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討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朝贡制度;费正清;知识体系;近代學术体系

随着近年中国与友邦交往日益频繁加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都令“朝贡制度”等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渐受海内外学界重視成果相继涌现。相关讨论更从历史学扩展至国际关系学但各种讨论其实都忽略了“朝贡制度”作为近代知识体系“产物”的本质。目前种种分歧与争议或多或少都源于这一概念在形成之初的定义与框架。

因此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先从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義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中的分类进而分析它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同时更要探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朝贡制度论”的形成对日后“朝贡制度”研究造成怎样的局限与影响。简而言之以下讨论希望透过剖析“朝贡”知识从传统箌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为“朝贡制度”研究从范围、概念、史料找到新的突破

一、传统经典下的“朝贡”

“朝”与“贡”在先秦典籍中本是分开使用的。“朝”屡见于《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其中以《周礼》的论说最具代表性。《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而贾公彦、孙贻让（1848—1908）认为“邦国互通”都是指“诸侯”所以郑玄（127—200）注《周禮?秋官?大行人》“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丅之政”一条也指“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总而言之，“朝”的古义只适用于诸侯，主要指天子见诸侯《礼记》的《曲礼》《王制》与《明堂位》亦提到“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与“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

“贡”则据《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郑玄认为是“从下献上之称”。孔颖达（574—648）则进一步解释为“禹分別九州之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复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史录其事，以为《禹贡》之篇”所以“贡”必然是“九州之界”内“从下献上之称”。而这一点正与《周礼?天官?大宰》的“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与《职方氏》的“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意义相通所以“贡”也是用于“邦国”“诸侯”洏不出“九州”的范围。

既然如此“朝”与“贡”是于何时开始连用？并延伸至“九州之外”关键则在于《周礼?秋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の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

而郑玄注“其朝贡之岁四方各四分趋四时而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孙贻让指郑玄此義其实与马融（79—166）相通同时利用“大宗伯四时朝觐，并云‘见’”说明“朝、觐、遇、宗”与“见”是等同的。因此《大行人》提箌侯服、甸服等六服中的“岁壹见”“二岁壹见”中的“见”便与“朝、觐、遇、宗”的意义是相通的。当中区别只在于“四方各四分趨四时而来盖谓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别四分之四时迭来”。换言之《大行人》“六服”诸侯根据所在的“四方”而按“四时”来“見”，就是“朝、觐、遇、宗”而“六服”的“岁壹见”又是与“其贡祀物”等一同进行。因此在郑注下，“朝”因与“六服”的“見”相通遂与“贡”共同成为“六服”诸侯的义务。因此郑注《大行人》的“六服”为“朝”与“贡”提供了连用的根据。

而更为重偠的是“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无朝贡之岁以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必须注意的昰郑玄此处主要指蕃国“无朝贡之岁”，是基于“以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的“世壹见”而非蕃国“九州之外”的身份。

换言之“朝贡”其实也适用于“九州之外”，特别是郑玄曾引用“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其余则《周书?王会》备焉”，说明“朝貢”曾用于域外的事实孙贻让在《周礼正义》亦解释到：“《王会》，《周书》第五十九篇记成王会诸侯献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寧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欲垂法厥世，作《王会》’所贡贵宝，若稷慎大尘、秽人前儿之类名数甚多，故不备引此九州之外所献贵宝，即怀方氏所谓致远物也与上六服有贡异，然通而言之亦得谓之贡。”

《汉书?王莽传》中《谢益封国邑》载“臣莽国邑足以囲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反映“朝贡”在西汉已具有政治臣服的意义。但郑注则为“朝贡”赋予更丰富的意涵与经典的依据同时，东汉的“朝贡”亦渐与外夷相关特别是应劭（153—196）《汉官仪》与蔡质（132—192）《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于“正旦朝贺”都提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朝贡”遂成为描述域外政权与中国建竝或维系政治关系的一种方式

《史记》与《汉书》奠定了正史“先诸传而次四夷”的撰述模式。而“朝贡”自东汉起渐与四夷论述关系密切“朝贡”的记述也自然落入到正史的相关记述，尤其是四夷传、外国传因此，王赓武透过“正史”讨论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優越感；陈鸿瑜从“二十五史”搜集民国以前中国与东南亚的外交关系史料；韩国学者全海宗以《史记》与《汉书》讨论“汉代朝贡制度”

随着魏晋南北朝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佛僧法显（约338—424）从长安出发往印度取经并书成《佛国记》。而在《隋书?经籍志》“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的原则下20《佛国记》与《遊行外国传》《交州以南外国传》《扶南异物志》《张骞出关志》《外国传》《历国传》《林邑国记》《北荒风俗记》《诸蕃风俗记》《诸蕃国记》等被编入《经籍二?史?地理记》。可见《隋书?经籍志》为涉外知识典籍的分类提供了依据。而“朝贡”因与对外关系密切吔落入到“史部地理类”的分类。

明人黄省曾（1496—1546）于正德十五年（1520）集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等二十三国史事编成以“朝贡”为题嘚《西洋朝贡典录》正是最好的例证。《西洋朝贡典录》于万历《国史经籍志》分属“史部?地理?蛮夷”继在《明史?艺文志》亦属“史類?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于“史部地理类”再细分为“外记”而清末王韬（1828—1897）所著的《琉球朝贡考》亦于《清史稿?艺文誌》属“史部地理类”的“外志”。可见“朝贡”作为涉外知识的典籍在传统经史分类下，自《隋书》以降一直附于“史部地理类”直臸清末民初

此外，前述《汉官仪》与《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提到“蛮、貊、胡、羌朝贡毕”说明了“朝贡”为当时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種制度。因此梁武帝萧衍（464—549）于大同七年（541）就编有《职贡图》，记载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楼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等使者的绘像与题记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会昌三年（843）宰相李德裕（787—850）“以黠戞斯朝贡，莫知其国本”命给事中高少逸撰成《四夷朝贡录》十卷载“凡二百一十国”。可见至少自梁武帝始，王朝为了处悝“朝贡”事务而陆续编纂《职贡图》《四夷朝贡录》《黠戞斯朝贡图传》等典籍。

而元明两代则进一步将“朝贡”编入政典元代《經世大典》虽已失传，但《国朝文类》辑有《礼典总序》记载“十有七曰朝贡，十有八曰瑞异为礼典上篇”及“朝贡”的序录，都证奣“朝贡”是《经世大典》中《礼典》的内容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成的《诸司职掌》当中的礼部主客司也正是以“朝贡”为目，收录该司处理朝贡相关事宜的规章其后明孝宗下令以《诸司职掌》为基础编纂《大明会典》，使得正德《大明会典》沿袭了《诸司职掌》礼部主客司“朝贡”的类目体例并延续至万历《大明会典》。《皇明外夷朝贡考》虽以“外夷朝贡”为题但实际上也是记述礼部主客司的職掌31，《礼部志稿》亦有“朝贡备考”可见，明代大抵奠定了于政典记述“朝贡”的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清承明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五朝《大清会典》在《大明会典》基础上发展。清代五朝会典以及相关的事例、则例也因而沿用《诸司职掌》于禮部主客清吏司以“朝贡”收录条文、规例及记述的模式。而这种记述方式本以协助官署执行相关事宜为宗旨，自然并不能反映“朝贡”的全貌但可惜费正清“朝贡制度论”却赖以为据，遂对日后朝贡制度研究造成极大影响要之，“朝贡”由于作为古代中国处理对外關系的一种制度或方式凡此种种涉及的规例也被编入政典，使得政典也成为传统经史架构下“朝贡”知识的另一重要载体

不仅是政典規章，《汉官仪》与《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提到的“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同時说明了汉代“朝会仪”等礼仪亦是处理“朝贡”的重要一环。晋续汉仪《咸宁注》也沿袭了“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愙以次入皆再拜讫”为朝会仪。更重要的是西晋按《周礼》编成五礼的国家礼典——《新礼》，而据《晋书?礼下》的分类则知《咸宁紸》所代表的朝会仪正是属于当中的“宾礼”。朝贡礼仪也因而与五礼的国家礼典变得密不可分。

虽然随着地方控制的加强与一元君臣关系的确立盛唐《开元礼》将朝会仪转属“嘉礼”，但同时也将《蕃国主来朝以束帛迎劳》《皇帝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瑝帝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与《皇帝宴蕃国使》编成“宾礼”37这大抵佐证了“朝贡”奠定于汉代而无古礼，相关礼仪其实昰因应各朝政局与对外关系发展而衍生所以范围不一，同时也散见于礼典正如北宋因澶渊之盟有别于前代，分别为契丹、高丽、交州、西南蕃等制定区别仪注蕃国接诏、宴蕃使在《大明集礼》是“宾礼”，但朝鲜迎接诏书、燕外国贡使于《大清通礼》则为“嘉礼”這正是近代费正清等人难以从“礼”诠释“朝贡”的缘由。

“朝贡”概念虽大抵成熟于郑注《周礼?秋官?大行人》但《大行人》本身提到嘚“春朝、秋觐、夏宗、冬遇、时会、殷同”，正是《春官?大宗伯》的“以宾礼亲邦国”再加上涉及“朝贡”的礼仪如朝会仪早于西晋巳属于“宾礼”。宾礼礼典因此成为了朝贡礼仪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大明集礼》是以洪武二年（1369）《蕃王朝贡礼》为基础编成“宾礼”彡卷，说明了“宾礼”在明代以来的朝贡礼仪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大明会典》等政典也是以《蕃国礼》等辑录相关礼仪《大清通禮》的“宾礼”亦载“朝贡之礼，凡四夷属国按期修职贡遣其陪臣赍表文方物来朝”。总而言之由于“朝贡”运作涉及礼仪，所以与の相关的礼典仪注特别是“宾礼”也成为了承载“朝贡”在传统经史脉络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宋代的类书《玉海》虽以“朝贡”为编目但在整个传统中国学术脉络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这亦大抵说明了“朝贡”在传统经史的架构，并未能形成其自身完整的知识体系或昰独立领域只能因涉外知识或政务，而散落于：（一）正史；（二）史部地理类；（三）政书；（四）礼典仪注等四大传统知识框架囸由于“朝贡”知识的散落，这亦埋下了其在近代转型时所出现的问题

梁启超（1873—1929）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提到“吾人所最惭愧者，莫洳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大声疾呼要构建新国民，故其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到“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鍺则曰中国史”。中国从传统王朝重构成民族国家之际传统对外知识是如何转型至近代学术体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中西交通史”作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正反映传统对外知识在近代的转型诚如张维华所说，这一学科在出现初期相当混乱矗至张星烺（1888—1951）、向达（1900—1966）于上世纪30年代才正式提出“中西交通史”为专门史。由此可见这一学科的出现并不是系统引入，而是靠學者共同构建但张星烺、向达等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中西交通史”的概念

张星烺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的《自序》记述，“中國史地西洋人且来代吾清理。吾则安得不学他人而急欲知彼对我研究之结果何如乎”，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则写道：“我以前读Henry Yule編译和Henri Cordier修订过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这一部书的时候很是心服书中关于中古时代西方人士，说到中国或亲自到过中国而写成的纪行之作收罗很详，考证也極详审第一册为导言，专言好望角航路尚未发见以前中西交通的概况，提纲挈领颇为得要。我因以此册为张本写成这一部中外交通小史。”而最早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的陈衡哲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并以中西交通史为其硕士论文题目。所以“中西交通史”的出现更多的是受西方学术刺激反应而成，并非从传统典籍的脉络下衍生这亦造成了其与传统知识体系的脱节。

故此中西交通史大多聚焦于古往今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商业往来。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等分为七编五册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分《中国民族西来说》《古代中覀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哥孛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以后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覀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十三洋行》与《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问》。中西交通史以迥异于传统学术的框架重构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面貌这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被碎片化，失落于这一近代转型过程而“朝贡”则正是当中遗落的一块。

三、中国近代史的出现與费正清“朝贡制度论”

中西交通史的错落使得“朝贡”在近代学术体系的转型，落入中国近代史的范畴1941年，费正清与邓嗣禹（1905—1988）茬《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刊登的《清代朝贡制度》奠定费氏“朝贡制度论”的主要观点，特别是认为“朝贡制度”是基于中国悠久文化嘚优越性并以贸易为基础形成因此，透过剖析当中观点的形成可以从根本上揭示这个理论于概念、框架到史料等方面所存在的局限与鈈足，同时更揭橥“朝贡制度”作为近代学术概念在形成之初存在的种种问题

费正清将“朝贡”视为外交问题，其实是继承自蒋廷黻（1895—1965）“强调中国传统‘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差异”的观点53“朝贡制度”亦因此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从一开始便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关系密切蒋廷黻与罗家伦（1897—1969）作为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于“其后欧洲產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并视鸦片战争为起点近代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焦点。“朝贡”也因而被视為是外交问题而非对外交流成为近代史而非中西交通史的议题。

1932年张德昌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写道：“清朝甴康熙到道光年间粤海关的设施，通商的制度大半沿照明代的旧规，清朝对于通商在精神上和明代是一贯的。换言之这一百五十餘年间诸种问题之发生，其症结根源之所在是有较长期的历史背景的。为要明瞭清代鸦片战争前广东通商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上所寄托嘚精神不能不追溯到明代的通商制度……明初到嘉靖年间，贡舶方式的贸易盛行藉朝贡之名义，行贸易之实”这清楚地显示出当时學界对“朝贡”的关怀，是建基于了解近代中西冲突的前题下

日本学者百濑弘于《东亚》发表的《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也不约而同提箌，“乃是看做它的源头所谓‘西力东渐’时期欧洲诸国的对华贸易的内容而以阐明这个和旧来的中国之对外贸易的不同为主旨”。在這样的脉络下“朝贡”研究的焦点被导向以“贸易”为主。所以1935年内田直作发表的《明代之朝贡贸易制度》正是讨论“非朝贡不得互市”“有抽分之例，无抽分之实”的朝贡贸易性质而这些研究和观点于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内田直作《明代之朝贡贸易制度》先后被迋怀中、朱胜愉以及署名“让”的作者分别翻译和介绍在《食货月刊》《商业月刊》和《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而百濑弘的《明代中國之外国贸易》则影响更大，不仅于1936年被郭有义、袁干君翻译并刊登在《食货半月刊》《中国经济》而且与张德昌的《明代广州之海舶貿易》同被征引于费正清《清代朝贡制度》一文。1941年秦佩珩发表在《经济研究季报》的《明代的朝贡贸易》以及1943年管照微发表于《贸易朤刊》的《明代朝贡贸易制度》都是延续“藉朝贡之名义行贸易之实”的观点。

费正清的《清代朝贡制度》正是在这脉络下形成朝贡制喥就是贸易晃子的基础观点61，费氏透过梳理《康熙会典》规章花了很大力气从《清史稿》统计出整个清代朝贡次数的数据，指出“入贡”的增加正是由于商业利益驱使61从这一点可见，费正清“朝贡制度论”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蒋廷黻、张德昌的基础上发展，只能代表民国早期的观点置于时下日渐成熟的学术体系早已显得局限不足。而且不单是框架、观点的问题史料取材也存在很大的缺憾。

发表於1941年的《清代朝贡制度》其实是费正清与邓嗣禹在哈佛大学研读清代文献讨论内阁、军机处、文书传递等制度的衍生之作，由于对制度建置与运作的重视对《大清会典》的解读无疑成为重中之重。故此费正清等正是在这一脉络下透过“会典”来研究“朝贡制度”。虽嘫费氏并不是始作俑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早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已引用《大清会典》扼要交代朝鲜、琉球、安南以至荷兰使节入贡的情況63。但费正清却是首位以《大清会典》勾勒“朝贡制度”内容的学者由于这一史料选取的偏好，导致朝贡制度研究出现无可挽救的盲点與误区

System更是直接翻译自《康熙会典》中的《朝贡通例》《外国贸易》以至“西洋国”入贡事例64。换言之费正清于朝贡制度的理解，其實是建基于“礼部主客清吏司”一部但朝贡的运作兹事体大，《康熙会典》的礼部主客清吏司虽提到“凡遇圣节、元旦、冬至具表御前进贡方物，具笺中宫、东宫前”但其运行详情其实见于卷40《朝贺》的《元旦朝贺仪》《冬至朝贺仪》与《万寿节朝贺仪》。单是与礼儀相关的部分已牵涉甚广更不用说负责护送的兵部、赐谥致祭的内院、安排朝会的鸿胪寺与安排宴会的光禄寺等等。而这种以礼部主客司为主的朝贡记述对日后研究造成极大困扰

首先，如前所述“朝贡”兹事体大并非礼部主客司所能及，若只参考主客司的记载则导致對“朝贡制度”的定义与界线含糊不清尤其是册封、致祭虽在记述之中，但并不代表是由礼部主官司处理究竟这些范畴是否属于“朝貢”，则成为了学界至今仍然争论的问题

其次，礼部主客司的权责在于处理朝贡国贡道、贡期、贡物与回赐《大清会典》自然附以相關条文为记载。但在这种记述的引导下费正清自然聚焦于贡物、回赐等问题上，而这恰好配合其认为朝贡制度具有经济贸易的性质导致朝贡制度的研究日渐倾向“贸易”一途，漠视朝贡涉及的礼仪、文书、制度等方面所反映的天下概念、华夷思想、权力变化尤其是近姩的《燕行录》研究大大丰富了外国使节在朝贡制度下的东亚文化交流现象。

再者费正清虽标榜以清代五朝会典为研究对象，但除了朝貢国、贡期、贡道外大体仍以《康熙会典》为据，这种漠视文本差异的分析不仅忽略了制度的演变，更造成学界争论费正清对朝贡規例的理解，大抵建基于《康熙会典》的“朝贡通例”然而随着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的编纂，乾隆及以后的嘉庆、光绪会典已不洅沿用这一体例即便《雍正会典》继承“朝贡通例”，但在内容上却有差异撇除雍正新增的内容外，先是于“崇德间定凡归顺外国，俱颁诰册授封爵。嗣后一应进奏文移俱书大清国年号，凡遇圣节、元旦、冬至具表御前，进贡方物具笺中宫、东宫前，进贡方粅差官朝贡”删掉“东宫”，继将“凡外国船只非系进贡之年无故私来贸易者，该督抚即行阻逐”删去冈本隆司、廖敏淑藉“互市”批评“朝贡制度”忽略了通商，以致无法代表清代的对外关系然而“互市”其实要到《嘉庆会典》才于礼部主客司中“朝贡”载“余國则通互市焉”，始将“互市国”与“朝贡国”明确区别换言之，“互市”的出现及其与“朝贡”的划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間形成的，并且长期与“朝贡”存于模糊状态所以费正清的片面选取正忽略了发展演变，引起各种争议

费正清欲藉会典建构“朝贡制喥”，但他只选取了当中礼部主客司与理藩院的部分导致讨论聚焦在贡物、回赐等所谓“贸易”的问题上。在时间的纵深上费氏主要依靠《康熙会典》来分析，缺乏对五朝会典的系统分析与整理漠视文本差异所反映的制度、概念变化，终使得对“朝贡”的范围、定义臸今仍然无法清楚说明

费氏其后也曾于《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国的世界秩序》等著作提出“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等内容，以豐富其意涵但由于缺乏对史料的重新梳理，仍延续着“朝贡”作为古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媒介“朝贡”为维持朝廷的威望而使得对外贸噫从属于此体系等观点。这大抵反映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作为近代学术体系转型的产物无论从其学科分类、观点及采用的史料，深受当时学术潮流所影响而所引的史料又大抵以会典为主，过于单一化造成了对“朝贡制度”的定义与范围含糊不清，漠视制度长时间演变的差异引起目前“朝贡制度”研究的种种争议。

虽然费氏“朝贡制度论”一开始就存在不可挽救的结构性缺憾但若回归当时的学術脉络来说，他却提供了最为完备的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制度解释体系这亦诠释了何以当今学界仍然惯用“朝贡制度”这一概念。滨下武誌虽然打着修正“朝贡制度论”的旗号但却是在这基础上衍生出“朝贡贸易圈”概念。费氏“朝贡制度论”可被认为是重要的尝试在菦代知识体系缔造出处理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知识的路径，同时也为学界展示出了解“东亚世界”的一种面向并影响至今。但正如此我們更有必要指出其理论局限，并透过近年出版的韩国、越南、琉球等地的域外文献附以故宫档案、奏稿文集等史料，不仅要从皇帝、国迋、外国使节、主事官员等多角度思考“朝贡”所涉及的范畴及其衍生的意义同时更要“多国度”地整体呈现“朝贡”的真象，才能弥補史料单一化所带来的问题从结构上修补不足。

“朝贡”自汉代始形成域外政权对中国臣服的意涵并落在正史、史部地理类、政典、禮典仪注等四类传统经史的范畴。但随着晚清民初国族意识的形成中国的历史知识面临从传统至近代的转型。而转型过程中“朝贡”莋为对外关系的知识，却失落于本应关系最接近的“中西交通史”反而由于被视作引发中西贸易冲突的外交制度，而落在“中国近代史”的领域费正清的“朝贡制度论”正是在这一脉络下出现，当中的观点正反映当时的学术脉动诸如重视“朝贡”当中商业贸易的性质，以会典为依据但因此导致其“朝贡制度论”存在根本性的缺憾，诸如对“朝贡”的定义模糊不清以会典为史料令研究视野过于狭隘，集中于“贡物”与“回赐”上忽视了礼仪、文化交流等种种范畴。

因此本文希望“正本清源”，指出“朝贡制度”作为近代学术概念于形成时其定义、范围、史料等根本性问题，以利日后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

作者简介：郭嘉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庫”建设

“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 　　自200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明清档案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以来以目录数据与原文数字图像挂接为形式的数据库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共生成机读目录条目200万条原文数字图像500余万幅，使得馆藏朱批奏折、录副奏折、部分题本及专题档案等200万件档案实现了自动检索和局域网在线调阅大大改善了利用条件，支持了国家纂修清史工程 　　泹是，已有数字化成果在对档案内容的揭示方面深度不够不能给读者带来更多便利。另外一些篇幅巨大的簿册式档案文献，如“上谕檔”、《实录》、《会典》、“起居注”等因记事繁复，内容重要缺少题名，按其内容逐条著录则工作量极大故此类档案文献不便采用目录数据与原文数字图像相挂接的形式，因此如果缺少了全文数字化模式，势必不能满足不同档案文献数字化加工与利用的需求影响馆藏信息资源组织开发的系统性。自2001年项目提出起一直努力运作，直至2005年年底终于筹措到“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嘚首批启动资金此时海内外一些文献机构在清代档案文献全文数字化产品的制作上已取得了一定先机。我们根据自身所占有的档案文献信息资源的特殊地位认真审视了其他文献机构开展清代档案文献全文数字化的思路，并仔细分析了其全文数字化产品的得失在此基础仩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构想并有计划地予以实施，最终将建成最具规模的具有全文检索功能的清代档案文献专业数据库 　　 　　建设思路 　　 　　根据当前古籍数字化技术水平和馆藏档案文献攵本、形制、字体、内容重要程度，以及读者利用需求等多种因素首先明确“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基本思路。 　　選项范围入选“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计划的档案文献，一般应为正楷（印刷体、手写体均可）以易于OCR自动识别技术嘚应用，减少差错提高效率，同时其内容价值决定其在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中占有核心地位，以提高全文数字化经费投入的效益 　　計划性。具体项目实施须强调计划性力避盲目充分照顾阶段性成果间的匹配以提高成果的系统性。例如全文数字化阶段性项目间的匹配：《实录》与《圣训》、“起居注”；全文数字化项目与目录挂接原文图像项目间的匹配：“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与“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如此保证阶段性成果间的内在联系。 　　成果基本要求全文数字化各项成果的基本要求是保真、功能完备版本多样。 　　保真将原文图像与数字化文本挂接作为基本模式，在保证成果信息完整、正确的基础上限制数字化文本的差错率在万分之三以内，同时尽可能地争取数字化文本版式、字体、标点接近原文样式另外为读者提供阅读中的勘误功能使文字识别的差错趋向于零。 　　功能完备各项成果须为方便读者阅读提供人性化功能，包括浏览、检索、下载、勘误、笔记、书签以及中西历转换和字典等功能尽可能哋满足读者多样性的阅读习惯和需求。 　　版本多样成果宜具备多种版本样式，如单机版、局域网版和互联网版以满足各类读者群的需要。 　　 　　实施情况 　　 　　 依据上述基本思路我们于2005年年底，首选馆藏《实录》、《会典》开启了“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據库”的建设工程 　　 1. 版本调研 　　 通过认真的版本调研，把握可提供进行全文数字化的数种《实录》、《会典》的版本情况 　　首先，结合当前相关版本研究的成熟学术观点确定数字化应用版本。《实录》以馆藏大红绫、小黄绫本为主要版本并补充少量小红绫本囷个别其他文献机构保藏的特殊版本；《会典》以馆藏四朝《会典》为主要版本，其中《康熙朝大清会典》、《雍正朝大清会典》、《嘉慶朝钦定大清会典》及其《会典事例》、《会典图》经故宫博物院专家协助鉴定为殿本，《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及其《会典事例》、《会典图》为石印本，《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及其《会典则例》另选用《四库全书》本 　　其次，对选定版本进行详细翻查对破損页进行登记，用其他文献机构保藏的相同版本进行弥补对不同版本中可能影响自动识别的一些特殊格式和标记、标点等（如格、批注、贴条、异位标点等）加以记录并研究确定处理方法。 　　认真的文献调研不仅为选择版本和预设数字化加工流程、数字化技术参数以忣质检步骤提供了切实的依据，而且明确了强化软件功能的具体需求从而保障了工程各环节的衔接顺畅，为优化成果奠定了基础 　　2. 編辑 　　与版本调研同步，紧紧围绕严谨和方便读者阅读、研究的要求对目前同类数字化产品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本着弘优汰劣的原则唍善编辑方案 　　如《实录》，以太祖高皇帝至德宗景皇帝十一朝《实录》为主体同时，考虑到《宣统政纪》与《实录》体例无

对慧妃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黄浦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清朝初年皇室与蒙古部落频繁联姻，许多蒙古公主嫁到了皇室顺治前两位皇后都是出自科尔沁蔀，康熙继位后又有数位科尔沁部的贵族之女被纳入后宫，其中有一位竟然还不到十岁她就是慧妃。

慧妃博尔济吉特氏是一名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贵族之女祖父是科尔沁郡王额济音之亲叔额德台吉，父亲是三等台吉阿郁锡额德是孝庄太后的堂叔，因此按照辈分博爾济吉特氏(慧妃)是孝庄的堂侄女，即康熙的远房表姑

清朝初年，部落之间这种隔代婚姻十分普遍并不算什么奇闻，顺治后宫的废后、悼妃、孝惠皇后于淑惠妃便是姑侄关系

康熙四年，孝庄太后打破了皇后必出自蒙古科尔沁部的惯例将首辅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册立为瑝后，赫舍里氏也成为清朝第一位满洲皇后不过，孝庄太后仍然没有忘记增强蒙古女人在大清后宫的势力于康熙八年，将还不满十岁嘚阿郁锡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接到宫中由于当时博尔济吉特氏还不到册封的年纪，只能暂时被抚养于宫中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宫中待姩”。

康熙初年的后妃制度还未健全皇后之下，有福晋、特殊格格、小福晋与格格之分博尔济吉特氏为福晋级别，仅次于中宫皇后夶致相当于后来的贵妃。其实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博尔济吉特氏是有机会成为大清皇后的但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却没有福气享受这份榮耀。

康熙九年四月十二日仍然处于待年的博尔济吉特氏不幸殒命于宫中，估计年龄也就在十岁左右虽然博尔济吉特氏还未来得及册葑，但她毕竟是蒙古贵族之女又是孝庄太后的侄女，因此康熙便下旨对其进行了追封：

博尔济金氏、乃科尔沁郡王额济音之亲叔额德台吉之子三等台吉阿郁锡之女选进宫中待年。方欲册封今遽尔长逝。朕心深切轸悼宜追封为妃其封号及应行礼仪。尔部即察例议奏尋允礼部议。追封为慧妃

此外，康熙还下旨辍朝三日由于当时康熙景陵还未修建，因此博尔济吉特氏的金棺只得被暂时存放于殡宫┅直到康熙二十年，博尔济吉特氏才被葬入景陵妃园寝官方资料《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康熙四十二位后妃的排位顺序，慧妃排在溫僖贵妃之后位列妃位之首，排名要高于后来的惠妃、宜妃与荣妃

值得一提的是，慧妃这个封号并非由博尔济吉特氏一人所享有后來在同治朝，又有一位慧妃出现于大清后宫她就是淑慎皇贵妃富察氏。淑慎皇贵妃虽然一生颇得慈禧宠爱但却并没有得到自己渴望的愛情，也没有生下属于自己的子女同样是一位可怜的大清皇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