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医患关系

“非典”确实改变了人们对医生职业的印象，它让老百姓认识到，医生原来是真正的“白衣天使”，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确实付出了很多，真正是在“用生命挽救生命”;同时，医生也认识到，老百姓也都是很可爱的人，他们并不吝惜感激与尊重，媒体也不是只会揭黑与曝光。后“非典”时期，再度审视医患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1 “非典”使公众重视医生职业

抗击“非典”，使公众对医生这个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学医究竟是为了什么?学医又尝到了什么?“非典”之后，重拾医生话题，感觉并不轻松。医生这个职业本就是神圣的，抗击“非典”使这种神圣感空前地显露出来。更让医生职业的危险性更集中地显露出来，医学从来都是一个与危险、风险相伴的职业，选择医学专业就意味着选择了救死扶伤的天职，选择医学专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危险与牺牲。且不说鼠疫、天花、麻风病、艾滋病以及刚刚过去的“非典”等不断出现的传染病，也不说战争、自然灾害等有生命威胁的突发事件，就是在日常情况下，许许多多可知不可知的危险因素也是与医生职业如影随形，比如常见的放射性损伤、化学毒物损伤、血液暴露、针刺感染等等都直接影响着医生的健康和生命。“非典”确实让全社会看到了医护人员身上闪光的职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医生的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医生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2 “非典”前的医患关系

医本“仁术”，而非一般的商业消费。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行当会像医生职业这样重视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医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承诺了此生从医就意味着救死扶伤，医生这个职业的伦理原则在于:医患利益统一，患者利益居先;医疗数量质量统一，医疗质量居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一，社会效益居先;义利统一，信义声誉居先。但实际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这一伦理构成了伤害:第一，技术因素。医学科学的发展使得分科越来越细，加上诊疗中对仪器的依赖，医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看重技术的分，而忽略了作为整体人的患者的心理感受;第二，市场的因素。古时讲“杏林春暖”，不主张医生收取病人的钱财……时代变了，医生不仅应有自己的劳动报酬，还应该有和他劳动付出相当的报酬，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多心思用在如何赚钱上，由此极大地损害了医生职业的伦理原则。从而导致了医患纠纷的不断发生。“非典”之前，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患关系紧张一时间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公众谈论的热点、政府解决的难点。也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在服务层面上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分析医患关系应该说是一个多层面、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其根源在于医疗保障制度同社会发展程度相比尚不合理。其现状:一是医患双方缺乏信任与沟通;二是暴力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影响医院正常秩序;三是对新的法律和规定出台，双方认识有些偏差。

3 “非典”前医患纠纷原因分析

我国医疗机构是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与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差距，特别对中、小医院更为不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在社会大环境变化时，这方面的改革处于被动地位，由于政府对医院补偿不足，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医院只能从就诊者身上获取经济补偿，从而出现了“以药养医”、增加检查项目等不正常现象;而医药费用的快速增长，使负担这部分费用的患者难以承受。现行的医疗保障改革将控制药费过度膨胀的义务转嫁给医务人员，大量的保患矛盾转化为医患矛盾。

3.2 病人的维权意识增强 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意识的增强，对人权的尊重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病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与医师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他们要求对自己疾病、治疗、费用等方面的知情选择权;但同时，患者也非常重视隐私权和名誉权等。过去的医师只注重于疾病的治疗，却忽视病人的这些权利。对病人的这些要求和维权行为，有些医师感到困惑和不理解。

3.3 医德医风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带给医院的是供给制，患者就医是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从而为我国医务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医德和勤奋无私的精神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为促进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与其他行业一样，医师队伍中的部分人出现了“拜金主义”思潮，医德评价失衡，价值取向紊乱，医疗服务态度恶劣，使医德医风受到严重破坏，导致群众对医师队伍的信任出现危机。尽管卫生行政部门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医德医风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而造成了在共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医患双方相互存在猜疑，缺乏信任和合作，为医患纠纷埋下导火索。

3.4 医患纠纷 医患纠纷的处理有失公正、新闻媒体的部分报道偏颇以及医药卫生改革体系尚不完善等负面影响也导致医患纠纷的增多。

3.5 医患双方对疾病治疗结果的不对等期望 医学科学是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身，具有很强的未知性和探索性的一门经验性为主的学科。这就决定了医疗行为比其他行业具有更多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但是，就诊者往往对医学存在过高的期望值，对医疗活动的高风险和个体差异导致不同治疗结果的认识不足。一旦出现治疗失败和不满意的情况，病人不能理解和难以接受。这种对治疗结果“可能”与“期望”之间的差异，在没有很好的沟通前提下就容易激化矛盾，产生医患纠纷。

3.6 医疗发展水平与患者求医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 医学是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特殊科学，它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进步和发展，但目前尚存在着无数的未知和层出不穷新课题，“非典”就是其一。而患者就医的目的似乎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解除病痛，疾病的隐匿性及不可预见性医疗技术、医疗条件的局限性都不在考虑之中。当期望不能成为现实时矛盾也就产生了。

4 抓住契机，重塑新的医患关系

从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也许能使人们意识到:疾病才是医生、患者的共同敌人。在对待任何疾病的时候，都不应该把医生和患者对立起来，而应该共同面对敌人―――疾病。病人每次看病、治病的过程，都是医生和患者密切协作，共同战胜病魔的过程。医患双方实际上是站在同一条线上，愿望相同、成败共享，事事休戚相关。抗击“非典”的战斗历程中，医护人员的无畏壮举也充分表明了自己无愧于人民的重托，仍旧是一支过硬的、值得信赖的队伍。公众的赞赏很值得珍惜，为在今后的工作中营造医患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性医患关系，更应注意如下问题。

4.1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之路 当前，我国医患矛盾，实质上是医疗体制改革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由不花钱看病到不花钱不能看病，甚至于少花钱也不能看病，收入高的阶层到大医院找高级大夫看病，下岗工人和中等收入阶层看不起病。在这一转变中，患者把这一切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社会把这一切问题的焦点都转嫁给按照新的经济模式经营的医院，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矛盾发生的根本诱因是患者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本质的问题是医疗单位由无偿为病人服务，转变为有偿服务，医疗机构由政府投资运营模式转变为自负营亏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医疗体制改革不像文化体育和教育行业那样容易运作。如公众没钱看电影可以不看，体育运动可以不参与，甚至可以不受高等教育，所有这些都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但是有病不能不看，因为它会危及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因此，解决医患矛盾，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关键是从根本制度上找出路，定政策。建议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转变政府部门职能，逐步建立健康的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运行机制;探索医院集团化及连锁经营模式，合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以保证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必需资金来源;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建构的一种合理的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和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及医疗责任保险。

4.2 医院要转变观念，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 真正树立尊重病人，以患者为本，把患者当作上帝的医疗服务理念。加强服务质量，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制定医德考核标准，加 强医德医风建设。鉴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及医患在医疗认知方面的差异，医患双方要特别注意沟通。强调从整体上把握生命，注重患者的感受，解除其精神负担，进行身心全方位治疗和预防。医务人员要充分认识医学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4.3 修正医学只注重怎样解除病痛，不注重心灵抚慰的教育弊端 增设患者心理学、医患沟通技巧等科目，使每一个医学生都牢牢地树立患者是一个整体，医疗是心理疏导和疾病治疗的综合过程。

4.4 充分发挥中国医师协会的行业服务管理职能 制定行业规范，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加强行业自律性管理，提高执业医师的专业技术和服务水平;增强医师的法律意识，使“依法行医”成为医疗实践的行为准则;重新审视和完善医院规章制度，使医师队伍尽快适应法制化的工作环境，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等。

4.5 正确处理医疗纠纷 由于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它包括疾

【摘要】：正 市场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正当政府换届、举国上下共谋发展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使我们习以为常的体制上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 面对严峻的考验,新履任的中央领导采取果断措施,扭转被动局面,铁腕撤高官,实行疫情透明化,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改革行政运作机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我国,自2003年“非典”以来,“问责制”从无到有,逐步健全完善,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轮研究热潮,研究的方向也逐步从官员问责制向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等领域深化。 本文以责任政府为理论基础,从”问责制”的基本概念入手,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将行政问责制界定为:相关的问责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健全我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政府权力制约,有利于提高政府执政为民能力,有利于发展宪政民主,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行政问责制仍存在许多困境,如:由于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公民社会问责意识相对淡薄导致的问责文化相对滞后问题,问责范围不明确问题,问责局限于同体问责问题,问责信息缺乏公开度问题,问责法律制度不完善问题,等等。 为此,作者建议,要通过多种手段,努力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更加规范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一是通过革新政府官员的权力观、重构政府官员健康的功过观、培育公民的问责意识,积极营造问责的政治文化;二是明晰政府官员的责任,加快官员权责及问责标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优化政府组织及人员结构,调整社会管理组织机构,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素质;三是问责范围要具体化,不能仅限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而应当把官员的所有职责都纳入其中,特别是那些已经或可能违背公共利益、没有满足公众期望的行为;四是建立健全社会监管机制,发展多元化问责主体,增强人大问责监督力度,鼓励舆论参与监督,建立起长效的问责机制;五是问责信息要公开透明化,通过实行政务公开,实现“决策公开、信息公开、执法和办事公开、人事公开”;六是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借鉴香港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使我国行政问责制得到规范、健康发展。

【学位授予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年份】：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