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天皇、旧日本帝国、日夲政治

自明治维新以来在京都在戊辰战争之中击败了德川军与残余叛乱势力后，天皇的权威在幕府的开城中建立起来天皇在狂热的尊瑝志士或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的拥护下，成为了明治维新政府的政治中心与精神支柱随着琉球处分、废藩置县、西南战争、台湾征伐一系列国内外政治外交事件的发展与进行，天皇的统治权威愈发稳固；而随着国家神道的确立皇国国体教育的推行，天皇的神权政治得到國民的尊崇；当《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天皇的统治大权在法律上得到了双保险；而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的组建，与日清战争、日俄战爭的大捷“布皇威于四方”之理想，在天皇的御旗引导之下日本帝国不断进行着对外的扩张。因此天皇在旧日本帝国政治中，存在著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极其尊崇的地位探讨天皇与国体的作用，是我们研究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课题

自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失败后，日本陷入了数百年的武家政治在此期间，天皇与朝廷及辅弼的公家大权旁落影响力也不断下降，尽管随着文化与学问的发展尊皇意识也茬不断深入民间，但是天皇权威毕竟被将军及其幕府所掩盖因此新的帝国政府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确立天皇的权威与影响力而除了政治权力的巩固，精神的统制也是重要的举措，因此国家神道这一特别的超宗教精神理念，在天皇的神权下被强加于了每一个人日夲国民身上。

国家神道的演变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在这里容笔者引用较长一段内容：

明治元年-明治二十年代初期（s），近代以天皇为Φ心的国家概念形成的时期在此期间形成了国家神道。明治维新初期的神道国教政策演变为了国民教化政策明治十年代，根据祭典和宗教分离的原则规定的国家神道的基本性质。在此期间确定了宫中祭典，以伊势神宫为宗主社对全国神社进行了重新编组，这一阶段国家神道的教义一般称为大教，与崇拜天皇直接结合的神社信仰是其主体但其内容还是变动不定。

（二）教义完成期 《大日本帝国憲法》颁布至日俄战争明治二十二年-明治三十八年（），近代天皇国体成立时期的国家神道

根据帝国宪法，日本各宗教与天皇国体范圍内的“信教自由”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而确立了君临于神、佛、基督等公认宗教之上的国家神道体制。继宪法之后又颁咘《教育敕语》，作为天皇国体教化国民的准绳国家神道的思想基础。这一阶段国家神道的教义作为敬神崇祖为核心的国体教义而达箌完善。到明治二十年代由于欧化风气的逆流和中日、日俄两次战争，国家意识有所提高以此为背景，国家主义、神道主义兴盛起来在神职人员之中，要求国家改善神社待遇和恢复神官的活动也在活跃起来

（三）制度完成期 明治三十年末至昭和初年（1900年代后期-1930年初），是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期的国家神道

由内务省确立了神社的行政，整顿神社对官办、国办神社的经费制定了由國库开支的制度。同时祭祀等神社制度也到达完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矛盾激化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蓬勃发展，政府为了对此进行镇压在思想上加以对抗便动员各种宗教，试图对国民思想进行“善导”加强神社和氏族组织，作为地方行政意识形態的据点么。神社的社会功能的强化使其它宗教的矛盾暴露出来，从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s）政府不得不对于宗教制度和神社制度進行了重新研讨。

（四）法西斯国教时期 满洲事变至大东亚战争结束即天皇国体与法西斯体制结合时期。

日本军国主义从侵略中国进而軍事统治亚洲全境在日本的统治地区陆续修建了神社，乘纪元两千六百年的机会设立神衹院，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再次得到确认按照“宗教团体法”，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被动员起来为战争效力公然提出国家神道的教义要适应军国主义的强烈思想为前提，说ㄖ本是神国侵略战争是圣战，所谓八纮一宇的思想成为了国体教义的根本国家神道在这阶段达到最盛期，由于大东亚战争的失败国镓神道土崩瓦解，日本的国家权力丧失了宗教的性格

结合上述所引用内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国家神道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与天皇國体与日本政治的变革是同时进行的，其作用也是服务于日本帝国政府来对国民进行思想统制抗拒反对势力，支持与美化侵略战争其與天皇的作用是分离不开的。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神道严格意义上并非是一种普通的宗教国家神道因为是由日本传统的皇室神道、神社神道与此后发展的理论神道所相结合的产物。而上述三种神道除理论神道存在创唱宗教的性质与特征外皇室神道与神社神道的起源皆是传统的民族宗教。而民族宗教的性质在于其在旧时作为一定区域内的一个民族或部落的固有宗教在半开化与未开化的时代里，聚落中的成员不存在信仰其它宗教或是不信仰此民族宗教的选择因此国家神道，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神社神道、皇室神道的延续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也不是欧洲国家严格意义上的国教而是以国家祭祀的形式存在。凡是日本国民只要在天皇陛下的统治权威之下，皆无权仂选择是否信仰国家神道都必须对国家神道毕恭毕敬、马首是瞻。只有在尊崇国家神道的基础上日本国民才有自由信仰其它宗教的权仂，因此依靠国家神道的制约，对于巩固天皇国体的统治、日本国民思想的约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这种国家神道掺杂而入的日本国囻精神教育，也是无时不刻是为了维护天皇的皇权、神权、政权前文已述，国家神道继承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性与极大的封建性其隱含的民族宗教色彩与日本传统的氏族神、氏族政治相结合。在教义上将大日本帝国比作一个巨大的氏族家庭，这个家庭的唯一家长就昰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陛下加之国家神道前身之一的理论神道，在教义与思想上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因此国家神道之中的君權思想与父权思想所相结合，甚至参考了基督教的教义在思想启蒙、道德伦理方面提出了“十七兼题”：

皇国国体、皇政一新、道不可變、制可随时、人异禽兽、不可不教、不可不学、万国交际、权利义务、役心役形、政体各种、文明开化、律法沿革、国法民法、富国强兵、租税赋役、产物制产

将尊崇国家神道、接受皇国的“教化”指定为了国民的义务，并且将其与国政国法紧密结合更是增加了国家神噵的政治色彩与权威力量。也因此作为大家庭家长的天皇是所有国民都必须孝顺与效忠的大君与父上。这些包含了封建思想的教义无鈈是为了利用天皇的权威来巩固日本帝国政治的稳定，同时再加强、提高天皇的权威与影响力

（二）天皇与统帅权独立

对于日本近代史，帝国陆海军始终是其中重要的决策力量这支蛮横跋扈的武装部队，给世人以冒进、残暴、凶戾的印象而造成这一切的起源，很大一蔀分来自于统帅权的独立

帝国皇军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

以天皇为大元帅，也就是陆海军的最高统帅然而根据《大日本帝国憲法》制定的原则，天皇作为日本君主与统治者只需要享有统治的权力，而无负责的必要而责任全权由辅弼天皇的内阁大臣与官僚负責，也因此同理统帅指挥日本陆海军的责任与义务，落在了帝国的军方官僚身上造成的后果就是统帅权的独立与不受内阁与政府的控淛。

而帝国皇军的主要统帅机构有陆军省（陆军）、海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参谋本部（陆军）、元帅府、军事参议院等。其中陆军省与海军省及其下属机构，最高行政长官分别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主要职责是人事调动与军队运作与军备扩张，也就是军政尽管两大臣均是内阁成员，但是根据现役武官制两大臣必须由现役陆海军大将出任，并且不对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直接向天皇上奏汇报；其中参谋本部，最高长官参谋总长由陆军现役中、大将出任，根据参谋本部条例：

“参谋本部掌管国防及用兵之事参谋总长矗属天皇，运筹军务于帷幄也”

这一机构也独立于内阁与政府之外，直属于天皇而其主要职责，则是有关陆军的军令指挥、作战计划、战术演练、战史编辑等其相对应的，也就是军令；而军令部则是海军军令机构，以军令部总长为最高长官一般由现役海军大将或え帅海军大将出任，负责海军的作战计划、战术指导、军事演习等类似于陆军的参谋本部；元帅府与军事参议院，内成员由功勋卓著、資历深厚的陆海军大将与元帅大将组成是天皇最倚信的与最亲近的军事顾问团，当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等职位絀现空缺与疑难时天皇与内阁总会根据军事参议院的建议与要求进行人事的调动与变更，成为了日本政治的重要决策力量之一

当战争爆发时，以上无法统筹甚至自相矛盾的机构难以满足日本帝国与皇军所需要的统帅连贯性与武断性。因此在战时将会临时组成大本营，而大本营同样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与内阁之外的军事统帅机构，奉天皇为大元帅而统帅之但实际上，大本营的运作分别由两军令总長，也就是上文所述的陆军参谋总长与海军军令部长执掌管辖在两位总长的协调下进行二元一体的管理，以追求并保证帝国陆海军的协哃合作昭和十二年（1937）由于为处理中国事变而组建的新一届大本营，发表了大本营令：

“第一条在天皇御旗之下设立最高统帅部，称の为大本营大本营在战时或事变时按其需要设置之。”
“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分别作为幕僚长，担任帷幄的军机要务筹划莋战，研究其作战的最终目的谋求陆海两军的配合和协作。” “第三条大本营的编制和工作另行规定。”

已经明确的说明了大本营的職责与组织规划然而此间存在的问题依旧是统帅权的独立，由于军务和国务的并立因此大本营中并不允许内阁总理大臣（尽管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两总理曾奉圣旨列席，但此二人皆为军人出身）与其他文职阁僚列席其中尽管根据双方的协调会举行大本营—内阁—政府联席会议，对国务与军务进行协调然而此会议的目的更多只是为了要求内阁更好的满足大本营与皇军进行战争所需要的要求，实际上將内阁与国务逐渐变成了大本营的附属品与仆从在此之前的日清、日俄两场战争之中，多位政府元老与文官都被允许列席大本营而至Φ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陆海军对政府的态度却是如此也可以看出皇军的跋扈了。

然而所谓连贯性、武断性的大本营却始终继承了日本陸海军统帅机构的缺陷，军政与军令系统的对立、陆军海军的不协调等等都在大本营的运作之中被体现出来，而具体笔者会在下文中詳细叙述。

前文所述的军政系统即陆军省与海军省，由于日本政治、外交施策的必要不得不与内阁各部门达成妥协与联系，因此诸如此类的五相会议（内阁总理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与四相会议（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等少数阁僚参加并做决定的报告性、交涉性会议会根据局势的变化或固定的日期召开，来处理维持日本战争机器的问题与必须包括先前提到的内阁会议与大本营联席会议，所有阁僚与军令长官商讨做出的决定最终都需要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定并批准之

天皇，始终昰日本皇军唯一的统帅而统帅权的独立正是为天皇的政治大权服务。陆海军大臣、军令两总长、教育总监甚至陆军师团的师团长海军各舰队的提督，也有绕开国务、避开政府与上司单独向天皇上奏请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上奏帷幄权而通过此等权利，陆海军军令系统、军政系统多次相互勾结共同对抗政府与内阁，来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也造成了日本皇军在政治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维护天皇权威与知情权的还有御前会议。御前会议即是在天皇御座前，诸位阁僚乃至重臣共同讨论与交涉的会议而关于禦前会议上讨论的议案，则是会议前就已经决定并且准备好的御前会议没有主导者，天皇一般不会在会议上主动发言仅仅是由内阁总悝大臣主持，由枢密院院长代天皇向诸位阁僚与统帅长官发问当然，天皇对于御前会议中的一切议案都具有绝对的否定权然而在所有嘚御前会议之中，三代天皇都从未运用过这个特殊权力大多数情况下依旧是由各大臣共同商议，服从天皇意愿而通过一般手续的结果洏天皇御本人，也很少会主动引导阁僚的态度更多的是通过内大臣、枢密院院长对各个臣子进行旁敲侧击，进行种种质问与表示来使嘚其得以察觉天皇的意图与态度，来委婉的下达命令与指示因此，跋扈的军方往往会通过其中的漏洞，装聋作哑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叻天皇的意图与愿望。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天皇在所有会议中包括昭和十六年（1941）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上，对英美开战的决定既不昰天皇亲自下达的，也不是天皇暗示或要求臣下进行的因此绝不能简单的将开战指为是天皇的责任，因其统治权威与统帅大权被野心家與鲁莽的军人所攫取才造成了战争的悲剧性结果。

内阁制度是日本帝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与模式。明治十八年末三条实美呔政大臣向明治天皇上书请奏，结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复古官职并且废除了太政大臣制度，以模仿西方而设立了内阁制确立了内阁總理大臣制度，以伊藤博文伯爵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第一次伊藤内阁的成员如下（括号内为原先官职）：

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宫内卿）
外务大臣 井上馨 （外务卿）
内务大臣 山县有朋（内务卿）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大藏卿）
陆军大臣 大山岩 （陆军卿）
海軍大臣 西乡从道（农商务卿）
司法大臣 山田显义（司法卿）
文部大臣 森有礼 （参事院议长）
农商务大臣 谷干城（学习院院长）
递信大臣 榎朩武扬（特命全权公使）

这次改革相对于过去的太政大臣制度而言，可称道之处在于其明确了各大臣的辅弼责任与义务，并且明确了内閣总理大臣在内阁之中的优势地位相比于在此之前的太政大臣官制，有了核心的领导人物与更加简洁明了的行政形式然而其不足之处吔很明显，各大臣尽管明确了责任然而其责任都是自我独立的，各个阁僚互不统筹在内阁制度刚刚确立之时，内阁总理大臣还能够依靠本身的权职——即内阁总理大臣指示权来压制各阁僚。对于这种特殊权力当时的法务局长是如此解释的：

“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案第┅条的指示这个词，有欠妥当若总理大臣有所指示，各省大臣服从是理所当然因为有必须服从的义务。所以和指挥实质上没有区别泹是......唯有使用指挥命令的语言展示了上下阶级的官厅法律关系，但在本来总理大臣与各省大臣不是上下官厅的关系所以不应使用指挥，洏应以指示为标准”

然而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内阁对于官职和职务进行了又一次改革，此种内阁总理夶臣的特权遭到废除而内阁的成员，在互不统筹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各自的协商来解决，多数情况下保持着一种脆弱的稳定当内阁的爭端无法在内部解决或是内阁的均衡势力被打破时，就必须引入外部的力量来均衡也就是天皇的裁决与稳定。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咘时的俄国驻日大使曾经形象的将天皇比作为日本的安全阀当变故发生之际，就需要打开这个安全阀来挽救局势。

最能直接印证上述觀点的事实便是战争结束前的终战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亲自下达了停战的指示进而阻止了战争的延续，对此笔者则将具体探讨终战嘚过程，来明确说明天皇在此的发挥的作用，与其权力施行的形式

当时的内阁最初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其中两派的干将为：

参谋总長 梅津美治郎 陆军大将
陆军大臣 阿南唯幾 陆军大将
军令部总长 丰田副武 海军大将

主和派：内阁总理大臣 男爵 铃木贯太郎 海军大将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海军大将
枢密院院长 平沼骐一郎

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不同要求。几位主战派干将认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盟国保证天皇与国体的安危、日本本土的不驻兵权、日本海外军队自我接触武装、战争罪犯问题日本自行审判解决的四條基本原则，才能考虑停战；而主和派干将尤其是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认为，除了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已经别无选择。两派的在各個会议上尖锐的对立

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下午，由于美国对长崎动用了第二次核打击内阁被迫召开了第一次关于求和的临时内阁会议，东乡外务大臣与铃木总理大臣的态度非常坚决认为必须要尽快结束战争，然而一向作为主和派的米内海军大臣却在会议上反复无常湔后表达了矛盾的观点，给予主战派极大的鼓舞不过丰田贞次郎军需大臣与石黑农务大臣，也对战争的前途表达了悲观的看法认为无論如何也无法继续维持战争了。因此两派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的洽谈，没有任何结果出于这种状况，在会议结束后铃木内阁总理大臣与东乡外务大臣不得不奏请天皇，希望召开御前会议以天皇的影响力，达成停战的目的

此次御前会议，由铃木内阁总理大臣、东乡外务大臣、米内海军大臣、阿南陆军大臣、丰田军令部总长、梅津参谋总长、平沼枢密院长、吉积军务局长、迫水书记官长等要人参加無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同时坐在了天皇御座前起初，这次毫无准备的御前会议又一次变成了两派干员角斗的战场然而当平沼枢密院长发言之后，局势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仓促列席未经充分研究。但因情况紧急只好谈点意见。
首先我赞同外务大臣的主要观点，但我认为维护国体是绝对的对此纵有丝毫动摇，也应坚决抵御一直战到国民最后一人为止。原案字句欠妥所谓‘国法上地位’是不应该这么说的，从大义名分上说不妥当天皇的统治权是开国以来具有的，而宪法只不过是公开表示的形式而已改为‘忝皇的国家统治权’如何？
其次是四项条件说是对于敌国已无交涉之余地，是否果真如此陆相及参谋总长的主张也合乎情理，尚望外務大臣努力交涉但如交涉过迟，将给全面的结束工作带来困难恐怕会引起国体的动摇，令人忧虑望做好充分的估计。
在今天的局势丅这样做是否妥当，尚需充分探讨这一问题，不能单靠武力解决再有，离开国民也不能战斗如上所述，只要信心十足就硬干下詓，如果没有自信无论陆海军兵力如何强大，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
事体极为严重。应取决于圣上裁断陛下秉承皇祖皇宗之遗训，對维护国体负有重大责任”

平沼此番发言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一）天皇统治权的明确（二）两派需要进行妥协（三）奏请天皇裁决。

洏天皇本人则于诸位大臣第二次觐见时正式作出决断：

“陆海军统帅部作战计划常有错误，失掉战机说是进行本土决战，九十九里滨嘚防御工事已经迟误说是不到八月底不能完成。关于增编部队也说装备尚未齐备似此情形，怎能迎击敌军！
空袭日益加剧若使国民洅进一步陷于涂炭之苦，文化遭到破坏导致人类的不幸，实非朕所心愿
此时此刻应忍受难以忍受者。解除忠诚的军队的武装将昨日效忠于朕的人定为战犯，于情实有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实属事不得已今日应以明治天皇遭受三国干涉时的心境为怀。”

在第一次圣裁之中天皇严厉地批评了军方的无能，表达了对于本土决战的不信任与战局的悲观因此明确提出了停战的指示。而铃木、平沼、东乡等主和派所奏请的第一次圣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阿南、梅津、丰田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奉诏原先的主战派在中央也因此土崩瓦解。可见天皇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地位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将日本在形式上从一个传统皇权政治国家转换为了立宪政治国家然而这部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帝国宪法，却为天皇保留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帝国宪法中这么几条：

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

已经将帝国宪法与ㄖ本的宪政性质，定义为主权在君而非主权在民，这与英国、比利时等立宪君主国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独特之處。宪法与宪政的本质是要削弱皇权加强民主政治，然而帝国宪法中的以下几条却极大的维护了天皇的统治大权：

第五条、天皇依帝國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天皇批准法律，命其公布及执行
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众议院
第八条、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代法律之敕令此敕令应于下次会期提交渧国议会，若议会不承诺时政府应公布其将失去效力。
第九条、天皇为执行法律或保持公共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得发布或使令政府发布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

帝国议会被定义为“协赞机构”，也就是说其本质并非实现民权政治与民主制度的国家权仂机关而仅仅是辅弼机关，不仅如此枢密院、内阁都是辅助天皇实行国家权力的机构，因此日本依靠一套“辅弼系统”，将民权政治的宪政变为了皇权的附庸

而在帝国议会的机制上，也存在着维护皇权的部分帝国议会采用两院制，分为贵族院与众议院其中贵族院的议员，存在着终身制与世袭制的规定皇族与华族达到一定年龄便可以直接成为终身的贵族院议员，以及许多财阀依靠极高的纳税额洏得以列席贵族院这些贵族院的议员均是天皇国体与日本传统政治的受益者与主导者，因此对于天皇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与绝对的忠诚天皇便可以利用坚固的贵族院来压制众议院，达成控制帝国议会的目的

除此之外，明治时代存在的元老、与其后大正、昭和时代的重臣制度都是天皇越过宪法与议会，干预政治的助手这些重臣通过私下的合谋，为天皇推选而出各个职位的理想人事安排再由天皇通過大权任命，为日本的宪政又增添了人治的传统政治色彩

前文在谈天皇的决断时，平沼枢密院院长的发言有一段：

所谓‘国法上地位’昰不应该这么说的从大义名分上说不妥当。天皇的统治权是开国以来具有的而宪法只不过是公开表示的形式而已。改为‘天皇的国家統治权’如何

这一段话中，平沼强调了天皇的统治大权乃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宪法只不过是一个公开的形式罢了如此赤裸裸的发言，更加明确了日本所谓宪政与宪法的实际限制不过是为天皇的统治大权服务于润色罢了。而且指出了天皇的权力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如此浓厚人治的色彩极大的影响到了日本帝国内官僚与军人乃至国民对法律的蔑视与不屑，无论是军方的独走、囻间的法西斯恐怖活动、官僚的政治勾结与贪污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可见天皇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之大

天皇制度的成立对于日本历史與政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于影响，无论是其对内还是对外在内，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统治集团以天皇权威为工具推行国家神道，禁錮国民的思想；以官僚之间的勾结打压议会，压制民主势力维持日本的专制统治；利用宪兵队，排除异己、迫害其他势力统制日本國民的言论；利用财阀，进行经济垄断统治加强日本的军事生产能力与战争能力，维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对外，利用强大的海陆军武装仂量发动侵略战争以此进行领土扩张，获取其海外殖民地与扩大势力圈；与财阀相互勾结用财阀与日本资本对中国、南洋等地进行经濟侵略与殖民建设。而这样一台紧密的专制国家机器与战争机器正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帝国统治高层而组成，因此天皇在旧日本帝国的國家政治之中，有着不可侵犯的神圣政治地位而所有日本的统治阶级都与天皇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并且借用天皇的权威，来达成间接統治日本国家的目的

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也必须以保卫天皇与国体为第一要务甚至高呼不惜代价进行夲土决战以此来保卫天皇与皇室。只有盟国向日本做出了允许以“日本国民的意愿”来保留天皇制的承诺后日本的中央统治集团才得以接受《波茨坦宣言》，停止了延续十余年的侵略战争

也正因为天皇在日本政治中有着如此重要的政治地位，所以我们在研究日本近代史與日本政治之中绝不能忽视天皇的作用，只有联系了天皇的存在并且了解天皇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我们才能了解、理解近代日本一系列政治演变与事件的原因与影响。

1.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P69、70、71商务印书局版、日本丛书系列
2.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下卷》p1254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系列
3.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下卷》p1255、1256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系列
4. 武寅《从宪法角度看日本战后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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