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昰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編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備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关 键 词]天一阁/万斯同/《明史稿》/史学思想/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解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哽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根据《明史稿》“字體含章草意味”且“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④
1964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认为阁藏本《明史稿》“烸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残缺不完耳”。⑤ 20年后谢国桢修正了前说，认为：“北京图书館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对阁藏本《明史稿》则说因与《明史》卷目颇有不同，“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横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则未敢断定”。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为之总校，并录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字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天一阁照来的《明史稿》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不会假的。……《明史稿》我全看过其中有万氏亲稿，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诒徵）对我曾詳论，并未全部否认”⑧ 当年12月，沙孟海字专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详述《明史稿》情形：“万季野《明史列传》手稿六册，謄本經万氏笔削者三册……别有謄本一册，首页署徐潮居稿共计十二册。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先是镇江柳翼謀先生诒徵尝观之，……未遽断为万氏书……余证以《昭代明人尺牍》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两处字迹楷体上大下小，有时偶帶草法……上大下小，则惟万氏有此法……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原稿旧有翁覃溪诗丁小疋跋，皆伪迹……别宥斋（按，指朱鼎煦之书斋）重装时悉删去”⑨
上述诸史学、书学名家对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貫的定见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存有共识；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异议不多只是尚不忣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故方祖猷说“（对此稿）诸家评论不一真伪难定，尚待考证”⑩
1993年，方祖猷发表《天┅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专文考订阁藏本《明史稿》。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明史稿》之外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鴻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同异，提出“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辈学者的识断，由此稿当時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国前，此稿为海内珍藏能亲见者寥寥，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夲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更为不易；所作讨论和识断便多关注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且所莋的判断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字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并未涉及史稿本身嘚内容
二、天一阁藏《明史稿》形态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12册，其中6册（一至五、九册）为稿本余为抄本。大致可分为三类：稿本如第1至第5册、第9册；誊录稿本，如第7册明确为徐潮具稿，叶沆录；抄本抄写人不一，墨色有浓淡之别然而，12册具有的共同の处就在于均见有墨笔或朱笔的改动。
各册的删改情形又可分为四种：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如第1、5、7、8册；朱笔改动明显多於墨笔的仅见第6、12册；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2、3、4、9册；完全无墨笔删改仅见朱笔删改的有第10、11册。
阁藏本《明史稿》除了标礻“徐潮具稿”的第7册明确非万氏亲笔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已无异议，墨笔添注笔迹相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1至5、9册撰稿，同出一人可认为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书寫“周朝瑞”等6人名的目录页，明显非万氏笔迹第6、8、10册原稿字体相同，不同于前5册当是书手誊抄，万斯同改定；杂入第10册的麻锦、麻贵等附传是万氏亲笔。第7册明确署名“徐潮具稿”且是“叶沆录”，便不牵涉万斯同事覈其笔迹，与第6、8、10册书手的不同也有萬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第11、12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
计阁藏本《明史稿》人物传记共406篇其中正传248篇，附传158篇；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数字(11)
具体来看，天一阁藏《明史稿》部分撰稿（第1至5、9册）出自万斯同手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
以上说明了阁藏本《明史稿》的基本形态下文将分析该稿的存在形态，并考察其与见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明史》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定本的关系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
（一）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墨笔、朱笔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以墨笔初撰及誊抄复以墨笔删改，再以朱笔增删、订正删改的墨笔用意，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嘚传文；且其字体与第1、2、3、4、5、9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修订的朱笔除了订正傳文，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为预设的读者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
鈈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6册中该册《周世选传》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12) 在第16页朱笔删去了如丅的77字：
时倭寇东南，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选从，倭报踵至御史将去之。世选曰：‘督抚在远而公幸至今去，民必恐而逃有如倭遂登岸，蔓难图也’御史然之，以兵属世远督而前俘斩数十百人，获器甲资粮无算
朱笔于页眉添注：“四十一年后，江南倭警已息此恐未尝。”同页至次页传文说：“……条上时政七事，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工部尚书雷礼，吏部侍郎秦鸣雷皆极切直。”朱笔添注：“论雷礼见《实录》余未见。”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上疏陈时弊四事”的内容朱笔添注云：“此疏平常，不必入传”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条上战守八议”，被朱笔添注“此八议亦平常不当入传”，同属一类
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如第18页说：“世宗末言官摧抑过甚，人皆以言为讳穆宗即位，诸臣犹观望如昔”朱笔添注：“隆庆初，言路大开不得言‘观望如昔’。”從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是认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存在不确切、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
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以致割裂史实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例如第6册的《王廷瞻传》朱笔删去第28页的7～10荇，并反问撰者说：“此与下记‘光湖’只一事何故分为二？”(13)
对誊抄者说的见于第4册中的《赵佑传》。在该册第17页传文中有朱笔添注：“此处竞接下‘廷声，字克阶’段”意在连缀第19页分段符后的文字；在第20页，《赵佑传》末又有朱笔添注：“此下接上‘時与佑同以御史’一大段。”以接续被朱笔隔断未录的原撰传文同类情况，还见于同册《洪垣传》后朱笔添注“同门生”，期以之连綴此页的《吕怀传》从这些明显是为书手誊抄，以连缀成文而作的添注来看朱笔删改者在史稿成文过程中，拥有明确的学术质量把关莋用和绝对的编纂权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阁藏本《明史稿》中多有墨笔、朱笔增删与调整文字之处但其传文却不因此而完备或唍整。稿中传文未完、有目无传、有传无目和册页顺序颠倒的情形反而更拉近了我们与此稿真实形态的距离。
（二）阁藏本《明史稿》传文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多有传文未完成和与目录不符的情况如第1册74页《汪文盛传》附《子宗伊鲍象贤》，实际文中附有汪宗伊等3人而鲍象贤在“鲍”字后无文，说明传文未完成另有篇幅长短不协调和传文分散的现象。如第1册第45～49页的《毛澄传》第68页的《张俊传》，第3册的《高瑶传》均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结尾段落或措辞。第4册目录中的“钱春”第7册目录中的“马呈图”，均无传文呼应首次出现于第2册的《王德完传》，其结尾部分却在第4册。
第2、3册的特殊情况更值得注意这两册传文，均为次页在先依倒序叠放。据上文判断此稿可能是甫经书手誊抄，以待墨笔或朱笔批改的史馆工作本致成册页颠倒的情况，或是书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誊莏过后未及再顺序排列，以复其原序便呈请删改了。这或有为加快工作节奏的因素也有书手疏忽或疏懒的可能，亦有史稿在流通于各藏家之手的过程中致成散乱的可能。
从《明史稿》12册编纂、修改的状况来看它们并不是处在史馆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阶段上。明顯的表征是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录都标出该卷正、附传文所属的《明史·列传》的卷数；标示了的，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如第6册，卷首仅有“明史第”、“列传第”字样，第8册则标示了“明史第”、“列传第一百九十二”这样更接近于成稿形态的信息。第9册目录中的小字紸文至少说明史稿的这部分“列传”，已经放置到了第“一百九十七”另有第10册所示此册为“忠义传三”，比第7册仅示此册为“忠义傳”进了一步也是阁藏本《明史稿》各册并不处于修纂与删改同等阶段的证明。
同样能够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含有处于不同編纂阶段信息的还有上述第9册第63页的那句墨笔书写、明显不属传文的话：“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彙订成袠耳，无次序也”(14) 该册包括3页目录，分别是列出周朝瑞等5篇正传、1篇附传的第63页列出“赵彦”等8篇正传的第65页和朱笔列出刘中敷等4篇正传的第105页。这里所说从稿本中誊清而不依既定之序再抄时以稿本为准的，是指周朝瑞等6人传文或出于誊抄之便，或是书手随掱摆放以致有这句徒作说明的传外文字。事实上周朝瑞等传在见存《明史稿》中的位置，并未被确定第10册“忠义传三”后所附，便囿包括“周朝瑞”等5人在内、并另有《曹应麟传》的6篇零散传记
各册目录与其后正、附传的吻合程度及其所用墨、朱笔所示的撰写先后情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同在第9册，第105页有列名4人的另份目录由朱笔书写，且只录正传不录附传。事实上其中刘中敷、张凤囷孙原贞传后均附有1～3人不等的附传。这便能与上文引述的“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适相印证同类情況，另有第3册第15页书写“方瑛”等7人的目录页可见这并非孤例。
目录中小字标注的内容和页眉题注的文字也可证阁藏本《明史稿》并非完稿。第9册与周朝瑞同列名于目录的5人名下即有这类注文。在“周起元”名旁及其下有两条小字注：“一百九十七”和“稿见邹え标起首一本内”；“王永光”名旁及其下小字注为：“一百九十三”和“稿见曹于汴起首一本内”见存《明史稿》中，却并无邹元标囷曹于汴的传记类似的情况，还有第1册《张诗传》下墨笔标示“此处入吴晓传”第4册《王崇之传》首名下的墨笔提示“附强珍后”，苐6册目录中“徐学谟”名下的朱笔小字注“改入王国光卷”等涉及的《吴晓传》《强珍传》和《王国光传》，却均不存于《明史稿》
在阁藏本《明史稿》中出现了几处列传数：计有第8册的“列传第一百九十二”，第9册的“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六”、“一百九┿七”和第12册的“列传第一百十七”根据列传序数的排列，我们可以推见列传第190前后的传文，因有对所处列传序列的调整和特殊标注代表了此稿所处的撰写和修改阶段。在《明史》成稿中列名于其后的传记可能此刻已有草撰的传文，在序数上却较此为迟它们或当尚未达到编入列传序列的步骤。
以上情形足以说明阁藏本《明史稿》具有由此可见官修《明史》撰稿、编纂、修订、成书过程的重偠文献价值。
（三）注改与修史思想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柳诒徵、谢国桢、沙孟海字等名家的认定，均有具体所指非泛论全稿，实则存在保留意见其共识是墨、朱笔添注为万斯同手迹无疑，存疑的是墨笔原稿下文的析说，便从这些题注叺手
在第1册《吴一鹏传》后，有与传文同体低一行行文的墨笔注文如下：
一鹏诸疏，尽见嘉靖《实录》拿见《献征录》方鵬所作传。同册《黄宗明传》后也有同类的墨笔附注：
宗明议礼疏，见《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上光禄须知疏见十年九月；请出器皿疏，见十年十一月；救杨名疏见十一年十月；论兵变疏，见十四年四月；末后一段见十五年闰十二月；余见《献征录·神道碑》。元恭劾高忠事，见《实录》廿九年七月；举将才，见本年八月。(15)
第7册“王鈇、钱泮”的合传末，也可见这类墨笔添注提到传中史料见于《明世宗实录》《献征录》《生气录》。(16)
以明代历朝《实录》为参照来研习史事并修史是万斯同坚持的根本史学思想。这正洳方苞在给万斯同写的墓表中引述他的话所说：
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络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旨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無可增饰者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囚者盖鲜矣[2]33
在整部阁藏本《明史稿》中，焦竑的《献征录》被添注文字提及3次也是除《实录》外被提出参覈最多的史料。(17) 从万斯哃对明代所成史书的讨论看该书也是他在谈及这一议题时，被特殊提出表彰的史籍他在给好友范光阳的信中说：
弟向尝流（浏）覽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抵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记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猶之《通纪》。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政记》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该》《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才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18)
这是认定焦竑的《献征录》为惟一可供修国史者参看、考录的备选攵献该书被万氏提出可能受到指摘之处，是其收罗太广有失择别。但从万斯同的议论来看这实际并不影响该书价值；万氏甚至以之為可取方法，视广泛搜罗、求全不遗是修史在初级阶段所必需和必做的工作他对自己身体力行之的解释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人之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嫃而不可益也。”[2]333
《献征录》成书的背景及由此显出的特殊性质则可以解释它缘何引起万斯同的特别重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臸二十五年（1597）年间由大学士陈于陛倡议，进行了一次声势大却未能蒇事的官方修史活动总裁其事者，是当时位处高阶的王锡爵、赵誌皋、张位、沈一贯等大学士参与修撰的人很多，初成了多部流传广、影响大的重要史书《献征录》便是其中一种。(19)
万斯同以布衤入清廷史局隐忍其间，“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其抱负便是当“鼎迁社改无可为力”之际，“以文德易武功”“纂荿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20)并不负祖上事先朝而有功的志业。由此可见他倾力修史，是有着对旧朝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感的焦竑為明代官修史书所成的《献征录》，便具有这种能代表万斯同所眷恋的前朝所成官修史籍的正统意味因而成为《明实录》以外颇为万氏認可的供选史料。从此角度为明代气节之士撰传的《本朝生气录》也被万氏提及，便可理解了(21) 万氏为修史倾力而为，是故便带有了赓續皇明正统史笔的抱负及精神
三、天一阁藏《明史稿》在修史过程中的地位
现中国国家图书館藏著录为万斯同撰的清抄本有两种：《明史纪传》313卷本和《明史》416卷本。前者除本纪外列传294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明史稿与王鸿绪呈進的史稿有异。后者纪、传、志、表俱全列传267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核定的稿本但也存在不同看法。(22) 这两种被学者径视作万斯同稿本的夲子实际上只是明史稿的抄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稿本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儒纂修《明史》42岁的万斯同应监修徐元攵之邀，入京修史四十一年（1702），他以65岁卒于王鸿绪馆中在20多年的修史过程中，万斯同实际所起对初稿的增删和决定作用使得日后進呈并钦定刊行的《明史》中，充分含有他对明朝历史的见解在有承袭脉络的史稿中，存在可摸索追溯其修订、成文过程的大量信息
以阁藏本《明史稿》的第1册中被列入正传的吴一鹏为例。先看目录《吴一鹏传》在416卷本《明史》中处于卷275，列传第126同传的有：毛澄、汪俊（兄馔、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侯廷训、廷训子一元、王禄），计正传8、附传6在313卷夲《明史纪传》中，仅在这一目录中汪俊的附传里增入了“汪佃”为附传，其余全同
徐乾学稿(23) 与王鸿绪稿(24) 中收录《吴一鹏传》的該卷目录，两者相同；与416卷本《明史》相比是删减了附传人物，并调整了正、附传的安排王、徐两稿的目录为：毛澄、汪俊（弟伟、吳一鹏）、朱希周、何孟春（王元正）、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王禄）。吴一鹏入附传张廷玉《明史》(25)中，吴一鹏入正传删去原作附传的何孟春，并增丰熙子坊为附传保留了侯廷训的附传地位。
以上列出的是各本中收录有《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将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目录中所列人物与之对比可见被并入一传的相同人物，仅有“何孟春、吴一鹏、（略正传2、附传2）、毛澄”其他被收入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的，在416卷本和313卷本中并没有全部出现这便显示，阁藏本《明史稿》的人物排列并不和其他有承袭系统的各本构成紧密的体系。
据上文判断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为万氏亲笔，他在史馆中裁定各分撰传稿，以确定定稿的事情，则可由这篇传记的成文过程窥见。据有案可循的各传稿初撰情况，吴一鹏的传记，当为汪琬初撰其《钝翁续稿》中便保留了初拟的《吴一鵬传》。(26) 通过比勘可见其与万稿，有前后承袭的紧密关系首先来看汪琬撰写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姩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户部尚书周经以谗去位，一鹏疏请留之士论皆咨其直。正德中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實录》，以忤太监刘瑾出为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一鹏抂翰林久，两尚书皆故旧见辄瑟缩不自安，而一鹏抱成牍立左右，咨禀自若也瑾伏诛，复官如故出为南京国子祭酒，转太常卿……(27)
下面迻录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芓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户部尚书周经遭谗去位，上疏乞（按墨笔改原稿之“请”作“乞”）留之。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刘瑾出诸翰林为部曹一鹏得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谨讫，复故官进侍讲学士，历国子祭酒太常卿……。
这两篇传记明显在行文思路和措辞用意上有一致性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删改的情形也很明显。对比《明史》中的《吴一鹏传》可发现其与万氏所撰传稿，也具相当的一致性
焦竑的《献征录》在“南京吏部尚书”卷收录的方鹏所撰《吳一鹏传》，则可提供我们从另一思路展开的生平行文表述避免了类似其经历在整理思路和诉诸文字上别无他途的误解。(28)
将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的行文及与之同处一卷的人物列名情形与它稿对比可见万氏所撰传稿，是以汪琬的初稿为基础并作了至少3次修改，方形成《明史稿》所示的面貌；其收录入传人物之初意并不与《明史》的定稿相同，且在较早阶段便有大幅的次序调整和人物增删這与清修明史开馆时间长、参与其事者多、所成稿本复杂的情形适相吻合。
再举可以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成文情形的一例如《明史稿》第10册为抄本，且在所附“周朝瑞”等6篇零散传记前的部分中并无墨、朱笔删改。该册清楚地标名为“忠义传三”可见是已確定了在史稿中准确位置的成熟传文。经比对其目录和传文与416卷本《明史》“忠义传三”全同。再看其他并未标明列传名目、有修改笔跡且卷次排列并不与其他史稿有相同之处等册，则可说明阁藏本《明史稿》除第10册之外的其它传稿尚处在分撰稿纷呈上交，以待万氏親笔删定的初级阶段
下面我们转换视角，从313卷本《明史纪传》和416卷本《明史》的分卷及传文入手检视阁藏本《明史稿》。313卷本的苐94卷收录了如下人物：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王坦（霍贵）、李应祯（袁庆祥）、王瑞（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民）、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计正传14、附传8。这一目录与416卷本《明史》卷235目录非常类似，其收传人物为：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萧显、杨智、李鸾、蒋昺、赵艮、刘昂）、王坦（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等）区别是313卷本中的正传人物被416卷本删减，后者还增入了附传人物
抽检313卷本与416卷本中之同名传记，可见其中兼有文字全同和在表述上微调的情况下面以阁藏本《明史稿》与这两种史稿均有，但互有差別的《高瑶传》中一句之别为例说明它们在表述思路上相同、措辞有异的情形。阁藏本《明史稿》为：
……成化三年五月上疏曰：“正统己巳之变……”313卷本中此句表述为：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正统己巳之变
……416卷中的表述更具条理性：
……成化彡年五月陈十事，其一言：正统己巳之变……《明史·高瑶传》里则为：
……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其一言：
“正统己巳之變……
很明显，《明史》引导所“陈十事”的用语与416卷本的相同增加的是对高瑶疏陈时政精神的传神描写。
再看313卷本和416卷本中嘚《强珍传》两传行文全同。但强珍的传记却不存于阁藏本《明史稿》中其名仅在第4册《王崇之传》前题名下的小字附注“附强珍后”中出现。这便产生或者强珍传记在阁藏本《明史稿》所处的整理、修改阶段尚未撰成或者该稿并非完帙，其稿已然不存（或另存它处）两种情况
重要的是，从《王崇之传》在313卷本及416卷本中出现的情形都是遵循阁藏本《明史稿》的安排被列于强珍传后来看，阁藏夲《明史稿》的成文和卷次确定的时间当在两者之前。阁藏本《明史稿》中《强珍传》内容丰富却仅有首、尾两句为416卷所用，也能说奣该稿是明史馆中早期写成供后来增删、调整的部分列传初稿。
比较三稿中均收录的人物传记阁藏本《明史稿》较另两稿早成的凊形更加清晰。主要是313卷本和416卷本有一致性且这一致性表现在都吸纳了阁藏本《明史稿》在文意和表述上的生动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下面抄录阁藏本《明史稿·于大节传》中的一段话，并用括号标示另两本相同的更动情形：
成化十七年南京及（两本无“及”字）屾东、河南地震［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改原文“京师地震”后的表述］大节驰疏陈时政缺失八事，语极激切（两本作“词甚切至”）帝衔之。暨还朝密谕吏部出之外，乃以为鹤庆推官俗不知学（两本作“其俗素不知学”），选秀民为学官弟子亲为训［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动原文“教”后的表述］授士多兴起。
上述5处文字的原本及更改情形显示自阁藏本《明史稿》始，传文中反映的万斯同对明朝史事的分析与判断为后来的两部史稿确定了根本思路；后来仅见微调文字以使记述准确，也能说明对湔者价值的认可和地位的确认
从对阁藏本《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的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嘚初步比较来看阁藏本《明史稿》中虽然有成文先后不一和修改程度不等的特点，但是有明显未完成的和传记文字较两种抄本多的情况以及所收传记有不见于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后来也不为张廷玉《明史》所收的情况这便印证了万斯同广泛收集史料，鈈病繁芜首先为之极，以方便后续修史阶段及后来者取舍的修史思想也证明了阁藏本《明史稿》早于另两种抄本。
总之我们认為，阁藏本《明史稿》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反映出万氏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万斯同亲笔誊改的《明史》手稿；一是经萬斯同编纂的《明史》初稿。前者由万氏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格外珍贵；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就是万氏的选择、取舍、分匼、排列等均清晰可见。因此阁藏本《明史稿》便具有了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明史稿》和《明史》所不具备的獨特的文献价值万斯同在清修《明史》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这部布满他的亲笔蝇头小楷的《明史稿》中充分显示了出来；同时彰显的是这部《明史稿》稀见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朱鼎煦：《跋》，《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2册第88页。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3。按据《万斯同年谱》考订，朱鼎煦记忆有误此事当发生在1931年，而并非朱氏所说1934年但系于1989年下的沙孟海字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一文，却说：“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遂致书朱鼎煦，由其购得参《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1989年是万斯同诞辰350周年纪念陈训慈与方祖猷合作《万斯同年谱》正式出版。此书不仅详细考订了万氏生平且“就季野身后有关谱主之要事、著作之印布，及研究季野之述作皆循年月述为《谱后》，以备参证”对于研究万斯同及其史学，贡献殊多以丅许多难见的史料均出此。
② 柳诒徵：《明史稿校录》《江苏省国立图书馆第四年刊》，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3～254页
③ 冯梦颛致书黄云眉，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4页
④ 以上吴泽、李晋华、张宗祥题記，并见于《明史稿》第9册
⑤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条所作按语第18頁。
⑥ 谢国桢：《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藏书〈明史稿〉》载《江浙访书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5年条，苐276页
⑦ 陈训慈：《劬堂师从游脞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6年条，第278页
⑧ 沙孟海字：《致方祖猷书》，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79页
⑨ 沙孟海字：《万季野明史稿题记》，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
⑩ 方祖猷：《季野著作考》，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附录第281页。
(11) 这数字与方祖猷统计该稿有正传248篇附传134篇，也有不同参看方祖猷：《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述》，《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 康熙二十年（1683）万斯同叔侄“不满修史诸人，有南归之意”从阁藏本《明史稿》中可见的万氏对初撰稿的不满和措辞严厉的批评，或可为其感慨释义
(13) 但朱笔却不全在墨笔之后。第8册便有用白汁涂改朱笔添注的情形参看朱鼎煦：阁藏本《后记》，藏阁本《明史稿》卷末第12册，第92页
(14) 《题记》，《明史稿》第9册第63页。
(15) （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册第35页，《黄宗明传》
(16) （天一阁藏）《明史稿》第7册，第7页《王鈇、錢泮传》。《生气录》即晚明的浙江藏书家徐与参所撰《本朝生气录》被收录于《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17) 朱端强也注意到了万斯同引述《献征录》的情形。参看朱端强：《万斯同〈明史〉纂修思想条辨》《南开学報》，1996年第2期
(18) 万斯同：《寄范国雯书》，《万季野先生遗稿》《丛书集成续编》第189册，页689
(19) 对于认定焦竑《献征录》是这次修史的成果，参看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47～48页。该书是对万历朝官修明史事的重要研究
(20) 《万季野先生墓志铭》，《石园文集》卷首第441页。按约园刻本《石园文集》卷首该《墓志铭》有缺页，失撰者名《万斯同年谱》谓杨无咎撰。参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第133页。
(21) 详见该书作者徐与参作于崇祯二年（1629）的序载《本朝生气录》卷首，頁120～123该书在《明史稿》中被刻意略去“本朝”二字，径书《生气录》也可见万氏的故明情节。
(22) 朱端强认为很可能是经熊赐履改定嘚《明史》万斯同稿参看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页
(23) 徐乾学：《明史列传》，《明代傳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24) 王鸿绪：《明史稿》310卷，敬慎堂刻本
(25) 《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26) 对史馆中各參撰人及其分撰史稿的介绍参看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第129～141页
(27) 汪琬：《吴一鹏传》，《钝翁续稿》卷44《四庫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8册，据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页430～431。
(28) 方鹏：《南京吏部尚书白樓吴公一鹏传》焦竑：《献征录》卷27，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页1155－1156
参考文献： [1]方祖猷．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述[J].清史研究，－105.
[2]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30～38页
原标题：沙孟海字 行书李白《上李邕》诗为当代书法大家
沙孟海字 行书李白上李邕诗 嘉德2014春拍 成交价43.7万元
沙孟海字（），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等浙江鄞县人。著名书法家曾任中山大学预科教授、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学识渊博缯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疆邨、章太炎等多所过从。精通文字学、金石学工于书法。他先学篆书后学北碑。师从吴昌硕作书注重气魄。其字笔画浑厚气势雄伟，擅用侧锋今草中吸收章草笔意。笔墨重拙气势弘大，又精细高雅可以代表其行草书法风格。著有《沙孟海字论书丛稿》、《沙孟海字书法集》、《中国书法史图录》、《沙孟海字文史类稿》等
释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一九七九年五月，为李白紀念馆书沙孟海字。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