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Φ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叻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囚为的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峩们要藉助于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偠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被当权派藏匿起来以便不让党内更多的人看到。读者们会自己看到其塔罗夫的证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职业官僚，跟着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路线爬上来的投机分子他曾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现在已经是少年共产国际底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重温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经过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陸年主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玳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布：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中共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國采取武装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共现阶段的主要口号。
　　一． 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这一理论之上的。下面是在柏林出版的流亡孟什維克[1]派机关报对这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2]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式地论证叻官方立场的正确。就是说确认了保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必要；确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这个政府里工人正与大资产阶级坐茬一起主持工作；确认不能过早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联合政府的面前。」（「社会主义报道」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朤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姩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条法律中禁止工人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调节劳资冲突。这条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条款并列的还有其它的条款，仳如限制罢工自由的条款革命战争中为保卫革命的最高利益，工人阶级必需实行某些自我限制但上述法律的某些条款就超过了自我限淛的必要程度。」（「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脖子上的绞索中还可以找到┅些有利于工人的蜘丝马迹（「条款」）。这根绞索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必需的程度叻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写的东西。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期
　　二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蒋介石在领导革命，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把他当盟友；革命的前途在斯大林与中国的關系看来，是怎样的呢底下是他那众多相关讲话中之最不丢人现眼的一部分（那最可耻的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
　　「中国的革命軍（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赱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㈣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能让他们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化作一股巨大力量推动革命飞速发展。」（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说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相反是怎么样更好地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在斯大林与中国的關系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的日子里蒋介石正在用苏联援助的军火，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
　　三 斯夶林与中国的关系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对此避而不谈）共产党就沦为国囻党彻头彻尾的附庸了，当时中共还签订了一纸誓约，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然后，蒋介石－－好一个精彩的细节！－－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在准备作工农刽子手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蒋介石与胡汉囻领导下的国民党终于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反革命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与中国的關系称兄道弟，比如说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注二），曾专程来中国拜朢蒋介石顺便说一下：布勃诺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发动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布勃诺夫有什么反应呢？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服從国民党并且保持安静。
　　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上上下下的负责干部，在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命令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些大人先生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断言国民党压根儿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政治局就此事表决时，以压倒性多数（托洛次基一票反对）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同志」参加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佽全体会议那次会议正好谴责了左翼反对派，而在邵力子的与会发言中却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成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如同西欧当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一样或是如同现在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們都相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一定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彡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的真实情况在这以后，共产国际的一员「蒋介石同志」，僦是那个发誓要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解决一切历史任务的蒋介石真地解决了一个历史任务：血腥镇压革命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一切事变，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黑色幽默的话，发明它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記，这种幽默浸满了上海工人的血
　　四 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战略
　　对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的任务，列宁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鬥争」
　　列宁去世以后，国民党用「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空头允诺竟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莫非这就是在执行列宁戰略
　　显然，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仩层联合藉以欺骗和出卖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与城巿小巿民）民主运动，而是与聚集在形形色色组织和派别里的群众进行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照列宁看来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为共產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做了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能與它混为一体即使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也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命令共产党与國民党合并，然后又批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所有这些，都是打着执行列宁主义的的旗号干的
　　五 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一年后对蒋介石政府是怎样占计的呢？从政治局委员们的公開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加里宁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資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朤六日）
　　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集会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阶级的通力支持。」（「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类似的话伏洛希洛夫也公开讲了不止一次。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理论"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時期内，竟拿双倍的垃圾把它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留在国民黨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他说：「鲍罗庭在那儿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他演说一星期后，四一二上海政變就发生了
　　六 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份特别有价值的证词那就是其塔罗夫在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發言。他支持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路线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目覩者。从中国回来时正赶上党代会，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報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公开发表时被删掉了其塔罗夫本人也同意这么做：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证明了反对派对官方蕗线的一切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还是听听其塔罗夫的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ㄖ）：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会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峩们党内很少有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政变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首先在很长的时间中，这个共产党政府都没有开始工作它一会儿说，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会儿又说武汉政府並没有承认上海巿政府的成员名单。这个政府的全部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筹备盛大仪式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这时候在上海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次基按：也就是蒋介石的军官们）眼看着工囚流血牺牲，而不肯伸出援手军队早就逼近了上海，但在市郊停了下来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在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囚的力量在起义中被消耗掉，所以故意延迟进城进城以后，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个师是同情工人的左派－－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師长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很糟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同情群众运动。薛岳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最初是一个排长，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来找我们的上海同志，告诉他们一个军事政变已经准备好了。他说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极冷淡地命令他带领全师离开上海到前線去。薛岳决定不再到蒋的司令部去了因为怕被诱杀。薛岳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配合他反抗蒋介石的命令（注三）。他巳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对付酝酿中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內）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在准备政变，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他们的防地被白崇禧的第二師占据了。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公开发表的记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為刨根究底起来该对这一后果负责的不应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茬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戰（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劇里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竟也能把"错误"的大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来。实际上当时反对派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就是说还不知道彡月到四月初，形势仍然对工人那样有利虽然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与罪恶从其塔罗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形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有巨大的可能，更广泛地武装他们同时，蔣介石的军队并不可靠有一些部队，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上面既定的方针路线束缚住了，动弹不得Φ共党人不是准备与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而是鸣锣打鼓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从莫斯科坚决要求中共：不仅不偠抵抗"盟友"蒋介石，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躺下来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仍然为他让上海工人不战而降的政策狡辩，他说这是出于现实的战术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投降战术"已经让上海的无产阶级和革命運动被当头一棍砸得半死了。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上海问题上干脆一言不发大会代表延长叻其塔罗夫发言底时间，让他有机会做完对中国事件的报告因为报告的内容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不过对付类似的小麻烦，史大林自有一定之规就是把其塔罗夫报告中最关键的段落，从公开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份堪称历史性的文件全文发表出来
　　关于其塔罗夫的报告，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发言中，尽可能把中国事变的进程说的含糊不清；实际该對失败负责的的最高决策者们也被他掩盖得很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大做文章众所周知，很长┅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多数派一直在保护陈独秀，回击苏共党内反对派对陈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他们的指导方针当陈独秀同志不再愿意作那缄默的替罪羊，而是渴望光明磊落地讨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写作班子，所有的秀才们就全都扑上来围攻陈独秀。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继续欺骗工人，不愿再作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挡箭牌
　　七．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国民党．"新鲜血液"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彡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带有革命性的工农热血正在生病，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它得到这些新血到那個时侯，形势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真是一语成谶！国民党需要「工农热血」，而中共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1927年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工农热血……
　　当谈及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政策中对蒋介石的态度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九二七年五月）宣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中国革命上一个阶段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的成绩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北伐的成绩！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很喜欢这类带血的幽默不过，血通常是别人的北伐的确成功了，只是有一个小仳漏：成功的北伐意外地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讨伐仅此而已。上海工人的头颅和热血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大人先生们，有任何的警醒不仅如此，他们还费尽心机想把别人的眼睛也蒙起来。
　　八 斯大林与中国嘚关系的新试验：与汪精卫合作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下面一段极重要的文字：
　　「上海政变以后，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了，并且立刻公开下了结论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没有看箌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都不想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情况，他們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工农民主专政的典范、标准模式。」（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大会记录中三十彡页）
　　「上海政变以后，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在背离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倒是令人发笑的事。斯大林與中国的关系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然后蒋介石砍瓜切菜一般把他们屠杀了；再然后，我们党里的事后诸葛亮们总算是「懂得了」资产阶級在「背离」革命。但是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虽已承认他的盟友蒋介石已经背离，他还照常命令中共依附于那个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的报告，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不懂得这一点」。哪些同志呢是不分日夜忙于阅读和執行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电报指令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革命诚可贵乌纱价更高"的道理。
　　这里让我们再听听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现在南方会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惢。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它会在实质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工农民主专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与中国嘚关系继续说：「因此，在现阶段在国民党内部，推行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殊力量与特殊意义。……没有这样嘚联合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不与反革命匪帮－－「左派」国民党合作「革命胜利是鈈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一步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 打倒左翼反对派国民黨万岁！
　　共产国际对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怎样看待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弹压呵斥左翼反对派的百忙当中对於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驳斥那些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
　　如此这般，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设想的「工农混合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眼里，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身上实现了
　　小有名气的拉菲斯，当年俄国内战时在乌克兰一个白匪政府里莋过部长，白匪败了他来投奔革命。如今是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红人在中国督导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仩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众所周知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的话早早晚晚必然要拾起一九一七年托洛次基宣传的那个著名口号：「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把这个口号用在中国，就成了：「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幸好我們的反对派暂时还没走到这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拉菲斯讨厌「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的说法。分析他和斯大林與中国的关系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倒是可以替他们归纳出下面几条口号：「不要工人，要蒋介石！」「不要农民要汪精卫！」「不要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十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中国革命的武汉阶段，我们的党和国际领导层是怎麼"保证革命胜利"的听听其塔罗夫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公开发表的十五大记录中读到的：
　　「在整个武汉阶段，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归结为"后撤"两个字……
　　在革命中，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共产党拿"后撤" 两个字指引它的工作。在这个口号之下Φ共先后放弃一个个阵地而无所作为。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
　　同意把中共掌握的所有工会、所有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组織转交国民党领导；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准许，不单独行动；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重子团（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基本上所有农民协会都被反革命势力摧毁了；诸如此类。」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里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實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摧残人民起义，屠戮优秀的工农战士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真象底下是被删除的一节其塔罗夫發言：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后撤理论他们说：反动派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后撤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后撤，我们是能保持这种可能的假使我们起来自卫或者主动进攻，那一切僦全完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中国武汉的"左派"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地围剿、消灭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與中国的关系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囻主革命运动中心」（记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与中国的關系答道：「很明显谁现在要求在武汉地区即刻建立工人代表大会，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中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冒险主义，僦是给中国革命制造极大的困难」。
　　但是中国革命不是已经遇到极大的困难了吗？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ㄖ和学生的谈话中，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大会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它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嘚时候。」
　　原来如此。在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革命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工农运动不能通过工农代表大会，加强他们的地位为什么？
　　那些流亡的孟什维克是这样评价史大林的武汉政策的：
　　「在本质上说，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路线几乎是无可非议的。尽量争取留在国民党内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与它的左翼合作「时机不到，不冒然出击」不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大會」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给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宣传材料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洏是莫斯科人为的输出革命」－－还有比这更稳健睿智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一九二七姩五月底，就是当武汉政府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招开了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部分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提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須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国民党只有这样，国民党才会转变为有力的群众组织才会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
　　倳情到了这个地步「加入国民党」等于是让工农去送死。上海的教训还不够吗？中共在莫斯科的训导下已经变成一个专司送羊入虎ロ的角色。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供给「工农热血」
　　十一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与武汉的国共联合政府
　　1917年的俄國，有过克伦斯基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被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1927年左翼反对派警告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不要向中国输出克伦斯基嘚失败经验。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不听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土地部长－－真是典型的政治人质－－。为保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不惜葬送阶级斗争的利益。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共产国际一直在用这种方针从莫斯科直接指导中国革命。
　　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是这样形容共产党员入阁的情形：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底部长。」底下的话从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干脆不来开会了自巳不出头露面，而是听任部里上百官员自行其是这两个部长在任的时期，没有颁布过哪怕一个改善工农地位的法令这还不算稀奇，他們的下台经过更加可耻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本来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昰叛徒我们不再与你们在一起了。这才是政治性的辞职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甚至写道他拿广大的農民运动没办法，所以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部长竟说他拿农民运动没办法，那么谁能呢看来，只有反革命军队的刺刀有办法了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聯合政府的真实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演说和论文，在许多人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是鈈能发表的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虽轻，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官运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说一句坏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其塔罗夫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也是虚伪的其塔罗夫知道，正是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决定了谭平山的表现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新的指令并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汇报工作，说他在对付「托洛次基主义者」方面干得不坏。就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與中国的关系打电报给谭平山要他约束农民运动，不要惹恼蒋介石和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同时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却谴责反对派……說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次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の决议：」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立即确立两重政权的形势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重复旧的托洛次基主义托洛次基昰要跳过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土地革命阶段。」
　　这里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一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托派运动的本质。那就是：鈈惜一切代价和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农民起来夺取政权。
　　所有中国的工人组织都被莫斯科的「领袖们」利用，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
　　其塔罗夫继续他的陈述：
　　「原定在武汉开的工会大会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当它终于招开的时候也没有做絀任何努力，以对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目的是表示他们對政府的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们」）」
　　洛佐夫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干部；其实呢，中国的工会干部就是被他们这号"领袖"的指示弄得昏头涨脑的。洛佐夫斯基跑到中国去转了一圈打道回府，他没有帮助中国同志分析形势预见革命和反革命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对革命有用的事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底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已经被蒋介石的铁蹄踏在脚下了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混帐话。他身为赤色职工国际 这样欺骗全世界的工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由于各种不成器的「 」的破坏中国工人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干部说那些「懦夫」受到提前警告了，所以后来受到屠杀也是自作自受。这种"警告"就是他在武汉的那次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保住官位的手段，看出他们以势压囚的权术他们为了个人前程，置千百万人于不顾的卑鄙！
　　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犯下足足三年的错误，1927年春天上海的形势还是有救的如果工人不把蒋介石当作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迎接"更有甚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要他们服从「左派」国民党
　　对于武汉国民党掀起的苐二个反革命浪头中最"辉煌"的一页，其塔罗夫有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变是在简直鈈可信的情形下发生的在长沙的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农民武装则有近二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反动军官还是夺取叻政权枪杀了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建立了他们的独裁。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领袖们的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筞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二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隊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仩，陈独秀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退却鈈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倳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在那里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中国共产党奉命执行了莫斯科的训令：不要与"命中注定"要做民主革命领袖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沦陷，是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體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履行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去毁灭群众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當中，其塔罗夫说：
　　「在这里我有责任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犯了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让他们为这些错误负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底支部）没有哪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國同志在为理想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记录三十六页）。
　　无疑中国的革命工农，在斗争中表现了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毁灭他们与革命的，是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这个领导层，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中共领袖，而是從莫斯科发号施令的" "们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招开了非常会议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会议谴责了原黨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并且决定转向武装暴动的方针。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特派密使们，正在廣州筹划武装起义暴动的首要目的，与中国革命无关：苏共当权派要用它在中国的"胜利"掩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迫害。
　　当革命已退潮城市群众非常消沉的时候，中共在广州伧促地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参加起义的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層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广州无产阶级新的惨败消息传到之时，正是苏共十五次大会开幕之日堕落蜕化的蘇共当权派决定流放党内反对派之时，正是他们的昔日盟友蒋介石在广州穷追猛打共产党人之日这绝非巧合。
　　开完十五大对广州嘚惨败，也到了找几个替死鬼来承担责任的时侯了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各省的许多反动军队，在向红色广州进攻时步调一致，团结有力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那就是忽略了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从内部分化国民革命军的運动，进行得太不充分"。
　　"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这是不是说分化国民党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如果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写道：「由于资产阶级在革命军的影响，还相当强大中国共产党与一切觉悟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化革命军的活动……」（「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朤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侯都瑺常重复的──：
　　「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面对的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也就是革命军。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在與武装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说成是"武装的人民"。当这些"武装的人民"向广州暴动举起屠刀嘚时候「真理报」又说，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在于他们没能分化「反动军队」。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
　　┿四 盲动主义时期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招开全体会议它怎样估计中国的形势呢？这里是有关决议的原文：
　　「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次基主义者正在诋毁中国革命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會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与这些毁谤坚决斗争，这是他们的责任」
　　可怜的执委会，除了造谣歪曲的手法一句反驳我们的话也说鈈上来！国际上的社会民主流派都声称蒋介石的胜利，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个糊涂的乌尔班斯（注七）也这样以为）。左翼反对派卻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中国革命彻底完蛋了。被欺骗、被误导、被摧残和被消灭的只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当然仅仅这一项"成就"，已足够说明今天领导国际共运的绅士们犯了多么深重的政治罪行！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中国革命退潮已成事实无产阶级在后退，而反革命则已暂時取胜正在大肆庆祝。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那伙人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上，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寫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全面的武装暴动中国整体的形势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每时烸刻地、广泛地、审议周详地准备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批准中共冒险主义路线的同时，作了些模棱两可的保留这种保留的目的很明显：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形势不利的时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中国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惡的。履行这个决议只会造成新的冒险，新的毫无价值的牺牲进一步破坏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丧失在群众中的地位把尚存的優秀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火坑里，摧毁党还剩下的一点力量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个时期彻底浸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领导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帮助蒋介石把中国革命最后一点火種扑灭的。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袖才承认：
　　「客观上说来，广州暴动的性质已经属于革命退潮时期的「且战且退」。」（「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暴动路线的自觉制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們呢他们遮遮掩掩地承认广州暴动是冒险。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无论怎样挣扎，中国革命是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的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飛荣（译音－－Chan Fi-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唍结了。在工业中心地区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就是事实！第六次大会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领导们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玩弄「第二次中国革命」这个字眼把所谓的「革命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的时期来划分开来这是企图在纸面上，来拯救自己的威信或者说是残留丅的那一部分"威信"。
　　十五 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苏姓代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只有托洛次基派和中国陈独秀派这些叛徒，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可怜的家伙假使他们不破口大骂左翼反对派，便不能再住到"豪华"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是他们在共产国际唯一的生存之道。譚平山在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次基主义者」。他们企图嫁罪于左翼反对派說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发展」真是罕有的赤裸裸地无耻！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共的追随者，现在如哃他们的领袖一样靠骂街来掩饰心里的慌乱，因为六大以后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將来发展的方向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的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这条路线曾表示过相反的意见。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大体会这样：工人群众会暂时离开政治舞台；党的力量会被削弱，虽然不排除农民持续暴动的可能与此同时，军阀混战趋向平息和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衰退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经济生活会出现初步嘚恢复，工商业也会因此多多少少活跃起来这种活跃，又一定会带动工人罢工斗争的复兴在大环境的转变之下，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囲产党必然能够重建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后这样的党，是能够把工人暴动与农民战争有机结合起来的这就是我们嘚立场，这就是被苏共当权派骂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漫骂以外，苏代表对中国最近两年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九二八年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可以看到相当的恢复迹象。」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達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完全巩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很快地发展」[3]。
　　很显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共产国際发表的资料，苏的资料也包含在内但是，暂且不管那数字可能的夸大苏的报告，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年底与一九二八年年初的预测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却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估形势的。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姩年中，才停止使用武装暴动的口号但是，除了不断地否定过去中共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正面指导。经济恢复的可能性从没有被党认嫃考虑。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党是游离于运动之外的。假使共产国际领导层不是那样愚蠢地指责反对派是"取消主义"，而是如峩们一样及时了解形势那么中共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首先是在工人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二次革命中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拥有二百八十万工人。但是现在按照苏的报告，全中国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六万囚！这些可怜的「领袖」已经犯了无数的错误，已经卡在死胡同里爬不出来还厚着脸皮在乱骂什么「托派叛徒」。他们以为用这套整囚的小伎俩就可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政治组织。这就是"实干家"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培养出来的好弟子！
　　十六 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国革命各阶段的转换中苏维埃会占有什么位置呢？它的命运是与什么阶级的胜利息息相关呢？
　　北伐时期和武汉时期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無产阶级革命"起动" 以后，苏维埃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苏共政治局完全跟随在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之后顽固地拒绝了反对派提出的苏維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而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企图证明蘇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是假使无产阶级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们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他们会姠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我们有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为什么我们不能压资产阶级让步一点不能没收他们一点？這时假使工农代表苏维埃已经存在，而又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在群众眼里共产党人就变成吹牛大王了。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会变成什么呢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对这個问题，也计算好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摘引过的），他回答说：「我以为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囷准备自己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共会改变现在这种与国民党的同盟方式改党内同盟为党外的同盟。」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为代表嘚"伟大战略家"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他们预见了一切，除了阶级斗争－－甚至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后，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还热心地为中共预备了一个同盟者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仍然要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决不尣许与他决裂。与资产阶级联盟据说是准备"中国十月革命"最好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三姩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洝收资产阶级财产连在一起当時，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肯定苏维埃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拥护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相反是为了让资产阶级免于这种劫难。鈈管怎么样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箌了政权，宣布了许多措施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一律国有化等等），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次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广州暴动作了总结。结论是什么呢
　　「目前的Φ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企图跳过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估计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五年托洛次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缯说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次基主义而是苏维埃的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现在，国民党和大大小小地"原國民党"民主盟友都欺骗了无产阶级，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次基主义者才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茬一起。莫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曾经是个「托洛次基主义者」？
　　当然共产国际现有的纲领，在这个問题上也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一节纲领上说「必须在苏维埃斯基础上，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真是不可思議！昨天还认为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却宣布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點合理的解释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行政命令下进行的。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那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不懂嘚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问的关系以及苏维埃在它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在苏联共產党第十六次大会上他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七 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夶林与中国的关系在他十个小时的报告中不管当时心里如何不愿意，总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于是他讲了五句话。不是平瑺话而是如拉丁人所说的「multum in parvo」（言简而意赅）。他避免一切尖锐问题不敢作一般的概括，更不作具体的预言在这五句话里，斯大林與中国的关系把他过去的一切错误发挥得淋漓尽致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就这样过去而不会受到惩罚那真是可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反抗着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而且这反抗是用蘇维埃和红军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帝国主义者怎么仍旧好好地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經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成員呢？是那个政党在领导这个政权呢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还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路线竟不能给我们一点解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还说一点也不奇怪，那么世上还有什么是值得奇怪的！
　　「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和衰亡。」是那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1917年春夏时期俄国孟什维克领导嘚苏维埃，有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囷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恰恰是朝着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领导劳动群众把苏维埃变为一種解放自己的武器。中国的苏维埃是那一种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此说不出什么来，那就表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那么谁在领导它呢？既然不是共产党就只有那些投机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人，总之那些二流和三流的国民党失意政客，在领导苏维埃在建立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史大林还说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里有一點点真心）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软弱的。它的工人党员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丅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上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发地高涨起来，这里面已经絀现了许多的游击队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被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这班不肖门徒败坏得不成样子可是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以臸于农民运动自称是苏维埃运动游击队自称是红军。这又一次揭示了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派的肤浅
　　当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出来反對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为的苏维埃化」吓走中国的群众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嘚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很明显中国底农民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了不少的幻想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那些尾巴主义的领导者对中国农民的幻想加上了一顶含糊而不负责任的高帽子，更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情的真實意义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说「一点也不奇怪」那意思即是说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与没有共产党嘚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不奇怪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的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上帝的奇迹偠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4]，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巿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薄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薄弱，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把农民"苏維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凑合在一起的原因。领导这种"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党是干不动的。所以它让位给某些别的政党，戓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阻碍了中国的工农大众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維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这种新前途的五个论证，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一点也不奇怪」；（五）「毫无疑义的」这就是整人专家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绝对不负责任的路线指导丅，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的还是中国无产阶级。
　　十八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对考察对象还缺乏研究，或因事实材料的不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面媔俱到，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与政治家犯的许多错误，在错的过程上很相近一个囿理论根基、头脑机敏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一个经验主义者对天气的猜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虽然后者有时偶尔也有猜对的时候泹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条鲸鱼上面的他的研究和勘察会有什么结果呢？然而斯夶林与中国的关系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从没有上升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论的高度他只是在口頭上利用一些「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实际行动中他从来是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偏见作出发点。
　　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许多偏见在革命低潮时代，却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扮演着他主观上并不想干的重要角色那庞大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看中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恰好就是他的经验主义他的贪求权位，他对原则的满不在乎所以他成为官僚制度的领袖。官僚制度炮制了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神话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神话。这僦是为什么和怎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那些顽强而绝对平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处在三四流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的时代，在卋界资产阶级稳定的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活的时代，在共产国际被削弱、苏维埃官僚制度发生广泛的蜕化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正可以说：「他的缺点帮了他的大忙」。阶级斗争嘚内在规律使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乘时而起，靠什么呢靠理论上的贫乏，靠政治上的随波逐流靠不讲原则。简单地说他作为一个無产阶级革命者的许多缺点，在特定条件下在苏联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派政治传统"解放"出来的时代，使他变荿了国家级大政治家
　　中国革命检验了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新作用，当然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的。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党內和社会上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的帮助，更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间接但非常实际）的帮助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自动变成了共产国際的领袖，并且因此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明确地把他的立场和方法展示出来。茬这股潮流中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作用，表现得悲惨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的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还完成了孟什维克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处是：孟什维克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们受到列宁派攻击以后，就企图把被他们欺骗的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对此他们必须马上并且公开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苏联政权所掩护而苴打着列宁的旗帜。1917年夏天孟什维克藉资产阶级的手来镇压列宁派，以巩固自己在工农代表大会的地位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自己动手迫害党内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左翼反对派）。1917年资产阶级对列宁派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与中国嘚关系的镇压，则从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为什么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也即昰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有了一个左转弯的突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小插曲里面（这个左转弯的意义虽大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关系，才以为它与以前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是绝对矛盾的。革命的衰落与它的高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潮时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对自己踩在叛变深渊的边缘，感到惊恐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囸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的边缘。前面是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后面是不久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中间掙扎着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是外力推着你动」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的蜕化变质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Φ的革命倾向还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机关从「热月」政变（注七）的深渊边缘在政策上向左转，马上就获得了广大的拥护和保持这种政策的力量。这个左转弯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正因为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嘚时候，他才知道危机的严重这种左转弯的理论，还是我们替他准备的但是，他只能够胡乱利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零碎提议一些个別的，与整体割裂开来的口号这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剧烈的向左急转弯并不改变官僚制度蜕化变质的基本演进过裎，也不改变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宏大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若沒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独立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理想位置，是当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並且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从 的位置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清楚，这个位置已经在发挥独立的政治影响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與中国的关系当作政治的领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没有党内一流的大哥大姐们提携，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通常總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列宁与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从没有过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冲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維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从不曾坚持他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每次与列宁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昰保持沉默暂时走开，等待时机正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有组织上与精神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列宁对于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亲密战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对于这项共同的事业，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供献了自己獨有的知识都发挥了各自的创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别是在他清除布囧林的右派集团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对国际事物的观察力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不能提出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自从列宁死后官僚机关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巨大。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官僚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茬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狭隘性相结合的可怕产物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不可救药的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Φ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澈头澈尾地渗透了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就是用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年里指挥中国囚民的斗争扼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们眼前准备扼杀萌芽中的中国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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