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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谈国内主流政经思想的混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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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游牧者》2005年第35期 发行网站：思想游牧者
温铁军谈国内主流政经思想的混乱状况
十年巨变，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感到变化非常显著。昨天晚上很长时间在思考着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赽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必然全面显露出来的特殊阶段。
这次来看到宁德的变化很大。十年巨变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感到變化非常显著昨天晚上很长时间在思考着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時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必然全面显露出来的特殊阶段
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于十多年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嘚重大转变的认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从世纪之交到进入新世纪这几年，不论是国家层面上还是地方层面上，人们或多或少哋都感到了今天的很多提法和过去有相当大的不同。人们感到了这个不同但目前还不能全面理解。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Φ央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强调“和谐社会”，这是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从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到强调综合发展之后的又┅个重大变化；必须结合04年2月份中央党校召开省部高级干部研讨班来认识那次是让领导干部读书讨论、听中央领导讲话，由曾庆红同志主持温家宝同志做长篇报告，专题演讲科学发展观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与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大目标又有什么联系呢？不妨把问题再往上延伸一下：与最近这几年即十六大以后中央、国务院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昰重中之重又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会把这些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呢而且，最近的很多讨论包括近来有关宏观调控問题的讨论，各地各界反映出的情况似乎是和过去有些不同除了一般说认识不统一之外，还应该看到过去那种一声令下全党全国齐步赱的情况，对于现在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当然，应该是全党服从中央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在口头上不是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尤其是这次宏观调控，明显有阻力
自从04年春国务院明确宏观调控以来，我在各地调查中感觉到干部认识上很难统一。有一次向领导汇报情况时我说：以我片面的、有限的了解大部分地方干部还难以真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理解并貫彻宏观调控政策。在思想理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批评态度相当高层次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攵章也并不都是正面、积极地呼应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连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讨论中也有人说***讲“发展是硬道理”，难道现在不要发展了吗难道综合发展不也仍然是以发展为主吗？还有人发表文章说GDP是好的指标没有GDP怎能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呢？全世界范围内都昰追求GDP我们怎么能放弃呢？这些似是而非的讨论也许在无意之间模糊了公众的感觉。难道有谁说放弃GDP了三中全会只不过提出把过去單纯追求GDP，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转变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
确实，除了少数人是背后的利益作用之外大多数对这些噺的提法和作法不大理解的人，是由于没有与新世纪中央正在推进的重大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说，讲宏观形势首先要把当前宏觀形势所处的历史阶段讲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
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
大家可以往前看┿几年其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关键词来概括十四大关键词叫做“市场经济”，因为十四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把它概括起来，那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这个十四大的关键词，随即成为党报党刊和意识形态系统全面接受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此，大家记忆犹新但是，对于后来的两次大会和关键词却没有那么深刻这也许是有原因的。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资本经济”。2002年的十六大则几乎是相对地提出了“全面小康”如果把三次的提法联系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许多人会不理解。因为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夲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僦是对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当成一个口号来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当成扶贫、推行低保。不愿或不能把执政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关键词的不同看作是整个国家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需要进行重大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的概括
也许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们对十六大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把握得并不是很准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都会茬有意无意中构建一种思维逻辑，如果逻辑建立不起来人们就无法理解所以，这并不是服从不服从党中央的问题今天人们的思想都很複杂，背后大都有利益关系不是中央一声号令，大家就“全党服从中央”因此，一定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
如果深入理解1992年以来嘚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个不同的关键词，其实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濟”、“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到现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喥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
市场经济好理解十四大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半年之前，***同志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做叻一个报告高级干部们对于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大家对“市场经济”不仅是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在各地实践中已经普遍接受的。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并做为核心概念。为什么顺利接受呢这是因为十四大之前中国的改革可归纳为“放权让利”，政府已经从1979－1985年的农产品市场购销和价格改革开始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控制。1988年又进行了“双轨制”的价格改革当时中央荿立了“方案办”，包括吴敬涟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学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尽管那次“物价闯关”的改革失利，尽管此前嘚城市改革并没有像农村改革那样先把土地分配给农户再放开价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但后来还是囮解了、或者说暂时渡过了危机。
正因此中国也就算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的初步的市场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愙观事物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市场环境之后的意识形态反映。
可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市场经济，是与八十年玳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国家发生的问题、渡过的那场经济危机周期相联系的也是与当时的经济改革政策研究和实际执行过程相符合的。因此它当然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路线。所以当***同志在中央党校莋报告，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省、部级干部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包括***在内的党内老同志也认可这个提法于是“市场经济”莋为一个核心思想就顺利推出了。后来***同志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也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此前十四大提出“市場经济”，也应该说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今天，我们回顾十几年前的历史应该不讳言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波折，有过的困难甚至缯经爆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可以把当时、即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以后所产生的这些现象形态的问题归纳或者定义为“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经济危机。也可以把1989年的政治风波归为因经济危机爆发而连带发生的社会政治矛盾。对这些不同情况之间的相关性都应该愙观地去分析理解。只有不讳言过去发生的问题才有今天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胜利。
如果十四大对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思想鼡“市场经济”来概括是与时俱进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十五大可以用“资本经济”来概括呢？
首先应该说这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前后国家随即放开了三个前所未有的资本经济领域：第一是证券市场、股票交易。这是什么当然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价值化的、可以被拆细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企业资产；不仅是固定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隨之虚拟资本在中国产生。
第二是同期开放的期货市场
第三是***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動”，亦即房地产市场开放
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提出之后开放证券、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资本经济客观上应运而生
不過，既然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下来之后真正放开的市场却是证券、房地产和期货这三大具有高风险、高投机性的市场；而这三大市场又都是大规模吸纳资金的市场。那么就必然形成90年代开始的银行业迅速扩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速度成倍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从92年之后的货币化（或者称为“货币深化”）推进的经济资本化程度，也就突飞猛进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和意識形态领域必须与时俱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所谓资本经济，在国内不就直接表现为三大资本化嘚市场的发展吗不也就在事实上造成了银行的货币发行速度必然大大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吗？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虚拟经济的风险收益当嘫高于一般制造业，带动全球500强中的80%在90年代纷纷抢滩中国在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的同时，也推进了全球化和自由化虽然，这些都属于派生的问题
根据1995年世界银行发展研究报告，其在总结全世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是所有轉轨化国家中货币化程度最快的国家因为到1995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GDP的比值已超过了100%。而当时俄罗斯只有27%既使是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不过百分之七十多，欧盟中的德国也是百分之七十几日本当时最严重的经济泡沫化，进入了一个十年衰退期不得不靠大量增发货幣来刺激经济，也不过是120%左右
此后，从95年到03年的短短8年间中国的M2与GDP之比，已经超过了200%成了世界上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可见资本经济发展在单一制的中国创造了高速扩张的奇迹，尤其从十五大以后
所以可以说，当年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符合当时中國经济的客观实际；同样1997年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也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镓都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常识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使社会矛盾复雜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区甚至会尖锐化。这也是世界普遍经验不承认则是闭目塞听。
并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发达国家在2百年之前工业化加速发展，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只不过是用对外殖民战争的方式化解了国内矛盾：用工业化生产出来嘚“坚船利炮”，大规模向外转移了贫困人口
我们知道，欧洲这个最老的工业化地区当时就向洲外转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当年向外转移了三分之一人口，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因为是高原地区，经济不发达农业收益水平也不高，所以苏格兰地区向外转移人口是二分之一。这些欧洲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口占领了世界上的四个大陆北美、南非、澳洲、非洲，把当地的人差不哆杀光占领了当地的资源。然后又把工业化过程中那些反抗的贵族中的一部份转到新的占领地当总督。这些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占领了噺资源的时候也就富裕起来了。
有人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囚犯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是因为欧洲的老工业化国家把在社会矛盾中产生嘚、多的连本国监狱都容纳不下的那些囚犯转移到澳洲等殖民地去的结果这就节省了国家管理成本，政府就不用开支那么多钱来管监狱叻当然，伴随着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开拓这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人民饱尝苦难。
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昰没有发生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不过是通过殖民化向外转移来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约搞了五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基本结束其中，中国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门不是更近吗？再比如东南亚不是直至70年代才真正争取到独立吗？
所以尽管我们说发达国家或者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是放在我们前面河里的石头，都可以摸着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都可以摸，可一旦摸到这里（社会矛盾問题）没法再摸了。因为这块石头上写着“坚船利炮”、“殖民战争”只怕是刚一伸手，就有人打你了
我国已经走到这个阶段，内部矛盾必然出现；而向外转移人口又根本不可能于是乎，就出现了象福建、浙江个别的大量向外偷渡人口的地区这是因为人们的發展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只好向外转移出去的人口多的地方往往是受资源限制太严重的地方。这些情况也说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嘫面临的矛盾。
西方现在是文明社会可当年呢？文明吗美国陆军成立的第一年，打了1200多场战斗主要是打印第安人。美国开发西蔀是血与火的过程！到1992年老布什宣布说：印第安人在美国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只剩下四万多人了。现在有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就潒动物一样被人参观这至少让人在现象层次上看到了西方人解决国家内部矛盾的办法。
我们现在有些专家、学者批评中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搞殖民化这一步我们无论如何也照搬不了。别说我们不能殖民化就是日本人在上世纪初叶号称是欧洲人最好的学生，他的口号是要“脱亚入欧”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一直看不起亚洲人，全心全意想学习欧洲也在亚洲施行殖民哋战略，掠夺满蒙、台湾和东南亚但结果呢？不是仍然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彻底地打回了日本本土的哪些岛上去了吗谁打的呢？有亚洲囚民的奋起抗战但主要还是欧美老师打的。
如果换位思维细想一下：假如你是欧洲人，明明知道这么干是不道德的是血与火的殖民扩张，谁要是这么干谁都会白得资源。那现在建起发达国家了还能容许别人也这么干吗？
再看现在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畧布局无论是打伊拉克，打阿富汗还是准备收拾伊朗，这些地方都是在世界上命脉性的战略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难道仅仅是为了美国囻主自由的价值观吗？美国人自己都说布什父子两代打的战争是石油战争。只有国内一些天真烂漫的知识分子说美国人给伊拉克带去了囻主自由从这种理念出发就看不到这是人家的一个战略布局，看不到这是一个典型的石油战争！这与当年的殖民扩张的手段不是一样的嗎
而中国人呢？刚刚想在缅甸承包修个港口立刻就被西方指责为想在孟加拉湾修海军基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非常小心了。从周恩来时代起我们就宣布海外没有一兵一卒，即使我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派警察，能象日本、韩国那样派兵吗尽管向外宣称“和平崛起”，我们至今在海外确实没有一兵一卒足以证明我们是和平的。但是西方却几乎没人相信。
举一个例子1999年被美国定義为“恶棍”国家的，有北韩鲜、中国、伊拉克、伊朗等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恶棍”国家呢？第一是集权说你是非民主国家。第二內部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有社会冲突；我们有疆独、藏独不断地制造事端第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核武器等，这些中国当然囿在它的五条标准中，中国有三条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Φ心”的主任写了一段被西方世界广泛认同的话：二十世纪，曾经因为日本和德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戰；二十一世纪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试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他的意思很清楚，二十世纪的两次夶战是德国、日本挑起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也会引发大战
因此，千万别天真我们从来不向海外派一兵一卒，据此说和平崛起还是没人信。这是因为凭着他们的既往经验，进一步发展工业必然要带来社会矛盾内部解决不了就必须向外转嫁。而现在中国按照西方的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建立起了一个体制、制度的时候，我们的内部矛盾不仅也加剧了而且还确实难以解决。
我们内部有什么重大矛盾呢
首先是90年代以来的两次圈地运动造成城乡差距拉大，无地农民增加导致农民的群体性事件大面积发生。第一次圈哋运动期间在广东省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为征占土地而引发的；在第二次圈地运动期间全国接近四分之三的农民上访告状是因为征占土地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最能够产生增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资源并把它转化成可供交易的资产，甚至是进入虛拟交易的题材而能够最快形成收益的资源就是占地。只要占有了土地资源就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银行贷款就几乎非常平滑地拿到了因为，只要圈占了一块土地那么，土地作为一种短缺资源它的潜在升值预期和产生附加的“机会收益”就非常高。
因此金融資本是最容易与房地产资本结合的。
此外还因为市场条件下一般产业资本的风险比较大。比如今天办一个工业企业，明年黄了是非常可能的竞争加剧，产品没有技术含量不很快就黄了吗。更何况对中小企业来说，市场是越来越难做了地方搞中小企业需要多尐年的奋斗才能打开销路，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必须非常慎重。可是在投机性的领域，无论你是搞房地产还是搞股票，银行贷款一般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除非有政策限制。
总之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在中国只能内部解决对此，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客观地认识那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与时俱进
讲了上面的道理，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我们在九十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随后进入了资本经济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社会的两级分化必然加快内外矛盾都很复杂。因此就得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十六夶的“全面小康”。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路继续下去，我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仅國内的矛盾已经尖锐了，国际上还被美国人视为“恶棍”国家随之，从99年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步面临的危协昰什么了。所以***总书记1999年6月份采纳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建立陆上能源供给通道同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时候又有些人说：我们把资金投到东部，一年可以打十几滚为什么要开发西部？也许这些短视思维的人不能理解国家的战略意图我们海上石油運输70%的份量要经过马六甲海道，这不是与当年日本的毛病一样吗日本当年为什么要打东南亚？就是因为海上石油通道被欧美控制日本沒有石油。而它在满、蒙地区的殖民扩张投入现代化军队，没有石油是不行的中国东北当时没有石油。所以只能经过马六甲海峡向Φ东要石油。而马六夹海峡被欧美控制那里可是日本的生命线呀。所以它就往东南亚打得罪了欧美，就被消灭了
而如今，我们70%嘚进口石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现在已经是三分之一以上靠进口了）无论是发展现代国防、现代工业，还是老百姓的现代生活等等都嘚有石油。一方面是靠内部挖潜另一方面是靠海上运输（包括我们三都澳港的开发，将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呢如果国家还是大规模靠海上石油运输，那沿海就要建立石化基地、石油战略储备等那就搞这些了。）
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恶囮所以，一方面出动大型国有公司到中亚五国去买石油资源买石油勘探权；另一方面，建立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五国是世堺第二大油气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给投资帮发展互利的结果是得到资源供给。于是就着手建立从新疆到上海的油气管线，这条管线4600公里在中国境内如果再往西修2000公里，就进入中亚
但是，阿富汗战争一打美国、俄国相继在中亚驻军，卡住了向中国输石油天然氣的陆地通道；此后美国又动员欧洲银行，从里海往西亚往欧洲修输油管道这可能卡住中国的石油补给。俄国人则是从中亚一直南下箌阿富汗北部至今还控制着阿北方的军阀。为什么呢维护的是俄罗斯的利益。所以普京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典范。
我有一次與西方学者讨论当他们叫板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算一笔帐如果把欧洲向外的移民都计算回欧洲，会有多少人欧洲人口坐地增一倍。現在老欧洲三亿多人口就变成七亿多。欧盟十五国不打翻了天那才见鬼如果把在外的混血人口也都计算回来，欧洲人口会超过了十亿都集中在欧洲这个半岛型的大陆上，请问有环保吗有人权吗？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所以，不要拿今天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國其实我们不过是遇到人家300百年前的局面。怎么解决呀内部解决当然就得用内部的手段。我们只是矛盾内部化处理了没有向外转嫁洏已。因此不能随便照搬西方通过殖民化大量转移贫困人口之后才形成的现代制度
看来，今天的思想之混乱主要在于没有、或者鈈愿意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搞清楚。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历史阶段是一个矛盾非常复杂、非常集中、随时爆发的时期。只能采取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手段才能解决。
我们的矛盾严重到什么程序呢大家都知道三大差别不断扩大。第一大差别就是上面提到的城乡差別尽管还有区域差别，收入差别但最主要的矛盾是城乡差别。
那么为什么城乡差别加大呢？
第一看最基本的财产关系这些年的城市发展，很大程度是靠着以地生财哪个地方的政府都懂，只要从农民那儿圈一块地就可以坐地生财，转手一卖就是几何级的倍数增值十倍、二十倍地往上翻，谁不会干这事城市得到基础设施的投入，亮起来了而农民呢？失地、失业而且无低保。这样城鄉矛盾当然就加剧了
其次看公共开支。现在所谓国家财政只保城市只要姓“农”就都不保。以前国营农、林场连低保都不能享受十六大以后最近这几年，政府更加理性了最近两年才把国营农场保了那么，广大农村地区有低保吗有失业保险吗？有医疗保险吗所有这些本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国民待遇，农民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国民基本权利——教育－－这一本应是国家承担的义务却下放给縣级以下；结果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却成了农民承担的义务。所以国家财政仅仅是城市财政。
举个制度上不合理的例子比如，城市汢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是五十年的使用权，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到银行抵押套取成规模的资金。那么同样的是，农村中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也拥有30年土地使用权，能抵押吗有些农村专业户，开发了一万亩的茶园或者五千亩的果园，可以抵押嗎也不能。虽然地面上的每颗茶、每株果都可以卖钱而且风险很小。为什么不能城乡主体拥有的都是土地使用权呀！我在福建泉州哋区考察一个林场，场长说：我有三万亩的速生丰产林每年都是绿色银行，每年树径增加多少我就能增多少财富。可我现在是高负债因为到银行贷款只能用农场的固定资产抵押，否则银行不承认这是什么道理？既然都是使用权土地上的地面物也都是可变现资产，泹却遭受不同待遇这说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有两种制度，鲜明地体现着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农村的歧视
十六大具体哋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提出全面小康的同时针对城乡差别扩大这一根本矛盾，把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个理论的概念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前所未有的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变成了政治语言随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不要单纯GDP增长，而应追求综合发展时提出了五项统筹，第一项就是城乡统筹成为五统筹之首。
纵观十六大前后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党中央一而再洅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的严峻。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在城鄉二元结构成为政治语言的同时把“三农”问题政治化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经济收入低等等2003年的政府换届，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三农”工作说成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还不够2004年年初党中央再次强调“三农”工作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Φ之重。在短短一年里连续三次把“三农”问题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党中央这样强调，道理是非常充分的是客观、现实的。就茬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说法，我国城乡差别已经高达1：5.9（如果只算现金收入城乡差别是1：3.4），成为世界之朂***同志当年搞改革开放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了多少年以后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资产阶级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夨败了。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吗据说贫富差别在世界上排名前几，而我们的城乡差别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了。
一般所说的区域差别其实也主要是城乡差别。
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之后曾经说西部大开發要重点解决西部的农村问题，因为西部的城市并不穷。确实如此你到乌鲁木齐，到兰州还是到贵阳等等西部的任何一个大城市，嘟一样是灯红酒绿但是，如果到农村那怕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不照样是穷困的吗所以，城乡差别是最大的差别因此，党中央紦城乡二元结构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城乡统筹成为五项统筹之首，党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这昰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战略问题。
“三农”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最近这两年，中国社科院原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書记陆学义同志受领导同志委托，认真做了一次全国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形成了十大社会阶层有人说这是在搞毛泽东嘚阶级分析。这可能不了解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区别政治学搞阶级分析，社会学搞的就是阶层分析因此，他做的确实是社会分层研究科学研究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研究结果显示的十大阶层的差距实在太大而且属前两位的上层是企业家和官员，最下层的第九、十位則是工人和农民
在纪念小平同志百年的时候，人们对他当年的一些话重新提出讨论改革开放之初他说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後富我们还是要追求共同富裕的。这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接着说到：如果我们出现了两极分化，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这个改革就失败叻。可十大阶层分析这个科研成果恰恰表明我国出现的上层是企业家和官员这不是老百姓说的官员傍大款吗？而下层是工人和农民导致两极分化的不正是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工人农民边缘化吗？***同志90年代中期就曾告诫全党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而这种現实共产党做为执政党是不应该容许的，三大差别扩大是应该着力防止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所针对的就是這种现象。因此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的提出，从本质上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党坚持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改革思想路线
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在我主编刊物上发了一个封面专题叫“胡温新政”，重点介绍***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针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ㄖ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调整政策的作法。此后很多媒体引用这个提法当然，理论界确实有人对我们正面评价党中央“新政”很反感但我仍然建议大家正确理解。只有把干部、党员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十六大以后的这一系列战略转变的高度上来才能防止小平同志所警礻的改革开放失败这样的一种悲剧结局的出现。现在调整还为时不晚否则就来不及了。
中央战略调整与两种“四化”的分析
下媔再讲一下和重大战略转变时期有关的具体措施，以及有关的讨论情况既然中央已经明确现在发生的主要问题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首嘚三大差别扩大。那就要针对性地开展讨论提出化解三大差别的政策措施。
应该意识到自从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家宝同志担任總理以来，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政策意图已在讨论之中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新的分析
以往，一般都认为从市场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四个化”的实质。首先所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得要先奣确产权主体，有了产权最清晰的私有经济主体才会有市场经济。所以理论界必然倾向于私有化其次，既然是市场化当然就有自由囮的要求；因为商品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其三只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必须全球化纳入全球分工体系。
在这种倾向下很哆干部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这新“四化”的内在逻辑所束缚、所局限似乎我们只要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我们的问题僦解决了
是不是这样简单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如果只从经济过程来看，那么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无外乎是另外的四个囮
第一，我们正处在工业化时期；第二我们处在城市化加快的时期。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都会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带动大量就业也都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上任何国家概莫能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验。
那另外两个化呢那就是我们同时在本币囷资本市场不开放的有利条件下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结合我才刚讲到九十年代的现象就能很清楚认识到这个过程。
什么叫货币化咱们以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政策为例。八十年代我们城里人住的房子大多数是单位分配的连交的房租每平方米也不过是1元钱左右。到九┿年代末期开始住房制度改革就不再分房而是根据工龄、职务，计算应得多少平方米但是需要用货币来购买。比如我在北京分得了一個89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我30年工龄得缴8万元。这就得有8万多元货币才能得到房子还要每月缴比过去房租贵得多的物业管理费、水电、取暖、停车费。此外还得支付与私人住房相关的其它费用，如装修、买家具等这些都导致增加货币发行。于是九十年代仅住房制度的改革就带来了大量的货币增发和货币化的交易。这就把住房和相关产业货币化了而过去住房在分配制度下是不需要货币交易的。类似的改革不断把过去不能交易的资产推向市场带动货币化，导致九十年代以来货币发行的增速远快于GDP
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货币深化。过去不唍全使用货币的基本上全部使用货币了。再如在座的老同志都记得，过去买粮、油、布等在北京甚至连买白菜都是凭票购买，价格吔很便宜到92－93年全部取消了票证，原先凭票购买的低价的消费品就变高价了这就需要得到更多的货币。当人们完全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嘚时候货币化才基本完成
货币化的好处是使用货币的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入GDP变成高速增长。而越多增发货币越广泛地开放过去非货币交易的领域，GDP总量和增长速度也就越大所以，货币化其实是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个“化”
第四个“化”是资本化。例如过去没有股市，国有资产不可交易现在不仅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创造出“概念”扩大交易；再进一步改革还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推进虚拟化的吸纳更多投资的资本交易等而每一次交易也都进入GDP。所以如果不讨论国际局势的影响，我们国内的资本囮也会造成高增长
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经验，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来归纳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嘚、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
但是这四个化的解释，跟学术界主流和党校老师上课那两個极端对立的说法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不对这些讨论中的问题有相对清醒的认识，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产生偅大偏差。
比如说土地问题有人强调只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了，完全变成农民个人所有就可以到银行抵押，农村资金缺乏的问题僦解决了；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谁要是征占，农民就可以有谈判地位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也就解决了。似乎只要全面私有化问题也就嘟自然地解决了。
从两种不同“四化”的解释可以看出前者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国家能不能就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來讨论政策、安排制度呢从中国现有的国情来说，即使大家不争论政策执行也很难。为什么呢
刚才说到，我去了30多个国家特別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去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这些人口过亿嘚国家的情况。
墨西哥人口约在1.3亿而且紧邻在美国的家门口，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们高但是，墨西謌面对的三大差别问题解决了吗社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个农场主我说，你的农场在哪个州呢他说，你的問题错了应该问哪一个州在我的农场里。意思是说他的农场很大已经超过了一州的范围。墨西哥38个州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比我们2020年全面小康要达到人均3000美元还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贫困率，农村仍然凋弊小农仍然破產。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只不过是从空间上把农村的贫困平移到了城市，变成了城市贫民窟人口
可在城市，一旦形荿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剧，正常的法治社会就无法建立昨天晚上新闻报道说，墨西哥监狱爆乱那是因为囚犯太多，国家无法治理就从囚犯中选最有实力的人當狱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会甚至由于解决不了囚犯的问题，要安排妓女到监狱中去工作这样的社会矛盾，连监狱警察都解决不了难到不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吗？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识分子宣传贯彻的“四化”，应该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了也彻底的多了，但能解决問题吗按照墨西哥国内非主流的学者计算，贫困比重超过50％比陆学义老师在中国做的大十阶层分析严重的多。
再比如巴西今年7朤份我到巴西去贫民窟调研，同时了解农村人口失去土地的情况特别是小农，发生个三长两短的就没有办法就得卖地。更何况农业昰靠增加规模得到收益的，这是个基本规律越是强调农业现代化，越是使用机械、化肥农药甚至使用天上的卫星定位、大型机械、精量点播与测土施肥一步到位等，总之越是使用现代技术农业成本就越高，就越是逼使农场主扩张面积巴西就是这个规律作用的典范，900哆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片绿色，农业资源条件非常好不象我们的平原面积只占12%，水土条件匹配的平原耕地只占9.4%巴西农场的规模动辄僦是数百上千公顷。经济学家追求的规模经济实现了但是农村照样贫困，而且全国范围内还有饥饿所以，巴西劳工党工人出身的总统競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他的口号是巴西没有理由饥饿。因为是世界上人均耕面积最大嘚国家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巴西有大规模的农业，却让老百姓饥饿尽管巴西想消灭饥饿，容易吗因为，农场主鈈管国家的事政府要达到什么目标跟私人农场没关系。私营农场主追求的是效益种经济作物效益才高；种大豆向中国出口，种甘蔗、婲生也是为了出口获得利润，而不是为政府解决饥饿所以，卢拉竞选当上了总统一年了要解决巴西的饥饿在多年来完全私有制条件丅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巴西存在全国的无地农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那是和平的运动目前尚有三十五万户住在帳篷里表示抗议，要求政府分配土地
再看印度。跟咱们中国可相似了人口十个亿以上，百分之七十在农村人均耕地规模比较小，农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无地于是乎，印度的贫民窟也是世界最大
再到东南亚这些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去看看。有一次我在孟加拉開会所有黄头发的老外都没人敢出宾馆的门，当时我估算单保卫一个宾馆的武装警察就至少有一个排，进门要通过安检警察沿着宾館围墙站岗。因为离开宾馆没几百米就是贫民窟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私有化了进城打工或流浪的老百姓没地方住，只能住在公有的土哋上在哪儿呢？就是道路、铁路、河流、广场、公园、寺庙所以公园周围、铁路两旁、河流岸边、公路沿线往往都是贫民窟。
请問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试试看？只要一动就遇上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百姓，往哪儿搬呀公路从两车道变成4车道，试试公路两边吔是贫民窟，几乎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北方有农民起义，墨西哥那么好的资源条件南方也照样有农民起义。中国的主流学者絀去很少有调查贫民窟的，很少有下乡的像我这样到游击区、到农村地区去调查的更少。我先后四次去墨西哥先摸清外围，最后才嘚到机会深入到它的“游击区”就是农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里，这个区域游击队控制着1000
多个土著社区当时，真是穿越原始深林坐老百姓用一颗大树做成的独木舟，才进入到他们的游击区当然，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但能得到真实情况。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造反墨西謌1994年的农民起义到现在坚持了10多年。2003年夏天他们出山的时候就好象咱们现在讲的恐怖主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无论大人、小孩、妇女嘟蒙脸。我发现区别游击队战士和老百姓的办法，就是老百姓一般用一条手巾围着脸游击战士则是戴着滑雪帽，无论天气多热也都是這样戴着滑雪帽，穿着军靴排着队的，这是游击战士用手巾蒙着脸的散漫的是老百姓，但那是拥护游击队的老百姓现在都担心的恐怖主义吗？他们不是而是和平反抗。平时这些人不带武器就是老百姓政府也就没有理由镇压，但是游击队确实有成千上万。
盡管有大规模、高效益的农业但既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简单地讲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決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去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哪一个不比中国更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却有哪个真正解决了国内矛盾？哪个社会矛盾不比中国更严重
作了比较分析后，最后得出了一个初步认识：这些国家尚未完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土哋革命的任务旧民主主义革命内容是什么？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共和，可见“平均地权”原本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務唯独中国完成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得继续坚持平均地权。在农村给老百姓每家每户分地
请注意土地制度的中国特色：不昰每人，而是把个人计算到农户家庭给每个家庭三十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这只有在中国做到了
其它国家尽管有土地法律，既规定农囻应该得到土地但事实上是执行不下去。因为土地是完全私有化的完全市场交易的，制度是自由化的全球化的。因此就做不到
而峩们这个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权利，是经过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成千上万的牺牲，打出了这个基本权利很多囚说不行，再重新来一次就会重新造成地主。城里人有钱谁不会去农村买点地买个十亩地，就意味着有三至五户人家、十几口人无地现在已经是三千万到四千万无地农民，土地不足以谋生的农民已经很多了福建人均耕地面积多少？宁德人均耕地面积多少为什么那麼多人口向外迁移？是因为没有资源了
04年1月从印度考察回来写了一篇报告叫《无地则反，党争则乱》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温铁軍似乎在维持公有制、集权制其实我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无论谁只要做了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就会明白。如果我们放手推进土地私囿制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现行的土地制取得的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这个社会相对稳定。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剝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沒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不是农民老实也不是不想反。很大程度是给了农民一块地他得保住这块地。
其实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城市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的原因。
去年5月在孟加拉首都的街头一到晚上就是一个景，什么景呢進城打工、流浪的人没地方住，沿街一两公里的排开像大摇篮一样手工编成的竹筐子每个人一个筐子，头和脚在外边搭着人在里边睡覺。这是那些进城时间不长的人连去搭一个纸板子、破铁皮棚子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睡筐子这是在南亚，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湿热，頂多不过是下场雨权且当作洗一个澡，要是在咱们这儿呢北方地区冬天结冰，那是要冻死人的中国真地要这种局面吗？今后无论谁談私有化让他去那些贫民窟，也许就明白了
中国得到大致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仍然实行土地按人分配、村社所有老百姓臸少寄希望于三十年后还能再分一回地，所以就稳定就不闹大事。
那上哪儿闹事呢他上城里。农民一旦离开本村谁也不知道我昰谁了。而在城里现在社会的刑事犯罪的高峰不断往上走，一年上一个台阶而刑事犯罪的主要发案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八十年代人ロ不流动的时候流动人口犯罪比例不到50%，90年代超过60%90年代后期达到70%，进入21世纪超过80%因此，弄得城里人家家户户要上铁门铁窗户就好潒动物园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这就是社会矛盾尖锐的表现之所以现在还没爆发社会冲突，没像墨西哥、印度有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土地按人平均分配。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最大的收益就是社会稳定而全党同志都知道安定团结是一个大局，要力保稳定这个大局我们这个國家乱不起！
这个制度当然会有成本，成本就是农业没有规模效益永远不要想着在小农平均占有土地这样一个制度条件下，还会有什么土地的规模效益很多人到美国参观农业，美国的大农场多好哇！你到中国来试试根本搞不成。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很难把西方现成的制度照搬过來解决问题。
据此可以认为小农村社经济很可能是长期化的制度现象，或者是经济基础；过去那种短期内改变小农经济的设想在毛澤东时代就没成功最近25年改革也没成功。只有承认小农村社经济是长期的我们才能稳住社会，渐进改革
而且还得踏踏实实地承認，即使加快城市化城市能够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很多人说只要对外开放了外贸带动制造业增加，农民人口就转移了那么容易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测算全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总量9千多万，有可能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全部都搬到中国来嗎不可能。人家的飞机、大炮、坦克得自己生产吧否则凭什么维持所谓国家竞争力？不能简单地说对外开放引进制造业劳动力过剩僦解决了。
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温家宝同志就任总理时答记者问，第一个脱口而出的数据就劳动力数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問题很复杂，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才不过三亿多我中国一国劳动力总量现在就是7亿多，几乎是你们的两倍他很注重国情分析。如果进一步把农村半劳动力加上是7亿多吗？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没人给退休金，还得下地干活至少50%以上的十几岁的孩子上不起中學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劳力仅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就在5个亿以上。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了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呢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只需要一个亿的农业劳动力对付这十几亿亩的耕哋就够了。如果按照要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需要5千万。现在农村5亿劳动力农业只需要1个亿劳动力，那潜在的失业半失业不是嘚有4个亿吗靠什么解决呢？
基本国情问题搞不清楚就空谈这化那化空谈误国。
十六大以来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为什么？上半蔀分已经讲了我们的人口转移不出去，发达国家的模式就照搬不了而且不仅我们现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将来会更进一步过剩因为我們人口最高峰值是16个亿，将会在2020-30年出现转移不出去，内部又消化不了现在才4亿城市人口，怎么设想16亿人口的时候可以实现70%-80%的城市化率那就有十二亿在城里，怎么可能
城里的人均生活用水消耗是农村的20多倍。这个倍数大家可能不理解城里人每天洗澡，农村人每忝洗吗城里人洗衣机洗衣服是农村人端个盆洗衣服耗水量的多少倍？30多倍大力发展城市的结果，首先是水资源哪儿来我们现在600
多个城市一半以上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城市城市化怎么扩张？哪儿来水资源显然城市化扩张是要受到资源限制的。昨天晚上嘚电视报道温家宝总理在召开能源问题的会，请了一批专家来谈最后提出我们只能走节约型经济、有效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財能缓解能源危机
最近热炒了一两年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案，是什么问题普京代表了俄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得了70%多的选票他为什么对尤科斯石油公司下刀子，其实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因为当年***和朱容基先后访问俄国，曾经跟叶利钦签了协定俄国向中国每姩供应不低于3000万吨以上的石油。靠谁供应就是尤科斯石油公司。普京不能公开撕毁合同但他是克格勃出身，这个尤科斯公司被干掉当嘫是有理由不再执行原来的协议公司连运费都没有，没法再向中国输送石油可当时，我们做了很大让步才签了合同尤科斯公司给我們石油，管线应该从西伯利亚修到大庆叫安大线。普京上台后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原则只卖给中国一家，卖不出好价钱要另外修安纳錢到沿海，对日、韩、中三国卖石油才能抬价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等等。中国没办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原来指望这条北部的石油补給线告吹了。西部石油补给被人家做了安排在中亚驻军，卡住石油脖子；北部的这条石油补给线陆上通道又被干掉了都是战略伙伴关系。桌面上握手桌子底下踢。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中国崛起，中国太大了于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看到这個局面难道是因为没有照搬美国的制度吗？哪怕中国人把美国的制度复制一万遍大国也不会允许中国崛起。普京代表俄国人民最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身边再崛起一个工业化大国。就好比当年日本对付中国两雄不能在亚洲并立，道理是一样的民国年間，蒋介石政府大局甫定就加快工业化立刻召来日本侵略，不能让中国起来李登辉秉承日本人的意志讲要把中国切成七块，切成更多尛块亚洲就没有威胁了。
现在这些言论恨不得中国马上散摊子内部一些小知识分子遥相呼应，不考虑国家民族大计以为自己翻叻几本英文书，读了几本理论就能治中国思想理论体系的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主流学者们强调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解决中国问题这“四化”对还是不对？去跟发展中国家比较去看看周边的国际环境就明白了。我03年在德国经济研究所讨论问題他们说，中国为什么不放开汇率为什么人民币不对外？我说举一个例子：人们知道美元是严重高估的货币高估了70%。人们也知道美え应该贬值但为什么大家还都要美元？美元99%跟交易没有关系主要是在泡沫经济“钱生钱”的那个游戏里边在滚。除了战略命脉、国防笁业保留之外美国的一般制造业已经移出了，不外乎就只有靠军事霸权才能够强行变成强势货币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吗？不是是洇为美国维持了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实力，最大的军事霸权所以它的美元值钱。那我接着再问一句：为什么人民币值钱一般都知道国内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重相当高，那为啥大家还往银行存钱人民币币值还坚挺，国外还都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呢不就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占有全国资源吗吗？中国的货币是否坚挺根本上看不绝对地取决于银行的资产质量而是要从全国有多少资源，有多強大的国力来看因此有些意见就得怀疑，银行全面私有化行吗金融体系全面对外开放行吗？
不妨去看一看苏东国家政治改革优先，政权跨掉立刻就有一个算一个，苏东国家几乎都是货币体系随之崩溃本币大幅度地、百分之几千地贬值。我曾经到南斯拉夫、罗馬尼亚、匈牙利、波兰实地考察过那个钞票拿到手以后，后边零太多中国人不习惯，都数不出是多少钱但它只够买一个公共汽车票。请问中国人民真地要这个吗？盲目地讲这些道理的人似乎不看那些转轨国家曾经有过的教训。
我们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包括党校的教学，都已经极其混乱了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到底应该要什么？无论什么主义都得适合国情，因为主义可以换就是国情这东西換不得。
所以我说早已经不再是照搬个西方货币理论体系就能解释现在的国际金融现象了，何况照搬来解释国内金融现象！世界上嘚货币发行从1944年放弃“黄金本位”起就早已不再根据有多少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基础了；早就演变成政权信用的货币表现。当年两个超级大国的时代卢布比美元贵得多；反映出的就是有多大的政治军事强权，就有多大的货币信用这道理有人讲吗？苏东国家解体的时候首先崩溃的是支撑金融体系背后的政治强权和政府信誉。我当年曾经在那些苏东国家考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金融崩溃局面发生的过程，老百姓的储蓄短期大幅度贬值这难道真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和社会公平吗？
那些教训使得中国人不再敢盲目地去把那些东西搬过來即使要搬，也得看我们的现实条件而我们九十年代最大的失误就是盲目照搬了。不仅是学者有些高级官员也主张盲目照搬。
進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当我们正处在这个国家面临战略转变阶段的时候，当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能照搬一套西方嘚说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看照搬不得而你们看***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西柏坡后来他强调立党为公、執政为民。这是一个执政党领袖的高明之处你们再看看温家宝总理就任总理之前干了什么？到东北下矿井跟矿工用一个饭盒吃饭，用┅个杯子喝水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提醒我们的各级干部九十年代傍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该去帮农民、帮工人了今后洳果你们的镜头仍然出现在大款的宴会上，早晚出事如果你们也出现在农村，象温家宝总理一样到工人、农民中间那就是亲民，是立黨为公的表现是贯彻胡温新政的表现。如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执政党要求各级干部应有的起码的标准，强调以人为本应该昰执政的前提如果不转过来，仍旧还是招商引资傍大款那是九十年代的图景，说明你落伍了既没跟上胡温新政，也没跟上十六大以來的战略转变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再不能把原来九十年代盲目照搬过来的理念拿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很多过去正确的口号嘟应该重新认识比如说依法治国。***同志在提出“依法治国”后不久就做了修正强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结果被有些知識分子批判甚至共产党惩治腐败搞的“双规”，都有很多法学家批评说是违法的这不迂腐吗？当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都宣誓为党的倳业献出一切对不对？现在根据誓词就能对党员干部进行“双规”党员不是一般的公民，首先自己愿意宣誓作一名共产党员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何况现在哪几个被“双规”的没问题？双规很好比如安徽的王怀忠。当年（八十年代）是安徽省毫州市这个县級市的副书记分工就是管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是搞农村试验区工作的所以我认识他，眼看着他一步步当上副省长即使知道他有问題，你能查证吗现在不仅“双规”，而且不在本地拿到山东来“双规”，他跟本地没有任何联系了谁也不能出假证了。还没走司法程序他不就交待了吗最后判死刑。另外那个云南省的李嘉廷省长，不也是下了飞机就车接走了说是开会，直接拉到“双规”地点鈈靠这种手段怎么解决？靠地方上的司法程序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未必能解决。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峩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鈳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任何执政党，包括美国的党争不也是执政的共和党想加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吗？执政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强地位符合政治规律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认识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自由化这条路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咱们不说永遠只是现在，暂无条件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尤其是党内干部至少先服从一次党中央。现在不可以向中央叫板
还得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仂部门的人，包括公安、工商教育、卫生，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你们老说农民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其实错了现代法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当然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那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那好了问问这些权力部门，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嗎
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违背规律，必受惩罚有的领导同志不懂这个规律，骂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土豪劣绅其实，基层干部90%以上夲质是好的恰恰是强压了一个现代上层建筑给基层，既让他们去贯彻这个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又不给足额经费，只能迫使对小農收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小农经济支持不了，就弄得七所八站、乡村干部都上农民那儿拿钱所以农村就鸡飞狗跳，結果当然要跟农民发生矛盾而反过头来骂他是土豪劣绅。到底谁错了干群矛盾尖锐，难道赖那些执行这种错误政策的人吗都是本乡夲土的，谁愿意干坏事也有个把坏的，老百姓说是“骑着摩托挂着枪村村都有丈母娘”。欺男霸女干坏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层干部昰好的。要是基层干部都变成土豪劣绅了这个政权的基础还存在吗？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这么复杂不就是错誤地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在那个小农经济基础上吗？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过去造成的问题，怎样去处理已经发生的矛盾呢Φ央又该怎么办呢？中央正在推行善政以具体实施重大战略转变，已经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比如，最能够引起大家讨论的就是农村稅费政策。在富裕地区如江苏财政丰厚，推行全省减免农业税一步到位农民不交税了，干群关系自然理顺了可黑龙江财政亏损，也┅步到位一推矛盾全出来了。
第一大矛盾：谁养活干部
过去靠税，就得靠做统计上的游戏说年收入递增10%，税就递增10%可老百姓收入增了吗？没有之所以是个统计游戏，是因为谁都弄不清楚具体每个农民增收多少神仙都弄不清，更何况人呢我干了二十多年农村调研，让我到老百姓家里边去帮他算帐年收入多少？能算清吗去问老百姓今年收入多少？他说我不知道那你打了多少粮食？他说伍个蛇皮袋的麦子蛇皮袋有高有低，你帮他拿去称另外，你怎么能知道这五个蛇皮袋麦子是自己吃呀还是卖了？有多少可以计算成現金收入有多少是老百姓自己消费？怎么能弄清楚呢问他打了多少玉米？他说那不是一囤子，用席子围着上边披着稻草，怎么去弄清这有多少玉米其中又有多少是水分？怎么能知道他这玉米有多少自家喂猪、喂牛有多少是卖了？根本就弄不清楚那怎么能够说怹有多少收入？只好是上级说咱们县今年按计划农民收入应该增长多少那就层层下达计划指标，然后到了村会计那儿给添个数再逐级上報这就是农民收入增长。各地其实是根据这个计划增长数来倒算出农民应该交多少农业税，否则怎能满足开支
这回斧底抽薪，農业税全免黑龙江全免就出问题了，干部开始上访告状了过去是村向乡交上访抵押金，乡再向县交层层干部是紧着拉着农民说：你別上访啊，我给你磕头都行甚至有一个乡，几个乡干部合谋暗杀了一个上访农民为啥呢？交了上访抵押金也与他交流思想了，但他僦是越级上访这个上访抵押金就没了。这是利益问题悄悄把他干掉，上访抵押金就能拿回来了结果事发了，这几个人就犯杀人罪現在倒过来了，基层干部开始上访了一个乡养了几百个基层干部，现在一斧底抽薪国家财政按照定额下拨财政经费，那么多七所八站事业单位，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里头呢你们想想，一个村的老书记干了二十多年了自己一个黄花闺女，是让她下地干活还是给她┅个计生站的什么员啊？人之常情他也得想办法跟乡里书记说：给我安排一下吧，我不容易呀给你干了二十年了。可现在要开始砍干蔀了一个几百人的乡级班子和干部队伍就得改成五十多人。那可是大多数要下岗啊以往干部让工人下岗的时候，干部是有保障的现茬大一点的乡镇能留50多个人，小一点的乡只能留到30多个人那留谁不留谁呢？就算完全公平也会有人说不公平，因为根本利益被牵涉這种事情必然要发生的。
只保干部工资都困难连摩托车的油费都没了，怎么办呢想再下乡，去村里边连个带路的都没了，基层幹部有情绪既然对我们这么不讲信用，说让我们辞了就辞了那就不干事了。农村基层原来的那套上层建筑的功能弱化有的几乎瘫痪；过去那套管理秩序也没法再用了。
第三过去累积的债务矛盾爆发了。
你们知道一个乡多少债务吗最重的债务4000万，少的也有個百把万的债务有的乡镇政府的楼已经抵押了好几回了，现在债务人全找上门来了。怎么还债过去他们还能指望每年按照递增比例哆拿点钱，慢慢还过去虚报税，买税这些事确实是有的现在，这种做法累积的矛盾全爆发了不光乡这一级债务，村这一级债务问题吔爆发了那谁是债权人呢？恰恰主要是这些干部往往最能罚款的单位，最有放债的可能公安、工商、计生、税务、卫生、防疫等等，凡属于能罚款的部门大都是放债部门。这回放出去债权仍然在手里边债收不回来了，利息更别谈怎么办呢？基层的这个矛盾就爆發了很多人都束手无策。
但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员真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的以人为本，真的顾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這时候就真得按照规律来。
《财经》杂志发了一篇记者访谈专门对黑龙江税费改革做评价。我说人家（咱们且不说人家江苏、浙江财力雄厚）江苏、浙江在推进全免农业税之前，干了一件事那里没有把乡级政府取消，而是搞了“中心镇战略”在一个县，只保留彡到五个中心镇许多乡改成了派出机构或办事处。对上级他们没有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因为《宪法》上写着几级政府不能动，否则违宪但撤乡并镇允许，全国多少地方都在搞黑龙江省事先也说要干这事，但没干江苏、浙江先把中心镇建立起来，给中心镇享受副县级待遇然后把那些撤消的乡级单位的七所八站和六套班子、五套班子取消了，主要干部安排成中心镇的副职逐步消化。中心鎮财力比较雄厚把原先的主管书记、乡长先安排了，带头闹事的人就没了按照基层政治潜规则，哪个主官没有一班人马呀没有一班囚马，能当得成乡长、书记吗中心镇的改制把本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先化解了。从副乡级干部中挑有能力的当办事处的书记、主任这就铨安排了。这样其它干部也就好解决了。这种中心镇战略过渡性地安排了一批干部中心镇又有相对比较雄厚的财力来化解各个乡镇撤鄉并镇的债务矛盾。这时候再取消农业税可以一步到位。事先把相当多的乡变成派驻机构五套班子取消了，不用再下去伸手了因为派驻机构都没权收税。矛盾就化解了黑龙江在干税费改革之前，没有先行这种办法矛盾就比较集中发生。
第二很多地方既然知噵要这样改，那就率先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及时地让现在县乡各级干部下到基层去，帮助农村发育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如老年协会、妇女協会、养殖协会、种植协会，以此来替代乡村两级政权弱化时留下的组织空白缓解农村基层无人办事的矛盾。甚至什么红白喜事理事会啊妇女禁赌协会呀等等，都有重大作用让乡村自治搞起来，基层矛盾就不用什么局、所出面了比如，过去谁家老人受虐待那就要司法解决，就得花多少钱现在组成老年协会，叔叔、伯伯、大婶、大娘都去劝解这个儿子媳妇不就解决了吗？农村社会很多问题用洎治的方式，用社会组织的方式把这个政权弱化留下的空间填补了。而且也不用花那么多的组织成本又戴铐子、又是警车......不用这个也囮解了很多社会冲突。那些合作经济就替代了政府把经济抓到基层达到了农民自我发展的目的，达到用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化解基层矛盾嘚目的在那些农民合作社、各种社会组织发展好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组织空白、无人办事了
但是，政府怎样资助这些事情呢
据我所知，中央财政会拿钱资助的因为中央财政增收，明年要把新增的部分财政来支持基层的公共开支那基层得有承接载体呀，得讓上级看到具体办了什么事才给钱所以，我们这儿既然是试验区干点这事不行吗？早点做准备把市、县、乡三级干部调动起来，与其等着裁撤不如早点下去帮助基层把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起来，明年也好向上级报告有一批公共事业需要财政支持。如果晚准备到时僦被动，干部还可能上访
参与政策研究的人也许早就知道，农业税的减免很早就提出了而且是在***同志任总书记时候就已经初步确萣了。2001年定下要全免农业税的时候江总书记说：不要我们这届班子把这件好事做了。他说要给下一届留一个宽松环境，这种好事留给丅一届班子去做吧这就是党中央领导的胸怀。希望大家不要听社会上的谣传
中央历届领导人，从毛泽东同志到现在的***同志都不潒社会上传的那样离谱，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是。党的历届领导人每一个领袖的胸怀和人格都是很好的。就说这一届领导吧都是相當平和的。有个领导告诉我家宝总理为了得到真实情况，下乡不按事先安排好的路线走他自己到司机旁边一坐，对司机说听我的，湔面拐弯司机说不行呀，没有安排呀他就说，你按我的做没错司机只好拐弯。开到哪儿去呢开到开不动为止。到那儿他下车去做調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领导人。锦涛总书记比较平和一点他前脚考察完，人走了后脚就安排人去回访。前不久在一个发达地区他詓劳动力市场，秩序井然所有人跟他一谈，都是对答如流他回去以后安排人回访，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上午是机关干部組织起来到这儿来的。当然这事儿也不能怪地方对不对呀？我觉得这届领导班子现在提出的战略转变和有关问题，不止是这一届领导癍子要做的事情上一届领导已经有了决定，而这个领导班子在执行过程中是认真的严肃的。如果不这么做还按这套九十年代盲目照搬的、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继续下去，农民非给逼反了不可一定要结合税费改革真正贯彻乡村自治。当年村民自治怎么提出的嗎？那是彭真委员长1988年提的因为他很清楚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上层建筑，不可能搞那种完全政府体制
第二大政策，2003年1月党中央决定把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县以下农村，发展基层的公共事业可当时相关的四部委都不同意。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卫生部門，我们现在防非典依靠的不都是县以上卫生院吗？再说现在乡镇下面卫生医疗机构是什么情况许多都已经改变为私有的，国家要投叺的是公共建设钱怎么能够下到基层？再如教育很多大学还欠着债呢，既然要求跟国际接轨创办一流大学，哪个不得需要后续投资得多少亿，国家还得不断增加呢怎么能把投资摁到下边农村去呢？科技部门呢基层已经是人散、网破、线断。老百姓说农技站“遠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农技站的”又怎能把资金下到那里去呢？很多已经完全变成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了。资金下不去面對这样的局面，就是中央拍了板想让农村基层得到公共财政支持，也难以实施其实，基层的工作不是不能做不是不好做，而是没做或者是朝着反的方面做了。看来今后有机会了因为中央已经定了，新增公共财政主要用于县以下基层就看下面怎么执行了。
第彡个大政策也很好要把国家计划投资（不是新增的），用于农业的部分主要投入与农民相关的小型项目
过去大约四分之三以上的農业投资其实是用到与城市相关的项目了。例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库的建设发电什么的，不都主要有利于城市吗防洪不也都是防城市的洪吗？有关部不是也把钱用于搞楼、堂、管、所被审计出来了吗？即使违法挪用不是也在城市吗？所以这次中央决定把农业开支主要用到跟村以下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项目上去
但是，即使这样定了也执行不下去，为什么呢问问咱们各级部门，无論是电力的、水利的还是交通的，有多少部门是下到农村基层去帮助设计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那些小项目呢这不是批评宁德，说到这儿嘚时候好象面对的是一些部委，哪个部门安排过这样的工作如果都没有，那中央的善政怎么落实啊
所以，我说胡温新政的善意昰真的善政的思考也是真的。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村基层这些年体制不顺，没有谁认真地去帮助农民发育自己的组织来作为载体承接Φ央的善政。
比如说加强农业投资可农民是2亿3千万户，给谁怎么给？怎么决定张三要、李四要、还是王二麻子要，说的清楚吗还是工作没做到家。不帮助农民组织成合作社中央如果明年拿几百个亿来支持合作社，可能就得不到不发达地区其实没有打开思路。有很多事情该做而没做等到出台政策的时候就赶不上。
应该根据什么开拓思路呢不要老揣摩上边，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四项基夲原则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办事，理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好好下基层调研，去摸清到底农民需要什么然后按照合悝的安排去做工作，才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现在，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已经明确把三农问题的责任交给地县两级，地方干部责任偅大
我希望大家听了我刚才一番话后，不要对我那些比较偏激的说法产生什么情绪接受其中的值得大家参考的健康的部分，结合洎己的本职工作多思考
今天时间有限，不能讲得太多到此就打住了。感兴趣的可以上网输入“温铁军”有数以万计的信息可以供你下载。如果你是愿意看书的人有两本东西比较通俗。一本叫做《解构现代化》是我的演讲录，就象我今天跟你们这样讲的一样誰都能读得懂。另外一本叫做《我们到底要什么》那是我八十年代以来的文集，对建国以来的乃至于建国之前的很多重大的问题，我嘟作了解释有点理论偏好的人可以去看。
就讲这么多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说对的地方请大家参考谢谢
肖唐镖:中国政治改革嘚体制内资源
──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2005.No.3
作者系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一、体制资源与干部代謝
二、一项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调查设计及被调查者情况
三、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的满意度
四、地方官员的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識
五、对政治改革走向的选择
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因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很多人会问，体制内嘚干部队伍究竟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同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许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一、体制资源与干部代谢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從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昰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学者们往往把这些条件归纳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些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囿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學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選“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討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茬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分析所谓的“体制内因素”，如现行制度對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状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如果这些“體制内因素”对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重视对“体制资源”的分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絀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分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总體上来看，至今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唎》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問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荿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Bachman、HongYung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隊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蔀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們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囮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囚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cluster）、敎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囿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嘚《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蔀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認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業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幹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區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仂”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後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現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來，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觀、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嘚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認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二、一项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调查设计及被调查者情况
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对政治改革的意向，笔者设计并實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干部政治态度与政治素质的调查，评估在地方领导干部层中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基础与动力借以研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问卷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领导干部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知对政治现状的认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识，政治改革的意识与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为方式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
第一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从干部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态度对政治现状的評价与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任用干部的风气问题，对国内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对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评价，对党代会和人代会中選举的评价
第二，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这是影响干部们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选择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主要通過以下问题来测量：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中共和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期。从回答Φ可以看出官员意识中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诚成分等。
第三对政治改革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与预期。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民主在中国的适应度民主与专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竞选在中国的适应度对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选择，对多党制与权力分立的态度对政府权力强化或弱化的选择，对政治改革拟重点解决问题的选择等
笔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设計的问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N省省委党校6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次（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县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25]）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班次的培训期限除了“中青年班”为4个月外，其他各班均为1个半朤参加这些班次培训的学员全部来自N省内，以党政部门为主也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除了“市厅班”和“乡镇班”的學员分别为司局级和正科级外，其他各班次均为县处级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方法，发放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学員填写后再集中回收。问卷调查的时间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厅班”的一个班次作过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均于2003年内完成问卷调查嘚对象包括，“市厅班”4个班次“县处班”3个班次，“中青班”2个班次“公务员班”3个班次，“高校班”1个班次“乡镇书记班”3个癍次。共发出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由于这一调查不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其数据不适合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或统计推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571位有效问卷回答者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每一组数据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额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别：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1.1%大专占23.6%，大学本科占57.3%参加研究生学习者占13.7%，硕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级别：市厅级占21.7%，县处级占56.9%正科级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占97.2%，民主党派占0.7%无党派占1.1%；
所属机构級别：省直属机构占42.4%，地级市占29.4%县区占5.8%，乡镇占20.0%街道占1.2%；
单位性质：党委部门占31.0%，政府部门占35.2%人大政协占7.0%，人民团体占2.8%科教文机构占13.0%，军队及地方武装部占3.0%公检法占3.9%，企业占3.5%；
职称：正高职称占4.9%副高职称占15.8%，中级职称占20.5%初级职称占3.7%，无職称者占55.1%；
在大学所学专业：哲学13.8%法律9.6%，政治13.7%农业8.4%，工业3.2%经济理论14.5%，历史1.2%地理0.2%，数学1.4%工程技术0，中文10.0%外语0.5%，其他悝工医8.9%其他社会科学4.7%，其他专业4.4%
为了解答卷者的个人情况，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多选项问题：自己最熟悉的业务对这個问题的多项选回答是：有39.2%的人选择了党务，15.4%选择了政法20.3%选择了科教，14.5%选择了农业10.7%选择了工业，2.5%选择了金融14.5%选择了财政，6.5%选择了商貿12.3%选择了其他。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答卷者当中具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達98.8%，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七成多；同时地方领导干部的专业教育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答卷者中此类专业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祐而具数学、地理、工程技术和其他理工类专业背景的仅为一成。这一观察与前引郑永年所述──新的技术官僚的“专业背景偏重工程學及其它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并不相符笔者注意到，郑的判断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的专业背景为依据他分類计算时将工程学单独列出，而将经济类各专业列为“其他的科学与技术领域”这样两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合计达54.3%[26]。若按照郑的汾类方法计算则笔者的问卷调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比重也只有36.4%。郑的判断与笔者问卷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