人忽视。尽管有一九三九年的规章制度，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检查人员所写的报告仍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在奥尔忠尼启则市[46]，令检查人员不满的是，囚犯在街上溜达、逛商店、出入私人公寓、喝酒，还偷东西。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囚犯生活区，有人让一名囚犯骑上了一匹马，结果，他骑着马逃走了。在沃罗涅日第十四劳动区，一名武装看守让三十八名囚犯站在街上，自己则去逛商店。15
莫斯科的检察机关给西伯利亚共青城附近的一个劳改营写过一封信，指责劳改营负责人允许超过一千七百六十三名囚犯得到“不需看守的”囚犯身份。结果，检察官愤怒地写道，“在城市里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公共场所，在私人公寓，都有可能遇见囚犯。”16检察官们还指责另外一个劳改营违反规定让一百五十名囚犯住在私人公寓里，这导致了“酗酒闹事、流氓行为，甚至导致对当地居民的抢劫”。17
不过，在劳改营里面也没有剥夺囚犯的一切行动自由。相反，这正是集中营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同于监狱的一个方面：不劳动、不睡觉的时候，大多数囚犯可以在营房内外随意走动。不劳动的时候，囚犯还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决定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只有那些服苦役—一九四三年开始实施的刑罚制度—的囚犯，或是稍晚一些关在“特种劳改营”—一九四八年增设的劳改营—里的囚犯，夜间才被锁在营房里面。他们对这种待遇强烈不满，后来开始进行反抗。18
从封闭恐怖的苏联监狱刚一到劳改营的时候，环境的变化经常使囚犯喜出望外。一名囚犯说起他来到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时的情形：“一到野外，我们的心情非常愉快。”19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回忆说，来到马加丹以后，她“一天到晚谈论着劳改营生活胜过监狱生活的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劳改营的居民（约有一千名女犯）似乎很多：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可以说话，这么多人可以交朋友！还有大自然。在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区里，我们可以自由走动，可以遥望头顶的天空和远方的山冈，可以一直走到尚未成林的树丛前，用手抚摸它们的枝叶。我们呼吸到湿润的海洋空气，感觉着下在脸上的八月细雨，坐在潮湿的草地上，让泥土从指间流过。我们的生活已经四年没有这些内容了，以致我们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对于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没有它们，你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正常的人。20
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表示赞同：
你被送进来，下了囚车，接着，有些事情让你意外。首先，囚犯们在到处走动，没有看守—不管看守正在什么地方执勤。其次，他们看上去与你完全不同。进了劳改营之后，当新的犯人送到时，我发现这种反差甚至更大。由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伙食恶劣等等原因，新来的犯人全都脸色发青。而劳改营囚犯的脸色多少还是正常的。你发现自己身在一群相对自由、相对健康的人中间。21
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劳改营生活这种表面上的“自由”逐渐失去吸引力。在监狱的时候，波兰囚犯卡齐米日·扎罗德写道，人们仍然相信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很快就会被释放。毕竟，“我们还被外面的文明世界—监狱的高墙之外是一个大城市—所包围”。
可是，在劳改营里，他发现自己自由地活动于“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中间……暂时完全不能按照正常的情感行事。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慌，这种感觉慢慢变成绝望。我试图抑制这种感觉，回到意识的深处，但我渐渐开始明白，我陷入了某种玩世不恭的反常行为不能自拔……”22
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行动的自由很快就能轻易地转向混乱状态。白天，营站里看守和官员人手充足，但是夜间他们经常全都不在。值班室里通常会留一两个人，其余的人则全部撤到围栏以外。只是在囚犯认为自己的生命有危险时，他们间或会向值班室的看守求助。一名回忆录作者回忆说，在一次政治犯与刑事惯犯的打斗—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在战后是一种普遍现象—发生后，被打败的刑事惯犯“跑到值班室”去求助。第二天，他们被转往另外一个营站，因为劳改营的管理者不愿看到大量死人。23还有一名女囚犯，她感到自己有被**的危险，并且可能死于一名刑事惯犯之手，于是，她“走进”值班室，请求当晚将她关进劳改营的禁闭室里保护起来。24
然而，值班室不是一个保险的安全区域。看守室里的看守并不一定非得对囚犯的要求作出反应不可。收到一些囚犯对另一些囚犯实施暴力的报告，他们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官方文件和回忆录中都有关于武装看守对发生在囚犯当中的谋杀、殴打、**案件漠然而视或一笑置之的记录。古斯塔夫·赫林描述了发生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某个营站里的一起夜间轮奸案，他写道，受害人“发出短促、嘶哑的哭喊，泪流满面，用裙子裹着自己。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岗楼上喊道：‘过来，过来，那些家伙，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不知道羞耻吗？’八个男人把那个姑娘拉到厕所后面，继续轮奸……”25
理论上，规章制度严格规定：囚犯必须待在囚犯区里。实际上，规章制度屡遭破坏。而且，从字面意义上讲并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无论多么残暴多么有害，也不一定受到惩罚。
营规：作息制度
囚犯区控制着囚犯活动的空间。26而营规—或者像通常翻译过来的那样说，是“制度”—则控制着他们的时间。简而言之，制度是劳改营遵照其运行的一套规章和程序。如果说带刺铁丝网把一名囚犯的活动自由限制在囚犯区以内，那么，一系列命令和警示则控制着他在那里度过的时间。
制度的宽松或严厉因营站的不同而不同，既取决于不断变化的中心任务，也取决于特定劳改营所关押的囚犯类型。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管理宽松的病弱劳改营，有过普通劳改营、特种劳改营和惩罚劳改营。但是，基本制度一成不变。制度决定囚犯醒来的时间和方式；决定他们应当列队去劳动；决定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领取食物；决定他们何时睡觉以及能睡多长时间。
在大多数劳改营，囚犯的一天随着派班—给囚犯编队派活儿的过程—正式开始，然后他们列队出去干活儿。一声汽笛或者其他信号将他们叫醒。第二声汽笛告诉他们，早饭时间结束，劳动将要开始。瓦列里·弗里德是一名苏联电影编剧，写过一本特别生动的回忆录，他描写了这种场面：
各个劳动队的任务将在大门口分派确定。调度员通常拿着一块刨平的小告示板：上面写着劳动队和工人的数量（纸张短缺，而且可以用水把告示板上的数字擦掉第二天再写）。跟队的看守和调度员先要检查囚犯是否到齐，如果到齐，囚犯就被押着去干活儿。如果有人没到，大家都得等着，他们则去搜寻没到的人。27
根据莫斯科的规定，这一过程所用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28当然，如同卡齐米日·扎罗德所描写的那样，它持续的时间往往更长，即使是在天气恶劣的时候：
凌晨三点半，我们必须在广场中间站成五排等候清点人数。看守经常点错，于是不得不再点一遍。在下雪的清晨，这是一个几乎把人冻死的漫长过程。如果看守完全睡醒而且精力集中，清点人数通常要用三十分钟左右；但是，如果他们点错了，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站上一个钟头。29
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些劳改营采取了“振奋囚犯精神”的措施。弗里德就此接着写道：“我们的派班进行时，有一位手风琴手伴奏。那是一名别的什么活儿也不干的囚犯，他只演奏欢快的乐曲……”30扎罗德同样记录了清晨乐队的荒唐现象，乐队由囚犯乐手组成，既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
每天早晨，“乐队”站在大门旁边演奏军乐，我们在军乐的激励下“坚定而愉快地”列队走向一天的劳动。队尾走出大门之后，演奏停止，乐手们放下乐器，紧跟在队伍后面，成了去森林里干活儿的工人。31
从劳改营，囚犯列队出去劳动。看守每天照例大喊大叫着发号施令，“如果走出队伍半步，将被视为企图逃跑—押送人员不予警告即可开枪—齐步走！”于是，囚犯仍然排成五路纵队，齐步走向劳动地点。如果路远，他们将由看守和警犬押送。傍晚返回劳改营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一个钟头的晚饭之后，囚犯再次排队站好。看守还要（如果囚犯运气好）一次（如果囚犯运气不好）又一次地清点人数。大概因为从劳动地点返回途中更有可能发生逃跑的情况，所以，对于晚上的清点人数，莫斯科的规定给了比较长的时间：三十至四十分钟。32然后，又一声汽笛响起，睡觉的时间到了。
这些规定和时间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营规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通常变得更加严厉。雅克·罗西写道，“苏联监狱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系统性地强化管理，逐步使最初纯属随意的虐待具有了法律依据”，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一点。33整个四十年代，营规越来越严厉，劳动时间越来越长，休息的天数越来越少。一九三一年，瓦伊加奇考察队—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的一部分—的犯人每天劳动六个小时，分成三班轮流干。三十年代初期，科雷马地区的劳工也按正常作息时间干活儿，冬天时间短一些，夏天时间长一些。34不过，十年当中，每天劳动的时间翻了一番。到三十年代末，埃莉诺·奥利茨卡雅那个缝纫厂的女囚犯“在一个不通风的大厂房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而科雷马每天劳动的时间也被延长到十二个小时。35后来在一个建筑队，奥利茨卡雅每天也要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各有五分钟休息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36
这种情况的不只是她一个人。一九四○年，古拉格的劳动日被正式延长为十一个小时，尽管如此，这个时间仍然经常被突破。37一九四二年三月，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给所有劳改营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怒气冲冲地提醒他们注意“务必保证囚犯睡眠时间不少于八个小时”的规定。信中解释说，许多劳改营的负责人无视这一规定，每天晚上只许他们的囚犯睡四五个小时。结果，古拉格总局不满地说，“囚犯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正在变成‘弱劳力’和伤病号。”38
违规现象继续出现，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生产需求增加时。在德军入侵后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古拉格总局将修建机场设施的囚犯的劳动日正式延长为十二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这一规定全国通用。战争期间，维亚特劳改营有案可查的劳动日为十六个小时。39一九四三年夏天，沃尔库塔记录了十二个小时的劳动日，尽管那里的劳动日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可能是因为囚犯的高死亡率和高患病率—重新缩减为十个小时。40谢尔盖·邦达列夫斯基是战时在某个黑店干活儿的一名囚犯，那是为科学家囚犯所设立的专用实验室之一，他也记得当时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其中包括休息时间。在一个典型的劳动日，他从早晨八点干到下午两点，接着又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七点，然后再从晚上八点干到夜里十点。41
总之，规定常常被违反。分派到科雷马某支淘金队的一名囚犯每天必须筛选一百五十手推车矿沙。收工时没有完成这一定额的那些囚犯只能留下来接着干，直到他们完成为止—有时一直干到半夜。然后他们回到营房，喝下留给他们的菜汤，睡到早晨五点起床，接着开始继续干活儿。42四十年代后期，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当局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一名曾经在那里为新的建筑在永久冻土层上挖地基的囚犯回忆说：“干了十二个小时以后，除非你完成了工作量，他们才会把你从洞里吊上来。如果没有完成，你只能留在洞里。”43
如同战争期间被分派到某纺织厂的一名囚犯后来所说，白天一般也不会让休息几次：
我们必须在早晨六点到达工厂。上午十点，我们有五分钟休息时间去抽支烟，为此我们不得不跑到大约两百码以外的一个地下室去，那是工厂厂区唯一一个允许抽烟的地方。违反这一规定将会受到加刑两年的惩罚。下午一点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手拿小碗的人们不得不飞跑着奔向食堂，排着长队领到一些令人作呕的大豆，大部分人吃了都会不舒服—然后无论如何也要赶在机器开始转动之前回到工厂。接着就再也不能离开岗位了，我们坐下要到晚上七点以后。44
休息日的天数也有法律规定。通常允许囚犯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分派到管得较严的劳改营的囚犯每个月休息两天。但是实际上这些规定也都没有得到遵守。早在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曾经下过一道命令，要求劳改营的负责人认识到囚犯休息日的重要性，因为在拼命完成计划的狂潮中，囚犯的许多休息日被取消了。45十年过去，情况几乎没有变化。战争期间，卡齐米日·扎罗德十天得到一天休息。46另一名囚犯回忆说，他一个月才休息一天。47在古斯塔夫·赫林的记忆中，不干活儿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
按照规定，囚犯享有每劳动十天休息一整天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当劳改营的产量面临降低的危险时，就连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日都蒸发了，因此，当劳改营在某一季度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时，煞有介事地宣布奖励一天休息居然成了惯例……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查看产量数据或生产计划，所以，这种奖励实际上是为使我们完全任由劳改营当局摆布而捏造的谎言。48
即使是在难得的休息日，囚犯被迫在营区里面干杂活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打扫营房，清理厕所，冬天还要清除积雪。49所有这些情况产生了一道由德米特劳改营负责人拉扎尔·科甘签署的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命令。大量反映劳改营的马匹累垮了的报告让科甘感到不安，他首先指出：“越来越多的马匹患病和累垮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马匹负荷过重、道路条件恶劣以及缺少使马匹恢复体力所需要的充足的休息时间。”
接着，他发出了新的指令：
1．劳改营的马匹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个小时，不算两小时必要的休息和饲喂时间。
2．一般情况下，马匹每天走路不得超过三十二公里。
3．每八天必须让马匹固定休息一天，在这一天，务必使马匹得到充分的休息。50
至于囚犯每八天固定休息一天的需要，唉，没有提。
营房：居住空间
大部分劳改营的大部分囚犯都是住在营房里的。不过，囚犯到达之前已经开始建造营房的劳改营并不多见。不幸被派去建设新劳改营的那些囚犯住在帐篷里，或者干脆露天住宿。如同一首囚犯歌曲所唱的那样：
我们乘坐火车飞快地穿过雪原
突然，火车停了下来。
在我们周围，只有森林和烂泥—
我们将在这里开挖水渠。51
伊万·苏利莫夫三十年代是沃尔库塔的一名囚犯，他和一队犯人被扔在“北极冻原的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搭起帐篷，点燃篝火，然后开始铺设“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石头地面”，接着开始建造营房。52雅努什·谢明斯基是战后科雷马的一名波兰囚犯，他也曾是一支在严冬季节“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新营站的犯人队伍中的一员。夜里，犯人睡在地上。许多人死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在篝火旁边抢到睡觉的地方的犯人。53据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愤怒的检查人员说，一九四○年十二月到达阿塞拜疆里海劳改营的犯人也是“露天睡在潮湿的地上”。54而且，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暂时的。直到一九五五年，一些劳改营的囚犯仍然住在帐篷里。55即使囚犯建成了营房，它们也是一成不变、非常简陋的木头房屋。莫斯科对营房的设计作了硬性的规定，因此，关于营房的记述颇为千篇一律：一个又一个囚犯描写了木头建成的长方形营房，没有涂抹灰浆的板壁，用泥巴堵塞的裂缝，里面一排排地摆满了质量同样低劣的床铺。有时有一张简易的桌子，有时没有。有时有几条可以坐的长凳，有时没有。56在科雷马和其他缺乏木材的地区，囚犯用同样廉价的石头同样仓促地建造营房。在那些地方，没有保暖材料可以使用，只能采取古老的办法。在拍摄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的沃尔库塔劳改营营房的照片上，几乎看不见那些营房：营房的屋顶成尖角状，但是非常低矮，这样一来，营房四周的积雪将有助于防寒。57
《营房里》：同营难友在听一名囚犯乐手演奏—本雅明·姆克尔强作，伊夫杰利，1953
营房常常不是正规的房屋，而是地窖或“地洞”。四十年代初期，А.П.叶夫斯托尼切夫就住在卡累利阿的一个地窖里：
地窖—这是清除积雪之后在地面挖出的一个洞。地窖的四壁和顶部用没有加工过的原木支撑着。整个地窖位于另一片地面和积雪的下边。地窖的入口用帐篷遮挡起来……角落里放着一只水桶。地窖中间有个铁炉，一根烟筒从地窖的顶部伸出去，旁边还有一桶煤油。58
在一些紧靠公路和铁路施工现场建立的临时营站里，地窖普遍存在。如同我们在第五章里所讨论的那样，今天，在北方边远地区囚犯修建的公路两旁，在沃尔库塔市旧城区附近的河岸上，仍然布满了这些营站的遗迹。有时，囚犯也住在帐篷里。一本关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早期生活的回忆录描写了建设营站的情况：在三天的时间里，搭起了供一百名囚犯居住的“十五座内有三层铺位的帐篷”，还建成了有四座岗楼和带刺铁丝网围栏的囚犯区。59
不过，实际建成的营房也很少能够达到莫斯科为其制定的最低标准。它们几乎永远都是拥挤不堪的，即使是在三十年代后期的混乱状况结束之后。一九四八年的一份关于二十三个劳改营的检查报告愤怒地指出，在其中的大部分劳改营，“囚犯的居住空间每人不超过一至一点五米”，而且居住条件也不卫生：“囚犯没有地方睡觉，或是没有自己的被单和毯子。”60有时，居住空间甚至比这还要小。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写道，当她来到劳改营时，营房里面实际上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因此，头几天晚上她不得不睡在盥洗室的地板上。61
普通囚犯理应分到被称为包厢—这个名称来自设在客车车厢里的那种睡觉的地方—的铺位。包厢是一些双层床铺，每一层睡两个人，总共睡四名囚犯。在许多劳改营，囚犯睡在更低级的通铺上。通铺是一些长长的木板床，甚至没有分成隔开的铺位。被安排睡在通铺上的囚犯只能排成长长的一排一个挨着一个躺下。由于认为这种公用床铺不符合卫生条件，劳改营检查人员也经常猛烈抨击它们。一九四八年，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用包厢取代所有通铺。62可是，睡过通铺的安娜·安德烈耶娃—她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是莫尔多维亚劳改营的一名囚犯—回忆说，还有许多囚犯一直睡在通铺下面的地板上。63
被褥的发放同样随心所欲，而且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大不相同，尽管莫斯科颁布了更加严格（但是相当有限）的规定。按照规定，所有囚犯每年应该领到一条新毛巾，四年一个枕套，两年一套被单，五年一条毯子。64实际上，“每个囚犯的床上铺着一条所谓的草垫子，”埃莉诺·利珀写道：
里面没有稻草，也很少有干草，因为干草还不够喂牛；里面装的是刨花或者多余的衣物—如果哪个囚犯还有多余的衣物的话。另有一条毛毯和一个枕套，你可以用自己所有的随便什么东西把枕套塞满，因为没有枕头。65
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是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阿拉伯语专家，直到一九五○年，他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睡觉时仍然盖着自己的大衣，用剩余的破旧衣服当枕头。66
一九四八年的那道命令还要求，把营房里的所有泥土地面全都铺上木头地板。但是，直到五十年代，在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所住的营房里，由于地面是泥土的，所以不可能彻底打扫干净。67即使地板是木头的，也会经常因为没有刷子而无法彻底打扫干净。战后在对一个委员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一名波兰妇女说，在她那个劳改营，总有一批囚犯被安排在夜间“上班”，当其他囚犯睡觉时，他们打扫营房和厕所：“营房地板上的泥土必须用小刀才能刮掉。一些俄国女人因为我们不这样做而困惑不解，问我们在家是怎么做的。她们甚至想不到，最脏的地板也能用刷子刷干净。”68
取暖和照明往往同样原始落后，但是在这个方面，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也大不相同。一名囚犯回忆说，实际上，营房里面光线昏暗：“电灯发出惨白昏黄的微光，几乎根本看不出来，煤油灯冒出混浊的烟雾和恶臭的气味。”69另一些人抱怨的却是相反的问题，电灯通常彻夜开着。70沃尔库塔地区劳改营的囚犯在取暖方面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从矿上带一些煤块回家。但是，因塔煤矿附近某个营站的囚犯苏珊娜·佩乔拉回忆说，营房里面“冬天很冷，以致你的头发冻在床上，喝的水在杯子里面结了冰”。71她那个营房里也没有自来水，只有值班人—一名不再能干重活儿的老年女犯—用桶打来的水。值班人白天负责打扫卫生并看管营房。72
更加糟糕的是，因为大量肮脏发霉的衣物晾在床边、桌边以及任何可能悬挂东西的地方，所以营房里面弥漫着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在特种劳改营的营房—那里夜间房门紧锁，窗户上面装着栅栏—里，这种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呼吸”。73
缺少厕所使营房里空气的质量更加恶化。在那些夜间把囚犯锁在营房里的劳改营，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囚犯只能使用营房里的马桶或“水桶”。一名囚犯写道，早晨，马桶满得“提不起来，只好从湿滑的地上拖出去。里面的东西肯定会洒出来”。74另一名囚犯、五十年代初期被捕的加琳娜·斯米尔诺娃回忆说，“如果不是憋急了的话，你可以等到早晨再说，否则将会臭气熏天。”75
另外，厕所是户外的，而且是在营房以外，往往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冬季的严寒中，上厕所是一件辛苦的事。“即使是零下三四十度时，”在另一个劳改营，斯米尔诺娃说，“也只能去木板搭的露天厕所。”76托马斯·斯戈维奥记述了这种情况的后果：
在外面，在每一幢营房的门前，他们插了一根木杆固定在地上。又是一道命令！除了户外厕所，不许我们在劳改营里随地小便，也不许我们尿到拴在那根木杆顶端的破白布上。违反命令被逮住的人将被关十个晚上的禁闭……发布这道命令是因为，有些囚犯夜里不愿跑那么远去户外厕所，而是在人们常走的雪地小道上到处小便。地面上布满了一片片黄斑。春天积雪融化以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我们一个月两次铲除雪堆，用车把残雪运出营区……77
但是，肮脏和拥挤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