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边疆时空】黄友泉 | 明玳东南沿海士绅与海疆治理——兼论明代月港部分开禁政策蓝本的构画
福建泉州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福建省高校智库海丝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海洋史学研究
摘要：倭乱期间，以谢彬为代表的部分东南沿海士紳以其经验与智识在助官弭定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及推动海禁政策调整等海疆事件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明代东南沿海士绅有着多重身份与多元诉求在不同海疆形势与政策环境下，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度、立场与作为是影响明代东南海疆治理达成的偅要社会力量之一，而官绅间的良性互动为实现海疆治理的有序化及海疆政策的合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谢彬 沿海士绅 部分开禁 海疆治理
明清时期，士绅阶层是具有特殊社会地位和功能的群体士绅位居“四民”之首，介于官民之间既与官方相辅相成，彼此依恃又与民众紧密联结，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以及维系社会秩序稳定运行的基础。但在明代东南沿海部分被官方称为“贵官家”“沿海势要”“豪右之家”“豪门巨室”“著姓宦族”“窝藏巨家”的东南沿海士绅，利用其政治特权、经济地位与社会影响垄断并庇护著沿海走私贸易，有着更为多元的利益诉求与话语表达呈现出更为复杂而多变的面相与作为。相应地在明代东南海疆治理进程中，官紳关系并非总是表现为协调与合作亦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如在对著名的“朱纨事件”的历史阐释中学界形成了以林希元为代表嘚沿海士绅的多重叙事。有学者讨论了东南沿海士绅垄断走私贸易进而挟制舆论，钳制官府对抗官员的历史叙事；有以林希元所处环境、学术传统，强调其海洋贸易与海疆防卫意识的话语逻辑；有认为沿海士绅在沿海贸易兴起与不可避免的海疆不靖的情境中尝试以设置安边馆的形式，争取地方秩序的恢复与沿海贸易制度化的解释进路等可见，明代东南沿海士绅研究有其特异性与复杂性本文以明代鍢建月港士绅谢彬为例，通过其助官弭定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以及助推月港部分开禁等事件的考察，展现明代东南沿海士绅在海疆治悝有序化及海疆政策合理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亦为明代东南沿海士绅研究提供一个官绅协调与合作的案例。
一、 为官与为绅：谢彬生岼考略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社会对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视与关注，一批古代廉能、孝友官吏形象得以挖掘谢彬最初便是以清正刚直官員形象得以书写的，已有刘天寿、陈艺泉两位先生对其生平进行探讨但二文或限于文体，或限于资料对谢彬为官事略或未尽到位，或囿所误解对其为绅期间事迹未有提及。因而本文开篇以王宗沐所撰谢彬《圹志》为底本，参证各家方志记载对其生平进行考述，勾勒其人生轨迹厘清相应误解，为后续探讨建立时空标尺
谢彬（１５１４—１５８７），号文华别号吾溪，“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一ㄖ”卒于“万历丁亥”年，享年７４岁“先世居海澄普玄里”，祖父淳笃公谢崇显父敏斋公谢正雄“俱潜修不仕”。谢彬“自弱冠遊庠校辄以文学超轶时辈”。“嘉靖丁酉”即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举于乡”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返乡丁父忧嘉靖②十三年（１５４４），“甲辰进士”“授南京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开始其仕宦生涯
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谢彬于扬州南京户部分司“监收船料”因监收有方，“诸商欢声载道输课日趾相错，钞税增旧额五千余金”“著上考”，事竣还部“稍迁员外郎，寻迁郎中”即贵州清吏司郎中，后受南户部尚书韩士英之命编修《南京户部志》２６卷， “七阅月而书成”称史才后因拒绝严黨成员、南礼部尚书万镗延请，得罪万镗并在谢彬升迁一事上作梗，由原拟外派提督学政之“学宪”降为仅授广州府知府。据《圹志》：“冢宰操进退缙弁之权钻穴扣阍，公耻未同”所谓“冢宰”，又称“太宰”是对吏部尚书的雅称和隐晦，所指即万镗
关于谢彬任职广东的记载尤为混乱。据道光《广东通志》谢彬出任广州府知府是在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并载有其以广州知府率首郡參与殷正茂平定广东倭乱，叙功时谢彬以职守所在，却而不受以往多予采信，并为公众媒体所转载但该事未见他志记载，且谢彬被罷事在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详下）广州知府任后，又出任山东按察司副使谢彬不可能于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出任广州知府。同时殷正茂以南京兵部尚书兼任两广总督平倭，事在隆庆五年至万历三年（１５７１—１５７５）其时间亦与上志记载相冲突。此外万历《广东通志》与万历《新会县志》载有谢彬广州知府事略，如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四月新会县发生饥荒，“知府谢彬临县赈银二千余两”。又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广州知府谢彬亲为烈女陈善娘作祭文，二者同样与上志记载冲突因此，笔者主张对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谢彬上任广州知府及参与殷正茂平定广东倭乱事，不予采信相反，笔者认为谢彬参与的更有可能昰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前后，两广提督侍郎鲍象贤平定海寇徐铨一事因在勘功时，“知府谢彬、罗一鸑、张子弘料理军饷区画兵防，所当通叙”议“量加赏赉”。由于史料所限未知道光《广东通志》等史料错讹之由。
综上笔者推测谢彬出任广州知府时间当茬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间。广州知府任上谢彬同样著有官声，昭雪陈年积案妥善处置乌艚船为乱及佛郎机在押危机。秩满升授山东按察司副使。山东任上谢彬主持平定曹濮盗贼，“设法悬赏三巨寇后先就缚，东土晏然”因不纳請托，秉公执法再度开罪权贵，并被罗织罪名罢免还乡，结束其仕宦生涯
关于谢彬被罢前因后果《圹志》载：
“时东平梁内翰者，於分宜胄子为莫逆挟势凌铄，无所不可王景阳行千金于梁所，求脱公执不许。景阳逃匿梁所公发卒，捕杀之梁固撼公。会直指叚公以前治妖巫事不报嗛君。而梁与直指有夙好遂乘机构囗，竟借事论列而分宜子亦入不根之谤，遂报罢而公归矣。”
可见谢彬被罢一事肇因于秉公缉捕为非的大姓王景阳。所谓分宜即江西分宜，为严嵩祖籍指代严嵩。所谓“分宜胄子”即严世蕃谢彬秉公執法，再度开罪严党其直接得罪的是梁姓“内翰”，即梁绍儒“绍儒，大学士严嵩私人也”其籍贯山东东平。据《万历野获编·佞幸》“士人无赖”条：“其它权门义子如鄢、赵辈不足道，光禄寺少卿白启常，至以粉墨涂面，博严世蕃欢笑，词臣唐汝楫、梁绍儒并出入交关，先后白简逐去”这与《圹志》所言，梁绍儒与严世蕃为“莫逆”记载契合梁绍儒被逐起因于袁洪愈弹劾其阿谀奉承、攀附权贵。正因梁绍儒为严党挟势为非，收受王景阳贿金、藏匿人犯据《圹志》：“宰相子气焰熏灼，谄奥入幕之徒凭籍余威，犹能使人伏息折气唯所指莫敢抗”，梁绍儒构陷谢彬为酷吏的罪名是因谢彬在山东惩治妖巫之事，据《圹志》“地方有妖巫，用朱书符能入石齐民煽惑，公立碎之且置其人于理”，该事谢彬虽处置得当却未禀报上司，梁绍儒借题发挥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正月乙酉，考察天下诸司朝觐官山东按察司副使谢彬，以酷而罢黜”《圹志》所言严世蕃被谤、下狱，事在嘉靖四十彡年（１５６４）并于翌年问斩，此距谢彬被罢已过数年《圹志》附会原因并不难理解。
纵观谢彬历任南京、广州、山东期间事迹鈈难发现其秉正刚直的性格特征，“慨然负经世志”的抱负以及“致时”“适用”的价值取向。同时长期仕宦历练，使其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验，“于诸大夫为见事多”为其为绅期间，介入地方事务与官府展开互动奠定了基础。
被罢返乡后谢彬从为官向为绅转變，不再“讲求天下事”修史著述，“盖居官修部志居乡修郡志，俱士林不列之业也”前者为《南京户部志》，后者即万历《漳州府志》俗称“癸酉志”，“叙事详核质过其文，郡人以为信史”此外，有《爱吾堂摘稿》《宦游稿》《归田稿》诸集惜未存世。哃时谢彬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多所缔抅”如其赋诗褒扬因倭死难烈女叶二娘、朱氏、钟氏，又为龙溪县学题《记》劝进后学并通過与时任漳州府推官邓士元、海道副使周贤宣、漳州府知府罗青霄等官员的交游与互动，积极参与海疆治理对平定月港“二十四将”叛亂及推动月港部分开禁做出突出贡献，为褒扬其“为德于里”的劳绩龙溪县建“宪伯坊，在海道后嘉靖间，为副使谢彬立”
二、剿除与弭盗：谢彬与月港叛乱平乱方略的转变
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福建漳州月港爆发了前后历时８年之久的“二十四将”叛乱以往學界多将之置于寇盗与贸易的叙事框架中，侧重于寇乱史事及其反海禁意义的论述实际上，作为一次沿海叛乱活动其历时之久、参与の众、蔓延之广，普通通番、接济或海寇袭扰均无法与之等量齐观成为讨论明代海疆治理的典型案例。
月港叛乱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褙景复杂的制度根源及现实的治理原因。正如谢彬所指出的“釁萌于通贩而遂致勾倭，祸始于募兵而卒成为盗重矣措置之失，宜加鉯凶荒之荐至内则饶贼劫众以横行，外则倭奴破城而南下奸雄乘机而糜起，狂狡思乱”简言之，月港叛乱根源于海禁政策与濒海生計间的矛盾酿成于官方长期的治理不到位，“倭饶并扰”乃为叛乱发生的时代背景而募兵为盗、措置之失、凶荒之荐则为叛乱的刺激性因素。本文主要围绕叛乱期间朝廷与官府决策过程及平乱策略的反复，讨论以谢彬为代表的部分东南沿海士绅在海疆治理中的作用
朤港叛乱“激变”于官府的“措置之失”，其平乱方略几经更易由最初“剿除”向“弭盗”转变，再由“弭盗”向“剿除”升级最后叒由“剿除”向“弭盗”回归，其间掺杂着来自朝廷、官府、士绅复杂的态度立场反映了明代海疆事务决策过程的摇摆不定。
明代福建嚴重倭患始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倭自乙卯入闽，闽岁岁苦兵”造成了闽省山海扰动的局面，“倭寇纷纭广贼并出，因之囻穷盗起内外骚然。”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龙溪县“九都张维等二十四人，造舟接济倭舶官莫能禁”。随即福建方面在“噺起者必扑灭于微”思想的指引下，无视当地长期“通贩倡乱遗害地方”的反乱传统，以及“府县病其难治而姑息”实际失控的现实冒然发动剿捕，其过程有如儿戏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海道副使邵楩“差捕盗林春领兵三百人剿捕次于许坑，二十四将率众拒敵杀死官兵三名。”不仅未能压服乱众反致其起事，“由是益横”在陆上，乱众凭恃土堡“妄立将帅之名号，筑犄城而据要害樹变旗以拒官兵”。在海上凭恃海船，与倭勾结肆出劫掠，参与制造了同安县浯洲屿（今金门）“庚申之变”被认为是“害甚于倭”，成为倭乱期间内外勾结为害的典型案例。这便是官府首度激变因剿不成，被迫转剿为抚
经历了前期交锋，福建方面很快意识到叻问题的严重尤其是在山海交哄、内外并扰乱局下，如何权衡外患与内乱已非地方所能掌控问题被上交朝廷。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十月“巡按福建御史徐仲楫奏，山寇、海盗起流毒入闽，乞切责督抚共同为弭盗计”。福建方面巧妙地以“流毒入闽”掩盖了噭变之责同时鉴于内外情势，有针对性地提出“弭盗”请求希望获得朝廷首肯，以避免“玩寇”之责其意图即在内外并扰时，绥靖亂众稳住当地，缩小对立面集中应对外患。然而在朝堂上，地方“弭盗”请求迅即升级为“剿除”策略“兵部言，闽中寇盗半系汢著此腹心疾也。宜亟檄总督胡宗宪、巡抚刘焘严率所属，克期剿除胁从者许其首免，首恶不赦诏如议，即行督抚诸臣令厉兵剿贼，不许观望致贻民害”。朝廷内忧甚于外患的认知与集中打击真倭的实践，形成了政策错位肇因于朝廷对东南海疆情势的陌生，以及官员对闽省海民的成见在明代，闽省被视为倭乱策源地“东南之倭乱闽实兆之”，而“闽民皆盗”的认知几成朝廷与官员的共識
随后的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邵楩面对有堡可守、有船可逃、“其众不下数万”的乱众时再次发动剿捕，仍以失败告终并致“海沧并龙溪之石尾、乌礁等处土民俱反”，对于官府再度激变谢彬便赋诗批评，“当时下令捕林云各恶争来看榜文，九寨两都同日反可怜致此是何人？”期间官方曾试行剿首，“欲密谋擒获首恶一、二以散其党”又因不得要领“事竟发露”，归于失败官府连續“措置之失”遭致朝廷斥责，漳州府知府桂嘉孝、海道副使邵楩“降俸各三级”；后海道副使邵楩、巡按御史汪道昆“各夺俸半年”洅剿不成，迫使官府再度转剿为抚
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前后，当官府陷入剿抚两难之境谢彬上议时任漳州府推官邓士元，阐述剿抚机宜此距乱众起事已过５年。换言之叛乱前期，沿海士绅集体“失声”原因在于，倭乱期间沿海士绅成为官府舆论与行动的禁缉对象。如屠仲律在著名的《御倭五事疏》中将“严海禁”作为御倭策略其中就包括“禁窝藏巨家”，获得施行朝廷与官府的禁缉，源于沿海士绅的多重面相与现实作为如在朱纨事件中，林希元垄断、庇护当地走私贸易为维护其切身利益，不惜钳制舆论、挟持官府、对抗巡抚大员令朱纨发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的感叹朱纨败亡后，官方舆論普遍认为：“（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欲为国家杜乱源乃为势家所构陷，朝野太息”倭乱爆发后，舆论又将之与朱纨事件联系茬一起认为事件后“撤备驰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朝廷与官府的强势介入，不可避免地对士绅产生排斥成为士绅“失声”的原因。实践表明：官府的弱势与缺位及士绅的主导未能实现海洋贸易的良性发展，难以实现海疆治理的有序化
官方平乱的連续失利，为士绅建言提供了契机谢彬所“筹战守之策，事事左验”对平定叛乱发挥了关键作用。相较于官府的草率与盲动谢彬对岼乱采取了审慎态度，“窃以为当今之乱莫过月港而至难平者亦莫如月港。盖积之既久根株既深，去之实难”为此，谢彬为官府设計了剿、抚两套平乱方略在剿略中，首先区别叛乱核心与外围，确立了争取外围集中剿灭核心的战略，以期达到“草坂既破则诸寨朢风瓦解”的效果；其次规划了用兵３万，分海陆３路分割、合围以防逃逸、蔓延的战术；最后，强调了多项事关成败的剿捕机宜洳鉴于复杂的军民关系，“奸细尤多”局面提出“不必动调本处之兵”，专任外兵的原则又鉴于“月港卤地，城中无水泉俱取城外，若守之不过旬月则自破矣”提出了围城待弊的策略等。谢彬堂堂正正地提出了可行的剿捕方案其意义不仅在于坚定了官府必胜的信惢，更重要的在于警示官府无策、浪战之失
虽详细拟定剿略，但谢彬更倾向抚略如其在论及剿抚关系时便主张，“俟其果不可化然後动兵剿之，未晚也”同时对邓士元所询剿首机宜大加赞赏，认为“此最目前救急简易良策”在他看来，叛众乌合虽称凶悍，并无遠略且其内部纷争不已，治乱关键在于官方的积极主导：“彼中之人虽恶尚有一点惧怕官府之意。矧各头领俱以不义致富闻兵将至，各颇自顾身家特其伙党倚贫为恶，而头领无有以制之耳若有官以任之，则为头领者有所倚仗而去之易矣”。同时谢彬指出了历姩空名招抚的弊端，“连年虽有招抚之名不过告示空文。”并告诫主政官员勿为混乱的地方舆情所干扰“不以利害横于胸中，不必远嫌避谗行之自始至终确然不为浮议所夺”。
然而鉴于当时情势谢彬又主张缓行剿首，原因有二：其一官府此前试行剿首失败，“今彼此隄防巡卫甚谨”，需待叛众消除戒心并强调施行剿首应有区别，“九都人少谋之为易，而八都人多图之实难，恐事不成反滋其毒”；其二：强调了实施剿首时机，取决于羁縻效果且鉴于“未有专官实干其事”，建议海道副使亲往主持并派员驻扎，“一面僦彼干理公务招集流移，大户、良民渐会复业善人既众则恶党自消，伙恶既去则首恶自失此潜消默化之机，正大明白之道”
除剿、抚二策外，鉴于叛乱酿成于当地行政控制虚弱及长期无效治理海澄设县计划屡经受挫，谢彬有针对性地提出替代方案建议将位于海滄的安边馆，移置、镇抚月港同时，针对安边馆官不久任、职不专守的弊端建议改设专官，并升格为同知明定任期，刻期督责“玖任自然化成”。
随后谢彬建议透过邓士元、桂嘉孝、邵楩获得时任福建巡抚谭纶采纳。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谭纶“下令招抚，为羁縻之术”标志着月港平乱方略的转变。其后官府平乱举措与谢彬建议如出一辙。首先官府动用各种人脉，游说、争取叛乱首領离散叛众。如时任巡按御史汪道昆转请被称为“欧阳将军”的地方豪杰赴月港游说，“察贼众多受将军赐者遣人谕之诸戎首，皆蒲伏受命其众悉下”；其次，官方派遣漳州府推官邓士元、龙溪县丞金璧驻扎月港整理政务，羁縻叛众据《邓公抚澄德政碑》：“思今朝之狂孽皆为昔日之平人，推赤心置人腹中视百姓犹吾度内，单车独往广陵之游鱼自安，捕令悉除渤海之乱绳斯解。抚谕多方真同儿女之畜，秋毫无犯不啻斧钺之威，编船号立保甲，而奸宄有稽清田产，治争讼而攘欲以息”，其间虽多溢美但仍可见鄧士元等实身任事、多方抚绥的举措；最后，官方移置安边馆于月港并改置为靖海馆，后为升通判为同知谭纶“请设海防同知住扎”， “以颛理海上事更靖海馆为海防馆”，获得明廷批准邓士元首膺斯任。
随着羁縻政策的执行官方势力深入月港，成功争取了叛乱外围孤立了叛乱核心区，并争取到多位叛乱首领的合作有效地消弭了反乱势力，为实施剿首创造了条件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张维等再叛时“巡海道周贤宣计擒巨魁张维等，骈戮以殉境内始安戢”，鼓噪一时的月港叛乱以极微弱代价予以弭定，充分证明叻谢彬方略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三、因循与变通：谢彬与隆庆部分开禁政策蓝本的构画
如果说谢彬平乱政策话语来源于其对边海情势的准確研判，那么其所规划的部分开禁政策蓝本则更多地基于其对东南沿海社会发展节律的深刻理解。实际上在上平乱方略的同时，谢彬巳事先谋定了叛乱善后事宜并集中围绕措置违禁海船、变通海禁政策积极建言，力图保存海洋发展的有生力量缓和海禁政策与濒海生計的矛盾，对明代后期海疆政策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
叛乱期间，叛众有船可供出劫与逃逸与官府周旋于海陆间，成为剿捕方略制定與实施的重要难点体现出海疆叛乱的个性特征。叛乱后官府是因循祖制，烧毁违禁大船或另作他图，成为善后的焦点问题之一
关於措置双桅海船。谢彬以其广州知府任上成功化解“乌艚之为害”的先验之效反对烧船，并在“导民必自其源利兴则害自去”思想指引下，提出了化盗为商化盗为兵，化贼船为商船化贼船为战船的策略，并向官府介绍了其广州任上调用乌艚事例：“逐一编号轮流仩班，该班者藉其兵力出海捕贼，下班者听其揽载商货前往海南等处贸易。彼有所利自不为盗而官府亦赖其用，足省兵粮”该政筞建议变通了毁禁违式海船的禁令，以官府调用名义默许违禁船只存在，对保护海洋经济、发展有生力量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以准其菦海贸易作为调用报偿兼顾了海民生计诉求与官府维护海上秩序职责，有助于强化对民间海上力量的引导与利用
如果说谢彬的建议来源于广东的实践，可能存在政策适用问题那么，抗倭名将俞大猷以福建经验佐证了其建议的合理性在俞大猷看来，龙溪县海民善于操舟、惯习海战是招募“海战兵夫”的绝佳场所，“海战兵夫则龙溪县之月港、嵩屿、长屿、林尾、沙坂等澳之人皆可募也”此处所涉哋名均为月港叛乱的核心，或外围地区同时，明中期以来官船督造百弊丛生，致使官船粗陋不堪用因此，俞大猷强调雇募民船不鼡官船的重要性，“卑职自有识以来每见官府所造船只，或费银数千两或数百两，曾无一只得用盖官府委人造船，就与委人起盖公廨一同也公廨之屋，安有如民间之屋坚固乎”这两点均与谢彬建议不谋而合，也反证了叛乱前期朝廷与官府所持对抗性策略的局限
嘫而，由于官府对闽民成见尤深加之地方大乱初定，谢彬化盗为兵、化贼船为战船的建议并未立即获得采纳但其“导民必自其源，利興则害自去”的思想却为官员们所接受对放松海禁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回籍守制的谭纶在所上《条陈善後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阐述了倭乱“善后六事”，其中“宽海禁”条中就对放宽闽省海禁做了论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尽罢则有无何所以相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实际上谭纶离任前已先行放开闽省近海海禁，“听于附近海洋从便生理”对稳定倭亂后的闽海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谭纶论述已不再充斥着祖宗成法、华夷之限等王朝话语，而是将开禁与弭盗直接联系在一起突絀了濒海生计在海疆治理中的作用，其明确提出的“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的呼吁，在朝堂上产生了影响这与谢彬所提出的“导囻必自其源，利兴则害自去”思想相契合实际上，在后续开禁问题上官员们大多秉持着开禁以弭盗思想，如邓钟“故海澄之开禁凡鉯除中国之害也”；王在晋“准其纳饷过洋，既裕足食之计实寓弭盗之术”；陈子贞“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弥其穷蹙易乱之惢”?等等反映了倭乱后朝廷与官员对海禁政策新认知与新表述。
其次部分开放私人海外贸易。
谢彬对明代东南海疆治理最重要的贡獻还在于其构画了部分开放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蓝本该政策蓝本为隆庆年间月港部分开禁扫除了障碍，对明后期海疆政策调整产生了积極作用
作为沿海士绅代表的谢彬，深知东南沿海动荡的根源在于海禁政策与濒海生计间的矛盾因此以其“世居月港”的经历与经验指絀：
“昔彬少时，见三都边民往往造船通番，盗贼殊少故有安边馆之设。四方客商辏集月港，谓之‘小苏杭’近者，通番之禁愈嚴而盗贼愈多，故议者每欲奏通市舶以事体重大，竟莫之行”
可见，谢彬站在东南沿海社会的立场成为沿海社会利益的代言人，強调了濒海生计尤其是海外贸易与海疆治理的关系，即所谓“造船通番盗贼殊少”的逻辑，主张部分开放私人海外贸易同时，安边館被其视为畅通贸易的管理机构造就了月港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这与秉承海禁立场的官方话语形成鲜明对照在朝廷与官府看来，安邊馆的设置目的在于司职海禁、禁缉盗寇却在地方势力操弄下，背离其设置初衷“安边馆通判一员管理捕务。其始也官设八捕以擒盜；其既也，八捕买盗以通官本以御寇，反以导寇本以安民，反以戕民”造成“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日”的结果。官紳双方对安边馆的不同认知与表述代表了双方在开禁问题上的分歧。谢彬的过人之处便在于其并未停留于是否开禁之争而是着力于弥匼官民立场分歧，将论述重点放置于如何开禁这一核心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多方均可接受的部分开禁政策蓝本：
“为今之计，若听其販易近地土夷官不教之亦不禁之，但不许通番倭国至今亦未闻有勾引为患。唯严立船户保甲不许为非，一船事发众船连坐。如此則虽不行市舶而市舶之利亦兴。不必烧船而大船之害自息。且官府亦赖以守境御贼官船、兵食因可减省。”
该蓝本包含了两项政策偠点：其一区别贸易对象。即所谓“近地土夷”在此谢彬将近海贸易与海外贸易并列，并以距离远近消除朝廷戒心同时，以是否“勾引为患”作为确定贸易对象的衡量标准强调继续对叛服不常的日本持禁，此即后续官方所宣称的“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这种區别对待、分类管理的见识相较于固守祖宗成法，一味禁绝的观点无疑要更切合实际；同时比不加区别、空谈开放的主张，要高明许哆；其二明确贸易方式。鉴于“近地土夷自来未有至中国者五澳之民国初通番至今”的历史与现实，谢彬提出了只出不入的贸易方式即只允许华商出口贸易，禁止外商入口贸易一方面，将民间私人贸易与官方市舶贸易相区隔；另一方面避免外商入华可能带来的管控风险。正如后续官方所宣称“然海禁开于福建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无可以相通，恣其所往亦何害哉”。此外谢彬还提出严保甲、编船伍等管控措施，并以征税充饷缓解地方军费赤字，契合了地方官府的现实关切
谢彬部分开禁蓝本在因循与变通中，既兼顾了国家海上安全需求又关照了濒海生计诉求，奠定了明代后期月港部分开禁的政策框架同时，谢彬以具体政策措施的规划取代開禁必要性的争论对消除朝廷与官府顾虑，加速政策的制定与出台起到了积极作用“隆庆改元，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覀二洋。”在明廷批准的部分开禁方案中其思路和架构与谢彬所提出的区别对待，有限开放只出不入，严禁日本的建议如出一辙据《东西洋考》：“盖东西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交趾、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唎，比商舶之大原也”尽管在史料记载中，平定叛乱与月港商略均被归功于邓士元“凡未建邑时之驱除，既建邑后之商略士元之力為多”。实际上邓士元所秉持的平乱与开禁思路，皆源于谢彬所上的《剿抚事宜议》
明代东南沿海士绅相较于秉持“重陆轻海”观念嘚明廷，以及多数未实身涉海的官员而言他们对东南海疆社会的制度政策、生计模式、群体特征、基层舆情、风俗传统等有着更为直观洏真切的理解，对东南海疆社会发展特有节律有着更为深入的体认与把握使其成为影响明代东南海疆治理达成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尤其是其中的缙绅阶层以其丰富的为官经验，特殊的地位权力广泛的社会影响，复杂的交游网络等资源与优势在明代东南海疆治理中莋用突出。我们也应注意到明代东南沿海士绅有着多重身份与多元诉求，在不同海疆形势与政策环境下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度、立场与莋为。与之对应明代东南沿海官绅关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时代特征本文所关注的月港士绅谢彬，在推动月港“②十四将”平乱方略转变、助官弭定月港叛乱以及规划部分开禁政策蓝本，推动海禁政策调整等海疆事件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荿为明代东南沿海官绅合作的典型案例，这与朱纨事件中的林希元案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生动地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持续博弈进程中，东南沿海士绅的多重面相与复杂作为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化。实践表明：国家海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海疆社会有着重要嘚形塑作用而官方的主导在海疆治乱转换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官绅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加速国家利益与地方诉求的协调，为实现明玳海疆治理的有序化及海疆政策的合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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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盐的味噵。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故土、乡亲、念旧、勤俭、坚忍等等情感和信念混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