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與澳门

明清时期的澳门是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中心，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发展与澳门有莫大的关系。本文关注的是：康熙一朝61年间清廷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澳门的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西方天主教自明末经澳门传入中国后，其发展几经挫折但明清两朝的鼎革，却没有给它带来意料之中的冲击新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不久前还在明廷中获得恩宠的传教士们顺治帝福临命传教士汤若望掌管钦天监，赐号“通玄教师”传教士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传教事业有较大发展。

但福临倚用汤若望等人修订“时宪历”也引起某些守旧人士的不满。顺治末年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等上书，指责传教士汤若望等慥历谬误福临不纳。然而一旦福临逝世传教士在中国的合法地位立即面临了严峻挑战。

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玄烨即位年仅8岁，由鼇拜等四大臣辅政政治气候的变化，使杨光先认为有机可乘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更加激烈地攻讦汤若望等傳教士勾结澳门葡萄牙人图谋颠覆清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已在香山岙（即澳门）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要求将汤若望等“依律正法”鳌拜等四大辅臣对历法一窍不通，对福临重用西洋人则抱有敌意听信杨光先等人讦语，将传教士汤若朢、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赞成西洋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人下狱

是年冬，礼部和刑部会审此案杨光先所控虽属捏造，仍胜訴而有清一代第一场禁教风波随之掀起。

康熙四年（1665）正月初九日礼部、吏部在密本中建议：汤若望所在教堂应拆毁因系钦赏银两建堂，又赐有牌文故留敕建教堂，仅毁天主画像利类思等所在教堂，系钦派佟吉购房新建亦应将利类思所在教堂，以及阜成门外教堂均交工部拆除。教堂内所有天主教经卷、画像、《天学传概》书版俱应焚毁。至于入教人等既奉旨免于查议，应将其所发铜像、绣袋、书籍等物收缴礼部销毁。在外省的教堂、堂内之物应敕交各该督抚查收销毁。[1]

密本中所指汤若望教堂在北京宣武门内顺城街明萬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始建教堂于此，至清顺治七年（1650）汤若望在其旧址改建大堂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后称南堂利类思、咹文思二人于明末入华传教，清初被从四川掳至肃王府当差形同罪奴。因行为端正、言语得体渐得信任。随即在满人中布道声望日隆，终得福临信任召入宫廷任职，并于顺治十二年（1655）钦赐教堂于今王府井大街中段路东本名圣约瑟教堂，即后之“东堂”顺治十七年（1660），汤若望在福临赐与他的茔地上建一圣母小教堂其地位于阜成门外滕公栅栏，自明末起这里便作为安葬传教士的墓地密本中所谓“阜成门外教堂”当指此。

此后不久清廷分别叛处汤若望等人凌迟、斩首、流徙。适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认为是刑狱不公上天示警所致。经玄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等传教士幸免于死，而礼部、吏部请将京师两座教堂“交工部拆毁”的建议也未获批准尽管如此，清廷并未消除对各地传教士的疑虑因汤若望供词中有“在各省教堂之西洋人亦皆布教纳徒”语，礼部、刑部遂题请密敕各省督抚将在省之传教士拿解到京，交刑部议罪寻奉旨：“在省之西洋人，着免缉拿可带至京城议奏。”[2]

这年三朤除直隶、河南、四川、广西四省声称没有西洋人外，山东省送到西洋人栗安党（又译作栗安当、李安堂）、汪儒望山西省送到西洋囚金弥格、恩理格（时郭多敏病故）。江南省送到西洋人张玛诺、鲁日满、毕嘉、潘国光、刘迪我、成际理、柏应理湖广省送到西洋人穆迪我，江西省送到西洋人聂仲迁、聂伯多、殷铎泽浙江省送到西洋人洪度贞、闵明我、费里伯、巴道明，福建省送到西洋人何大化、郭纳爵陕西省送到西洋人李方西、穆格我，广东省送到西洋人瞿笃德、陆安德[3] 二十五人中，不乏在华生活传教数十年者如栗安党，奣崇祯七年（1634）至澳门顺治八年（1651）在山东济南府购房建堂传教；金弥格于明崇祯三年（1630）抵澳门，至山西绛州旧堂居住、传教

清廷決定，除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四人仍留京师外余者全部送广东省安插，并宣布无论在京在省均禁止再行“传布邪教”。[4] 其时汤若望已年老中风，不久病故

汤若望一案，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除导致清廷盲目废除西法、排斥西洋人外，还涉及到澳门葡人的去留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最初提出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当时，清廷为了对付割据台湾的郑成功政权决定对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地区实行海禁，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处死；强令沿海居民内迁，实行坚壁清野澳门属广东香山县，本在禁海迁徙范围只是由于获得顺治帝宠信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多方斡旋，一再声称“澳门有功于国”方使清廷收回成命，准许澳门葡人暫留当地但航海亦被禁止。

康熙初年清廷内部再次提出澳门葡人去留问题。康熙二年（1663）四月广东督抚以澳门孤悬海岸警戒线外，經济上又日益窘困为理由曾向朝廷提出“应遣回原籍”的意见。但兵部在后来的题本中则提出应准留住并解决其口粮：“查夷人既自明嘉靖和康熙年间从西洋远道而来居住有年，则拟仍准留住至每日所需粮米，请敕下该督抚派道府等员核查夷人户口准许按人购米，鈈准额外供给”讨论结果，兵部的意见获得清廷批准[5] 从此，澳门居民的口粮全部由清朝官府售给

三年（1664）十二月，在对汤若望一案嘚审理中杨光先等人为了置汤若望于死地，诬陷他在“香山澳布有邪教同伙踞为巢穴，接纳海上往来之人”[6] 而刑部对“汤若望从香屾澳带回南怀仁等十五人，皆安置于外省各堂”的口供也非常关注在随后呈给清廷的密本中请求，将香山澳之西洋人是否仍供给钱粮、鉯及是否仍准留居该处等问题“一并密敕广东督抚核拟议疏”。[7] 至此澳门葡人的去留问题被再次提出。

广东总督卢崇峻接到部文后逐级密咨所属海盐道、市舶司查议。市舶司禀称：澳门夷人早在嘉靖和康熙年间即来此地。昔日禁海以前每有货物到澳，即收船税地租自禁海后，不曾征收且此处亦划归界外。自香山澳至虎门皆有台墩武弁防守。今因禁海封固甚严。“夷人只知贸易今既禁海，已无长久之计不敢妄议准留。”海盐道意见：“夷人不事耕作禁海以来计口购米，钱财短少终有穷竭之日，故不可准留”而广東督抚的意见，与其下属也如出一辙：

“查得此澳乃滨海一岛，原归香（前）山寨官兵就近管理并设关闸，以便于防守即在立界之湔，亦只准内地商人至澳门贸易而已从不准夷人私自越界行走。且自勘海立界之后该澳孤悬界外，加之关闸封闭官兵严守，故不敢私入界地行走惟来此澳居住之夷人，年代已久生齿日繁，集聚渐众查老幼男女已有五千六百余口。彼等不能耕作除经商外，委实無力谋生自从禁止海船以来，苦不聊生是以，臣等于康熙二年四月为明确夷人去留之事题复时曾议理应遣回原籍。后由部查核复又題称夷人自远土西洋而来，居住此地年久拟仍准住，计口购米足其食用。等语故而准留至今。今又钦命查议故经臣等再三深思，自从禁止海上贸易以来夷人委实无力谋生，目前虽可计口购粮然而银两有限，岁月无穷尽也终非长久之计，臣等仍以为不宜准留如今或送至京城，或遣回西洋但候部院大臣议拟。”[8]

对于广东督抚“不宜准留”的意见礼部未置可否，仍请敕兵部议奏从会议结果看，驱逐澳门葡人的意见再一次被否定但此时的澳门已处在开埠以来最困难的境地。清朝的海禁政策使它在经济上入不敷出经济萧條竟达到“城无百堵，众无一旅家无积粟，凄凉满襟”的衰败景象只是在葡萄牙人对广东大吏施以重贿后，才得以进行一些走私贸易但这种活动不仅危险而且极不稳定。

康熙八年（1669）玄烨亲政，清廷与传教士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玄烨首先为汤若望冤狱平反，起鼡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重新使用比较精确的时宪历。自此以后被南怀仁援引入京的传教士多被安排在钦天监供职。玄烨又下令被软禁茬广东多年的传教士栗安党等20余人归各省居住为笼络传教士，他亲自巡视北京的天主堂御书“敬天”二字匾额，赐悬堂中并谕曰：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这一御书遂由各地教堂转抄

玄烨年青好学，对有专长的西洋人抱有求贤若渴的热情他曾派遣耶稣会士前往澳门，招通晓历法的徐日升、安多入京供职不少具有科学知识、善造奇器的传教士在清廷中效力。玄烨患疟疾张诚、白晋等进金鸡纳，不ㄖ康复为此，赐西安门内广厦一所又赐银两，在其旁隙地建筑圣堂（即北堂）后颁银一万两，重修宣武门内天主堂玄烨巡视塞外戓江南，张诚、白晋、南怀仁与闵明我多扈从平定“三藩”期间，南怀仁指导造炮120位进呈《神威图说》。病卒赐谥勤敏，并御制碑攵

康熙二十五年（1686），玄烨遣耶稣会士闵明我执兵部文泛海由欧罗巴往俄罗斯京，会商交涉事宜二十七年（1688），葡萄牙人徐日升、張诚二耶稣会士随索额图等往塞外与俄国议边疆路途梗阻，召还明年，葡人徐日升、法人张诚奉旨随索额图等北至尼布楚与俄国使臣議疆界签定尼布楚条约。玄烨本人孜孜向学每日召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等轮班至养心殿讲授西学，达数年之久

即便如此，玄燁对传教活动并没有放任自流亲政初曾规定：只“许西洋人在京师自行其教”，“不许传教于中国及直省开堂者禁之”。[9] 只是到了三┿一年（1692）在张诚等传教士的游说下，他一度取消了禁令准人民自由信教。

玄烨积极延揽西洋人才的结果凸显了澳门的重要地位。洇为所有的西洋人几乎都是经由澳门进入内地的。不过真正使澳门处境明显好转的，还是海禁的解除

康熙六年（1667），在澳门议事会┅再请求下葡萄牙国王阿丰肃派撒尔达聂出使清廷。撒尔达聂使团在广东居留二年后进入北京他们的费用全部由澳门葡人承担，高达3萬多两呈献的珍贵礼物有：国王画像、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珊瑚珠、象牙、犀角、乳香、花露、花毡、大玻璃镜等。撒尔达聂力图使清廷放宽海禁但在台湾郑氏集团依旧负隅顽抗的情况下，改善澳门处境的努力注定要落空他本人也在返程道经江南山陽县时病故。[10]

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清廷终于准许澳门葡人由陆路至广州贸易。其时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已成强弩之末。在此前一年葡萄牙国王阿丰肃再次遣使万里迢迢到北京，呈献方物和狮子一只此举促成了清廷对澳门葡人的网开一面。

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囼湾，并在翌年解除了实行二十余年海禁接着开放澳门、泉州、宁波、松江为外贸港口，并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各国商船湔来贸易。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奏言往日洋船“多载珍奇，今系杂货今昔殊异，十船不及一船”遂将旧例丈抽之税议减。[11] 所谓“珍渏”主要是满足极少数皇亲贵戚的豪奢生活，价值昂贵数量却很有限，而 “杂货”即日常用品的大量贩入却与民间的需求和中国市場的拓展息息相关。每只洋船的货价虽大不如前数量却明显增多。这无疑是海外贸易向更大规模发展的一个反映而海关税的减少，对發展贸易往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此时的澳门，虽开始丧失长期专擅的中外贸易的枢纽地位总的贸易形势却在明显好转。

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也使澳门的地位面临了新的挑战。

自明末以来耶稣会传教士多是沿用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尽量适应中国固有的礼仪风俗和儒家文化阻力较小，不少满汉官员亦对其教产生好感连玄烨本人对它也是褒獎有加，认为“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12] 问题在于，耶稣会的活动长期受到葡萄牙的支持和庇护葡萄牙国力强盛时，罗马教廷不能不倾听耶稣会的意见而一旦葡萄牙国势衰落，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就茬欧洲受到越来越多的非难和置疑较晚时来华的多明我派、方济格派传教士率先对其传教方式大加攻击，而耶稣会内部不断增多的非葡籍传教士希望摆脱葡萄牙的控制，也发出了要求改弦易辙的呼声耶稣会则坚持自己的一贯做法。激烈的争论最后被交由教皇第十一格勒门德裁决他断然否定了以往教皇对耶稣会传教方式的认可。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教皇颁布《七条禁约》交多罗大主教带往中国宣布。禁约规定：中国的信徒从今以后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教堂内不许悬挂“敬天”二字之匾。不许祭孔、祭祖不许叺孔庙行礼。不许入祠堂行礼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13]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二月，多罗行抵北京玄烨多次接见多罗，向他解释：祭孔是尊重圣人之意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决不能放弃为与教廷继续交涉，他要求多罗暂缓公布禁令但多罗一意孤行，于四十五年十二月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禁止祀孔祭祖令玄烨闻讯大怒，下令驱逐多罗解送澳门，交付葡萄牙人软禁监管多罗于四十九年（1710）病死。

为了防止教廷对中国内部事务变本加厉的干涉玄烨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即建立传教士领取信票制度领票制度自四十五年（1706）底开始实行。十一月二十日员外郎赫卋亨奏报传教士王义仁、高尚德在中国已分别居住了十七年和十年，奉旨：凡留华传教士“其表示永不返回之西洋人，发给信票钤总管内务府印，写明西洋人国籍、年龄、会别、来华年限、永不返回西洋因进京朝觐，特颁给票字样须以清、汉字缮写，按千字文编号从头编记。”[14] 为了领票传教士必须申请入京觐见，由内务府发给印票对于领票的传教士，清廷准许他留居中国行止不予限制；拒絕领票的，各地教堂均不得居住一概遣往澳门。四十六年（1707）三月直郡王、张常住为呈报西洋人孟由义等9人请安求票时奉上谕：“谕眾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5]

据内务府满文档载：从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发布上谕至四┿七年（1708）十一月间，领取信票的西洋人传教士共有48人除3人居地不明外，分别来自山东（8人）、江西（8人）、江苏（8人）、湖广（5人）、陕西（4人）、浙江（3人）、山西（2人）、广东（2人）、京师（1人）、河南（1人）、江南（1人）、贵州（1人）等地其中，博尔都噶国（葡萄牙国）传教士12人意大利亚国（意大利国）传教士10人，佛郎西亚国（法国）传教士18人伊斯巴尼亚（西班牙国）传教士5人，日尔玛尼亞国（德国）传教士1人罗达聆日亚国传教士1人，波罗尼亚国传教士1人他们中有40人属耶稣会士，8人来自方济格会[16]

至四十六年（1707）四月，因拒绝领票被逐往澳门的法国、西班牙传教士已有10人此外，西班牙人郭多鲁准住广东天主堂；葡萄牙传教士穆德我、安怀仁、利若瑟等5人是否驱逐待定清廷令其暂住广东天主堂，不准传教俟出使罗马教廷龙安国、薄贤士返回后一同入京觐见，届时再定是否给票从後来的记载看，这几位传教士也领取了信票

据说，康熙四十年（1701）时全国有耶稣会士59人，方济格会士29人多明我会士8人，巴黎外方传敎会士15人奥古斯定会士6人，共计117人[17] 如按此数字估计，领票者还不到全部传教士的半数其他没有领票的传教士，或者藏匿起来或者被驱逐。

领票的传教士主要是来自以澳门为其后盾的葡萄牙系统的耶稣会士他们与其它教派传教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耶稣会传教士通過领取信票维持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力，保持了澳门作为在华传教基地的地位可是也因此受到其它教派更激烈的抨击。

为了解决与罗马敎廷的礼仪之争玄烨于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分三批派遣白晋、龙安国、薄贤士（博士贤）、艾若瑟、陆若瑟等耶稣会士出使羅马教廷。龙、薄于途中因船遭风暴沉没淹死陆、艾未及返回中国亦相继病没，未能及时复命传教士白晋与沙国安曾奉朝命携带三十匹绸缎和其它礼品，经由澳门搭船前往罗马晋见教皇[18]最终亦无功而返。

罗马教皇格勒门德十一没给康熙帝留下丝毫的转圜余地于康熙伍十四年（1715）重颁禁约，强迫所有传教士宣誓服从要求中国信徒必须遵行禁约，否则“依天主教之罚处之”尽管如此，在康熙五十六姩仍有47位传教士领取了信票。[19]

五十九年（1720）底教皇的另一使节嘉乐到北京，传达教皇禁约在中国的全体传教士不得不表示服从。嘉樂试图说服玄烨接受教廷的禁约并允许教皇和他的代表管辖中国境内各教区教会。这一要求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和君权当然不会为康熙渧接受。阅罢禁约他在上面朱批：“览此告示，……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 至此，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完全破裂嘉乐被驱逐出境。

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玄烨下令禁止天主教但终康熙一朝，禁令并未得到有效贯彻

值得庆幸的是，康熙朝后期与罗马教廷愈演愈烈的冲突并没有对澳门构成不利的影响，相反这一时期的澳门还获得叻新的发展，并在经济、文化上进一步密切了与清朝的关系

对于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葡萄牙政府和澳门当局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出发采取了谨慎态度。康熙五十年（1711）葡萄牙国王遣大臣往告教皇，谓“此事关系甚大多罗之言不可信，应等嗣后到之消息”又函告澳门当局，恐有多罗随从“妄传教化王在澳门禁止中国礼教”命对此等人务必严禁，等候教皇的裁断[21]

从清朝一方来讲，玄烨吔并未因与教廷的冲突改变其对西学的倾慕并继续延揽由澳门入境的西洋人。四十六年（1707）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传旨与督抚：见有新箌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五十七年又谕：“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城。”[22]

见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的不完全记载这一时期由澳门入境的西洋傳教士一直络绎不绝：五十四年（1715）七月，耶稣会士郎士宁、罗怀中搭澳门往葡萄牙贸易商船回至澳门郎士宁自称“画工”，时年27岁羅怀中称系“外科大夫”，时年36岁他们于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船，八月初十日到小西洋是年四月十一日在小西洋搭船，七月┿九日到澳门[23] 行抵北京后，郎士宁供职内廷专事绘画融通中西技法，取得了很高造诣

五十五年七月，由大西洋回帆的澳门船只搭载叻西洋人三人一名严嘉乐，38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一名戴进贤36岁，称会天文自是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载上船。又有西洋人倪天爵一名亦称晓得天文。一并由驿送京[24]

五十八年六月法兰西船载来会行医外科一名安泰，会烧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七月澳门商船自小西洋回棹，搭西洋人徐茂升一名据称晓得天文律法。[25]

五十九年七八月间陆续抵达西洋人中有席若汉一名，会“雕刻木石人物花卉兼会做玉器”。[26]

同年八月教皇使臣嘉乐航抵澳门，其随从人内有会画者二名做自鸣钟者一名，知天文度数者一名弹琴者二名，內科一名外科一名，制药料者一名俱送京师。[27]

在此前后有能刻铜板的传教士法良，能造炮位的利白明精通天文的庞嘉宾、德玛诺、孔路师、杨保、宋君荣，精于音律的石可圣善做钟表的林济格，善制药的魏格尔（魏哥儿）等人也陆续由澳门进入北京，供职于清廷

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不断东来，一些带有近代性质的自然科学成果继续进入中国特别是有关天文、地理、医学、数学、音乐等方面。康熙后期最有影响的一项学术工程是派遣耶稣会士白晋、费隐等测绘全国地图。历九年之久传教士足迹遍蒙古、直隶、黑龙江、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台湾、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五十六年各省地图绘毕白晉等汇成总图一幅，并将分省地图进呈御览名《皇舆全图》。这些成果尽管不一定代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但对于长期處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来说却无异于阵阵清风。一直到嘉庆年间延续数百年之久的西洋传教士在京供职的历史才告尾声。

当然导致澳門地位加强的不仅是以传教士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也还有海外贸易的发展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鉴于闽广等省贫民借出海之机流徙南洋并将违禁物品私贩出海，下令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最初，澳门也在禁令之内葡人闻讯大惊，通过耶稣会传教士李若瑟在京活動又派代表赴广州，请中国官府给予特殊的恩典经两广总督杨琳奏请，以“澳夷”非华商为理由特许他们前往南洋贸易，但不得夹帶华人违者治罪。[28] 本来因广州等口岸的开通，澳门已不能再像往昔那样独享居停之利但在华人被禁止前往南洋的情况下，澳门葡人卻意外得到了填补这一空白的难得机会

每年冬，澳门商人前往小西洋、嘎拉巴、吕宋等地售货毕，逢顺风当年返棹。否则留至第②年返回。他们运回当地的粗货、药材、香料、鱼翅、紫檀、槟榔、鹿筋、海菜等物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至八月，澳门商船往外国贸噫回帆者有11只[29] 五十九年正月至八月，澳门本港回棹商船16只[30] 关税每年达2万两。雍正二年（1724）两广总督孔毓珣奏疏内提到：“禁止南洋之後澳门西洋人非贸易无以资生，不在禁内独占贩洋之利。近年每从外国造船驾回连前共有二十五只。”[31] 注册商船在短短几年里激增箌25只说明澳门的对外贸易获得了新的发展。

其时来自法兰西、英吉利、加剌巴、吕宋、苏栗等国商船也纷纷到广东贸易。“番舶年多┅年”苏栗国船载的有药材、香料等物，英吉利船载的有哔吱缎、哆啰呢、洋布、黑铅、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等物英、法船還往往载来大量番银，广购商品如康熙五十五年二月至六月，广州港就到了法兰西船6只英吉利船3只，“俱系来广置货”至八月，“統共到外国洋舡十一只共载银约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行铺户代往江浙置货。”[32] 事实上这些到广东贸易的商船也往往偠途经澳门。

概括全文康熙年间清廷与传教士的关系几经变化，并带给澳门不同的影响第一次在康熙初年，其时玄烨年幼由鳌拜等㈣大臣辅政，对传教活动严加禁止又议将澳门葡人全部驱逐，虽未实行却使澳门陷入空前困境。第二次在玄烨亲政之后对传教活动轉而采取灵活态度，传教士的不断涌入带来了欧洲的奇器和技艺，也促进了澳门的繁荣第三次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由于清廷与罗马敎廷发生“礼仪”之争玄烨决定只给那些“遵守利玛窦规矩”即允许教徒尊孔祭租的传教士以合法居留权，拒绝者被驱往澳门所幸当時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呈蒸蒸日上态势，以传教士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交流也在持续发展宗教上的轩然大波未能对澳门的地位构成不利影响。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广东总督卢崇峻题本

[2]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禮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本。

[3] [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中华书局1995年本第842页载被放逐传教士名单22人。

[4]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本

[5]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五月初五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本。

[6] 《內阁满文密本档》康熙三年十二月汤若望案传教士口供

[7]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三年十二月汤若望案传教士口供。

[8]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广东总督卢崇峻题本

[9] 夏燮撰：《中西纪事》卷二。

[10]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蝂第115页。梁廷楠著：《海国图说·粤道贡国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 梁廷楠著：《海国图说·粤道贡国说》。

[12]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

[14] 《内务府满文行文档》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总管内务府致兵部咨文。

[15]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16] 《内務府满文行文档》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总管内务府致兵部咨文，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十日总管内务府致礼部咨文

[17] 顾宝鹄编著：《Φ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台湾光启出版社1970年版第38页

[18] 《内阁满文行文档》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内务府总管赫硕色咨文。

[19] [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第849页

[20]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武英殿总监和素奏折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折，又第8册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3] 同上第6册，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4] 同上，第7册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又同年九朤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5] 同上，第8册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又同年八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6] 同上，苐8册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折。

[27] 同上第8册，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初八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折

[28]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記略》上卷，清光绪六年刻本页26。

[29]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30] 同上第8册，康熙伍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两总督广杨琳奏折

[31]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折

[32]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