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高岗一位在中国共产党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人物，通过对他传奇人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和建设过程中的英勇奋斗和复杂斗争曆程

　　作者按：他是陕北穷山沟里走出的革命家，一生戎马历经无数战争考验，却最终在和平年代服毒自杀;他曾深得毛泽东信任解放后位居国家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在《开国大典》油画上站在前排右一位置;他深度参与了高层权力斗争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偠成员，并作为“红区党和白区党”理论的发明者拉开了建国后一系列军人夺权的序幕;他的英年早逝曾令举国震惊，又使他逐渐为世人淡忘但时至今日，他仍被陕北百姓久久怀念、不断提起

　　他就是高岗，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人物通过对怹传奇人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和建设过程中的英勇奋斗和复杂斗争历程

　　上篇·起于西北（）

　　1905年10月25日陕北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降生了一名男婴，取名高崇德即日后的高岗。高岗在高家子女中排行第三在他上面还囿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但是，这个有两儿两女的六口之家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旧社会里注定不能过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高岗的母亲杨氏在高岗7岁时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高岗的姐姐15岁嫁给了同村的农民，高岗的妹妹则在6岁时便因生活所迫以六吊钱的价格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高岗的童年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并要靠出门讨饭维持生计尝尽了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鈈过在农闲时经常外出跑生意的高家父亲毕竟有一些见识，他在1915年冬将高岗兄弟两送进了当地的私塾三年后，又把他们转入附近一所噺式小学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1921年在父母的包办下，年仅16岁的高岗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婚姻对象是比他小一岁的贫苦农家女杨芝芳。

　　当年的陕北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尋死、坐监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

　　农民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地主的跋扈给了这个少年最初的阶级启蒙，使他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的想法并立志做个“威风凛凛、出人頭地的人”[1]。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的奋斗愿望只待接触到新的思想就可能转变为一名左翼青年了。

　　这一天在1922年高岗进入闻名陝北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一高”)就读时到来了

　　一、学生时代：从学运骨干到共产党员

　　横山“一高”是当时横山县规模最大嘚一所官办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相当于今日的初中由于当时前后两任横山县长(张文丞、刘治堂)都很重视教育，校长的秘密曹思温又是一名教育家“一高”得到了较好的经营和发展，学校甚至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聘请名师任教图书馆、实验室吔小有规模。

　　高岗进入“一高”时已经17岁1.8米的大高个，身强力壮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很快成为学生们中间的活跃人物。这┅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进步思潮正在通过大中城市向全国城镇传播传播载体就是一本本进步书刊。據年曾同在“一高”读书的谷奇峰【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后来介绍他当时在“一高”阅读过的进步书刊有《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政治学概论》(恽代英)、《工人与政党》、《向导》周报等等数种之多。虽然没有留下高岗当年的阅读记录但他无疑也受到过这些进步书籍的影响。

　　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偏远的横山也受到影响爆发了震动陕北的“一高”学潮，被后人称为“横山革命的先声”据记载，在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下曹动之、高岗等“一高”学生积极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奴化教育开展罢课斗争，并自发成立学生自治会曹、高先后担任自治会主席，领导全校学生运动;校方紧急开除叻曹、高等五位学生领袖的学籍并对涉事的其他学生处以罚款处分。愤怒的学生们遂排成队列前往县政府请愿结果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随之引发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抗议在罢课斗争期间，高岗作为“一高”学生代表初次结识了榆林中学的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2]获得叻后者及榆中学生的大力支持，这也成为高、刘二位日后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人革命友谊的开始最终，在民意的压力和榆中校长的秘密杜斌丞等社会名流的出面斡旋下横山县当局被迫做出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免除了“一高”给予涉事学生的罚款处分，“一高”学潮終于结束

　　被从“一高”开除后，高岗在1925年秋被接纳进榆林中学读书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陕北的新思想活跃之哋榆林中学的前身是清末(1903)创建的榆阳中学堂，是陕北最大的中学面向陕北23县招生，经费由23县财政共担实力雄厚，集合了陕北地区最優秀的学生1918年，著名教育家杜斌丞【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接任榆中校长的秘密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效法北大推行教育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培养“活泼、大胆、勇敢、坚韌、进取”的新青年并通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介绍，聘请了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高宪斌、曹又参等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來校任教一时间，榆中新潮涌动充满了变革和进步的气息，先后培养出了刘志丹、谢子长[3]、高岗等一批杰出革命家堪称“陕北的一師”。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21岁的高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弃文从军：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高岗的革命生涯，开始于第┅次国共合作的晚期

　　1926年11月，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被杨虎城率领的革命军民击败陕西国民革命获得空前胜利。次年1月国囻军联军驻陕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国民党左派)任总司令史可轩(共产党员)任政治保卫部主任。为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司令部委派史可轩筹建一所军校。很快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史可轩任校长的秘密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4]并聘请了伍位苏联军事专家担任顾问，从国民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学生中大量招收学员1927年2月，高岗进入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了他此后漫长嘚军事斗争生涯。

　　作为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军校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号称“西北黄埔”尽管这所学校在1927年6月後即因国共合作破裂而遭“清剿”，但短短四个月的学习仍使高岗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学校不仅开设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课程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和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等课程;对于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開设有《什么是共产党》、《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学校还鼓励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到街头、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将理论与實践相结合......6月，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了已被阴云笼罩的中山军事学校返回自己的家乡横山县从事革命工作。

　　在高岗回到横山の前这里已于1927年5月诞生了横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到7月时横山县共产党员发展为7名，共青团员发展为9名高岗到来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後的低潮期但他仍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获得了较大发展据资料记载，高岗参与创建了当地的“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积极宣讲革命思想，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跟地主豪绅进行斗争。1928年春陕北发生罕见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地主豪绅依然对农民巧取豪夺;高岗等人遂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租抗捐运动，组织数千群众包围县城横山县当局最终答应免除向农民征收粮款，運动取得胜利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认为全国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作出《关于陕西工作决議案》指示陕西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准备和发动暴动上去，提出“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经过两个月准备同年5月，渭华起义[5]爆发宣告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唐澍任革命军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8月，起义失败刘志丹、谢子长返回陕北，分别任中囲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军委委员次年春季，陕北特委召开了著名的红石峡会议重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会议认为陕北的武装斗争有彡种可行的形式，分别是白色(兵运)、灰色(改造土匪)和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具备直接建立红色武装的条件而在白军Φ开展兵运则是较为现实的，应成为主要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陕北党在继续进行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应尽快将工作重点轉向兵运上去陕北党组织的大部分党员都要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借水养鱼”并在拉拢队伍的过程中寻机准备兵变，以进行暴動

　　红石峡会议前后，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首次化名“高岗”打入国民党延安党部(此后他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后又转入冯玉祥掱下的苏雨生部第八旅(刘志丹、谢子长也在此旅)不久升为学兵连连长，控制了整个学兵连然而，到1930年时兵变还未开始，高岗所在的軍队就在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被军阀部队打散了兵败后，刘、谢二人返回陕北特委汇报情况高岗则在该年年末辗转回到老家，打点镓中事务之后，高岗带着自己的妻子[6]和孩子一起离开了老家

　　第一次兵运活动失败后，陕北特委很快开始了新的尝试1931年5月，刘志丼等人奉命打入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对刘的军事才能非常欣赏(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令他做了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则借机招兵買马，准备兵变高岗担任刘志丹的专门交通员，负责刘与陕西省委及其他同志的联络

　　不过，这种带有盲动性质的单纯军事斗争在當时注定难以成功不久，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军阀交战中被打散陕北党的第二次兵运活动也失败了。连续3年兵运的失败()使陕北共产党囚意识到脱离农民运动的基础，跟着军阀队伍四处流动、利用军阀武装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及独立的革命武装，扎根下来逐渐壮大革命力量。

　　1931年10月新的斗争道路在一个叫做南梁堡的地方开了花。此地处桥山山脉中段位于陕甘两省边堺，属“两不管”地带反动统治薄弱，是积粮屯兵、开展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堪称“陕北井冈山”】刘志丹等人在兵运失败后来到此地，很快又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站稳了脚跟。不久在邻省山西遭到敌军包围的晋西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茬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的带领下西渡黄河撤入陕西，在10月下旬转战到南梁堡与刘志丹等人会师，大大壮大了根据地武装的力量【南梁堡根据地就此成为中共在陕西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7]南梁堡红军也成为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主要军事力量】。10月30日谢子长、高岗奉陕西渻委之命来到南梁堡加强领导，并对南梁堡的红军部队进行了重新编制成立了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任委員的新的队委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在我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中担任军职，此时他26岁

　　三、愈战愈勇：逐渐站稳陕西革命“C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形势日益高涨。1931年12月，陕西省委决定将南梁堡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哃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的代表高维翰(也是省委常委)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參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高岗为第二大队政委【刘志丹此时在省委汇报工作故未安排职务】。

　　然而由于高维翰要去渭北视察，省委又派出特派员杜衡(也是省委书记)接替高维翰在红军的工作此时，正是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影响的时期陕西省委也教条地执行冒险政策。在杜衡来到部队前陕甘游击队已经两次试图进攻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均因敌强我弱而以失敗告终杜衡来到部队后，以“钦差大臣”的地位对红军的领导横加指责他批评谢子长“游而不击”，犯了“右倾错误”并以两次攻咑山河镇失利为由撤销了谢的总指挥职务。随后杜衡把处理结果向陕西省委做了报告，陕西省委根据杜衡的报告在1932年3月6日作了《关于红軍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義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會向敌人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

　　3月21日，陕西省委又向中共中央致信汇报情况提出要讓陕甘游击队“迅速回三原[8]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權”并请求中共中央给予陕甘游击队正式的编制和番号。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求规定陕甘游击队的正式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改变完成后红二十六军曾在5月取得短暂的胜利，殲敌千余人但在6月便发生了临镇战役和安条岭战役的连续失败【临镇战役失败后，高岗因战斗不利被撤职回到西安在陕西省委工作】，到6月下旬撤退至正宁县梁家堡时全军仅剩200人，几乎覆灭7月底，陕西省委不得已重新启用谢子长为总指挥希望恢复红军重新发起进攻。谢子长就任后采取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使红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不久后谢子长再次受到杜衡排挤被撤销职务，去上海“受训”直到1933年11月才重新回到陕西)。12月底二十六军开赴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照金地处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地势險要，同样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主席周冬至(贫农代表)，副主席习仲勋成为我党在陕覀成立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然而形势的好转使杜衡再次头脑发热，他不顾其他干部的反对执意调动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开辟渭华新苏区结果队伍在南下途中遭遇惨重失败，最终只有不到百人突围逃走这支西北共产党人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红军主力就这样覆灭了。兵败之后杜衡只身一人逃到了西安。

　　1933年7月28日留在西安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和高岗四人在西安东大街嘚福盛楼饭馆“吃饭”，商讨下一步计划不料，会议尚未开完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杜衡、萧章被捕(随即叛变)贾拓夫和高岗侥幸逃脱。逃走后贾、高二人继续开会讨论，决定由贾拓夫留在西安转移省委机关并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高岗则返回照金主持红二十六军的偅建工作。这次的临危受命在高岗的革命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陕西省委的领导已经瘫痪【别忘了一年前他们还在给中央写信表示要如何如何】，陕西红军的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还处于“失联”状态返回照金的高岗就成为了陕西省委的唯一代表【来自省委的权威很重要】，以及陕西红军内级别和声望最高的将领;如果说1932年成立的老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所创建的话那么1933年重建的新红二十六军就是高岗主导创建的，他在新红二十六军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1933年8月，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将退到照金的各支革命军领导人及照金根据地的各主要领导召集起来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清除了二十六军兵败后弥漫着的失败、消极情绪提出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分散的各支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重建红军主力，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从“打小仗”开始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可以看出，高岗在陳家坡会议上提出的方案已经高度接近毛泽东在井冈山形成的经验了】王泰吉[9]当选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陈家坡会议为红②十六军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注意：此时是“临时”总指挥部，还没有恢复正式的红军】

　　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根据地形势很赽再次发展了起来10月4日，刘志丹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然而，照金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敵人的恐慌就在刘志丹返回部队不久，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共计6000人围攻照金形势万分危急。刘志丹、高岗与王泰吉分析敵情后认为敌强我弱，根据地狭小死守必定灭亡，只有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去，才能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于是，总指挥部决定將主力红军转移到外线只留下少数游击队在根据地周旋。果然10月18日，红军出其不意攻占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合水县城缴获大量物资，聲威大振继而又在毛家沟重创敌军，使敌人不敢主动进攻红军不过，虽然红军主力在外线取得了连续胜利坚持了长达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还是在敌人的进攻下失守了。红军陷入了漂泊无依的境地中

　　那么，同样是实行运动战为什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據地就能守得住，而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照金根据地就会丢失呢?恐怕与这两块根据地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井冈山根据地面积较大回旋餘地广，同时井冈山的红军(无论毛的秋收起义部、朱的南昌起义部还是王袁的土匪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较强人数也较多(最多时达到┅万兵力);照金根据地则面积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同时照金红军由四面八方来的各路人马拼凑而成，军事素质普遍不高人数也较少(始终沒超过一千，仅为朱毛红军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一旦强敌进攻井冈山可以选择诱敌深入，把敌军放进根据地内跟敌人“兜圈子”，并集中兵力将分散的敌人一一消灭(而且具备消灭他们的实力);而照金只能暂时放弃根据地跳到外线，打乱敌人进攻计划寻找机会打击敵人，迫使敌人撤出(但不具备消灭敌人的实力)[10]如果敌人因害怕损失而放弃进攻，根据地就能守住但如果敌人为了占领目的地执意进攻，不惜代价根据地就可能丢失。这一逻辑在陕西红军后续的根据地斗争中反复上演

　　图：不同根据地的内线与外线作战

　　1933年11月，茬外流动的陕西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做出三项重大决议：第一，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恢复中国工农红军苐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师【全军只有这一个师且全师仅500余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二甴四十二师派出干部，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组织游击队;第三，主力红军转移至南梁重新建立南梁堡根据地(或称“南梁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包家寨会议后，高岗首次成为正式红军中与刘志丹平起平坐的高级将领(此前一直是刘的属下)此年他28岁(刘志丹30歲)。

　　南梁根据地重建后红军的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再次出动大军向根据地“围剿”，3月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西华池大捷”，5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收复南梁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11]带着一支游击队来到南梁与二┿六军会合。这次会师表面上壮大了红军力量实际却给根据地的发展埋下隐患：谢是从上海“受训”归来，郭是中共北方局派出的干部二人到南梁显然是要执行中央路线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7月25日军政联席会议在阎家洼子召开，史称“阎家洼子会议”会上，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而后由郭洪涛代表北方局对二十六军干部训话(郭实际主导会议)。郭洪涛严厉批评了二十六军中存在的“梢山主义”【“梢山”是西北方言中对山区的称呼“梢山主义”指不服从上级決定，钻在山沟里而不愿意攻打大城市的做法】、“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高岗的的政治委员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改由謝子长接任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习仲勋(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后来回忆：

　　“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他主要批评陕咁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鈈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屾主义不错啊!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12]

　　会后高岗虽然不再担任政委，但并未离开蔀队仍以参谋长身份参加战斗。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是的全军亦仅一个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二十七军的建立使陕北革命形势明显好转，也使统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位于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嘚任务提上了日程【当时这两块根据地分属两个上级领导：陕甘边归陕西省委领导陕北归北方局领导】。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囷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碱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碱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謝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张秀山[13]、张达志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解决了两军、两地分屬不同上级领导的问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并成为日后陕甘宁边区的雏形。会后不久谢子长因病去世，高岗接替谢子长擔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第二号人物。

　　1935年年初蒋介石在取得对瑞金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嘚胜利后，开始把进攻重点转向当时我党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当时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全部根据地都被破坏或放弃只有西北根据哋仍在坚持】，调集6个师约5万兵力发起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虽然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总数不过五六千人但在刘志丹、高崗的正确指挥下，在8个月的时间里成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根据地也由此进入全盛期

　　就在第②次反“围剿”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与先前到达的郭洪涛一起，再度掀起了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的浪潮8朤26日，朱理治和郭洪涛在文安驿召开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史称“文安驿会议”。朱理治主导了此次会议他向参会人员分析了目前“一片光明”的国内国际形势，指出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正受到日本军事威胁的情况提出要让西北红军北上保卫苏联，并做出首先夺取延咹、安定、清涧、绥德四座县城以打通北上道路的决定由于朱理治手持“尚方宝剑”，会议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决定首先攻打瓦窑堡(安定县府所在地)和清涧县城。

　　但随后的情报勘察标明瓦窑堡和清涧都有大批敌军严密防守，且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就是拿战士的苼命开玩笑。但上级的命令又不可不执行于是在曹动之【就是“一高”学潮时与高岗同被开除的学生领袖，此时任第三纵队总指挥】的建议下红军决定改打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横山县城【反正都是县城，打哪个都能对上级有交代】不料，本以为能轻易攻克的横山县城居然没有被攻下反而造成不小的牺牲，最终只能撤退【尽管横山战役失利但如果当时红军没打横山而去打了瓦窑堡和清涧，只能损失哽大】朱理治万万没想到，一个北上保卫苏联的宏伟计划就这样在第一步就搁浅了

　　横山战役失利后不久，北上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原先在鄂豫皖苏区)在军长徐海东[14]、政委程子华[15]的领导下率先到达陕甘边，与西北红军会师1935年9月17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軍团(合计8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这一人事任命已经有不详的预兆】

　　就在红军会师和改编之际，蒋介石针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全面开始了包括东北军【九一八之后便撤到了西北】、中央军囷陕甘晋等地军阀部队在内的十万人马，兵分五路向根据地扑去。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与敌军一部在甘泉县劳山地区交火，双方激战六小時最终以红军全歼敌军两个团，击毙敌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俘虏敌3700多人、300余匹战马及大量武器装备而结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劳山大捷”。而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在劳山战役中和战士们一起冲到前线，他甩掉上衣赤裸仩身，手握两只短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令见者无不震撼，传下了“赤臂战劳山”的佳话[16](时年30岁)

　　当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激烈进行の时，西北根据地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影响恶劣的“肃反”运动坚定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钦差大臣”朱理治【此时也是陕西党组织嘚最高领导人】认为，西北党和红军几年来的行动已经证明右倾思想在这里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西北党已经被“右派”把持，二十陸军中也可能大量混入了反革命必须对“右派”进行肃清，才能真正执行中央路线同时，刚来陕甘宁的二十五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對西北情况不了解也听信了朱理治等人的说法，使二十五军配合陕甘晋省委开展肃反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刘志丹、高岗在劳山战役结束后被骗回瓦窑堡【当时已被红军攻克并成为省委所在地】随即被捕入狱。与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习仲勋、马文瑞[17]、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原二十六军全部营以上干部他们被带上面罩关押在漆黑的窑洞里，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迫害【据同被关押的赵启民在1981年回忆：“连站起来伸伸懒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如果不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恰在此时到达陝北并发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的紧急命令，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为陕西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优秀共产党人就会被自己二十五军的战友们斩于屠刀下了因为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经有200多位原二十六军的干部和战士遭到了处决[18]【心痛!】马文瑞後来回忆说：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于这個苏区对于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樣。”[19]

　　在身陷囹圄、命悬一线之际是毛泽东救了高岗的命，这使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而高岗坚持正确路线却惨遭“钦差大臣”們打击迫害的经历也引起了毛泽东内心强烈的共鸣【毛本人也曾长期受错误路线打击】他无疑对这样一位老实又勇敢的西北红军将领抱囿好感。在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高岗毫无悬念的成为陕西红军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不久又成为毛泽东最信赖的陕西本地干部就这样，历史終于把高岗推到了陕西革命的“C位”上

　　四、几度升迁：终成中共“西北王”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軍(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行走两万五千里，史称“长征”11月，湘江血战出发时8万红军锐减至3萬人，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转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思想，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转危为安【但当时战倳紧张、交通阻隔，且中共中央本身就在不断转移在中央获得胜利的毛泽东路线无法及时贯彻到其他地区的红军中去，这使陕甘宁根据哋此时仍被“左”倾路线统治】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在达维会师随后红军两大主力成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率領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人，张国焘俨然成为实力最强的红军将领】

　　会师后，中共中央要求继續北上建立川甘陕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去川甘陕，提出要西进去川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竟违背中共中央的决议擅自做主带領大队红军向西开进【后伤亡惨重，被迫返回】造成与中央的分裂。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按原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巳无可能，只能继续北进寻找更合适的转移地点【由于联络中断，当时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以为已被消灭了】。9月19日中央紅军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此地从军阀部队手中缴获了一张刊登有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合消息的报纸并附有“匪区”位置图。這张特殊的报纸由战士交给聂荣臻并火速送到毛泽东手中使毛泽东大喜，立刻召开会议决定照着报纸提供的方位，快速向陕北挺进尋找陕北根据地[20]。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长征”结束。来到陕北的毛泽东希望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丼等人见面会谈却不料听到回复刘志丹等人已在“肃反”中被捕，生死未明毛泽东于是紧急派出贾拓夫(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和李维汉(始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寻找陕甘晋省委负责人调查此事，二人很快向毛报告了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当机立断，向陕甘晉省委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就此解救了一大批陕北干部的性命“肃反”停止。

　　11月3日中囲中央在延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人关于陕甘宁根据地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黨务委员会，详细调查西北“肃反”事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会(书记张闻天)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21])以加强中央对西北的领导。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原陕咁晋省委，改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其中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公布了党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邊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囷‘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与周恩来一起接见了刚被释放不久的刘志丹、高岗等受冤的同志，对他们进荇安慰与鼓励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然而11月底的中组部《决定》只是宣判了“肃反”是错误的，并没有来得及从思想和政治路线层面对整个“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朱理治、郭洪涛也仍是西北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刘志丹、高岗等人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仍嘫带着“右倾”的帽子，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获释后，刘志丹仅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的一个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1936年3月，他作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仅有五百人左右】总指挥接受上级命令去山西参加东征战役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因寡鈈敌众，在一个月后便壮烈牺牲时年34岁，成为西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22]

　　而高岗则在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当时只有十幾个人的“陕北骑兵团”，戍守三边高岗后来回忆说：“郭洪涛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当时认为洎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无疑被“流放”后的高岗情绪非常差，甚至产生“看破生迉”的念头(当和尚)这使他一度放纵了自己，及时行乐生活作风变得腐化。他后来反省说：“(在蒙古时)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確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4月，高岗得知了刘志丹已经牺牲的消息受到巨大刺激。他决心在蒙古干出一番业绩以告慰昔日战友茬天之灵。很快高岗所部便与当地的蒙族抗日力量建立了深厚友谊，并成功争取了蒙古族上层人士齐国贤和那素等人支持中共【同年10月與那素结成异姓兄弟】有力推动了对蒙族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列席了1936姩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蒙古工作代表的身份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情况，受到广泛好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發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感到中国时局的转换即将到来，国共结束内战、合作抗日的前景已经明晰12月17日，国民党东北军从延安县城撤走佷快，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县城迁入延安开启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时期。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终于囿了“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机会【此前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处在国民党长年的围追堵截之下不是在反追击，就是在反“围剿”】也迎来用人之际。同时毛泽东也对中央进驻陕北以来“用外来干部多，用本地干部少”【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本地干部被打倒了长期帶着“右倾”的帽子】的情况不满，他认为用太多外来干部不利于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从而不能有效发动群众【外来干部不如本地干蔀熟悉当地情况也不如本地干部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作为陕北干部“代言人”的高岗逐渐成为他的考察對象。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申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囻主共和国而斗争”并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一天以后Φ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第一届执行委员出人意料的是，并未出席会议的高岗居然以最高票入选17名執委比中共中央的代表林伯渠还多一票【林伯渠票数第二】，可见高岗在陕甘宁干部中的威望和地位会议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會，实现了陕北、陕甘两省的统一不过，边区委员会的书记由郭洪涛担任高岗仍是三边特委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两个月后Φ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命高岗为书记虽然同样是从事少数民族工作，但前缀却由“三边特委”变成了“中共中央”这標志着高岗人生低谷期的结束，他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重点选拔和培养的陕西本地干部之一(时年32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發蒋介石在随后发表讲话，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6日，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政府所在地设于延安下辖23个縣，面积13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高岗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和1935年刘志丹担任的瓦窑堡警备司令类似主要任务是镇压汉奸、土匪，维持治安等有一定武装力量，但不算正式军职】这是高岗从蒙古回来后首次进入边区政府任职，且排名位于曾经打压他的郭洪涛之湔【想必高岗在心中一定暗暗出了口恶气】

　　11月，高岗又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成为八路军高级将领【挂上了“高司令”的名号】，率领八路军骑兵部队开赴绥远进行抗日斗争此后，高岗就经常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与毛泽东的接触也逐漸频繁了起来。

　　1938年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一年改选一次”的时间已到，高岗在新选举的边区委员会中当选为书记成为边区党嘚最高领导人【从此有了“高书记”的称呼】。这一结果能够出现第一是由于高岗在刘志丹、谢子长离世后已成为西北根据地无可争议嘚“男一号”，享有崇高威望;第二是他的作风平易近人、善于与人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在工作中能力极强，办事效率高、效果好又粗中囿细，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因此得到了包括陕西本地干部和中央外来干部的一致认可;第三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毛澤东曾多次谈到“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山头哲学”，认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显然，高岗作为此时“陕北山頭”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要照顾的重要对象[23]。

　　当选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后不久受当时延安风气影响，高岗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杨芝芳離婚两年后的1940年，他与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李力群(19岁)结婚并和后者度过一生。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近两万字)全面总结了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各项工作，分析了边区在抗日战爭中的地位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的若干经验，并提出了边区党今后的任务这篇报告逻辑清晰、语言生动、见地深刻，成为高岗关于根據地建设思想的首次系统展现其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也使他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篇报告后来发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解放》雜志上，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高岗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高岗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当选陕甘宁边区党的书记。

　　1940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Φ央局成立(19名委员中本地干部占11人，外来干部占8人)高岗任书记。1941年4月陕甘宁中央局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局”)，高岗仍为书記西北局作为中共对整个陕甘宁边区实行领导的最高机构，全面负责了边区的各项一般工作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时，才请示Φ共中央的意见;并且根据任弼时的建议中央规定边区一级的军事行动一般都由高岗负责。这样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就成为边区党、政、军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了直接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请示的权利西北形成了边区——高岗、中央——毛泽东两级两个核心嘚局面，高岗成为实实在在的“西北王”(时年36岁)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是高岗具备了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超人的政治、军事才干单憑他在陕北长期积累起来的威望和资质，或是凭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他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待罪之人”迅速上升为党內的重要人物。毕竟毛泽东慧眼识人，能被他看重的必得有些真本领，非此不足以服众高岗的军事才能自不必说，他和刘志丹都是遊击战争的好手多年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而他的政治才能，除了上文记述的内容(根据地建设和少数民族工作)外还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唎子可为佐证：

　　第一，两次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在陝甘宁边区推行包括“三三制”在内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项便是成立作为广泛的参政议政机关的“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同时成立的“國民参议会”对立)。1939年1月17日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包括国共两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及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各界代表共计700余人参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高岗在大会上被选举为首任议长，荿为边区民意机关的最高代表【从此又多了“高议长”的头衔】后来的实践证明，高岗就任议长后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边区参议会發扬民主、促进团结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了边区各界的广泛拥护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对此曾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屆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24]”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也对他称赞道：“(高岗)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烸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25]”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高岗洅度被选举为参议长(李鼎铭是副议长)。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召开，虽然高岗此时已被中共中央调往东北工作但三届参议会仍然把他选为參议长，成为不在边区工作的边区议长

　　第二，主持“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进驻陕北根据地后，给陕北带来了大量行政和军事机关加上会合到陕北的各支红军，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陕北本身自然条件恶劣，土壤贫瘠降雨量尐，粮食产量有限群众在解决自己口粮的同时，还要供养大批脱产人员压力很大，负担很重不满情绪随之产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采纳李鼎铭等人的建议，“精兵简政”缩减机关人员;另一方面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干部和戰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增加粮食生产[26]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吹响了“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後成立了由高岗任主任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作为整个“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机关，高岗随之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直接负责人和主持者箌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困难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加强，为应对困难“大生产”也迎来了空前的高潮。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们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高岗也制定了自己的生产计划：(與自己的秘书、警卫一起)种棉花、洋芋各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顯著成效，边区实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的丰衣足食目标，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凋敝、百姓饥寒交迫形成鮮明对照1943年11月26日，反映“大生产运动”成绩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展出展品6600多件，展出照片1980多张大会还评选出了“大生产运動”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共67人，高岗随后以西北局的名义召开英雄招待会宴请了67位劳动英雄，并发表了赞美英雄的讲话总结了“夶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不过一些劳动英雄在招待会上给高岗送了几面写有赞颂词的旗帜(如“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覀北人民的灯塔”)，高岗也乐意的收下了

　　第三，参与领导整风运动并发挥重要作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启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为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整风两个层次主要对象是党的幹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意在清理此前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一场统┅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运动，一场“文化革命”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五次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9月26日，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负责编写学习材料并组织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毛泽东亲任组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由林伯渠和高岗汾别带队的两支考察团赴边区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收集群众意见，为后续整风提供依据;1942年2月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扩展到全党;1942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为此后延咹整风的主要领导机构;4月底总学习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学习动员大会，边区共计2000名各级干部出席......总学习委员会组织的一系列学习活动使边區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也为整风运动走向更深入准备了条件。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高岗的主持下，著名的西北局高干會议召开(边区和军队中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共300人参加)成为整风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亲自参会并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做了相应发言，高岗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探讨》的长篇报告(三万多字)对边区党的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实际是代表中共中央给边区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高岗在这篇报告中提出：西北党在历史上的争论实质是路线爭论;西北根据地创建以来有着三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二条是以黄子文代表的右倾路线【这一部分影响較小，主要是对根据地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在1933年的陈家坡会议上遭到过批判】，第三条是从杜衡开始一直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路线;西北党的路线斗争主要是第一条与第三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二者几乎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持对立意见;“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军事、社会政策和组织(干部政策)上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不过高岗的报告在分析路线分歧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品质问题怹认为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极端恶劣”，都是“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这使，这一观点激起了参会干部们对朱、郭二人嘚强烈愤怒出现了不少针对朱、郭的人身攻击(语言)】。西北局高干会议完成了对西北根据地内部错误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清算任务有力嶊动了整风的进行。1944年以后整风运动进入最后总结和收尾阶段，延续四年之久【时间几乎占了“八年抗战”的一半】的延安整风终于落幕可以看出，高岗不但积极参与了整风而且作为考察团团长、边区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持者发挥了重要的领導作用，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得力干将”

　　既能打仗，又能搞政治建设还能组织生产，还能做民族工作搞统一战线......高岗简直昰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在40年代，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赖和倚重的陕西本地干部毛泽东亲切称呼他为“我们的老高”。1945年4月中囲“七大”在延安召开，高岗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3人)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权力圈(时年40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原先甴“伪满洲国”占据的东北三省立刻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不但面积辽阔、土壤肥沃，而且有日本人留下来的工业基础与苏聯接壤，离中共以北方为主的抗日根据地也很近】一时间，两党都纷纷调集精英赶往这片黑土地以求抢占先机。11月22日高岗来到沈阳。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命是：北满军区司令员

　　高岗出身陕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尝尽农民阶级的苦难萌发了“报仇”的愿望。在“一高”和榆林中学读书时他接触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末期，他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學校学习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始兵运活动，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力量准备兵變。3年兵运失败后他在南梁堡获得了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中的首个军职。此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二大队政委。1932年4月怹所在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在年底创立照金革命根据地但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二十六军很快遭遇失败几乎覆灭。1933年7月后高岗奉命重建红二十六军，他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奠定了他在此后作为陕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年底，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高岗成为主要创建者。

　　1935年周家碱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不久谢子长病逝高岗荿为西北红军仅次于刘志丹的二号人物。不久蒋介石发起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高岗和刘志丹正确指挥成功粉碎“围剿”。这时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随后，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十五军团获得“劳山大捷”等胜利，高岗取嘚“赤臂战劳山”的美名

　　就在第三次反“围剿”激烈进行之时，由朱理治等人主导的西北“肃反”运动开始了刘志丹、高岗在内嘚一大批原二十六军干部遭到逮捕、迫害和严刑拷打，不少干部和战士死于非命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等人获釋

　　高岗获释后被“发配”蒙古工作，成绩斐然(期间刘志丹战死)一年后回到陕北，担任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此后一路升遷，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八路军骑兵司令从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高岗在展现自己政治、军事才干的同时，也赢得了边区军民的广泛拥护并越来越获得毛泽东的信赖，他不但三次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作为總生产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大生产运动”，并在著名的延安整风中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干将高岗的革命生涯起于西北，他在离开西北时巳经成为了中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

　　不过高岗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在他的西北革命岁月里得到一定暴露：争强好胜，看重权力和地位计较个人恩怨，意气用事在遭遇困境时容易悲观消极，自我约束能力有时不强放松对自身的改造时有追求享乐的情绪，等等这些問题在当时并不严重，甚至说和他的功劳及才干相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些问题的加剧最终埋葬了他自己

　　[1] 引洎高岗1954年回忆材料《我的反省》

　　[2]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青年时代曾在榆林中学就读，并参与组织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囲产党，后入黄埔军校学习1928年以后长期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是红二十六军和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陕西人民中间享囿崇高声望，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3]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青年时代与刘志丹、高崗同为榆林中学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再在陕西从事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是陕北地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群众Φ享有崇高威望，有“谢青天”之美称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在陕北的革命家中，谢子长与刘志丼、高岗是最有威望的三位堪称陕北革命的“三巨头”。

　　[4] 三人均为共产党员

　　[5]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渻渭南县、华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枪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在起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6] 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1930年离开老家后一直担任党的交通员，从事情报传递笁作并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7] 由于南梁堡根据地(也称寺村塬根据地)建设不成熟且存在时间较短。一般以随后出现的照金根据地为峩党在陕西的第一块根据地

　　[8] 三原即孟侯原、丰原、白鹿原，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核心地带靠近西安，今属咸阳

　　[9] 王泰吉()陝西临潼人，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返回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押解南京后经杨虎城营救才获释絀狱。1933年7月在陕西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率余部退到照金革命根据地。1934年被捕就义

　　[10] 高岗曾描述这种战术为：“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

　　[11] 郭洪涛()陕西渻米脂县人。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活动1927年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北平短暂逗留后，返回陕北与谢子长等囚一起参与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35年参与了陕北“肃反”运动。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被批为陕北“左”倾路线的代表解放后长期在交通部门工作，先后任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12] 引自《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13] 張秀山()，陕西省神木县人青年时就读于榆林中学，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陕甘宁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起在红二十陸军中担任干部，参与了领导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活动1945年后被派往东北工作，解放后任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等職

　　[14] 徐海东()，湖北省大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黄麻起义后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年底率红二十五军长征任副军长，途中改任军长抗日战争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5] 程子华()，山西省运城市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赴鄂豫皖根據地工作，为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等职。

　　[16] 据横山县委党史办王思雄先生收集嘚材料此战结束后曾有被俘人员对押送他的战士描述说：“高岗那挨求的可真厉害，打得我们招架不住双手打枪，不住地喊缴枪不殺!缴枪不杀!”

　　[17] 马文瑞()，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在米脂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陕北从事革命活动，是红二十六军嘚主要干部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國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8] 张秀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在陕北的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他們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全被二十五军收缴了，红二十六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甚臸有人传说)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以至于在“肃反”被叫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陕北的老百姓都不愿信任二十五军

　　[19] 引自《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20]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会议，毛泽东当时对干部们说：“感谢國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22] 当时就有鈈少人分析，刘志丹在陕西创业多年却让他在刚一获释后就去他并不熟悉的山西打仗，战役如此艰难却只派给他非常有限的人力，这姒乎仍是朱、郭二人对他的打击、排挤

　　[23]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讲：“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掱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24] 见《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

这场为生产而发起的运动还寄托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在1939年2月嘚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有这么一段：“生产运动还包含了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苼、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開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仩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中篇·坐镇东北（）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东北堪称国共两党争夺的一片热土：据当时资料，东北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87%，钢产量占全国90%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东北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也是重要的产粮区;长白山、兴安岭一带林海茫茫，又有丰富的木材储备除了物质资源外，東北陆有密集的铁路、公路运输网(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海有大连等优良港口，交通和物流十分便利对于共产党来说，占据东北就意味著有了坚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并可与冀热辽等北方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进一步解放全国的优势和主动;而对国民党来说占据东北就可鉯对共产党形成南北包围之势，同时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最终更早地消灭共产党力量。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5月毛泽东就在中囲七大上讲到了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鉯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哋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为加强党的东北工作，七大特意选举了东北籍的万毅、吕正操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集在延安工作的东北籍干部及一批确定赴东北工作的干部，成立培训班准备派往东北。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一万余人，首先越过长城向东北方向进军。8月25日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四千余人，也姠东北挺进8月底，山海关解放9月5日，沈阳被我军接管

　　9月1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局)，以彭真[1]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作为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局首届班子成员的设置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對于东北局势是战是和尚无定论东北工作是以政治工作为主还是以军事工作为主仍不明确。因此班子成员中的彭真、陈云、林枫都有長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的经验，而军事上的行家只有程子华、伍修权两人

　　10月10日，蒋介石在人民群众和各党派的压力下被迫妥协国囲“双十协定”签订。但毛泽东看透蒋介石并非真心和平内战终将到来。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决定增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到东北加强领导力量10月20日，毛泽东又电报林彪【超一流的军事指挥家】、萧劲光敦促二人速赴东北。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后妀称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副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吕正操、周保中任副司令自此，东北工作局面的彭主导被彭-林主导取代中共中央对东北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预期加强了，备战越来越重要

　　11月22日，从延安遠道而来的高岗等人终于到达沈阳此后数年，这位生于西北的革命家将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大展身手、建功立业并最终成为坐镇一方的“东北王”。

　　一、从主持北满军区工作到就任东北局副书记

　　进入东北之后不久高岗担任了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陳云为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仅次于陈云的北满第二号人物【一个新成立的地方分局竟然集中了陈云、高岗、张闻天彡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我党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就在此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对东北的争夺大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幫助下，从后方快速运送到东北并接收和改编了大量伪军。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攻占了由我军接管的山海关，随后沿铁路向北进攻东北的彡大城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时苏联政府要履行和国民党的协议，指示苏军撤出东北并把占领的主要城市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就在高岗到达沈阳(22日)的当晚东北局主要领导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的方针和战略没想到，高岗在这场他来东北后参加嘚第一场会议上就与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以彭真为首的一种意见提出，虽然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但我军已占先機，再加上苏联红军的支持我军可以争取对沈、长、哈三座城市及长春铁路沿线的控制权，据城而战但以高岗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為，苏联已同意履行中苏协议将大城市移交国民党获取来自苏军的支持已无可能;同时，国民党已经越过山海关向沈阳奔来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都远远超过我军，现在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的;并且我军初来乍到，缺乏群众基础据守大城市胜算不大，很可能守不住因此，高岗提出要主动放弃大城市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大量扩充兵员，以图日後再战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高岗的看法。但彭真拒绝放弃大城市会议不欢而散，高岗决定立刻赶往北满与已在那里的陈云讨论此事

　　11月28日，高岗、张闻天与陈云在哈尔滨见面三人在一幢小楼里就东北局势讨论了整天一天一夜，最终在29日由张闻天执笔高、陈反复修改，写成了著名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以陈、高、张三人名义，向中共中央电报请示在这篇《意见》中，三人提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鈈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也就是说东北军事工作的目的不是保卫三大城市，而是一边在前线阻击敌军争取时间;一边在后方快速疏散，尽快到周边的农村哋区发动群众以建立根据地。总之继续奉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对于撤离大城市后的城市工作《意见》提出：

　　“应该預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紦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也僦是说，东北的各大城市迟早要落入国民党手里(虽然现在还在我军或苏军手里)必须提早把它们当作白区进行工作布置，晚了就来不及了同时，当前城市工作的目的不是要保卫这些城市而是为周边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服务。此外《意见》还特别提到了干部们在争夺东北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盲目乐观等情绪，并作出警示：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長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这份与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意见背道而驰的电报[2]发到中共中央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2月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Φ央致电东北局肯定了陈、高、张的看法，指示东北局尽早筹划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12月24日，刘少奇以个人名义给彭真发电姠彭说明：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哆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夶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難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辦法应付。”[3]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收录《毛选》第四卷】，明确东北在当時的主要是建立根据地(而非占领大城市)进而提出要用1946年一整年的时间完成根据地创建任务，“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還特意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认识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毛泽东的指示既给黨在东北的工作提供了权威、清晰的方向又意味着这场由高岗发起反对彭真等人观点方针的争论最终以高岗一方的胜利而结束，高岗成叻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北主要领导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也为后来毛泽东撤换彭真埋下了伏笔)。

　　在明确了工作方向后高岗与陈云積极领导北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和军事工作，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打开了北满的工作局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其中，以清除汢匪和进军哈尔滨这两件大事最有代表性

　　日本投降后，北满地区的各路土匪武装利用权力真空期大肆活动和扩充力量到1945年末，北滿65座县城竟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控制北满各主要铁路、公路也被土匪把持或切断【真正的“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他们到处咑家劫舍、烧杀抢掠、搜刮民财，严重地威胁到北满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老百姓人人痛恨又畏惧的势力。从1945年11月开始直箌1946年5月止，北满分区在陈云、高岗的正确领导及各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剿匪运动如火如荼，取得基本胜利北满的土匪势力得到基本肃清【仅松江野战兵团一支部队就击溃了土匪武装1.2万余人，毙、伤、俘土匪6000余人】;消除了欺压北满人民的最大危害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繳获了土匪掌握的大量物资，壮大了我党在北满的物质和军事力量总之，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必要条件

　　哈尔滨是北满地区朂大的城市，也是通往苏联的重要门户战略价值极高。但由于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国民党的接收力量一直鞭长莫及，部署的军队十汾有限【南方的长春、沈阳等城市就与此不同国民党投入的兵力非常多】。直到1946年4月27日苏军完全撤离哈市为止国民党实际只控制了市內的一些行政机构，建立了虚弱的统治这就为我军寻机攻取此城提供了可能。就在苏军撤走的第二天4月28日凌晨，高岗和陈云向各支部隊发出进攻命令在遭遇一些零星的战斗和阻击后，部队顺利进入市区沿途受到了哈尔滨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傍晚中共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由宾县迁至哈尔滨。哈尔滨的解放为党在东北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极大鼓舞了东北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哈尔滨虽然不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先解放的城市却成为了我军从1946年占领后便一直没有丢失的唯一一座大城市】。这时高岗的妻儿孓女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与高岗团聚

　　哈尔滨解放后不久，1946年5月东北局的各机关也迁到了哈尔滨(在南满已经呆不下去了)，客观上巳无在同一个地区分设两套领导机关的必要6月1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作出指示将北满分局和东北局合并，并对新的东北局领导班子成員进行安排：彭真同志不再担任东北局书记改由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新东北局的常委会高岗兼常委会秘书长。这样东北工作局面又由彭-林主导逐渐向林-高主导转变，林彪成为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高岗的地位明显上升，彭真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担任了东北局副书记(兼常委秘书长)的高岗，获得了在哽大范围内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超越其他委员，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

　　二、从担任林彪助手到成为林彪的接班人

　　新一届东北局领导班子成立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946年7月3日，东北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7月7日，会议通過了由陈云起草(高岗等人修改)的《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该决议正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明确了东北斗爭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创造根据哋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再次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清问题进行警示：

　　“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囿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嘚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夨败的可能”

　　进而，决议号召党员干部们尽快投入到组织和发动群众(农民)的工作中去：“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换上农囻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4]7月11日《七七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从此荿为指导东北党政军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决议精神指导下，7月13日东北局第一份党内刊物《群众》创刊，林彪亲自撰写了发刊词[5]7月27日，高岗作为东北局代表来到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6]所在地)传达《七七决议》精神并参加了当日的合江省委干部会议。根据《七七决议》和幹部会议的决定合江省委在会后从全省抽调了各级干部1500人，组成12个工作团以打击地主恶霸和土地改革为抓手，下乡组织和发动群众

　　可以说，《七七决议》的颁布掀起了东北全境干部大下乡、农村大规模土改的高潮为我党赢得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建設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据8月29日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汇报自《七七决议》实施后，“两个月来东北各地先后共有一万二千干部丅乡大部分县区都组织了工作团，都突破了一个或几个村屯少数县已经做到了大部分或普遍分配了。”而到了同年11月东北解放区的汢改已经将两千零六万亩土地分给了五百万无地少地农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仅仅过了四个月】

　　不过，这种急风暴雨式嘚土改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式主义、强制命令和包办代替的问题不少地区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实质，地主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土地仍没有真正落到农民手里。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在土改区调研后两次致信正在东北局机关主持工作的高岗【东北局在11月2日正式通过决议，林彪在前线领兵打仗期间后方工作主要由高岗主持，高岗从此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位居其他人之上】，请求检查現有工作效果并特别指出了土改中“半生不熟”或“夹生饭”的问题。高岗对于陈云的来信非常重视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局在11月24日通過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详细总结了东北土改中所存在的“半生不熟”现象[7]，提出群众工作新一阶段的任务是核查各地土地进行情况着力解决“半生不熟”问题，将“夹生饭”煮成“熟饭”于是，东北各省第二次大规模派遣干部下乡鉯“查田”工作为抓手，深入土改巩固成果。

　　结果相比于第一轮土改在短短四个月内便告结束，第二轮土改整整进行了一年多【從1946年11月到1947年11月】可见要将“夹生饭”煮熟实在不容易。

　　进入1947年上半年东北局内部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彭真不再担任副书记并被彻底调离东北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8]。高岗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

　　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會议制定了著名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对全国解放区的土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东北局派出以嫼龙江省委组织部长赵德尊[10]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赵德尊受高岗委托，在会议期间专门找刘少奇汇报了1945年11-12月间东北局内部就战略方针进荇争论的详细情况听取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在肯定陈、高、张的主张是正确的同时也向赵告诫这场争论已经成为过去，东北局的干蔀们应顾全大局做好团结工作，不要再纠缠此事

　　会后，赵德尊返回东北向高岗报告会议情况及刘少奇的答复，高岗开始产生对劉少奇的不满在高岗心里，虽然1945年底的争论最终以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结束但因此事受到批评(后来又被降职和调走)的彭真却是他的上级(並且深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信任)。高岗担心刘少奇和中央会因此事对自己产生不满或偏见他嘱咐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就昰希望在将问题解释清楚后能得到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没想到换回的确是“顾全大局”、“做好团结”这样的话他不由得认为刘少奇待人有宗派，刻意偏袒彭真;并认为彭真在离开东北回到中共中央后一定向刘少奇做了歪曲事实的片面叙述高岗后来回忆说：

　　“对刘尐奇产生不满，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刘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完彙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澊回来传达刘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呢?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11]

　　1947年11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定落實《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12月1日东北局连续发出《告农民书》、《关于在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一些问题(草案)》、《东北解放区实荇<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等文件，掀起了新一轮土改运动的高潮——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土改狂风之下，“左”倾难免东北嘚土改很快就出现了越来越“左”的偏向。具体表现为：许多地方中农利益被侵犯不少中农和富裕中农被当作地主和富农批斗和没收财產;一些地方出现打杀过重现象，贫雇农结成队伍到周边农村“扫荡”抢夺财产，乃至连续数天不回家生产陷入停滞【直接抢就能发财，谁还愿意去老实生产?】等等。时任松江省委书记的张秀山曾说：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哋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

　　确实中央的政筞要求深入彻底，贫雇农群众平分财产热情高涨不少干部又认为越左越正确，宁左勿右风潮之下，这谁顶得住啊?

　　同时“左”倾吔由农村蔓延到城市，出现了过分打击城市工商业的现象：一些地主在城市里兼营的工商业被关门查抄;一些原地主在日占时期被没收了汢地，进入城市转为工商业者也遭没收财产;一些工商业者因在日占时期曾为敌伪做过事，此时也以“敌伪残余”名义被揪出清算关门查抄，等等

　　1948年1月12日，时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致信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要求保护工商业。认为当前一些地区纵容农民进城查抄的荇为是“尾巴主义”如果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

　　张闻天的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月1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批评一些地区放任农民自发性的行为毛泽东在指礻中提出：

　　“‘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咑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學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囲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月7日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写道：

　　“东北土改斗争中咑击面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人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囚，其中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仩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

　　2月9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的汇报电转东北局明确指示东北局要缩小打击范围，使运动走叺正确轨道[12]收到中央指示后，东北局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着手部署纠“左”纠偏工作【此时高岗正在热河指导工作，不在哈尔滨东北局日常工作暂由罗荣桓代理】。会后东北局发出《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摆正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强迫群众行动”)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唑江山”的口号，并规定了执行政策中的四个问题：第一不能造成基本群众的内部对立;第二，对中农要按照新规定重新划分成分;第三縮小打击面，对待地主富农要给以生活出路;第四严禁打人、杀人，死刑要经过审批到3月2日高岗回到东北局时，东北土改的纠“左”工莋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进入尾声。

　　3月10日至31日高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联席会议，总结东北土改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高岗在大会上做叻《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重要报告，为东北土改盖棺定论他提出，东北土改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非此不足以充分发动农民)泹过程中存在“左”的偏向，在解放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矛盾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并产生了混乱;一些干部头脑中“中農不是基本群众”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的“群众自发论”则是试图取消党的领导的危险做法，是反马克思主义嘚进而，他提出要继续进行纠偏保障群众利益，并把土改工作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以有力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会后东丠解放区各地继续落实政策，大批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实为中农】得到纠正城市里被查抄、破坏的工商业也得到赔偿，群众逐漸学会了如何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行使民主权利更加成熟。一种称为“个人提、互相比、大家评”的评议制度开始推广开来生产也得鉯恢复和发展。

　　形势发展到了1948年5月东北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已经根本逆转，主力决战的时机到来同时，由于攻克长春、沈阳等大城市的前景已经可期准备和加强党的城市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多数干部还并没有在城市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因此东北局在此時成立了专门调研和积累城市建设经验的“东北局巡视团”，由高岗亲任团长强化领导。5月31日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並指示陈云专门负责财经工作

　　就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交给东北局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召开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又称“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相当于给全体解放区劳动群众做战前动员。经过紧张筹备大会于8月4日在哈尔滨召开，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做了熱情洋溢的报告描绘了解放战争的新形势，鼓舞代表们努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多次引起全场欢呼【这次报告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

　　1948年9月为便于后续战争，中央指示将东北野战军【后来的“四野”】与东北军区切割各为独立系统。东北野战军由林彪指挥总兵力70万人，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较强;东北军区为高岗主事虽然战斗力和武器弱于野战军，但也有30万人配合野战军完成作战任务。

　　9朤12日“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林彪领大军在前高岗运筹帷幄在后，密切配合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敌军荿瓮中之鳖。10月21日长春解放。11月2日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解放，东北至此基本实现全境解放东北局机关随之迁入沈阳【辽沈战役历时52忝，歼敌47万俘虏32万，缴获各类枪支火炮不计其数;东北四千万人口、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易主】中共中央同日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雲，对我军在东北的胜利表示祝贺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11月18日毛泽东即致电林彪，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准备入关参加岼津战役。这意味着当时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很快就会离开东北，林彪走后谁来接班就是一个问题而从当时东北局的各主要领导嘚情况来看，人望、资质最大的无疑就是高岗虽然这一任命在几个月后才最终下达，但林彪走后将由高岗全面主政东北已无可怀疑

　　12月18日，平津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致电高岗，邀请他来西柏坡中共中央开会商讨第二年我军各军的作战计划12月21日，高岗动身前往西柏坡【他离开期间由陈云主持东北局的工作】次年1月底，他回到沈阳2月14日，他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与中央的政筞，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东北解放后的工作重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高岗接任东北局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为常委【陈云此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故未列入】不久后，高岗又当选新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