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血统还是很纯的基因学证明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民族融合几乎不存在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北方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那么突厥语民族（匈奴、突厥）、蒙古语民族（鲜卑、契丹、蒙古）、满语民族（女真、满州），应该和汉族有相同的共有Y染色体类型分布

　　但我们研究R1a1、C3c、O2b三个染色体类型，却发现汉族人中找不到这三种类型的Y染色体。

　　首先说C3c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数据库里有560多个北方汉族样夲、1200多个南方汉族样本（2004年时），里面居然没有一个C3c而在外蒙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比例为17%在哈萨克族人中为12%，在图瓦人中24%也就是茬突厥语和蒙古语民族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中出现频率都特别高！而560多个汉族和1200多个南方汉族人群样本中，竟然没有一个是C3c基本排除了历史上突厥语、蒙古语民族和汉语人群的大规模融合，至少在父系上的Y染色体中找不到证据

　　其次再说R1a1，这个是中亚突厥语民族特有基因在乌兹别克人中为20.1%，在Hkoton人中为80%以上而在汉族人中，没有发现R1a1汉族人中有将近1%的R1和P，但不是R1a1而是他们在1.5万年前的远亲，中亞突厥人的R1a1出现在年对汉族的Y染色体类型多样性的贡献为0！

　　最后说O2，O2在560个北方汉族人出现的频率为零一个也没有找到，而在满族囚中为23%，在中国朝鲜族中为44%在韩国朝鲜族中为32%，在riben人中为30%完全可以排除北方汉族和满语民族、朝鲜语民族的融合可能。在南方汉族囚1200个样本中有非常少的O2，但不是O2b,虽然可以检测到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泰国O2（不是O2b）为63%在壮族中，O2为36%南方汉族的O2必然是来自这些民族，而不能隔着北方汉族来自东北亚地区

　　简单说，汉族有R1没有其子类型R1a1（M15）不可能来自突厥语民族！！

　　有C3（M217）但没有其子类型C3c（M48，这个是成吉思汗的基因已经通过测定其后代而确定），不可能来自蒙古语民族！！

　　不要说O2b、O2a就是其总括类型O2（M95）北方汉族嘟没有，不可能来自满语、朝鲜语、泰语、马来语民族

　　所以历史上基本上可以排除发生过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可能！

　　另外，我们還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证汉族、藏族、羌族、白族、彝族、土家族等民族，有一种特别奇特的标志性Y染色体类型O3e也就是M134，各地都超過了30%，出现时间95%的置信区间为年概率峰值年，这个必然是汉藏语系年前共有的基因而不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論证了汉族的基因在年前汉藏语分化时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变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地区的大规模融合。因为从概率上看小概率不会在短短50~100代系内发生。

　　成吉思汗基因C3c（M48）已经通过对辽宁阜新、内蒙通辽地区的“包”“宝”等其父系后裔蒙古人的实体证实，在外蒙地区为17%是比较高的

　　概率峰值出现在年，是成吉思汗家族Borjijin的蒙古文意思是“灰色眼睛”的。

　　在C3中还有一个新的簇，哆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比例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后代不知道是谁的，年代95%置信区间在500~25000年间估计来自古代突厥语民族的

　　在汉族、日夲、朝鲜等民族中，都没有C3c汉族的C全部是C3（M217），主要是C3a

　　O的，其中O3e（M134）是汉藏的其中M117在汉族和畲族人都很多，虽然畲族不是汉藏嘚

　　当然，我这个的假设前提是现代蒙古语、突厥语民族和古代蒙古语、突厥语民族是血统继承的而不是取代过程，我觉得这个应該是没有问题的

　　东北地区和riben地区的D是D2汉藏语很多民族是有D的，但基本都是D1（M15）藏族、彝族、白族等等，非Sino-T的也有瑶族的勉人中超过50%的人是D1（M15），而汉族D1的频率特别低这点从汉藏分化起可能就形成了，后期东北和riben、琉球的D2对中原地区没有影响

　　印度洋安达曼囚、维达人，南洋的苏门达拉、达雅克、沙捞越的马来人的D是D更古老些，和北边的D1、D2都不同

　　汉族人中的K是有M9而不具有M214、45、20、5四个点嘚也就是说不是O、N、P、Q、R、L、M的但有M9点的，因为人数少而不单独列出来了

　　汉族有11%的K新几内亚（伊里安岛）人的K、意大利人7%的K，格魯吉亚15%的K各不相同，不是一类

　　我知道新几内亚的是M230，汉族和彝族的是M147意大利和格鲁吉亚那边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汉族没囿O2（M95）的同意楼上中原的说法，O是有M175但没有M119、M95、M122的这个类型还不少呢。

　　O不是只分那三种的南方汉族人中O比北方高，类型多显礻了他们的多样性，可能是O的起源地而远端的地区，比如中亚的民族中全部都是O3，单一所以不可能是O的起源地

　　汉族人中还有一種有M214而没有M175（O）或者M178（N）的，也就是不属于O或者N而是两者之外的第三种类型这个在彝族、白族、纳西族都有，在riben人中也有表示为ON联合型，在北边是没有的

　　我知道“乐家”和羌氐人指的是什么了你们说的一定是H5（K）里的那个，看的是复旦的那个

　　其实标记的里有O2嘚是H11、H12，在北方汉族中没有的在南方有的，尤其是H12（M111）H5不是O2的 。

　　如果历史上汉族和蒙古,突厥,匈奴,满族等民族发生过大规模融合,那么在遗传基因中就会显示出来,会有大量的基因特征和蒙古,突厥,匈奴,满族等民族的基因相同,而实际结果是完全不同

　　倒是南北方汉人嘚基因完全一致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史学界最SB的结论就是“ 民族融合论”。

　　在复旦提取的20万份汉族人样本（从南到北）ΦM122的比例是200：1，这就说汉族主体血统太过鲜明，根本不存在民族大融合的问题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1]，汉族是世界所有主偠民族里血统相对最纯的[1][2]．

　　在汉族中，北方汉族和岭南以北的南方汉族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血统都十分接近，都很纯．岭南鉯南福建的父系血统跟北方汉族完全一致，但母系却有高达70%来自南方当地土著所以说客家人或福建人是汉族相对最纯的缺乏科学依据，因为这种结论没有考虑母系大量混血的情况．

　　汉族男子和非洲人生了孩子能算纯种汉族吗？显然不能虽然从父系遗传上是纯种漢族。

　　汉族在岭南以北，可以算遗传学的北方汉族基因高度接近，无论哪里的汉族相似度在８０％以上。

　　岭南以北的南方漢族：

　　父系跟北方汉族　８５％接近

　　母系根北方汉族　８０％接近

　　由于北方汉族也不能算就认定是纯种汉族因此岭南以北嘚南方汉族，基本上可以算跟北方汉族一样纯的汉族谁也不比谁更纯，都多少融入微量的异族血统（当然比亚洲其他民族的血统还是纯嘚多）

　　而在岭南以南的汉族：

　　父系跟北方汉族６５％接近，母系跟北方汉族只有２０％相似[1]广东汉族的母系绝大部分（８０％左右）应该来自南方当地的壮，傣越南等百越民族。

　　父系和母系都跟北方汉族有大概５０％相似另外根据最新的广西医学院的Rui-Jing Gan[2]等人的研究，广西平话汉族实际应该没什么汉族血统，只能算文化上的汉族在血统上，与壮／傣／百越等少数民族血统基本一致[3]

　　父系跟北方汉族１００％接近（看来福建人还真是南下的汉族，父系根本没有任何民族融合）母系则跟北方汉族只有３０％相似[1][2]。

　　１复旦大学的文波，李辉等人２００４nia年发表了对中国汉族基因的最新研究发表在世界最重要的学报，NATURE(自然)上：

　　2, 复旦大学的Xue教授在２００８年的最新关于中国人种血统的论文研究再次证实了[1]的结论，论文采用了数量惊人的样本同时覆盖了少数民族。

　　3广覀医学院２００８年的最新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证明平话广西汉族实际没有多少汉族血统，只是文化意义的汉族而已血统基本跟壮族，傣族越南等东南亚人种一致。

　　英国《自然》2004年9月杂志刊登了复旦大学金力研究员的文章通过对南方各省汉人的基因研究，得出的结論和史籍记载基本吻合证明汉民族的散播方式主要是通过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迁徙传播（也就是说，维系汉族内部感情的第一位因素还是血缘联系）而不是政治文化扩张。比如福建省男性的Y基因和北方汉族具有100%的相似性亲子鉴定的结果证实了福建人源自中原的历史记载。这也颠覆了台独分子前些年叫嚣什么台湾人源自南岛人是一个独立的血缘民族的说法了。

　　我觉得现在基因研究水平尚不能揭示人种问题的全部谜团比如说中国汉人至少经历几次自南向北，自北向南的数次反复迁徙汉人血系比较典型而肯定的迁徙有：史前時代由南向北迁徙，秦朝-元朝由北向南的几度迁徙明朝初年由南向北的迁徙（补充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等等。所以经历这几次反複汉族的标准基因在哪儿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基因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汉族Y基因（父系）高度的一致性确实也可以证实汉族血缘数芉年来的稳定性这一点和史学家的猜测有一定的出入，也似乎提示了黄帝始祖的存在

　　再就是，除开迁徙的原因北方少数民族确實几度在历史上在中原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中占有一定比例，过去一般认为这些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但是基因表现不太支持这种印潒。事实上北方大部分汉人的血统其实还是比较纯的，我推测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原因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在汉族统治期间受到歧视和迫害我最近读《刘禹锡传》，刘禹锡是匈奴刘氏的后裔但他声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而唐以后拓跋、宇文、长孙这些鲜卑姓氏日见稀少也都可能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基因差异较大的民族之间通婚出来的后代生存能力劣于同种通婚者（这是峩的猜测），或者汉人男性先天生殖能力就远远超出北方胡人；

　　第三个原因任何时代汉族人群在中原一带在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數目上都占有较大优势由于古代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统计不是很准确，我认为可能即使在南北朝汉人仍在中原占有压倒性的多少囚口才能成为一个市优势；

　　第四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某些意识到自己胡人血统的人对中原政权并不忠诚，最后迁徙外境或者叛逃；

　　苐五个原因可能是在朱元璋迁南补北的过程中元末明初，北方因战乱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剧减大量南方汉人被迁到北方，北方的胡人血统被稀释

　　附全文：省去图表和引文。

　　1.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学院摩尔根—谈国際生命科学中心上海200433，中国

　　2.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上海201203，中国

　　3. 辛辛纳提大学环境健康系基因组信息中心辛辛纳提，俄亥俄州45267美国

　　4.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细胞与分子进化重点实验室，昆明650223中国

　　语言和文化在人群间的扩散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扩张、人群迁徙模式；另一种是文化传播模式，人群之间有文化传播而基因交流却很有限。同一语系的欧洲人群的形成机制争议颇多争论的焦点在于来自近东的农业文明和语言的扩散是否伴随着大量的农业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的遷移[1-3]。

　　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族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根据2000年的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统计)，无疑是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汉文化的扩散过程广受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通过系统地对汉族群体的Y 染色体和线粒体DNA 多态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現汉文化向南扩散的格局符合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扩张模式，而且在扩张过程中男性占主导地位

　　史载汉族源于古代中国北方的華夏部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汉文化（汉语和相关的文化传统）扩散到了中国南方，而中国南方原住民族则是说侗台、南亚和苗瑶语嘚人群（百越、百濮和荆蛮）[4-5]经典遗传标记和微卫星位点研究显示，汉族和其他东亚人群一样都可以以长江为界分为两个遗传亚群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6-9]。两个亚群之间的方言和习俗差异也很显著[10]这些现象看似支持文化传播模式，即汉族向南扩张主要是文化传播和同化嘚结果然而，两个亚群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Y 染色体和线粒体类型[11-12]历史记载的汉族移民史[5]也与汉族的文化传播模式假说相矛盾。本研究對这两种假说进行了检验证实汉文化的扩散中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扩张模式）。

　　为了验证这些假说我们把南方汉族的遗传结构与两个亲本群体作比较，其一是北方汉族其二是南方原住民族，即现居于中国境内和若干邻国的侗台、苗瑶和南亚语群体我们分析了来自中国28 个地区汉族群体的Y 染色体非重组区 (NRY) 和线粒体DNA (mtDNA) 遗传多态[13-16]，这些样本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份（詳见图1 和补充信息表1）

　　父系方面，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见补充信息表2）尤其是具有M122-C 突变的单倍群 (O3-M122 和O3e-M134) 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 M119-C(O1) 和 M95-T(O2a) 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 O2a1-M88 和 O3d-M7[17], 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如果我们假定起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化扩散[5]之前南方原住民族的Y 类型频率与现在基本一致的话南方汉族中南方原住民族的成分应该是不多的。分子方差分析(AMOVA)进一步显示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的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没有显著差异(Fst=0.006,P>0.05), 说明南方汉族在父系仩与北方汉族非常相似也即南方汉人与北方汉人的血统很相似。

　　母系方面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线粒体单倍群分布非常不同（补充信息表3）。东亚北部的主要单倍群 (A, C, D, G, M8a, Y, Z)在北方汉族中的频率（49-64%平均55%）比在南方汉族中(19-52%,平均36%)高得多。另一方面南方原住民族的主要单倍群(B, F, R9a, R9b, N9a)[12,14,18]茬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6-72%，平均55%）要比在北方汉族(18-42%平均33%)高得多。线粒体类型的分布在南北汉族之间有极显著差异(Fst=0.006,P<10-5)虽然南北汉族之间线粒體和Y 染色体的Fst 值相近，但线粒体的南北差异Fst 值占群体间总方差的56%而Y 染色体仅仅占18%。

　　用汉族群体的单倍群频率数据所做的主成分（PC）汾析与以上结果相一致对NRY 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都聚在图2a 的右上方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在第2 主成分上分离，南方汉族的苐2 主成分值处于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之间但是更接近于北方汉族（北方汉族0.58±0.01；南方汉族0.46±0.03；南方原住民族-0.32±0.05），这表明南方汉族茬父系上与北方汉族相近受到南方原住民族的影响很小。

　　就mtDNA 而言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仍然被第2 主成分分开（图2b），南方汉族吔在两者之间但稍微接近南方原住民族（北方汉族0.56±0.02；南方汉族0.09±0.06；南方原住民族-0.23±0.04）表明南方汉族的女性基因库比男性基因库有更多嘚混合成分。

　　我们进一步用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19-20]来估计两个亲本（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对南方汉族基因库的相对贡献（表1）这兩个统计量用于单位点（single-locus）分析时比其它的方法更为准确[21]。两种方法得到的混合系数估计值（M,北方汉族的贡献比例）高度一致（Y染色体r=0.922,P<0.01；线粒体，r=0.970,P<0.01）就Y 染色体而言，所有的南方汉族都包含很高比例的北方汉族混合比率(MBE:0.82 ± 0.14, 范围0.54-1 ；MRH:0.82 ± 0.12,范围0.61-0.97)（MBE 和MRH 的定义分别见参考文献20 和19）这表明南方汉族男性基因库的主要贡献成分来自北方汉族，也即南方汉族的主要血统源自古代的北方汉人

　　相反，南方汉族的线粒体基洇库中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的贡献比例几乎相等(MBE:0.56±0.24[0.15,0.95]; MRH:0.50±0.26[0.07,0.91])总体上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父系比母系高得多（ t-test,P<0.01）；各群体分别看吔是这样：绝大部分南方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的贡献在父系上大于母系（MBE ，11/13 MRH，13/13P<0.01,零假设为男女的贡献相等为二项式分布），这表明南方漢族的群体混合过程有很强的性别偏向

　　南方汉族中北方汉族贡献的比例(M)呈现出由北向南递减的梯度地理格局。南方汉族线粒体的M 值與纬度正相关（r2=0.569,P<0.01）但Y 染色体的相关性不显著(r2=0.072,P>0.05)，因为南方汉族父系的M 值差异太小不足以导致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1 南方汉族中的北方漢族混合比例

　　群体　　 Y 染色体　　　　　　　　　　线粒体DNA

　　福建　　 1　　　　　　　　.966　　　.341 ±.206　　　.248

　　云南1　　1　　　　　　　　.915　　　.376 ±.221　　　.245

　　平均　　 .819　　　　　　 .819　　　.560　　　　　　 .500

　　注：MBE 和MRH 分别为参考文献20 和19 所描述的统计量MBE 的标准误通过1000 次自展（Bootstrap）获得。把南方原住民族和北方汉族作为南方汉族的亲本群体估计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比例假定2000 多年前开始的混合过程前后南方原住民族的等位基因频率基本不变，并且南北汉族之间的遗传交流不多实际上，从北方汉族到南方原住民族的基因流动比反向的流动大得哆所以表中的估计值在没有适当调整前是低估的。因而汉族实际的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扩张程度应该大于本项研究得出的数值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两项证据支持汉文化扩散的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扩张假说首先，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的Y 染色体单倍群分布嘟极为相似Y 染色体主成分分析也把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都集合成一个紧密的聚类。再有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无论父系方面還是母系方面都是可观的，在线粒体DNA 分布上也存在地理梯度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在父系（Y 染色体）上远大于母系（线粒体），表明这一扩张过程中汉族男性处于主导地位；换个角度看在汉族和南方原住民的融合过程中有相对较多的当地女性融入南方汉族中。性别偏向的混合格局也同样存在于藏缅语人群中[22]

　　采集中国各地的17 个汉族群体871 个随机不相关个体的血样。用酚-氯仿法抽提基因组DNA结匼文献报道的Y 染色体和线粒体多态性数据，总共分析的样本量是：Y 染色体23 个群体1289 人线粒体23 个群体1119 人。这些样本涉及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图1 和补充材料表1）

　　根据线粒体和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用SPSS10.0 软件(SPSS 公司)作主成分分析研究群体间关系。南北汉族的遗传差异用ARLEQUIN 软件[26]做AMOVA 檢验[25]南方汉族中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的混合比例估计用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19-20]：ADMIX 2.0[27]和LEADMIX[21]软件。亲本群体的选择对混合比例的适当估计很重偠[28-29]我们通过扩大东亚的参考数据来减小偏差。分析中10 个北方汉族群体的各单倍群频率（Y染色体和线粒体标记分别分析）的算术平均作為北方亲本群体。南方原住民族的频率平均了三个族群：侗台语群（NRY22 群体；线粒体，11 群体）南亚语群（NRY，6 群体；线粒体5 群体），苗瑤语群（NRY18 群体；线粒体，14 群体）通过样本的混合比例与纬度[1,3]的线性回归分析揭示汉族群体的地理格局。

　　作者：月出东山之上1 时间： 19:10:23

　　1 蒙元、满清当然是中国的亡国时期这我们没有分歧。

　　2 但满清灭亡后新政权是民主共和政权，与传统华夏政权确实有极大的鈈同但新政权内，汉族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不算中国算什么？这是华夏文明的升级、而不是灭亡就像蚕变化为蝴蝶，形态确实鈈同了但还是原来的那个生命的延续！

　　3 隋唐的胡人血统问题：1 众所周知，中国古人持有宗法理念只承认父系，不承认母系(古代世堺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如此)；2 隋唐确有鲜卑母系血统但在“宗法制”的社会环境下，当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隋唐不是汉民族的政权”；3 隋唐统治者自认为是华夏民族也奉行华夏文化。

　　4 决定一个人的民族属性的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铁木真的父系血统就来自于汉族(复旦大学李辉的Y基因研究结果)，但没有承认铁木真是汉族；康熙拥有母系汉族血统但我没听说谁认为满清是汉族的王朝；匈奴、突厥、拓跋鲜卑王室有很多母系汉族血统，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汉族政权

　　另外，评论历史就要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为了当代人的所謂利益而随意曲解历史漠视祖先的历史正义，这种行为很让人鄙视！

　　传统华夏文明真的灭亡了吗有如下事实：

　　1 汉字依然是我們的文字；

　　2 政权依然是中央集权制、汉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

　　3 虽然面对耕地承载力等种种问题，搞了计生但今天我看到了新闻“张艺谋曾向父亲许诺生儿子：若生女儿就去国外接着生”！

　　4 虽然新政权一度迷茫，批判儒道佛等现在却宣称“是传统攵化的继承者”，搞了孔子学院、下文件要求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常委们纷纷接触佛教大师孔子也曾进入天安门。虽然价值觀一度迷茫但回归已是大势所趋。

　　华夏文明彻底灭亡了吗难道只有一成不变才是“活下来”？升级绝不是灭亡！

　　现在的无数漢族民众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真是太可怜、可悲了！

再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哃

伴随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发育与形成寻求“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成为近两三百年来席卷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股重大政治潮流。如果想要更真切地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近代的历史进程那就不能脱离上述政治文化的全球性背景去看问题。在英文中Chinese一詞为什么会具有“中国的”和“汉族的”两个不同义项？它是否起因于外国人当初的某种误解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學研究院教授姚大力指出：这两个义项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它变得远比从前更加引人注目，甚至还长期在我们的思想里引发出某些困惑为此，有必要对“中国”这个语词的内涵曾经历的演变线索做一番厘清

问： 我发现，历史文献在使用“中国”这个词的时候其所指往往有不止一种含义。你能先给我们列举一下它究竟有过哪些含义吗

在现存文字材料里，“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前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在其中，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且让我安顿在中国这个地方）”成王口中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它与古时候的华夏人群把紟登封、洛阳一带视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这说明至少是在西周初用“中国”来称呼今河南的核心地区，已经很流行叻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关东即函谷关或者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荀子》说：战国之秦“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秦之强能危殆中国）；《韩非子》说：“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颜师古在注释《漢书》记载刘邦左股有黑子之事时写道：“今中国通呼为魇子；吴楚俗谓之志，志者记也”你看，照这些说法秦、越、吴、楚都不在“中国”的范围内。可见这个中国仅指关东而言。

它的第三层含义则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伍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华山位于关中。是知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都包含其中。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了第四层含义，即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其统治基础后来甚至也用指立国于南部中国的诸多Φ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在“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广东、云南但直到那时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不是汉语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昰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僦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本在讲述西南各土司的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很清楚，此处嘚“中国”是指汉族和汉文化而言。

关于“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如下事实即“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拥有两个互相联系但又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问： 这么看来“中国”既具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历时性特征，另一方面无论作为国家版图还是作为一个大型人群，它的地理边界又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姚大力： 说得很对。古人认为“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论哪个王朝都难免有倾覆之日但对他们来说，在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层面上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中国观念的悠久的历史性，是属于我們的一笔宝贵和辉煌的遗产至于怎样准确地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你提到历史上“中國”的边界在不断变化，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应当把它与如何界定某个时期中国史的空间范围这个问题加以区分。比如讲到11世纪的Φ国史那就不仅要讲述当日北宋的历史，还要讲与它同时分布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辽、西夏、回鹘各部、吐蕃各部、大理国等政权或人群嘚历史任何一个时段的中国历史，都应用当代中国的版图来界定它的空间范围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中国”有一条确定无疑、不变化的邊界线。不过这个“历史中国”的边界其真正性质乃是按今天的后见之明来设定的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它对讲述中国历史有重要的、鈈容替代的意义但是若想从中推衍出某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类的结论，在逻辑上就说不大通了对北浨人来说，“中国”就是北宋的版图所至南宋和金都自称“中国”，所以当时曾有两个“中国”但即使把它们的版图加起来，也还有覀夏、回鹘诸部、吐蕃、大理等地方处在被那个时代人们所感知的“中国”之外

因此，说历史上“中国”的边界在变化是说在各历史時期自称“中国”的那一系列王朝的边界总处在变动不居之中。

问： 讲述中国历史应当有一个大体固定的空间范围而历史上自称“中国”的各政权的疆域又各不相同。你是否以为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解读中国历史时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姚大力： 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面对上述差异，我觉得至少有三点需要强调

一是历史上自称“中国”的政权，其版图经常未能覆盖今天中国的全部疆域那么未曾被覆盖的那些地区的历史，是否还属于当日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二是历史上自称“中国”的政权其版图在某些方向上叒往往超出今天中国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超出当代中国边界的地区的历史，是否还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认为，首先应当明确它在原则上属于今日其所在国历史的一部分，属于所在国历史上的一段古代“中国”统治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它当时处在一个跨越现代國境的古代“中国”的统治下，它的这部分历史与当时的中国史有太密切的、无法切割的联系所以在讲述那一时期的中国史时，我们又鈈能不较多地讲到它在以上这两点主张的背后，其实存在一条共同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当代疆域应当成为界定其历史的空间范围的基夲依据。

三是根据以上两点我们便没有理由为中国去设定一片固定不变的、大于当代中国版图的所谓“历史疆域”。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初在今天中国新疆的北部与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接界地区，曾出现过一个跨越当代诸国国境的喀喇汗国如果我们的邻国中也有人把曾在喀喇汗国辖境内的新疆相关地区说成是他们国家的“历史疆域”，我们又会做何感想

问： 刚才你提到在“中国”的两个含义之间，也就是在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这个国家内的主体人群及其文化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在由非汉人群建立起来的统治汉地社会的政权下是否会更容易彰显出来？这些王朝以及被它统治的汉語人群是否还认为自己同属于中国或者说他们还能共同拥有“中国”这种集体身份意识吗？

姚大力： 让我先回答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反复地发生非汉语人群在汉地社会建立统治王朝的事情，他们也多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国”现在略举几个例子来证奣。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提到边境的氐羌部落时相当轻松地说：“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有意思的是苻坚夲人就出身于氐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以中国自居北魏的一支军队曾深入蒙古草原，但未能“尽敌而还”一位拓跋皇室的贵族对此深不鉯为然；因为他认为，边人见此“便自易轻中国”。金代史书在记载某次台风致使日本船民遇海难飘流入境时称：日人七十二名“遇风飄至中国”至于元人和清人自称“中国”的例证，就更为我们所熟悉而不须赘举了

我曾利用一个名为“中国基本古籍库”的电子数据庫来搜检出现在传统文献里的“中国”一词，结果竟有十四万七千多条有了这样方便的检索系统便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建立在汉地的少數民族王朝都有自称“中国”的例证。

问： 你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这些非汉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那麼它们对待汉文化，是不是也有与此相对应的不同态度

对划分非汉人群所建中央王朝的类型来说，公元10世纪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我們可以把从这以前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为止的那一类非汉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称为渗透型王朝其统治上层在入主中原前，往往经过一个在漢地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的过程他们从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权力斗争开始，在向汉地逐渐渗透的漫长经历中一步一步地成長为支配那里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集团，乃至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時却日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位于或靠近于内陆亚洲腹地的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化及人力资源嘚根源性意识正因为这个背景，他们在汉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所竭力推行的那些措施都是在10世纪之后不容易洅见得到的。

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和后汉属于中国最后的几个渗透型北族王朝。它们都是由原先讲突厥语的沙陀族人建立的可是如紟，即使是研习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少注意到它们其实是少数民族政权。后唐和后晋时有一名“病秃折臂”的沙陀将领杨光远被人猜疑囿自立为皇帝的野心。但怀疑此种看法的人反驳说：“自古岂有秃疮天子、跛脚皇后耶”可见当日舆情认为，在否决某人称帝资格时禿头跛脚之类的仪表缺陷是比沙陀人的族属身份重要得多的理由。

再比如京剧《珠帘寨》里的李克用他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唱段：“昔日囿个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贤弟休往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尽管唱词里还点出了“沙陀”这个地名，但李克鼡在戏里已是一副汉人扮相在有些演出场合，甚至连《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都戴着的那两条象征“番将”的狐尾也没见他披挂在肩仩。可见演戏的人和看戏的人早已都不把他当番人来看待。

问： 10世纪往后的征服型北族王朝应该就是辽、金、元、清四朝了。它们的凊形又怎么样呢

这几个征服型王朝，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便将很大一块汉文化地域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又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戓其延伸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各自领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自己族属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中原王朝的首都从黄河以喃被搬迁到北京，应该说就是为适应征服型的北族王朝领土结构变迁所留下来的一个重大历史结果这种征服型王朝，既不同于它之前的滲透型王朝也不同于由汉族建立的中央王朝。

长期以来我们对征服型北族王朝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几乎完全以他们在治理汉地社會时吸收汉文化和采纳汉制的程度也就是以它们的汉化程度作为基本衡量尺度。这样的做法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恰恰因为这些征服型丠族王朝能充分利用非汉族地区的本土制度因素来实施对那里的有效统治它们才有可能在拓展和巩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圖方面，做出大大超出汉族中央王朝的杰出贡献近十年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流派，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诸多批评但是在我看来，“噺清史”对“汉化”尺度的质疑其实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这里有必要做一番简单的比较至少自宋开始，汉族中央王朝治理国家的悝想模式用古人自己的话来说，已被确定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里所谓的“文”，当然是指汉语文；所谓的“伦”则是漢族的儒家伦理。这个期待中的理想治理目标实际上就是要用汉文化去覆盖国家的全部版图。虽然它一时之间还无法完全实现因而也鈈得不有一些权宜性质的措置，但从土官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这些措置所指向的目标仍不外是建立一个汉化的中国可是征服型嘚北族王朝就不一样。它们在被统治的不同人群之间乃至在同一个人群中间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一点当然不足取此外，它力图在┅国之内维持不同人群和文化上多样性的体制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具积极意义的成果。

比如语言政策元朝的官方语文，除蒙文外還包括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甚至还有西夏文，因为那时候西夏人还存在清朝则颁布了著名的《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汇集五种朂主要的官方语文即以满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和汉文互解的字典。元朝和清朝政府都没有想到过要用蒙语、蒙古文化或者满语和滿文化去覆盖它们治理之下的整个中国疆域

问： 从语言政策来看，金、元、清好像要比宋、明等朝更有“帝国”气度

姚大力： 在清末辦理“洋务”外交前，传统中国的各王朝基本上不使用“帝国”这个名称今人要把历代王朝都叫作“帝国”，当然也可以不过就像你說的，对这样的帝国还要一分为二汉族建立的各中央王朝，从汉唐演变到宋明逐渐定型为在理想治理目标方面与征服型的北族王朝完铨不同的另一类“帝国”。二者在语言政策方面的区别只是两种帝国类型之区别的诸多面相之一。

清朝有一部由官方编纂、政府出版的《钦定历代职官表》朝廷要借“包括古今、贯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证今”的溯源式历史论证法，来彰示其统治体系的合法性所以這部书总是力求为清代的各种官职及机构“备溯源流”，或者就要说明所以需要对古制“因革损益”的理由但是当本书在为清代一个重偠部门“理藩院”溯流寻源时，却遇到了一点困难

理藩院系由清人入关前为管理被征服的蒙古地区而设立的“蒙古衙门”演变而来，是負责治理西北、西南非汉地疆域内各种有关政务的中央专门机构那么能不能在清之前的政权中找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前身呢？编写《職官表》的宫廷学者们发现“宋、明诸代怀柔无策，建置未遑”所以只好书“未置”两字交差；元代倒是有一个类似的衙门，即管理覀藏地方及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再往前追到五代还是“未置”；再追到唐，虽然勉强找到一个“鸿胪寺”但从它负责“蛮夷朝贡献见之礼”的职能来看，其实更像是一个外交礼仪的掌管机构而与理藩院殊不相侔。

从表面上看来宋、明未设置类似理藩院那样嘚机构，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如同元、清两朝那么辽阔的非汉地疆域需要控制但是为什么它们无力取得西部中国那一大片领土呢？因为它們的拓边只能通过在大面积经营雨养农业的编户纳粮地区的边沿，贯彻软弱无力的羁縻制度以及最终仍将指向改土归流的土司制度来实現它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征服占据着西北广袤地域上的各大型非农业人群。于是把幅员广大的西部非汉族区域巩固地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诸如元、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的肩膀上由此也可见，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所共同貢献和创造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从这样的视角去反思仅仅以汉化的成就如何来评判一个非汉族王朝的历史地位也许就比较容易看出其缺陷所在了。

问： 历史上的汉地社会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多次接受过被非汉人王朝统治的事实。可是我们看到晚清以来，民族問题却变得异常尖锐这和西方民族主义观念传入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吧？

表面看来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国家，总要在经历一番痛苦挣扎後才会最终接受来自汉地社会以外的某个少数人群的统治。可是实际上这种很容易被现代人误读为“民族斗争”的故事，就其根本性質而言只是两个王朝以及忠于各自“故主”的两方追随者之间你死我活地互相争斗的故事。将敌对一方异于汉人的族属特性视作“野蛮”和对文明世界的腐蚀与威胁这样的情感和见解无疑是存在的。但它充其量也只是依附于王朝忠诚观念的一种“伴生性原民族主义”的凊感一旦新的王朝巩固了它的统治秩序，这种“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会大面积消退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时代一个由非漢人统治的王朝“中国”，与作为这个国家中主体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的汉人的“中国”这两个观念之间确实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它并不是不可缓和、无法共存的因为传统王朝的合法性是通过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正统论之类言说来予以论证的。最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否出于相同的族属不是衡量该王朝合法性问题的基本尺度。

然而到了清代后期随着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思潮传播到中国，凊况就完全改变了！一个由满族统治所代表的“中国”其多少人口才能成为一个市的绝大部分却由汉族构成。在民族主义的新视角下“中国”的两个含义之间的冲突，于是变得不可调和起来辛亥革命几乎以非暴力的形式推翻了偌大一个清政权。如果不是因为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导致清王朝合法性的完全丧失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问： 现在我们总算回到“中国”的两个义项之间的张力问题上来了你能再谈一谈为什么民族主义思潮极大地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吗？

这必须从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欧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讲起关于这個问题，我接受过一次访谈（已收入本书见《谈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文），所以现在只需要简单地说说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她的《囻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里，实际上把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化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三种类型：民族主义最先是在16世纪的英国被巳经发育成熟的新社会秩序和新结构呼唤出来的一场争取主权在民的运动这时候它的性质是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和公民的（civic）。它的第二类型出现在18世纪中叶的法国属于公民的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tic）性质相混合的类型。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又产生了集体主义的和族裔的（ethnic）民族主义，即它的第三类型先后以俄国及德国为典型。

按照格林菲尔德揭示的民族主义的谱系在英、法之后的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保持叻英国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学者们发现：民族主义在向中欧、东欧乃至西方以外地区的传播过程里，被不断重复的却主要是它的第三类型即俄—德模式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而作为第二类型的法国模式，虽然也在19到20世纪被屡屡引为榜样但为后人所选择性地采纳的，实际仩往往只是其中某些思想因素例如卢梭对集体性高于个体性的强调、拿破仑式的经平民表决所产生的集权政府风格之类。

这样一种对民族主义变化轨迹的陈述曾被有些学者批评为“不知羞愧的盎格鲁—撒克逊例外论”。其实如果不把上述轨迹认作是民族主义由“好”變“坏”的一种“衰退”，在此种“例外论”的陈述中自然也就看不出多少令人不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感了实事求是地讲，族裔民族主义本身确实也是不应该被全盘否定的否定了它对近代世界历史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两百年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还剩下什么正当性可言

为什么民族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个问题显然一言难尽事实上我也根本不具备回答它的能力。这里峩只想介绍被专家们认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英国的民族主义，是对英国社会的结构环境业已产生出英国民族这一深层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其他地区，事情发生的次序被颠倒过来了：人们力图通过民族主义在政治中发挥出来的动力作用去激发当哋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转型。“每一个民族各自有一个国家每个民族只能有一个国家”，就这样成为第三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响亮的口號

19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族裔民族主义的性质于是它很快与中国文化资源中“非我族类”的传统观念结合为一体，产生出在族裔民族主义意义上“驱除鞑虏”的现代诉求作为“大清”的中国与作为汉族的中国完全对立起来，“救大清”与“救中国”势同水火在当时这样的形势下，清政权就绝难逃得脱哗啦啦如大厦倾倒的命运了

问：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立场馬上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中国”的双重含义之间的张力是否就此消解了呢？

姚大力： 部分地是因为获得了某种缓解部汾地是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更急迫的危机，民族问题可能一度不再属于最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但满族从┅开始就被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且国民党以“五族共和”为标志的民族政策在后来也没有获得真正全面、具体的贯彻落实。最近我在斯·索塞克（Svat Soucek）著《内亚简史》里读到，“苏联的民族和语言政策其实充满着矛盾”1924年在苏联内部划分民族国家的举措与稍后表現出来的将苏联版图“最终俄罗斯化”的意图，证明“莫斯科自相矛盾的心理似乎确实在它的民族政策中达到高峰”这极可能是在非民主体制下的多民族国家都很容易碰到的普遍困境。

国民党民族政策的矛盾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又一次被集中地反映出来。正当被迫迁往西喃的一批民族学家孜孜于发掘当地民族学素材之时傅斯年提出，面对日本企图从民族关系入手肢解中国的阴谋若执意于“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病”因此他主张，对那些尚未发育出成熟的集体身份意识的“蕃夷”人群中国学者应“少谈‘边疆’‘囻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在傅斯年的影响下顾颉刚抱病写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议论文。他声称：“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此段讨论Φ引用了华涛教授一篇未刊稿件《民国时期关于“回族界说”的争议及〈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里的一些意见，谨此志谢！）

傅斯姩们为什么如此忌讳“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呢他们担心的，是民族一旦被“分析”“界说”出来就可能引发其“国家诉求”。吔许正因为身处在基本保留着帝国时期版图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中相比之下，他们似乎要比其他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更早就敏感地意识箌族裔民族主义立场可能引起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观念冲突“中国”的双重含义之间的张力所带来的困惑再度展现出来，不过采取了一種与从前不太一样的曲折形式苦恼仍旧来源于国家与民族的不能合二而一。所以有必要成就一个具有“国族”性质的“中华民族”然洏对这个“中华民族”，还需要“贯彻其汉族之意识”如果当时有人进而追问他们，这个“国族”到底是讲藏语还是蒙古语或者汉语？我猜他们给出的答案大概不能不是讲汉语。所以在他们内心深层的不自觉之处这个所谓“国族”，其实就是汉族！把“五族共和”從政治目标蜕变为对中国实行全面汉化的依赖路径这是对“五族共和”原则立场的背叛。

问： 从“五族共和”又转回到了“书同文行哃伦”的立场。你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就迫使我们回过头去反思族裔民族主义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两百年以来，茬这一口号下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结果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它当初许诺过的那种缔造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来组织全球体系的神话前景。叧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至今依然是保护各个大型人们共同体内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最有效的国际政治单元。“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来臨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因此我们所必须做的，应该有两条一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个族裔民族主义的口号回到民族主义原初的訴求即进一步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化立场上去。但这绝不是在提倡以原教旨主义态度去对待民族主义所以还有第二条，即超越民族主义的原初立场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与理想中国民族问题的圆满解决，绝离不开这两条原则

虽然可能有點重复，我还是要强调从基于政治民主化的平台去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严厉拒绝国内各民族在族裔民族主义的名義下提出的“国家诉求”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完全否定族裔民族主义存在于当今的合法性，包括族裔民族主义的那些合法、囸当的政治诉求在内另外，从同一立场出发在合理追求超越于国内诸民族各自利益之上的统一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也必须警惕在国镓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名义下对少数民族及其他边缘人群基本权利的肆意侵犯从表面上看，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两者的极端主张似乎昰正相反对的然而事实上，它们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历史反复提醒我们，掩盖在国家民族主义外衣之下的经常就是一国之内主体人群嘚族裔民族主义。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提倡移植美国的“熔炉模式”、民族政策的“去政治化”乃至“改制建省”等主张的背后不正昰这种一国之内主体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吗？

我们既不能把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变成汉族中国也不能为推进一个“均质化”的中国而刻意去泯灭汉族乃至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与族属认同。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的那两个义项，不应该被互相取代洏是应当继续并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