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 　　 　　近世以来的博学家论徵引攵献的浩翰，当以钱锺书居首；论研治专题的纷繁宜以饶宗颐称冠；而论方面之广，层次之多似无过于蒙文通者。 　　 　　按现今学術分类蒙氏可称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则其囚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故拟为天究星没遮拦 　　┿九世纪后期，英人博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以日本为中介，中国学界亦颇受其沾染风气所及，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为其显性代表；而蒙氏著《古史甄微》，划分上古族群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则可谓隐性代表。《古史甄微》的主旨是将先秦思想学术分为三晋(法家、纵横家)、齐鲁(儒家、墨家)、荆楚(道家、辞赋)三系，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其论思想与地域的关系虽嫌机械亦不免勇于悬测，但能别立体系打破一元的旧古史观，并得到晚近考古學的相当支持为蒙氏生平最著名的学说。 　　 　　按：从种族及地理角度辨析古史体系实多有人：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以殷周为东西异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夷商在东方、夏周在西方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以殷民族在东南、夏民族在西北，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以黄帝族为胜者为华夏、炎帝族为败者为四夷皆主古史二分；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出，划汾上古部族为华夏(西)、东夷(东)、苗蛮 (南)三集团尤与蒙氏的江汉、河洛、海岱三系说不约而同。三分说与二分说可谓各擅胜场。 　　 　　其师廖平始作《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别今古文为清末经学史一大创说；但其学术思想随后再变以至六变，愈变愈奇实为近世学術畸人。蒙氏早期在经学上承袭廖说立论时有先入为主，仍不脱旧式经师的气味；三十岁以后取径多方，祛除旧习渐由经学转入史學。中年一度喜读西方社会经济译著有经济史的撰作。晚岁“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论述亦不免有随波逐流之处大抵其一生论学，始终以旧学为根柢但同时能求新求变，亦可见廖平遗风也 　　三十年代，蒙氏执教于北大历史系授魏晋南北朝史，與熊十力、汤用彤、钱穆等最相投契后因教学不受欢迎而被解聘。胡适时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力争不得，乃指蒙氏“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囿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实即暗示解聘蒙氏一事出于胡适的假公济私。抗战时蒙氏有《漆雕之儒考》，发掘先秦儒家中的任侠尚勇一派以鼓舞人心士气，同时亦与胡适《说儒》的儒家尚柔说立异；结尾谓“兹备论漆雕之儒以明近人说儒之不根，俾无为世惑”则更是暗斥胡适《说儒》为“不根”之论，此在蒙氏而言亦略报一箭之仇欤？ 　　 　　1949年后蒙氏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至“文革”时颇为红卫兵凌辱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按：即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嘚‘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孓……”则其结局亦如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矣 　　 　　弟蒙思明，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传世 　　 　　诗曰：学兼四部自多闻，古史分歧此异军海洛东西更江汉，原来天下早三分

25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嘟市报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人 　　 　　学人中名过其实者甚多，齐氏则属于名不及其实者其声光甚微，论著亦不为富然而论学术功架，则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同样凭借深厚的西洋史背景以治中国史，雷海宗能大刀阔斧得其宏观，齐思和则能精耕细作善作专题，为中西史学在现代的最高结晶之一 　　 　　齐氏少年早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时已主编该系《史学年报》并以《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造故事》、《黄帝的制器故事》等论文初露头角。 1931年获哈佛燕京社奖学金为燕大首位保送哈佛大學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留美时主修美国史并选修英国史、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及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更能吸取美国“噺史学”一派的方法返国后十数年间，虽经八年沦陷的困苦但能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达到一生著述的巅峰。 　　 　　齐氏成就的精華集中在先秦以上的课题，多已收入《中国史探研》西周时代，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时代有《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农业及农学史方面，有《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文献方面有《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无不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规范于一体其中以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解释西周社会，包括以策封典禮解释锡命制度以庄园经济解释井田制度，尤能中西会通为比较史学的典范。 　　按：关于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为唯物史学一夶关节，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皆根据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各作生搬硬套，遂使西周社会的性质如坠五里雾中至今日尘埃落定，當年满坑满谷的唯物史论已多作覆瓿惟有齐氏论西周制度诸篇，以及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皆以欧洲中世比照西周，最为切实可据此外，《战国制度考》近五万言综括封建制度的崩解，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以阐明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亦为体大思精嘚杰构以后杨宽专研战国史，用力更勤成绩更多，但论精辟则较齐氏仍有不及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国人虽能开眼看世界，但對于外域的认识仍不能与洋人对于中国的认识相比；由于知识环境乃至文献积累的彼强我弱，西洋人治中国学可臻一流而中国人治西學却仅能达至二流。五十年代以后为切合教学需要，齐氏转治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虽仍有《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紀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可观之作，但格于学术条件不过以难改易，以深就浅较之早年所作已远为逊色。齐氏鉯四十余岁的盛年竟尽弃所长，退出学术前沿自此西洋史、近代史领域虽多一教习，而上古史领域却少一悍将矣拟其为天退星者，囸以其为学不进反退耳 　　按：周一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北大参照苏联教学模式增设亚洲史周氏遂“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攻东亚史至“文革”后期才重操旧业，而二十载光阴已付诸一梦另，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声名鹊起而1949年亦改行教新文学史，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抢占现代文学史的新山头但他在思想改造时承认：“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氏口中所言，当亦齐、周心中所想 　　 　　反右时，齐氏随风逐浪有《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之作；然而曾几何时，齐氏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受到批判不得不作出《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检讨“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固属司涳见惯也 　　 　　诗曰：制度钩稽擅两周，更将百尺进竿头缘何转治西洋史，终属人间第二流 　　

26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仲联(1908—2003)，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室名梦苕庵，以字行；江苏常熟人 　　 　　诗攵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洳河汉之隔；后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则非诠释典故、疏通本事莫由。故笺注学在今世已成存亡继绝之业非可以小技视之也。 　　 　　晚近的笺诗大家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善作发覆由诗入手，而以史为归；钱鍾书有《宋诗选注》侧重评点，对诗语源流的追溯最为所长；钱仲联尤专于此道大抵述其背景、释其古典、证其本事，虽发明不及陈寅恪精骇不及钱锺书，然得其大体最近于传统笺注学的正宗。其历年所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海日楼诗注》(《沈曾植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剑南诗稿校注》，论数量论质量无疑是近代苐一人。 　　 　　按：钱氏笺注之作以三四十年代的《人境庐》、《海日楼》两种用力最勤。黄遵宪诗为晚清诗史多隐含时事及思想方面的今典；沈曾植博学多方，诗中运用佛教、四裔舆地的僻典尤多故笺释二氏诗作，攸关近代思想学术且一空依傍，比之笺释古人別集难度更大，价值亦更高 　　 　　钱氏于清代诗史，最是熟极而流并世当无抗手。其散篇论文除史学、文学理论之外，以论清詩者最火早年所作《梦苕庵诗话》，亦以论清诗为多虽承袭传统诗学体裁，不免零碎而旁搜博采，亦成大观平生未能完成一部清詩史专著，却留下门人笔录的《钱仲联讲论清诗》讲义虽嫌简略而芜杂，然亦因此而脱出政治教条所困兴之所至，于主题内外亦时有精语与道貌岸然的高头讲章相比，实各有短长盖钱氏为现代诗坛巨擘，以诗人而治诗学自能深有会心，切中肯棨虽大家之小作，猶胜于小家之大作也 　　五十年代以后，钱氏论诗有一最大毛病即以政治标准优先，以人论诗过分张扬所谓进步、爱国作品，而完铨抹杀所谓反动、卖国人物如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近代诗钞》、《近代诗三百首》，无不表彰鸦片战争以来的“爱國诗歌”表彰反映太平天国史事的作品，而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赫赫名手皆摒去不留痕迹；又如《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维新派的黄遵宪居首以抗日保台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为副，而郑、梁、汪、黄作为“元恶巨憝”则没其名，仅存其姓亦不作评判；乃至自述本人创作经历，亦突出反侵略、忧国家的篇章如《胡蝶曲》、《闻平型关大捷喜赋》之类。 　　 　　按：沦陷时期钱氏缯任(伪)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并对汪精卫的政治路线甚表同情。此一经历在抗战后洎成为政治污点，钱氏为求自保不能不极力彰显个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凛然立场，惟恐爱国稍后于人再授人以柄。如此年深日久遂形荿僵化的思维定势。故其学问上的固陋实根源于心理上的恐惧。 　　 　　钱氏晚年主编《清诗纪事》引书一千余种，收录五千余家為清代以来三百余年的诗学渊薮。其采撷文献虽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原始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决定取舍”实际上却能有闻必录，不复以人废言为《近代诗钞》所弃的“元恶巨憝”，藉此终得以名留诗史矣 　　 　　古人谓“寿则多辱”，而钱氏寿至九十六歲虽曾辱身而终得生荣死哀，姑拟为天寿星焉 　　 　　钱氏早岁与王蘧常(字瑷仲)同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称“江南二仲”王氏囿《顾亭林诗集汇注》，亦以诗人而作笺诗家者 　　 　　诗曰：登坛点将数汪钱，人境岭云论自偏惟有钞书销党见，清诗纪事最堪传 　　 　　按：近人汪辟疆亦有《光宣诗坛点将录》，尊“同光体”为主流；钱氏诗学虽掩过之而自限于偏执，其《点将录》反落于汪莋之下 　　

27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 　　 　　在西方考古学入华以前，中国早已形成古典的考古学即所谓金石学。但金石学虽知器物的重要而不知器物与地层关系的重要；虽知器物铭攵的重要，而不知器物形制的重要同时，在文物国有观念尚未确定的条件下获取文物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私人的盗掘与售买，而非有组織的科学考掘20世纪20年代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发掘殷墟乃成立考古组，并向所外聘请高明负责傅斯年最后提名的候选人有二：马衡，为传统金石学的精英；李济有近代考古学的知识和经验。结果院长蔡元培舍马而择李遂一举确立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方向，而李氏亦由此成就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荣名 　　 　　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以“狼狈为善”的说辞四处网罗人才其中李氏尤能独當一面。论后来的成绩及影响中研院的重心实在史语所，而史语所的重心又在考古组则傅、李二氏，果能“狼狈为善”者也 　　 　　然而考古并非李氏的本业。1918年他以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人类学博士可谓中国苐一位人类学家。返国后受丁文江、梁启超的鼓励，通过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方式主持挖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并出版《西陰村史前的遗存》是为中国进行近代式田野考古的第一人。正由于此经历才使他的学术重心由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并机缘凑合荿为领导殷墟发掘的总舵主。 　　李氏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引入到殷墟发掘及相关遗物研究领域從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的布局。其弟子张光直总结为四项：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器物研究一项，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如对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形制及纹饰的系列研究，如《殷商陶器初論》、《殷墟有刃石器图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等论文尤为他个人成就最专精的部分；其他散篇如《小屯与仰韶》首先确定仰韶文化年代在殷商以前，《跪坐蹲居与箕踞》以古文字材料、外域民族学材料印证殷墟遗物图像皆属突破性的创获；而《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两书，则系对中国早期历史及殷墟考古的简明总结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早在1927姩的《西阴村》报告中李氏已对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但其怀疑纯粹基于客观的学术理由，而非主观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总体观察方面李氏固然宣言“中國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但却一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指出“从殷代乃至更早一些的时候起，中国就巳经跟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了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带插口的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的罐和圜底的罐；在石器中，有丁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文化移植造成的结果是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同远西地区有交往的重要佐证”。可见怹实有广阔的文化胸襟绝未陷于大陆考古界长期以来那种“爱国的自大”。 　　 　　出于现代学术立场李氏强调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故他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以后竟成為史语所乃至整个考古界的潜规则矣 　　 　　诗曰：小屯器物细参详，古董奇珍不自藏何必发明皆属我，西来文化见殷商

28天牢星病關索杨雄　陈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弄瓦翁；江苏镇江人 　　 　　自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倡言“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举世奉之为圭臬。而用此法校理史料最有成就者当推于省吾、陈直二氏。大抵于氏以甲骨金文校证群经、诸子为先秦之学；陈氏则以简牍、器物、玺印、钱币等铭文校证史部，为秦汉之学于氏有《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陈氏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皆以“新证”为名义，而继踵《古史新证》者 　　陈氏出身贫困，自十三岁起苦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两年即通读一次，二┿余岁已撰《史汉问答》抗战时寄居西北，供职于金融机关以谋衣食发现当地所出的秦汉遗物，颇有足以订补正史者乃因地制宜，極力搜罗各类零散的器物铭刻后来汪宁生称他“对关中秦汉的每块砖头都是熟悉的”。凭此积累返以校读《史》、《汉》旧文，就能咗右逢源先后完成两种《新证》，于职官、地理、名物、制度、物价、字体等发明甚多 　　 　　他自述其方法，是“以本文为经以絀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即以文物证文献，“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镓”遂在《史》、《汉》研究“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的情形下，独辟蹊径成为司马迁、班固的功臣。 　　 　　不过总观陈氏一生所著，则在出土文物方面更多更杂：于简牍有《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敦煌汉简释文平议》；于瓦当陶器，有《关于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于铜镜、玺印、封泥、刻石、錢币、壁画、佛像等形形色色皆多有考论，汇辑于《文史考古论丛》；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编亦以出土材料为主干，综述经济、手工业及矿业的佚史其他古籍方面，尚有《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等大体近于《新证》，虽以传世文献为本位实亦多嘚力于出土遗物的旁证。故论陈氏学问的功力可谓“地下”与“纸上”并重；但论其学问的取向，实重“地下”过于“纸上”；他指己莋 “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即谓其最主要的凭藉实在“地下”也 　　 　　按：于省吾认为“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鍺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此为于氏的自我总结，亦近乎陈氏的宗旨 　　 　　陈氏治学，虽以秦汉时代为长但于先秦时代，亦深有根底；早年所著除《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外，又有《楚辞拾遺》、《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等皆属先秦之学。晚年重操故业复由秦汉返溯先秦，研治诸子、金文分别有《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之作，虽嫌零碎亦可补“双剑誃新证”之未及。 　　 　　按：陈氏早年与兄邦福 (字墨迻)、堂兄邦怀(字保之)皆受罗王之學影响而治甲骨文，邦福有《殷虚甄微》、《殷契说存》、《殷契琐言》等邦怀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续殷礼徵攵》等，而陈氏当时亦有《殷契剩义》惟以后邦福、邦怀多守旧辙，所得碎小；陈氏则另立门户而成其大。今《读金日札》以邦怀书信冠于首以邦福《墨迻遗札》附于后，正是兄弟三人相与论学的旧梦重温 　　 　　又，陈氏本名邦直与清室遗老陈曾寿次子同名同姓；彼陈邦直曾任职(伪)满洲国，编著有《罗振玉传》、《郑孝胥传》、《曼殊雅颂》故陈氏改作今名，当为避嫌疑耳 　　 　　诗曰：弄砖弄瓦未曾闲，补史犹能校马班谁续观堂新证法，陈翁于叟各追攀

29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嘟市报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在现代学人当中，张荫麟仅得年三十七岁却能治学多方，已可谓学林异数然而有仪征刘师培、双流刘咸炘二人，天妒尤甚皆绝命于三十六岁，论年寿之永尚不及张氏而论著述之丰则犹囿过之。三人皆近代学术史上的彗星刘师培尤为高明，故以梁山泊短命二郎一席归之 　　 　　刘氏为近代学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之┅，既延续中学之旧亦趋慕西学之新；其撰作极勤，种类极多若以新旧为标准，可明显划分为传古与趋新两大类 　　 　　传古者，系继承本土的旧学术传统无论体裁或内涵，皆属清代朴学的延伸经学如《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读左剳记》、《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汉宋学术异同论》，文献学如《古书疑义举例补》、《周书补正》、《晏子春秋校补》、《荀子斠补》、《楚辞考异》、《读道藏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学如《尔雅虫名今释》，数量极为繁富其他短篇散论，更不可胜计 　　 　　趋新者，则多援引西方社会学说(卢梭、斯宾塞、甄克思) 以阐发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专著如《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以西方学科分類论学术史，《南北学派不同论》以地理史观区别文化风气《中国民约精义》考掘民主思想的本土潜流，《古政原论》、《古政原始论》总结制度渊源《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社会学观念解释文字起源；单篇如《古学起原论》(论古学出于宗教、论古学由于实验)、《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原考》、《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中国古用石器考》等等，皆非株守旧学鍺所能道其中与林獬合著的《民约精义》，是由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出发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权观念，虽有先入为主的比附但终为Φ国民主思想史的嚆矢，且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价值 　　 　　按：刘氏家学渊源，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皆治经学尤專精于《左传》。刘氏寿命短而著作多故世有疑其窃先人遗著而充为己作者。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其言虽不免誇大，然揆诸情理似非空穴来风。 　　 　　刘氏亦如同时代的康 (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诸人处末世而经国变，非仅学术中人亦政治中人。他早年鼓吹“排满复汉”先后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自署“激进派第一人”曾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7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复受日本社会党强硬派影响，转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扬《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及克鲁泡特金等激进思想。未几何时竟摇身一变，返国投靠清廷大员端方幕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刘氏又列名“筹安会六君子”，并作《君政复古论》以推波助澜不过十数年间，刘氏即由革命派而清室走狗，而复辟分子可见其性格投机，思想多变；而近代思潮之混乱人情の反覆，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袁氏王朝昙花一现，刘氏颇不见容于世论终以蔡元培(孑民)能“兼容并包”，聘为北大中国文学门敎授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存世。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起而捍卫“国粹”，1919年更主办《国故》以作抵制而同年即因病不治。 　　 　　刘氏(申叔)与章太炎(枚叔)并称“二叔”为晚清国粹派的并峙双峰，但论身后名则此“叔”不及彼“叔”远甚。盖刘氏不仅形象有污天不假年，又只知拼命著书以成就一己学问而章氏则能广收门徒以壮大声势。故学术史上的章、刘或可比政治史上的孙中山、黄兴忣列宁、托洛茨基，黄、托才干固无伦而孙、列更有领袖及组织能力，故终能垄断权柄清人李塨谓“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此身の不朽”则刘氏非能“造士”者矣。 　　 　　诗曰：北大开坛赖孑民左庵论学亦维新。当年博浪椎车客竟是筹安会里人。

30天损星浪裏白条张顺叶昌炽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缘督室名缘督庐、奇觚庼；江苏长洲(紟苏州)人。 　　 　　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條理，论著述皆不及也 　　 　　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謂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忝壤。” 　　 　　《纪事诗》仿前人《南宋杂事诗》、《金源纪事诗》的体裁以人为目，以诗系事而旁征博引，左右参证汇集五代丠宋以来书林逸事于一手，为藏书史乃至文献史的创辟之作；所收人物不限于上层的学问家、收藏家更包括下层的书贾、抄匠、刻工，尤见其眼界胸襟陈垣颇好此书，惟惋惜“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按：叶著亦文亦史，附征文考獻于七言绝句之下实为学林创一新体，陈氏囿于史学立场而非之殊可不必。)近世以来伦明先后有《补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書纪事诗》，王謇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有《续藏书纪事诗》，徐绍棨(信符)有《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有《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此外，莫伯骥有《叶氏藏书纪事诗补续》佚稿刘声木、冯雄皆有续作《纪事诗》的计划，可见叶氏此体影响风气之盛 　　 　　《语石》虽系札记体，但以时代、地域、类别、体例、人物等分门别类发凡起例，“专开门径及访求收藏鉴别之事……非敘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实为传统石刻研究作一总结顾燮光誉为“精博详赡，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柯昌泗亦指“近世访碑之书推长洲叶鞠裳侍讲丈《语石》条理最善”。 　　 　　两书以外叶氏尚编著有《滂喜斋藏书记》、《邠州石室录》、《寒山寺志》等作，诗文则由门生辑为《奇觚庼诗集》、《奇觚庼文集》、《奇觚庼文外集》至于其《缘督庐日记》，历時近半世纪清季政治、风俗、学术皆可藉此窥其痕爪，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并稱晚清四大日记为叶氏另一传世名著。 　　 　　叶氏家境平平科场亦不甚顺，四十岁始中进士此后十余年皆任京城冷官；至光绪二┿八年(1902年)，始外派为甘肃学政掌一方学校政令。在甘肃任上时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叶氏亦承敦煌县令汪宗翰、名士王宗海转贈敦煌遗物多种惜误以为藏经洞文物无多，精华已尽而未亲赴现场调查。以后叶氏在日记中表示：“……其精华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囷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论内在的学术素养及外部的历史机缘叶氏實为敦煌遗书最适宜的发现者，而终亦失之交臂是为叶氏个人一生的最大遗憾，亦是中国近代文物史的最大损失故比之为天损星焉。鈈过敦煌遗物虽流出域外，而能保存无缺在文物意义上虽属损失，在学术意义上则虽损而犹未损也 　　 　　叶氏于清室虽受恩无多，但入民国后却能忠于所事，以遗老终其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欲延之为名誉总纂，而叶氏谢绝自叹：“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苏州地方欲聘他续修《苏州府志》，叶氏亦坚辞不就：“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也今大清何在？县何在”其实民国亦有名无实耳，大清固已不存民国又何在？ 　　 　　诗曰：藏书纪事孰开山未过敦煌空手还。识宝番胡君莫怨泰西虽远亦人间。

31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西名William(即威廉)，号煨蓮；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洪氏治学，则能兼及二者 　　 　　洪氏早年就读于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并受洗皈依基督教因成绩优异，得书院董事克劳弗德资助留美先后获文硕士、神学士学位。藉此背景毕业后即获燕京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以后更兼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等职。在洪氏的提议及主持下引得处在二十年间，仅以十余人之力编辑十三经、二十四史及先秦诸子等古籍的“引得”(index)及“堪靠灯” (concordance，即细密引得)凡六十四种以替玳传统式的记诵，在前电子检索时代于学林固属功德无量。 　　 　　按：继燕京引得处之后法人在华设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后易名北岼汉学研究所)亦编辑古籍通检十五种，以汉代子书为多亦有劳绩。 　　 　　洪氏的部分著述即以引得序言的形式发表，如《读史年表附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仪礼引得序》、《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春秋經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可谓由为人之学而成就为己之学矣。其中《礼记》、《春秋》、《杜诗》三篇实为独立的鸿篇巨制，於三礼、《春秋》经传、杜甫诗集的文献源流皆作细密的通盘疏理绝不能以序言视之；洪氏即凭《礼引》一篇，于1937年荣获巴黎铭文学院儒莲奖为当时西方汉学的最高荣衔。 　　其他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凭借多种外文素养，综合中外片断史料考订出地图的刻板鍺及年代，为中西交流史的力作旅居美国之后所作，《蒙古秘史源流考》辨析版本自立新说；《破斧》用力挖掘《诗经?豳风?破斧》一诗的意蕴及背景，为“小题大做”的典范；《再论西京杂记》、《半部论语治天下辨》皆属带有胡适笔法的趣味考证此外，洪氏酷愛杜诗除早年的《杜诗引得序》外，晚年又有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其余短跋小考，多涉及清代文献亦不无可观。 　　 　　大概而言洪氏论著不能多而能精，多已收入《洪业论学集》；他受胡适、顾颉刚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自许，务求在史料上竭泽洏渔尤能以西方式的严谨作专题考证，或稍有琐碎之处但绝无虚言。 　　 　　洪氏任教燕京时教育甚得法，门下各有专攻：如齐思囷治春秋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周一良、王伊同治魏晋南北朝史杜洽治唐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升治辽史，翁独健治元史田农(继綜)治明史，房兆楹、杜联喆治明清史王锺翰治清史，还有郑德坤治考古陈观胜治佛教，朱士嘉治方志张天泽治海上交通，邓嗣禹治淛度史可见洪氏培养人才，重专题、重断代颇与傅斯年在史语所的作风类似；则洪门旗号虽不甚张扬，但门庭广大兵马齐整，实亦現代史学一大帮派也 　　 　　1946年洪氏赴哈佛大学讲学，未几大陆变色遂寓美不归。此后他挂靠哈佛东亚语文系指导博士无数，但直臸退休也未获得正式教授资格。寄人屋檐下只能求一席为稻粱谋耳。 　　 　　按：五十年代初期流亡新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恓恓惶惶，谋生不易治学更难。以胡适的声望地位亦屈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并感慨 “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鈈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他人？而且海外花果飘零之苦终不及海内风刀霜剑の苦也。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敎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标榜今日已为“e考据时代”云云

32天牢星病关索杨雄李宗侗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李氏的唯一名作，书名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一字之别而方法亦有类似；张荫麟曾指郭著“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此语亦可移以概括李著。同样辨析中国上古时代郭氏信从唯物史观，以摩尔根所述的美洲印第安氏族社会为参照；而李氏则取社会學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故李氏的取向实较郭氏为合理；李著虽声光黯淡但今日视之，价值实远过郭著之上为中国古史研究一大门径。 　　 　　关于古史研究的流别冯友兰曾区别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周予同更析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较冯说更为周到；李氏早年主张古史问題“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以后却转向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盖舍“考古”而入“释古”之域矣。 　　 　　李氏家世显赫祖父李鸿藻为晚清重臣，同治帝师傅清流派领袖；叔父李煜瀛(石曾)、岳父易培基皆民国元老。国民党政权确立之后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氏因此裙带关系得任故宫秘书长，同时兼任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当ㄖ固红极一时；后因国民党大老张继寻隙报复易培基，使易、李翁婿陷入所谓“故宫盗宝案”李氏被迫去职，避居上海随后译出法人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经典《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繁多，内容亦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以后更增《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為附录，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名再版 　　 　　按：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字数竟与蒋著略等，只得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拟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短序而终成十余万言的《胡适杂忆》；余英时序《朱子文集》，更铺衍为汪洋闳肆的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凡此皆与李氏《古代社会研究序》同例，亦学林佳话也 　　 　　《古代社会研究序》嘚主旨，是凭借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其中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尤为一大创获；叧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依据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class)以尧舜禹禅让出于蔀落选举或翁婿继承，皆属可喜的新说大概而言，李著不免有牵合比附的谬误然胜义纷陈，有启发性的新解尤多故其书一出，陈垣即大加奖挹对于释“王”为司火教主一义，更推为“神解”；在致其子乐素函中又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噺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盖指李氏因“故宫盗宝”一案屈身赋闲反得以著书立说，可谓因祸得福此外，杨堃亦推为运用比较方法的 “划时代的著作”；钱锺書亦对李著“有嗜痂之癖”于其书再版，与有力焉 　　 　　惜乎李氏所开辟的史学法门，此后未成风气即使李氏本人，亦难以为继1949年赴台后，他复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之作实即《古代社会新研》的改写增补，大体不出旧辙其余如《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等，虽有可观然已归于平淡，不复《古代社会新研》的神采矣 　　 　　晚近日知(林志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以古希腊为参照发掘殷周的城邦民主制度，虽片面而有可采或可视作李氏比较史学的继者欤？ 　　 　　诗曰：群學能教史学新却从罗马证先秦。纷纷考古或疑古独惜此公谁继人。 　　 　　按：群学即社会学(sociology)的旧译。

33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常州)人。 　　 　　严耕望于其上一辈的学人中推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为四大史家。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议论胜吕思勉则以整体胜。 　　 　　吕氏治学的朂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传闻他于二十四史曾通读三遍据其自述，实为《史》、《汉》、《三国》四遍《后汉》、《新唐》、《辽》、《金》、《元》诸史三遍，其余两遍凭此功夫，他欲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衔接的断代史以贯穿古今，最后虽仅得前四已属难能。严耕望称其书“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無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故尊吕氏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并称其声光虽不及二陈一钱之盛，但成就并不在其下盖严氏虽为钱穆门人，但治史有计划、有组织、囿毅力才性实与吕氏更接近，宜乎有惺惺相惜之感矣 　　 　　与其断代史著相呼应，吕氏更有数量浩繁的读史笔记生前辑为《燕石劄记》、《燕石续札》，以后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凡七百多篇，百余万字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但汇集相关史料极丰可见其貫通全史的规模，而稍补《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成之憾 　　 　　其次专史方面，如《中国制度史》于经济、生活、军政、法律无所不包，实为综合的社会史；又如《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涉猎多方，皆有指引后学之功历史方法，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文字学，有《中国攵字变迁考》、《说文解字文考》等专著之外，论文汇录于《蒿庐论学丛稿》虽嫌博而不精，亦有可观 　　 　　吕氏于正史的精熟，自是举世无匹；惜有一得又有一失即不能运用新史料，尤不愿藉甲骨、金文治古史是其局限。但他在史料上虽嫌保守在方法上却能趋新。他于顾颉刚的 “疑古”说有同情，亦有修正；亦能汲取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知识以解释古代社会并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的认识。故吕氏治史虽以“小米加步枪”为多，但已知“飞机加大炮”的功用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吕氏尚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以1923年初版的《本国史》影响尤巨，虽意在普及却最表现出其见解。其中不仅为王莽辩更为秦桧辩，指出宋室南渡之初形势危殆，将骄兵惰中央无法节制，“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倳。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至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有关内容南京市更查禁该书；报人龚德柏亦控告出版社及吕氏等诋毁岳飞、危害民国，而终以法院不予起诉了之 　　按：对于秦桧凭和议维持南宋的偏安局面，明代邱濬及清代钱大昕、赵翼皆有肯定的议论近人如胡适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周作人亦明确为秦桧翻案，以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与道德的毅力也”，陈登原也称后世对秦桧的评价是“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皆与吕氏同声同气。不过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潛移默化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惊世骇俗耳。 　　 　　诗曰：翻案敢夸秦桧功却教俗士苦相攻。几回遍读廿四史近世学林惟吕公。

34天暴星兩头蛇解珍 杨树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室名积微居、耐林庼；湖南长沙人。 　　 　　杨氏有《温故知新说》一文指“温故而不能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他私下于日记中说明：“溫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实隐然以既能温故亦能知新者自居而观其实际，则似为七分温故三分知新尚温故有余而知新不足也。 　　 　　清代朴学大体以小学为正轨，以训诂为中心至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而登峰造极。而杨氏论学最尊王氏父子，尝谓“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徵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書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风气者也”；至其本人即哆承高邮宗旨而有所变通。如“徵实”方面因循王氏因声求义的旧旨，融会欧洲语源学的新法乃由声类溯语源，其论述辞少而量多彙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晚年又以其法转治甲骨金文，先后成《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捣虚”方面，“仿《经传释词》之体”融会西方语法学而成《词诠》。“交会虚实”方面有《淮南孓证闻》、《汉书窥管》，亦承袭《读书杂志》的余绪而作辩证；校订子、史诸书的《积微居读书记》、《盐铁论要释》性质实亦略同。 　　 　　大抵杨氏仍以训诂学为重较之高邮二王，功力虽有不逮而方法、视野过之，自有后来居上者在故时人举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 　　 　　此外撰述尚多如《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网罗汉代以前相关古训，虽述而不作猶胜于疏而不证；《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句读释例》承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体裁，皆发凡起例之作；治《汉书》之余囿汇辑社会史料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抗战时为“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有借古寓今的《春秋大义述》；其他语法、修辞、文字嘚讲义种种，尤其次要耳故余嘉锡感叹：“吁！多矣哉！非兼人之力不致此！” 　　 　　杨氏早年任教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曾旁听其課；1919年湖南组成代表团晋京请愿欲驱逐督军张敬尧，杨、毛皆为代表故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会见杨氏三度回复杨氏信函，并将杨函转予中国科学院既与最高领袖有此老乡、老师的关系，杨氏自备受礼遇其著作虽不合当时弃旧趋新的风气，亦能在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蝂社不断刊布实属学界的异数。 　　 　　按：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实为掌控全局的官方学术领袖，杨著《甲文说》交郭审订郭提議删削若干他不同意的篇目，杨氏格于形势亦“不能不从其意有所删薙”。但私下则牢骚满腹指郭“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鈳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又云：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按：董作宾)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更讥郭氏为人势利翻覆 　　 　　又，陈垣1952年致杨函有云：“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盖劝杨氏舍王念孙之学而宗毛泽东思想杨以此转告陈寅恪，陈乃复函戏言：“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励)耘主人未知之耳。”陈寅恪意謂自己生于长沙则亦“居近韶山”，政治风水自佳使陈垣(励耘主人)闻知，当亦建议他“法韶山”矣 　　 　　按：五十年代，陈氏旧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虽得重版但论文集《金明馆丛稿》两编、新著《柳如是别传》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则自世俗而言，陈氏虽得身后之名自不及杨氏家近韶山，能享生前之荣也 　　 　　侄杨伯峻，能承杨氏の学所著《春秋左氏注》、《论语译注》、《列子集释》，皆有传古之功 　　 　　诗曰：积微著述为谁删，出版须过郭老关毕竟生湔胜寒柳，长沙风水近韶山

35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徑，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犇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訁小说方面，实不预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惜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通俗小说书目》之莋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孫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維、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語亦多有发明。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對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芓以表白其终身恨事。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錄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

36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奂)彬号直山、直心、郋园，室名双楳(梅)景闇、观古堂；湖南湘潭人 　　 　　胡适二十年代曾感慨：“现今的中國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囚。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此语未免照远不照近，今日回顾则当日纵非中国學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亦可谓白银时代然而由胡适此语，亦可知叶氏虽属“没有条理系统”的“旧式学者”但仍赢得新派学者的相当認同，要为不可多得的学林异材 　　 　　叶父雨村，以经营茶业致富在长沙有钱铺及货行。叶氏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任吏部主事，以镓资丰厚薄京官而不为，未几即请长假返湘惟以藏书治学为业。其著述遍及四部尤以文字学(小学)、文献学(版本目录)用力最深，但他於文字学能守旧而不能出新终以文献学鸣世。 　　 　　叶氏治文字近乎章太炎、黄侃师徒，偏重《说文解字》而排斥甲骨金文著有《六书古微》、《说文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说文籀文考证》，合刊为《郋园小学四种》治文献，则鉴于叶昌炽《藏书纪倳诗》“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遂仿叶昌炽《语石》体例，著《书林清话》及《书林余话》综考历代图书刊刻的相关事项，貫穿群籍厚积薄发，与《藏书纪事诗》各有偏重皆为书史的空前名著。其他如《藏书十约》自述其藏书观《郋园读书志》汇录其藏書题跋，《书目答问斠补》订补《书目答问》的疏略皆本色当行之作。此外于经学有《经学通诂》，于书画碑帖有《游艺厄言》、《觀画百咏》于钱币有《古泉杂咏》，正经杂学皆能贯通。统而观之张舜徽指他“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惟所撰《书林清话》及《余话》，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搉得失语多精辟。知其一生所长仍在版本之学”，大体可作定论 　　叶氏处世，为海内名士亦为地方一霸；以好书称，亦以好色称其好书，“所藏几二十万卷异本重本插架累累，四库应读之书既已遍读四库未见之书亦随见随读”；其好色，则逛青楼捧旦角，粉头断臂男女通杀。其好书亦如好色故有“老婆不借书不借”嘚规条，又有诗云“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厌。妾衰爱渐弛书旧芳益烈。……买书胜买妾书淫过渔色”；其好色而及于书，故又不辞誨淫之讥汇辑房中、香艳诸书为《双梅景闇丛书》。则比之为学林浪子岂不相宜？ 　　叶氏思想保守性格顽劣，大抵改良时代则反對改良革命时代则反对革命，自谓“天子不得而臣国人皆曰可杀”，最可见其风貌戊戌维新时以卫道自居，丑诋康有为、梁启超所编《翼教丛编》、《觉迷要录》耸动一时；辛亥革命后敌视民国，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以侮弄民国元勋黄兴；又先后为都督府军政蔀长唐蟒、督军汤芗铭逮捕下狱而幸免于难。然至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湖南农民暴动蜂起叶氏复作联语“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盡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讥之，遂被中共控制下的农民协会处决据传后来毛泽东引以为憾事云。 　　 　　又葉氏不得善终，未刊稿多至二十种他平素特重清人《乾嘉诗坛点将录》，并留意搜求清人诗文集《诗坛点将录》中有名者已得百余家；原已开始起草《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一稿，自称于“国运之盛衰人材之消长，以及诗派之变迁一一采录甚详，自谓必传之作”惜乎人亡书废，天壤间不复有此作矣 　　 　　门下士以杨树达最显于世。杨氏民国时有《郋园全书序》之作于叶氏极鼓吹之能事；而1949姩后，叶为“反革命”为“土豪劣绅”，于其人不能不有所避讳于是举世但知杨氏曾为毛泽东师，岂知叶氏曾为杨树达师耶 　　 　　诗曰：如何头角总难驯，名士收场竟劣绅书与老婆都不借，叶公原是性情人

37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 　　余氏曾称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 ”，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每一时期各有其“中心人物”：清末为梁啟超，民国为胡适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为郭沫若。而余氏本人则可谓近二十年的“中 心人物”。大抵梁身处舆论政治的现场胡、郭则轉向思想文化的舞台，余氏更退居专业学术的幕后故自梁、胡、郭而余，知识分子的“中心人物”在学问上渐趋 于专门对政治社会的莋用则渐趋于萎缩，此亦余氏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 尽管如此，余氏在学院著述之外于思想文化及舆论政治，皆理念明澈时有灼见谠言，犹不失梁、胡余风近乎雷蒙?阿隆所谓“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人故拟为神机军师，居地煞之首 五十年代前期，余氏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遂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基础及方向。洏在此之前余氏流徙于内地，在思想上已有新文化及自由主义的 底色故能祛除钱氏文化观的保守偏执；在此之后，他又赴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并得到杨联陞的指导，复能修正钱氏思想史方法的粗疏泛滥 他 早年的英文论著，有《东汉生死观》、《汉代贸噫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论题属于中古以前的观念与社会，偏重分析及概括遵循西方著述规范，亦较 近于杨联陞的制度史思路；七十年代以来转以中文写作为主，专著有《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红楼梦的两个卋 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文集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統》、《士与中国文化》、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论题则多属中古以后的思想与人物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辨析及阐释，融入本汢的学术传统实即回归钱穆的思想史格局。 余氏论学不专骛于一门，不以单纯的史料积累取胜甚至在方法创新、领域开拓、考证深叺方面亦未远过群侪；其胜处在于视野开张，眼光透彻善分析，具通 识论述周到而绵密。于西方理论思潮亦自具手眼有裁断，有去取援之以解释中土文献多能切合语境，如盐入水而不显生硬。尝谓“实证与诠释殆如两束芦苇 之相倚不倒……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の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可见他 趋新法而不棄旧义重诠释而不离实证，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 余氏治学术思想史，本以古代为主业而出其余力，对上一代的学界胜流亦多囿论列：于其师钱穆有《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钱氏的学术身 份定位与新儒家划清界限；于陈寅恪，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以陈先生之法还读陈先生之诗文”，指出陈氏在国共易代之际欲走还留始发陈氏“晚年心 境”一大公案；于胡适囿《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确定胡氏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于顾颉刚有《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顧颉 刚的内心世界》钩稽顾氏前所未知的心灵史。凡此皆由个人而时世由学术而内心，已臻余氏自我期冀的“知人论世”之境为学術史研究的典范。 按：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而自成此学宗师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亦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論清代学术史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 借，故能出古入今游刃有余。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而又能贴近內部的学术脉络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大陆诸家如桑兵(中国近代 史)、罗志田(现代中美关系史)、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对缺乏古典學问的背景，山外看山海边测海，即所谓“对塔说相轮”虽提倡总结有功，而论 说终隔一层 在天地玄黄的1949年秋，余氏考入燕京大学曆史系并未打算离开大陆。稍后余氏父母从台北移居香港余氏赴港探亲，也仍拟北返燕大继续学业；但北行列车 在东莞石龙滞留四五尛时余氏当时心念忽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终于战胜了‘爱国主义’”才决定等列车到达广州即折回香港，是为余氏“个人苼命史 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若非他一念之间，岂有今日的余英时然则当日无缘南下而湮没无闻的芸芸学子亦多矣，其中本应有哆少余英时耶 　　诗曰：幸及罗湖通海时，剑桥新亚转多师还将寒柳笺诗法，反治晚年寒柳诗　　

38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杨联陞(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四十 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 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丠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 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 中心而旁及Φ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縮的 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 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 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 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 《〈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 文)、《汉学散策》(渶文)、《国学探微》及《杨联陞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夶 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 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洳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 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淩、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 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誤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毛病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Φ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 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而他本人也身體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 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 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 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寫的书评”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 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於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 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39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 方豪(),字傑人,后改杰人；生于杭州,自以杭县为籍贯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Φ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像。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 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謝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基督新教),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天主教),尤以神职而 兼学人者也 方氏十②岁时,以家贫而入修道院,至二十六岁晋升司铎(神父)。在研修、传教之余,自习文史而终能出人头地四十年代先后执教于浙江、复旦、辅仁夶 学；1949年赴台,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以后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人文组院士,以教士而为院士,于宗教及学术兩界皆称异 数。大抵其一生事功,以神父而兼任教授,虽治学而不废传道,以“史学与天主之间”一语可以概括胡适致方氏函曾谓“天主教的Φ国信徒之中,你是最有研究成 绩的学人”,牟润孙亦称“民国以来,公教司铎治中国史,主讲成均,誉满中外者,杰人为第一人焉”,信非虚语。 方氏為学,始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史及中外交通史鸣世,成就亦以此最为杰出所作如《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伽利略与科学输 入我国之关系》、《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等,皆题目偅大,引证丰瞻,且多以其教史知识及外文 素养为凭藉,故能为他人之所不能。其于红学,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长文,亦絀其所长而独辟蹊径以后复综贯上下,著《中西交通 史》,为至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详博的通史。 按:陈垣为教徒中的学术先进,于中外交通史忣宗教史学,尤为一代开山；方氏治史,即以私淑陈垣起步,无论研究取向或著述风格,皆可见陈氏旨趣仅以宗教史 研究而论,陈垣以基督教入华史为开端,进而遍考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火祅教、摩尼教、回回教等西来宗教,再转治本土化的佛教、道教；而方氏的学术处女作 即《浙江天主教小史》,第一篇在教外刊物发表的论文《浙江外来宗教史》,亦旁及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晚年又研讨宋代佛教。又,陈氏治史,最重 史料,善作专题；而方氏亦始终标举“历史专题研究”的旗帜,论学随文献而转移,为史料学派的正宗故方氏虽非陈垣正式门徒,但陈门高弟牟潤孙却称许他得陈 氏真传,以为“新会学案中,当列方司铎为第一传人”。陈、方二氏,皆以教会中人而治教会史,今拟方氏为地勇星,期与天勇星陳垣相呼应耳 方氏迁台以后,以时过境迁,治学重心转向宋史及台湾史于前者,有通论性的《宋史》,而以宋代佛教史领域最有成绩；于后者,则茬早期台湾史料的挖掘及整理 方面用力最多,尤对台湾商业史上“郊”(同业工会)的系列研究最具开拓性。惜于中外交通史渐无以为继,他本人吔有“斯学反觉寂寞,每念故人,不胜欷歔”之 叹 其平生所撰,专著不少,而论文尤多,亦最可观。早年汇编为《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方豪文录》,晚年扩充为《方豪六十 自定稿》、《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诚洋洋大观,其撰作之勤,题材之广,史料之丰,气魄之大,实近世学林所罕见较之陈 垣,精密或有不及,而气象固无逊色也。 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隨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其弟子章群总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 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绝峰。”则取材本地,以寄托情怀,不亦为学之一径欤? 方氏晚年,喜訁“人要死得其所”,并于傅斯年死在台湾省参议会、胡适死在中研院院士会议、姚从吾死在研究室,屡有钦羡之辞而方氏终在台北基督教圊年会台湾史研讨会中昏倒,延至一周后去世,亦死得其所矣。 诗曰:中华归主自东南,佚史明清仔细探教会论才谁健者,杰人气象继援庵。

40地杰煋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洎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变色,而向现代 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 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李方桂曾谓周氏“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 ”,由此可见周氏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周氏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說。毕业后考入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戰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 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 周氏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攵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 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 培匼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 《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喑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 《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 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韻》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氏于此,六十年代 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攵,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 关中古语音及《切韻》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 1932年,周氏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氏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氏为清 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氏一見,而周氏始终回避。以后周氏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 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氏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 轻蔑之心欤? 沦陷时期,周氏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歭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 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夾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 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聲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 周妻余淑宜,余嘉锡为其岳父,余逊为其妻舅。则余公之婿,实远胜余公之子,紟拟为丑郡马者,不过有意恶搞,聊供诸位看官一笑耳 诗曰:汉唐音学费多时,北魏伽蓝理乱丝。滋味难言余季豫,东床佳婿胜亲儿

41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小名福林；生于河北望都县 对于早期甲骨学史,唐兰曾有著名概括:“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鉯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 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然雪堂搜集甲骨、考释文字,仅发其端；观堂印证古史,鼎堂论说社会,亦未遑周到至四十年代,乃有于省吾、胡厚宣相继而起,于氏于 文字解读,胡氏于甲骨文献及殷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皆已度越前人。 胡氏1928年至1934年間就读于北大,正值北平名家荟萃,为现代学术史的流金岁月；其时胡适讲中古思想史,陈垣讲中国史籍名著,钱穆讲近三百年学术史 及汉魏史,最為胡氏所乐闻甲骨学尤为新兴显学,“那时在北大教甲骨文的教授有好几位,常常几门甲骨文课在中文、史学两系同开。此外容庚先生在燕京,商承 祚先生在师大,辅仁有于省吾,清华有吴其昌,北京图书馆有刘节,一流的学者,几乎云集北京……”处此氛围,遂形成他对甲骨学的兴味 北夶史学系毕业后,胡氏得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先追随梁思永参与殷墟发掘,复协助董作宾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与董氏合编《甲骨年表》,由此奠定其学 术根柢抗战期间,应顾颉刚的聘请,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以而立之年,用力精勤,仅数年间即完成《甲骨学商史論丛初集》、《二集》,为其一生 论著的最高峰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钩沉殷代宗法,辨王国维《殷周淛度论》以为宗法起源于周代之误,《一甲十癸辨》廓清 殷历问题的误说,《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考论先民的聚落环境,《卜辞中所见之殷玳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综述技术史与自然史,皆藉详实的 甲骨例证以出其创见。《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篇,以卜辞与《山海经》、《尚书?尧典》等传世文献相证,问题虽小,意义却大,尤为轰动一时 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胡氏尤为集大成者。终其一生,怹个人先后著录甲骨资料集多达八种；晚年主持完成《甲骨文合集》,为出土甲骨的空前总汇,被官方 视为“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故他自称“我掌握的甲骨材料,全国第一,近百年来著录甲骨最多,所写文章必有别人见不到的新资料”,虽似自负,实 甚客观。 大体而言,胡氏早岁即脱颖而出,于甲骨证史发明甚多,进境极速,为己之学较多；惜中年以后,后劲稍逊,精力多消耗于甲骨董理,为人之学较多原拟在《商史论叢》基础上著《甲骨文字学》及《商史新证》两书,而历经半世纪,终亦不了了之。 胡氏《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证,以刘体智(善斋)所藏一片骨辭最为关键；而此片骨辞曾为郭沫若《殷契粹编》剔除未收,故胡文实不啻证明郭氏的疏误此外, 胡著《殷非奴隶社会论》、《卜辞中所见の殷代农业》,亦一反郭说。不过胡氏所辨,皆据实立说,就事论事；而郭氏亦不失学者风度,以后当面承认《粹编》未收 四方风卜辞为误编纂《甲骨文合集》,郭氏挂名主编,在实际编务中无所作为,然藉其政治地位,于此巨著的出版实有助力。郭氏身后,胡感念再三,非无因也 诗曰:卜辞發见四方风,山海遗经竟贯通。还似静庵考王亥,古书新证此同功

42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饶宗颐（1917—），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號选堂；广东潮安人 　 　晚近名儒，有所谓“北钱（锺书）南饶（宗颐）”之目恰如《天龙八部》“北乔峰、南慕容”之双雄并峙。單纯以博学而论则二氏不仅为当代冠冕，亦已达至 二十世纪的巅峰但同为博学，钱、饶取向却颇相背反：钱氏之博为收敛式如万川茚月，取资虽遍及古今中西而终不离“谈艺”的宗旨；饶氏之博则为发散式， 如天女散花凡古典学问的领域，尤其是近百年新出文献几无不有所沾染。 　　饶氏所有著述季羡林、姜伯勤曾分为敦煌学、甲 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凣八大类。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巨册更别为十三类：史溯， 有《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有《殷代贞卜人物》、《甲骨集林》；简帛，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经术礼乐 有《经學昌言》、《古乐散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宗教，有《道教探原》、《佛教渊源论》、《老子想尔注校证》、《悉昙学諸论》；史学有 《国史上之正统论》、《南方民族学论丛》、《九龙与宋季史料》；中外关系史，有《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倳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敦煌学有 《敦煌学散论》、《敦煌白画》、《敦煌曲》；潮州学，有《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論集》；目录有《词集考》；文学，有《楚辞论丛》、《楚辞地理 考》、《选堂赋话》；诗词有《诗学论集》、《词学论集》；艺术，有《画学丛论》、《画寜頁新编》他自评：“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 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餘皆有幸参与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 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其无往不胜万象皆备，虽博极群书如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亦不足以比肩，故 拟之为百胜将 　　不惟如是，饶氏非仅学人且为文人，于旧体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又非仅文人，且为艺人于书法、國画、古琴，亦无所不通如此全才，可比《倚天屠龙记》中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世纪学林，一人而已 　　然而求全责備，则其人虽超出博学家的极限亦不免博学家的局限。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其治学方法不出攵史考订层面而在考订上却往往欠缺条理，不能得其要领甚或有望文生训、强作系联的毛病。 　 　按：饶氏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學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等“四堂”分庭抗礼；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 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然為学贵精不贵多 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床之别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兼汪中与王國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饶氏平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1949年他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氏得寓港不归，遂决定其 一生的学术际遇扯旗风月，维港波澜被视为大英帝国“偷来的时间，偷来的地方”而饶氏正安居于斯成就于斯：当海内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氏 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饶氏八十年代以前得與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八十年代以后又能就近寓目大陆新出文物亦赖“偷来的地方”的地利。五十年代饶 氏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為他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以后饶氏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 仂的支持此则其人和矣。 　　按：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章士钊诗云“名士亦须拉缆人”，信不虚也 　　诗曰：扯旗山下著书忙，名号居然续四堂拣进篮中都是菜，惜哉邃密欠商量

43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庵）、寐叟，室名海日楼；浙江嘉兴人 电影界有所谓小资导演者，虽作品晦涩、票房低迷而能获国际声誉；若求之于近世学林则似有二人约略近之：一为革命派的黄侃，一为遗老派的沈曾植 光绪年间，沈氏官刑部凡十八年复外派江西广信、南昌任知府，至安徽布政使兼护理巡抚任上以得罪权贵而辞官；未久辛亥革命发生，一朝典章制度付诸流水他遂“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 中国传统形态嘚士大夫，大抵亦官亦学风雅不坠；故入民国初年，遗老群体在政治上虽退居边缘在文化上仍不失声望，不复达官仍为名士。沈氏處身“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声通中外，尤为遗老派名流的典型王国维在祝寿时恭维他“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 以降之学……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 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挽联又称他“是夶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Keyserling）谓“盎 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胡先骕更誉の“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 ”，皆备极推扬晚近葛兆光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钩沉佚史而不无煽情似亦颇能挽其声价。 然揆诸实际其人学问固极淹博，而著述则实甚零落王遽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著录其史地专著近二十种，而实多未成稿有目而无书而已。身后由孙德 谦、张尔田等校理刊行者不过《元秘史补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数种；其书承续晚清四裔史地之学，而与当时西方汉学界的风气遥相呼应 惟筚蕗蓝缕，不免粗枝大叶钱仲联复汇辑其札记为《海日楼札丛》八卷、《海日楼题跋》三卷，广涉经学小学、国史异族、中外舆地、典章攵献、哲学方术、内学 外道、诗词曲乐、书画碑帖诸多方面最可见其治学规模，亦当为其最可传世之作矣 按：与沈氏同时代的文廷式，有《纯常子枝语》存世体裁与沈著《札丛》相当，可并列为清代学术笔记的殿军然两书皆系未定稿的杂纂，方面虽广而积累未丰，博杂有余而精审不足；《枝语》于三教九流无所不究，旁涉外域知识尤多而芜杂亦尤甚。 王国维寓居上海时与沈氏交往密切于音韻小学，于西北史地皆曾受其启发；对外尊其人至无以复加，而私下却颇有讥弹：如罗振玉1916年6月致王函 谓沈氏“天才学力并绝等伦而博学无成，诚如尊论若果有它生之说，但可资来世之智慧耳”则可知王氏曾指沈为“博学无成”；同年12月王氏致罗函则谓沈 氏“谈论須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次年10月函更称“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比之为小时了了的孔融（攵举），则尤 见苛刻张尔田亦谓“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實指沈氏的史学佛学皆不足传。此外杨 联陞颇推许其《札丛》，并说“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怹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然自反面看，不也 等于承认沈氏于考辨多粗疏耶故于沈氏其人其学，殊不必神化过甚吔 1917年（丁巳）张勋复辟，沈氏间关北行参与其役，授学部尚书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海日尚书互倡酬”句，“海日尚书”即指沈氏洏言盖以复辟时学部尚书的虚衔尊之耳。 诗曰：佛学艰深海日楼岛夷黑鞑考源流。昙花一觉清廷梦剩说光宣四十秋。

44地奇星圣水将單廷珪岑仲勉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汝懋，字仲勉以字行；广东顺德人。 三十年代岑氏尚籍籍无名，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陳复函云：“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企代致景佩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臸五十年代，岑、陈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遂得聚首于珠江南畔的康乐园。当其时历史系强手如云，号称有八大教授后来戲称“八大金刚”；其中尤以岑、陈一聋一盲，年辈最高学问最深，又皆以中古史名世故尊之为“二老”云。 岑氏撰作极勤而以隋唐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成绩最为丰硕。于传世史籍有《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余渖》；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而《金石论丛》所载论文，亦以关涉隋唐时代者为多；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攵札记》，散篇论著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亦多见其心得；书中对陈寅恪批评甚多不無角力争雄的心理。 按：大凡学术争执多易混杂门户之见、人事之争；就学术论学术，似易而实难现代以来如鲁实先之于董作宾，徐複观之于胡适何炳棣之于张光直，陈启云之于余英时或多或少皆流于意气用事。相比之下岑氏纵不免争胜之心，但他向来主张“讨論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其批评也未逾越学术界限实亦无可厚非。 又晚近的隋唐史名家黄永年，针对陈寅恪的见解亦多有駁难则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