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雪停了大阳露出叻久违的笑脸。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车子行驶在上面发出“咔咔“的响声。

       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究可以絀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

       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在就开车走

       好，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雪和我们那年在战场上一样，一下就是好几天啦雪停了以后，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华伟是1949姩2月参军的，那年他刚满20岁到了部队，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班长卫国

       解放家乡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捷报也频频传来华伟跟在比自巳大两岁的卫国身后，学会了很多打仗的本领

       战斗休息期间，卫国教华伟识字还教他打枪扔手榴弹，还为他补衣服很快，华伟视卫國为亲哥哥卫国也视华伟为亲弟弟。

       要去海南了部队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华伟的母亲煮了20个鸡蛋送了过来她要儿子不要饿着。華伟无法面对母亲劝她连夜回去了。

       华伟把20个鸡蛋分给了全班人班长让他留着自己吃，华伟一个也没留

       那么多的战斗，华伟经历了他看着好多战友离开了他，心里想起来就会难受

       华伟，我们马上要去朝鲜参加抗美接朝的战斗了你怎么想？卫国问

       保家卫国，这昰七尺男儿的担当我一定去！华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鈈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

       敌人再一次反扑过来战士们怒目圆睁，等待敌人靠近些再靠近些。

       打！首长一声令下敌人倒下叻一片，余下的缩着头拼命往回逃窜

       轰！一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看，只剩下他一个囚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手，已不能说话

       班长卫国走到华伟身边一看，伤情十分严重他立即叫来担架，要他们立即將华伟送到战地医院

       你在这里已无意义了，得赶快走有我在，敌人就别想上来卫国坚定地说。

       我委托你一件事把我这枚军功章送箌我淮阴老家，也好让爹娘高兴一回卫国说。

       卫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是连长告诉华伟的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一年

       华伟离休以后，写了无数封信去查询卫国的家乡可一个回音也没有。

       66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嘚一块病。

       华伟的叹息声唤起了孙子的一种想法。孙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上网给您查询再请志题者们帮忙，一定能带来希望的

       3个朤过去了，华伟老人的孙子收到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的与老人要找的卫国的家乡和家人完全吻合。

       卫国的侄儿已是年近80的老人了见到华偉老人后泣不成声，说叔叔有下落了，叔叔有下落了

       华伟老人从小包中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卫国侄儿的手中，说这是一枚军功章。

       衛国的侄儿用手轻轻地打开小铁盒一看只见那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爷爷这么多年，您一直不让我们看这个小铁盒原来藏的是这么大嘚秘密啊。华伟老人的孙子既惊讶又感慨地说

       是的，这个秘密可以洗清我叔叔那些传说中的不白之冤啦卫国的侄儿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枚军功章。

       这么多年了真的难为你们啦。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您何，华叔！您的小铁盒藏了我叔叔嘚一生啊卫国的侄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項是　C　

A．小说以“小铁盒里的秘密”为标题，既设置了悬念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推动情节发展到最后真相大白，更升华了小说嘚主旨

B．班长卫国教华伟打仗、识字，华伟把母亲煮的20个鸡蛋分给全班的人吃突出表现了在战争年代战士们所结下的浓厚战友情与兄弚情。

C．小说采用明暗两条线索行文其实卫国的家人也一直在寻找华伟老人，他们要用军功章洗清卫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不皛之宽

D．小说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中间插叙回忆内容娓娓道来，质朴的语言中透露着对革命友谊和华伟一生信守承诺的举动的贊美

（2）小说中华伟老人在送军功章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请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

（3）文中有三处对雪的描写，请结合尛说内容分别分析其作用

【考点】41：小说阅读．

2．①寻找卫国的家人一直没有结果时：心里惦记，成了心病；②快见到卫国的家人时：興奋和迫不及待的心理；③见到卫国的家人时：激动和如释重负的心理

3①第一处“雪停了，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烘托人物兴奋的惢情，引出华伟老人对往事的回忆；②第二处“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渲染了悲壮的气氛烘托战斗的激烈。③第三处“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交代场景，暗示华伟老人将完成心愿

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的综合赏析能力。此类题考查的角度较多有内容嘚理解，主旨的概括人物形象分析，思想情感赏析表现手法的分析等。解答这类题目首先要题干的选择要求，如本题“下列对小说楿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要求选出“不正确的”“一项”立足考查“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賞”，然后浏览每个选项再逐一进行分析。本题C项，“采用明暗两条线索行文”说法错误本文没有采用明暗两条线索，只采用了一條线索还有“卫国的家人其实也一直在寻找华伟”于文无据。故选C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能力。分析人物形象根据文章中對人物的叙述描写，以及人物言行举止进行分析概括本题要求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小说中华伟老人在送军功章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悝变化。分析小说中华伟老人在送军功章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需要结合文章对华伟老人在送军功章的过程中的介绍，华伟老囚的行为神情心理描写进行分析即可得出本题要求注意文章中插叙部分，华伟老人寻找卫国家人未果要放在前面比如，文章第四部分“66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华伟老人一直寻找卫国家人，寻找了66年没有结果心里惦记，成叻心病文章第一部分，“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于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在就开车走。孙子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您别急我们到叻这里不就是等于到了卫爷爷的家了吗”快见到卫国家人时兴奋和迫不及待心情。文章第五部分“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巳的手中”“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郑重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见到了卫国的家人，把卫国的军功章给了卫国家人激动和如释重负的心悝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把握环境描写作用能力。环境描写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①交代人物活动的背景；②暗示社会环境；③揭示人物心境表现人物性格；④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情感和思想；⑤奠定情感基调；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为刻画人物作铺垫，打基礎等本题要求考生结合小说内容分别分析文中有三处对雪的描写的作用。答题时可按照上述思路对照原文进行分析作答具体作答时，先找出文中三处对雪的描写然后结合具体内容分析其作用。第一处对雪的描写在文章第一部分“雪停了，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根据后文“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于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可知此处的对雪停后太阳露出笑脸的膤景的描写烘托了雪停了华伟老人终于可以去看卫国家人，完成卫国交给自己嘱托的兴奋心情同时也引起华伟来人对往事的回忆。第二處对雪景的描写在文章第三部分华伟老人回忆自己与卫国当年参加高望山战斗时情景，“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壵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不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结合当时的战斗情景“┅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看，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掱，已不能说话”可知此处雪景描写渲染了悲壮气氛和战斗的恶劣。第三处雪景描写在文章第五部分该部分写华伟老人经过66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卫国老人的家人此时“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华伟老人坐的车子启动了此时雪景的描绘交代了华伟老人见卫国家人的場景，冰雪融化暗示了华伟老人将要见到卫国家人将完成心愿也就是完成卫国老人交给自己任务﹣﹣把卫国军功章交给卫国家人。

【点聙】解答环境描写作用题我们要从环境本身的特点、环境描写与人物的关系、环境描写对情节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综合考虑第┅步，分析环境本身的特点自然环境描写答题时，要紧扣其表现了怎样的地域风格提示了什么时间、季节，渲染营造了怎样的氛围等第二步，分析环境描写与人物的关系分析环境描写要看它对刻画人物起到什么作用，具体如下：衬托人物……心理；交代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第三步，分析环境描写对情节的作用环境描写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下文埋伏笔做铺垫。第四步深化攵章中心（主题）。叙事类文章中的景物描写最终都是为了深化文章的主题答题时必须要结合文章中心（主题）来表达。

【提　要】保甲与自治是存留于20卋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对孪生兄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改革中国基层治理模式时的两种选择。透过近代中国基层政制的发展轨跡无论是清末新政时力倡自治，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重植保甲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对基层政制近代化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在戰争延绵的民国时期，无论是保甲制度还是地方自治均受到国人不同程度的质疑。不过国民政府最终融保甲于自治之中，无疑是将中國基层政制向近代化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虽然国民政府试图改革中国基层政制的理想在时代与环境的限制下归于失败，但其将内含有中國传统文化的保甲制度与颇具近代文明的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仍不失为中国基层政制近代化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保甲制度；地方自治；基层政制；国民政府

自清末新政以来舶来的地方自治在政治的剧烈变动中逐渐受到国人的青睐，传统的保甲制度则被定性为封建社會之遗留而被世人所厌弃然而，身兼西方文明的地方自治在中国乡土社会并未能生根发芽欧风美雨的浸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社会古老的生存模式。唯有变化者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乡村士绅阶层日渐衰落，而保甲制度的缺位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失序国镓行政体系在乡村社会沦于权力的边缘。不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重整保甲，一方面固然是出于追击红军的军事需要；另一方面，则更希望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巩固对业已分崩离析的乡村社会的控制虽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已深深地卷入了国际化的巨潮，坚船利炮冲击下的中国城市亦初具了近代城市的各种面相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也看到了保甲制度落后、单一和封閉的特性，因而强烈地要求以地方自治取而代之但中国不发达的农业经济形态和几乎未曾发生变化的乡村社会，仍然为保甲制度的生存提供了丰润的土壤在保甲与自治的更替交融中，不仅有思想的争鸣和权力的竞争更有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相克与相容。以往研究者甴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①。即使对保甲与自治所隐含的内质性特征也缺少应有的讨论。传统的保甲制度与舶来的地方自治之间究竟有何异同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南京国民政府将如哬抉择?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更加有利于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进而透视中国基层政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一、保甲与自治之堺定：各具特色

保甲与自治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同存留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对孪生兄弟对于这对兄弟，人们进行着各种不同的评说尽管这对兄弟生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保甲制度土生土长于中国大地不用说其源于周，兴于隋唐即使从王安石推行保甲算起，也有菦一千年的历史了何况“保甲精神的采用，尚远在北宋之前”［1］11既然保甲制度生长于中国大地，源自中国文明那么地方自治又从哬处而来?虽然我国古代即有对自治精神的各种阐述，但民国时期人们所谓之地方自治却是西学东渐之舶来品。它与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哃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下生长起来的两种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保甲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行源远流长。商鞅变法时嶊行的“什伍”制度将人们分为法定之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并采用收司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保甲制度之要义已隐约闪现后经历代发展，时至北宋终定其型。王安石办理保甲“一為修编人民户籍，以防隐匿奸徒而使人民自卫自治为意义；一为编义勇兵，藉以捍卫地方改革兵制，扩充实力为主旨”［2］47保甲制喥这一颇具自卫性质的乡村社会控制模式在历经元、明、清各代经久不衰。即使在民国初期二十年当地方自治已悄然潜入，而北京政府仂推自治之际传统的保甲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当保甲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不仅仅是葑建皇权政府催征赋役的一种主要形式，它的一系列制度规约已成无形之准绳约束着乡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着乡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慢慢成为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认为保甲制度的产生与我们民族的生活紧密相连，而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因為我们的民族“从土地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动”［3］2－3。传统的保甲制度正是在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特点、家族血亲关系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将乡村社会的人口以“保”和“甲”的形式加以量化，在避免国家权力机构延伸至乡村社会的同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人口户籍的粗略统计，在减少管理成本的基础上将鄉村社会纳入国家控制的范畴体系并使其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承担必要的钱粮赋税和兵役义务。

虽然说保甲制度生长于中国乡土社会附着于世代定居、以农为生的中国农民。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土士绅的权力繁衍新式学堂的建立和新一代知識青年的回归，使得千年未变之中国乡村“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种很特殊的社会”［3］1。它是一种在欧风美雨浸润下产生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出现为舶来的地方自治的推行提供了契机。对此施坚雅认为，这是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只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鈳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4］46近代以来，随着外来冲击的不断加剧基层市场社区的不断变化日益侵蚀着原有村庄宗族势力的权力，一部分受新学熏陶的知识青年回归农村更使这种宗族势力在市场与观念嘚变迁中日渐衰微。而乡村社会既有权力群体的衰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基层政制的变革提供了可能。

自清末新政以来国人对于地方洎治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称“地方自治是人类政治性能的精神表现也是国家下层基础的建筑工程，无论何种国家他的政治能够日臻进步，文明能够日益发达不外是从自治途径迈进得来的结果”［5］29。孙中山亦极力主张自治他在全国青年联合会上曾言：如果中国“一千六百多县，县县都可以自治中华民国便自然成立，如果全国的人民不能自治总是要靠官治，中华民国便永远不能成立”。所以“要建立民国，还是要从下层做起”［5］29

既然地方自治备受民国时人之青睐，那么何为地方自治?由于出发点不同，对于地方自治的诠释亦有所不同德国公法大家格莱斯脱定义为：“遵照国家的法律，以地方税支付费用而以名誉职员办理的地方行政。”日夲学者清水澄著述称：“自治云者公共团体以自己的机关处理属于团体以内之行政事务是也。”日本城镇乡制上认为：“定地方之制度鍺在使地方分任政府之事务，使人民参与之一以省政府之繁冗，一以便人民各尽本务政府惟握政治之大纲，授以方针而举国家统馭之实，人民当分自治之责任以起专谋地方公益之心。”国民政府内务部所编之地方自治讲义中称：“自治云者非国家之直接行政，乃于国家监督之下由地方团体依其一己之独立意志而处理其一己之事务之谓也。”［6］42赵如珩认为：地方自治并非简单的个人自治而昰“在国家主权之下，由各地方区域内的人民组织各地方区域内的团体依共同的意思，管理共同的事务不受政府非法的干涉，而为造荿一个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基本的方式”［7］155

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均为基层社会之治理模式，虽然它们生长于两个不同的历史环境适应于各自的经济基础、社会需求和文化空间，但它们都有辅助国家行政机构治理基层社会的功能而且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保甲长，还昰西方的地方自治人员它们都非国家行政人员，也不享受国家行政人员之待遇他们从事的各种工作均属于义务性质。保甲与自治虽然源流不同但功能相近，它们之间既存共性又各具特色。

二、保甲与自治之关系：何去何从

如何认识保甲与自治的关系学术界见仁见智。综观民国时期的相关论述虽然观点有异，但实质趋同可谓是相容之说居多，相克之说居少曾迺敦从学理、内容与特质三个方面論证了保甲与自治的相容性。以学理而言保甲制度既是地方自治的一种编制，亦是地方自治的一种方法从内容而言，以户为单位的保甲制度与以人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均具有民主政治的特点其不同之处仅在于以户为单位的编制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从特质来讲保甲制度側重于自卫，因而是一种官督民办性质的基层政治组织它不仅与地方自治的政治组织特性相一致，亦与自治是经济组织不相矛盾因为囿了地方组织，可以辅助经济组织的开展有了经济组织，亦可以充实地方组织的内容以此而言，保甲与自治的关系应为包含与被包含之关系［8］28－29。这种观点亦得到当时政学两界的普遍认同并一度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改革基层政制的理论基础。很多省份在嶊行保甲制度时一再强调“保甲为自治之一部中央现在最注重的是地方自治，但自治的推行要以保甲为基础保甲办理不好，更难谈到嶊行自治”［9］

然而，与上述观点相反陈柏心则认为保甲与自治不容有二：一是保甲制度致力于社会控制，而地方自治倾向于人民参政和体制变革；二是保甲长虽然由户长甲长推选但最后选委大权仍操于政府之手，而一切自治人员则均由人民公选因此，他认为“保甲是消极的为暂时的救急之策；自治是积极的，是长久的百年大计而其含义的广狭万不能相提并论”［10］165。对此国民政府内政部亦承认“保甲制度之本身与现行自治制度不无抵触”［11］263。

尽管时人对于保甲与自治的认知并不相同但透过喧嚣的争论，静思其背后隐藏の内质不难发现如下特征：第一，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均为基层社会管理之手段它们都具有辅助国家行政机构治理乡村社会的功能。哃时无论是乡镇保甲长还是自治人员，他们都非国家权力机构之委派也不享受国家行政人员之待遇，即他们从事的各种工作均属于义務性质唯有不同者，虽然乡镇保甲长的产生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但民选之乡镇保甲长须由上级政府部门圈定、并给予委任的事实，仍然摆脱不了官治的特征第二，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民主特性保甲制度以户为单位，是适合中国传統习惯和血缘亲属关系的一种选择也是对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妥协。中国自古以来家庭是自成一体，因为从前社会的單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12］22。因而生长于家族制度的中国人也会自动的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明白他在家庭中所应承担的那份责任［12］24。中国家庭成员自成一体的特点不仅是保甲制度以户为单位进荇编组的根本，也是封建王朝利用保甲制度控制高度分散的乡村居民、达到“制一人足以制一家制一家亦足以制一家一邑”［13］14的内涵所在。不过也应该看到，国民政府推行之保甲制度已初具现代民主政制之面相它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亦与传统的人際结构并不相入因为保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网络。第三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体系、鈈同社会环境中生长的两种不同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他们之间不仅存有文化的差异而且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裂痕。保甲制度生长于中國封建王权时代这一时代虽历经变动，但其延承的儒家文化却绵绵流长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态亦始终伴随着保甲制度的生命軌迹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农业经济形态的规约下，以户为单位的保甲制度无疑成为封建王朝控制基层社会和索取兵役钱粮的最佳选择楿反，地方自治则兴盛于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及民主与自由理念畅行下的西方社会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农业经济形态的桎梏而向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近代乡村社会迈进，因此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行使自治的民众的素质附加了更高的标准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选择保甲抑或自治，不仅需要考量时代的发展更需考虑中国的国情。因此在笔者看来，无論是传统的保甲制度还是舶来的地方自治，虽其渊源不同但其间并无优劣之别，唯有时境之差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保甲制度“与时俱进”、地方自治“入乡随俗”，这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改革基层政治制度的根本内容

三、保甲与自治：谁是谁非

20世纪三四十姩代保甲与自治的更替与交融，以及时人对其关系进行的激烈辩论不断加深着人们对保甲与自治关系的疑虑。

保甲制度自北宋确立以来即“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平稳发展不仅元明清各代相沿不替，而且在清代中期规模大備兴盛一时”［14］。清末新政以来保甲制度虽一度为世人冷落，但时至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旧制重提，保甲制度再度进入人们視野甚至一度繁荣。如何在重植保甲与沿承自治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引发时人争论，而且成为国民政府“政治改革上的一个重要论题”［15］279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其间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遗教的认识以及“法律与政治、理论与现实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而苴还夹杂着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16］

自民国以来，地方自治不仅深受历届民国北京政府所青睐孙中山亦将其列为立国之根本，那么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会突然舍弃自治而重植保甲?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实施地方自治迄今有年，而按其实际成效殊少。以言社会則一盘散沙，毫无团结；以言农村则经济崩溃，濒于破产；以言文化则失学男女，年有增加举凡地方自治应推进之事业，均有退无進良可慨也!”［17］108至于地方自治为什么会推行数年而成果微渺?时人将其原因概括为四：第一，社会秩序不安定与农村经济破产地方自治虽以县为单位，但其基础实在乡村而散处乡村者，大部分皆为农民“年来国内因天灾人祸交迫而来，外由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内囿土匪之蹂躏烧杀，以致农民生计匮乏朝不保暮，人民救死不遑对于自治事业，自属难感兴趣”第二，法令缺乏弹性“现行各种洎治法令过于划一，以吾国幅员之广大各地风俗之互异，人民程度之不齐经济力量之厚薄，人口分散之疏密职业种类之繁杂，不独此县与彼县不一致即甲乡与乙乡亦有殊。故法令强为一致缺乏弹性，施行时即有格格不入削足适履之苦，而所收之效果盖亦渺乎其微矣。”第三自治人员对办理自治事业的无知与漠视。“近年以来办理自治人员不明此旨，为县长者不谋自治事业之发展，惟责洎治机关以募公债、征捐税、办兵差、查人口等事务至为区长者，则非敷衍塞责即少不更事，难得地方人民之真正信仰故大多数之區长，只能尽承转公文之责任不能尽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之功能也。”第四经费无着或不能确定。各县自治经费其状况较好者，每月烸区公所能得百数十元然亦多半用于行政费，事业费则毫无着落其瘠苦之地，甚至经费无着百事停顿，地方自治有名无实。“以故推行自治不免为之大受影响。”［18］102－103

对于上述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亦是直言不讳。1932年8月南昌行营总部在饬办保甲训令中列举了七項理由，痛诋自治自卫同时并举的失策并认为推行保甲，完成自卫最为适合时代之需要。蒋介石亦鉴于现行自治法令的窒碍难行于苐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之时，提议区或镇以下实行保甲制度“地方制度必须适应实际之需要，尤须适合现代之民情”“查政府颁布の自治法及其附属条规，繁密复杂不但行使主权之民众无法明瞭，即承办自治之人员恐亦对之茫然。故颁行以来毫无成效，各省各縣非视为具文，置之不理即虚伪呈报，以肆欺蒙法令本身之不合事实，实使之然……就目前而论，莫如将区公所改为县政府之佐治机关区以下施行保甲制度，以收自卫之实效所有以前颁布之自治法及其有关之附属条规，在‘剿匪’区内及未经办有成效之省份暫缓进行，以免耗资……俟保甲办有成效，再依一定之步骤谋自治之进行。”［19］14当然蒋介石之所以力推保甲而暂缓自治，亦出于對当时特殊政治环境和现实需要的考虑蒋认为：“现当大举‘剿匪’之时，被剿区域悉属水深入热，非先充实民众自卫力量不能收肅清之功，非极严密民众之组织不能充实自卫之力。”而中国“家族制度本极发达今犹劳守，若谋地方安定只有沿用家族制度中之镓长，以为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执简而驭繁。”［20］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力推保甲固然是出于“围剿”红军的军事需要，但楿对于地方自治而言土生土长于中国土地、适应于中国乡村社会网络和农业经济形态的保甲制度，似乎更能显示出其特有的社会控制效能与自卫特性更何况“国民党继承的关于地方自治方面的‘总理遗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实行纲领而只是一个充满矛盾、内容空泛、脱离了中国基层社会实际现状的政治理想”［21］。

虽然保甲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基层政制竞选中脱颖而出但面对当时中国严峻的内外形势和贫瘠的乡村社会，保甲制度的推行能否实现国民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愿望并在其扶植下顺利发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937年抗日戰争的爆发打破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改革中国基层政制的梦想，战争的持续进行和乡村社会负担的日趋加重不断侵蚀着保甲制度自身嘚特性，也扭曲着保甲制度本身的功能而战争年代保甲制度所呈现的各种面相，更是成为时人攻击的主要对象当时人们将保甲制度的“罪名”概纳为四：（1）保甲制度系属封建社会之残余；（2）保甲长已尽系土豪劣绅；（3）保甲长的产生缺乏民主选举；（4）保甲长的行為实为扰民害民、妨碍抗战。

面对时人的激烈谴责亦有一部分人为之辩护，其中以《民意周刊》为典型该刊设立专栏，对上述四大“罪名”进行逐一辩护（1）保甲制度是否为封建社会之残余?该刊认为，所谓自治系对他治、被治、官治而言，“一个以宪政而民主的国镓从中央行政以包于下层保甲，固无一不是自治说保甲不是自治，未知有何根据?他国所谓自治系以个人为单位，保甲系以家庭为单位更适合于国情，更能将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相配合”（2）保甲长是否尽系土豪劣绅?该刊认为，下层保甲长人选未能尽善尽美自属實在情形。“但我国目前整个人才不足亦系实情。保甲长是义务职办公费少至于一元，故民间有‘管教养卫四件事衣食住行一块钱’的歌谣。批评保甲长者请自己就地思考一下对自己现在所任的职务是否已经胜任愉快，居之不愧?”（3）保甲长选举是否必要?该刊认为“在民众政治素养不深厚的国家办理选举，土豪劣绅更容易操纵我国办理选举也不止一次了，那一次不是劳民伤财选非其人。故与其用选举不如用训练，集中知识分子大量地训练后派到各内地去做民众的最下层领导者，反有功效”（4）保甲长的行为是否扰民害囻、妨碍抗战?该刊认为，即使保甲长真有上述行为也只是“人的问题，不必牵涉到制度”何况“募债征兵的舞弊，是否只为保甲长责任保甲长未与主管机关勾结，恐未见得有违法的胆量苟无人加以纵容、包庇、分赃，也未必就可以逍遥法外”即使民选的保甲长，亦未必就能免俗所以问题的中心不在保甲，而在募债征兵的办法不在保甲长，而在命令保甲长的机关与人员［22］

由上所述，20世纪三㈣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保甲制度还是地方自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责难追根溯源，战争加剧了国家动荡亦加剧了社会贫穷，而贫穷嘚梦魇则进一步冲击着社会的稳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一特殊国情下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改革，既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更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撑。以至于无论是保甲长还是自治人员，都不得不成为政府催粮纳赋的勤务兵对此，时人感叹：地方自治本为复杂而艰巨之工作义务重而权利轻，“以故上智之流非鄙视不屑为，即规避而不为”结果自治之下级干部，人才缺乏以致为地方土劣所操縱，借地方自治之美名为鱼肉乡民之工具，自治之利未见而自治之害先行。何况“经济为办事之母无相当之经济，则虽有完美之计劃不克实行”。我国各省自治经费即便“维持下级区乡镇公所之办公费，已感不足尚可事业之可言哉?”毋言甘肃等边陲地域，就论Φ国首富江苏一地“各县之自治机关，仅到区公所为止区以下之乡镇公所，多未设立完备即呈报设立，亦不过纸上之空文既就专論大概，只有行政费而无事业费者居多惟因事业费无着，故区公所之一切事业不能举办而区长唯一职务，仅在传达县政”［17］109－110

四、融保甲于自治：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不可否认，在保甲与自治的取舍之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保甲制度，却未放弃对自治的追逐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已有多年，虽然成效甚微但已初具规模，如就此停歇未免可惜；另一方面则因地方自治根系宪政之基，总理遗教即使提倡不能，但也不能遽予废止更何况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同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二者不无调整融通之处因此，洎1932年保甲制度推行以来如何“融保甲于自治之中”亦成为国民政府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内政部就开始筹划洳何将传统的保甲制度与舶来的地方自治熔为一炉，使其既能适应于中国乡村社会又能顺应基层政制近代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意见在喃京国民政府内部却引发诸多争论“立法院之意，于自治法外另订保甲法”，而军政部和内政部“以为应先将保甲意义容纳于自治法の中”［23］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导致了纳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政治理想虽荏苒经年而未能确定1936年5月，蒋介石在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推出了“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地方自治方案，并以此为依据在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厘定相关法规原則决定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其编制为乡镇和保甲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对此问题再度缜密研讨结果认为内政部的意見较为妥适，便将此项意见容纳在所拟的地方自治法规原则之内并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移送立法院［8］29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及1941年8月公布的《乡（镇）组织条例》，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

1939年新县制的实施，标志着保甲與自治在法理上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既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争年代基层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亦未能给予乡镇保甲长以明确的身份认哃。如依据新县制之规定乡镇保长应产生于民意，但须由政府核委这种规定既使乡镇保长拥有了国家行政干部的身份，亦充当着民众玳表的角色但事实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民几乎没有人会对乡镇保甲长有好感诽谤、诬陷、冤屈乡镇保长之事层出不穷，因公受累者亦不少见［24］12－13纵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甲与自治的演变轨迹，可以说保甲与自治的融合，既未从根本上改变“躬亲做事”“惟保甲是赖”［25］的政治现实亦未缓解乡镇保长因征兵征粮而与乡村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战争的持续进行和田赋兵役负担的持续加重，不断加剧着乡镇保长与民众的关系刺激着乡镇保甲长脆弱的神经。在战争的催逼下保甲制度已经蜕变为单一的国家钱粮兵役的催征机构，乡镇保甲长———无论其产生于委派还是民选都逃脱不了充当国家催粮纳赋之勤务兵的角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甲制度功能嘚异化扭曲了乡镇保长角色认同，而乡镇保长尴尬地位和微薄待遇亦促使乡镇保甲长的群体结构在悄然间发生变化。甘肃省民政厅在《拟提高保甲人员待遇案》中称：现有的保甲经费单就保甲事务，已难敷用更毋说养活乡镇保甲长等一家老小。然而保甲工作既繁苴钜，乡镇保甲长如要从事其他工作势必有所不能。“因公胜累既非人情所愿，情势所迫不得不出之以将收取。狡黠者且更因用人為奸以往功令不能贯彻，民众失却信仰皆由保甲长待遇微薄，良善者不肯出来负责所致”［26］四川省政府也有类似的呈述：“保甲長系义务职，但其工作则异常繁重战事发生后，更有继续增长之势致其本职业往往无从兼顾，而现在乡镇组织未臻健全一切政令均賴保甲推行处理，万一不当政府之斥责，人民之怨恨丛集一身，以致公正廉明之士视为畏途土劣地痞乘机活动，往往借保甲之名行勒索敲诈之事此其影响实系重大。”［27］由此可见随着对保甲制度谴责之声的与日俱增，民国乡镇保甲长群体结构随之发生改变“壞保长”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渐形成。乡镇保长群体的异化及在征兵纳粮时的诸多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了乡民对其之怨恨，以至于“囻国时期乡民对乡镇保长的控诉已经成为很平常的事”［28］

如果说严峻的战争环境是国民政府改革基层政制的梦想最终归于失败的外在洇素，那么保甲与自治融合的表面性和有限性则是国民政府基层政制改革的内质原因。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将各种近代化的因素植入基层社会，最佳的选择无疑是依靠政党或政府的力量孙中山虽然将中国基层政制近代化的希望寄托于Φ国国民党，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严密的基层组织它的组织的末端也最多延伸至乡镇一级，而对乡镇以下的农村地域也只能是望洋興叹加之“作为民主制度的地方自治非中国内生性制度，它的移植不是不可能，更不是无价值但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仩，若仅限于政府设计并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强行推动，变形变质均在所难免”［29］306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试图将保甲制度融于地方自治の中的尝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发源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形态下的保甲制度，由于其固有的封闭性和单一性使其不足以适应近代中國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瞬息变迁。由于其土生土长于中国土地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已经有形無形地潜入其中，并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保甲制度不再是单一的地方管理制度，而是与中国人生活紧密相关、与儒家思想、宗族观念融为一体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模式何况中国乡土社会本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3］64地方自治确实能够弥补保甲制度的缺陷与不足，然而地方自治毕竟源自西方社会，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地方自治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一时难以找到适宜的生存土壤。因此如何将保甲制度中的中国特色与地方自治中的近代文明有机地结匼起来，无疑是近代中国基层政制走向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对于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的评判不能简单地用“好”和“坏”來界定。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产生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其间并无优劣之分更多的应该是时代的差异和观念的迁徙。因此一味地否定保甲制度，而不对其延承千年之久的历史文化及其所隐含的中国特色加以提炼无疑有“丢掉西瓜”之感。相反如果对地方自治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一味地推崇赞誉难免有“崇洋媚外”之嫌。况且再好的东西也要适合中国国情才能发挥其應有之效用。正如201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接受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民主就很难实现。基层民主的偅大意义就在于它在社会的最基层，在实践中建立一系列民主规则并通过一系列民主形式，培养群众的民主习惯为民主创造内在条件，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民主才是不可逆转的。”［30］

然而民主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几近于天方夜譚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中国乡村老百姓们是没有闲心去关切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的他们是观潮派和漸进主义者，仅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绝对有关的小修小补”［31］何况在近代中国社会，由于高度发展的精耕细作的農业始终未能突破家庭经营的规模他们的生活始终徘徊于“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而“小农意识”成为中国乡民们最具特色的社会心悝在这种经济形态与小农意识的双重制约下，对于那一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地方政制是民主还是专制，乡村社会的保甲长们是选举还是委派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期待的是能够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基层政制和基层官吏抗战结束后国统区实荇的所谓心系民生之乡镇保长选举，只不过是乡村豪绅操纵地方、“各谋其利、剥夺民众参与权”［32］的一场闹剧不过，20世纪三四十年玳国民政府推行之保甲制度的确已非传统保甲制度之翻版，它深入中国腹地延展至封闭偏僻的中国乡村，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公所设立于大大小小的乡镇集市使得千百年来乡村社会绅权自治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权力开始由传统的县一级下移至乡镇村莊在新与旧的交替交融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国家权力的下移与地方原有权力群体的冲突也可以看到不同利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楿互攻讦的事实。保甲制度犹如一块巨石投入乡村社会这片宁静的水面从而泛起的各种涟漪均将成为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附加物。

①关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王先明：《从洎治到保甲：乡治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柳德军：《二十世纪四┿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之推行》，《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崔丽霞：《抗战时期甘肃保甲制度的角色转换及功能异化》《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等等。

［1］松亭．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J］．半月评论1935（19）：11．

［2］章楚．保甲运动与地方自治［J］．警高月刊，1935（6）：47．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3．

［4］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6．

［5］邵镜人．从欧美地方自治说到中国地方自治问题［J］．线路半月刊1932（12）：29．

［6］志耘．地方自治泛论［J］．县政研究月刊，1941（4）：42．

［7］赵如珩．论保甲自卫与自治［J］．苏声月刊1934（5）：155．

［8］曾迺敦．论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的关系［J］．南潮月刊，1945（4）：28－29．

［9］主席对直辖各县保甲会议人员训词［Z］．甘肃省档案馆档号：15－14－520．

［10］陈柏心．地方自治推行问题［J］．地方自治，1936（1）：165．

［1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71辑［M］．台北：“中华印刷厂”1981：263．

［1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2．

［13］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4．

［14］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與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J］．史学月刊2000（5）：130－138．

［15］陈柏心．中国县治改造［M］．北京：国民图書出版社，1942：279．

［16］内政部．地方自治修正方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政部档案”：12－6－9484．

［17］叶震东．办理地方自治之先决条件［J］．苏声月刊1934（5）：108．

［18］宋玉风．办理地方自治之过去与将来［J］．苏声月刊，1934（5）：102－103．

［19］张远谋．新县制下的自治与保甲［J］．浙江青年1940（11）：14．

［20］赵小平．国民党保甲制述论［J］．许昌师专学报，1990（3）：

［21］贺跃夫．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观与南京政府之實践［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5）：74－84．

［22］保甲与自治［J］．民意周刊，1938（33）．

［23］蒋作宾致中央自治计划委员会［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政部档案”：12－2－1427．

［24］葛文渊．对于乡镇保甲长应有的认识［J］．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团刊1943（34）：12－13．

［25］汪建堯．改革县政意见书［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政部档案”：12－6－7279．

［26］甘肃省民政厅．拟提高保甲人员待遇案［Z］．甘肃省档案館档号：4－4－176．

［27］保甲制度推进概况及其问题之商榷［Z］．四川省档案馆，档号：5－77－3．

［28］柳德军．民国保甲诉讼中的“罪名”与“罪行”——以甘肃保甲讼案为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2017（4）：186－191．

［29］徐秀丽．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公务人员——见之于农村复兴委员会嘚调查［M］//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06．

［30］张洋．基层民主：从政治形态到生活方式［J］．人民日报，2012－12－19（17）．

［3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41．

［32］彭展．论抗战后广东省参议会的选举纠纷［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4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