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前苏联的几个谎言，这才是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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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前苏联的几个谎言，这才是真历史
谎言一、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 不错，二战结束后，为了遏制斯大林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燎原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中东、非洲等地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代理人战争。在欧洲、古巴等地进行着严重的军事对抗。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使现代战争很难使获胜方全身而退，所以为了全面战胜对手，美国除了与苏联进行热战、冷战之外，还实施了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战略又称超越遏制战略，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于1950年代初提出来的。按照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是一种和平竞赛，即以各种非暴力方式向苏联民众输出西方思想与文化，在苏联民众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经由苏联人民自己的手发生和平变化，从而达到从内部瓦解苏联共产主义的目的。
应该说，苏联的最终解体，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肯定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却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
1、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能够通过人员交流、报纸、电台、电视台接受到“美国文化教育”的人非常有限；而苏联的媒体对民众的思想灌输却是全面的每时每刻的。
2、在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苏联人也没有闲着，他们不仅用平的方式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而且在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组织武装斗争以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的胜利。
既然美苏双方同时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斗争，为什么最终解体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最终灭亡的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事物的变化外因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内因才起根本或决定性作用。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确信，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失败其根本的原因或者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自身的制度，而不是什么美国的和平演变。
美国希望苏联结束集权制度向美国的民主制度靠拢是事实，但美国不希望苏联解体也是事实。1991年，在苏联出现解体征兆的前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到苏联给予戈尔巴乔夫以政治支持，同时，他于日赶到乌克兰并在乌克兰议会（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讲反对乌克兰独立。布什在乌克兰国会是这样警告乌克兰的独立者的：“美国支持自由，但是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人民不会支持那些将远方的暴政换为当地专制的人，美国人民也不会帮助那些鼓吹基于民族仇恨的自杀性民族主义的人”。
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与苏共灭亡的原因有三个。即苏共对真理的垄断（对新闻与意识控制），对权力的垄断（即一党执政），对利益的垄断（即经济特权）。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诺夫在接受凤凰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人治与半计划半统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及其公开化运动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作用，也许只有苏联人民才更有发言权。俄罗斯前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于日在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时曾向戈尔巴乔夫授予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对安得鲁勋章。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在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曾致电戈氏称：“您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向开放政策过渡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转折性变化，使我国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谎言二、苏联人民曾经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1、 经济上1917年3月，原沙皇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俄罗斯成立了临时政府。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国号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
苏联成立后发生了三次大饥荒，第一次发生于1921年。由于内战期间实行强制征粮，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俄成立仅后不到三年，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50%。这次大饥荒波及苏俄的17个省，这次大饥荒在少数地方持续时间在5年以上，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52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6亿的3.25%。多地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第一次大饥荒出现后，苏俄政府由世界知名作家高尔基出面向世界发出救助。当时的美国国会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送往苏俄，苏俄政府并和美国救济总署签订援助协定，由美国救济总署通过其它非官方途径从全世界向筹集粮食送往苏俄。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聘请了1.6万人开展救济工作。这次大饥荒在1923年2月基本缓解。
事后，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强制措施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将农产品价格定得极低，其中粮食的收购价格仅相当于成本的13.2%，而国家出售给农民的粮食价格却高得惊人，这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重创，粮食产量再次大幅下降。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等苏联产粮区发生严重饥荒。这次大饥荒导致约800万人死亡，其中乌克兰人占多数。整个乌克兰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人吃人的现象在这些地区再次发生。
1946年到1947年苏联发生了第三次性大饥荒，只是这次大饥荒民众不顾当局的镇压用盗窃粮食的方式应对饥荒，同时，此时的苏联已经允许农民们在其住宅周围耕作少量自留地，这样就使苏联历史上第三次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大大降低。
由于长期偏重对重工业、军工业的发展，苏联的轻工业一直很落后，日用商品处于长期的匮乏之中。人们常常为了购买一点日用品而在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排队。在苏联时期，长长的购买队伍是其独特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反映了苏联食品与居民日用品供应能力的极度缺乏。
2、政治上1897年2月，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试图以暴力推翻其统治的列宁判处了三年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沙皇给予流放犯人列宁的待遇是每月8卢布的津贴，这使列宁可以每天吃到牛奶、羊肉。沙皇并且允许列宁的夫人到流放地陪伴他，还允许列宁聘请了一个女仆为他做家务。三年之后，列宁养得结结实实地离开西伯利亚，随后又去了西欧。
日，俄国爆发由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列宁在革命后成为俄国的领导人，根据列宁的命令，日，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沙皇本人、妻子、仆人、四个女儿等总计11人被处决。而尼古拉二世生前没有处决过一名布尔什维克者。70年后的1998年，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圣彼保的彼得.保罗赛教堂中。
自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后，苏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哪个国家都有，但象这种斗争象苏共内部的斗争那样残酷、血腥可能在人类史上找不到第二例，这些斗争包括：
1923年——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1925年——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斗争。
1928年——1929年斯大林与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 1934年——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还有苏共在不同时期对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根据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所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改革运动》一书的披露，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镇压造成超过6000万人死亡，其中被政治镇压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
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俄罗斯人也长期生活于贫穷、饥饿、惊恐之中。在前苏联，无处不在的克格勃（早期称契卡）与严密的告密制度，使每一个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做得每一件事，交往的每一个人都要谨小慎微，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战友、亲戚、朋友都可能向当局告密出卖你。巴甫列克.莫罗佐夫因为出卖自己的父亲而被苏联树立为英雄典型，这个英雄鼓励着人们的背叛与出卖行为。在前苏联，人们最怕深夜被人叫出门，因为一旦在深夜被人叫出去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1930年代大饥荒时期，一名饥饿难耐的儿童从地里挖出一粒土豆，还没有塞进就被枪毙了。
1928年苏联农村集体化期间，一切敢于抵抗集体化的农民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进监狱，尤其是在不同时期的征粮工作中，哪怕是隐匿了一点点粮食都会被判刑甚至枪毙。
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利用此事件对党内各级干部进行极其残酷、血腥的清洗。这次清洗持续到1938年11月。大清洗期间仅斯大林个人就签署了681296人的枪毙命令。
在这次大清洗中，1917年10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委员4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并最终被苏联间谍暗杀，这六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幸存下来。从10月革命到1924年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有4人被处死，1人自杀，只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幸存。1
1936年到1939年，斯大林共逮捕了120万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1934年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并死于监狱中。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139个中央委员有89人被枪决。
苏联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三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将军中的50位、186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在清洗中被处决。大清洗中，另有16.5万名东正教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10.6万人被处死
苏联远东地区的30万华人也在这次大清洗中被以各种方式全部折磨致死，一个不剩，其悲惨程度远甚于南京大屠杀。
在前苏联，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更遑 论什么人格尊严，即使将对当局丝毫的不满显露出来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一个连食品及其它日常用品都长期缺乏的国家，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幸福，尤其是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大小官员，他们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他们几乎长期生活于惊恐之中，他们随时可能因为政治迫害而死于非命，这样的国家除了苦难，人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在苏联，即使权力无边的斯大林本人其实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幸福与快乐。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终身权力而作恶多端、杀人如麻，因此，他害怕别人的报复，他长期也与其它普通民众一样整日生活于惊恐与不安之中。斯大林甚至在用餐时必须当面有人先品尝他才敢吃。斯大林有病不敢看医生，因为他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或恐怖分子。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尿湿裤子4个小时无人救助，这样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3，文化上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大片，没有言情小说。任何稍带娱乐、抒情、言情的文艺作品都会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而被禁止。这就是苏联时期的文化现状或文化生活。苏联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任何对政府的不满言论都有可能让自己身陷囹圄。1956年之前苏联的刑法甚至规定，任何提及苏联1930年代大饥荒的言论都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并会被以“反革命罪”追究刑事责任。
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民众会有幸福与快乐吗，这一点相信中国人有切身的体会。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只被允许看那九部样板戏，除此以外哪怕是听了一首流行音乐，读了一首言情小说都被追究责任，轻则批判教育，重则关进大牢。
三、苏联曾经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 如果说苏联曾经在军事上十分强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武装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苏联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
苏联于1980年代中期在军事上超过美国是因为其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而苏联时期的工业又有80%的生产能力与军事工业有关，其中莫斯科有50%的企业属于军事工业，圣彼得堡的这一比例则高达85%。如果今天的中国也将全部社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或者整个工业生产能力的80%用于服务军事，那么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也将很快接近美国。同样，如果当年的美国也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并将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的80%用于军工生产，那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达到美国的20%都不可能。
不错，苏联建立后，其工业化速度确实相当快，但这种发展速度是建立在对剥夺普通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尤其是建立在对苏联各共和国农民的无情剥夺上实现的。在苏联，人们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食品长期匮乏，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文化生活、旅游等基本上与普通民众无缘。就如两户人家，每年的收入两家都差不多，但其中一家人不吃肉、不旅游、不买电器、不买时装，这户人家除了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外（有时甚至饭都吃不饱）其余的钱都用来搞建设建房子、修路，这户人家的建设肯定比另一户既要吃肉，又要旅游，还要买电器、买时装的人家的建设快许多。但这样一种建立在畸形经济结构与人民的饥饿、苦难基础上的发展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一样发展其实与真正的繁荣、富裕、强盛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就如建在沙滩上的高层建筑，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倒塌。苏联的这种所谓强大带给普通民众的更多的是饥寒交迫与疾病、死亡。
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穷兵黩武，其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国家，更不是为了什么信仰，而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无节制的权力欲望，或者是为了他们称霸世界、统治世界的需要。
斯大林与希特勒忘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均衡之上才能持久，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众的自由与尊严之上才能稳固，国家的强盛必须以民众的富足为基础。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真理或者虽然却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无视这些真理，所以尽管他们建立的帝国曾经强盛一时，但最终都很快地灰飞烟灭了，就如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的百万虎狼之师在秦始皇死后仅仅3年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曾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前任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晚唐文人杜牧在《阿房宫》是这样评论秦灭亡的。苏联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制度与人性相悖，与人类的良知相悖。
四、苏联是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腐败、没有等级与特权的社会。 苏联初期对农民个人持有的粮食进行强制性征收，政府武装征粮队常常将拒绝将粮食交给政府的农民关押甚至枪决。为了保证军队、政府、城市的粮食供应，征粮队甚至将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强行拿走。
在1925年12月的第14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苏联极度缺乏资本，于是斯大林便提出了“贡税论”，即通过国家控制产品价格，人为扩大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差对农民进行剥夺以便为国家工业建设积累资金。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提出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即对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实行全面剥夺，没收其所有的财产。
1929年到1933年的4年时间里，仅国家政治保卫局就逮捕了519000名富农，这些人都被送进了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建立的富农村（实际上就是准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要么死在了遥远而寒冷的路途，要么死于饥饿的集中营。
由于国家将几乎全部的投资用于工业投资，使农村获得的国家建设资金极少，加之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极低，常常不到粮食成本的50%，而国家征粮后返销给农民的价格又很贵，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的挫伤从而导致苏联成立后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苏联成立前的水平，苏联以全世界最大的领土却养活不了其区区2亿左右的人口。
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更加增加了征粮的难度，并使政府与农民的对抗日益加剧。苏联初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苏联政府动用毒气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日仅驻坦波夫省的一个旅就向农民起义军发射了82枚毒气弹。坦波夫省由于这次镇压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即使到了1928年上半年仍发生了150多起农民暴动，1930年苏联仍发生了7576起农民骚乱，1945年有5757名集体农庄主席因为不配合政府征粮而被判刑，，1946年有5.3万农民因盗窃政府粮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斯大林为了减轻粮食征粮的难度，最后决定建立由农村官僚控制的农庄，因为从农庄征收粮食比从每一个农户征收粮食其工作量要小得多，也容易得多。但是农庄从一开始就受到农民的抵制，即农民不愿意加入农庄。斯大林对于拒绝加入农庄的农民，轻的剥夺选举权，重的逮捕、判刑甚至枪决。据统计，苏联在整个农村集体化期间，有400到500万农民被枪杀或死亡各种残酷的奴役。苏联政府对俄国农民的剥削与压迫远甚于沙皇。
苏联官僚阶层的特权与腐败就更是触目惊心。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日到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他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她在《莫斯科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亲属谋利益”。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见证并描述了苏联高层领导们的奢华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器皿和贵重金属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叶利钦在自传中说：“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绕，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各级官员的特权与腐败自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公开建立，斯大林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济南日报日）
苏联在1930年代的大饥荒中饿死将近1000万人，即使如此，当时苏联特供的物质依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苏联的各级官员使他们继续着自己奢华的生活。
赫鲁晓夫日就任总书记之后曾经向苏联的这种特权与腐败进行宣战。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与权贵觉悟的配合下，赫鲁晓夫孤军作战，最终被特权与腐败分子赶下了台。优秀公众号推荐(长按下面二维码图片后，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添加关注）：国民大参考微信号：guomindacankao 紧跟时事，解读新闻长按上面二维码，点击“识别二维码图片”，即可添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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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6:35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0年11期
作者：李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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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ell You a True Soviet Union: Reading Truth of the Soviet Union - Thinking on 101 Important Issues　　【作者简介】李凤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原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苏联之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大论战，在激烈的对抗情绪下对对方都有许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脱危机，休克疗法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加盟共和国、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就会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俄罗斯大选。这次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轮大选中他并没有当选，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诺夫。按照事情的逻辑，既然叶利钦让人们生活更痛苦，人们应该让俄共重新掌权。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304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4年。在这74年中，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个民族共和国都有了自己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的人民都养活不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1921年、年和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人祸。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45％，1963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到7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食品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衰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为什么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却长期无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中苏关系、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突破苏联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新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集中了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学者，对苏联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值得一读。我想借此机会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1929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信心。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正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了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1]实际上稍懂点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2]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　　某些人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3]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4]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当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　　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学者要有科学的良知，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5]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的力量、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对斯大林说了不少好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跟着凑热闹。　　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在建设他的强国时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人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趁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　　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做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6]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建国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7]。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8]。　　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9]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在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10]“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11]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12]。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我认为，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种说法值得讨论。　　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活动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13]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苏共自身也没有加强民主建设，仍保持着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党的各级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党群关系紧张。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干部按级别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都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　　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且不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两个人而言，他们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失控与最后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　　我们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先后阐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不是老话、套话，这里包含着对苏共执政教训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十几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用一些“左”的论断去总结苏共教训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无法融会贯通地理解中共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读者共同思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苏联真相》一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最新成果，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该书是在作者占有大量档案资料、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可让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苏联。　　　　　　　　【参考文献】 　　[1]侯惠勤.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12]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　　[3]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学习时报，.　　[4][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0.　　[5]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　　[6]PГACПИ，Ф.558，оп.11，д.62，л.71-72.　　[7][8][10][11]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3、259、323-325、331-332.　　[13]“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南风窗，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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