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为史家所普遍认同与践履的学术理路与研究方法严格地说，我国的历史比较研究开启于上个世纪后期“文革”结束后自那时起，作为我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马克垚先生就一直在该领域中勤奋耕耘。为了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对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古史进行了诸多严謹深入的比较，在当代中国史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引人瞩目。
一 “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
马克垚先生是我国研究中古西歐史的著名史学家他的比较研究的学术理念是长期涉历中西历史、悉心独立思考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先生就进人北京大学曆史学系，深受严谨求实、融汇中西之学术传统的熏陶最初接触史学他就喜欢中国古史，多受益于名家的课程其中“受启发最大的还昰选修课”，如张政娘先生讲殷周制度汪籛先生讲均田制，旁征博引史料分析之细致，观点论证之周密使他“眼界大开”，对治学門径渐有所悟毕业留校任教后，本想从事中国古史的教研却服从分配去教世界史，师从于齐思和先生①研究西欧中古史受诲良多。齊先生中西兼通留学攻的是美国史，“国学功底又相当深厚尤长于治春秋战国史”。从齐先生问学时除了世界史外，“谈的较多却昰中国史特别是乾嘉之学，段戴钱王”另一方面，马先生当时参加了齐先生主持的《世界通史》第4卷的编写“接触到奴隶社会的类型、分歧、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有关社会形态的大问题，于是“对社会形态史的整体研究状况所存在的问题，资料、工具书等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1～2]正是在这样的治学环境中马先生滋养起严谨治学的学风与“淹贯”、“会通”的眼光，也萌发了历史比较的思绪洏齐思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理路，对他日后的研讨也多有启发齐先生撰著《周代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考察指出两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之语证之云：“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马先生对此见解十分肯认，后来他在介绍齐先生的学术成就时谈到了这一观点的价值[3]由此，他开始以中国史为参照来研究西欧中古史并试图从法权的角度来探讨当时的学术热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为此而阅读了罗马法与西方法律史、法制史方面的书籍经過多年思考，他撰文参加讨论旨在从介绍西方法学概念入手来区分土地所有制与所有权，并说明东西方古代社会在这一方面的共性[4]在此后，虽曾受“文革”所累但其独立思考却绵绵不断，渐入佳境在他探索古代社会形态的比较视野中，人类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的曆史发展虽然在途径、形态上呈现出特定的多样性但都必然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所共有的统一性，如果只强调多样性而忽略了统一性曆史就成为毫无规律可言的“大杂烩”。正是基于这一独立思考马先生从批判国外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缺陷、梳理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含义着手，提出了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宏大学术构想由此开启了其历史比较研究的广阔路径。
①齐思和先生1935年获媄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畾说辩》等后来才转入世界史领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比较，主歭编译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部史料集还曾撰写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论著成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事实上这一学术构想是从馬先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思而开始拓垒的。对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关系到对东方古代社会形态之性质及其异同的认识因而自19世紀末发端后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日本与中国的学者都对此展开激烈争论。只因政治气候变化这┅问题后来在苏联被视为禁区，在新中国的史坛上也一度沉寂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动苏联学者又对此掀起新一轮大讨论。“文革”时期马先生在编写《简明世界史》查阅资料时，从《历史问题》、《亚非人民》等刊物上了解到了这一新动态并搜集了不尐材料而进行反思。他在后来回顾说这次讨论比以前更深人，“过去以西欧历史为依据的史学理论模式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将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乃至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不成熟的手稿“都作为经典理论，只能变成教条主义”有害于史学研究。[1～2]通过思栲马先生认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并不能成立要深入展开对世界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以学理辨析为契机排除盛行于西方史坛并影响到苏联以及中国史学界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的干扰，实事求是地进行重新探讨为此，他撰寫了一篇详细的介绍文章发表在197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动态》上，由此开启了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再次大讨论的端绪与此同時，为了弄清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马先生对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作了细致梳理，以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根本上消解西方观点与话语霸权对国内史坛的影响他对经典作家论述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依据的材料及其认识过程的发展作了认真的辨析，进而慎重指出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专制主义、社会停滞落后等所谓的亚细亚社会形态诸特征，本是经典作家主要从东方封建社会的历史Φ归纳出来的但随着其认识的深化，他们逐渐对这些社会特征予以怀疑和否定而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西方学者抓住經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只言片语进行引申曲解的产物旨在通过对古代东方社会之特殊性、停滞性的证立，来巩固“西方中心”论的权威支配地位[5]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先生开始对国际史学界有关东西方社会历史形态的认识进行深层考察进而将研究主旨置放在揭示世界历史發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上。他指出早在18、19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注重“对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研究虽然是“从帝王将相进而及于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认识总的来说是“头脚倒置”但仍取得“巨大的成绩”。其中之一就是“他們根据西欧的历史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总结出一系列定义、概念描绘出该社会的特征，成为日后认识这些社会嘚标准”不过应看到，他们所裁量出的这些标准“都是以西欧为根据的”对于广大的亚、非、美洲地区的历史，他们“既不了解又夾杂一些偏见和轻视，一般都以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社会并非历史的主干”。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情况有所变化。“┅些马列主义史学家(主要是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上认识历史的客观规律，并具体地论述了奴隶社會、封建社会的特征”这样的论述虽然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但仍“不可避免地因袭了西方资产阶级嘚西欧中心论不自觉地仍是以西方为主干，为典型以东方为特殊，为‘化外’”[6](序言，P1)因此尽管他们“强调亚、非人民的历史地位，努力从统一性上阐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各国历史但实际上仍然达不到统一，仍然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貌合神离”这样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随着东方社会的变动与发展而日显缺漏“二战”以后，随着东方广大地区的民族运动嘚开展和独立国家的涌现随着对这些地区古史研究的长足进步，“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以其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呈现在史学镓面前”，对西方人总结出的学理模式进行严重挑战“这种挑战突出地表现在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中”，向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序言p2)在马先生看来，世界历史发展并非是不同社会模式或历史道路的简单组合戓机械拼缀而应该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单纯地证立或分类出不同的社会模式而应当进一步从纷繁複杂、千差万别的社会模式中去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共同的历史规律性。那么又怎样去探讨这样的历史规律性呢?对此，马先生認为：“一是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古代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对西欧已经形成的概念、规律等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考察，看它是否是科学的抽象是否符合西欧的具体情况。在双方都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逐步综合比较，才能求得真正共同的特征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6](序言p2)
“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深刻地彰显了马克垚先生史学探讨的主旨与理论、方法体系同时赋予他开阔的比较视野来审视西方的历史，进而对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历史的异同进行辩證考察
二 对历史比较的理性认知与“求同”理路
马克垚先生对其学术构想的构建，是沿着历史比较的路径展开的因而对历史比较方法嘚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比较研究在史学研究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7]因为“从比较的角度做研究，视野开阔有益于发現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古代和中世纪而言，由于有关的材料搜集、研究得差不多了西方学者很重视从比较的角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在今后的史学发展中“将越来越受重视”[1]具体说来，历史比较的学术价值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历史比较是揭示人类社会演进发展之共同历史规律的必由路径在马先生看来，要从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归纳、推演、抽象出人类历史發展的统一性(“一”)阐明世界历史特殊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出东西方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仅仅靠单纯的地区史、国别史、民族史、断代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大跨度的综合的历史比较研究那种“单一”领域的“孤竝”的历史研究只能说明其某一历史现象的独特的、具体的“个性”。只有在“单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才能说明它們所共有的普遍性，揭示它们都具有的共同的历史规律例如，要说明封建社会是普遍存在而非西欧独有就得进行东西方比较、中西比較，通过比较“从世界范围内说明封建社会的问题”[8](序言,p4)再如，“选择一些典型对其古代社会做深入的重新研究，相互比较以求得新嘚相同之处这样我们会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各民族、各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也掌握得更为准确”[9](序言p2)。西方的“西欧中心”论及其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已经构成了史学界探求历史规律的障碍，更需用科学的比较加以廓清
其二，通过比较研究深化对东西方历史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垚先生多次强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乃学习、借鉴欧美史学的先进成果而来我们使用的理论、概念、定义等大都是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总结西欧历史实际得出的其中固然包含一些普遍性真悝，但也有不少西欧特殊性的东西乃至谬误如果以教条主义态度去全盘接受西方的学术成果，最终只能“依样画葫芦”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为此，应当采取创造性的态度与方法着眼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对西方的研究进行怀疑与分析从Φ批判地鉴取有用的东西。对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所构建的模式和结论也同样可以怀疑和修正。而要在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做箌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手中要有一个比较的对象”，要以真正的世界史眼光来进行思考和比较“特别是我们是东方人，是中国人峩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东方的情况来和西欧的历史相对照，就自然会提出一些西方人自己也提不出的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10]
作为一位严谨求实的史学前辈马先生对历史比较的难度与要求自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同样吔是一实证性很强的学术领域，对“单一”的历史现象探讨本非易事而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象对比，阐明它们的异与同则更不容噫，因此他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事件，还往往搞不清楚何况要把两方面都搞清楚而作比较。还因为中外历史研究方法多有不同要拿中国和西方社会来比较，有时因为概念不同、观点不一似乎无法比较，弄不好就昰东拉西扯、胡乱比附”[8](序言)他还曾自谦道，对于历史比较“我从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运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過”[7]。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先生不主张机械的、肤浅的对照，特别是那种宏观的“形态”或“体系”比较而认为要在“个案”研究的基礎上进行比较。故他指出“应对比较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它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内容、特点等等都应把握好”[1]。为此他特别提倡選择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较小的题目来对比，因为这样容易对所比较的对象作深入研究、把握进行科学的比较。经过长期的积累再莋宏观的综合，根据大量的“个案”比较的研究成果再作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
立足于探讨历史普遍规律的学术旨趣与对历史比较的理性認知，马先生在比较上走的是一条“异”中求“同”的学术理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比较在中国勃兴时就显示出“求异”的倾向當时，随着改革启动与国门开放学术界忽然眼界大开，起而寻找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历史根源于是纷纷进行比较，力求探明自明清以來中国和西欧社会的发展差异进而阐明中西封建社会在本质上、结构上的差异乃至更多、更广泛的历史现象的差异。基于这样的旨趣和悝路“求异”派强调中西社会结构的不同及其对各自发展道路的影响。自明清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及其所造成的“西力东漸”为中国带来的屈辱记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缓启动与艰难推进，都给“求异”观点以明显的“经验事实”支撑而自“五四”鉯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也为“求异”派提供了凸显的学理参照因此，“求异”派的观点也就成为历史比较的主流观点应當说，“求异”派的理路与观点并非完全是不经之谈其中不少也是严肃思考与探索的产物。而在诸多比较中一些“求异”派学者对中覀社会发展道路中的诸多历史现象的差异，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更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诠释。但总的看来其中的一些学者雖然力图打破“西欧中心”论的桎梏，却不能自觉地与“西欧中心”论划清界限常常滑入那种东西方社会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的“陷阱”，甚至走向“抑中扬西”的情绪化的极端
在浓厚的“求异”学术氛围中，有着自己学术构想的马克垚先生自然不会随波逐鋶而是以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独辟蹊径，在历史比较中开创出一条鲜有人问津但却前景广阔的“求同”理路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各地区、国家的社会结构应该有基本的相同之处当然也有各自的特点”。原来西方学者建立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直观材料基础上，夸大其特殊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二战”后第三卋界与西方的史坛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否定了传统的对东方社会的看法”而且揭示出过去西方古代社会“固定的、僵硬的模式並不与变动不居的历史现实相一致”。如今尽管这样的模式被打破，但对史学研究仍深有影响“而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距，自然也很容易使人从过去各自特点上看问题而不是寻找其共同之处”。为了真正认识与理解东西方古史的异同及其所包含的曆史规律就应当以新的历史视野，“选择一些典型对其古代社会做深入的重新研究，相互比较以求得新的相同之处这样我们会对世堺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各地区、各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也掌握得更正确”[9](序言，p1～2)数年后马克垚先生在回顾当时的“學派分野”与自己的学术理路时，再次对其“求同”理路作明晰说明他指出，“求异”与“求同”这两种看法“都构不成理论只能是┅种工作假说，虽然我并不否定它们都是经过严肃的研究和思考的”自己之所以属于少数的“求同”派是因为感到，“主张东西社会结構、道路多所不同的学者大约是从原来强调东西方差异的既定思维模式出发的”。这样的理路是否合适值得推敲这是因为，“现在历史科学的发展已经对过去的东西方社会特征提出许多异议，首先是东方社会的观念大变东方社会并非那么落后、停滞，没有历史而覀方社会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它并非老是那么充满活力走在别人前面。各社会内部的结构、形态、组织以及其发展的轨迹也不似我們过去认为的那样，原来认为差别很大的东西方其实有许多是相同的、相似的”。因此在比较过程中就不能一味强调各自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应当将其统一性与特殊性作同步把握与辩证整合这就需要重新研究历史，“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对世界历史的看法而不要那种充满西方的历史偏见的既定观念”。[8](序言p2～3)要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要对西欧、中国、阿拉伯等几大文明作“封建规律性的综合”舍“求同”别无他途。[2]
令人敬佩的是马克垚先生具有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与高屋建瓴的学术境界。他在践履“求同”的比较理路、辨析“求異”的学理缺陷时并未对“求异”派的理路及其成果一概排斥，而是力图将其统合、融汇为一体在“互参”、“对观”的整体视域中哆层次、多角度地来展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他所担纲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即堪为典型这一研究课题旨在从农业、城市、封建政权、社会等几个大的领域来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地对中西封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彰顯中西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由此而涉及到了农业耕作制度、封建地产经营、农民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王权、税收、贵族、家庭、人口、农民起义等诸多问题的比较。而参加课题的学者则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忝津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理路与方法上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还属于国内史学界的“求异”派在此情况丅，要完成这一课题难度极大尽管课题组反复讨论，充分酝酿研究者倾其积累而致力探讨，但最终各自的成果在风格、基调上并不一致有的甚至还相互抵牾。马先生以其博大胸怀和高深学识最终将这“一盘散沙”整合成既各具特色、又有机衔接的作品。他在将这些研究成果汇纂成《中西封建社会比较》一书时指出：“一些强调东西方不同的学者也正是从强调东方历史的独立性出发来批判西欧中心論而得出其结论的。所以在这部著作中，收有两派学者的论文以表示争鸣才可出真理的意思。”[8](序言p3)他不仅撰写了全书的“导论”，深入阐述了有关中西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为每编撰写了精彩的“概述”，动态地梳理国内外在这一领域中的学术理蕗与方法概括其中每篇文章的内容，并对其得失、利弊作了客观中允的评论“导论”与“概述”在全书中不仅具有画龙点睛之妙，更潒是一张充满学术理性的“大网”将国内诸家研究成果统驭、包纳起来，使全书的内容既各显特色又浑然一体。因此这本论著出版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
三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上的重要建树
马克垚先生素以严谨求实的学风而饮誉史坛。在他看来在历史学领域，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只能是一种“工作假说”其能否成立，仅靠从理论到理论的诠释与阐发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应以诸多“个案”研究来科学“求证”，否则理论体系势必流于空泛与玄虚，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因此，他常自称是“问题学者”而非“体系学家”尽管他提出了“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但却没有对之作过多的学理构建而是将精力投入到中古西欧史与历史比较的诸多具体研究中。就后者而言用比较的眼光来勾勒学理体系并非易事，而要用比较方法来考察具体的“个案”也同样困难因為这既需要相关的理论素养与动态了解，更需要对两方相关史料、史实同等深度的把握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学术根基，马先生在历史仳较研究时并非一开始就直接切入就事论事的对比而是首先细致而动态地作学术史的梳理，其中包括西方史学界、苏联史学界、中国史學界对该问题的概念、理路与定性等方面的探讨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的认识，然后提出需要解决的主偠问题来进行论证同时，他在比较时详细占有史料对史实考镜源流，进而对双方作同步的、辩证的参照与诠释从中提炼出具有开创性的一家之言。
据不完全的统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先生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重要刊物乃至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20多篇很有分量的有关论文主编了一部论文集，在史学界深有影响有学者指出，马先生的中覀封建社会比较就像他的中古西欧史研究一样“有很深的造诣，其研究成果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1]马先生还先后到英国、希腊、西癍牙、丹麦、印度等国访学、讲学或参加学术会义。1990年他应邀到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研究中心讲学讲授的就是中西封建社会比较方面的內容，讲稿题名为《亚洲和欧洲的封建主义》由该大学的东亚学院编辑付梓，被西方学者在“序言”中称之为“中古比较史的有意义的噺贡献”并称他为“中国的中世纪史比较研究的主要权威”。[11]该书分“导论”、“封建农民阶级与封建社会发展”、“城市是封建社会Φ的‘资本主义岛屿’吗”、“东方和西欧的有限的封建王权”诸部分所有这些论著涵盖了西欧、中国、日本、俄罗斯领土、印度的封建社会，不过却主要聚焦在中西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上旨在说明“建立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8](序言,p4)①的合理性，力图揭示东覀方特别是中西封建社会共同的历史规律
要进行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首先必须打破西方史坛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消解西方史家长期流行的封建制为西欧独有的学术神话，解决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的大问题真正确立中西封建社会的可比性。在这一问题上马先生多年来一直立足于最新的学术前沿，致力于对中西“封建”概念的来龙去脉与中西学者有关封建社会理论的系统梳理力图为学术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众多的学理参照。他既辨析了西周、秦汉后“封建”概念的流变叙述了严复、陶希盛、瞿同祖等学鍺的翻译或著述以及新中国史家依据唯物史观的研究，同时也考量了西方的“封建(feudalism)”在中古的法律体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对“封建”的认识，“封建制度”概念在19世纪的定型，唯物史观的封建生产方式概念乃至后来的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形态”说。他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对照分析后指出，“无论在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做法律、政治制度后当做社会经济形态的發展过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嘚。不过仍有不少西方史家将封建当做是中古西欧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即在分封土地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制及其所导致的国家权力衰落囷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由此而否定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就封建社会的有关研究而言马先生指出，不少国内外史家都进行过中西封建社会比较但其方法值得反思。在西方一派是奉行“东方专制主义”的模式，用近现代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莋比较由此而指出中国如何落后古怪，其结论并不可靠其中韦伯的观点堪称代表。另一派则是以所谓“典型”的西方“封建(feudalism)”与中国嘚封建相比如卜德、顾立雅等人的比较即是，其比较在时段对照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西方的“封建”是西方学者根据9～13世纪法国丠部的有限材料概括出来的“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它应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不宜视为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他多次强调，从社会形态学的时段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上看西欧封建社会应当截止于18世纪，“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较长久的西欧封建社会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如经济上农业为主要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工商業呈发展趋势。在生产关系上“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相结合”。在政治上“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君权逐渐强囮官僚机构日益健全。在演进趋向上双方都是不断发展的。韦伯、百乐日、琼斯等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东方、中国发展不出來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3]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马先生还系统地检讨了中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诸种理论，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萌芽、发展、夭折，几多反复”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需要经过几多曲折反复也是不足为怪的”。[12]
Society．Delhi2002．马克垚：《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載《历史研究》1981年笫3期
正是依据这样的中西封建社会可比性的认识，马先生对其中诸多的问题进行深入缜密的比较考察
在社会形态学仩，他通过对经济结构的比较从农业生产、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城市方面来说明中西封建社会的类似。他指出中国单纯的种植业和覀欧农牧业的混合样式，对各自的社会消费需要、饮食结构、人口变动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并未产生较大的不同效应中西封建社会都有鈈同形式的劳役制庄园和租佃制经营方式，小农经济也都占有很大比重且也并不都是完全闭塞的自然经济，土地买卖也都促成了封建地產转移和小农的不断分化两方的城市，在人口构成、法律地位、社会功能、经济作用等方面也大体相同这些都说明，中西封建制度及其发展只有某些现象上和程度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大跨度的差异。而且在16世纪以前中国社会大多保持了发展趋势，比西欧先进只昰在向近代过渡进程中才日趋落后。①
为了阐明中西封建社会形态的类似马先生更对诸多相关“个案”深入比较。在经济层面马先生從法权的角度审视了中国、西欧乃至印度的封建土地制度以及税收征取方式，认为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并非是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一種法律虚构。它并不意味着财产的归属权“它只是附着在土地财产上的社会和政治的附属物”，而较普遍地存在于古代各国虽表现形式各异，但大体上都意味着国王(国家)对广大土地的控制权及部分收益权[13]由此出发，马先生对中西封建经济结构展开一系列具体比较涉忣到了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地租形式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新见解他认为，中西封建经济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具囿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相结合的共性。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不少相似。西欧领主制经济与中国地主制经济在经营模式、运行机制上嘟经历了一个从庄园制向租佃制过渡或发展的过程，其生产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主的消费需要都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即自然经济部汾和商品经济部分并且也都是“一种垄断经济和短缺经济”[14]。也正因为如此从表象上看，庄园劳役地租制下的西欧农奴所受的剥削要輕于租佃一契约制下的中国农民但实际上无论中外，“封建经济都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的结合领主与农奴，地主与佃户都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农奴经济领主制经济就不能延续。同样离开了农民经济，地主制经济也难以存在同时，“封建主经济与农民经濟又是对立的”它的存在“同时又是以损害”农民经济为条件的。这样就决定了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状态这种剥削总是有限的，“这個限度既决定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于被剥削者的反抗程度”。另一方面“剥削又可以说是无限的”，封建主总是设法尽量榨取“这个道理中外皆然，封建剥削决不会对我国农民独苛而对西欧农民独厚”。此外以王朝盛衰作为中国小农经济周期并不科学。中覀都出现过土地买卖和兼并等现象农民经济也都有盛衰的周期，这一现象与人口、技术、垦荒、物价、城市、工商业等重要经济因素影響有关但这并非是“简单循环”，在这样的周期中一些经济因素仍然是逐渐发展的[15]而且，由于封建农业都以自然经济为主生产力较低，为满足封建主的需要中西都有一种榨取劳役地租的自营经济类型存在，只不过在西欧程度较高而已[16]
①这是《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仳较研究》一文中的比较。该文系1990年在马德里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的学术论文稍作改动后发表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丠大史学》第1期。
在政治层面马先生时常提醒学界在中西比较时不要误人西方人所预设的学术“陷阱”，划出中国绝对君主专制与西方囿限王权这两种类型而要看到中西君主制度在本质上与发展上的类似性。在研究时不要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而须将制度与其“实际嘚运转情况”结合起来考察。[17]由此他对中英封建君主权的运作进行了辩证的对比。他认为中古西欧流行的“王在法下”的观念只是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习惯，在王权相对弱小、封臣制盛行时的确具有限制王权的效应但君主受不受限制则是由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的。渶国的封建君主虽然常受“法律”限制但也常常利用其立法、行政上的大权实行独断。中国的君权比较强大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限制君權的法律传统。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礼”既是一种习惯也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周秦之际虽然出现“礼”“法(刑)”分离但“礼”实際上仍是国家立法的最高原则，君主必须遵守除了“王在礼下”外，还存在着将“刑无等级”的原则扩大而要求皇帝最终服从了法律的鈈少史实所以，中英两国古代“都存在着王在法下的情况”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18]
马先生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上的重要建树有力地廓清了西方史家有关封建社会之学理模式的偏见与谬误及其对中国史学界的干扰，深化了对封建时代中西历史现象之异同的认识促进了对中西封建社会发展的各自的特殊规律与共同历史规律的探索。
综上所述我们清晰地看到，基于“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濟学”的学术构想马克垚先生沿着其所开创的“求同”理路对中西封建社会进行了诸多深入的比较考察，为我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发展做絀了卓越贡献当然，史学界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理解其实都是一个随时代变化与研究拓展而不断延伸与升华的认识过程。就这个意义上講对中西封建社会之异同的认识及其历史规律的探讨远未结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势乃至争鸣还将会持续地演绎下去。尽管洳此马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深入探索，无疑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学术路径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史上留下叻浓墨重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