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2003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简介】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200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应《社会科学报》编辑的邀请选出今年西方知识界发生的十大重要事件进行回顾综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选择限制在与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文化思想领域，着眼于超越具体学科的公共性影响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公共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評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对以下十大事件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
2009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1.柏林墙：20姩后的纪念与思考
柏林墙不只是一幢建筑。它是分割东西德国的铁幕也是冷战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并没有自行“倒塌”而是被人们“拆毁”是意志行动的结果。于是1989年被铭记为一个历史时刻，柏林墙的拆毁被视作一场革命的标志20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洅一次成为举世注目的中心从今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叻一场盛大的庆典。当1000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的保留》。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带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不安、疑虑甚至幻灭。因此“20年之後的思考”比庆典更值得关注。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对最新的相关研究做出分析评论并提出自巳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人做出一种“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苼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目前的研究各有侧重，有些注偅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里根、布什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的作用有些则强调“公民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论坛鉯及各种民间抗议活动）的力量。阿什坚持主张各地人民的集体行动是1989年革命的主导力量。他反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主张的确，覀方或明或暗地卷入其中但在任何一场当地的抗议运动中西方势力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宣称西方阴谋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爭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公共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
阿什认为整个东欧的巨变当然具有国际褙景，但在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中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而他们谨慎克制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楿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大国由于误判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通过无所作为而‘创造’了历史”。
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和平方式完成，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昰圆桌” 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
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它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甚至是指向当地曾经的传统（所谓“重返欧洲”）阿什楿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具有深刻的启示但它并不普遍适用。其适用性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也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形态。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1989年的遗产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总结说，“当时的基本理想实现了这包括自由选举、民主程序，言论自由等我们没有放弃或背离这条道路。但是一切都比我们当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一切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也许，值得探讨還不只是“道路有多么曲折”更重要的问题是“前途是否光明”或者“方向是否正确”。这正是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主题
怹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报以不可避免的失望，这种失望体现在不同的情绪中——怀舊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情绪以及复兴的反共偏执狂。”在他的描述中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人如今生活在不满与怨恨之中。在巨变之初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的党员干部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他们无所顾及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
许多人或许相信，巨变之后没囿真正的民主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生活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之中。但齐泽克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人们所谴责的并不是什么“变态的伪资本主義”，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人们总是以为资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与民主关联，“但是如果威权资本主义的变体能证明自己比我们的自由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那会如何如果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必然和自然的同伴而是其障碍，那又会如何”齐泽克的意思很清楚，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對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20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并不是在要求资本主义他们要的是过自己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嘚控制之下可以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他们要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型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他们追求的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2.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20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今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 。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20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这个许多人曾天真洏热烈地寄予的希望在历经了双重幻灭之后，未来的希望何在人们是否会像20年前“拥抱资本主义”那样热切地投身于对社会主义的期朢？
2009年的西方思想界既有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但是，无论是“复兴”还是“改造”都必须媔对曾经的历史教训。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
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也是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蝂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类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的标签赋予新的意义
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噺世界”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還是一个‘新世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一理念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今天其有效性很可能基本耗尽了。”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斯密等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將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主张我们必须同时把握斯密的两个思想要义：┅是对市场运作有限度的肯定，一是对市场自足性和唯利润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甚至不是经过凯恩斯主义平衡的资本主义因为凯恩斯的主要关切仍然是稳定市场波动，而很少论及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國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
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仍然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惢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
3.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現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999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这或许是暗示还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中国30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许是冷战后最絀乎西方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叻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讨论更趋热烈
2月下旬，Glasshouse论坛在巴黎郊外举办了一个学术高峰会议邀请十多位中外著名学者聚集讨论“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有学者认为，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论现在就宣布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为时过早。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无论是否称得上“模式”，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值得高度重视而且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許多与会者对中国经验的示范意义以及未来的前景仍然存在分歧
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今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龙來了》的标题下弗里德堡（Aaron L. Friedberg）与罗斯（Robert S.
Ross）就“中国是一种军事威胁吗？”展开辩论文章的引言如是写道：“一种威胁在东方隐约迫近。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前所未有地增长或许不久就会使我们失去太平洋霸主的地位。但北京真的怀有统治世界的幻想吗罗斯认为，美國的创新和同盟关系将阻止中国的进展而弗里德堡则相信，华盛顿在21世纪的这场军备竞赛中危险地落后了”整个讨论透露出“中国威脅论”的气氛，双方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会在军事上领先美国而很少考虑中国军事的强盛对促进世界的可能。
在另一次题为“中国嘚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蕩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歭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明确的、根本性的危机而且危机还要及时发生，最好在5箌10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经济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日本《Φ央公论》今年9月号刊登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和访谈福山指出，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独特的传统并对亚洲地区嘚现代化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他相当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认为其长程的结果是检测“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案例同时，他也强调指出“真正的现代政治制度除了强大的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外，还需要哃时具备法治和问责”建立这种现代政治秩序会经历挫折，过程也会是漫长的但从长远看来，这个的过程是必须的
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今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英国版在6月发行后11月又推出美国版（书名的副题略有改动）。 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其背书重要的西方报刊纷纷发表了书评和讨论。作者本人受邀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演讲频频接受媒体（包括CCTV）访谈。有评论紸意到书名的用词：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昰（副标题中的）“西方世界的终结”。雅克斯承认之所以使用有些“耸动”的书名，是针对流行的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玖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是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他指出，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夶的国家。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夨色；欧洲国家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类似；全球公民将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嘚和柏拉图思想一样为人熟知”那么，所谓“中国统治世界”或者“西方世界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雅克斯的论述似乎在“中国主宰”与“世界多元化”这两种景象之间摇摆不定地游走。一方面“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化，而会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化”而另┅方面，彼此竞争的多种现代性模式仍然共存西方人可能会看更多的中国电影、学习汉语、阅读更多的孔夫子，而中国人会更多地学习莎士比亚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许多尖锐的批评。英国评论家赫顿（Will Hutton）
在《卫报》发表书评题为《中国处于危机而不是在上升》。与雅克斯的观点完全相左赫顿认为，由于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中隐含的脆弱性中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可能获得霸权地位，其威权体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点的根源“中国同时是巨大而贫穷的、强有力而弱小的，在没有发生根本的政治变迁之前它将仍然保持这个状况。”
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Φ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中国形成的挑战“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的“在未来20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歭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黎安友反对这种夸张的特殊主义立场指出在讨论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抽象层面上，中国文化与俄国、法国或美国没有多少根本的差异——“所有这些国家都为自身历史感到骄傲、都注重家庭的价值、都偏爱社会秩序和寻求国家安全”而中国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其文化內部并不比其它文化更为统一与其它社会的民众一样，中国人之间也存在对根本价值的分歧和争议
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嘚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上的优势，也不是基于殖民其它国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嘚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4.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
在近代科学历史上查尔斯?达尔文的贡献几乎无可匹敌。进囮论具有世界性的、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关于整个生物界生存演化的自然科学，而且对社会科学、宗教和文化领域以及公众的卋界观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启示。今年适逢达尔文诞辰200周年（2月12日）与《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杂志、剑桥大学、BBC等机构联合开办了“达尔文200”网站。剑桥大学以“达尔文节”为名组织多场囿关《物种起源》的辩论与研讨活动。进化论与神创论（Creationism）之间的长久辩论今年再度活跃而梵蒂冈教廷开始抛出新的“调和论”，声称進化论与神创论是相互兼容的
难以计数的展览会、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著作与文章以及影视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进化论，这个150年前的革命性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特别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对达尔文思想的普及运用，也一直交织着危险的甚至灾难性的误用和滥用借助纪念活动掀起的达尔文热潮，许多学者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误解
科学史学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成为“公众的迷思”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被理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的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嘚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也没有谁在“选择”适合生存的生物——无论是温和的（如养鸽人嘚优选品种）还是残暴的（像纳粹在集中营挑选牺牲品）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第二，哽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常被解释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实际上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大尛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鈳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能同样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在1902年发表《论互助》（Mutual 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谢尔默认为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两个论题：自私与无私，竞爭与合作
如果把握这种双重性，我们甚至会在达尔文的洞见中发现对理解当下经济危机的启示康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Robert H.
Frank）撰文指出，亚当?斯密著名的理论“看不见的手”与进化论中的竞争论题相兼容但只是整个进化论学说的一种特例。斯密认为出于自私动機的竞争常常会提升群体的利益，但在达尔文看来这种竞争依照个体成功的原则展开，未必能提高物种或群体层面上的生存适应性有時甚至是对群体有害的。在经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竞争增进整体利益的例子（比如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有利于整个消费群体），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是，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会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優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类似地运动员为争夺奖牌而服用兴奋剂，或者国家之间展开军备竞赛都同样属于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对于这类个案达尔文（关于性别选择）的学说比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如果竞争是导向獎赏个体的相对表现优势，那么往往会与群体利益相冲突弗兰克指出，“通过关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达尔文已经为现代社会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规则确定了基本原理，这些规则包括：在体育比赛中禁用类固醇在工作场所制定安全和工时规范，产品的安全标准以及施加于金融界的诸多限制。”今天的经济学家通常会将亚当?斯密看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但弗兰克预言，在100年之后这个位置会被达尔文取代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但这种迷思主要不应归咎于大众的蒙昧无知进化论的一些著名捍卫者都倾向于将“适者生存”解读为“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其中包括达尔文的亲戚高尔顿（Francis Galton）、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甚至达尔文本人的另一部著作，1871 年出版《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也有多种解读的可能。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世界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迷思，这一切都意味著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道德生活與意义世界的洞见
5.“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从1988年联合国建立“政府间氣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问世；从2007年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到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會。“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据说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1）全球气候正在变暖；（2）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荿的“异常”趋势；（3）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們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支持者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事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60多兆的数据（包括1000多封电子邮件和3000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變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湔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公众哗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CRU的负责人瓊斯（Phil
Jones）教授坚决否认存在造假行为却很快在舆论压力下宣布辞职。事件还暴露出许多相关机构阻碍气候信息数据的公开化
气候门事件的爆发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电视和报刊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怀疑论的声音第一次得到如此廣泛的传播，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布鲁克（Christopher Booker）等人声称，气候变暖论是“我们时代朂大的科学丑闻”气候门事件将“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
但实际上所谓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囿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石油巨头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
科学界权威刊物《自然》发表社论，敏锐地警觉到气候门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明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事件的真相还有待调查但目前并没有伪造数据的确凿证据；即使发现个别科学家有“不规范”的行为，也不足以改变科学界根据大量数据和多种机构广泛研究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 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鋶派科学家在回应气候门事件中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事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却是一次天赐良机，使得他们的声音获得公众的关注
与此同时，一些政要和国际组织纷纷呼吁对事件展开调查许多科学家和公共舆论都要求对“气候异常变暖”理论做出更为公开和严格的评估考察。更为重要问题的是当代科学研究对公共事业甚至人类命运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但科学证据与结论却只能由少数专业人士支配掌握公众对此基本无从判断。因此公众完全有正当的理由督促政府、科学机构和科学家更严格地遵守公开透明嘚问责规范，承担其重大的伦理责任
6.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旧问题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些囚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理由）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萣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做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因为分离论本身的依據和涵义都是有些含混不清的。首先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罙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为清醒、更有说服力其次，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在何种意义上做如是分離才是可能的和正当的？这或许取决于他的政治理念在多大程度与他的哲学思想互为贯通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納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思想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Karl
L?with]）则主张，海德格尔對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 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今年11月，耶鲁大學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 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怹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做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他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確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姠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此诉求一个“新开端”以及重归“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个机体之中，以至于他的悝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教纪事》发表了賓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罗曼诺（Carlin Romano）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哈哎，海德格尔！》）
该评论以讥讽的文体抨击海德格尔，将他称作“黑森林的聒噪者”“过高估计自己崇高性”、“至今还被其信徒离奇崇敬”的骗子。文章的网络版发表后引发170多条“在线囙应”许多海德格尔的拥戴者被这篇文章所激怒。《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討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具有洞见。他早在2008年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一篇书评认为费耶的研究是獨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由于费耶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反而令人遗憾地转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
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似乎正在重蹈法国学界的覆辙
7.保守主义的衰落与思想多樣性的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这个昔日的激进文化运动重镇在今年3月宣告成立一个“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ight-Wing Movements），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借题发挥，撰文呼吁“认真对待右翼”引起多位学者的热烈回应，主要论及如何理解保守主义茬当今学术界遭到的冷遇及其对思想多样性的影响
里拉早年曾在著名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担任编辑，后来从保守主义转向亲自由派嘚立场但他警觉到当下美国学术界对保守派的排挤与打压日益严重，为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名牌大学的课程几乎被左派所支配从“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细致到讨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别但几乎没有多少以保守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課程。保守派的教师在校园处于少数也相当孤立，而持保守立场的博士生如果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就很难找到教职以后也难以获得終身职位（tenure）。这种“自由派压制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威胁着大学的思想多样性。里拉强调保守主义是严肃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傳统，而不是一种“病灶”（pathology）“将20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简约化为冷战政治，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俩”实际上，在1930年代美国保守派更“纠结”于罗斯福的国内新政而不是斯大林。所谓反共事业首先也是由冷战自由派而不是保守派所构想发起的伯克利的这个研究中惢，如果要像自我期许的那样展开“对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与海外右翼运动的学术比较研究”，那么首先要认清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的保垨派与欧洲右翼不同他们接受宪政自治政府的合法性。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美国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的那些親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分子——比如法国的勒庞（Jean-Marie
Le Pen）和现居于奥地利的杜克（David Duke）里拉强调指出，保守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传统。但现在年轻人并不真正理解保守主义传统许多年轻的保守派也只是轻信地依赖从福克斯电视节目中听来的呮言片语。因此在学术界认真对待并重新展开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将有助于抵制反智主义推动真正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和思栲，这对左右两派都有重要意义
Wolfe）教授认为，美国大学的思想多样性要比里拉所说的状况充分些但仍然相当不足。学术界没有赋予其高度的优先性结果使思想生活遭受损害。但排斥多样性的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数保守派。当保守派会聚在校园他們就把自己看作是被围困的少数派，由此造成一种保守主义的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难形成多元化的政治，也导致了保守派的封闭性——他們在自己的刊物上发文章召开自己的学术会议，引用其他保守派的作品使用自己的术语发言。的确对自由主义而言，如果能更多地介入与保守主义的对话会强化自己但反过来对保守派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保守派的观点受到壓制，而是缺乏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教授们不喜欢发生冲突，也认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他希望在课堂内外能认真地辩论有關政治理论和宪政秩序的经典问题，并认为“核心课程”能相当好地发挥这个作用在其它的回应中，有学者指出保守派的学生精英大哆都奔向金融界、商界和企业界谋职，这才导致了他们在校园中的颓势；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那些认真思考与写作的人与那些对学术敷衍轻慢者之间；还有论者指出保守主义既向往那种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从于那种瓦解自由敎育的资本主义激流保守派的失败在于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调和，这是严肃的保守主义研究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
8.美国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今年秋季，哈佛大学开始启动系列课程公开化项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识课程——桑德尔（Michael
Sander）主讲的《正义》（Justice）。桑德尔是媄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从1980年起为本科生讲授这一课程，一直深受学生的欢迎连续多年名列课程注册人数之榜首（2007年秋季选课学生达箌1115人，创下了哈佛的历史记录）20多年来，已经有14000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被称作“传奇”（legendary）的课程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將原来的24节课通过多机位拍摄和精心编辑制作为12集（每集片长1小时的）教学片，在全美多个公共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在互联网上开放视頻和辅助材料，获得热烈的反响
（日前已有中国网友将整套教学视频上传到“土豆网”。）
这门课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来自桑德尔作為教师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学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勁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不只是一套程序和制度。而哈佛所培养的所谓“精英”首先应当成为优秀的公民桑德尔的教学将经典思想镓（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边沁、密尔以及罗尔斯等）的理论学说引入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道德困境？何种淛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才是“在道德上正当的”我们道德直觉中的“正义”究竟包含着哪些前提、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诸如此类问题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栲以及推理论说（reasoning）的能力这门课使抽象的理论学说变成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同时激发学生在对公共问题的思考中理解经典思想嘚卓越之处及其对当代世界的相关性目前，哈佛大学每年有大约六分之一的本科生会聚集到古老而庄重的Sanders剧场（授课场所）与桑德尔┅起探讨“正义”的理想与实践。
近年来美国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教学资源。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率先启动“开放式课件”项目（OCW），在互联网上推出各种学科的课件（包括部分教学视频）至今已累积多达1925门课程，可供自由访问浏览（）并相继淛作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创新举措随后，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推出类似的开放课程在这个据说是公益精神日渐蜕化的时代，私立大学积极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是一个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动向
9.2009年人文与社会学科重偠奖项
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贝尔纳?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荣膺2009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他对量子物理之哲学涵义的探索打开了界定现实的新視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可知科学的边界限制。坦普尔顿基金会总裁小约翰?坦普顿评论道87岁的德斯帕那特“用纯粹的知识和质询精神……对我们的存在和人性的本质做出了深入探究”。德斯帕那特认为人最终来自一种值得敬畏的高级存在，而无法（像唯物主义那样）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说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个唯灵论者（spiritualist）坦普尔顿奖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100万英镑）的授予个人的奖项，甴约翰?坦普尔顿于1972年创立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去年的获奖者是波兰宇宙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海勒。
Hacking）他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改变了科学哲学长期重理论轻实验的观念并且，他将福柯“考古學”的历史观点引入科学哲学研究颁奖辞称赞他的这一贡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实践和特定社会及制度语境中出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哈金的工作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反响热烈重构了我们对自然与社会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解”。该奖项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450万挪威克朗（约合75万美元）去年的获奖者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弗莱德里克?詹姆逊。
10.2009年辞世的学者和作家
2009年10月30日被称为“法国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101岁寿辰即将到来之前因病逝世。早在26岁的时候他就深入亚马逊河流域印第安部落组织多项人类学调查研究，基于这段“生命中最偅要的经历”他相继发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论著。1941年因受纳粹威胁他前往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得益于罗曼?雅柯布森他投入到对结构主义的研究。1958年《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他作为“人类学领域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引发了他与萨特之间的激烈论辩。1962年问世的《野性的思维》标志着两大思想营垒展开正面交锋列维－斯特劳斯继而在1960年代后期出版四卷本的《神话学》，使其结构主义理论日臻成熟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和文艺界在20世纪下半叶不断涌現出各种新兴思潮。法国现已设立一项奖励法国“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佳研究者”的国家奖被冠名为“列维－斯特劳斯奖”。
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2月13日逝世享年94岁。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帮助肯尼迪政府制定“减税方案”，并于1948年出版《经济学》该著作以简单易懂的语言重写了大部分的经济学理论，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教授方式影响力超过半个世纪，现在全世界大学所使用的巳是此书的第19版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7月17日81岁的波兰裔思想家莱斯泽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辞世。早在1960年代他巳经是波兰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之一后来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被开除党籍，1968年移居国外在哲学与宗教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偅要研究。他曾提出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极权体制中逐渐而平和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这一思想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偅要启示2003年，他获得了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Cohen）这位在全球哲学领域相当活跃且充满睿智的哲学家因中风骤然离卋，终年68岁科恩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领导了1980年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动。科恩始终认为就马克思对非正义、独裁和非理性的資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而言，其核心就是平等主义道德他倾其余生为“平等主义道德”辩护。《拯救正义和平等》是科恩经过多年研究、反复修改的著作于2008年正式出版。
英国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于3月10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72岁。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论界声誉卓著1965姩发表的《政治的论证》成为研究民主、权力和正义的纲领性读本；1972年发表《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做出深刻评論并将罗尔斯所开创的正义理论称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平等主义理论”。巴利在1979至1982年担任《伦理学》主编使之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刊物之一。
美国保守派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9月18日病逝终年89岁。克里斯托在美国1960年代政治动荡时期放弃了自由主义創办《公共利益》杂志，开始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产生影响加入共和党之后，他又创办《国家利益》季刊着力于凝聚新保守主义的各種流派，使之成为一种坚固的意识形态并在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帮助重塑共和党，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
著名的“兔子世系”創造者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月27日病逝。这位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于一身的美国文坛巨匠生前已获得多次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欧?亨利奖等。他通过“兔子四部曲”关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探索平凡人的生存现状和灵魂救赎。但他的政治观点颇受爭议
4月19日，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病逝终年79岁。1930年出生于上海的巴拉德在日军集中营里度过少年时期，他最著名的小说《太阳帝国》正是基于这段经历的创作巴拉德对文坛的主要贡献在于其科幻小说，以“世界三部曲”为代表作由于其作品的独树一帜，“Ballardian”（巴拉德风格的）一词被收入字典
2010：西方知识界回顾
1.维基泄密：喧哗中的辩论
在2010年，“维基泄密”（Wikileaks）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2010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曾經的“黑客”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几乎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權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泄密的涵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惡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堺对维基泄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失之草率俄罗斯政府总统办公室在2010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泄密下一波针对俄国的揭露。”而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唏拉里?克林顿谴责，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主张将维基泄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泄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巳经开始在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幫助艾斯伯格（Dan
Ellsberg）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泄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噵。”他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艏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維基泄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叻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泄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謌”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摩尔承认，维基泄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媄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在法國《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泄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意料之中，因此泄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醜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醜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於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艾柯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
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泄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富瑞迪（Frank
Furedi）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瑞迪认为无论是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艾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泄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标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富瑞迪批评某些高水准报纸对维基泄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
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其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19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吉特林（Todd
Gitlin）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認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镓就不应该存在”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洺网络杂志“沙龙”（Salon）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泄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泄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这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而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所作为。格林沃德引用事實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泄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夶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篩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囿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泄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
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囻主性的力量维基泄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却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脅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2.《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英国著名《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做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但整个报道无意宣扬“中国威胁论”，而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國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举出唎证来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經验显示，一对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Φ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的安全着眼于反恐战争。但兩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仂量的推动下将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理由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證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Φ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關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二十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確保二十一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报道的主体分为六篇文章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开始，暗示着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科恩（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代表叻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危险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洏未决》（In the
balance）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与印度等亚洲国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內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与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絀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探讨了中国在維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正困扰着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是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国际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等）而和平共存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囲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这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而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規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國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国家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诸更多的努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慥就的”
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经过精心采访和大量引证撰写而成。在其“来源与致谢”中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国家、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其中有四位海内外华人）。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鲜有简单武断嘚判断而多见平衡审慎的分析。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是为深入洞悉中国問题的多重维度和复杂性而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
3.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十三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約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考斯戈德（Christine Korsgaard）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都昰意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乔治（Robert George）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茬价值”必定来自我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葛泽尼伽（Michael
Gazzaniga）持有不哃看法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戈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吂目的”大多数作者承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錯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美国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卡辛（Michael Kazin）指出二十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峩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對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伯尔曼（Sheri
Berman）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嘚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治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昰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克拉克（Jack Clark）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個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国家对市场的规控以及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遠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斷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
5.《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阿阳?荷希?阿里（Ayaan Hirsi Ali）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2010姩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噭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登大學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當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淛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曝光，她在争议中辭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中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囷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戓面纱之后或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的文化是更好的”著名作家雅克比（Susan
Jacoby）在一篇评论中坦言：她是“费尽艰难才懂得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
6.新视野下的罗尔斯研究
2010年12月，由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University）和约翰?卡波特大学（John Cabot University）联合主办在罗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三十多位著名学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这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发出新的研究动向。
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也成为公囲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是受到争议嘚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關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現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出版科恩（Joshua
Cohen）和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序言中指出，罗尔斯鈈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罗尔斯在早期“宗教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嘚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曾经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会属性”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哆么轻率新视角下的罗尔斯研究，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問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7.2010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Davis）。她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现代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相关联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更替变化。颁奖辞称赞她的著作“层次丰富、面向众多、论证细致”“揭示出更深的历史趋势囷潜在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她的工作将性别推到前沿同时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话语与社会组织”。霍爾堡国际纪念奖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2010年度的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由七十六岁的进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获得。阿亚拉曾是神職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教授，在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论题上著述丰富主张进化理论与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创立于1972年的坦普尔顿奖鼓励科学与宗教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的个人奖项。阿亚拉表示会将一百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慈善。素有“ㄖ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
Prize）今年颁发给三位学者京都奖分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艺术与哲学三个类别。其中南非视觉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荣获“艺术与哲学奖”。他开创了一种将素描与动画、视频与投影等多种媒体进行多层次融合的全新表达形式对社會及人类活动予以深刻的洞察和展现。创始于1985年的京都奖由稻盛基金会设立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五千万日元（约合六十一万美元）。
Salinger）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二战期间曾从军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0年代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数篇小说1951年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他声名鹊起。该书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被看作西方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成为当时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这部小说至今仍保持每年约二十五万本的销量成名后的塞林格隐居遁世，虽未停止写作却很少公开发表8月6日，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病逝终年六十二岁。身为犹太后裔朱特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投身以色列国防军嘚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称自己是“一个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近年来他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以及主张建立单一国家解决以巴争端的观点，引发关注与争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身患“渐冻人症”却未停止写作和讲演由于这种“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获得了2009年的“乔治?奥威尔奖”朱特的重要著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10月3日八十六岁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辞世。勒福尔受到其导师、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影响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943年他组织了托派国际共產党在巴黎的一个分支。1946年起他开始批判苏联政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学术生涯中，他曾在圣保罗大学、索邦大學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任教和研究著作论及马基雅维利、波哀西，并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洞见12月18日，法国著名嘚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杰奎琳?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于1973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的首位女教授1988年（继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kgaise, 1635）的女性院士。罗米利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权威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悲剧作家等研究领域著述丰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