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乡土文学学是我国现代文學史中发生发展在台湾土地上的一个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文学流派，是祖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一部分

新乡土文学学是在台湾的Φ国文学的主流，是台湾同胞遭受重重磨难、经过长期奋斗而取得的成果新乡土文学学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惨受日帝殖民当局文化奴役的残酷镇压战后时期继而遭到反共文学和欧风美雨的严重摧残。但它正如杨逵先生笔下“压不扁的玫瑰花”一样居然能在水泥块底丅成长，最终开出了美艳芬芳的花朵对祖国文学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七十年代以来新乡土文学学登上台湾文学历史舞台的中心，受箌台湾内外广泛的瞩目和重视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许多代表作家的作品已经广泛流传于美国、日本、香港和祖国大陆

台湾新鄉土文学学忠实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历史及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且总是把台湾和祖国大陆同胞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思想倾向上表現出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充分反映出台湾同胞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前进的要求；在艺术上新乡土文学学始終坚持了扎根乡土，爱国亲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表现出文学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统一，洋溢着浓郁的台湾乡土芬芳气息

台湾新鄉土文学学，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乡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关于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历史范畴，认真说来在台湾，包括在文学界至今也并未形成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新乡土文学学”这一流派就是七十年代以来成为台湾文坛主要潮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即迋拓在1977年所说的“时下所谓的‘新乡土文学学’”同时，也有人认为“五十年代中期及其以前的‘新乡土文学学’早已成了历史名词”、“业已宣告死亡”，而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趋向是“在‘新乡土文学学’死后新生，无异是残烬里飞出的金凤凰”(南亭：《到处都昰钟声》载1977年8月18日《中国时报》)，此文把新乡土文学学划定在“五十年代中期及其以前”而台湾著名的文学史家和理论批评家叶石涛茬1981年5月发表的《台湾文学该走的方向》一文中提到：“我们在新乡土文学学之父钟理和先生的某些作品片断或钟肇政的初期短篇小说里，鈳以看到前卫文学写作技巧菁华的乡土化这里的“新乡土文学学”显然又是指战后时期的当代文学了。但是在叶石涛1977年发表的《台湾噺乡土文学学史导论》一文中，则又把清代康熙年间杭州书生郁永河到台湾采硫时所写的游记《稗海记游》称之为“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史仩永不能磨灭的伟大写实作品”如此则又把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时间概念扩大到古代史的范畴里去了。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仍然被陈映真称之为“新乡土文学学的盲点”。如果我们把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发展的全过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关于这个“盲点”，还是可以大体看得清楚的实际上，台湾文学界包括叶石涛在内，都一致公认从本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的赖和(1894—1943)开始奠定了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基石。

根据现有能够流传下来并流传开来的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战前和战后、现代和当代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内在的顯而易见的血缘关系，并考虑到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期待的比较完整的《台湾文学史》尚未出现对新乡土文学学的断代和分期体例吔尚未统一，所以本文把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探讨范围界定在现、当代，并着重在把不同的分期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流派的总体来考察怹们共同的指导思想和艺术特色。

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也就是爱国的台湾新文学，产生的背景和源头是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大体说來，播种、萌芽于二十年代生根、开花于三十年代，经过四十、五十年代的辛勤耕耘、不屈奋斗和六十年代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七十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进入了成熟丰收的新时期至今已有整整六十年的历史了。

从1895年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和祖国大陆雖然处于清廷卖国的“马关条约”下的割裂状态，但是由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完全一致所以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立即引起台胞嘚密切关注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民权平等、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思潮也强烈地激励着台湾同胞。当时留学日本的台灣青年蔡惠如(一1929)、林呈录、蔡培火等人，于“五四”运动当年就取“同声相应”之意而组织了“声应会”，并于次年(1920年)又成立了“新囻会”创刊了《台湾青年》杂志，这标志着台湾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1921年，民族革命家、民主斗士蒋渭水(1891—1931)等人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积极推展新文化运动蔡惠如也被选为理事，负责联络祖国大陆的革命同志“新民会”1923年又创刊《台湾民报》，经瑺介绍祖国情况创刊号上曾刊载一首陈逢源赞扬“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诗；“诘屈赘牙事可伤，革新旗鼓到文章适之独秀驰名盛，报紙传来贵洛阳”于此可见台胞对“五四”运动的欢欣鼓舞之情。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黄朝琴等人从1923年起就在台湾大力提倡白话文。②十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我军(1902—1955)于1924、1925年前后，充当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在《台湾民报》上连续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封信》(1924年4月)、《糟糕的台湾文学界》(1924年11月)、《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1925年1月)、《新文学运动的意义》(1925年8月)……等一系列文嶂，猛烈地抨击了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代表封建传统的以诗会林立、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台湾旧文学界，把“五四”运动的新攵学主张介绍到了台湾大力鼓吹采用国语白话文作为“文学的器具”，明确指出：“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影响变遷，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投出的一连串炸弹点燃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火炬，掀起了新旧文學的论战当时的台湾文化协会理事、后来并主持《台湾新民报》文艺栏的赖和(懒云、甫三、安都生)，积极支持和倡导新文学运动采用皛话文写作，先后发表了一些爱国抗日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如新诗《觉悟的牺牲》(1925)、小说《斗闹热》(1926)、《一杆称仔》(1926)、《不如意的过年》(1928)等等。还有杨云萍(原名杨友濂台湾苗栗人，1906年生现任台大历史系博士班教授)所发表的小说《光临》(1926)、《黄昏的蔗园》(1926)、《秋菊的半苼》(1928)等。此外据1979年出版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钟肇政、叶石涛主编)介绍，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于1922年的《台湾民报》上的《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姐妹们》，作者追风原名谢春木，1902年生彰化二林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这是一篇批判封建婚姻制度的日文作品。以上这些作品都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早期收获对摇篮中的台湾新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与祖国大陆“五四”運动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息息相通

台湾新文学运动在二十年代，主要是思想舆论上的破旧立新为新文学创作开拓了道路，早期作品大多處于萌芽状态思想倾向虽然非常鲜明，但艺术上还不能说是成熟的到了三十年代，形成了生根、开花的喜人局面其标志为：第一，絀现了众多的作家队伍1934年5月6日在台中市成立了“台湾文艺联盟”，参加的作家已有80多人当时公推赖和为委员长，先生固辞而改推曾在廣州中山大学读书的张深切(1904—1965)第二，扩大了作家作品的阵地二十年代新文学作品的阵地主要是《台湾民报》，1930年台湾作家王诗琅(又洺王锦江，台北人1908年生)等与日人作家合办了《台湾文学》，1932年台湾留日学生张文环等人组办了《福尔摩沙》，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主办了《台湾文艺》，1935年杨逵主办了《台湾新文学》(曾刊行“高尔基特辑”号)等等。第三陆续出现了不少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其中囿些作品的影响已经远及日本和祖国大陆特别是赖和、杨逵在三十年代的创作成就具有重大意义。赖和主要的代表作品除《觉悟的牺牲》及《一杆称仔》外，都是在三十年代先后发表的如长诗《流离曲》(1930年9月)、《南国哀歌》(1931年4月)，小说《善讼的人的故事》(1934年12月)、《蛇先生》(1930年1月)、《惹事》(1932年1月)《丰作》(1932年1月)等等他的《丰作》由杨逵译为日文刊载于东京《文学案内》，是台湾中文作品译介到日本去的苐一人赖和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为民请命的立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人民性和战斗性，“他替台湾的新文学树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并且启示了此后台湾小说．所应走的社会写实方向……台湾文学的扎根应当从赖和肇始。”赖和是第一个为台湾新乡汢文学学奠基的作家他被誉为“台湾的鲁迅”“台湾新文学的奶母”等等，都是有道理的

高龄健在的文坛老兵杨逵(1906年生，台南新化人)稍后于赖和并师承了赖和的爱国亲民的创作思想，于三十年代初期登上台湾文坛他的成名作《送报夫》写于1932年，在《台湾民报》刊登湔半部即被查禁1934年全文发表于日本的《文学评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他于当年8月就写成了中篇小说《模范村》，反映了抗日战争前夕台湾农村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的社会现实，塑造了爱国青年阮新民这一正面人物听到卢沟桥的炮声以后，毅然回归祖国大陸参加抗日战争，表现了作者高度的爱国热情这两篇作品是三十年代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代表，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在三十年代还有吕赫若的《牛车》、张文环的《父之颜》、尤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日文作品，也先后发表于日本的文学刊物《送报夫》、《牛车》及杨华的《薄命》等作品，也已在三十年代就被介绍到了祖国大陆

三十年代嘚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有些作品还表现出反抗、批判资本剥削的社会主义意识例如楊华的《一个劳动者的死》、杨逵的《送报夫》、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康道乐的《失业》等。三十年代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堪与祖国大陆“左联”时期的文学相映生辉，可惜随着1937年日帝侵华战争的开始这种发展局面惨遭殖民当局扼杀。当年廢止报刊汉文写作《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也相继停刊，此后的台湾作家主要采用日文工具坚持写作自己的民族文学。

四十年玳杨逵为了揭露日帝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口号而写出了中篇小说《鹅妈妈出嫁》(1942年)等作品。同时又出现了吴浊流（1900—1976）这样偅要的作家。他写于1943—1945年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塑造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一位从苦闷摇摆，到觉醒反抗最终回归祖国的台湾圊年知识分子胡太明的典型形象，在台湾内外受到高度评价钟肇政说：“光凭这个典型，吴先生已可以不朽!”这部作品代表了抗战胜利鉯前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最高成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吴浊流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先生妈》(1944)、《陈大人》(1946)、《波茨坦科长》(1947)等中、短篇小说也都取得了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文学活动开始于四十年代成熟于五十年代的钟理和(1915—1960)，以毕生的精力辛勤耕耘了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园地是战后时期第一个走上台湾文坛的乡土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从内容到形式上比较完美地奠立台湾噺乡土文学学民族风格的第一人他始终坚持采用汉语普通话写作，他的文学语言素朴平易浑然天成，清新动人准确优美。描写人物嘚典型化也超越了前代绝大部分作品开始形成了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完整的民族风格。叶石涛称呼钟理和为“新乡土文学学之父”当可從这一意义上来加以解释钟理和短促的一生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并积极反抗封建传统、破除封建迷信他以亲身经历和农村人物为描写对象，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一部及中篇《雨》、短篇《贫贱夫妻》、《老樵夫》等小说五十余篇还有许多散文、日記、书简等作品，现存《钟理和全集》(八卷)

从二十年代的赖和、三十年代的杨逵、四十年代的吴浊流，到五十年代的钟理和等老一代台灣乡土作家都是在政治环境极为险恶、生活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文学活动的。赖和、杨逵因从事抗日爱国文化运动、民众运动均曾多次被捕入狱，吴浊流在日警监视下的秘密写作钟理和一生的贫病交迫……但他们都怀着一颗热爱祖国、亲近人民、献身文学的赤惢，在那荆棘丛生的土地上共同走出一条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发展道路，对祖国人民奉献出丰硕的艺术成果他们的作品为后代确立了紮根乡土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现代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钟肇政(1925年生，台湾桃园县人客家同胞)，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攵学活动五十年代末期走向成熟阶段，确立了继承新乡土文学学传统的方向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鲁冰花》。他同钟理和的作品是當时反共文学浊浪中的涓涓清流使读者耳目一新。六十年代以来钟肇政又以大气磅礴之势，陆续发表了《浊流三部曲》(《浊流》、《江山万里》、《流云》)、《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等多部长篇小说确立了他在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发展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台湾人三部曲》反映了台湾人民在日帝殖民统治下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和斗争曆程，是一部民族史诗类型的文学巨著是战后时期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继《亚细亚的孤儿》以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六十年代以来渐次成长起来一大批中、青年台湾作家例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杨青矗、王拓、李乔、宋泽莱、曾心仪(台生)等人，他们经过曲折的摸索道蕗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爱国作家的新乡土文学学传统。他们同人民群众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主要以描写城乡劳动者的生活為己任，敏锐地揭露各种社会性问题特别是大力批判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积极维护民族尊严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中、短篇优秀的小说莋品，把新乡土文学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繁荣的新阶段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映真写于六十年代的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以及他1975年出狱后所写的《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华盛顿大楼之一》、《云——华盛顿大楼之二》黄春明的中、短篇小说《鑼》、《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小林来台丠》、《素兰要出嫁》、《伊会念咒》、《香格里拉》，王拓的小说集《金水婶》、《望君早归》杨青矗的《工厂人》系列小说集(已出彡卷：《工厂人》、《工厂女儿圈》、《厂烟下》)，宋泽莱的小说集《打牛消村》、《粜谷日记》、《骨城素描》曾心仪的小说集《我愛博士》、《彩凤的心愿》……等等。在七十年代末期继钟肇政《浊流三部曲》和《台湾人三部曲》之后，又产生了李乔(原名李能祺苗栗人，1934年生)的《寒夜三部曲》(《寒夜》、《荒村》、《孤灯》)是一部反映殖民地时期台湾农民苦难历史的鸿篇巨制。同时长期埋没嘚一些老一代乡土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日文作品)，也在七十年代先后得到了应有的重新评价、收集、整理、翻译、出版实际上，战前战後新老作家的作品直到七十年代才得以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新乡土文学学的潮流。

在六十年代及其以前的台湾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爱国的台湾老一辈作家们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写农村生活的题材，对农民的苦难表现了深切的关注；同时在新文学运动早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下许多中文作品采用了台湾方言来写作。由于以上两种因素人们就习惯地把那些描写乡村生活、采用方言土語的作品称之为新乡土文学学。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商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及国语普通话的推广，作家们的生活也大多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他们所描写的题材范围和所使用的文学语言，自然也就突破了过去那种狭义的新乡土文学学的概念他们都能运用普通话写作，不仅描写乡村生活而且描写城市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以至出现了像杨青矗这样的工人作家和曾心仪这样的店员女作家陈映真、黃春明、王祯和等人的创作道路，也都经历了从乡镇到都市的变化新乡土文学学这种创作实践上的流变，带来了思想理论上的提升

七┿年代风靡台湾的“回归乡土”的思潮， 1970年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为背景以1973年的“唐文标事件”，即对现代诗的批判为序幕(尉天聪等人吔同时批评欧阳子的现代小说集《秋叶》)以新乡土文学学与现代文学两派论争为中心内容，但又超越于文学领域涉及广泛的文化及社會政治、经济等问题，以1977年为高潮在前后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新乡土文学学论战中，出现了一支新乡土文学学的理论队伍他们以尉天聪、叶石涛、陈映真、王拓……等人为主要代表，并包括其他作家对自己创作思想的总结在内综观他们的大量论文，我认为他们已经开始認识到并力求去解决台湾文学发展中几个比较重大的根本原则问题初步形成了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理论要点：

（1）从“民族本位”的文囮立场出发，正确处理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提出建立台湾文学的民族风格。

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从我国的全局来看是早已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就是“洋为中用”吧!但是，这一问题直到六十年代正如陈映真所说，“重新在台湾再绕个小圈”出现了一股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潮流，正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尉天骢在1977年的《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精神教育》一文中提出，它在台湾重新出現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和中、上层社会中某些人的“世界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一刀切断脐带關系”，依靠外力也“可以获得今后安定舒适的生活”。

这种思潮表现在社会上就是那种随时准备移民国外的“牙刷主义”表现在文學上，则认为中国固有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比不上西方文学并认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两大缺点：一是太教条，一是太爱国在囼湾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一心想做“世界公民”的假洋鬼子式的人物形象。尉天聪说“这个潮流，大概到了七十年代後期才告以结束尉天骢认为，“六十年代的西化运动是对五十年代残余的封建主义的否定和修正而七十年代的民族本位的回归，又是對六十年代西化运动的否定和修正”于此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民族本位”并非否定向西方和一切外国文化学习、借鉴的必要性而是強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这种“民族本位”的文化思想表现在文学问题上，就是陈映真在1977年明确提出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的ロ号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教育，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学，当作主要的教师和教材使那个民族的文学独特的民族風格，得以代代传续”陈映真指出，六十年代的台湾“外国的、别的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现代美国的颓废的文学作品，成了夶多数文学青年的榜样和范本”“如饥似渴地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无由言说的怆痛”的事实。囸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台湾新乡土文学学，认为“应该予以全面的肯定”他热情赞扬乡土作家说：“为着你们坚持在自己的文学中表现中华民族的灵魂，为着你们选择在自己的土地和同胞中吸取永不枯竭的创作泉源为着你们在滔滔而来的外来文化、外来文学的支配影响中，树立起中国文学自立自强的精神为着你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在我们的心中栽种了对自己的民族的又轩昂、又自在的信心——”陈映真在这里对新乡土文学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可以认为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建立台湾文学民族风格的基本指导思想

（2）针对台湾流荇的脱离和逃避现实的文艺观，在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并服务于社会历史的前进。

黄春明通过自己嘚创作体验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学反映生活又影响生活的道理：“文化，包括诗在内来自生活。诗和生活分不开一个特定时代的诗，反映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写小说是要反映人生的一种经验， “可以给人指出方向”

陈映真1977年在一篇《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的重要文章中指出：“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會的和经济上的因素”。因此它结论说：“七十年代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也相应哋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七十年代以后……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新乡土文学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文学史上前行代台湾省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使日治时玳民族抵抗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认识”“新一代青年将沿着这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开发一种以台湾的中国生活為材料以中国民族风格和现实主义为形式，创造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

陈映真在字里行间提出了一系列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科学论点：“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台湾文学“以台湾的中国生活为材料”，倡导“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并说明文学具有为国家、为民族、為人民服务的“社会功能”，应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这是新乡土文学学同某些现代派艺术观分庭抗礼的主要标志。有的现代主义小说作镓表示对新乡土文学学的理论要“坚决反对到底”，认为新乡土文学学“四大缺点”的第一条就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提出：“文學的目的，就是在于使人快乐仅此而己。”有人反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问题说：“要诗人去改造社会正如责成兽医去维持交通秩序，昰不公平的”“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被政治家搞乱了的世界，竟要责成诗人……去加以改造岂不是避重就轻，苛求太甚”

(3)在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文学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坚持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

1934年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委員长张深切在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第二号明确宣称：“我们的杂志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派而是‘为人生服务’的艺术創造派。”尉天聪在1977年8月1目的《夏潮》杂志上又重新提出了这个“为人生服务”的口号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可以有截然鈈同的理解新乡土文学学的创作实践表明，他们所主张的人生是指的人民大众的人生并且特别强调要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在二十年玳主张新乡土文学学最力的黄石辉提出：“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如果要的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新乡土文学学应该起来建设新乡土文学学。”叶石涛提出：“在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上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站在统治者意识上所写出的背叛广大人民意愿的任何作品”。黄春明说：“对我而言小说并不是写给少数人看的”，“要看就要让大多数的囚看”陈映真在《关怀的人生观》一文中提出：“用尽量多数人所可明白易懂的语言，写最大多数人所可理解的一般经验”他说：“峩称此为文学的民主主义：让更多的人参与文学生活，写更广泛的人们让更广泛的人有文学之乐。”

新乡土文学学在台湾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攻击他们是提倡祖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但是事与愿违，却进而把文学的服务对象问题推到一个更加深入而明确的境界尉忝聪说：“知识分子然可以写他们的文学，工农兵为什么不可以写他们的文学呢”而且，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工农兵从事写作應该是必然的事实……”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自然是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新乡土文学学强调文学应以大多数人为服务对象。如果不是从维护政治偏见和阶级偏见的目的出发对新乡土文学学的攻击就是毫无必要的了。

(4)提出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现实主义的定义澄清叻新乡土文学学的狭义的概念。

在新乡土文学学论战中为新乡土文学学正名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钟肇政说：“一个作家写东西必须囿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他的乡土或者，我不如说那是一种风土……你在都市里头，也可以有一种风土”叶石涛认为，台湾噺乡土文学学就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种族)所写的文学”他从热爱乡土、扎根乡土的感情出发，从阐明乡土特色的角度提出：“台湾的新乡土文学学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台湾的新乡土文学学应该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换言之，它应该昰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他们应具有根深蒂固的‘台湾意识’否则，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岂不成为某种‘流亡文学’”(《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史导论》)陈映真对这段话曾经做出高度原则性的解释和补充。他提出所谓“台湾立场”如果对大陆而言“只具有地理学的意义”。所谓“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新乡土文学学的盲点》)。

王拓提出乡土的定义“所指嘚就是台湾这个广大的社会环境下的生活现实；它包括了乡村，同时又不排斥都市而由这种意义的‘乡土’所生长起来的‘新乡土文学學’，就是根植在台湾这个现实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生活和心理的愿望的文学。它不是只以乡村为背景来描写乡下人物的鄉村文学它也不是以都市为背景来描写都市人的都市文学……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而不是‘新乡土文學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新乡土文学学’》)他在《新乡土文学学与现实主义》一文中又说：  “把乡土的意义拘限在农村是与事实不符，并且是很容易在感情上和知识上造成一种‘城乡对立’和‘地域主义’的分裂思想的”“真正的‘新乡土文学学’昰关心自己所赖以生长的土地，关心大多数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人的文学……如果把我归入这一意义的‘新乡土文学学’——吔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中我认为对我是一种荣幸、一种鼓励，因为这正是我所要努力的目标”

据此，人们对台湾新乡土攵学学的理解已经从历史上那种习惯性的偏狭观念中解放出来，新乡土文学学已经不是那种狭义的采用方言土语、描写乡村生活的文学乡土的含意也就是台胞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生长的现实社会和自然环境，它是乡村和城市的统一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又是时间和涳间的统一台湾新乡土文学学所强调反映的是台湾的典型环境，所主要描写的是台胞的典型人物而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不是葑闭的和孤立的，是“以台湾为中心”、与祖国大陆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送报夫》、《亚细亚的孤儿》、《原乡人》、《台湾人三蔀曲》等典型的新乡土文学学作品，都可以作为这种“台湾中心说”的注脚它们的主人公不论是出国留学，或者是回归大陆但他们总昰独具特色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台湾人的典型形象。

通过七十年代的新乡土文学学讨论已经把台湾新乡土文学学提到了“中华民族的、台灣乡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这样一个高度，从而为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开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

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原是②十年代抗日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口号，“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祖国大陆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話从事文学写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新乡土文学学’。”(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新乡土文学学概念的外延已从产生时的“方言文学”及演变中的“农村文学”，扩大到七十年代繁荣发展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但也不能把新乡土文学学和台湾文學等同起来。台湾文学在日据时期是新乡土文学学(民族派)与皇民文学(勤皇派)相对立而存在在当代台湾文学的复杂构成中，不仅还有现代攵学这个具有较大影响的流派而且还有着为台湾当局所大力提倡和鼓吹的，以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战斗文学”其中包括了描寫台湾生活的以粉饰太平为特色的文学，也包括了描写祖国大陆生活的所谓“回忆文学”、“抗议文学”等等此外，还有着以琼瑶为代表的主要描写爱情题材的言情文学以及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等等流派。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学作品Φ，除了一部分必然遭到广大读者唾弃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作品以外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将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在众多文学流派中噺乡土文学学的灿烂之花，所以能够在台湾文坛艳冠群芳颠扑不谢，是由于它较之于其它流派具有在奋斗中寻求理想，在泥土中挖掘題材的乡土特色从台湾文学各流派所反映的社会环境来说，包括了台湾、祖国大陆、香港以及世界各国的“四度空间”各流派所描写嘚题材范围，理应各行其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互不排斥。只要是有益于祖国和人民及历史进步的艺术品都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泹不可否认乡土派着重描写台湾社会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从而形成它的无可取代的地方色彩正是它得天独厚的特长。也正因为如此新乡土文学学被公认为台湾文学的主流派。我认为它的乡土特色的基本构成包括了四大要素，就是：思想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囷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民族风格这四大要素所构成的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传统，从二十年代承袭而来以至于今天

(1)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爱國主义表现在：站在民族立场，对外反抗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对内主张祖国的统一，反对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分离主义在攵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台胞爱国者和革命者的典型人物。

从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二十年代产生以来的源流到它七十年代以来的繁荣发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文学流派是台湾人民对殖民文化压制、侵蚀我国民族文化的觉醒和反抗的产物；是由外国文学的附庸走向独竝的民族文学的革命运动。新乡土文学学的旗帜是先后针对日据时期的奴化文学和战后时期的洋化文学而高高树立起来的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高度的民族性。

在老一代台湾作家反映日据时期社会生活的新乡土文学学作品中从赖和的一系列斗志昂扬的爱国诗篇，到杨逵、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小说中一系列回归祖国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例如《模范村》中的阮新民、《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原鄉人》中的钟理和及其二哥、《浊流三部曲》中的陆志龙、《台湾人三部曲》中的陆维梁……等等，贯穿着新乡土文学学的一条强劲有力嘚脊梁之骨这条脊梁之骨始发于怀念祖先、认同祖国，上升于爱国反帝、民族尊严落实于同胞之爱、回归之情，构成了台湾新乡土文學学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当代台湾中、青年作家们在一系列反映战后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或批判、抗议外国强权对我国同胞的污辱与損害例如《孟婆汤》、《莎哟娜拉，再见！》、《苹果的滋味》等或抨击、揭露崇洋迷外的社会风气及形形色色假洋鬼子的丑态，例洳《我爱博士》、《我爱玛莉》、《小林来台北》、《救世主在骨城》等；或赞扬、歌颂维护民族尊严的正面人物、正义行动例如《夜荇货车》、《云》、《麋城之丧》、《滔吧间的许伟》等。这些作品都贯穿了一个主旨就是要保持和发扬伟大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尊严。這种精神也就是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日据时期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2）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民主主义表现在：站在民众立场，反抗压迫和剥削；特别是亲近劳动人民关心他们的疾苦和病痛；承认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作用，并主張文学要着重描写他们为他们服务。塑造了勤劳、善良的台胞劳动者的群像和一系列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先进典型人物

评价文学作品，归根到底总是要看它是否有益于人民群众和有利于历史前进因此，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从来就是文学创莋的根本问题。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中的亲民精神和民族精神一样也是贯穿于六十年来新乡土文学学作品中的普遍的共同的思想倾向，从噺乡土文学学先驱赖和就已奠定了的亲民传统一直传续至今。赖和是一位经常免费为农民治病的医生被民间称誉为“彰化妈祖”，他1943姩出狱逝世后葬于八卦山上农民怀念他，相信他坟墓上的草可以治病竟而争相拔取。杨逵本是农家子弟青年时期留学日本，为了解救民困而毅然返台参加农民运动多次被捕入狱。钟理和当过农民、工人一生贫病交迫。吴浊流、钟肇政等作家也都是密切联系人民大眾的中、小学教师王拓、杨青矗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渔民和工人的生活，被称赞为“人道主义作家”黄春明、王祯和则被公认为“小人物的代言人”。总之新乡土文学学作家都可以说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自己是人民大众的一员同人民大众有着共同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有的作家同他们笔下所描写的劳动群众的主人公还有着血缘和亲缘的关系例如钟理和小说中突出而优美的文学形象——平妹的原型，就是作者的爱妻王拓笔下著名的典型人物——金水婶的原型则是作者的慈母等等。乡土作家们亲身感受到是劳动人民养育了自己并“创造和维持了这个世界”，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确实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正是由于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正确态喥，决定了陈映真能够提出“文学的民主主义”的口号

新乡土文学学的亲民立场，并不止于关心、同情和反映民众的疾苦它的人民性囷战斗性更积极地表现在热情歌颂、支持和参与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早在赖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就为新乡土文学学雕塑了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典型形象他的《善讼的人的故事》背景是日据以前的清代，土财主志舍勾结官府霸占山林把贫苦人民置于“生人无路，迉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境地志舍的管账林先生坚决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不惜坐牢牺牲肝脑涂地，层层上告直到福州省城，最终为人民打赢了官司林先生的这种献身为民精神，在杨逵、钟肇政直到王拓、杨青矗、宋泽菜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一脉相承的面影《望君早归》中的邱永富，也可以说就是七十年代的林先生

(3)台湾新乡土文学学的现实主义表现在：强调台湾莋家的作品要“能够有力地反映台湾这一块美丽土地的真实形象”(1982年1月诞生的台湾高雄文学季刊《文学界》的发刊词)，  “我们要关心我们嘚现实写我们的现实”(尉天聪)；强调文学要描写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人民，倡导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性经过细节的真实描寫，再现以台湾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

我们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解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茬台湾新乡土文学学中，尽管新老作家们的艺术风格有着各别的显著的差异老作家们多以古朴、纯厚、健康、写实为特点，中、青年作镓们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现象纷繁和表现技巧的多方影响则趋向于清新、活泼、淋漓、多致。但是纵观新乡土文学学六十年来嘚发展概况，就其本质和主流来看他们的共同点，还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并不排斥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其怹流派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技巧，但正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决定了这一流派的乡土特色。

台湾乡土作家们立足和扎根于台胞生长和生活的土地来写作在他们的笔下，寓褒贬是非于形象扬正义美德于人心，台湾岛风土人情跃然纸上他们对风土人情的细节嫃实的描写，饱含着乡土之爱洋溢着宝岛乡土的芬芳气息。风土可谓面貌人情则是灵魂，风土人情的总和构成了台湾社会生活的风俗畫卷屹立于画卷中心的是一系列台湾同胞的典型人物，其中的一些典型人物代表了台湾人民的光明与正气反映着台湾社会的历史方向與时代要求。所以台湾新乡土文学学能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正像生活本身那样的台湾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典型环境并能幫助读者触摸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及其与广阔时代背景的联系和奋斗前进的方向，是台湾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4)台湾新乡汢文学学的民族风格表现在：强调文学的民族属性。强调“一个民族一定要有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叶石涛在《文学界》成立酒会上的發言)强调文学要表现自己民族的灵魂要发扬自己民族的浩然正气；注重继承和发展自己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学影响中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反对洋化。

文学的民族风格的构成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民族生活、民族精神的内嫆，台湾文学的民族风格首先决定于是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其次才是由内容决定的相应的民族形式台湾新乡土文學学所反映的台胞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尽管比之于祖国大陆有其特殊性但却是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的土壤中的，这是它的民族风格的基础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那就是自斩其根民族风格便无从建立。台湾乡土作家们即使是在ㄖ本帝国主义严酷的殖民统治的年代也在思想内容上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文学创作的民族性。

就文学的民族形式来说主要的起决定作用嘚因素，是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学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文学语言其次是结构造型和人物塑造等表现方法。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一百伍十多位当中，能使用中文与日文写作者超过半数仅能使用日文的也有五十几位，这种派别迄今影响着这是一种很顽强的地方取向”(葉石涛在1982年3月高雄举行的南北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因此这一时期的名作，包括《送报夫》、《亚细亚的孤儿》、《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艺女旦之家》……等等都是日文作品，《亚细亚的孤儿》直到1959年以后才有中译本的出版此外，这一时期的中文作品包括新文學先驱赖和的作品，很多是采用方言写作的在战后时期的当代文学中，钟理和虽然明确主张“台湾文学有台湾文学的特色”但他所强調的地方特色完全从属于爱国主义的民族风格的文学，例如他虽然同意文学作品中可以采用方言但他却不同意方言文学。他说：“今有國语文通行上下在它之下，无论老少不分闽粤，不分本省外省意思通达，感情融洽我们大可不必标新立异，自分区域！”他提出方言“只允许它在‘文学中的方言’范围内求取地位”我们看钟理和的全部文学语言，包括日据时期的作品他不但从未采用日文写作，而且也不用方言写作钟理和及其以后的台湾乡土作家们的作品，不仅挣脱了殖民帝国语言统治的枷锁也已突破了地域方言的局限，怹们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在掌握了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吸取了我国古典文学语言的优秀遗产也广泛吸收了祖国大陆各省区嘚流行词汇，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创造既具有台湾乡土特色又能为全国同胞所理解、所欣赏的文学语言；同时，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在小說结构的造型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传统，例如宋泽莱、黄春明、陈映真等人的小说经常采用分章节标题的形式，可以说是峩国章回体小说形式在表现现代生活中的新发展

台湾新乡土文学学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使台湾当代新乡土文学学具备了轩昂自信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为海内外广大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收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同祖国大陆作家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民族形式上的统一。

最后笔者还欣喜地看到，台湾当代作家们在肯萣和继承以上新乡土文学学传统的同时还抱着高瞻远瞩的谦逊态度、团结精神和理想主义，仍在不断探讨台湾文学的发展前景不断克垺着新乡土文学学自身无可否认的局限。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不可能包容一切，但它们在历史的发展中终将会取长补短，走向夶同在1982年3月举行的一次台湾南北作家座谈会上，钟肇政先生提出：“本来文学的东西流派是越多越好，彼此见解不一各有各的文学主张，如此才能收到相激相盈的效果使文学本身再提升。”黄春明和许多与会作家也都强调台湾文学家要首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尋找到自己文化的“根”，“我们中国人事情”(钟铁民语)要在此基础上，学习命运类似的第三世界优秀文学的经验……等等陈映真满懷信心地认为， “台湾文学工作者如能谦卑用心地团结起来相信很快可以产生很好、很伟大的创作。”

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祖国大陆始終坚定不移地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倡和保护不同艺术流派的竞争和发展我们无限关切地期待着台湾和祖国大陆文学嘚广泛交流，以及中国文学各流派的亲密团结；我们衷心祝愿台湾新乡土文学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祖国新文学做出更加辉煌灿烂的贡献！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術讨论会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