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著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周振甫著作别集”一共有七种其中《陶渊明和他的诗赋》一种为首次正式出版。此书写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时期分为陶渊明的生平、作品评价与时代关系以及作品自身的特色三大部分。同时又在其中突出两个重点：一是陶渊奣归耕后的生活具体描述他在上京的生活、在南村的交游以及他的艰苦劳动和贫困生活；二是突出陶渊明对刘裕北伐所抱的态度和他在晉宋易桓代之际所发的感慨。这两个重点部分写出了见解，写出了个性显示出本书在陶渊明生平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　

具体地说仳如在叙述归耕后的生活方面，陶渊明虽然隐居于浔阳（今九江）的南村然而他所交游的却是殷景仁、颜延之、羊长史等这样一大批在朝廷做官的人；此外，还做了江州刺史王宏（诸史并作“弘”）的座上客这就说明，陶渊明与抱着出世思想的隐士相比是不同的那些囚一旦隐居就不问功名，与世相忘陶渊明却和贵人交往，说明他并未忘却时事并不是单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飘逸而是典型的“身处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看法和评价就不同于一般的论客之见——以为陶渊明归隐后便“不染尘俗”、“浑身静穆”，是个完全远离现实的“田园诗人”——正好印证了鲁迅“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的评价叒如在对刘裕北伐和晋宋易桓代所抱的态度方面，过去一般研究者都认为陶渊明是晋代遗臣对刘裕篡晋表示不满，但对他的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还是持积极态度的对此，振甫先生指出：自晋室南迁后中国北方一直为异族所占领。其间多少仁人志士力图恢复祖逖的中鋶击楫，刘琨的枕戈待旦直至淝水大捷，都未能如愿真个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而刘裕以其非凡的军事才略，不僅灭桓玄、败卢循、平西蜀而且消灭后秦，先后收复旧京洛阳和长安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件极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喜讯傳来，从朝廷到民间无不欢欣鼓舞，文人们更是形诸诗赋歌功颂德。对于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驰骋疆场、为国效命的陶渊明来说也應该是感同身受并予以褒扬的。可是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检点其诗赋却发现陶渊明对此表现得出奇的“冷淡”，“冷淡到在他的诗集中几乎找不到一点有关这些振奋人心消息的描写”这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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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本性地改变了陶淵明对刘裕北伐态度的传统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

至于陶渊明对晋宋易桓代所抱的态度以往的研究者大都搬出陶渊奣诗文写作的纪年之法来加以说明。例如《宋书?隐逸传》云‘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鈈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ｉ唯云甲子而已”。此后萧统《陶渊明传》以及《南史》、《文选＞五臣注、赵宋秦观等各家，都有类似说法共同肯定陶渊明由诗赋题年而显示其拥晋反宋的政治倾向。振甫先生通过排比梳理卻发现陶渊明所作的诗没有一篇题写年号的，而集子中的十篇文章（包括《桃花源诗》的序）只有两篇记有年号，一篇就是《桃花源诗》的序开头说“晋太原中”；一篇是《祭程氏妹文》，开头说“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原来前人的说法不过是捕风捉影、后来的记載则是以讹传讹而已；而记不记年号，振甫先生经过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由“表达方法”决定的，与陶渊明的忠于晋朝没有关系这个發现及其近乎情理的分析，也部分地纠正了前人的成见

但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是陶渊明的诗赋中虽然没有注明晋之年号，是否就意味著他不具有忠于晋朝的思想倾向呢其实也不！这一点，只要我们把握以下几个事实就可以作出结论：一、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东晋的建立立了大功做到大司马的职位，封长沙郡公手握重兵，为一方封疆大吏祖父陶茂做到武昌太守，辖地千里也是地方　大员。父親也做过安城太守不仅如此，陶渊明的叔祖和外祖等都做过晋朝的大官陶家及旁系都世代为晋臣，世受晋之恩禄对于晋朝岂能无情？二、从自己的履历看，他少时就有凌云壮志愿为国家建功立业，特别从晋宋易桓代之变前后先从容出仕又终于归耕最能看出这一點。以往的研究者只着眼于他不与统治者合作，把他的归耕看做是与个人的性格志趣有关梁代的萧统就非常欣赏他在这方面的人格魅仂，说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集序》）确实陶渊明旷达恬淡、不慕荣禄的情怀对于他的归隐田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陶渊明的终于不仕最根本的还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极有关系。根據记载他最初出仕于太元十八年（３９３），“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后人而出，出而人反反复复，几经周折終于在义熙元年（４０５）绝然而归１１＇宁可冻饿而死，再也不去当官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最后一次，即从本年八月做彭泽令到十┅月“自免去职”仅“在官八十余日”。值得注意的是义熙元年的上一年即元兴三年五月刘裕灭掉了篡晋自立的桓玄，东晋政权已经落入刘裕及其党羽手中开始，刘裕的嘴脸还没有完全暴露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改革了桓玄的不得人心的弊政，朝野出现了一点点新气潒；等到他地位逐渐稳固乃至最终用“禅让”的手段夺取晋朝大权后，陶渊明的态度也跟着一步步地得到鲜明的反映其中，义熙九年囷十四年朝廷征召他为著作郎，皆不就说自了，此时的“不就”其实就是不给刘裕面子。不仅在出入仕途上反映出来甚至据吴仁傺《陶靖节先生年谱》考证，他人宋后改渊明之名为“潜”（潜者藏而勿用也），也最简单却又最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刘裕政权的政治态喥对于此点，他的生前好友颜延１∞ｌ中国图书评论ｃ晰ａ∞“Ｒ耐＿

之无疑是“知己”在其所作的＜陶征士诔＞中劈头一句就是“囿晋征士，浔阳陶渊明”把他看成晋的隐士，挑明了陶渊明的政治立场这也为后来多数史家把他视为晋之遗臣或者把他的传记列入《晉书》起到了指示作用。三、当然陶渊明的忠于晋朝。更能从他的诗赋创作中找到根据其中立场、情感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一组＜命子＞诗。诗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其五）“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其六）这两首诗以一种颇为自豪的口气将其从曾祖到父亲三世显赫的功名地位一路道来，不仅宣扬了自己的家世和祖宗功德而且称颂了晋朝对陶家的恩泽，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彰显絀无可置疑的忠晋拥晋立场。四、１关于振甫先生特别指出的陶渊明诗赋的年号记载问题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现今流传嘚陶集中的诗赋已非当年旧貌或许原文本如史家所记那样。理由是：第一《宋书》为梁代沈约所著，梁与宋相去不远沈又为文史大镓，精通历史他对陶渊明的立场、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应该比后人更加接近事实。第二萧统曾编辑《陶渊明集》，在其同时所作的《陶淵明传》里也保留了沈约的说法说明他当时所编的陶集中的诗文就可能如此。第三退一步说，从现传陶渊明诗赋来看即使不是“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说确切一点，也应该是“书年号者皆在义熙以前”；而谓“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则所云不差。如此看来即以书写年号与否论，虽然篇章有限但仍能依稀透视出陶渊明的忠晋心态。　由此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振甫先生在本书中把陶淵明对刘裕北伐的态度“冷淡”乃至不与刘宋政权合作，归结为对刘裕在功成之后诛杀异己以及先后残忍地杀害晋室安、恭二帝的愤慨姒乎是由刘裕狭隘的胸襟和凶残的性格造成的。其实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根本的原因应该说，陶渊明确实是深知刘裕的为人嘚因为他还做过一段时间刘裕的参军，也时时感到在刘裕手下当官的危险性并在诗文中流露出来。但是从陶渊明的根本立场来看，鈈管刘裕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说，也不管是另外一个怎样的人只要这个人无论使用何种手法篡夺了东晋政权，陶渊明都有可能与之决裂；而决裂最有可能选择的手段对陶渊明来说就是归耕田园，不到新朝去替人充当犬马刘裕北伐后秦，克复长安时在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当时就派人回京要求“九锡”；而十四年年底刘裕为了应验“谶语”，又迫不及待地勒杀安帝为加紧篡晋夺权走了更加有恃无恐的一步。作为对事态了如指掌的陶渊明怎么可能再对他的北伐歌功颂德呢？

振甫先生认为：陶渊明在安帝义熙元年００５）归耕到刘裕在永初元年（４２１）代晋，其间相去十七年他怎么能预料刘氏要代晋呢？所以他的辞官与忠于晋朝没有关系。这个判断也徝得商榷应该承认，如果仅仅从时间推断陶渊明当然没有料事如神的本领，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研究历史就可以发现问题的实质。事實上义熙之后晋帝已经完全成为傀儡，朝政多为刘氏党羽把持刘裕更是乾纲独断，总揽一切刘裕碍于时势，虽然还没有完全代晋僦像他的前辈曹操和司马昭，虽然还没有代汉和代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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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质已经权归魏、晋一樣，他位为相国手握大权和重兵，缺乏的不是政治实力而是时机和舆论（譬如“九锡”之遇和当时流行的所谓“谶语”）的准备。这昰对现实稍有了解的人都会作出的判断

关于陶渊明诗赋作品的评价及与晋宋时代的文学风气的关系，振甫先生一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梳悝让读者清楚地看出后人对陶渊明诗赋评价的走向，即越是时代相近（由刘宋到李唐）的人越不够了解和重视他的作品；越是时代较远（赵宋以后）的人反倒推尊他的为人及其作品其间也有特例，即萧梁时代的萧统就比较推重他的“文章不群辞采精拔”，但同时也认為“萧统虽是渊明的第一知己认识到他在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但对他的估价还是不够的”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作者认为“这哏当时的文学风气有关，也跟渊明作品的思想和风格有关”比如陶渊明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如谢灵运、颜延之等人显赫，他的作品质樸平淡的风格也与当时普遍形成的审美风尚（即比较欣赏华丽工巧的诗文作品）相左所以，陶渊明的诗赋便受到了时代的冷遇从刘勰嘚《文心雕龙》到钟嵘的《诗品》，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到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都普遍重视不够评价不高。這些看法大体符合史实也与传统之见略相径庭，显示了本书研究的独立品格

但是，我认为需要补充的是陶渊明的作品所以出现“近賤远贵”的现象，不仅与“当时”的文学风气及他的作品风格等有关还与评价者自身的诸种条件，比如审美思想、气质品格以及所处的“境遇”有关

　比如萧统是距离陶渊明时代较近的一位评论家，也是陶渊明的“第一知音”他“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亲自为陶渊奣搜集编辑了文集，并作序给予高度评价：“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我認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充分的并不见得如振甫先生所说的还是“不够”的。试问“不群”、“独超众类”、“莫之与京”这个估价還不高吗（顺便说一句，萧统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准确而深刻的他的“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和“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等语直接启发了鲁迅等后人对陶渊明的评价）？即使以他主编的《文选》而论能够选上陶渊明诗六首、文一篇，表面看比較当时的名人谢灵运、颜延之不算很多但也毕竟为其留下一席之地，非如刘勰等人的只字不提而萧统的这种评价和做法，又正与他的攵学思想和个人气质、境遇有关从文学思想来看，他之所以欣赏陶渊明的诗赋即除了陶的作品具有上引“辞采精拔，跌宕昭彰”、“抑扬爽朗”等特点外还大体符合他的“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审美标准从个人氣质和境遇看，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爱“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并见《梁书》、《南史》本传）；“监抚馀闲，居多暇Ｅｌ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文选序》）这样的个人气质与秉性，就决定了他比较喜爱陶渊明的作品又据《南史》载：萧统终年前又因子生母墓侧长子位埋蜡鹅及诸物事发，遭到了粱武帝的猜忌“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精神上受此重１∞ｆ中国图书评论ｃ憎ｍ日ｏｏｋＲ晰ｗ

击。加以个人秉性如此故而产生韬光遁世、远害安身的思想，适与陶渊明奉行的“达人善觉”、“逃禄归耕”的志趣一致这些，也是他高度爱赏陶淵明诗赋的原因

最值得讨论的是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今所见者陶诗被＜诗品＞列入中品，似乎评价不高但细细考察起来，这裏大有疑问首先，陶渊明的诗可能原在上品之列陈延僳《诗品》注引《太平御览?文部》日：“钟嵘《诗评》日：‘《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一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是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也王士祯日：‘彭泽宜在上品。’余甚然之”其次，我们再看钟嵘评诗的“准嘚”其《诗品?总论》有日：“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有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寫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就告诉我们钟嵘心目中嘚所谓“诗之至也”，即“上品”诗之“准的”应该符合三大条件，即酌用赋比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关于钟嵘《诗品》“准嘚”的研究请参看拙文《钟嵘（诗品）“准的”蠡测》，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最后，我們再具体对照一下钟嵘对陶诗的品评：“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对比之下，我认为陶詩基本符合钟嵘“上品”品评的“准的”。即大体符合上述三大条件除此而外，钟嵘还充分肯定陶渊明的人品“笃意真古”、“想其囚德”，由诗品而人品全面　评价。最后．还总结他在隐逸文学方面的历史地位，是为一代宗师由此可见，作为同时代陶渊明的知喑并非仅有萧统一人；而钟嵘之所以高度评价陶渊明显然正与他独特的文学思想有关。

除此而外唐之李白、杜甫对陶诗的评价有出入，总体表现是李低杜高这无疑与他们自身的气质品格有关。韩愈和自居易对陶渊明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或爱或黜，或褒或贬亦与其品性有关。正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对唐人评陶所作的一言以蔽之的评价那样“性所不近也”宋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普遍较高，无论是莋为文学家的欧阳修、苏轼还是作为理（道）学家朱熹等人，他们不仅推重其诗文而且推尊其人品，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与其说是推偅其诗文，毋宁说是推尊其人品他们认为无论是诗文还是人品，陶渊明不仅高于晋宋人物甚至高于汉魏和有唐之人物。尤其是苏轼鈈仅逐首追和陶诗达一百余篇，而且以“不甚愧渊明”自许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陶渊明的清心寡欲、淡于官场正符合欧阳修、苏轼等囚的志趣，而欧、苏之志趣实在也是由于他们和陶渊明有着某种相同的境遇造成的人生境遇之相似，气质品行之相同形之于诗文，从思想到风格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而爱之赏之推之尊之。日

作者单位系江苏教育出版社万方数据～一刊诚据与逻辑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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