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文化癖
病童候诊痛苦躺地无人让，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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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悠久，所以，在有些老外看来，中国其实是一个文化概念。这话是褒是贬不好说，但文化的确是我们的强项。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有我们这样系统悠久的成文史呢?在欧洲人大部分还在森林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戏剧了。这话是歌德说的。其实，在他们还在森林里的时候，我们的出版业就已经满世界卖书了。　　可是，这种文化的创造力，有时候也会过剩，用到不该用的地方。比如妇女的缠足，原本是针对女性的一种苛政或者酷刑，但是，无聊和有聊的文人们，也能将之发展成一种文化―莲足文化。其中，有专门歌咏小脚的诗歌，有用弓鞋传酒的赛诗会，有遍布城乡的赛脚会，以及专门欣赏小脚的文化标准。晚清到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放足运动，受到这种文化的激烈抵抗，一直到1930年代，还有顽固恋足癖们，编了《采菲录》，歌颂三寸金莲。　　再比如，鸦片这种东西，在印度缅甸一带，很早就有，当地人也一直在吸食。但是，传入中国之后，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阿芙蓉文化。令人嫌恶的鸦片，有了一个雅名阿芙蓉，还有了一整套有关吸食的讲究。首先是烟具，各种材质的都有，什么材质的烟具，吸食什么感觉，都有讲究。上等的烟具，制作之精美，做工之讲究，简直就是艺术品。如果有人收藏，陈列出来，抛开烟具的用途，单论其材质、工艺和艺术性，绝对是有价值的。其次是烟塌，属于吸食场所，上等人家也有专门的说法。再就是吸食时的仪式，伺候的人，伺候人的手艺、才色、情趣。所有这一切，当年都有专业的书籍介绍，专门研究这套学问的人，也算是专家。　　当年的莲足专家和阿芙蓉专家，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但是，这样的文化创造精神，却没有断根。前一阵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地都在搞文化，有什么搞什么。出樱桃，就搞樱桃节，出西瓜，就搞西瓜节，出油菜，就搞油菜花节。这里有条江，就是某某江文化，那里有条河，就是某某河文化，如果当地出产某个名人，就是该名人的文化，连据说是小说《金瓶梅》的发生地，也要搞“金瓶梅文化”。还会专门拉来文化专家，论证或者阐释他们这些文化的内容。因此也就造就了大批“文化学者”，到处招摇撞骗，满嘴跑火车地胡乱论证，其实就是到处打秋风。收入比唱正戏的经济学者差一点，但也混得脑满肠肥，口袋鼓鼓。　　眼下，文化节好像还在搞，但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了。现在热的是孔子，以及老庄孙子。巨大的孔子像，带剑和不带剑的，戴冠冕的和不戴冠冕的，已经竖起来好几个了。山东要搞一个文化祭祀城，据说要竖起一座几百米高的孔子像，但被媒体炒了一阵，被网民骂了一阵之后，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动静。但老子的像，已经在河南灵宝境内的函谷关立起来了。高28米，紫铜贴金，重60吨，造价2588万元。没有亲临其境，但从照片上看，不仅高大，而且金碧辉煌的。据说是老子家乡的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现在也在大搞老子文化，还有莫名其妙的“道德故里”。至于庄子和孙子，也都有像，只是规模和动静都比较小一点而已。不过，中国的孙子兵法研究，可是繁荣昌盛。孙子文化，一点不逊色于老子文化。　　但是，这样的文化昌盛，比起当年的小脚和鸦片来，还是稍逊风骚，因为创造力不足。这些年，那些文化学者的即兴演讲自不必说，有关孔子和老庄孙子的书倒是不少，但真正有内涵的却不多。真的写出东西来的人，往往又非这些文化热里的人。虽然说，这些年，为了打造文化，钱倒没少投放，但都是刀切豆腐表面光。忙活了半天，连点像样的仪式都没弄出来，祭孔，还得照抄大清皇帝的，抄都抄不好。请进来，走出去，请来的是国外的汉学家，走出去的却是打着孔子招牌的孔子学院，里面的内容，跟孔子没什么关系，只是教教人家学汉语。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北洋裂变》、《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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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失掉了文化的自信力
中国人向来以五千年悠久的文明自傲于世。因此，在文化上中国人始终信心满满，认为是天朝上国，世界其它国家和中国比乃是蛮夷之邦，了无文化。于是才有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朝见清朝乾隆皇帝，要求通商，被告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通商要求。直到1840年雅片战争暴发，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中国人才觉得中国的文化并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开始动摇了对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信心。这种动摇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全盘西化的思潮，至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同样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已的文化已经失去了自信心，尤其是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狂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中国文化残存在国人心中的那点自信力完全颠覆，中国文化一度成了落后和封建的标志，供国人批判。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人生活上富裕了，但在精神上却更贫乏了。不说别的，先说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并学习洋人的生活习惯的速度和虔诚之心，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以过所谓的圣诞节为例，现在中国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每年的圣诞节期间，其执闹程度、西方化的地道味，估计连正宗的老外都分不出来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放眼望去，满大街那浓浓的圣诞气氛，令人恍然有置身海外之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中国人最传统的农历春节期间，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个能感受到真正的年味呢？现在的春节早已有名无实了，除了贴对联之外，剩下的也许只有被限制来限制去的放鞭炮一项了。不过，随着人们所谓环保意识的增强，过不了几年，人们过春节时有可能再也听不到鞭炮的声音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中国人自已不珍惜，韩国人争着抢着要变成自已的宝贝，而我们中国人却对此无动于衷，只顾忙着像模像样的过西方人的圣诞节，不过遗憾的是黄皮肤、黑头发无法改变，表里不一也是没办法的事。否则的话，以中国人伟大的否定精神，不要父母所赐之发肤，而代之以西方人的蓝眼珠、红头发完全不成问题。多年以来，中国人在生活上就向洋人看齐，现在尤甚。中国人十分喜爱洋品牌。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不幸的是，中国内地奢侈品的价格也几乎是全球最“奢侈”的。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内地奢侈品的价格，平均比美国市场高出51%，比法国市场高出72%。因为爱面子，中国消费者面对洋品牌的双重标准，大都选择沉默与隐忍，极少有人愿意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苹果因质量和服务的问题，曾在多国招致集体诉讼，连“iPad升级过快”都会引出一场官司，而在中国，我们至今尚未看到一起针对洋品牌的公益诉讼案。不差钱、爱面子之外，我们的消费者对洋品牌的娇惯，还体现在深入骨髓的迷信上。君不见，尽管媒体不停地曝光“肯德基使用速生鸡”，而肯德基的门店照样是门庭若市。关键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失掉了文化的自信心，只觉得洋人的东西好，自已连齐码的判断力都没有了，这是十分很悲哀的，一个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国，竟然失掉了民族自信心，对此大多数国人却混然不知！搞笑的是，还有为数众多的国人竟然还有脸笑我们的近邻朝鲜，讥笑人家贫穷，这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在自信和精神上比，和朝鲜比起来，中国人其实真的穷得一无所有，连个穷光蛋都不如，还有什么资格笑别人？有钱又怎么样，你的钱是给洋人挣的，是替人家保管的，说具体点那钱是洋人的。比如，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那又怎么样？美国人开动机器印起美钞，说不值钱就分文不值，有钱是假的，关键是要有民族的自信心，在文化上我们不输人，要有这个底气才行！中国人十分在意西方人颁发的诺贝尔奖，无奈实力不及，或者是西方人不乐意把此奖项授给中国人，所以，多年来大陆的中国人始终于诺奖无缘。使中国早日获得诺奖成了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2012年中国大陆作家莫言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国人狂喜，莫言更是高兴的手足无措，据说为了去瑞典领取诺奖穿什么衣服，就让这位诺奖得主伤透了脑筋，结果让助手准备了多套衣服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参加西方人的活动一定要郑重其事，否则，会让人家看不起。有意思的是，当年印度的圣雄甘地，出席英印圆桌会议时，在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前的打扮着实让英国人大跌眼镜：只见圣雄甘地身上裹一块旧布，牵一头奶牛堂而皇之地谈笑自若，令高傲的英国绅士们目瞪口呆。这就是印度人的文化自信，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他们心中有自已的主张，这就是自信！如果是中国人，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特别是有西方人在的场合，一定会在服装上下一番功夫不可，像莫言赴瑞典领取诺奖那样，千万不能让西方人看不起，这一点好像与掉脑袋同等重要！然而，有文化自信的印度人则不以为然，同样还是印度人，不管有多少外国人在场，坚持用手抓饭吃！如果是中国人，哪敢呢？任凭多么笨手笨脚，一定会坚持以西方人的标准用刀叉取食，因为在不少中国人看来，那样会文明一点。反过来，中国几千年来用筷子进餐，反而不文明了？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在数个世纪前还是海盗的西方人前面竟然变得没有文明起来！就说中国人用筷子吃饭，见面打躬作揖，是多环保多简单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发扬光大，非要学西方人的东西呢？北方人到南方必须吃米饭是生存需要，用筷子吃饭的中国人，改用刀叉吃饭后，难道就变得更文明、更有文化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文化的自信上面。因为文化上没有了自信，便自然得了软骨病，见到西方人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就认为是好东西，于是望风而拜，佩服之极，连西方的月亮都觉得比中国的圆，这种极端的崇洋迷外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文化自信心的缺失！正因为失掉了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自信，才使得崇洋迷外尉然成风，自已的脑袋里没有了东西，成了空壳，当然喜欢装点东西来卖弄，以显得有学问不是。再以诺奖获得者莫言为例，他的作品在中国虽然也有点名气，但绝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莫言的作品是西方化的，所以对西方人的胃口，会引起西方人关注，当然会获得诺奖。至于比莫言名气大，成就高的作家，如沈从文，王蒙，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他们太中国化，不讨西方人喜欢，所以他们的作品进不了诺奖评委会的视野，当然无从获奖。不用再举太多的例子，以上所述足以说明中国人失掉了文化的自信心。现在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富裕了，日子好过了，但在精神层面却穷得可怜！中国人是全世界几十亿人之中唯一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中国人什么都不怕，造假烟、喝假酒，吃地沟油，卖过期变质食品，在中国成为常态。中国有许多人爱进寺庙烧香瞌头，求菩萨保佑，其实并不是真的信神，而是去交换的，在神灵圣像前提出要求，承诺一旦实现便再造金身，再添香火云云。一切以利益为先导，导致今日之国人失掉了文化自信，让世人觉得中国肤浅可笑。孟子说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矣！”，现在的中国人都成了战国时期的梁惠王，唯利是图，当然不知道国家民族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没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也许在经济上强大，但这种强大没有了文化自信的支撑，终究是难以持久的。美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在经济、军事上，更关键的它传播美国文化，宣扬美式民主，美国大片，美国快餐，苹果手机等等。反过来，中国虽然在全球建孔子学院，但靠什么持久？连我们自已的同胞都不信，怎么叫别人信我们的文化？这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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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白岩松：中国人没有信仰 哪来的幸福
[摘要]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本文摘自《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1月。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我觉得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第一个，来自不信任。现在中国庞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点，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剩下的全被拿走了。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撒谎，公众不信任，所以就会焦虑，如果要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第二个，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这种节奏。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是这种心态就会好得多。别去信那些没用的一个人要想成功有三个层面，一个要立言，一个要立功，一个要立德。冯友兰先生曾说，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业有成，需要机缘。他说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难，需要你每天坚持。我觉得幸福也要回到这三个词上，我还是愿意强调精神的作用，因为这个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物质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情感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但是只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强大，有一个强大的心脏。举龙永图先生的一个例子，我很少讲这个例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还是副部长，有一次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也正处在最艰难焦虑的时期。因为是我们内部会议，当时他脱口而出：“我要是为了当官，你见过有这么当官的吗？”这一句话透露了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高于官位，或者说跟官位没有关系。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内瓦即将上电梯时跟我讲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复关吗？中国不能走回头路啊。”这是他超越于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撑，让他那么多年来都葆有一种很亢奋的动力。对我来说也如此。我不想去讲述我每天做新闻时所遭遇的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在做？我说起码因为我还在相信，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我愿意信，新闻是我的某种信仰，对未来的好奇是我的信仰。新闻永远跟其他职业不太一样。论工资收入，全世界媒体行业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职业。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呢？因为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种改变的欲望和推进改变之后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当然，现在很多有关系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都去考国家公务员了。我每年夏天都会回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几天不关注新闻。那儿的人也不太关注新闻，生活很好，幸福指数很高。你无力时，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无力，怎么去让那些更无力的人有力，哪怕多点希望。作为职业，这是使命。因此，做新闻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么希望在哪儿？要一点点地推动改变，让人看到一种希望。我觉得，希望才能支撑人们幸福指数高一点，往前走。如果有一天这些信仰不在了，崩盘了，我就不会再干了，但是支撑我的是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伤、挫折、打击。因此，每一个人，不管穷还是富，不管年轻还是已经衰老，都要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柱，它是最廉价的，但也是最有用的。内心的平静有时要靠精神去获得，这个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药，你去美国、去德国都需要。德国还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汉，他认为人就应该这么活着，我不浪费世界，但是我很幸福，这也是一种信仰。更何况当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过来物质的获得、情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象得要快一点，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最廉价的更公平的能够获得的资源&#8212;&#8212;精神。我们每个人最后恐怕都是靠精神活着的。我跟大学生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富二代”、拼爹、托关系送礼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问他，拼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开个玩笑，我也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我总跟大学生们说这句话：“去相信那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别去信那些没用的。”说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让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变更强，你一定会成为强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现实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还得鼓励年轻人，去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我也愿意相信社会是奔这个方向走，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所有的不满意不是过去糟糕的结论，而是未来更好的开始。因此我们今天对幸福的追问、对公平的追问、对民主的追问是新的好的开始，而不是过去糟糕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不信了，社会就会按照另一个逻辑走。因此，我们还是要乐观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因为你的相信就是推动力。我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两次说过这样的话：“当你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朋友。当你把他当敌人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敌人。”一个时代也如此。无信仰，不幸福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了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出来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可以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要知道真正敢抛弃财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就像大画家董寿平，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他就喜欢画画，把财产全扔了，一心画画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他会成为大画家吗？当中国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生活会静下来，这需要公平，规则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因为我参与其中了，就像陪审团。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你参与其中了，最后你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大家别把“民主”当成敏感词，十七大报告里头两个章节都在大谈民主。最后一个，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来自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进庙里或者到观里头目的非常明确。什么事？没孩子，那去找观音。什么事？病了，进药王殿。什么事？缺钱，拜财神爷。指向特别明确。另外，中国还发明了“许愿”和“还愿”这一说，全是临时的，千百年来就这样。当然，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敬畏。改革开放30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两个词，尊敬什么，畏惧什么。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这边是敬，那边是畏，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都不会泛滥成灾。但问题是，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变低了，因此欲望的河流奔腾泛滥，带来无数灾祸。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会那么焦虑。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中国改革头20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20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的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被彻底毁掉了。中国传统信仰是八个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八个字是根基，可现在信的人也不多，如果还有人信，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信这八个字，是一个根源。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路。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就无幸福。（本文为腾讯文化独家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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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的中国人，为何文化自卑？
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也相对宽敞了，却似乎很难找着那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和感觉。
某些国人患上了“民族自尊官能症”，过分在意外国人对中国人说的只言片语，听见一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
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以平衡的心态审视大千世界，用开放胸襟体验西方文化。
谈起中华文明，我们常常会感到自豪和骄傲。讲思想有四书五经，讲文学有唐诗宋词，讲科技有四大发明，江山如此多娇，更有无数英雄竞折腰……然而，进入了21 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也相对宽敞了，却似乎很难找着那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和感觉。笔者学着鲁迅先生一篇杂文题目的句式，发出一声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
在日美两国面前，中国人有心理劣势
我也曾尝试把这种论调解释给周围来自五大洲的外国同事们听，却招来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异议:中国人怎么没有自豪感？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满世界的“中国制造”、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尤其是来自非洲国家的兄弟，最不爱听我说“ 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一下大上海的新天地和拉各斯（尼日利亚最大城市）的贫民窟，怎么能说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世界”？
其实，这些外国朋友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和外国人说不清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不可以不自察。我们常常在国内媒体上看到别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什么很脆弱？在网上搜索一下，“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拗口的词组有数万个结果。
真正伤害我们感情的事不是没有，比如，纵容分裂势力、参拜甲级战犯的亡灵。但除了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外，我们某些人对美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看我们是不是有点儿敏感呢？比如，某个西方国家商业广告中直接或间接地有那么一点点轻视中国文化的意味，或者是它们出售到中国市场的产品有一些质量问题，我们马上会有一种被侮辱、被伤害的感觉。
相比之下，我们对一些小国的涉我行为却并不是十分在意。一些利益摩擦基本不会引起国人的重大反应，我们似乎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这些国家的转变。同样是利益上的摩擦，或者是一些与中国文化产生矛盾的涉我行为，为什么有些人对待美日等国的态度会和对待小国不一样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日本的综合国力、人均国民收入都大大超过中国，在他们面前，我们有一种既定的心理劣势，不管嘴上是否承认，我们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弱者的位置，所以才会动辄感觉被他人“伤害了感情”。
中国人有被“美国化”的趋势
中国人喜欢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只有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才算是世界的。在各类媒体的渲染之下，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美国化的氛围之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媒体对“奥斯卡”金像奖的炒作了。本来是美国国内的一个专业电影奖，却在中国媒体有意无意的粉饰之下，俨然成为世界电影大奖，而“奥斯卡”三个字也成为了各类竞赛的世界水平的代名词。各类媒体中随时可见“中国的xx”报道（而这xx又几乎都来自美国），比如，中国的“时代广场”、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绿卡”、中国的“硅谷”……“中国的xx”使中国的国粹陷入困境，中医中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千年来，中医中药已变成了中国物美价廉的“保健体系”，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中功不可没。然而，如果用西医西药的标准来评价，传统中医显然达不到标准。长此以往，西医西药逐渐成为中国人看病治病的首选，国人对中医中药的信任降低到了冰点。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发出了“告别中医”的呼吁，中医中药正面临着“二千年以来所未有之变局”。
超自尊与低自信并存
中医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人心头那番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在英语中，“自尊”、“自豪”乃至“傲慢”都可用pride一个词来表示，但是当今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又怎一个pride了得？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他用英文写成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中刻画了中国人性格的几大特征，除了深沉、博大和淳朴之外，还有一个词delicacy，可译为“细腻”，也可以解释成“敏感”。上下5000年传统文明的潜移默化，使中国人基因中产生了强烈的自尊，或者说是“文化优越感”。然而，近代西方列强的欺侮加上经济和科学的落伍，又使得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损害，觉得处处技不如人。
借用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的句式，当超自尊与低自信并存，“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
某些国人因此变得脆弱和敏感，患上了“民族自尊官能症”。“民族自尊官能症”的典型症状是小题大做，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分在意外国人对中国人说的只言片语。听见一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连“老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都觉得是莫大荣耀。
于是，有人陶醉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计算机的发明是根据八卦”、“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是长城”、“中文将超越英语成为国际强势语言”这样的说法。反之，只要稍一听见负面的语言，就会总觉得人家居心不良。
前一段网上流传着美国兰德公司一篇报告的内容，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和专家学者的反驳。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兰德公司的报告英文原稿，我们发现全文基调平和，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正面影响。至于那句让国人耿耿于怀的“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 ”的原话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标准，到2020年，中国将仍然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显然，这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预测，而且其前提是“以我们（美国）的标准”，算不得“中国崩溃论”，也不值得紧张。
追回正在失掉的民族自豪感
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尊心与自信力的落差，追回正在失掉的民族自豪感呢？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件看上去不相关的往事。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工程设计人员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在西方，传统的教堂建筑有意识地将礼拜堂做得高大，前面神坛显得高耸入云，使信徒们一进教堂就有诚惶诚恐的感觉，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而在中国，建设一座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的大会堂应该如何避免这种人为的落差，颇费思量。当时，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以后，以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明人在海阔天空的大自然怀抱中，非但不觉得自己渺小，反而觉得心旷神怡，悠然自得。设计人员由此得到启迪，将大会堂的天花板与墙体的连接线，设计成圆曲状，如同水连天，天连水，水天一色，浑然一体，所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人并没有渺小和失落的感觉。
同理，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以平衡的心态审视大千世界，用开放胸襟体验西方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碰撞中，融合出更有创造力和包容力的新中华文化，那时，我们的心胸将更加开阔，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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