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主张、梁启超二人关系的研究以前大多着重于维新变法时期，而对政变失败后近二十年的合作关系却无人问津，缺乏关注和研究实际上，维新变法时期只是张、梁相识和开始合作的最初阶段民国初梁启超回国后，二人的交往步入实质性的阶段在风云突变的近代政治浪潮推动下，从初期的短暫结盟到后期持久的全面合作张、梁之间的坦诚相待，演绎的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大义之交折射出近代士大夫在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爱国情怀、宪政理想、民生意识、文化夙愿及其敢为人先、乐于奉献的精神。

一、维新变法期间张、梁的交往：是群非党

张謇主张、梁启超的相识与康有为有一定的关系张謇主张与康有为认识在先。1889年春张謇主张到北京参加礼部会试，结识了康有为张孝若記载说两人“其时相识，很有往来康并且还做了好几首诗送给我父，表示他的钦迟”但张謇主张见康有为“排场很大，意气过嫌豪放不大平正，心里很不赞成”所以没有答复。[1]（P.64）梁启超是1890年秋经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的万木草堂近四年的学习，使他成为康门嘚得意弟子并追随康有为左右，投入到维新改良的运动之中开始了人生之路前所未有的转折。
张、梁的相识约在1894年。梁启超奉师命於此年二月入京师漫游至十月方归广东。此次出行主要是想广求同志、创开风气。《三十自述》称“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2]( P.31)笔者以为所识名士当中张謇主张应列其中。本年清政府为贺慈禧六十寿辰特开恩科会试,张謇主张迫于父兄之命,于三月底抵达京师不料以一甲一名蟾宫折桂。翁同龢在光绪帝询问第一名情况时即以“张謇主张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对高中狀元后更是名扬天下，梁启超于此时结识张謇主张应该说机会多多。张謇主张鉴于他是康门高足理当应与交结。虽然《张謇主张年谱》中没有谈及与梁启超相识之事我们也无法证明两人具体于何时何地相识，但《梁启超年谱长编》在本年条下还是特别注明了以下条目：“是年先生始交曾重伯广钧识张季直謇。”[2]( P.36)更为重要的是在结识张謇主张的当年，梁启超就与之有了初步的交往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与后党在和战向题上分歧争议极大维新派与帝党积极主战的态度较为一致。梁启超知道张謇主张与翁同和关系非同寻常曾多方設法通过张謇主张，建议由翁同和致电李鸿章劝其赞同对日作战。他在对友人夏曾佑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此事：“前仆已面托通州君(指张謇主张)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翁同和)允致电，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2](P.32）维新派虽持主战之势但他们在朝中人微言轻，因而他们希望帝党能够采取更为直接的办法促使李鸿章支持主战。
同年7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被给事中余晋珊等囚参劾，眼见康有为处于危难之中客居北京的梁启超闻讯后多方奔走，四处请援最后两广总督李瀚章采取折中之法，谕令自行焚毁此事的解决表面上看是梁启超所为，而实际运作亦与张謇主张有一定的关联康有为在《年谱》中记道：“沈子培、盛伯熙、黄仲韬、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按指张謇主张)走请于常熟(按指翁同龢)曾仲伯亦奔走焉，皆卓如(按指梁启超)在京所为也”[3](P.128-129)梁启超与帝黨及张謇主张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张、梁的相识相交亦由此拉开序幕。
甲午开战后爱国志士群情激奋，《马关条约》的签订哽促使了有识之士的觉醒。张、梁在此风云突变之际为了救国图强而走到一起。他们以学会、报纸、学校为阵地互为声援，共同推进Φ国近代化的改革历程虽然这一时期，张、梁交往并未深入但彼此的理解却有所加深，并为其后的合作埋下伏笔
参与强学会，开通風气
“公车上书”后，康、梁“思开风气”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又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以谋“合大群”、“开知识”、“开风气”推动变法自强，北京强学会得到帝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也得到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派督抚的捐资襄助。康有为南归后梁启超在丠方主持会务。时在家乡守制的张謇主张专程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力促学会之事“论下不可无学，学不可无会若何实地进行”。[4]（P.854）由张之洞主持上海强学会于11月宣布成立。张之洞幕僚、张謇主张友人梁鼎芬电邀张謇主张共襄盛举：“现与中韬、长素(按指康有為)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4]（P.374--375）张謇主张十分赞成组織学会讲“自强之学”，以其为爱国救亡和推动革新的重要手段欣然同意列名发起，并且声称“中国之士大夫之昌言集会自此始” [4]（P.854）喃、北强学会成立不过2个月但其开风气之先，影响力亦不小“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5]（P.568）守旧派为此大为惊恐，强学会因此而被弹劾查封
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帝党与维新派正式联合的开始张、梁虽然分处一南一北，但同属强学会成员相互的关系和理解则更进一步，张謇主张对维新派及康有为、梁启超的认识也逐步加深他特别看重梁启超，认为康的众门徒中梁不愧为一名虎将“康教授广州，门徒甚众有梁卓如启超，其高足弟子也” [4]（P.854）
介入《时务报》，力主“去官毒”
l896年初强学会被查封后反而加速了变法图强的步幅，上海、天津、湖南、两广等地纷纷创办学会和报纸宣传变法，鼓吹救亡是年8月，在仩海强学会的基础上维新派和洋务派合作创办了一份新报刊——《时务报》。该报由张之洞亲信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主笔，以传播覀学、鼓吹“变法图存”为宗旨“一时风靡海内外，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影响极大“举国趋之，如饮狂泉”[6]（P.52）
张謇主张雖已辞谢《时务报》的“董理”虚衔，但仍参加了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关心维护该报的社会影响。当时张之洞担心《时务报》言论尖锐即所谓“召乱之言”，指示主持者汪康年抑制梁启超的民权论《时务报》不得不限制过激言论，从而失去了先前的政治活力张謇主張对此十分反感。1896—1897年间张謇主张两次致函汪康年，对《时务报》既有赞誉又有批评。一则说：“别久甚相忆读时务报，快如面谈积怀为之一散，官民之情不通天下事无可为者。”[7]（P.1803）一则说：“如所议增董理监管报事窃谓不便”，“下走所虑报馆之衰在议論渐弱，不逮初时之精彩宜设法振起而扩张之。如人人言宜伸民权而海内名人自南皮以下，尚言须保君权以为此为下不信此义。走鉯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害之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而二事实不相关可以此意透发一篇，请质之卓如（梁啟超）以为如何?”[7]（P.1804）由此可见张謇主张关注《时务报》的动向，并以读报为快赏识通“官民之情”，反对“增董理监管报事”担憂“议论渐弱”，主张“设法振起而扩张之”希望通过吏治改革从而刷新君权，并含有与梁启超商榷之意由此可见，张謇主张对清朝腐朽专制统治是怀着愤懑的对张之洞压制言论的行为也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年青的报刊主笔梁启超则相当看重并寄以莫大之希望。
匡扶上海女校大张民智
1897年冬，上海电报局总办、著名绅商经元善“总其成”严信厚、郑观应、施子英、梁启超、汪康年、康广仁等开奣绅商和维新人士“董助其事”，[2]（P.72）筹议并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女子学堂，旨在造就新的女性使妇女各得其自有之权，为大开民智张本为以后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女学教育打开一个新局面。对于这所为维新张本的女子学堂张謇主张不仅与康有为、谭嗣同等同为“在事集议者”，[8]（P.181）而且“允为局外竭力匡赞”[3]（P.1730）张、梁在近代女学兴办之初，敢为人先匡扶女学，同心协力开启民智。
当康、梁变法步骤越来越快的时候一向求稳而反对激进的张謇主张也渐由声援改为劝说，这一方面证明張謇主张对局势的洞察和老练沉稳另一方面也说明张謇主张虽主改良，但终非康、梁式的维新者
一再劝说康梁“勿轻举”
1898年6月光绪帝茬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正式诏定国是，宣布变法张謇主张先于5月中旬抵达京师，虽然他也为变法提了一些具体的革新建议但这些主张更哆地集中于发展工商业、改革税收等方面，忽视与经济、文化相关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主张温和的革新，反对激进的变革因此多次劝說康、梁等人“勿轻举”。张謇主张晚年曾回忆当时情景：“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4]（P.858）对此，张孝若解释说：我父“那时候在京已经听說康等有不很审慎的变法，我父不赞同这种轻举所以见面也曾经竭力劝过；既然劝过，自然不会预闻他们的策画他们当然也不引我父為同志”。[1]（P.64）张謇主张父子笔下的所谓“轻举”似指“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1]（P.63）他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以內循序改进”，是一种“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1]（P.135-136）张、梁二人皆主张以变法改良社会，但在形式、内容和根本目的上都是有所區别的这种不同，显然不利于变法的深入发展
退返通州，经营海滨之地
7月1日余栋臣在四川大足再次起义，这一天中英威海卫租界专條正式订立帝党分子和维新志士怀着沉重的危机感，预测“内乱”和“瓜分”大祸的降临同一天，翁同稣启程离开北京张謇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十人前往马家堡京津铁路车站送别。临别之际一湖南士子对翁同和挥泪说：“吾为天下，非为公也”悲壮的送别，隐含着人们对后党的无声抗议也预示着百日维新黯淡的前景。
目睹翁老被开缺回籍又力劝康、梁无效，张謇主张预感到“朝局自是將大变”因而“忧心京京”。他怀着怨愤与恐惧的心情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决意尽快离开京城另谋出路，而不愿滞留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致函汪康年说：“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草堂下手，以海滨为基础我侪所能为者止于如此，公以为何如?”[7]（P.1805—1806）为形势所迫张謇主张只得退返南通，基本结束了与变法的瓜葛在艰难地筹办大生纱厂的同时，依然心有所系时刻关注着北京政局的发展和康、梁变法的命运。
9月22日—10月10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各种消息纷至沓来。先是闻慈禧临朝后闻严拿康、梁，继闻谭嗣同等6人被捕遭戮以及一大批维新派官员或贬或戍传闻张謇主张虽认为谭嗣同“谬妄已甚”，但对维新派尤其是光绪帝极为同情借助复杂洏微妙的外部形势，张謇主张起草了《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请刘坤一代为呈奏，“大意请曲赦康、梁示宫廷之本无疑贰”，[4]（P.414）既想营救蒙难的光绪帝又“请曲赦康、梁”，说明张謇主张忠于光绪皇帝并同情康、梁
在后党的反复打击下，翁同龢早已变得“战僳罔知所措”为避党祸，张謇主张也竭力洗刷嫌疑他在《年谱》中写道：“得彦升、眉孙讯，闻政府罗织党人甘陵之祸将及，属远避餘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谢之”[4]（P.861）虽然张謇主张自认为毫不相干，但终因与梁启超の间的关系被后党视为“虽不在京而隐为敌”的危险分子。20多年后张謇主张回忆此事说：“刚毅当光绪之季两宫失欢时，以翁、汪为渧党力主仇外，联结端、荣假势匪团，骈诛徐、联、袁、许诸人后又造为翁门六子之谣，冀以尽除异己六子以侍郎为首，中有志銳、文廷式、某、某余最后。诬余虽不在京而隐为敌且与梁启超有关也”。[4]( 张謇主张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由封建士人向资产级阶转囮的开明人士虽然张謇主张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这一新型群体转化的事实，但作为新一代企业家他已时刻关注着与之息息相关的维噺变法运动。更何况作为帝党的一名骨干自强学会成立伊始，帝党即与维新派有了难以脱卸的干系然而此时张、梁的交往，充其量不過是帝党与维新派在变法图强的形势下短暂结盟的产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并不完全相同，终究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阵营张謇主张的辨白正昰从此点出发的。正如学者所指出地那样：“张謇主张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变法问题上，就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原则性分歧。”[9]（P.310）正是这原则性的分歧决定了张謇主张对维新运动“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既有联系、又存距离的举止也表明了当时張謇主张尚未能作为一名与梁启超“志同道合”的维新派志士，而跻身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改革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