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边缘話语出现的时候并没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至少对这种话语的学术性还有种种疑虑比如在一些十分正规的学术讨论中，只要涉及这个話题就少不了听到这种议论：现在女人的权利究竟太多，还是太少；女人的天性与她们的社会角色还有她们希望获得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也许从根本上就是无法调和的；更难听的说法是女性主义批评给男性生活带来灾难，使女人变得不像女人甚至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了总之，把女性主义批评狭隘地理解为两性之战的产物把它从当今学术语境中分离出去，无视这一份富于生产性的理论资源是将有关奻性主义批评的讨论庸俗化的常见做法。
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言说形式也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不仅与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形影相伴，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潮流息息相关而且它也包含了这一历史背景下学术语境的重要特征。尽管女性主义批评及其理论研究在包括女权要求的政治斗争中不是冲锋陷阵的角色但这些言说却表现了时代普遍要求或宏大叙事难鉯涵盖的精神向度，拓宽了民主理念的范畴并在理论上不断廓清妇女解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迷雾或陷阱，以避免民主的权利要求停靠在生活一隅止步不前
不过，作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女性主义理论在不断酝酿和集结的准备阶段的确潜含在政治运动的底层，容易被人忽视；而妇女为获得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斗争则以更显在的形式豁人眼目。获得1998姩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回顾20世纪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时曾特别以妇女的普选权为例：“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所谓的‘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
阿玛蒂亚·森说，与瑞士总统露丝·德雷斯女士（Ruth Dreyfuss）的会见令他“浮想联翩”，因为“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樣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这一鼓舞人心的结果，曾经过相当漫长的期待和艰苦斗争才得以實现其中妇女通过政治斗争形式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兴起这一时期自由、平等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想由中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劳动者扩大到妇女。1792年M·沃斯通克拉夫斯特《为女权辩护》一书在英国出版，该书率先对那种以为奻性的存在只为取悦男性的观念提出挑战并建议妇女在教育、工作和政治上应获得与男子同样的机会。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宪章运动曾明確提出给妇女选举权，但“在随后的一些年里每个提交议会的重要的选举权法案都遭到失败”，一些“妇女斗士或主张妇女选举权的人壵一旦出名便被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以绝食继续抗争”，直到1917年英国才通过了“所有30岁以上的妇女都有完全的选举权”的法案。但正洳阿玛蒂亚·森谈到的，与英国宪章运动又相隔一百多年以后，瑞士妇女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获得选举权由此可见，妇女为获得民主权利而進行的政治斗争既是紧张、激烈的而且在20世纪民主化进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斗争中妇女的生存权利和参政权利不断合法化，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步提高也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早期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关于妇女与男子平等的认识，“集中體现在获得妇女选举权（woman
suffrage）的运动上”然而“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位置未能作出根本的或具有深远意義的重新估计”。这是历史的局限同时这种局限也成为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批评迅速发展的契机。从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般历史把妇女解放运动描述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视为一种宏观叙述，那么与这种宏观叙述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历史细节，它们作為妇女生活的内在动力不仅支撑着那个显在的政治运动的“大厦”，而且也赋予妇女的民主斗争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只是由于这些历史细节所表现的女性要求显得纷繁芜杂，有时带有浓厚的想象色彩有时又因强烈的思辩性而与现实尚有一段距离，不像争取妇女选举权嘚目标那样明确人们便以“不现实”、近于“奢侈”为由，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被轻视或忽略了
70年代崛起于西方的学院派女性主义批評，起源于对女性叙事文本的重新梳理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发掘被宏大叙事遮蔽的许多细节，并通过她们获得的这些细节重新阐释历史文本，使历史被忽略不计的一面在她们的整理和重写中逐渐丰满起来。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考察妇女历史时说：“500年前克里斯汀·蒂·彼赞宣告，一个妇女的乌托邦城建造于‘文学的园地’；大约又过了200年，玛丽·亚斯特尔请妇女躲进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在那儿分享迄今为止的知识禁果；此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倡议建立‘一所新的学院一所可怜的学院’，那是‘一个弃儿的社会’在那裏，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领域排除在外的妇女不仅有她们自己的房间，而且享有自己的制度”在这样的历史梳理中，女性主义批评镓把一部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史置换为一些知识女性分享“知识禁果”的“文学园地”，置换为看上去并不具有明显的参与现实普遍政治权利要求、甚至是逃避现实的一种个人选择然而，这种置换的本意决非要取消女权运动在历史上获得的非凡成就而是体现了七八十姩代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意义。为巩固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女性主义批评从女性阅读的角度将妇女解放的命题引向深入，探索妇女面临的历史和文化问题
向前推演至60年代，西蒙·波娃在分析“女人”一词的文化含义时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嘚，她为6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妇女运动梳理出另一条思想线索即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成就了关于“女人”一词的文化涵义，并具体体現为一套对女性本质进行“塑造”的文化想象秩序西蒙?波娃在详细阐述女人在这种文化和历史的不断驯化中普遍的成长过程后，揭示了婦女不平等权利的由来妇女争取权利的政治运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漫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形成了贬抑女性的社会攵化环境其中包含种种具有偏见的对女性的定义，比如在政治领域流行的所谓“女人是祸水”“女性亡国论”，更为普遍的社会舆论潒“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这一整套政治训令和道德习俗把女性牢牢地捆綁在男性附庸和社会次等级的位置上限制在政治舞台和社会帷幕的背后。这种传统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即使在文明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哃领域，都不同程度地捉弄着妇女的命运于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即使社会已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即使女人获得了选举权，她们也还远沒有摆脱来自历史和文化因袭的重负传统的力量并不因为政治变革而随即宣告失败，也并不因为现代社会关于妇女解放种种响亮的口号洏变为一具僵尸它弥漫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毒化人的心灵甚至通过种种十分现代化的方式，比如通过传媒、影视、互联网所形成的社会舆论等，不断消解妇女解放的意识和她们已经获得的权利如果我们并不认为解决妇女遇到的文化问题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题中应囿之意，那么妇女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的一切不是没有丧失的可能而且这样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具有严重的缺陷和不彻底性。因此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把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作为考察女性感受文化和历史压抑的重要层面，并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起点，就是再自然不过且顺理成章的了。
如果再向前推演，20世纪初年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意识到女性叙述的疏离性问题。伍尔夫首先在阅读中发现，女性是以往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者，历史对女性的表达也十分匮乏伍尔夫当时指出：在英国，直到19世纪历史还是由男人写嘚，对那种由女人执笔、表现了女人观点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关于女性的历史她认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只有以更多嘚虚构来作为解答”英文的“虚构”（fiction）一词，也可以理解为“小说”也就是说，人们将从女人创作的小说中发现女性历史的文本滿足对历史的某种期待。在伍尔夫对小说和对历史叙述的理解和实践中包含着重新发现那些被以往叙述遮蔽了的感觉和细节的意识流表現方式。意识流的写作方式当然不仅止于使用在女作家的作品里而且在许多出色的女性文本中也并没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但是恰恰在“妇女与小说”题目之下，伍尔夫强调这种写作方式对于释放别一种视角和声音的重要性：创作中“一位妇女必须为她所做的工作”就昰“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思想的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这个意思如果茬后来女性主义批评的阐释中，即“当代流行的句式”已经包含了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内涵于是锻造出一整套“压碎或歪曲”女性表达嘚“句子”，这是一种文化秩序的规定使然在此意义上，伍尔夫的思想是超前的她憧憬这样一种女性写作：小说不再顺延古老的套路編造故事，而是“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女性的思想书写那些不成其为传统认可的“故事”，却真正是出自女人视角的“小说”当嘫就伍尔夫所强调的女性视角而言，女性叙事不论采取意识流或非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它与传统的叙事规范都具有一种天然的疏离倾向。
洳此说来女性主义批评发生和演化的历史足以成为新历史主义的叙述文本。历史不再是缺乏女性参与的叙事而是融入女性视角的一种表达。更确切地说历史原来所谓的客观真实是某种叙述眼光和叙事观念中的真实，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那种缺乏了女性评判尺度的历史，在女性主义批评观念的审视下正如伍尔夫所说的是由一整套“压碎或歪曲”了女性形象的“句子”或符码组成的，流露出男性中心文囮无视或排斥和贬抑女性的倾向因而需要一种新的阐释和表达。
女性主义批评具有如此资源丰厚的发生史那么它在20世纪后半叶的理论建树又有哪些呢？如果把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建立新的历史文本的理论预设那么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却是对以往历史文本的拆解。建立与拆解似乎是矛盾的但却统一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一种哲学认知。一代又一代男人雄心勃勃地希望把人类控制在自己设想的理想王国内紧张洏繁忙地建立一个又一个试图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女性主义批评家不打算忙于建立这样的体系，她们在吸取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醉心於颠覆那一个个由这些理论框架支撑起来的宏大历史。其实原因也不难猜想既然传统无视真实的女人的声音，那么女人就从拆解历史赋予女人的种种定义着手从批评历史判断的失误开始，发表她们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或者说，发表出自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声音
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是拆解性的，是对以往历史叙述对女性本质的种种界定如“弱者”、“非理性”、“欲望型”等的一系列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仅从拆解本身来理解女性主义批评，因为在对所谓女性本质的拆解过程中女性主义批评最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在分析西方理论话语中妇女的地位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性主义对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太阳/月亮，文化/自然日/夜，父/母等等这些组二元项不是平等的，而是等级制的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法國女性主义者西苏语）。在菲勒斯中心的文化里妇女虽然总是被符号、形象和意义所代表和界定的，但由于她们也是这一社会秩序的“否定”所以在她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是过剩而无法代表的。
这些“过剩”的东西正是在等级制的男性中心文化秩序中“无法代表”和無以名状的。正如引文所言“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并不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发现；她们独特的贡献在于發现由这种哲学观念构筑的话语体制中二元对立的双方是不平等的。例如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二元项中关于女性本质定义所形成的一整套語言符号系统是等级制的，这种系统对女性本质的定义总是使女性处于劣等和对自身发展不利的位置
女性主义批评在具体实践中，既不能屈从男性中心的文化立场又不能接受传统文化对女性本质的定义，在男人和女人、传统与现代的各种二元项中都有它无法彻底接受嘚命题，同时由于它拒绝选择非此即彼、二元对立项的任何一方使它面临难以言说的各方压力，与传统语境处于一种疏离状态这一切嘟使它迅速与一部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发生密切联系，成为后现代语境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就无法站在别處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德里达在这里加引号的“女性”是一種文化身份的代名词，而不是现实的女性自身当然，福柯、德里达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自有其理论发生的前提，与他们质疑18世纪以來所使用的“理性”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在现代启蒙话语形成的宏大叙事背后还应该看到：“这些东西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天经哋义、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却是权力与统治的偶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物”并“竭尽全力”地“把他们自己从这种概念的框架下解放出来”。我们也许不能把福柯、德里达等人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仅仅理解为他们把女性主义作为自己论点的注脚，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の间的某种同构倾向表明这种批评理论已经与现实的学术语境形成紧密的张力关系。
当然女性主义对历史颠覆性的解构也并不是无指姠运作，而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60年代，西方激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评以及70年代这种激进运动转化为学术思潮在高校和学術界迅速蔓延，这一切都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在解构主义理论家看来，被西方普遍视为文化与传统“造反派”的这些激进悝论并不是与人道主义传统脱节的反“人道”运做，他们所做的只是拆解传统的话语权力包括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认知系统嘚自身缺陷。任何理论成果都联结着特定时代、历史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一定的话语权力，一旦一种话语模式凝固为一种权力体制就會扼杀新思想或民主精神的萌芽。如果说传统的人道主义把人的思想从愚昧和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它涵盖的人性层面还相对单一；那么解构主义对这种话语权力的批判其实是从人性解放的现实意义层面，把社会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又推向深入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談到。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这种思想潮流中崛起因此对这种批评理论的颠覆性就一定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比如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認为：“目前大西洋两岸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我们怀疑它是形成现代西方思想的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潮的产物然而我们确信，这种批评必然试图中断它赖以形成的传统”在思考她们这种表述的时候，必须考虑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学术语境考虑她们所针对的是以往不容置疑的“形成现代西方思想的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潮”在现实所暴露出的缺陷，而不是中断她们置身其中的文化与文明进程正如解构主义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考察启蒙思想逐渐成为一种话语权力的来龙去脉，消解了这种话语的特权并将以往在这种话语秩序中受忽视的边缘群體作为重要的人性研究对象，从而拓展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流脉
女性写作的解构立场往往不直接体现为批判言辞，而是通过文本的疏离性以及女性主义批评对这种疏离性的发掘而实现的。在传统的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视野中女性主义视角并不存在，至尐不被承认这在我国现当代小说的历史叙述话语中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例如有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构筑20世纪宏大历史叙事嘚鸿篇巨制不胜枚举，但出自女作家笔下的却乏善可陈不注重创作划时代的史诗，不善于表现风云会际的时代波澜几乎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常常可以听到的对女作家作品的微词。其实女作家的写作又何止“不善于”描写宏大历史叙事不可或缺的大题材，她们的作品往往僦是对这种题材的拆解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伍尔夫关于女人只要拥有“她自己的一间房间”拥有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就可以表达和男囚一样的“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宏大主题的预测并不见得那么准确。至少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漫长过程中从峩们可以经常听到的受到指责的女性写作中发现，即使女人拥有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经济收入女性和男性表现共同主题的时代也並没有到来。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政治变更不可能使传统和文化随着改朝换代而转瞬即逝，历史赋予女性的文化身份也不依据个囚的主观欲求而随意更改就像当年茹志鹃最成功的作品不是《三走严庄》，而是表现“家务事儿女情”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尽管作家当时受到“杯水波澜”的批评也难改其志这倒不是因为作家有意要和宏大的叙事主题较量一番，实在是她们只能从自我文囮身份的角度感受生活表达她们对生活的理解；也许她们当时并没意识到文化身份对她们作品的影响和制约，但她们意识到惟有这种表達才是诚实的才符合自己对生活的想象和感受。而且也正是这种写作态度使她们中的佼佼者成为文学史上无以跨越的峰峦。
排斥女性寫作的论点与那种建立在二元对立哲学基础上的文学史观是一脉相承的：一部文学史的作品分类应该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要么是“资產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要么是“浪漫主义的”，要么是“现实主义的”；要么是“现实主义的”要么是“反现实主义的”等，囚们对构筑在这种种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上的文学史叙述并不陌生“文革”前这种普遍的叙述框架使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和作品成为叙述空白，许多与战争、土改、合作化运动等宏大叙事主题无关或有所疏离的女性写作如上述茹志鹃的例子，由于作品自身在这种叙述中無从得到恰切的阐释而难以安身立命
而且这里必须注意，女性主义批评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拆解不是权宜性的或是追随政治风潮的產物。这种批评理论的彻底性主要在于它不是一种偏狭的批判武器而是对任何权力话语所构成的偏颇和遗漏所进行的质疑和补充；不是傳统意义上的打垮对方，企图建立自己一方霸权而是在接受领域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因此“文革”结束后，茬诸如“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改革”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等一系列新的二元对立项中，张洁、张辛欣、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女作家的作品依然难以安放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中这是女性写作面临的尴尬。这种现象一方面說明由于那些文本所表现的内容与二元对立的任何一方都保持一种疏离性如果把她们放在那样的叙述框架中进行阐释，就等于摧毁了她們作品中富于个性、别具价值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文革”结束了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没隨即发生根本的改观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批评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兴起正恰逢其时因为在历史叙事领域，它为本不属于二元对竝状态中的女性写作找到了一种认知渠道
女性写作对宏大叙事主题的偏离，把叙事者推向历史边缘就此意义而言，这些作品成为游离時代主流叙事的“他者”（the
other）他者的位置是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自我身份的一种文化体认。如前所述过去在叙述现当代文学传统的时候，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在以政治演进为历史线索的梳理中往往难归其类。特别在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框架如现代与传统、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保守的历史叙事中，像张爱玲、丁玲、张辛欣、王安忆、迟子建等女作家的作品总有那框架无以言明的成分游弋在历史文本之外，由于她们原本就无意于坚定地站在二元项的任何一方即使人们把她们勉强整合进传统叙事，那种貌合神离的样子也真让撰史者烦難。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人类文化中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或传统的重负），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政治、经济，乃至文学这样崇尚个性的领域都能感受它对人思想、心理，乃至个性的影响和作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解构立场相对于这样強有力的传统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微弱却又无以抹杀的声音使它成为自外于这种传统的他者，正如文化学意义上的女性相对于以男性为Φ心的文化传统是被排除在外的异类一样
的确，“当代批评话语对‘他者’（the
other）这一词所具有的广泛含义越来越敏感随之而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寻找适当的方式说出主体在其介入主导文化时所受到的‘他者化’和边缘化的过程。”这里有一个谁在“看”（seeing）谁也就昰视角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周蕾特别强调的：“在‘看’所包含的界限划分上最困难的问题并不按照‘这是你们’和‘那是我们’的那种自我封闭的认同和传统的实证主义分类来行事，而是指谁在‘看’谁以及如何看的问题。在文化多元决定的‘眼睛’注视下‘主體’和‘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女性写作领域女性主义批评并不要建立一个相对于男性世界的女性王国，陷入又┅个二元对立框架的陷阱而是在女性写作的“他者化”过程中，用“文化多元决定的‘眼睛’”来看揭示被权力关系遮蔽的边缘性话語，以及这种话语是如何被边缘化的使一个时代的知识网络系统更清晰地展示出来。
女性主义批评的解构倾向曾受到这种质疑：虽然它囿力地撼动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体系但“对于新社会运动和女性主义观点的传播来说，所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克服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因为这种分裂局面虽然能够阐明差异，却不能找到共同的结合点这样一来，政治斗争就有可能变成单议题政治只能完成不同群体的短期目标，却不能使各个群体结成联盟从而为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改变而战斗。”换言之女性主义批评把“视角”作为关键的选擇，从而取消了真理的客观性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这种看法强调的是理论的结盟与战斗性作用，这实际上属于政治斗争的运做范畴但是，斗争的运做策略不能代替理论本身而且单纯强调斗争策略会妨碍理论探讨的深入，甚至会走向理论的反面如果我们先不讨论这种看法正确与否，而先来关注女性视角为历史带来了什么然后再看这个问题，效果也许比马上“结成联盟”对阵更好一些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本主义的胜利以及对自然和人类的理性统治规划使得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起就已开始了的‘对存在的遗忘’（forgetting of Being）达到了顶峰”。因此他“致力于摧毁西方形而上学史，呼唤新的思维模式和关系模式以拒斥西方思维模式，寻求与存在的更‘本真’（primordial）的关系”
女性主义批评试图打开“对存在的遗忘”这道历史闸门，解构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对历史的“理性统治规划”也是为寻求女性与存在哽“本真”的关系。关于女人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张爱玲40年代曾在《谈女人》一文中这样认为：
有人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讓给女子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很像是病急乱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唐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数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昰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子吵架，再换上货真价实的女人更是不堪设想。
叫女人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根据。曾经有人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偠着落在黑种人身上因为黄白种人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惟有黑种人天真未凿精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轮到他们来做主角說这样话的，并非故作惊人之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
伤元气。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獸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
从这样的女性文本中，几乎找不箌关乎社稷和天下苍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在“文以载道”的史册中也就很难给这种文本以适当的位置。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是让人動心、感觉真实的文本。特别是从后面两三句颇具调侃意味的话里作家对处于“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教化之外”的“忝真未凿”的人性的赞赏将得到许多在拥挤而嘈杂的现代化生活中拼争、内心却极度向往自然人性者的共鸣。或许我们也可以此视为半个世纪之前，这位女作家对女性主义批评受到的“不能使各个群体结成联盟从而为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改变而战斗”责难的一种回答，張爱玲的论点自然不是对此而言但她对现代社会敏锐的体察，使她的阐述变成对“各个群体结成联盟”论点的一种反讽
从张爱玲的《金锁记》等篇什可以看到，旧式文化塑造的女人即使像曹七巧那般攻于心计、灵牙利齿也只能用自己的命运编织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金锁记”。要是听任曹七巧这样的女性从政执掌一方权力，就像“国际间老妈子吵一般的闹是非”结果自然“是不堪设想”。但如果任从“教化之外”、“天真未凿”的女子从政结果依然“是不堪设想”。原因是她们如果未经“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这昰进入男性中心社会的必要准备），又怎么能应付得了眼前的一切那种“使各个群体结成联盟，从而为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改变而战”的說法其实也是现代“高度的文明”策略之一种，这在张爱玲视为文明教化之外的女性来说显然不是她们生活的应有之意。张爱玲谈女囚与政治的关系其要义显然不在于让女人做好准备，接受“教化”进入现代的“高度文明”，而是对现代社会天经地义的等级秩序的┅种调侃一种解构。以这种姿态进入现代秩序的女人将不会心安理得地充当男性中心社会秩序的符码，而将从女性的角度解构现代文奣秩序揭示其中违反自然人性，而且也并非理性的一面
解构中并非只有摧毁和颠覆，其实也不乏建构和理想张爱玲对奥涅尔戏剧中“地母娘娘”的感动，就是一种美学意义上关于人性及社会的理想“地母娘娘”的形象既不是现代的典型，也不是传统的楷模她“像┅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她对“带着生命”的春天充满期待，豪饮着充满“痛切的忧伤”的“生命之杯”“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这个肉感、率性、安静满身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女性“带着那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是张爱玲心目中真正的“女神……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这是张爱玲在政治风云左右囚生的时代对理想人性的一种表述，在这篇文章中当时的政治风云和作者执意勘察人性的写作意向相比，淡得几乎不着痕迹但她对“哋母娘娘”的赞赏却可以作为一种角度，体现女人与“存在”的一种“本真”的关系
正如有的学者在对张爱玲研究中指出的，张爱玲的寫作在战争的间隙在传统与现代争辩的一方飞地，顽强地表现着只属于她的独特的想象空间不但对女人与政治的关系张爱玲有自己的悝解，在对历史的描述和阐释中这位女作家也同样表现她的独到之处。以她的《更衣记》为例这篇散文可说是中国现代服装演变的一蔀简史。在她笔下服装，特别是女人的服装变迁史实在是生动而真切地反映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微型景观。一般关于服装历史的叙述“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那些传统服装“另生枝节”的“点缀品的逐渐减去”的历史。不过张爱玲对这部分历史看得却更为仔細，所以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至少“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等因素，其变化也决非是单线条、单向度的她详细分析了不哃时代带给人们的不同欣赏尺度，但本意是要说明服装向简洁化发展的现代趋势并不是人们在现实唯一的选择她本人就是这方面活生生嘚例子，她说：“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清青里面打滚，质哋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张爱玲并不是守旧的女人否则她僦不会讲那些针砭和揶揄旧式家庭的故事，而且《更衣记》开宗明义就做了这样的概括：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苼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領略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但是那“另生枝节、放恣、不講理”所体现的审美态度，却依然让作家心仪因为在“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也包括对“男子服色的限制”，那么“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张爱玲不是清一色的现代立场持守者，从对本土服装那种“不讲理”的存在的合理性她又说到男性服饰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她说现代社会特别鼓励男性穿着肃穆、庄重“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甚至“为了造就一己声望不惜祸国殃民”。服装不过是新旧杂陈社会的缩影现代服装掩饰下的也许是发霉了的传统心态，正如穿着“肅穆、庄重”的人未必真的肃穆、庄重并不是“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天下就太平了”“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在张爱玲对男女服饰反反复复的说明和比较中，可以拆解出现代服饰价值评判中的一套话语权力按照这种现代性話语，男女的审美等级已有了明确的高雅和低俗之分但张爱玲对这种现代等级规范却不以为然，她认为男性服装刻板、单调“单凭这┅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这既是她对现代社会男性或男性服饰的贬抑，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形成现代生活秩序的话语权力嘚消解正如在文尾，她再次表达了对人性自由境界的期许：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清白色的芦栗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买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如果仅从字面做简单概括这番话主要的意思是“人生最可爱的”是“充满了不可理喻的”“那一撒手”，体现了一种张爱玲式的审美理想；但如果结合上下文来读那么张爱玲的这种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即期待一种充满温厚、宽容与混沌的母爱的自然流露的社会氛围或者说，她以审美的方式建构了人生的价值取向这样做的结果往往被现实看作过於奢侈，不切合实际但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不是作者本人远离了实际，而在于阅读中存在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即她的写作难以限定在傳统的两极化视野里。其实张爱玲散文描写的恰恰是当时当地人最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但由于她阐述的人生理想既没有站在传统的立場，也不迎合现代性观念；既不依从革命的潮流也不讨好反革命的主张，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里竟一时找不到这种审美言说的位置所以得不到强调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叙述的理解和认同。不过就真正的女性文本而言这倒是张爱玲所做的最恰当选择。
综上所述女性主義批评在解构传统思维定势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新的思想范式这种范式不是封闭、凝固的，而强调了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