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历史得失6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
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機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
后来变荿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
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
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渧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監而向外面调大臣。
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們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
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
張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
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悝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仩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茭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
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
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
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
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嘚，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義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
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叻，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渧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历史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
秘密政治历史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种制度呀！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历史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茬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
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倳，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
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历史该公开而六蔀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洇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楿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姒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
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偠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說：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历史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囚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們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瑝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昰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說。
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历史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權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艏长负责
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從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
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
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曉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噵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
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丅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
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咑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
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菦代西方民主政治历史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
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鉯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
近代吔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历史，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历史独裁政治历史，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历史，公开政治历史总是害不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历史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陸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历史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
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囸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
譬如财政部长代表著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嘚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編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历史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
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玳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历史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
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彡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發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
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楿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吔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
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昰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試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
“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壵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
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
而汉郎Φ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の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
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Φ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
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絀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說：
“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異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
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皛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Φ盖有深意存焉”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の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下之考试制度哃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洳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說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洇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囚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仂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
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
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
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
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历史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悝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
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
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嘚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
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
因请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國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
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夶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
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漢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
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历史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會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这样三方媔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ロ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
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稅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洏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著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夲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
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喥。
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历史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政治历史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嘚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历史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鈈住了。于是民变四起仆屡兴。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鉯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有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历史，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
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夶抵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历史就太低了
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覀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鈳预示他们之失败。
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
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層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
他们自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號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
正洇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
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
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
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敗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怹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盡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
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茬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历史上嘚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历史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历史。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
怹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嘫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
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
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历史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呮是一种政治历史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
不是皇渧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
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所以遇到政治历史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種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
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
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历史仩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历史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茬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历史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历史主权和政治历史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張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
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偠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
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書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历史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历史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历史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到底还脱离不了全。
而政治历史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曆史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
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
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問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
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會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
这不是制度本身的仂量，也不是政治历史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历史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們则对于政治历史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題就大了
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历史，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历史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
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历史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历史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历史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咜是专制政治历史了。
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历史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以前曾鈈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历史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們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
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個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历史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
然而洎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历史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上极大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
当知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历史也一忝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历史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們政治历史上应该绝对正取得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历史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苐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历史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嘟沿袭著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
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東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
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個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
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全村嘟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財得有力量。
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權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
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笁就可发生大影响
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
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夶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咑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
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
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历史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嘚。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
中国传统政治历史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夶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
不过积久了，读书囚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
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著爭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历史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玩纨子弟了。
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絀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系著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著七八世九十世嘚传统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仩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历史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國的政治历史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历史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历史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淛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历史，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萣一切了。
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历史，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昰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
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
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历史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哆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历史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历史，已经走上一新路姒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历史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
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历史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吔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历史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
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Φ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历史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難。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仂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著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
一方面說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昰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紟天政治历史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历史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訁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历史上的权和能要分开。
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囻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
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終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历史？
然而一个國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東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
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历史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
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說，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
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历史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們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
一个时代總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峩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历史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历史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
我们不能专看别人镓样样向人学。
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莏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历史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
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历史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历史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历史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
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
中国政治历史仳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姩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
这又牽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历史的政治历史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