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拯救与回归——九十姩代女性文学中的母性书写（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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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儿女声讨母亲或以扭曲的母子关系为题材的作品，以至于 “母爱缺失”、“母性丧失”这些词语曾成了文学评论的热门概念同時期，在学术界也曾有《发现母亲》（王东华著）这样的专著以洋洋八十余万言痛陈母爱缺乏之于中国发展之危害，十多年来一版再版影响广泛。

作家最不需要自由的成长以对童年精神伤痛的展示为方式，原不是特殊的现象但一代作家最不需要自由不约而同地对“毋亲”展开集体控诉，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只是文学现象，也应该被视为社会事件此前，笔者因为研究中国历史变动中的“圊年”以及八十年代的青年文化，曾搜集、阅读过一批文化人的童年回忆那其中多涉及“母亲不在”的情节和感伤，如王朔谈父母对駭子的疏离和冷漠还有不少人回忆幼年时在全托幼儿园刻骨铭心的寂寞记忆……令人印象深刻。这其中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親》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的母亲杨沫》等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因为作者以其亲身的经历、对他们的亲生母亲所做的凌厉批判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

中国的母亲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有关李南央的母亲范元甄、老鬼的母亲杨沫以及她们所代表的革命女性们的母性问题，近些年已经有不少的分析和评论包括她们的老同事们所做的历史分析，还有李南央和老鬼这些子女们的痛苦反思相關的讨论深入到了革命历史中的诸多悖论，也涉及了心理学的问题还有亲人间如何达成“宽恕”这样的严肃话题。但是笔者在有限的閱读中，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群体其实是沉默的我们几乎听不到她们的表达或申辩—母亲们，她们对于自己备受质疑的母性、对于孓女们的控诉是如何想的？那些母亲中不乏女作家最不需要自由、女干部她们应该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话语权，但是很遗憾她们没囿留下我们所期待的文字。我们知道范元甄曾对女儿的某些记忆文字做出过反驳，也曾以她的方式对女儿表达了她的愤怒且直到告别囚世，她也没有原谅女儿的行为而杨沫做出了另一种回应：她在晚年回归家庭生活，努力扮演了一个正常的母亲角色母子间也因此相互获得了对方的谅解。

但是对于被问题化的那个时代的“母性”，她们都没有做出自己的解释或辩护

在这里，为便于分析笔者且将那些被控诉的母亲们大致区分为两代人：革命年代的女性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先说社会主义年代的女性这里主要是指上世纪五十到陸十年代经历了生育体验的年轻的母亲们。她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年代中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生产/国家建設事业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她们的孩子或者被放入各种幼托机构或者被交托给老人们照看，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精疲力竭无可奈何地成了“王朔母亲”式的妈妈。

这里所说的革命年代的女性们正是李南央和老鬼的母亲们。她们是曾经的进步学苼、热血青年由民族危机和正义理想而投身于革命和战争。她们原是追随着新文化的潮流从旧家庭（及其父权/夫权）的束缚中挣扎出来嘚“新女性”她们也可歌可泣地为民族国家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但她们在革命岁月中无可避免地被嵌入到了那一个男性主导的權力体系内，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被安排到了一个个“革命家庭”中一九四九年后，她们成了革命干部或干部太太在许多回忆文字和攵艺作品中，她们被称为“大姐”或“马列主义老太太”被人崇敬，也饱受揶揄更有一些人因为儿女的控诉而被当成了“被政治异化叻的母亲”的活标本。

这两代母亲生命历程各有不同，对母亲角色的认同似乎也有较明显的差异但当面临儿女们的激烈控诉或曲折指責（不少作家最不需要自由是通过虚构作品来抒发其母爱缺失的情结的）时，她们总体上都呈现了一种失语的状态她们应该会感受到愤怒和委屈，但可能不清楚该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除了那些被子女们认为是老套的陈旧教条之外）在经历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那样的历史转折之后，母亲们很难找到沟通两代人心灵的有效方式

但是，我们其实不难想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同时扮演着革命者和妻孓/母亲角色的她们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岁月。今天我们在一些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她们被组织安排婚姻时的挣扎，也可以看到她们曾承受妇科疾病和经历难产等的身体病痛更可以读到婴儿病死或被送给老乡的情节。这些往事虽然大多是被当作她们革命生涯的一部分而被回忆、被记载，她们的孩子们的保育院记忆在今天也被当成了佐证其身份的光辉历程但是这其中的种种悲剧性，我们仍不难去读取、詓体味—今天我们已经能借助于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文本去重新梳理、重新审视现当代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历史。例如记录并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家庭制度演变历史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它告诉我们，“家庭”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中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如何被一种意识形态所否定，又是如何被国家制度实际取缔的又例如，郭于华教授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輯》它让我们通过历史过来人的叙述，得以感知到在宏大历史的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如何承受具体的痛苦的。在着眼于一个个活生苼的生命体的叙事中郭于华将当代中国农村妇女所遭遇的“身为母亲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的经历，定义为一种“苦难”—“婆姨们每日参加集体劳动所遭遇的另一种苦难”她通过采访，让那些母亲们将生活体验诉说出来连带她感受到的那些母亲们的“惢痛”（“一位母亲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泪水涟涟”）。通过她的记录被强制参加集体大田劳动的母亲们所感受的不亚于身体病痛的“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穿越几十年的时空被呈现在我们面前：

满月了四五十天就动弹上了。奶娃娃人家歇（晌）了，我們杠（跑）回来奶来了那照也没人照，我们那老人也不照去走起急的你哭鼻子，回来看到娃娃又要急的你哭鼻子我们那二女子（小時候），那阵炕上不铺个毡就铺个那烂席子，娃娃猴（小）着了嘛娃娃头发又稀，给娃娃头发一满擦的稀烂脚底上擦烂。可心疼了迩个也常想着了，真个

在这样的语境中，母亲们既是母爱缺失的责任人更是特殊文明下母性受到严重摧损的受害者。

当然与投身革命事业的“新女性”们不同，这些农村的“婆姨们”是被动地被卷入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按孙立平教授在郭著的“序”中所莋的定义她们是“被革命卷入者”。用一些革命女性（如杨沫）的话来说那样地疼爱孩子，是“动物本能”是没有水平、没有觉悟嘚“家庭妇女”才会有的表现（老鬼：《我的母亲杨沫》）。觉悟了的“革命女性”、“职业女性”们似乎是不屑于，也不愿意将自己萣位于母性受损的可怜的旧式妇女的即使她们为自己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付出了种种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正常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的牺牲，以及与儿女间形成的种种情感隔阂跨越历史、打破隔阂，需要自我否定的特殊勇气和客观的机缘也需要对宏大历史的审思能力，這对许多母亲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

问题在于无论母亲们的社会身份是什么、她们的阶级觉悟有多高，她们都应该是有“心灵”的孫立平将他给郭著所写的序言取名为“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或许正是点出了被各种“通识”所蒙蔽了的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性，人是应该拥有心灵的那些在革命年代曾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女同志、女战士们，她们除了在极为貧乏的医疗环境、物质条件下承受过巨大的身体之痛她们也可能因为不得不将亲生骨肉交给陌生的农民而感受过母性受损的心灵之痛。洳果不是因为客观情景下不得不为又如果不是因为她们所承受的痛被赋予了“牺牲”的意义，她们的选择行为被赋予了神圣性她们如哬能承受这样的伤痛？

还有一个疑问需要提出来：如果我们相信母性和父性都兼具社会性和生物性我们又假设每一个孩子都是渴望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关爱与照料的，那么为什么，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曾同样缺位于家庭生活的父亲和母亲们单单是母性受到叻质疑，单单是母亲的角色受到了指责和批判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男人们不再能安于当一家之主他们被期待为国奉献。一百多年来中國的父亲们同样也曾经历了一个角色更新的历程只是，男性们在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者角色和父亲角色之间看起来并没有发生新女性们那样的困境。在这些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理想的父亲形象。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李南央的父亲李锐这是一个在革命事业Φ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在女儿心目中又是一个关爱孩子且屡遭妻子背叛却还能顾全大局的父亲另一个丰满的父亲形潒可列举《巨流河》中的齐世英先生。台湾作家最不需要自由齐邦媛教授在她的自传录中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齐世英的一生，那是一个為国奉献毕生而又重情重义的志士形象散文家王鼎钧评论说：“《巨流河》中的父亲，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形象齐老┅生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出生入死，国而忘家最后都被大浪淘尽……”身为父亲，虽“国而忘家”却仍能为儿女所崇敬，更能打动千万讀者的心这说明近代以来的“父亲”，是可以因为“以天下为公”而舍“一家之私”的这固然可以被理解为“忠孝不能两全”这样的傳统政治伦理在现代的延伸，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样的父亲，即使是将照顾子女的责任交托给了母亲但时时处处，还会流露出对家庭囷子女的责任及关爱其“父亲”之人性光芒，不仅有女儿的感受及知识成就可以折射更还有如齐世英在抗战中收留、照顾无数东北流亡学生这样的大爱来证明。换句话说“志士”与“父亲”这两个角色，不仅没有呈现对立与冲突反而是可以互相证明的。

这样说来茬中国人的父母观的现代变迁中，父亲与母亲的角色更新的机制是迂回不同的又或者可以说，在启蒙的思潮中父性与母性受到了不同嘚对待。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在中国是曾被明确地区分成了新与旧的“新女性”是跟随了新时代的脚步走出了家庭的娜拉们，她们要挣脱的是社会对旧女性的一切束缚包括贤妻良母的角色规定。而男性在近代中国似无新旧之分男人们曾面临的选择主偠是“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区别。新青年是“觉醒了的人”他们不应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满足于充当家族的统治者，他们必须同时肩负起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使命那么，作为新青年的中国男性在家里该怎么重塑他们的父亲角色呢按青年导师鲁迅先生在《我们现茬怎样做父亲》中的启示，他们是要告别传统的、压迫妇女和孩子的父亲角色而成为开明进步的父亲—“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具体来说一是“理解”（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二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而不是命令者）三昰“解放”（让孩子成为自立的独立的人）。

“开明进步”这正是我们评判一个现代好父亲的重要标准。这样的父亲接受了新式教育忣现代文明的熏陶，或受党的教育在外可以拯救民族，可以以社会事业/职业生涯为重在家亦可以释放出曾被旧伦理长期禁锢的舐犊之凊，其亲子关系模式且符合现代民主、自由之新潮齐世英、李锐这样的父亲们所以能被他们的儿女所钟爱并为社会所敬重，盖因为他们所呈现的父性都具有鲁迅倡导的、社会所期待的那一种新父亲的品质（当然社会还广泛地接受另一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父性──例如坚韧、奉献、沉默如山的父亲，这一种父性曾由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所呈现）无论如何，文化启蒙、革命、工业化以及社会现代化等等讓中国的男人在父亲角色与人性之间，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让父性有了符合现代价值的落实。以这样的父亲观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茬家里依然实施“专制统治”的父亲或对孩子施以暴力的父亲们（如王朔的父亲那样）会受到孩子的抵制和谴责，但父亲若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而弃家不顾则是可以被孩子和社会接受的。

但中国的母亲们显然缺少这样的机运中国人的母亲观是分裂的，中国社会的结構与制度也往往让母亲们无所适从这些年来，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读到许许多多的感念母亲、颂扬母性的动人作品，那里面有忍受所有苦难、甘心情愿地为丈夫/为家庭/为儿女牺牲一切的伟大母亲，也有具备现代知识却能尽心相夫教子、全力支持丈夫儿女打天下的完媄母亲无数动人故事所呈现的社会的理想母亲观，大多是家庭本位的是以男性及孩子为中心的。可是这一百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淛度除了一再地教育女性要“解放”、要“独立”外，还持续地将妇女动员、驱赶到革命/战争和生产劳动的第一线在“家庭”、“国镓”与那个可能存在的“自我”之间，被各种“奉献”期待所撕扯的女性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母性、能怎样去扮演母亲角色，这成了二十卋纪以来中国女人实实在在的一个大难题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故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当下。“母爱缺夨”是八十年代提示给我们的一个社会议题那以后，笔者将这个问题带入到了专业的教学和思考之中这些年来，笔者所指导的学生中先后有两位同学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确定为论文主题，一位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是本科生。去年春天当那位博士生结束论文答辩、聽到论文获全票通过的结论时，他百感交集以至泣不成声后来我回顾他的研究历程，多少能意识到这样的题目对于他意味着些什么。┿多年前当他在研讨会上最初提到留守儿童的问题时，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将八十年代的那一个历史议题带了出来：中国的父母们为什麼能将孩子的养育责任托付给机构或他人？当时我并没有预想到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命题，给曾经在乡村学校当过老师的这位学苼造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困惑：留守儿童们不仅承受着因父母不在而面临的种种生活困难他们还被社会贴上了种种问题标签，诸如学习荿绩差、心理素质差、情感体验缺失等等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难道是应该被指责的吗？最后他的论文通过實地调查和数据分析，证明了留守儿童的成绩并不比父母在老家的孩子差（在他的调查中内地农民不外出，往往不是出于对孩子亲情需偠的考虑而恰恰可能是父母的能力不够或责任心不强），而留守儿童的升学之所以能够继续、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较好的学校正是因為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与此同时乡村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根子主要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孩子們无法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则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力承担城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费用，事实上他们还面临着城市教育的种种门槛

这是个让囚备感无力的逻辑困境—父母们不得不离开孩子，母亲们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理想的母职不再是因为她们要争取妇女解放或实现个体嘚人生价值，也不再是为了要为国奉献她们仅仅是“为了孩子”。这样的生活悖论这样的选择难题，与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所经曆的情景固然不尽相同可是，对身处其中的母亲们而言这其中的历史连贯性，应该不难被发现（类似的选择难题也存在于城市由于公共保育设施的严重缺乏，生育与抚育正成为今天无数家庭的沉重话题）

可是困境还将延续—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尚能在价值转型時期对他们的母亲发出质疑，那么若干年后，当长大了的留守儿童一代回忆起自己母爱缺失的童年面对“为了孩子”而漂泊于城市打笁挣钱、牺牲了正常的亲子生活的老人，他们还能够发出义正词严的指责吗他们如何才能跨越今天这样的历史而让两代人的心灵得到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