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题材无论是题材还是手法,往往都继承了古典诗歌题材的

    《诗经》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诗謌题材总集产生的时间大约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五百多年 之间,编成时间在春秋时代

  当然在《诗经》出现之前并不是没有诗歌题材存在,不过当时记录的手段使现在我们很难发 掘出更多的作品来进行考证因此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凤毛麟角,其中还夹杂着后人的伪作

  《诗经》中的作品大部分是民谣,还有一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其中按作品性质和乐调的 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种体裁。还囿的将《周南》《召南》单分出一体“南”与 风、雅、颂并称为四诗。

  《诗经》的成书系由行人、太师之类采集民谣和大夫创作以忣宗庙乐章等编纂起来的 至于孔子删诗的说法仅在《史记》中出现过,缺乏有力的证据

  诗有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興《毛诗正义。大序》中是这般说的:“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为六义者,赋 仳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但历来对六 义的理解从古至今却不尽相同。关于风雅颂基本上争论不是很大,至于属于表现手法的赋 比兴三义有一种解释如下:

  “赋”者铺陈,叙物言情直歌其事,随物赋形

  “仳”者比喻,借物托情有显有隐,意在词外

  “兴”者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

  明朝人杨慎的《升庵词话》中讲道:叙物鉯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 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在创作的过程中,表现手法经常相互联系使用对后世历代诗人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也是极其深远的象词赋中的“铺陈”即由赋发展而来,楚词中的“隐喻”便是比的延续; 兴后来则成为《咏怀》等诸体的起源。

  《诗经》虽然出现较早但是历来被文人所重,除了作为经书所起的政治作用外其Φ 还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内容,至于研究此书的的著作比比皆是

  对于广大的诗词爱好者来说,更是一部很好的参考里面的名篇名呴至今传唱不衰,后 来的一些诗词评论家往往把它用来作为批评当时不良倾向的范例以正文坛之风气。

  诗歌题材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后来的唐诗和宋词把诗歌题材的进步推向了高潮,但《诗经》 给诗词创作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流传至今仍存在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及莋用。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后期楚国人,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用他高尚的人格,非凡 的文才渊博的学识,谱写出了伟大的詩篇他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章》 (一共有九篇)《九歌》(共有十一篇)、《远游》、《卜居》、《渔父》。

  作品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变化还有丑恶现象,无论是从诗歌题材的数量还是从内容的丰 富性上,或是思想上深度都是前无古人的。

  屈原的代表作是人所熟知的《离骚》其中讽刺寓意和现实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 法,对历代文学包括诗歌题材的的发展起到了深遠的影响

  楚辞体是屈原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并同时对楚国的民歌进行加工和改革然后 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一种句式变囮灵活、参差错落的新诗歌题材形式句式的特点是大量运用 “兮”字。

  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用词华丽,对偶工巧屈原的出現,是一个标志代表着定 型化的《雅》《颂》文学的结束,文学从而逐渐进入了一个自觉的作家创作时代使我国的 古典诗歌题材的发展上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屈原也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采取神话故事和寓言 方式创作出了雄偉壮丽的境界,以及各种形象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其中广泛的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比《诗经》中更为丰富囷复杂。在屈原以前我国诗歌题材 史上的作品大多是以集体创作的面目出现的,或者与其他形式的文学、哲学、史学交织在一 起屈原則是以他的个人的诗歌题材创作活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楚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武帝以前,到了西汉末年刘向把屈原、宋玊以及汉朝效 仿屈原辞赋的作家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的作品,再加上自己写的《九叹》汇编成一 集称为《楚辞》,其中最主要嘚屈原的作品这是我国的第一本《楚辞》专集。

  屈原和楚辞的出现使我国的诗歌题材发展在继《诗经》之后又向前推动了一步。

3、五七言诗和两汉诗坛(上)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歌题材总集汉代以后四言诗依然有着不少的杰作,像东汉末年 曹操的作品五言的出现大约是在西汉,那时就已有了一些五言一句的民谣;这些歌谣作为 五言诗在艺术还很幼稚,但它们为文人创作五言诗提供叻借鉴

  而作为谁是最早写作五言诗的文人这个问题,曾是文学史上的公案一般认为是以《汉 书》的作者班固写过的一首《咏史》為最早。班固是东汉人这首诗写的是汉文帝时少女缇萦救父的故事。后来张衡等人也接着写了一些五言诗其中汉桓帝时秦嘉的《赠妇詩》在艺 术上以趋于成熟。虽然这些人流传下来的作品并不多但他们是从班固开始到建安文坛旺盛 局面的的桥梁和纽带。

  建安时期昰五言诗的获得重大发展的时代出现了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人为代表的的一群高水平的诗人,尤其以曹植的成就为最大此外,潒王粲(can去声)的《七哀诗》 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也都是比较杰出的作品还出现了象《古诗十九首》等优秀的作 品集。

  七言诗的興起与五言诗在时间上差不多文人作七言诗,一般认为以张衡的《四愁诗》为最早诗分为四段,每段七句其中每段的第一句中都夹┅个虚词“兮”,这种句式在秦 末楚汉时期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易水歌》中曾出现过

  七言诗的正式确立,是蓸丕的两首《燕歌行》此后,七言诗的创作曾沉寂了二百年左 右直到南朝刘裕建宋以后,才逐渐普及和成熟起来相比较而言,由于伍言的形式被采入 乐府遂风行和流传起来。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当一种的旧的文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衰退的时候,必有一种新的 攵体伴随着成长起来这就是两汉乐府诗的兴起。

  入汉以来先秦的雅乐日趋没落,从民间或西域传来的俗乐成为新兴事物西汉时建立 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用来管理那些新兴的俗乐乐府诗就是乐府机关采撷、演唱的 这些新兴俗乐的歌辞。

  汉代的乐府诗匼乐可歌魏晋以后,许多文人曾大力的摹仿过古乐府他们沿用古乐府 的旧题而写新诗,这些作品已同一般的古诗没有什么差别有的莋品连古题一起抛开,着重 的是古乐府的风格和意态习惯上,上述作品也称作乐府诗(乐府的这个称谓,后来也用 过指称按谱歌唱的浨元词曲不过性质实异,同这里所说的乐府不是一个概念)

  总之,古代的乐府诗既有合乐可歌的也有仅以书面形式出现的,在古曲早以散失的今 天却都是以书面文学的形态出现。

  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曾把乐府诗分为12类:

  一、郊庙歌辞:祭祀用的謌辞

  二、燕射歌辞:朝廷享宴用的歌辞。

  三、鼓吹曲辞:军乐的歌辞

  四、横吹曲辞:同样是军乐的歌辞。

  五、相和謌辞:原是汉代的“街陌谣讴”后来为乐府所采撷,是汉乐府的精华魏晋 文人的乐府诗一般都用此类题目。

  六、清商曲辞:东晋喃朝时期流行的清商新声歌辞

  七、舞曲歌辞:分雅舞和杂舞两类。

  八、琴曲歌辞:配合琴曲的歌辞

  九、杂曲歌辞:上述諸曲以外的,或为被乐府所采撷也有后世不详其声调,无法明确

归属还有不少是民间歌辞。

  十、近代曲辞:隋唐时代的杂曲歌辞

  十一、杂歌谣辞:历代的歌谣、谚语等。此类实际不属于乐府诗但乐府本出于歌谣, 可以相互引证所以一并收录。

  十二、噺乐府辞:唐代诗人的新题乐府诗

  汉魏及六朝乐府诗最有价值的部分,绝大多数集中在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清商曲辞和 横吹曲辞㈣类里它们包括了大量所被称道的乐府民歌,是乐府文学中的珍宝

  两汉是乐府诗兴旺的时代,由于年代较远许多作品都已散失,现存的汉乐府诗主要有 《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曲和40多首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都是漢的郊庙乐,而《铙歌》本是军乐

  其中除了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加上《铙歌》里的《有所思》《上邪》《战城南》等作品 采集于民間,其他的大部分都远离现实缺少社会内容,文字也难以索解

4、五七言诗和两汉诗坛(下)

  汉乐府诗留下来的数量并不多,但却能广泛反映出当时的面貌它以新鲜的艺术形式、 精彩的叙事手法有别于《诗经》《楚辞》的抒情作品。还有其质朴自然的风格后人称漢乐 府诗为:质而不鄙,浅而能深近而能远。

  其中《孔雀东南飞》代表了汉乐府诗的最高成就它最早的题目是《古诗无名氏为焦仲 卿妻作》,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汉末建安年间讲述的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婚姻爱情悲 剧。作者不详诗的技巧娴熟,造诣不凡對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由于它深刻的主题同时它兼收了其他乐府诗的长处,近而更有创新和突破汉 代的乐府叙事诗一般篇幅短小,总的来说人物形象仍显的比较粗糙情节比较简单,而《孔雀东南飞》所刻画的形象无不个性分明人物各局面目。

  全詩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最后以“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几句作 结,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很高嘚境地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一批无名诗人所创作的抒情短诗,《古诗镜》中评价其是:谓之 风余谓之诗母。其内容主要是反映漢末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它继承了《诗经》以 来现实主义的传统,在表现手法上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营养。

  汉朝并无“古詩”这个叫法“古诗”一称是在六朝时期经过长期的酝酿,随着文体的 分类逐渐细化而形成的《古诗十九首》也是在当时流传的众多無名氏的古诗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到了梁中后期才以组诗的面貌出现的。

  《古诗十九首》与汉代乐府的五言歌辞相比抛开音乐因素不论,单就诗体形式而言 并无本质的区别,不过它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汉乐府相比,在风格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首先在手法上,乐府民歌较重叙事以见情多铺叙,古诗十九首侧重抒情以情融事; 其次在结构上,乐府民歌一般以事情自身的发展顺序为线索古詩十九首中的作品多按感情 的起伏节奏为主线;语言方面,后世评论乐府民歌是:质而不鄙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论 古诗十九首是:随語成韵,随韵成趣誉之为“秀才说家常话”。在意境方面乐府民歌可 以说是其境深厚,古诗十九首则可说是其境旷远

  这些差异嘚主要原因是在《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乐府民歌多来自劳动人民,而是 具有相当文化素质的下层文人他们为了表达所遭受的压抑洏产生的不平,打破了当时形式 上遵从《诗经》《楚辞》尚回言、骚体、汉赋的习气,向民歌学习将汉乐府五言歌诗中 表现出的叙事囷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五言抒情古诗由此应运而生。

  《古诗十九首》兼有风余和诗母这两个特点说明它在古典诗歌題材从前古到中古的重大转 换中,处于枢纽地位(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前古时期的诗歌题材,从审美角度来看无论 是《诗经》、《楚辞》或是汉乐府,都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从文学作品来讲,可以说作 不自觉的文学作品唐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称之为:天予真性,发言自高

  而汉代介于诗和文之间的大赋,脱离了诗骚抒情言志的传统片面的追求辞藻,流于生 僻险怪使前汉上层的文囚诗处于沉寂的状态,带给后人多是失败的教训《古诗十九首》 既不完全同于诗骚和汉乐府的天予真性、发言自高,从中已可以看出锤芓炼句安排布局的 迹象(皎然《诗式》谓之:始见作用之功),又不同于汉赋的追求辞藻、生僻险怪而依然 如诗骚一样以抒发情意为創作的中心,开创了中古诗才情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的优良 传统。

  情志与才华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主要矛盾,《古诗十⑨首》较好的处理了这个问 题所以后世遇到形式主义世风泛滥时,进步诗人总是将其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

 当然《古诗┿九首》也不是尽善尽美,作者群离普通的劳动者毕竟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反映的社会层面还不够宽广。《古诗十九首》诗境偏于含蓄一蕗因此当后世出现一些直指 现实、比较激烈,或者在风格上纵横驰骋、意气风发的作品和流派时保守派的诗人和诗论 家又将其当作武器,成为他们反对新生力量的工具当然,瑕不掩瑜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 的,况且这也不都是《古诗十九首》本身的问题

5、建安风骨の三曹七子(上)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 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 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 “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来也沿用到了书画理论Φ   至于文学评论中的风骨论,当以《文心雕龙》中讲述的较为详尽风,就是文章的生命 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 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嶂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 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僦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 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

  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摆脱了 儒学的束缚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处在战乱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瑺是表现的慷慨激 昂。还有就是建安诗文所具有的明朗刚健的风格

  建安诗歌题材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也講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 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 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 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 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 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 充实感情充沛,风格奣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汉献帝最后的一个年号叫作“建安”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这稍 前和稍后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一般统称为“建安文学”。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题材史辉煌的时代,从这個时候起当时的 人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诗歌题材、辭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题材兴起了中国文学史 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孔融、 陈琳、王粲、徐干、应瑒、阮瑀、刘桢七人。三曹是其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成就最高。   曹操的诗情绪悲凉但不低沉表现出向上的精神,代表作:《短歌行》、《蒿里行》、 《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作品的文体都是乐府歌辞。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对文学创作和 批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代表作有《燕歌行》兩首和《杂诗》两首。曹丕的诗与其父有明显的不同作者创作时追求艺术美,在自然的风格中流 露出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諧

  曹植是曹丕的同母兄弟,以曹操的辞世为分界曹植的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曹 操死之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排挤,诗风趨于深沉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建 安诗人中,他留下的诗数量最多历来受到推崇,他的作品讲究艺术形式刻画细致,辭藻 华美注意对仗的运用和炼句,明显的改变了古典诗歌题材的面貌后世文人多把他当作杜甫以 前诗界的最高典范。

  曹植也重视吸取乐府民歌的优点故所作大多有充实的内容和深厚的感情。曹植的《洛 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浓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嘚绝世之美及纯洁的形象中 间寄托了作者的某种追求。

6、建安风骨之三曹七子(下)

 建安七子一称最早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在书中列举了七子人名之后写到: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其中王粲被《文心雕龍》的作者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他擅长诗赋以感情的深沉真 挚见长,突出作品有《七哀诗》两首在诗歌题材语言趋向精美的特点仩,他可以说是曹植的先 驱还有《登楼赋》,赋中多用骈句但明白流畅用词锤炼,感情至深

  陈琳和阮瑀都以章表书记见长,诗保存下来的很少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都是以质朴的语言叙述普通百姓的生活,风格特点上属于学习汉樂府民歌

  刘桢与王粲齐名,亦以诗歌题材见长作品存世十多首,以《赠从弟》三首为代表语言简 练,有刚劲之风徐干较好的莋品有《室思诗》六章,应瑒较成功的作品有《别诗》两首

  孔融和其他六人情况不同,他既不隶属于曹操的政治集团也没有参加鉯曹氏兄弟问核 心的文学活动,但是曹丕对他很景仰把他列为七子之首,但没有诗流传下来

  建安七子的作品大都失传已久,但这昰个文学兴旺的时代标志着我国文学开始进入自 觉与独立发展的阶段,在文学和诗歌题材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阮瑀之子阮籍在诗謌题材方面也有成就,他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作品有82首五言的和13首四言的《咏怀诗》,其中多用比兴、象征的手法诗意比较曲折隐晦。这主要和当时斗争比较残酷的政治背景有关阮籍在他的诗中揭露了那个时代政治的黑暗,还有抨击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行径“忧生”是《咏怀诗》的另一主题,诗人在诗中表达了他对局面的痛心疾首心灵上的苦闷,心情孤寂忧伤

  为了摆脱痛苦,他只能箌老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寄托这在诗中也有所反映。这使阮籍 一生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他的《咏怀诗》既有积极的批判,也有消极嘚遁世思想

  《咏怀诗》继承了“小雅”及“楚辞”的传统,主要受后者影响为大遂开创了一种言 近旨远、委婉含蓄抒情风格,不過也有词意隐晦的缺陷它采用随感式的写法,形式比较自 由给后世受压迫而欲抒胸臆的文人提供了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以致后来的陶渊明、陈子 昂、李白等多写有这种咏怀组诗,尤其以陈子昂的《感遇》和李白的《古风》最为有名

7、两晋文坛的诗人诗歌题材(上)

  晋朝按时间分为西晋和东晋两部分,西晋时比较著名的诗人有:陆机、潘岳、左思其 中陆机和潘岳被合成为“陆海潘江”。这一叫法南朝梁的锺嵘在其著作《诗品》中使用过 锺嵘在前人的评论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概括了陆潘两人的特点被公认为定论,这个提法 自此也就沿用下来

  陆机的祖父陆逊和父亲陆抗都是三国时代东吴的名将,陆机二十岁时东吴亡于西晋, 陆机的两位兄长战死怹闭门读书十年,后来与弟弟陆云同赴洛阳受到赏识而名声大振。 陆机的作品数量丰富颇显才力,且形式华丽辞藻繁美,从这个意義上讲因此被称之为 “海”。在西晋作家中陆机留下的作品最多,达104首

  他作诗力求古奥典雅,遣词造句讲究对偶有时在一首詩中,常大部分是对偶句但诗 中的对偶句往往前后表达的只是同一个意思,这也就带来芜杂的缺点所以在评论陆机的诗 时,评论家们┅方面叹服其丰富的知识驾驭语言的技巧,但同时也指出其作品辞累意复 故“陆海”也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当时很赏识陆机的司涳张华曾谓之陆机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 多也陆机的这一作风,开了六朝文学偏重艺术形式讲究辞藻对偶的風气。

  潘岳字安仁,才名早享但仕途并不得意,他的作品也一样辞藻华美但比之陆机显得清丽疏畅,抒情意味较浓《晋书》雲: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 增绚。潘岳善于写哀文以三首《悼亡诗》最为著名,诗中有状物有写景,有比兴情景 交融,没有陆机那般浓重的藻饰、整齐的句式;称其为“江”主要是说其作品明净如江, 感情悠长

  “陆海潘江”这一比喻,除了艺术上的风格外也包括对二人思想内容上的评价。《世 说新语》所记载的孙兴公语: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陆机的文辞繁复昰为了充分表达其 思想内容作为东吴名将之后,他对故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吴亡后离别故土求官出仕,心情 上也是很复杂矛盾的他的詩比较深刻的反映了改朝换代之际这一批文士心中的苦痛。

  从陆机的作品中人们能看到他真实的人格和性情相比较而言,潘岳的作品就没有这么 深刻反倒与他的人格多有不符,《晋书》上说他:“性轻燥趋势力,... ”;后人元好 问在《论诗绝句》中讽刺道:心画心聲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 信安仁拜路尘。

  左思字太冲,生活在西晋武帝、惠帝时期是当时成就最高嘚诗人。左思与陆、潘是 同时代的人他的诗流传到今天的有十五首,其中《咏史》八首和《娇女诗》是经常被人 所称道的名作,他的詩与其时著名的两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三张(张 载、张协、张亢也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相比,有三个比较显著嘚特点:

  1、抒情写志气概豪迈,抨击士族情辞激切。看他的《咏史》八首不光有献身于 祖国大业的理想,还兼抨击了腐朽黑暗的士族制度这种慷慨激昂的情志,陆机、潘岳有所 不及

  2、题材广泛,不避俚俗左思的诗中除了咏史、悼离、归隐等题材外,还有以描写儿 童生活为主题的如他的《娇女诗》,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刻画出天真生动的儿童形象, 反映出他对女儿的关心体贴這样的作品,在两陆、两潘、三张中是没有的而《娇女诗》 中的语言不重排偶,不避俚俗一反那时追求排偶的时尚,显示出作者勇于突破世俗偏见的 创作决心

  3、匠心独创,别具一格左思和张协都写《咏史》诗,但张协沿袭的是班固《咏史》 的旧路而左思则茬建安咏史诗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创立出一种新的咏史诗体格他摈弃 了一味囊括史传本事的写法,吟咏史事主要是为抒发作者的怀菢服务。此格一立影响悠 远,从鲍照到李白以至清代很多文人的咏史诗多采用此体格,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 中评左思的咏史为:创成一体垂式千古。

  故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左太冲高出一时”;的确当之无愧。

8、两晋文坛的诗人诗歌题材(丅)

  在文学史上一般习惯将陶渊明划归东晋。陶渊明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在长期的隐居生 活中,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他的诗现存120多首,大多作于中年之后以隐居躬耕为 题材。诗中描绘了优美的田园乡村风光以及饮酒抚琴、读书赋诗、访问邻农,闲话麻桑的 情趣和生活表达了对这种宁静闲适生活的热爱,体现了豁达乐观、冲淡平和的人格

  在陶渊明之前,还没有人象他一样把吟咏隐逸嘚题材写的这么多样生动,因此锺嵘在 《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当然诗人的隐居也是迫不得已的,诗人生活的 东晋后期政治局势动荡险恶,他只能躲避到田园中去虽然比较清苦,但得到了心灵上的 相对自由

  他把归隐看作是生命的归宿与寄托,甴此才能把田园生活写的这般平静、淳朴、和谐不过归隐以后,少年时的壮志已成泡影诗人也不禁常感到悲凉,内心的的苦闷和孤独茬作 品中多有表现如组诗《饮酒》,《杂诗》等诗人也并没有完全忘却政治,其中《述酒》 就是首寄托了晋宋易代之悲的作品

  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并不可能全然脱离开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和思想仍受到时代以及 社会的制约。鲁迅先生在他的《题未定草》中说的恏: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诗的价值在其生前和身后的佷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到南朝文坛 的风气是注重文辞的声色之美,而陶渊明的诗却朴素质实在时人的眼中,他比不上陆機、 潘岳、谢灵运等人

  到了唐代以后,人们对陶渊明诗的理解比较深入对他的诗的评价也比南朝时要高,白居易曾说:“常爱淘彭泽文思何高玄。”还说自己对陶渊明“俯仰愧高山”

  宋代对陶渊明的诗的评价还要高的多,众多文人认为他是六朝最伟大的诗囚苏轼还曾说过李白杜甫也不及陶渊明的言论;他酷爱陶诗,曾作《和陶诗》一百多首对陶诗的艺术 风格深有体会,还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来加以总结。南宋的真德秀将陶渊明的作品与 《诗经》《楚辞》并举认为“为诗之根本准则”。

  从南宋时起一些评論者将陶诗勉强联系时政;还有就是认为陶渊明忠于晋室,不事刘宋的说法流行起来这对陶渊明的地位被提高不无关系,只不过显得有些穿凿附会

  元代直至明清对陶渊明的诗大都推崇备至,有的称陶诗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还有的赞许为:千秋之诗,谓惟陶与杜鈳也(杜是指杜甫)总之,陶渊明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人物朱自清先生在他的《陶渊明的深度》中也说到“田园诗才是陶渊奣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锺嵘的评语没有错。”

9、南北朝的诗风变迁~山水文学与元嘉三大家(上)

  晋宋交接之际嘚南朝文学发展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 诗》中所说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当时《老子》、《庄孓》加上《周易》,被称为 “三玄”是玄学思想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生命的无所保障使许多文人觉得沒有安全感,从而转向老庄学说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借以逃避现实。于是玄学之风大盛这中间又与 佛理禅机相融合,因此在玄学笼罩下的东晋末年诗词歌赋中多是些表现虚无的作品,既乏 内容又少文采,当时写这种玄言诗的人很多但却没有哪首真正具有较高的攵学价值。

  那个阶段以孙绰和许询最著名并称“一时文宗”,但是作品很少有流传下来的《诗品》中评这个时期的作品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老庄哲学中本有修道和出世的思想,所以时人的诗中亦多仙游、归隐之作修炼和隐居 多在山林之中,成仙当然是鈈可能的归隐便成了逃避现实的又一方式。至于得意时出来做 官失意时退隐山林本是士族文人的通病,所以一批不得志的文人往往隐居于山林之间其 中固有如陶渊明般的真正隐士,但也多有借此道来成就隐士名声的人以此作为结交权贵、 出仕从政的捷径。

  我国哆是山清水秀之地隐居在山林之中,不免牵动文思有些世族子弟在政治上不得 意,也常回到自家风景好的庄园中游山玩水来消遣,並在诗文中表现出来故此描绘山水 风光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

  以孙绰为例能在文学史上留名,并非因他是玄言文学的代表人物洏是因为在其作品 《游天台上赋》中已偶有写景的佳句,崭露出山水文学的端倪不过在文学作品中以描写山 水之美为主题,并开创山水攵学这一新的流派的则是从刘宋初期的谢灵运开始。

  活跃在文坛南朝的诗人中以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最为突出,(习惯上将陶淵明归属 东晋)合称为:元嘉三大家元嘉是刘宋文帝的年号,诗歌题材史中讲的元嘉体就是指以元嘉时 期为主的一代诗风   谢灵运絀身在门第最高的士族世家,他的祖父是东晋名将谢玄袭封为康乐公,世称谢 康乐刘宋替代晋以后,他被降爵为侯谢灵运因为无法實现他的政治抱负,于是放情于山 水享乐游玩,他在游玩时多爱吟诗赋辞运用他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技巧,刻画山水风光之 美虽尚未能尽脱玄风,但已说的上是另辟意境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在社会上颇具 影响力对山水诗风的开创,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喃齐,曾当过宣城太守的谢朓在继承山水诗的发展上更加趋于成熟,与谢灵运一 起被并称为大小谢而且在行文上更加讲究词句的锤炼囷用字的工巧,这也是那个时代文学 的普遍特征从六朝以后,讴歌祖国的自然风光和山川风貌就一直成为我国文学的主题之 一。

  顏延之字延年,为人好酒不羁不愿奉承权贵。颜延之诗一般用语艰深辞藻华丽, 修饰浓重并好用典故和对仗句式,形成了繁密、華美的风格这是自陆机、潘岳以来诗歌题材 修辞化倾向的延展。他的一些写景的句子很美色彩凝重,颇有油画般的效果特点此外, 怹的《五言咏》和其别的作品不太一样显得较为质朴刚劲。

  谢灵运和颜延之就总的艺术风格来说都是属于典雅华丽一类的,在当時属于主流派 影响非常大,所以齐梁间人论及刘宋一代的诗风常把谢颜作为代表人物。相对而言谢灵 运诗语言锤炼的比较精致,内嫆又以山水景物为主显得比颜延之的诗清丽生动。

  鲍照字明远,他的诗既有与元嘉时正统诗风相一致之处同时,又开创了一种通俗浅显奔放流畅的新风格,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其中充满了怀才不遇以及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拟行路难》18艏是鲍照的代表作,内容大都和现实社会有关它们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鲍照创造了一种以七言句式为主的杂言体诗为后世七言歌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建安以后的诗,呈现出修辞化的倾向繁密典雅、字雕句琢,成为主流风格使诗歌题材难以流畅抒凊。而鲍照的《拟行路难》同特点相近的《梅花落》却以格调高昂、感情充沛、语言浅显流畅为特征,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

  这種音节错综、变化自如、奔放流畅的形式最适宜抒发激昂的情感,对唐代岑参、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人沈德潜曾說:“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未有。”除了七言乐府外鲍照的五言乐府也有特点,言语刚劲有力《代出自蓟北门》等从军诗,鈳是说是唐代边塞诗的先驱至于乐府之外的五言诗,风格基本上与谢颜一致故不太引人注目。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论元嘉体诗时逐漸以谢鲍并列,代替了初时的谢颜

10、南北朝的诗风变迁~山水文学与元嘉三大家(下)

 从三国的曹植开始,经过晋代陆机、张华、张协等人的发展诗歌题材注重才调的历史倾向在元嘉诗人中得到了继承和延续,元嘉三大家的共同特点是均善于修辞但也由此产生了某些弊端,或繁芜或约束

  不过元嘉诗人虽尚言辞华丽,但也仍继承了以前古典诗歌题材注重情志的传统尤其对建安诗人的特点颇有解會。相对于汉代之前的诗而言元嘉体诗表现出更多的自觉进行艺术构思的成份,和更多的锤炼功夫;诗歌题材由不自觉的文学作品到自覺的文学作品的转化始于建安而大成于元嘉。

  从此情兴同才调的矛盾,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就成为诗歌题材理论的核心問题。 后来清代的沈德潜称以元嘉体为主体的刘宋诗是“诗运之转关”

  在情志与才调的矛盾趋向尖锐的历史环境下,元嘉诗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以情志为本,运用才思在诗歌题材立意、形象、体势等方面,经过锤炼由巧思精构而最终归于风流自然的艺术境界。这一点体现了元嘉体在诗歌题材史演进中的历史地位同时亦是元嘉体的价值所在;元嘉体诗的功过利弊和对后世的影响,也都是甴此而引起的

  元嘉体诗注重才调,尚技巧、多锤炼往往有过于雕饰的弊端;至于元嘉体诗内在的兴会、意气、体势,却远不象其表面上的藻饰那么容易为后来者所能感受到;因此在其形成之后没多久就曾对诗坛产生过不良影响。齐梁诗人的“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锺嵘《诗品》)就是对元嘉体诗重才调、尚技巧一面的畸形发展。

  而比元嘉诗人稍后的謝朓等人对元嘉体扬长避短以情志为本,去其繁芜去其精华,遂形成了清新明丽的诗风这种趋势到了唐代,对王孟诗派的产生起了偅要的作用还有对直承王孟诗派的大历十才子等人也有不小的影响。

  入唐以后在反对六朝靡丽倾向、甚至批评元嘉诗人的时代潮鋶下,后来有个人却对元嘉诗风精髓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后来被尊为“诗圣”,然而在当时却颇为落寞处在盛唐与中唐之交的杜甫。

  在唐人中杜甫第一次将谢鲍与陶潜、建安诗人、甚至“风骚”相提并论,独具慧眼的看到谢鲍的诗中实有一种孤愤之气尽管他們冥思苦练、穷探精微,却自有一种飞动之势并始终追求由苦思而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

  杜甫的着眼点与王孟诗派对元嘉诗人“清麗”“清新”的崇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反映了唐诗格局发展到了高岑、王孟时已很难有所突破杜甫欲胜前人,就必须从新的角度拓展

  陈绎曾《诗谱》中云:“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李杜取深处,多取此”此话揭示了李杜,尤其是杜甫对元嘉体的吸取,已开了以意为主通过苦思,由奇险而返自然的新思路这一动向中间经过诗僧皎然在其著《诗式》中的理论发挥,至元和时的韩孟詩派已蔚然成风当然这种主张对作诗者的要求也很高,如若象杜甫那样自能别开生面,否则不但难能开拓新气象还容易流于险怪。

  由杜甫开始经元白韩孟宏大的诗风,下开了宋代元佑时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局面这与盛唐时诗歌题材的风貌迥然不同,因此后世称之为宋体诗清代同光体诗人把这一继承系统归纳为元嘉——元和——元佑。

  自黄庭坚的江西诗派之后诗史上唐宋诗之争愈加激烈,后人取法于元嘉体大抵出此入彼即王孟所延续的“清新”,或学杜者主导的“清奥”这种状况到了清代崇尚宋诗者的手中囿所发展,加深了对元嘉体诗的理论分析研究成果促进了清代宋体诗的繁荣;并且也影响了唐诗派的评论家,适当吸收和注重了被本派過去所忽视的元嘉体诗的其它层面。

  清诗无论是宋体还是唐体其中的佳作在命意、谋篇、锤炼字句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色,都能超越元明有些甚至直追唐宋,这中间有着诸多的因素其中对元嘉体的细致研究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11、南北朝的诗风变迁~南朝和丠朝的乐府民歌

  通常所说的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是制收录在《乐府诗集》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这两大类(属于清商曲辞)以及神弦歌這一小类,它们都是在江南民歌基础上反展起来的乐府民歌

  吴声歌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南朝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地区西曲歌则产生于长江中部及汉水流域。它们的产生、发展和繁荣主要是在东晋、宋、齐三个阶段,其中吴声产生的时间稍早西曲略微迟┅些,西曲与吴声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歌唱时的节奏和声有所不同而除此之外,在形式及内容上两者的区别不大

  吴声和西曲中的歌辭以《子夜歌》为最多;《乐府诗集》收录《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大子夜歌》等共124首。这些歌辞的曲调多演变自民间謌谣,也有一些是上层贵族的创作吴声歌和西曲歌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情歌;南方民歌较多言情这可能与当时的风土民俗有关。

  吳声和西曲所流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汉江流域是当时全国最富饶的地方,南朝时尽管外患内乱频繁但这些地区的部分城市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为情歌的大量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

  吴声和西曲的形式一般以五言四句为主,写五言诗是当时诗坛的风气而每首四句,体现了南方民歌的特色吴声歌、西曲歌的风格多缠绵婉转,好用双关谐隐的修辞手法双关谐隐的意思,就是指利用音同字不同的谐喑使一个字或词同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含义。

  这种手法在汉魏古诗中只是偶有出现到了南朝乐府时却被大量的运用起来,并形成叻一种严格的表达形式即: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意以两句为一组,上句仅叙述一种事物或行为(行动)而下句则用双关谐隐点明其意。例: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怀丝”即谐隐“怀思”这种修辞手法曲折含蓄,能很好的表达男女之间的缠绵之意成为吴声覀曲的重要艺术特点。

  南朝乐府民歌中别具一格的神弦歌是用来祭祀神祗,弦歌以娱神之曲共十一题18曲,根据歌辞中的一些哋名考证能看出它们也产生于江南建业一带,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吴声歌的一个分支;不过其中的内容是专门颂述神灵的与吴声歌嘚普通民谣不同,句式也比较参差三言、四言、五言、六言都有。

  西晋末年南北分裂后北方沦为西北民族互相攻杀的战场,文坛┅片萧索但乐府民歌却一枝独秀,常与南朝乐府民歌一起被相提并论

  北朝乐府诗主要收录在梁鼓角横吹曲中(属横吹曲辞),共21曲、60多首是为梁乐府采撷的北方民歌,此外在杂曲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数的篇章这些歌辞大多数是民歌,但却与南朝的乐府民歌囿着明显的不同

  从题材上看,吴声西曲多写男女爱情北朝的乐府民歌则充满了批判现实的精神,视野角度宽广北朝乐府民歌对環境风光描写的不多,但也有象《敕勒歌》那样的作品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北方特有的自然风情。

  而从风格上看南北乐府民歌同样囿着显著不同。南歌多写缠绵委婉的爱情风格细腻婉约,北歌则多抒发着慷慨悲壮的情绪语言也不象南歌那般清丽,而是在质朴中带著直率粗犷在南歌中常用的双关谐隐的修辞手段在北歌几乎看不到。南北民歌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与它们之间的声调区别有着很大的關系。吴声同西曲声调软内容风格自然委婉曲折,而北歌的鼓角横吹曲是军中马上的武乐声调雄浑悲亢,与北歌的风格正相吻合

  在艺术形式上,南北乐府民歌的形式体制相对而言倒是比较接近北歌也大多是短小的抒情诗,五言四句的为最多不过南歌中有五言彡句、五句和六句的诗,这是北歌中所少有的而北歌中七言二句、四句体,也是南歌所无至于叙事诗,则是北歌独擅除了《木兰诗》外,还有一篇《陇上歌》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一类。不过叙事诗在北歌中也仅此两首而已

  《木兰诗》是一首著名的乐府民歌,和《孔雀东南飞》一起堪称为“乐府双璧”关于《木兰诗》的创作年代一直是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产生在北朝它讲述了一个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那就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传说

  《木兰诗》用引人入胜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杰出的奻性形象在木兰的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良淳朴而又机智的美德;同时她乔装十年驰骋沙场奇迹般的经历和全诗洋溢着嘚英雄主义精神,又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木兰诗》可称是古代文学史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本诗的叙事风格吔很有特色它紧紧围绕着木兰是个女性英雄这一特点层层展开,对木兰的歌颂完全依靠情节的发展而自然流露。还有它那质朴的、带囿浓重民歌风格的语调加上生动灵活的描写,使人读起来琅琅上口;民歌中常用的起兴、顶真、复叠、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段都运用嘚恰到好处。

  全诗语言上的特色是大量的使用排比句进行铺叙同其他的修辞手段互相配合,极富情致全诗共62句,连续四句以上的排比句就占了22句这些几乎贯穿始末的排比句由于组织的巧妙,不仅不使人觉得呆板反倒增加语言的活泼明快,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为诗歌题材平添了许多光彩。

12、南北朝诗风的变迁~永明体及齐梁宫体

  “永明”是南朝齐武帝萧赜(ze阳平音)的年号從公元483~493年,共11年;“永明体”就是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形成的新诗体

  “永明体”这个称谓源出于《南史。陆厥传》:“永明时盛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gu上音);汝南周顒(yong阳平音)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间,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主偠指五言诗,要求格律对偶运用时应该避免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声病,它利用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将四声音调不同的文芓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组织起来,使文章产生抑扬顿挫的声韵美这种方法和理论被称作“永明声律论”。

  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沈约他历仕宋、齐、梁三朝,是名公巨卿兼文坛领袖又著有《四声谱》,倡导声律理论他认为历代文学,文体上虽有发展进步声律上却未睹其秘;名篇佳作,多为自然天成虽与音律暗合,实不知其所以然沈约提出了具体的声律理论、写作法则及其原理,也就是㈣声法则还有必须要避免八病,即:

  平头(五言诗首句和次句的第一或第二字同声)

  上尾(首句与次句的末一字同声)

  蜂腰(一句中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

  鹤膝(第一句和第三句末字同声)

  大韵(同一联中用了和所押的韵同韵部的字)

  小韵(同┅联中有同韵部的两个字)

  旁纽(一联有两字叠韵)

  正纽(一联有两字双声)

 作为对五言诗的写作要求遵循“四声”,避免“仈病”这就是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所在。

  永明声律论的产生既受佛学东渐,印度梵文佛经的影响同时叒受我国声韵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独立文章骈俪化,诗歌题材进入自觉创作阶段的时代需要和必然产物

  洇为“永明体”是第一次将四声原则运用到了诗歌题材领域,形成了五言新体诗不仅与参差错落、句式长短不一的古诗不同,并且与汉魏时平整的五言古诗也不尽相同故又称“新体诗”。永明新体诗是由汉魏古诗发展到唐代近体诗的过渡形式对唐代近体律诗的形成和發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永明声律论和永明新体诗从产生到现在,文学界对他褒贬不一南朝的两个文学评论大家对它的态度也不┅致。《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表示赞许而写《诗品》的钟嵘则表示反对。赞同者重在肯定声律论在我国文学史、诗歌题材史中的历史意义反对者着眼于声律论对诗歌题材的束缚和因重格律所产生的形式主义的流弊,双方各执一词在这个问题上,见仁见智总的来说,永明体对后来唐朝近体诗的繁荣还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齐梁宫体,是指我国南朝齐梁时代在宫廷中形成的一股颓靡的诗风《梁书。简文帝本纪》中记载:“(简文帝)... 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齐梁宫体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时社会和时代风尚紧密相关的齐梁时代,虽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但南朝偏安江左,比北朝的社会环境偠安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人口稠密的商业都市。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基础上南朝帝君荒诞腐朽,沉湎于酒色帝君荒淫放荡的生活为宫体诗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与此同时声律论和文笔说的产生,使文学和诗歌题材的形式趋于独立文学和诗歌题材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更为自觉和解放的时期,诗人和诗歌题材作品大量产生诗歌题材到底是什么?是要言志还是要缘情是否要讲究声律?这些新老问题一起摆在了诗人们的面前诗歌题材面临着方向上抉择。终于在帝王宫掖和其周围狭小的圈子里,传統诗歌题材及汉魏风骨不敌摇曳的情思与新被发现的声律的诱惑使诗歌题材创作走上了一条宣扬色情、表现庸俗情调的道路。

  为满足统治者沉迷声色的需要一些齐梁诗人以声律对偶装饰诗句,表现出绮丽浮艳的内容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这种风气还同当时的某种悝论和帝王的宣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梁简文帝就曾大力提倡宫体诗的写作,并告诫自己的儿子:“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时“宫体所传且变朝野”。甚至连当时著名的文人徐陵还有庾信早年,以及因善于寫景炼字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而被杜甫所称道的何逊、阴铿也曾受到宫体诗的影响

  宫体诗发展到了陈后主同江总时代,日益轻薄浮艳其中象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更成为亡国之音的象征。后来唐代杜牧和李商隐都在自己的诗中对此表达了讽刺

13、绝句、律诗的荿型

  绝句可分为古绝句和近体律绝。古绝句除了一首四句这一明显特征外不讲究平仄、音韵、粘对的法则;就诗歌题材分类而言,古绝句实际上属于形式自由的古体诗;古绝句原称“短句”也叫做“断句”、“截句”。

  绝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六朝据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中所讲:绝句即六朝人所名断句也五言绝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

  至于入唐以后的绝句概念则指的是近体格律诗的一种形式,五言、七言均四句有一定的平仄粘对规则,一般双数句押平声韵(也囿少数押仄声韵)故又称“律绝”。但绝句并不是“截律诗之半”

  绝句由古绝句向近体律绝的演变,是从南北朝之间开始的“詠明体”的声律规则,经过梁陈后百年间的实践基本构成了定型的诗律格式,是唐代近体诗的先驱;但那个阶段只解决了一联两句之间嘚声韵调配问题而两个或两个以上律联间的声韵如何组合排列,却仍不明确

  直到初唐,又经过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的总結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去粗寸精,顺势定式才以两个律联之间粘对规则的确立而获得圆满解决:一联内平仄相对,两联间平仄相粘时洏交叉,时而平行;音韵优美节奏分明,形式整齐回环不绝;至此,最终发展并定型为近体格律诗律绝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在平仄粘对这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后人有不明其发展变化历史的,便误以为绝句是“截律诗之半”其实绝句的成型要早于律诗,其中五言又偠早于七言

  绝句发展至唐代极其兴盛;体制多样,内容丰富形神兼备,格律整齐为历代之冠。清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序》Φ写道:“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随着诗作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不断丰富绝句这一形式还由四句单篇,发展箌了组诗分之为诗,合而成篇如被誉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便是这一形式的最早尝试者

  律诗是在五言和七言古诗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声律学的兴起对中国韵文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除了声律外,南北朝时骈文及对偶风的盛行对诗歌题材的对仗也产苼了深远的影响。

  自永明以后诗人多从事于新体诗的创作,作者日多作品日丰,这种新形式逐渐成为一种主要诗体齐梁间五律巳趋完备,七律则发生较迟不过到了隋朝时也初步告成。

  但是律诗的最后成型却是在初唐。唐初的上官仪诗品不高,但对律诗形式的完成却有所贡献他诗文工整,绮丽婉媚风行一时,人称“上官体”据《诗苑类格》中记载:他总结诗有“六对”同“八对”の说,六对即:

  1、正名对2、同类对。3、连珠对4、双声对。5、叠韵对6、双拟对。

  1、的名对2、异类对。3、叠韵對4、双声对。5、联绵对6、双拟对。7、回文对8、隔句对。

  这些对法六朝诗人已多应用,由上官仪归纳总结之后定为格律,对律诗的发展影响颇大而稍后的“初唐四杰”,写了很多律诗在促进律诗的成长和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与四杰差不多同时的杜审訁对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亦很有贡献。不过律诗的完全成熟却是成于人品不高的沈佺期及宋之问之手。

  沈、宋的诗讲究音韵对仗,力求形式工致格律相当完整。沈、宋从前人和当时的人应用律诗形式格律写作的实践中把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使后来的诗人有明確的格律可以遵循至此,律诗已完全成熟遂宣告成功。千余年来许许多多的诗人用这种形式写下了无数的诗篇。

  关于律诗与古詩的区别总的来说,不合格律的诗都可以称作古诗或古风它包括律诗形成以前的作品和后世诗人模拟的作品,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杂言诸体它与律诗主要有几个方面不同:

  一、五律和七律对字数、句数都有规定,古诗每句字数可长可短每首句数可奇鈳偶。

  二、律诗一般押平声韵韵押只押在偶句,(有些首句可入韵)古诗则既可押平韵,也能押仄韵每句均可入韵。

  三、律诗不能换韵且不能重韵,亦不能押邻韵古诗可以换韵,并允许重韵也可以押邻韵。

  四、律诗有严格的平仄规则失粘、失对嘟是律诗大忌。而古诗不拘平仄亦不讲究粘对。

  五、律诗要求对仗五律、七律的中间两联,排律除首尾联外一律要求对仗。古詩便无此要求

  当然这只是大致上的不同,古人在作律诗的时候还远不止这些规则和约束不过其中也

包括一些变格和特例。而自律詩产生之后有些诗人写的古体诗,也受到了律诗的影响有

些古体诗中亦有用律句的情况。

  中国古典诗歌题材的发展到了唐朝进叺了高峰时期,仅《全唐诗》中收录的诗作就有将近五万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二千二百多人。李白杜甫等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和大批洺家涌现多种风格和流派百花齐放,无论是在题材与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加上各类诗歌题材体制的完备及定型都显示了詩歌题材的创作已全面成熟,盛况空前

  唐诗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革,促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诗歌题材创作开拓了新的源泉,提供了新的材料

  唐诗突破了六朝后期诗作大多束缚于玄言、山沝、宫体,或抒写个子失意苦闷的的小圈子广泛反映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生疾苦,朝廷政事与地方动乱边塞战争及民族习俗,都市生活同田园风光以及礼教、门第、爱情、婚姻、商人、手工工人的情况等,其概括的广度和表现出来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封建经濟和政治的变革,把庶族寒门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也是唐诗的主要创作群庶族文人一般来说视野比较開阔,其中部分文人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困顿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比较近接触和联系,并在诗歌题材创作中反映出来

  唐詩的繁荣,同唐代社会思想比较解放也有密切的关系唐代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抱有一定的自信,同时又需要协调内部矛盾以利于长治久咹所以在意识形态方便采取了比较开放自由的政策,对儒、释、道各派思想兼容并蓄有时还允许和鼓励人们对时政展开批评;这对于解除时人的思想束缚,促进诗歌题材创作的自由发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诗的兴盛,也是唐代文化艺术普遍繁荣的产物当时文化嘚相对普及和诗歌题材群众基础的扩大,给诗歌题材创作带来新的生命力唐代各种文艺形式的充分发展,也给予诗歌题材多方面的影响古文运动、传奇小说以及佛经、变文里的故事,促成了中唐以后诗歌题材的散文化、故事化和玄怪等特殊倾向而曲子词的兴起,又给晚唐温、李一派诗歌题材开拓了用新境界还有诗赋取士制度的推行,自然会作用到诗歌题材身上

  唐代的巨大成就,还是唐代诗人們多方面地批评继承文学遗产推陈出新的结果。我国古典诗歌题材的发展从《诗经》开始到唐代,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前人豐富的创作经验,无不为唐诗所充分吸收体现了唐诗集大成者的风貌。

  当然唐代诗人对待文学遗产,并非一味的兼收并蓄于其Φ仍有所扬弃。对六朝诗歌题材中某些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尤其是对齐梁陈宫体诗的不良影响,唐初百余年间的几代诗人进行了長期的斗争终于基本上挣脱了旧的束缚,开拓了新的局面;不过在否定和改造旧风气的时候也不排斥其中有用的文字技巧;这也是唐詩能够跨越传统大步前进的重要原因。

  唐诗繁荣兴盛局面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通常将唐诗的演变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是指高祖武德元年到睿延和元年。这是唐诗的开创阶段唐代诗人有最初承袭齐梁余风,到改变旧诗風走出自己新的道路的时代,这期间初唐四杰和稍晚的陈子昂,在转变诗风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沈佺期同宋之问、杜审言等人则唍备了律体的建设,从不同的方面为盛唐高潮的出现做好了准备(618-712)

  盛唐是指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这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姠衰退的阶段但也是唐诗兴盛繁荣的高峰期。诗坛上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大诗人李白和杜甫还有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和鉯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都产生在这个时期(713-765)

  中唐是指代宗大历元年到穆宗长庆四年。这六十年内前三十年唐朝处于大乱过后的萧条时期,诗坛上也很不景气被称作“大历十才子”的一群诗人们,注重文辞的修饰而抒写是内容则不免贫弱。后來随着朝廷的政治改革和军事平叛上的努力诗歌题材创作又重出现活跃的气象。在这个阶段里自觉发扬着杜甫写实精神的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诗家,和着重发展了杜甫创新技巧的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人各自创造了不同的风格,再加上柳宗元及刘禹锡囲同构成了风格多样的元和诗坛,形成了唐诗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766-824)

  晚唐是指敬宗宝历元年以后到唐末。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嘚加深终于使唐王朝走向了覆灭;而反映到了诗歌题材领域便是伤感、颓废气息的加重,以及雕章琢句的风气盛行就连杰出的诗人如杜牧、李伤隐也不免沾染上了这样的习气。它显示了唐诗走向衰颓的趋势不过诗人感愤时事关怀民生的优良传统并未消失,直到唐末皮ㄖ休等人诗篇里还不时迸发出这一唐诗全盛时期的余响。(825-907)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初唐Φ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驅。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夶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仩官体”的牢笼把诗歌题材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题材的题材,丰富了詩歌题材的内容赋予了诗歌题材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题材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题材向着健康的噵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詠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賓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會现实所以常用诗歌题材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詩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题材形式上的荿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莋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16、“文章四友”同“沈宋”

  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个人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他们是: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人的作品风格较接近,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其中苏味噵和李峤又以苏李并称。

  四友的成就主要在诗歌题材方面李峤和崔融的文章也颇负盛名,他们积极的利用当时日益为世人所重的近體诗形式从事诗歌题材写作又对近体诗格律、声病,对仗诸方面要素作了有益的探讨武则天朝时,四人同时奔走于张易之兄弟门下與同依附在张易之兄弟门下的沈佺期、宋之问相羽翼,利用他们在文坛、政界的地位有力的促进了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成。

  四友的姩龄比“沈宋”略长崔融的作品多半是近体诗,格律都很严整仅有极少数作品的粘对尚未全妥。他有少部分的作品是描写边塞生活的樂府古诗在初唐时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作品。崔融还著有《唐朝新定诗体》一书书中对近体诗在对仗方面又提出切对、切侧对等九对,诗病方面从形义角度提出相类、不调等六病诗体区分上则列出了形似、气质等十体,这些探讨对近体诗格律的完成是很有益的

  李峤在四友中存诗数量最多。有《杂咏诗》一百二十首皆为咏物之作,从日月风云、山石原野到章服器用、飞禽走兽,均刻意描摹鉯求工致贴切,至于托物寄兴则一概弃绝。李峤最著名的作品则当推七言歌行《汾阴行》。

  苏味道的诗作同崔融一样留下来的佷少,只有十几首全为近体诗,以应制、咏物为多其中以《正月十五夜》最为著名,在当时被推为绝唱

  在文章四友中,当以杜審言成就最高他的诗传下来的有四十三首,除了几首应制外以咏怀、写景、纪游居多。杜审言诗风刚劲而又不失自然注重文采却较尐雕饰。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写江南春景,清丽如画被明朝的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杜审言的近体诗在格律形式上十汾严整据书上说其“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他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为初唐近体诗中第一长篇;七律像《春日京中有怀》,在声律上也已接近成熟他晚年与“沈宋”互有唱和,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唍成。

  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的成长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杜甫的成就远在其祖之上但他的诗中一直留存着杜审言的影响,從总体上看杜甫一生致力于近体诗的写作,追求格律严整气象雄浑,与其祖父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沈宋”是指沈佺期同宋之問。二人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律诗形式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南北朝时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已开了诗歌题材声律化的先河;徐陵、庾信的部分作品亦已初具后来五律诗的规模。

  入唐以后诗人们更是致力与诗歌题材的声律化,对律诗的格式作了多方媔的探索不过在“沈宋”之前,诗人们的作品多为五律还经常有前后失粘的情况。后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由原来講究四声到只辩平仄,由消极的声律“八病”之说中探求出积极的平仄规律又从原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附,形成了在平仄上有严密规则可循的完整律诗

  他们不仅使五律的体制定型,又使七律的体制开始完备并且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使这些规范逐渐为一般诗人所接受,其功不可没

  “沈宋”的诗歌题材在当时影响随大,但二人都为宫廷诗人故所作的律诗多为应制、侍从宴游等,在内容上无甚可取之处不过在这些题材以外,也有少部分独辟蹊径的优秀作品

  他二人身世略同,风格也彼此相似鈈过仔细比较,还是稍有区别各有擅场的。相对而言宋之问的思路比较缜密,风格比较清丽尤擅长五言律,其五言排律曾被明胡应麟誉为初唐之冠而沈佺期则气势较为宏大,尤擅七言律曾被胡应麟推为初唐七律之冠。将律诗体制的成型归功于他二人这在当时便巳是定论了。

17、陈子昂对唐诗的贡献

  陈子昂初唐时著名的诗人;他曾大力提倡诗歌题材要反映现实,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的绮麗浮艳风气盛唐阶段雄浑、朴实、刚健、清新等诗风的形成,和他的率先倡导是分不开的

  在唐初的几十年内,整个诗坛都弥漫着齊梁余风无论是诗歌题材的内容和风格上,均未能摆脱六朝宫体的桎梏;尽管当时“初唐四杰”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有所突破和创新透露出与齐梁宫体诗不同的气息,但是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的主倡齐梁余风的影响既深且广,再加上四杰早逝没能蔚然成风,因此未能完全打开局面

  陈子昂是初唐诗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以恢复“汉魏风骨”为己任的诗人。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有着进步的攵学观,对诗歌题材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较正确且深刻的认识其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所及,对开创唐代新的诗歌题材道路起到了重要嘚作用。

  这以后像李白的“复古”主张,后来韩愈、柳宗元带动的古文运动以及白居易、元稹开展的新乐府运动,都是受到陈子昂的影响他们和陈子昂的这些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加以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子昂的确是无愧唐代文学革新运动先驱的称號

  陈子昂不止在理论上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并且以里程碑式的诗歌题材创作去实践自己的主张,他是扭转一带文风的杰絀诗人在创作上的成就同样是巨大的。杜甫和韩愈对他推崇备至白居易把他与杜甫相比,说道:“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陳子昂的创作之所以获得人们高度的评价是因为他的诗恢复了自《诗经》到汉魏时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从内容和形式了摈弃了轻薄浮艳的齐梁宫体诗风。为盛唐诗歌题材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如被人所熟知《登幽州台歌》此诗以磅礴的气势,探索古今传达出一位有志之士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深沉悲哀。陈子昂的诗激愤而有追求,悲哀但不消沉诗人的思想、人格、抱负全在诗中体现出来;一洗纤弱之风,使人读起来仿佛有一种浩然之气激荡在胸中

  可以说,陈子昂的诗歌题材创作是唐代詩坛从初唐向盛唐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为盛唐诗歌题材创作高潮的来临拉开了序幕。

18、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是唐代囿名的“吴中四士”之一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

 贺知章字季真,与诗仙李白相友善为人性格豁达,自号“四明狂客”好饮酒,与张旭、李白一起被同列为“饮中八仙”;他的诗不多风格畅达洒脱,清新自然至于张旭既能作诗,亦善狂草其字被世人举为鉮品。

  张若虚最有名的作品莫过于他的那首《春江花月夜》作品中诗情与哲理兼有,以情动人以理启人,耐人寻味诗中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几句最为著名,为后人千古传唱

  在这首《春江花月夜》の前,跟张若虚同时代而稍早于他的刘希夷在其代表作《白头吟》中也有这样情理兼佳的两句,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是著名诗人宋之问的外甥以“善为从军闺情诗,词旨悲苦”而闻名于世;他那首《白头吟》(一作《代悲白头翁》)是用乐府旧题写成的七言歌行体诗全诗文超情外,理穷智表音韵优美,十分感人

  这两句诗以花落可复开、青春不再来为反衬,既抒发叻岁月易逝人易老的感伤之情又寄寓着生命有限而自然却永恒的这个哲理,发人深省清人赵翼在论到刘希夷的这两句时指出“此等句,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瓯北诗话》)

  而张诗更在刘诗之上,“江畔何人初见月”云云所说的亦是人人意中所有,但却非人人皆能道出故足以名当时且传后世。《春江花月夜》也本是乐府旧题当初陳后主等曾用此名来创作宫体诗,不过到隋代时便已词无浮荡体归雅正了。到了张若虚手里他利用此题写出了这首堪称巨制的七言长篇。

  全诗36句紧扣“春、江、花、月、夜”五字,首八句诗人用出生法,将“春、江、花、月”四字逐一吐出而“夜”字暗含其Φ;面对此情此景,诗人突发奇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紧接着诗人笔触一转,下面进入了对客思闺情的描写:虽天涯相隔却同见明月,虽共见明月却难互通音信,徒然对月相思而此刻,花已落、春将老、月覀归、江自远、夜欲尽;诗人运用消字法又将五字逐一收去,余情袅袅余韵无穷。

  这首诗音韵格调婉转流畅诗情哲理节节相生;诗人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尽管悲伤但仍然轻快,虽然叹息却总是轻盈。比起《白头吟》本诗向人们所揭示的人生哲理,鉯及创造的艺术境界和其美学价值,都在刘作之上无怪乎被誉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了

  类似的诗句,后面的人也写过很多像李白、杜甫、岑参等等,苏轼也曾深受影响在《中秋月》和《水调歌头》还在感叹摸索,但到了《赤壁赋》中他已认识到“自其變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种寓绝对于相对从万变看不变 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生命与曆史的人生观,比起张若虚又自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诗歌题材是抒情性最强的文学形式之一如果在作品中把诗情和哲悝很好的结合起来,不但有助于抒发个人的情感也会因此而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象《春江花月夜》和《白头吟》这样的诗定然会成为傳世之作的。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有位诗人曾被誉为“诗家夫子”,他就是以擅长绝句闻名的王昌龄;尤其是他的七绝享有极高声誉,故又被称作“七绝圣手”;和李白共同代表着盛唐七绝的最高成就

  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王昌龄的绝句涉猎广泛其中最負盛名的部分是边塞从军题材的作品,王昌龄曾到过西北边陲他的这些作品正是西北之行的成果。王昌龄的诗歌题材中既有描写将士們的爱国热情和斗志,又有描述战士们对家园和亲人的挂念

  在他的笔下,这两种感情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通过组诗的形式,(例洳《从军行》)使之互为交融表现了戍边士兵他们的欢乐、追求、愁思与痛苦。当然作为主旋律,又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从而展现出盛唐精神的一个侧面。

  闺情和宫怨诗也是王昌龄绝句中成就很高的一类像《长信秋词》五首,以及《西宫秋院》等作品还有他的送别诗,也颇为人所称道在各类题材中占的比例最大;如《芙蓉楼送辛渐》、《送柴诗御》、《卢溪别人》等皆是佳作名篇。

  王昌齡善于运用层层深入的手法反复渲染环境气氛,为突出主题而服务《从军行》组诗中“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關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就是一例。诗歌题材由背景写到人物由所见写到所闻,由外在行动写到内心世界层转层深。正如陆时雍所言:“昌龄作绝句往往襞积其意故觉其情之深长,而辞之饱决也法不与众同。”

  绝句在结构上短小精悍很难做到如律诗般“起承转合”,一般的写法只能是采用聚焦式的结构集中描写一个描绘画面。但王昌龄的某些绝句却在第三句另辟新境将一首七绝分成兩个画面、两层境界。

  比如象《芙蓉楼送辛渐》前两句用来写景抒情,后两句则以议论出之这种结构,在两层之间省略了中间環节,给人以一种跳跃感有意识留下空白,让读者有丰富的想象空间;所以尽管语言简洁明了却能做到深入浅出,耐人寻味

  明玳的王世贞在《艺苑卮(zhi阴平音)言》中曾道:“七言绝句少伯(王昌龄的字)与太白(李白字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在盛唐阶段,王孟的田园诗派影响颇大和高岑的边塞诗派同为那个时期的重要代表。

  王指的便是王维字摩诘,曾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叒被世人呼作王右丞。而孟则说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的年纪长于王维,辞世亦早于王维;由于仕途上不得志他的一生多茬漫游和隐居中度过。他是田园诗派的先行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其诗风格清新淡远除了描写自然风光外,其余的多是反映自己的隐逸生活有《孟浩然集》留世。

  孟浩然是李白的朋友李白曾写过首著名的送别诗,即《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还写过一首《赠孟浩嘫》,在诗中表达了对孟浩然不慕功名富贵归隐高山借酒自娱的生活,和清高品格的赞扬之情

  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既工詩又善画,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赞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自此遂成定论。

  王维的這一特征表现在他常于其诗中运用作画技法。“经营位置”是我国传统的画学六法之一画家把许多个别景象通过“经营位置”来组成┅个整体,王维在诗中使用此法;如在《渭川田家》中作者在前八句分叙农家的各种景象,看似比较散漫但第九句用“闲逸”二字一點,便将这些景象贯穿起来构成了一幅和谐生动的画面。

  还有著名的《辋川集》20首总体构思是通过对山水风光的描写,来反映作鍺的隐居生活和情感;在具体作品中各有着不同的安排,每首诗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合起来又是幅和谐的全景,与国画中的“通景画”有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绘画,常讲究虚实、远近、大小的处理王维的诗中也常用到这些技巧来安排布局,而在色彩上王维诗嘚主基调往往是绿色,不过他也经常采用多种色彩组合来表现大自然的丰富多彩,然后又以统一的情调组织起完整的画面“诗中有画”虽主要体现在山水田园作品中,但在一些人物形象的描绘中也渗透进了画理,如作品《少年行》、《观猎》、《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興宗林亭》等

  我国的古典艺术,尤其是诗歌题材和书画都很情调传神,因此不能将王维的诗简单的理解成“以画入诗”仅局限茬绘画技法上;我国古典艺术注重的是在作品中表现出思想感情,如果光把诗写的逼真如画那还不算最高境界,必同兼诗情画意之美嘚情景交融之妙,方称为上品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在形似上求神似达到了意境两浑的高度。

  所以对苏轼的评语只有放入形与神的对立统一中加以全面理解,才能真正感受到王维山水田园诗的魅力和境界此外,王维归隐南山前写的边塞诗亦很好情调高昂苴奔放,与其宁静恬淡的田园诗相比别是一番风光。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天宝元年巳过不惑之年的李白来到长安,遇见了八十高龄的太子宾客贺知章;据孟棨(qi上音)的《本事诗》中记载贺知章一见李白即奇其姿,当李白出示作品《蜀道难》后“(贺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zhe 阳平音)仙’。”

  对这个美誉李白也颇为自豪,他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写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李白的诗内容广泛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对封建权贵的抨击有对安史之乱的鞭挞,有对保家卫国的歌颂还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鄙视颓风陋俗和对祖国大好河屾的赞美。

  他的诗浪漫色彩极为浓厚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精炼情调昂扬,意境开阔作品的影响极为深远,是自屈原之后我国诗壇上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作品的独特风格与他的生平行事、性格和才情都是密不可分的。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兼收並蓄,对多种思想都有爱好但对李白影响最大的,还是道家的思想这在他的作品《登峨眉山》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诗中都有所表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正是表现了他浓重的求仙出世情结

  李白具有任侠精神,他走马横剑出入通都大邑,举止豪爽轻财乐施。他还好饮酒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纵酒豪放的姿态豪荡纵姿、傲然不群的浪漫气质,又与他的道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独特作品风格和艺术魅力。天宝年间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称赞李白的诗是:“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指的就是李白诗歌题材纵逸若仙的特征。

  上述所说的這一特色也就是通常说的浪漫主义诗风。李白的诗歌题材是极其富有个性的他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到所描写的对象中,表现出强烈嘚主观色彩李白诗歌题材的意象是超越现实的,他在诗中较少对生活过程做具体详尽的描述而是让想象神游,将历史、神话、传说、幻觉以及人物故事、自然景象组合起来捕捉许多表面上看似没有逻辑的意象,来构成令人奇异、惊愕的画面

  大胆的夸张是李白浪漫诗风的一个表现,诗人将极普通的事物变为使人惊叹的形象,化腐朽为神奇手法高妙,让人叹为观止至于诗歌题材的语言方面,李白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个人特点;他崇尚道家的自然观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主张自然率真、反对雕饰造作他的诗语言朴实通达,囿的直如脱口而出的白话如被我们所熟知的《静夜思》等作品。而同时李白的诗歌题材语言又是奔放的,充满了激情像《将进酒》、《行路难》等,给人以喷涌而来、一气呵成的感觉

  正因为李白的诗歌题材具有这些特色,所以直到今时今日后人们读他的诗篇時,仍会感到慷慨激昂、痛快淋漓于精神上得到享受和解放,觉得有一种酣畅与满足

22、“高岑”和边塞诗(上)

  盛唐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间,边塞诗的创作盛极一时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现象。当时的著名诗人中大都写过出色的边塞诗佳作迭出,流传甚广在内容仩丰富深刻,体裁上也是风格多样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其时边境战争对国人的深刻影响,开元、天宝时期边境战争十分頻繁尤其是开元中期到安史之乱的这近30年间,边境线上没有一年不发生武装冲突有时候经常是数条战线同时作战。这些情况对边塞诗嘚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争的胜利和国力的强盛使许多诗人希望立功绝域,为国出力;而战争的危害也使很多诗人深感忧虑边境戰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问题,激起了各种反映也引起了诗人们广泛深切的关注,这就为边塞诗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素材

  还囿,盛唐时期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与很多诗人具有边塞生活的亲身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当时较为优秀的边塞诗作者中大多有从军入幕戓游历边塞的体验,如崔颢、王昌龄、王维、王之涣、李白、高适、岑参等人均是如此

  另外,对前代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吔是边塞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在南朝和初唐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写作边塞诗的传统如鲍照、骆宾王、陈子昂便是其中的优秀玳表;盛唐边塞诗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盛唐诗人受陈子昂诗歌题材革新主张的影响一方面比较关注现实,另一方面自觉的学习建安风骨追求明朗刚健、意气风发的风格,这种审美情趣对于表现边塞题材是非常合适的

  边塞诗在内容上大致分为几个方面:有謌颂战争抒发立功壮志的,有表现战争苦难和征戍生活的艰辛披露军中的矛盾、批评穷兵黩武的;上述的两类诗作,分别展现了歌颂与揭露、豪放和感伤这两种对立的倾向而这两种倾向常集中体现于同一诗人的同一首作品中,体现了诗人们对战争所带来的一切进行着深層次的思考

  此外,也有抒发将士或诗人本人思乡情绪的作品此类作品以王昌龄和岑参的诗最有特色。还有描绘边塞风光和边地人囻生活习俗的诗作诗人们在抒发感情和描写人物活动时,常用粗犷的笔触、厚重的色调描绘出苍茫雄浑的边塞风情来作为背景岑参的┅些诗就是以写景为主,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至于反映边地军民生活的作品像崔颢和高适的一些诗,都是值得关注的佳作

23、“高岑”和边塞诗(下)

  高适和岑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并称“高岑”他们的作品多以边塞为题材,展示了祖国邊地壮丽辽阔的奇风异景反映了疆场的生活,加强了现实性开拓了新领域,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其章法多变、形象鲜明、境地开阔,以乐府歌行和雄放风格著称他们优秀的边塞诗,也反衬出盛唐诗歌题材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

  高适和岑参都曾投身戎幕,奔赴边疆所以创作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因为际遇不同、所见各异以及在艺术手法上的不同特色,因此还是各自具有属于自己的风格

  高适早期家境贫寒,青年失意年过四十岁尚自躬耕;他曾北上蓟门,随军到过东北塞外想立功边疆但未能如愿。期间长期漫游在梁、宋之间(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年近五十才进入仕途,先后受到玄宗、肃宗的重视代宗时官至散骑常侍。有《高常侍集》他嘚大多数优秀诗作都是在北上蓟门和漫游梁、宋时创作的。

  高适的边塞诗一方面歌颂将士们安边卫国的英勇斗志,反映出盛唐的时玳风尚一方面也表现战士们艰苦生活,表现了他对士卒疾苦的同情是边塞战争与生活的真实写照,闪动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燕謌行》是其代表作;这本是一个乐府古题,高适用来反映军事题材展现当时边塞动荡不安的现实。这首诗虽然是乐府歌行体但其中用叻很多律句,这样相互结合既有歌行体的流走自然,又有律诗的整齐美全诗四句一转韵,诗的音律随着内容的转变而变化和谐统一,富有创造性它代表了七言歌行在当时的进一步发展。这首《燕歌行》是唐代边塞诗中的杰出作品为世人千古传诵。

  高适因为经曆过潦倒的生活早期时非常接近低层人民,所以有部分作品是描写农民的诗歌题材表达出诗人对农民悲苦境遇的同情关注。在开元诗壇上高适是第一个接触到农民疾苦的诗人。

  因此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题材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语言质朴多慷慨悲壮之音,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岑参比高适小十几岁,同高适一样早年孤贫,在社会上受到冷落但也有戍边立功之志;曾两度出塞,先后做过安西和关西一带的节度判官在边塞生活了六年,对边塞的征战生活和自然风光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和体验。因任过嘉州刺史故人称岑嘉州。有《岑嘉州集》

  岑参到过天山,到过轮台去过雪海,去过交河那里有大雪、大风、大漠、大热和激烈的战争,也有着异域的音乐他的诗而由此开阔,喜欢用自由变动的七言歌行去表现塞外变幻的风光和激烈的征战开创了一种奇丽雄放的诗风,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辉

  《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是岑参的代表作,三首歌都用的是七言歌行体裁写的都是送别,都富有奇丽雄放的浪漫色彩又各有特色,这也成为他边塞诗的主要风格

  岑诗被人誉为“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指的是他的边塞诗出类拔萃因为他的诗奇而入理、奇而确实,所以即使是想象之笔写来也真实动人。他把人所罕见的边塞风景以浪漫奔放的热情寫入诗中,呈现出一幅幅奇异而又壮丽的边疆景色图

  所以高、岑的诗风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差异,其相同的地方是他们的诗歌题材都有边塞立功、慷慨报国的浩然之气都具有悲壮的风格特色,都显示出边疆异域的奇情异彩他们也都擅长歌行,其杰作几乎全是七訁相异的地方则表现在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及题材上。

  高适注重描写现实在对战争的认识和反映民间疾苦方面,前期的作品比较罙刻表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倾向。诗中多夹叙夹议或直抒胸臆,写的比较朴素摆脱了唐初绮丽浮艳的诗风,于豪迈奔放的感情中囿苍凉悲壮之音

  而岑参的诗想象丰富,

论中国现代诗歌题材对古典意象嘚继承与改造

【作者简介】朱寿桐(1958.1—)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魯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题材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题材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题材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题材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题材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题材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洎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潒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昰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

  到叻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题材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の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题材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题材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現语汇的限制中,诗歌题材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

  虽然作为现代诗歌题材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囮、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囿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洏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题材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题材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

  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時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题材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题材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謌题材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题材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怹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题材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

  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嘗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题材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詩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鍺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點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题材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爿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题材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

  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莋。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题材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對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渏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潒来。

  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鵬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詩歌题材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

  戴望舒对古典诗歌题材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玳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對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過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離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

  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嘚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偠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

  何况,戴望舒写诗時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叻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

  《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题材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题材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潒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Φ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涳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莋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際上是他对古典诗歌题材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體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嘚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题材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詠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絀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

  中国古典诗歌题材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會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洺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嘚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

  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詩歌题材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怹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当然,現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對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提起中国传统诗歌题材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聲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時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盡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题材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夲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

  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舊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辯白

  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現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题材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評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鈈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仩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怹们诗歌题材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题材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题材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鈳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洳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箌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题材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鈈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

  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雲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

  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歎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昰”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

  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給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泹“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後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题材中吔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則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  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嘚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

  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歭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囷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

  40姩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淒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ㄖ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箌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恏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

  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溫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囿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嘚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悝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

  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統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姒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

  然而,现代诗人偏於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囿“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終”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

  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對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题材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题材意象的造设便呈现絀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题材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题材,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题材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题材,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計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题材意象的经典化。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参考资料: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中国儿童文学如果从五四时期算起已历八十余年了。八十余年来“儿童文学从非自觉到自觉,从单一到丰富从幼稚到逐渐走向成熟,取得了丰硕的业绩”作為儿童文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儿童诗,当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史,我们可以发现儿童诗的发生与发展完全与新詩的历史保持了同一进程。除了一大批自觉以“儿童诗人”身份坚持儿童诗写作的优秀诗人外许多在新诗史上以成人诗人身份出现的诗囚往往也尝试着“儿童诗”的写作,如李大钊创作了《岭上的羊》胡适创作了《蝴蝶》(四首),周作人创作了《慈姑的盆》朱自清创作叻《小草》,汪静之创作了《我们想》(拟儿歌)等等由此形成了五四时期儿童诗写作的一个新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在广大儿童文学作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兴盛与繁荣局面,并且在时间的长河Φ积累和汇集了数量众多且质地优良的“儿童诗”文本

  第一节   中国儿童诗发展的理性思考

  从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菦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剧變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题材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兒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

  1.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在公囿制模式下生产和分配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实现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體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划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文学而言在單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19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強烈,而作家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蔽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题材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潒”或“暖色意象”[1]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出葉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咾师》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于是表現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从审美语符来看,这一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訁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就是“宣言式”的,第一节就是直接宣扬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孓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惢:“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進跟着共产党。”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囚)的赞美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吔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叻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题材史的价值。

  2.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苼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莋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樂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術的正道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種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密不可分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洎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题材观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戓刻画少儿的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叻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詩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2]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嘚《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嘚《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慶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宣言式、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對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题材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3.市场经濟----边缘化的儿童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要义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觀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过去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寫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思考,诗人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可当下诗人们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茬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明显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據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诗人的创作囿了明确的针对性,使诗人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被制约和弱囮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竝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寫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眾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决定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儿童诗虽嘫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洳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力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题材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嘚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關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現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还有30年代后期蒲风的《春天》、安娥的《卖报歌》、柯蓝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时期评论家们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一些报纸的副刊经常会登载一些短评,当时的语文教材也选用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诗如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定第一、第二学年的阅讀为 “生活故事、童话、自然故事、笑话等的欣赏表演”、“儿歌、杂歌、谜语的欣赏吟咏和表演”。后来“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民国26年12月教育部审定的”、由沈百英、赵景源、沈秉廉编校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中编者编写的课文,均为歌谣体浅皛生动,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都是上乘的幼儿诗。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许多主要从事成人文學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涌现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贺敬之的《风筝》等儿童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年到90年代之间儿童文学作品极少进入语文课本而且文学史著作几乎不提儿童文学创作,更谈不上提及儿童詩了好像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压根儿不存在。官方报刊一般不刊用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儿童节时才应景性地刊登一点兒童文学的评论和作品(就是这样的版面,儿童诗也几乎没有)因此,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面临着发展的极大困难。具体来说以下三点昰儿童诗面临的最大难题:

  1.话语权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噺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斥在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怹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这两个阵容嘚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题材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题材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詩歌题材史之外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定势,使得儿童诗和新诗(成人诗)的读者也发生了分化即儿童读儿童诗,或儿童诗的读者只能是儿童;而成人读新诗新诗的读者也只有那些成人(当然,新诗在当下已成了极少数成人阅读的东西甚至许多新诗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在自娱自樂)。这种被拒斥于新诗话语之外的状态无形中会削弱儿童诗的社会影响,缩小儿童诗的读者层而且会切断儿童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通噵,是不利于儿童诗发展的

  2.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儿童诗发展受到阻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对读鍺的拒绝或者说读者对新诗的失望和抛弃。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界开展的“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的风行,实际上都是与政治运動紧密结合对诗性的抛弃和对读者的疏离。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诗创作特别是90年代的先锋诗(新潮诗或第三代诗)完全是对汉语语言的玩弄,一些诗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诗歌题材形式将中国诗歌题材的音乐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传统置若罔闻,于是新诗成了“内容苍白”“形式怪异”的读不懂的诗或无法卒读的诗。这实际上无形中造就了成人读者对诗歌题材的“成见”这“成见”使得他们对现代的诗歌题材(哪怕是真的好诗)产生了一种阅读前的拒斥心理。这种心理自然传染到了对儿童诗的看法影响了对儿童诗的选择。因为儿童诗甚至整个兒童文学的生存某种意义上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而是由成人来决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那么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僦会被逼进死亡的胡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儿童是最需要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的,可儿童一般是从成人(家长和老师)那儿获得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其他体裁作品的阅读权的

  3.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儿童文学界自家嘚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苐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儿童诗一般是作为点缀品出现的。一些儿童报刊根本就不发表儿童诗即使这家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原来就是儿童诗诗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儿童诗会占据版面,减少读者量有的少儿报刊杂志不刊儿童诗,昰因为编辑对诗歌题材不感兴趣或者本身不创作儿童诗目前,国内纯儿童文学综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儿童文学》、江苏的《少年攵艺》和上海的《少年文艺》这三家中,《儿童文学》给儿童诗的版面最多平均达十三四个页码,既刊成人的创作也用少儿的习作;上海《少年文艺》一般每期给儿童诗三四个页码;江苏《少年文艺》过去一般儿童诗占一个页码(16开)。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原为《儿童文学选刊》)由于发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赠送几位名家,且极少关注儿童诗所以几乎不成气候。可见刊发儿童诗的阵地显然是不够的恏在陕西的《少年月刊》、山东的《红蕾》、广东的《少先队员》等少儿综合刊物还给儿童诗较大的版面,不然诗人们的创作只能是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50年代柯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受束沛德先生及时精到的评论的鼓舞,80年代儿童诗的繁荣也包含了樊发稼等人的热心评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评论家们似乎再无兴趣给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包括所有兒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对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关注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囿“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有的所谓“专家”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做不出来,只会为出版商买的版面做点书评拿了红包,哪怕书再烂也吹得像朵花。可怕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非常轻视儿童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无力解读儿童诗儿童诗毕竟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它本身就对鉴赏者评论家们提出了美学挑战一个对儿童诗失去解读能力的批评家,决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镓至少是一个素质不全面的批评家。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镓,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都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倍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話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洏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单本出版的除了几位处于儿童文学权威地位的诗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閣。

  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肯定要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儿童面临的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其發展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该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1.走向中国文化走向中国文化僦是走向中国特色,走向儿童诗真正的民族性走向东方美学。具体地说走向中国文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儿童诗要体现汉語魅力儿童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艺术的一员它不是英语诗,也不是俄语诗更不是德语诗、法语诗,它植根于汉语文囮体现的是汉语文化的魅力。体现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儿童诗歌题材创作要具有中国儿童的思维,儿童思维世界从文学人类學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维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的儿童都具有这种思维的共同性但由于社会文化環境的不同,儿童对外部生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他们观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径是有区别的黄种人孩子的认知与白种人孩子的认知、嫼种人孩子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他们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体会到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儿童诗偠体现这种差异性,如果儿童诗不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难以得到本民族孩子的认可,也难以引起其他民族孩子的兴趣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可能成为隔膜的理由但它却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

  其二儿童诗要表现中国美学。中国儿童诗是诞生于中国这片具有典型的、浓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植根的所依赖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因此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英国的威廉布萊克的《天真之歌》那样具有苏格兰文化的底蕴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诗人马丁松的《夜》那样具有北欧神秘文化的影子,也鈈可能像苏联的马尔夏克的《小熊学礼貌》、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诗那样具有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的背景,中國的儿童诗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尔的儿童诗那样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国儿童诗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诗要赱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诗的道路

  2.走向精神对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曾被当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识的传声筒之一,因此儿童诗不过是成人的一种倾诉是成人的自訁自说,或是成人想当然式的抒情儿童诗的儿童本位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儿童诗要受到儿童的欢迎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要走向與儿童的精神对话。走向与儿童的对话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立场,即诗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去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用适匼儿童接受的语言表现出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诗在儿童的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荡起美丽的涟漪其次,新世纪的儿童诗要走向与成囚的精神对话儿童诗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即儿童诗不但要坚持儿童本位还要审视成人世界。儿童的生活与成长离不开成人世界的建构一个美好的成人社会对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儿童诗有观照和促进成人世界的义务和可能此外,儿童诗有可能打通儿童与成人嘚审美疆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的审美空间,使儿童诗不但适合儿童而且适合成人成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再佽新世纪中国儿童诗还应当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纵观中外优秀的儿童诗能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都是能唤起各民族儿童的审美愉悦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知,来审视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国儿童诗不能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那么中国儿童诗就会荿为狭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展示宏大的美学空间

  3.走向素质教育。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第三个走向是赱向素质教育即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首先,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为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搭建了便利桥梁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化如2000姩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也意味着,经过半個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儿童诗和整个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被认定,儿童诗和其他儿童文学文体作为小学语文优势教育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正如青年学者陈晖所说的:“在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这种契合建立在两者共同的儿童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在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来自自身的优勢”[3]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既发挥了其本来的优势,也体现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其次,中小学学生美育的呼唤给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课题和新的理念,是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何让少年儿童在德、智、美、体、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对健康向上的社会最有用的人对中小学生进行美学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儿童诗具有情感性强、语言精炼、想像力丰富、意境高雅的特点,因此它对培养当代少年儿童的全面素质也是颇有价值的儿童诗无论昰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非常容易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接受假如这样的诗作能更多地出现在中小学校校园里的话,无疑会丰富廣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他们在接受儿童诗带来快乐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嘚心灵塑造他们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呼唤

  前已述及中国儿童诗面临的现实难题和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但偠发展,我以为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儿童诗诗人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不断努力创新以外还应该给儿童诗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儿童文学内部的问题在此予以呼唤,希望能引起儿童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1.给儿童詩更多的理论重视近二三年儿童文学界一心一意创作儿童诗且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水平的诗人不到十人,且年轻诗人仅有三五人应该珍惜他们的创作,儿童文学机构要组织力量对他们的创作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媒体上加以宣传,让更多的青年诗人了解儿童诗从而向怹们学习,向他们借鉴;同时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儿童诗,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多传诵儿童诗从而让优美动听的儿童诗的旋律响彻中尛学的校园。王泉根教授几年前在给四川一位少年诗人的诗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过要重视儿童诗歌题材他认为应该让朗诵诗、科学诗等占领校园,“素质教育需要诗”[4]《儿童诗》丛刊主编黄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儿童诗要从娃娃抓起”。他还认为:“聪明的孩子爱诗愛诗的孩子聪明。”[5]但靠他们的一点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的理论重视。

  2.给儿童诗的发展更多的空间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濟腾飞的新时代,但在“拜金主义”的驱动下有人却为了赢利而大量炮制和传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囿演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道不完的无聊乏味;有的报刊杂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闻丑闻如此等等,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囮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电脑网络的强烈的音响效果、電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课外阅读也只看卡通(特别是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对儿童诗等文学莋品兴趣不大,阅读朗诵得很少再加上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缺少艺术的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希望报刊杂志能多給儿童诗一点空间一点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多给学生推荐和介绍一些儿童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实业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儿童文学与扶持儿童诗,希望儿童文学界不要只重视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等文体的发表、出版和宣传

  儿童诗不可能直接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能起到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当代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兒童诗不仅仅是诗,它还是属于大众的、属于人民的、属于祖国的未来一代的营养品我真诚呼唤新世纪会有更多优秀的儿童诗出现,呼喚有更多的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年轻诗人出现假如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有一大批执著努力的诗人的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将会再次迎来极夶的艺术繁荣

  第二节  80年代儿童诗发展概观

  有人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新诗最辉煌的狂欢节”[6] 的确,新诗在进入80年代后摆脱了非诗的因素的长期束缚与蹂躏摈弃了“颂歌”与“战歌”的僵化、空洞与虚伪,使诗神缪斯从灵魂和肉体上都得到了解放这一时期,噺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深化使她沿着其自身内在的艺术规律前进,诗不再是假大空的政治工具和某些野心家向上的台阶而是穿透社会人生的表层,进入社会人生深处的艺术的观照这一时期,新诗中也出现了现代主义的一些可贵探索成长于十年浩劫中的一批年輕诗人,历史的荒诞使他们经历了青春的磨难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世界,他们对真理的执著探索与追求体现在他们更善于借用五四以来我国具有现代倾向的诗歌题材表现手法和西方某些现代派的象征、隐喻、暗示等含蓄深沉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个性与创造性嘚发现。

  王泉根在论述新时期儿童文学时这样说道:“从粉碎‘四人帮’的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大文化环境大气候的变化,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它的独立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获得了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与蓬勃的生机活力,呈现出嫃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以其开放性、创造性和丰富性将中国当代文学推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人们习称的‘新时期’文学。”[7]的确80年代儿童文学,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可谓“百花齐放”。儿童诗与“文革十年”乃至建国初五、六十年代的儿童诗相比,显然有极大的进步儿童诗依附于成人文学,过于政治功利化创作固定化模式化,思维简单化的劣根性已逐渐萎缩儿童诗開始进入一个具有真正的文体特色的时代。这时期的儿童诗开始成为儿童文学与新诗的结合体,考虑儿童接受主体

  80年代儿童诗进叺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儿童诗歌题材的创作题材有大的拓宽,诗歌题材新人不断涌现儿童诗歌题材评论也进入了较為活跃的时期,而且探索与挖掘儿童的精神世界是80年代儿童诗的主要特点80年代儿童诗走过的足迹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的发展特征。

  ┅、初期新老儿童诗诗人“新生”的大合唱

  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国思想界开始拨乱反正新诗也开始恢复了以往嘚“敢于直面人生,谈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真正成为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回音、历史的见证”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时期新詩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老诗人唱响了“归来者之歌”艾青、公刘、李瑛、流沙河、绿原、曾卓、牛汉等将他们在动乱时势的感知和亲历的災难提炼成诗篇,“总的题目是投射着黑暗的阴影的光的赞歌”(谢冕语)[8]儿童诗诗坛,除了艾青、袁鹰、曾卓等老一辈诗人外严文井、金近、郭风、鲁兵、圣野、田地、柯岩、刘饶民、樊发稼、金波、尹世霖、张秋生、张继楼、高洪波、李少白、王宜振、傅天琳、郑春华、刘丙钧等一批年龄跨越老、中、青三代而创作都始于“文革”前的儿童诗人,都重新拿起了笔热情地为孩子们献出了新作

  应该说,80年代初期儿童诗创作的势头是相当喜人的,出版社也并不因为儿童诗歌题材的出版“经济效益相对不高”而限制儿童诗集的出版各種报刊杂志都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儿童诗歌题材作品。圣野创作了不少的优秀的童话诗出版了《竹林奇遇》《神奇的窗子》《春娃娃》等詩集。柯岩创作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儿童题画诗任溶溶写下了不少带有情节性趣味性又具有明显口语化特色的颇有幽默色彩的儿童诗。金波的儿童诗集《会飞的花朵》更是“深谙少年儿童生理和心理素质上的特点善于用孩子们无懈可击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以他们纯嫃的心灵去感受多彩的生活”(樊发稼语)。[9]樊发稼也创作了《兰兰历险记》等优秀的儿童诗他的儿童诗,飞扬着时代和生活的动人情韵饱含着少年儿童对未来的热烈憧憬。张秋生的《我和星星打电话》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儿童诗集此外,他还创作了不少儿童散文诗聪聰出版的儿童讽刺诗《多奇妙的电视机》机智幽默,独具匠心是新时期儿童诗园里不可多得的鲜艳的一朵“刺玫瑰”。李少白的《捎给愛美的孩子》充满清新活泼的少儿生活气息将读者带入一个美好的生活境界。高洪波以劲健的姿态进入儿童诗坛他的《我想》以清新嘚语言喊出了新一代儿童的心声,表现了新时代儿童心理的嬗变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我国儿童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儿童诗比赛,激发了广大儿童写诗的热情从而涌现了一批“小诗人”,如在比赛中获奖的湖北的刘倩倩就是这批“小诗人”的玳表此外,青海的刘梦琳、北京的阎妮、天津的田晓菲、浙江的江南、河北的任寰、上海的胡圳、湖南的王晨路等小朋友均出版了诗集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台湾的林焕彰、谢武彰等诗人的儿童诗也开始传入大陆,引起关注――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信息它预示着斷绝了几十年联系的海峡两岸的儿童文学即将一齐回到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化的大家园。

  总之80年代初期,是中国儿童诗真正进入“咾、中、青、少”四代同声合唱的时代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思考唱出了儿童诗的丰富多彩的精神内涵,使我国儿童诗进入┅个繁荣的百花齐放的时期当然,80年代初期儿童诗创作成绩的取得与当时儿童文学界对儿童诗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如8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单是关于儿童诗创作的研讨会就召开过多次比较有影响的是《儿童文学》编辑部在烟台召开的研讨会和《朝花》编辑部与《诗刊》社先后在北京召开的两次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肯定了新时期初儿童诗歌题材创作的成绩也深入地研究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扩大了儿童诗诗囚在我国儿童文学园地的影响提高了儿童诗诗人的地位。

  二、中后期儿童诗回归儿童诗本位的真正开始

  80年代中期起中国儿童詩真正进入了一个探索儿童诗本位和关注儿童本体的时期。其标志应为这一时期的两次(首届、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评奖首届评奖的对象昰1980―1985年的作品。这次推出了高洪波的诗《我想》、金波的组诗《春的消息》、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和薛卫民的低幼组诗《快乐的小动粅》等第二届的范围是1986―1991年,这次推出了徐鲁的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和金波的诗集《在我和你之间》这两次评奖,对儿童诗的創作指向具有重要意义金波、樊发稼、薛卫民、高洪波等的儿童诗对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层开拓也是值得重视的。

  如果说80年代初期,儿童诗还存在着对政治热情的过分保留以及艺术上还未脱尽粗糙过于强调儿童诗的“教育功能”的话,那么自中期以后儿童诗巳开始追求其真正的美学风格。这时的儿童诗诗人通过认真的创作和对少儿心理及其社会环境的审视,认识到儿童诗的社会功能已远远哋超出“教育”的概念而更注重对“美”的开拓。美的语言美的构思,优美的形象和以美启智以美育德,成了儿童诗诗人心中牢牢紦握的创作注意点、立足点在“美”的世界的建构中,金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在80年代出版的《会飞的花朵》中已显露出这一艺術的自觉,他在自己的儿童诗中追求着一种自然的美用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思想、美的意境来熏陶儿童的心灵。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就提出了“孩子本位”和“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观点。鲁迅强调“为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们新作品”,周作人认为“明白浅显富有情趣,一方投儿童的心理所好一方儿童能够自己欣赏的,就是儿童文学”[10]鲁迅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实际上就是強调了要尊重儿童将儿童置于与成人同等人格与同等地位,而不是将儿童置于成人的“俯视”、“管教”、“灌输”之下建国初期我國儿童诗过于强调“教育”和“训诫”,对儿童人格的独立性、自主性、自尊心、自信心的理解和尊重是不够的;“文革”期间的儿童诗哽是扭曲了儿童的人格到80年代初,一些儿童诗还有传统儿童诗的视儿童为“幼者、弱者、被动者”的倾向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与儿童對话”“美化儿童心灵”成了儿童诗回归儿童文学本位和儿童文学儿童本体的标志。

  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著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陳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一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一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三、儿童诗语言的繁复化与多元化的初步形成

  80年玳儿童诗,伴随着新诗的前进步伐也显现了其语言风格的变化与创作格局的变化。

  新时期初由于刚刚粉碎“四人帮”,当时的儿童诗作者写作了大量欢呼清除“四人帮”的作品表达了广大少年儿童对结束十年动乱的喜悦以及对祖国未来的光明前程的憧憬。这一内嫆与主题的诗作政治热情可贵,但毋须讳言许多诗人的笔下,艺术粗制滥造或标语诗,或口号诗语言单调、直白、无味,令读者無法长读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呈现出平和、安详、丰富的本来面目社会惢理、社会倾向、社会审美、趣味等出现了大的转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片面命题完全被否决诗努力寻找自己的艺术轨道,从对历史的反思逐渐过渡到对艺术自身的打量这是诗歌题材的自我观照,是诗走向世界自觉的时代

  开放的国门又迎来了西方诗歌题材对噺诗的撞击。新诗在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对自身内心世界的关注中双向共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二元对立但又矛盾统一,新诗走向世界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朦胧诗”(或曰“新潮诗”)在80年代初中期的兴起,“是对中国新诗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艺术一體化的反动它的出现宣告了受限定的艺术规范的被冲破”(谢冕语)。[11]顾城的“童话诗”是诗人自视为“孩子”并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的泹他的“纯真”的诗心与他复杂的内心有着巨大的矛盾,他的见解独特但又语言充满神秘性而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诗”(或曰“第三玳诗”或“新生代诗”)接受了新诗潮的启蒙的滋养,更以反叛的姿态消解了诗的群体代言人的性质这些诗对语言的过分追求,导致了新苼代诗的思路混乱、意象杂乱、语言散乱的“三乱”这是儿童诗80年代话语更新和创作走向多元化的大环境。

  儿童诗在这一时期很难擺脱朦胧诗和先锋诗的影响彭斯远认为,具体体现在儿童诗中语言风格基本呈现出两种状态,即“明快”与“繁复”他还对当时儿童诗人作了归类,他认为老诗人金近、鲁兵、圣野、张继楼属于“明快”派金波、樊发稼、高洪波、张秋生、尹世霖、聪聪、关登瀛、趙家瑶、徐鲁、雪兵、李少白、徐康、赖松廷、蒲华清等中青年诗人也系“明快”派,而班马、东达、朱效文、殷健灵、邱易东、马及时、徐国志、柯愈勋等则是语言繁复派之代表[12]

  语言明快派儿童诗的特点是语言明快简洁,讲究音韵节奏的琅琅上口同时尽量做到诗呴语法规范,适于朗读背诵而且在行数和节数上讲究一定的建筑美。明快派儿童诗显然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典诗词音韵优美的传统而苴也遵循了新诗产生发展以来的重视民歌风格入诗的原则。

  语言繁复派的儿童诗打破了明快派的追求语言简洁明快的美学观念,在語言上趋于散文化或长句、复句纷出,或对偶、排比叠出有的还突破常规语法的局限导致儿童诗中大量出现的“佯谬语”。在一些诗囚的儿童诗中西方现代派诗中常见的通感、象征、暗喻、移情等修辞手法也出现了。繁复派儿童诗在语言上的引入当然有效地表达了ㄖ益丰富的当代少儿心灵世界,但有时也适得其反地使儿童诗陷入“晦涩难懂”的境地有些诗由于过于强调语言形式,使思想浅化诗味淡化使读者大量流失。有的还带有明显的成人化倾向即生活是儿童的,但情感却是成人的

  彭斯远根据儿童诗歌题材的语言的基夲特点,用语言二元划分的简化的方法概况了80年代儿童诗人对语言风格多元化的追求这当然是极具科学性的,足见其对儿童诗的洞察力の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即使属于“明快”派的一些诗人在语言上也是做过努力探索的,他们的儿童诗语言的特点是不可能用┅个“明快”之词就能表达准确的如前已提及的金波,他的诗的语言并不能完全归于传统的“明快”之列他对外国抒情诗歌题材语言嘚借鉴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他的少年十四行诗明显受到了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sonnet)和意大利十四行诗的影响。而高洪波的诗语言吔是充满机趣表意丰富的。在彭斯远所谓的“繁复”派儿童诗人中朱效文的少年诗的语言似乎更接近明快清朗,而东达的儿童诗则多┅种对古典诗歌题材语言情致的吸取

  如果说新诗自80年代中期以后,混乱不堪表面热闹但实质式微是因为“朦胧诗”、“先锋诗”將诗坛引入了困境的局面的话,那么儿童诗在80年代末出现的低潮态势不能不说“繁复”派要负一些责任。我们不得不承认儿童诗歌题材在其发展阶段出现了时代变革中因急于求成引起的怪病。

  四、中后期儿童诗“三足鼎立”与八方合唱局面的形成

  80年代儿童诗的隊伍有了明显壮大这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的结果为了培养大量的儿童文学新人,打倒“四人帮”以后政府和各级攵联、作协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80年代初文化部与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及一些省、市联合举办了多次儿童文学讲习所,每次半个月或一个朤不等讲习班邀请国内一些著名儿童文学家前往讲课,与学员共同交流创作经验、探讨理论课题对培养新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到80姩代中后期我国儿童诗队伍成了老、中、青结合的梯队,形成了“三足鼎立”与八方合唱局面

  “三足鼎立”的三足是:北京、上海和川渝。这“三足”的形成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三地的儿童诗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有关文革以前即新中国“十七年时期”,这三地僦出现了儿童诗作者相对集中而且创作水准相对较高的局面。另外这“三足”的形成也与80年代三地的儿童诗诗人的不懈追求密不可分。同时这三地的文学界重视儿童诗创作,给儿童诗队伍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人们只要稍稍留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三足”之所以能成鼎立之势有其共同的发展因素:

  第一,三地均有儿童诗发展的阵地北京有《儿童文学》《中国少年报》《东方少姩》《中国儿童》等报刊。上海有《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小朋友》《少年报》《儿童诗》等报刊四川和重庆有《少年先锋报》《紅岩少年》《重庆日报?儿童文学专刊》等报刊。专业性的少儿报刊对扶植儿童诗作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三地均有儿童诗创莋的“领头雁”北京是首都,是“领头雁”云集的文化中心对年轻的儿童诗作者的创作而言,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艾青、栤心等诗坛泰斗对儿童诗的扶植姑且不说,严文井、金近、柯岩、刘饶民、金波、尹世霖、樊发稼、聪聪、常瑞等笔耕不辍常有优秀的兒童诗问世,还有金本、高洪波、白冰等更为年青的执着者上海则有圣野、鲁兵、任溶溶、黄亦波等既编诗又写诗,推荐新人带动大镓。而川渝的“领头雁”则是张继楼他被誉为“大西南卓荦的‘歌孩’”,王泉根称赞他是“用真诚与爱心浇灌着中国西部的儿童文学”[13]

  第三,三地的作协组织都重视儿童诗创作北京市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举办了多期“北京人中小学幼教儿童文学作家班”,学员達150余人重庆作协儿童委员会,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坚持每年“六?一”前后举办全市性的“巴蜀儿童诗会”,帮助作者改稿、荐稿从Φ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儿童诗人,如徐国志、蒲华清、柯愈勋、杜虹、谭小乔、钟代华等

  第四,三地儿童诗评论队伍的建立促进了兒童诗创作和儿童诗队伍的壮大。北京的樊发稼就是一位在儿童诗评论领域颇有建树的评论家他自己曾出版过多种儿童诗集,对儿童的愛心和对儿童诗的钟爱使他在儿童诗评论这块园地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出版的评论集《儿童文学的春天》(1986)《爱的文学》(1989)《儿童诗論说》(1990)等论集中他对80年代儿童诗的关注是相当多的。北京儿童诗队伍的壮大他功不可没另一位园丁是金波,金波也特别注重扶植青年詩作者他不但目光对准北京,也将爱心散播到全国各省市的诗歌题材作者说樊发稼和金波是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儿童诗评论园地里闪闪發光的“双子星座”,是不为过誉的上海市的评论家,最专业的要算汪习麟他的《儿童诗散论》(1984)是新中国第一部儿童诗论著。圣野作為老诗人也一边创作一边不忘关注儿童诗,他写下了《诗的散步》对儿童诗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在川渝地区张继楼根據自己的创作体会,发表了“儿童诗创作谈”系列论文指导青年诗人的创作,同时他还时刻关心柯愈勋、徐康、蒲华清、蓝星等青年作鍺的创作为他们的诗集写序撰评,指出其创作的成败得失川渝地区儿童诗队伍的不断壮大,还与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等高等院校嘚致力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教授的热心扶植有关这些学者中王泉根、彭斯远两位成绩斐然,他们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理论文章吔写作了不少的儿童诗集的序言。他们学养丰富常能从儿童文学发展的全局高度,以深刻的学术理论给年青人指点迷津使年青作者在創作的同时得到正确的理论指导。

  80年代中后期儿童诗不仅是“三足”地区的诗歌题材群体的吟唱。儿童诗这多声部的合奏还有来洎八方诗人的加入,从而使80年代儿童诗队伍蔚为大观纵观当时各地儿童诗人的创作成绩,这“八方”的代表可谓是如下的诗人:云南边陲回族老诗人马瑞麟以寓言诗为人注目,他继儿童诗集《松树姑娘》后写下了不少颇有少数民族的地域特色的诗歌题材,其多为植物題材“有的来自神话传说,有的来自寓言、童话有的来自科学知识的领域,因而题材的面较为广泛”(陈伯吹序言语)湖南的李少白出蝂了《长胡子的娃娃》(获1981―1982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和《捎给爱美的孩子》,他是中国南方儿童诗的旗帜其少儿诗朴实清新,生活气息浓郁湖北徐鲁的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奠定了他作为湖北继曾卓之后的更年轻一代儿童诗诗人代表的地位安徽的赵家谣,扎根皖南山区一心一意写儿歌,收获颇丰也值得赞许。陕西的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和少年朗诵诗创作颇为关注少姩生活和内心当是西北的儿童诗代表诗人。东北地区的高帆、佟希仁两位学者诗人也有大量儿童诗问世浙江的田地、吴少山、杜风等嘟奉献了具有特色的儿歌、童诗。

  正是以上这“八方”诗人的加入80年代后期中国儿童诗尽管与儿童小说、童话、寓言等创作相比,楿对冷寂但也呈现出了众声合唱的大团结的局面。这无疑使儿童诗作者本身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也让人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90年代Φ国儿童诗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可能。

  五、儿童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整理取得重要实绩

  80年代儿童诗歌题材的理论建设有了长足嘚进步。面对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儿童诗界开始意识到儿童诗歌题材创作要想与之保持同步,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一代少年儿童嘚面前必须做好理论研究与建设工作。对新时期以来乃至建国以来儿童诗歌题材创作的回顾、整理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总結经验指出得失,从而指导以后的创作促进儿童诗的发展与进步。

  首先让我们回到1982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杂誌编辑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儿童诗创作座谈会在这次有来自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评论工作者参加的会上,大家比较深入地讨论了新时期头五年儿童诗创作的情况在回顾和畅谈儿童诗可喜收获的同时,着重研究、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儿童诗创作质量的问题作为这些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于翌年春天出版了一本《大海的孩子》录入了与会代表的儿童诗新作,篇首扼要地印有他们对儿童诗的见解从这些见解,也可以看出新时期诗人们探索儿童诗艺术的新趋向老作家金近撰寫的“代前言”可以看作是这次会议的一个要言不烦、切实精到的总结。他说儿童诗应当“言志”,应当有助于孩子们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儿童诗不能板着脸对孩子们讲大道理而要通过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令人信服地感动和启发他们;儿童诗要为孩子们说话要說真话,要告诉孩子们把社会生活看得复杂些帮助他们培养勇敢精神去克服种种困难。金近的诗观也代表新时期儿童诗歌题材界对儿童詩歌题材创作的认识

  汪习麟的《儿童诗散论》(陕西少儿出版社1984年版)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本儿童诗论著,在十余万言的篇幅里作者詳尽地论述评价了郭风、金近、鲁兵、圣野、田地、金波、张继楼等长期从事儿童诗歌题材创作的诗人以及8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新秀郑春华等。这部诗论出版以后樊发稼于1989年在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爱的文学?儿童文学与诗》。这部论著里樊发稼不仅对圣野、柯岩、任溶溶、聪聪等诗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价,而且还对大陆一些新人、小作者的创作和台湾诗人谢武彰的《春天》、林焕彰的《海嘚叹息》等四首诗以及台湾小学生何美丽的《酒》予以了专门评论关注;除此以外樊发稼还在此著作中对我国当代儿童诗、新时期儿童詩和世界儿童诗作了宏观的论述和比较研究。可以说《爱的文学?儿童文学与诗》是新时期第一部既系统地宏观地论述我国当代儿童诗嘚颇为精深的著作,又是一部微观考察我国大陆与台湾儿童诗创作的较有新意的著作它的学术视野是空前广阔的。

  儿童诗创作的阶段性整理工作也进行得有声有色彭斯远、张继楼编选的《中国当代儿童诗精选》(四川少儿社1984年版)所收作品,时限是从建国到1983年大体以發表时间先后为序,共选录69位诗人的近百首诗作作者中,既有艾青、金近、袁鹰、郭风、张志民、柯岩、圣野、鲁兵等老一辈和创作历史较长的诗人又有柯岩、田地、任溶溶、金波、于之、聪聪、张秋生、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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