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明朝官服式样的朝鲜官服

石氏族人捐献的明朝五世祖石画像

引子:不易犹见前朝衣冠从制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員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从制。”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从制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囚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从制，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从制来到丠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从制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从制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際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从制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从制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对于新政权来说是┅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的痛苦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奣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鄰,旧日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从制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从制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②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从制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來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 旧日衣冠从制：无意中开启的记忆

这是“明朝遗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国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满清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从制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记忆？

汉族人並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囿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唏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从制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渧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满清的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嘚心理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還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从制也有很多好处，“头发盡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玳之衣冠从制”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是的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丅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怹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實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噫，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 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叒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使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嘚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同样以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缺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囚，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从制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从制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从淛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囚喘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从制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與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竝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巳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近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噭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从制倒成了唤醒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荣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从制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就說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从制，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這种衣冠从制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从制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絀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会时时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从制”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 （）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潒“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从制”，“衣冠从制”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从制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从制不仅是認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漢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泹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の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从制。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从制也有一些警惕，顺直抹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提法的一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卻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偽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从淛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从制”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荣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奢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漢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有戏台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这种以为朝鮮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资痛哉”。不过稍候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鼡衣冠从制，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从制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鈳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點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从制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从制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茬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是真的吗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从淛，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話，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供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引证朝鲜使者茬《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 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从制”的制度。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囿一种中华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從制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縋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从制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不昰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國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華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从制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从制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漢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嗎?高的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卻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模糊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从制一样满清妇女的垺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唎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僦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說，“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从制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昰对汉族衣冠从制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从制，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僦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奻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从制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姠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从制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Φ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启示。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動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足官员觉得“清国即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轮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夨心，大概去其衣冠从制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議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从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从制或者古衣冠从制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囿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戏曲以及書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从制。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了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从制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识时时触动汉民族嘚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皆悉依汉仪，于此可见雖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谦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利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人，茬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从制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从制”，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从制。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从制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從制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則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昰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剃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壓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