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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此时提出“中国方案”究竟有何深意？
原标题：习总书记此时提出&中国方案&究竟有何深意？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总书记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好词。过去，小伙伴们更加熟悉的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而&中国方案&在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看来，两字之差，含义大不同。今天，就为小伙伴分析一下&中国方案&背后的匠心与深意。1. &中国方案&的提出有其语境。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首先，这是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回应。&历史终结论&出自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其核心论点，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但，这一论断显然不那么站得住脚。反例比比皆是：无论是美国直接介入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革命&后的利比亚，抑或是现在各方博弈的乌克兰、叙利亚，其民主体制都脆弱不堪，国家则陷入战乱，遑论发展。而如果把目光投向南美和非洲，在复制了西方的民主机制后，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宗教、部族、地域的纷争中不可自拔。&历史远没有终结&。病灶何在？福山的老师亨廷顿给过我们答案，福山本人也在新书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2.其实答案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直接把别人的鞋拿来穿在自己脚上，非常有可能产生不适感。所以，无论是亨廷顿还是转向后的福山，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概念：政治效能。什么是政治效能？通俗点说，就是治理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考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的时候，首先要去看的是其治理效果、治理效率等指标，而非以抽象价值去考察。在&政治效能&的标尺下，中国做得不差。但若从&抽象的西方价值&考量，中国的实践又很难被概括。长安君认为，后者一度大行其道的主因，在于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普世论的判断、以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是&西方中心论&的身影&&就像是那句&一处水源供全球&的广告语一样，&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则是&一种模式供全球&。但任何国家的政治实践、社会发展，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君不见，当我们自信地走出中国道路之时，西方世界的舆论，对&复制西方后失败&的国家的民众，已经闭上了眼睛。3.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长安君认为，从外界看，是因为西方的方案似乎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上面举过的失败国家的例子，就连欧美内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且深入肌理。从内部看，中国的模式、道路、方案，确实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的时候&&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的&秘诀&却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和之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都不太一样：首先，中国人很多，地域差别极大，所以必须先把经济总量盘子做大；同时，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走西方原始积累的道路（海外殖民、军事扩展、奴隶制度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和当年不一样，人类的思想、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所以，如果要粗略地概括&中国方案&的话，长安君认为，至少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点：一，独立自主；二，有目标、持续地进行发展，保持政策的稳定连贯；三，代表全民最大公约数的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并重；四，和平发展，友好共处的国际处事方式。中国的方案显然不止以上几点，但就以上几点来看，已经显著地与&西方中心论&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区别。其实，中国秘诀也并不那么神秘。就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而言，其本质的精神无非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他人（国）。但在实践中，这又何其难也&&房龙就曾写过，天底下，最难的事就是对他人的&宽容&。对人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4.&中国方案&，不是第一次亮相。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就提出过&中国方案&，那次谈的是发展的主题。此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上再提，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方案&涉及的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议题和领域，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的确已经逐渐拥有了这个资格：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从积贫积弱到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被联合国称为奇迹；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基础医保；全球自主的导航系统、航空航天、军事工业&&而这一切，都建立在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极大的差异与分野基础上。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无论是&脱贫致富&还是&服务民生&，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对外开放&，中国，都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路径。全球治理体系也确实越来越需要中国参与。多少年没有进展的全球气候治理，在中国的推动下达成了协议；后发国家在当下国际贸易体系中不被重视，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机遇快车；而在全球反恐、控核、互联网、维和等领域，中国的力量也越来越不可或缺。对国际社会重大问题和难题，中国已经从自己成功的实践，给出了答案和路径。但此次总书记&七一&讲话，再次提到&中国方案&，仍然为世界所瞩目。是因为此次的涵义，不同以往。总书记这次强调的是，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不是一个具体的领域，而是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根本保障。此时，我们提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它既是一个大国的自信&&我们有能力为全人类贡献我们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大国的谦卑&&我们只提出可供借鉴、经过中国人民成功实践的方案。我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国家一样，认为只有一种制度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大国，首先应该是包容和开放的，但中国也愿意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和担当，决不缺席。5.最后，长安君想说说，&中国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方案&是什么？是选择。中国走过的道路、经历的探索，中国的历史与当下、困惑与经验、成绩与教训，都是可以让有相似情况的国家、有同样愿景的人民可以选择和参考的方案。方案不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强制，而是欢迎大家讨论和研究的开放态度。这些方案未必适合所有国家，也未必适合全盘照搬，但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果说这一方案有&普适价值&的话，我想，就是：人民至上、文明互鉴、求同存异。以前，中国总是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发达国家还总是说三道四，认为我们的道路应该改成他们的。现在，我们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在履行大国责任，前提是我们有了大国能力和大国自信。
责编：唐艺赫 PN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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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革时代《世界知识》杂志 ▎世界知识论坛2015：秩序、规则与中国方案之年——201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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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杂志 ▎世界知识论坛2015：秩序、规则与中国方案之年——201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上)
与会学者（按姓名拼音顺序）：冯 梁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冯玉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 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贺文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江时学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李绍先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 薇 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马晓霖 博联社总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陶 坚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殷 罡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琏瑰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世界知识论坛2015”近日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举办，论坛主题为“201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马凤春在致辞中说：每年年底，《世界知识》杂志社举办“世界知识论坛”，宗旨在于回顾过去一年的国际地区形势和中国外交取得的新进展，对未来一年的形势作出展望，帮助读者看清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了解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所应承担的责任。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世界上各种危机和热点此起彼伏的一年，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乱局、从“伊斯兰国”肆虐到欧洲难民潮、巴黎恐怖袭击，从美俄关系到中美关系，从南海问题到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从美国经济复苏到中国股灾，没有哪个是孤立发生的，而是有着很多内在联系，喻示着我们的世界将要发生更加广泛、深刻的变化，国际秩序也会经历前所未有的调整。即将过去的2015年也是中国外交展现更多维权意识、塑造意识、参与意识、全球治理意识的一年，这在年底涉及欧亚关系和多边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中得到鲜活体现，为明年中国外交的更加积极有为做出铺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第一副理事长、世界知识出版社前总编辑沈国放出席论坛，并就看待和分析国际形势的方法、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2016年中国外交形势展望等做了发言。本期“封面话题”即是这次研讨会学者发言精要。阮宗泽:2015年国际形势总体特征我对国际形势谈六点看法，与大家商榷。第一，即将过去的2015年，既是“秩序之年”，又是“规则之年”。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很多外交活动就是围绕着这些纪念展开的。中国对其他大国、对其他地区的外交都是着眼于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地区局势。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首先体现在规则的制订上。今年10月5日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表示，TPP会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马上话锋一转，强调“决不能让中国来书写全球规则”。在国际上，我们认为要提出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倡议、中国的做法，但在美国来看，这表明中国对现在的规则不满，要书写新的规则。早在发表今年《国情咨文》时，奥巴马就讲过，决不容许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书写规则。这体现出，在未来规则的塑造方面，竞争相当激烈，而且还有提速之势。中国一边推进亚投行的建设，美国就在另一边加紧推动建立TPP。第二，大国博弈出现新的互动形势。中俄在走近，而欧洲与美国若即若离。欧洲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倡议是支持的，表明美国控制盟友的力量在削弱。美国越想对中国采取压制行为，自己就越孤立，因为它的盟友不愿跟随它一起对中国进行钳制。事实上，美国正在犯一个错误。1972年尼克松访华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并且要避免中国和苏联走近。但现在美国的行为恰恰让中俄走得越来越近，不是说中俄走近要对付美国，但是中俄因受到美国的压力而相互靠拢是个不争的事实。我觉得美国战略红利的消失，对今后的影响将会很大。俄罗斯因乌克兰和反恐问题与美国关系紧张，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美国以一挑二，这是不可持续的，但美国国内很少有人看到这种情况。第三，国际安全形势中反恐问题格外突出。近来暴恐事件此起彼伏，出现9.11以来最严峻的形势，而且几乎覆盖了所有大国。俄罗斯客机遭恐怖袭击、巴黎恐怖袭击、马里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三名中国人丧生）接连发生，可见恐怖袭击正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它所针对的目标是不加区别的，这对国际安全构成严峻考验。第四，全球经济形势出现感冒发烧症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今年世界经济增长最乐观的估计只有3.1%，比去年有所下降。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和巴西还出现负增长，日本则是处于衰退的状态。总的看来，当前全球经济处于金融危机以来情况最错综复杂、复苏最乏力的时刻。因此，面对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各国都在纷纷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五，上述反恐形势的趋紧和经济下滑的压力叠加，是今年形势的一大鲜明特点。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非常大的拖累。经济增长乏力或下降，就意味着更多动荡和不安将在国际上出现。第六，中国周边“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状况特别明显。今年中国的外交花了很多篇幅在作周边文章，也有很多亮点，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合作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但需要强调的是，涉海问题的突出，而且美国强势介入，使中国周边状况也出现新的复杂形势。以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或者“重返”亚洲，尚没有特别聚焦到某一点，而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聚焦到了南海。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下一步对中国的挑衅会变本加厉。陶?坚:做大全球治理变革的“耐克区”2015年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一年。世界经济增长疲弱，中东局势动荡，非洲埃博拉疫情肆虐，欧洲难民潮冲击，直到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等，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严重缺陷；在经济转型发展、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伊朗核协议、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国际社会形成了众多共识并付诸行动；联合国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20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在应对全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表现尤其令人注目。总的看，可谓问题使然，共识推动，大国和国际组织引领。如果借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创立的“三圈理论”来分析，全球治理变革正在步入“耐克区”。“三圈理论”认为，公共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首先，好的公共政策要具有公共价值；其次，政策的实施者要具备一定的能力，以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第三，相关政策需得到政策作用的对象或民众的支持。如下图所示，上边的圈指的是公共价值，左边的圈是指能力，右边的圈是指支持。只有三圈相交，该政策才可得到有效执行，达到预期效果。反之，缺少任何一个圈，政策都将无法实施。在三圈相互重叠的部分（所谓的“耐克区”），表示决策方案既有价值，组织又具备足够的能力，还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于是就可以“just do it”（耐克公司著名的广告词）了。放大到全球治理的视野，这三个圈同样存在。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难以有效应对，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而国际共识的达成又加快了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步伐。只不过与长期以来的改革呼声相比，这个交叉区域还不够大，未来的任务就是做大全球治理变革的“耐克区”。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现行国际秩序与治理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少有实质性的治理参与。尽管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展中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经济总规模超过了发达国家，非西方力量的治理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但阻挠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变革的势力仍很强大，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它们利用实力优势，抵制和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主张和要求，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不肯做出让步和妥协。发达国家竭力维护的核心是制度与规则，包括旧规则的修订权，比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方案迟迟未见落实；以及新规则的制订权，比如今年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拉开了经贸领域“规则之争”的大幕。故此，在面对全球和地区挑战时，各国达成共识的过程并不顺利，全球治理变革也迟迟进不了“耐克区”。多极化必然导致全球治理规则制订与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权和治理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全球治理体制的破旧立新，关键要抓住“公平”和“效率”两个关键词。一方面，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民主化、法治化，消除对抗和不公平，特别是更加平衡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另一方面，日益严峻和紧迫的全球问题，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更有针对性、更加高效率地处理好各种难题。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指导。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分化和不公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全球治理的目标则应从立足国家利益最大化转向共存共赢，争取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应大力弘扬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治理各项变革形成共识不易，为新共识寻找相应的支持力量也同样困难。主导大国如何保持领导力，新兴大国如何发挥影响力，国际和地区组织如何富有成效地从各方获得支持等，都有待观察。近年来，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并占主要份额的国际组织活力十足，积极推动改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一趋势至少说明两点：一是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阻挠，新兴国家正依靠集体行动的力量，应对现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制度惯性问题。其中，金砖国家在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主义等方面的作用明显。二是说明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贸组织为支柱，以八国集团会议为协调平台的现存经济治理结构，已经失去往日的垄断地位，要维持其国际影响力，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国家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另起炉灶“搞一套平行机构”，自然怀有很深的战略戒备和疑虑。但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的《福塔莱萨宣言》声明，“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一表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金砖国家的战略诉求只是改良和改善现行体系，而非推倒重来，更不是取而代之。所以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到了应认真考虑在现有体系下让金砖国家发挥更多和更大的积极作用的时候了。全球治理要实现真正的“多边共治”，离不开主要大国、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协同合作。一句话，凡事都应大家商量着办。从大乱到大治，“标本兼治”是必由之路。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既要采取国内措施、做好自己的事，又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发展是硬道理。消除发展不平衡、根除贫困、增强发展后劲等，都要用发展来破题。联合国发展峰会已核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独特作用。李克强总理说，世界数十亿人民还没有享受到大规模工业化和良好基础设施的便利，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来改变这种现状。“一带一路”倡议涉及面广，有助于创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同时也会成为改进地区和全球治理的新途径。行动力是关键。全球治理变革是国际社会的实践课题，要靠行动来体现、实践来检验。日，习主席在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承诺，未来五年将使中国现行标准下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11月24日，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予以部署落实，层层立下军令状。十日之内，其行动之迅速，执行力之强，堪称典范。展望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耐克区”将会扩大，成效更明显，为各国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全球治理的坏时代，也将是一个全球治理的好时代。马晓霖:世界期待“一带一路”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日益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概念和愿景，国际社会总体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反响和真诚期待，沿线国家及时将本国发展规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对接，部分国家还针对性地推出一系列重大开发项目，期待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进程中优先考虑。综合近两年的世界各国反应看，不同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明显不同，各国与“一带一路”的地理和历史联系，以及对华关系的沿革与现状，也都构成不同的回应热度，进而形成非常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图景。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是广大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它们数量庞大，构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体，集中于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尽管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多限于知识精英、政府官员和学术机构层面，但普遍热烈期待中国这一倡议。这是一个基座广阔、墙基厚实和温度热烈的对应体，尤其以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代表，它们是那段辉煌历史的共同见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基于对古代中国海陆丝路对外友好交往的深刻记忆，欢迎中国复兴这一造福于沿线各国的宏伟工程。在这一梯队的热烈反应浪潮中，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充分肯定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政策，盛赞“丝路精神”，期待也相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能带给它们新的惊喜和发展动力。当然，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未必全是甜言蜜语，它们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与炮舰政策留下的痛苦记忆和残酷现实，希望中国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避免“强则称霸”的宿命，保持中国留给它们的美好记忆和形象。部分国家也担心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引发新的地缘矛盾，特别是激化与大国、强国的竞争与博弈，进而给本国或本地区带来新的摩擦和动荡。也有对中国的提醒或质疑：不能以零和思维实施“一带一路”，而是要换位思考，多站在沿线国家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点上考虑如何取得双赢和多赢。位于金字塔腰部位置的是部分地区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色温也是暖热或适度的，它们总体期待“一带一路”，看好中国经济的强大驱动力，以及“一带一路”实施后中国13亿人口这个市场的巨大诱惑，以及它们因与中国发展差异而形成的互补，特别是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强大资金、基础建设能力和政治资源，可以与它们高度发达的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管理经验、人脉关系等优势形成互补，进而共同分享“一带一路”红利。欧洲的英、法、德、意和亚太地区的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热切投身亚投行创建，就是这种机遇认知的外在体现。当然，这部分国家基于现实因素和政治考量，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和困难，但总体上还是保持肯定和期待。这一梯队里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的态度，则总体暧昧，反应速度和热度明显滞后于沿线其他国家，公开表态也相对迟缓。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都在不同评价体系中自视为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大国，有自己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布局考量，不太乐意成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或配角，更何况它们与中国在地缘关系方面有相当程度的竞争性。但是，随着这一共同发展愿景由舆论务虚向项目清单和机制构建的落实，以及中国大量增信释疑努力的付出，它们已经由最初的消极、冷淡逐步增温、增色，并日益表现出将本国发展战略与规划对接“一带一路”的兴趣和热情。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大概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形只影单，但态度强硬，给人以冰冷、灰暗的印象。美日一直以唱衰甚至抹黑“一带一路”为基调，而且由于它们的国际地位和分量非同寻常，这种负面态度影响巨大，与前两个板块形成鲜明的温差对比。道理也很简单，美国担心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快速增加实力、扩大影响，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权力中心，最终解构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取代美国自诩的世界领导者地位。至于日本，完全是岛国心态作祟，无法适应中国快速和平崛起，担心中国强大富裕后，不仅完全在亚太和世界遮蔽日本光芒，甚至迫使日本再次进入唐代以后仰视中华文化一千多年的“文化矮子”的漫长时代。（如图1）图1对应“一带一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欧亚国家正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或产业升级，推出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各种规划，或努力使既定发展规划搭乘“一带一路”便车。以欧亚和太平洋地区为一个大表盘，沿顺时针方向，我们可以依次清晰地看到：韩国的“欧亚倡议”、印尼的“海洋战略”、文莱的“2035计划”、越南与中国共建的“两廊一圈”、印度的“季风计划”、巴基斯坦与中国共建的“巴中经济走廊”、阿拉伯国家的“向东看”愿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战略”、欧盟的“容克投资计划”、英国的“苏格兰北部开发计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规划”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等。这些国家都已基本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沟通实现了顶层认可的、程度不同的战略对接，初步形成共建、共容和共享“一带一路”的共识。（如图2）图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不失时机地规划了核心或骨干建设项目，如韩国的“欧亚丝路特级列车”，印尼的“雅万高铁”网络、24个港口和38个机场项目，泰国的中南半岛铁路网和酝酿中的克拉运河工程，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中国工业园区，埃及的“苏伊士走廊”、“新首都”和“上埃及金三角”城市一体化工程，科威特的跨海大桥和贾比尔新海港。这些项目都非常期待中国资金、企业、技术乃至开发经营的积极介入。至于最早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亚各国，围绕基础建设和升级的项目合作，早已携手大大小小的中国公司如火如荼地成为“进行时”。（如图3）图3袁?鹏:美国内外政策分析与中美关系奥巴马执政已进入尾声，对他的执政遗产的评价在美国已成热点。那么，如何评估奥巴马任内美国内外政策的走势以及中美关系？我认为，一是这两年美国经济搞上去了，标志就是连续几年的增长，2013年是2.2%，2014年是2.4%，今年大约是2.5%左右，应该说在西方一枝独秀，失业率也在下降，从他刚上台时的将近10%降到现在的5%多一点，所以他无疑是把经济搞上去了。这是奥巴马最大的成就。二是美国政治更加分裂了，政治极化越来越明显，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几乎不能达成一致，而且两党内部也在分化。众议院议长博纳因为共和党内对他的不满而被迫辞职，第二号人物却不愿接任，最后推出瑞安。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看，也是四分五裂，原本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杰布·布什选情低迷，反而是非主流的人士都在领先，特朗普是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企业家，却在前面领跑。排在第二名的卡森是一个黑人医生，也是非典型共和党人。民主党虽然希拉里一枝独秀，但第二名也是一个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所以美国政治处在分化重组阶段。奥巴马这些年在整合政治方面不是特别成功，导致大政方针贯彻执行力度和效果有限。三是国际影响下滑了。因为美国经济“上去”是以国际影响“下来”为条件的。简单地讲，奥巴马全力拼经济，其他事务都尽量不管，对于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危机，美国要么“幕后领导”，要么干脆不领导，导致乱局无从收拾。经济“上去”很大程度上也与美国引领新一轮能源和科技革命有关，但根本是源于美国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大玩美元霸权，同时也源于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TPP和TTIP这些新的规则，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自私性的复苏”和“吸入式的增长”，是以别国的牺牲为代价换的。影响力下降的第一个表现是对盟国的控制减弱。过去我们分析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应该带动全球经济，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经济上去了，日本和欧洲等其他国家仍在危机边缘徘徊。因为美国的自私性增长和吸入性复苏导致其他国家无法走出危机边缘，这就是欧洲国家逆着美国人的意愿加入亚投行的最深层次原因。美国无法拉动欧洲国家的经济，于是它们转向中国，这是中欧关系升温的大背景。第二个表现是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干预度下降。其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危机，美国都不出头，或者不愿过多投入，人们都认为它是在使用“巧实力”，但我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能力在下降，管不了、不想管也不敢管。比如在叙利亚局势中，很难看出是美国在主导局面，而是俄罗斯和法国在冲锋陷阵，呈现群龙无首的混沌状态，导致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夹缝中顽强生存。第三个表现是在重大问题上失去了道义制高点。中东乱局之祸因是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制造出来的，但难民危机却让欧洲人来承担。奥巴马表示2016年能接纳10000名难民，但能否落实还是一个问题。现在已有将近30个州明确拒绝接纳难民，加上选举季马上来临，这些难民怎么安置？德国等欧洲国家嘴上不说，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心中是有怨恨的。欧洲多国近期升温对华关系，对美国有些三心二意，与此有很大关系。另外就是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从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到G20峰会，我们都很难看到美国像过去一样拿出像样的倡议，引领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中国正好相反，经济虽在减速，但影响却在上升。中国经济减速是因为结构性主观调整的结果，而且在减速过程中，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让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找到了希望。在南海通过填海造陆强势维权，客观上也顶住了美国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与美国亚太战略博弈中逐渐由战略被动转入战略相持。而且通过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以及依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如邀请昂山素季访华）等，使多数东盟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因为东盟多国逐渐看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是把它们当成遏制中国的棋子，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实在的利益，反而还把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人为地割裂成两半，破坏了东盟最为珍视的团结。所以这些国家经过短暂几年的观察后，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国也开始重新思考。所以，美国经济上去了，影响下来了；中国经济下来了，影响上去了。综合评估，中美力量对比仍沿着中升美降的大趋势在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并非直线而是有起有伏而已。这无形中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博弈在全球格局中更加明显了。在这种局面下，中美关系该怎么发展？美国在思考，中国也在思考。十年前美国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中美共同承诺既要做“利益攸关方”，又要做“建设性合作者”，中美关系由此稳固维持了七八年。但是令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其开始正面接纳中国崛起时，中国接连超英、赶德、超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已不是简单的崛起问题，而是突然间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老二”的问题。这个速度对美国人来说太快了，它的思想没有转过弯来。所以这些年美国一直在纠结。它能够接纳中国崛起，但是未必能够跟排在世界第二位的中国合理地打交道。在这种局面之下，我在想美国是否正在犯第三次历史性的错误。第一次错误是冷战之后，错把苏联的解体当成是美国战胜苏联的结果，进而对俄罗斯得寸进尺，最终把俄罗斯逼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第二次战略错误是9.11后错把各国对它反恐的支持理解成它对中东可以为所欲为，结果陷入了中东的泥潭。这一次，美国会不会误把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因为岛礁争端对美国的欢迎，理解成所有东北亚、东南亚国家邀请美国来制衡中国，进而真的把中国当成对立面？我看它正在慢慢地陷进这种错误，明显表现是：首先，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足够宽广”等积极倡议没有从战略高度去理解，而是以偏狭心理寻找其中的所谓“战略陷阱”。其次，对未来十年美国在全球面临的问题、威胁、挑战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主要矛盾，美国内部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说是俄罗斯，有人说是IS，有人说是中国，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十分凌乱。但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似乎铁了心在亚太跟中国耗上了，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真的想清楚了吗？再次，对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样，是继续此前的对华战略方向，还是如有人建言“重新修订对华大战略”？美国内部也没形成共识，各个部门之间对华政策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部门利益化现象，比如国防部与白宫在很多问题上不同调，导致总统的很多对华理念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最大的功效就是把当前中美关系稳定住了，也给两国海空相遇等危机管理提供了框架，确保中美关系不至于失控。但美国大选年即将来临，中美关系能否实现长期稳定还有待考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缺乏一个新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个关系靠什么来支撑？目前看来，经贸合作这个压舱石有些压不住了。下一步靠气候变化合作，还是网络规则合作？反恐能成为中美新的合作基础吗？这个大问题不破解，小问题就会不断地涌现，偶然事件解决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中美关系确实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框架性的、战略性的、基础性的问题。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说明我们是有准备的。但是由于长期霸权思维作祟、内部政治斗争和大选影响，美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如何塑造美国国内政治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走，可能是一切工作的重点。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有些不情愿，是因为他们有狭隘的想法，还需要时间去改变。我们的想法既然是对的，就得坚持。冯玉军:俄罗斯2015：在困境中寻求“突围”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取得了克里米亚，再次实现了领土的扩展，但其面临的内外挑战日趋严峻，陷入了自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困境。受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和自身软硬实力同步衰退的影响，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呈现颓势。经济上，伴随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及西方严厉制裁，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全部失速，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2015年GDP可能下跌四个百分点，2016年也难有大的起色。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难以扭转，俄罗斯在世界新能源、新工业革命浪潮中正被远远甩在后面，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加速边缘化。尽管俄罗斯经济不会“崩溃”，但普京总统所设想的“2020年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年吸引外资超过800亿美元”等目标已完全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政治领域，尽管表面上俄罗斯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普京总统支持率高企，但实际上政局暗流涌动：执政精英分化、财富和知识精英外流、民族与宗教矛盾积聚、经济恶化的政治社会后果发酵，民众陷入苏联解体之前那种可怕的政治冷漠和静默当中。在选举政治的基本体制下，2016年的杜马选举和2018年的总统选举将成为检验俄罗斯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节点。2015年，俄罗斯外交的核心任务就是寻求“突围”，但总体看来成效有限。首先，在推动欧亚一体化方面，虽然将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两国拉进了欧亚经济联盟，实现了该一体化机制地理范围的扩展，但并未有效促进区内商品、投资、人员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并未实现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持续深化，没有形成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受经济危机及规则制订不合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成员国内部贸易反而下降近30%，俄与哈萨克斯坦及白俄罗斯之间几次发生贸易战，一度取消的关境重又恢复。与此同时，成员国数量的增长并未带来联盟凝聚力的进一步提升，哈、白两国对俄的担忧和不满大量积聚。安全上，尽管独联体国家首脑在10月中旬举行的峰会上讨论了反恐合作等问题，并表示要更深度地介入阿富汗事务，但由于各国利益诉求差异巨大，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设立空军基地的提议，也遭到了白总统卢卡申科的明确拒绝。其次，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美欧对于俄罗斯的不信任大幅度反弹，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峙明显升温。俄罗斯于2014年底重新修订“军事学说”，仍将北约视为头号威胁。尽管财政捉襟见肘，但2016年预算支出的逾1/4划拨给了军费开支，在养老金增幅不超过4%而通胀率将高达12%的背景下，同比增长0.8%的国防预算显示出俄正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而这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经济的军事化水平，同时拉高社会的“动员”准备程度。在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也调整军事战略，重新将俄视为战略对手，加强在东欧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体系的整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又让北约对其南翼安全充满了担忧，因此加强了与土耳其、意大利等地中海成员国的安全合作力度。在俄对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展开空袭行动的同时，北约“三叉戟接点”演习在西地中海进行，前所未有的演习规模凸显出北约对俄的担心及应对决心。可以肯定，尽管在11月15日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普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会晤、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奥朗德于11月26日赴俄商讨反恐事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西方与俄对抗的烈度，表明双方会进行一些战术性合作，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西方对俄罗斯的忧虑，无法促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有实质性回暖。第三，虽然俄罗斯加大了“向东转”的力度，突出与中国、印度、越南等亚太国家的合作，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和对外战略完全转向了东方，也无法弥补其与西方关系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梅德韦杰夫总理9月24日以《俄罗斯的新常态与全球挑战》为题撰文，特别强调：“任何人也休想切断我们与多样的欧洲文明的天然联系。未来，俄欧关系可能会调整，但是开展合作、发展伙伴关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战略方向坚定不移！”这突出反映了俄罗斯精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此同时，“向东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举措，俄罗斯在与东方国家的合作中缺乏系统的战略和现实的工具。还要看到，“向东转”是“多元化”的，并不意味着把合作重心全部放到中国。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不仅要和中国、越南、韩国及其他亚太各国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深化合作。把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意愿解读为‘转向’是错误的。”第四，在乌克兰与叙利亚问题上“一软一硬”，意在“逼和”美欧，改变被西方“冷冻”的困境。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无力再在东部掀起大浪，因而试图让其长期化并成为制约乌克兰内外政策的“杠杆”。自10月2日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举行诺曼底四方会谈以来，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武装的支持力度，最近又同乌克兰政府达成了重组30亿美元债务的协议，试图通过展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柔软身段”以换取西方特别是欧盟减轻或取消对俄制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则是“一石多鸟”：一是对恐怖势力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维护本土安全；二是保持在叙利亚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的军事基地，以为黑海舰队在地中海寻求战略支点；三是支持中东的什叶派力量，借此维护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四是逼使美国恢复与俄的军事接触；五是借在中东制造地缘政治紧张气氛，以抬升国际油价，包括从里海地区向叙利亚发射巡航导弹的做法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近年东地中海大陆架新发现了储量极其庞大的天然气田，如果这些天然气资源得到开发并出口欧洲，将给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带来巨大威胁，因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深远考虑。突袭叙利亚展现了俄罗斯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而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也使俄罗斯寻求改善国际环境的努力出现了一丝转机，但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11月24日被土耳其击落又暴露出俄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可以看到，俄罗斯领导人正试图把乌克兰危机后的“一手烂牌”打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外交手腕更多是战术性的，不大可能完全扭转俄罗斯面临的战略颓势，其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国家发展趋势不大可能迅速好转。那么在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15年，特别是在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实现了由乱至治、由衰转兴的波峰之后，为什么会在2008年之后陷入了新的低谷？我认为，除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肯放弃对俄实施战略挤压的传统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俄罗斯在国际战略观方面的误区所致。可以说，国际战略观的失误带来了战略决策的失误，并进而引发了国家发展趋势的逆转(参见拙文《国际战略观的误区与俄罗斯的未来》，《世界知识》2015年第20期)。总而言之，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其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而这种不确定性会对地区及国际局势带来何种影响需要深入观察。张?健: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欧洲连年危机，2015年更是一个危机叠加年。希腊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以及并未解决、仍可能升级发展的乌克兰危机等持续困扰欧洲，一体化根基欧元区和申根区动摇，欧盟大厦风雨飘摇。可以说，欧盟面临几十年来少有的困境。其一，安全威胁自冷战以来最为严峻。恐怖主义已深入欧洲腹地，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一年内两次遭遇恐怖袭击，凸显欧洲恐怖主义形势之严峻，并在欧洲引发恐慌情绪和社会对立，穆斯林群体更为边缘化、极端化，反伊斯兰、反穆斯林移民的极右思潮泛滥，形成恶性循环。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北约与俄对峙日趋严峻，东欧再成前沿阵线。其二，欧元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为突出。日，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历史性赢得议会大选上台执政，再度引爆希腊债务危机并引发欧元区政治危机，希腊“退出（欧元区）”也似逐步变成现实。虽然最终希腊政府180度大转变，全面接受债权人“以改革换救助”方案，但希腊问题并未解决，希腊债务显然不可持续，再度爆发危机只是时间问题。其三，申根区摇摇欲坠。申根协议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成果之一，但在难民危机及恐怖主义冲击下，已难以为继，事实上大幅倒退，多国加强了边境审查，一些国家还关闭了边界。其四，内部分歧严重，凝聚力下降，欧盟发展失去方向。在难民危机、希腊危机、恐怖主义、乌克兰危机等重重压力下，欧盟内部加快分化，东、西欧及南、北欧矛盾突出，特别是德法两个核心国家分歧加大。在希腊及欧元区发展问题上，法国主张团结优先，要求放松欧盟财政纪律，加大欧元区内财政转移力度；德国则主张纪律优先，要求各成员国严格遵守欧盟财政纪律，必要时可以让希腊退出欧元区。在难民问题上，德国持开放态度；法国则因国内压力不愿接受更多难民，主张加强边界管控。在反恐问题上，法国要求德国提供更大帮助，但德国对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十分谨慎，引发法国不满。欧洲三大国之一的英国则忙于向欧盟提条件，卡梅伦在2015年5月赢得议会选举胜利后，必须兑现诺言，在2017年底之前举行所谓“脱欧”公投。对英国的行为，用一名欧洲外交官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欧盟大厦已经着火了，卡梅伦却还想着重新排列里面的家具，简直是在浪费时间。目前看，由于希腊危机的再度爆发加上难民潮，英国民众担心受欧盟连累，支持退出欧盟的人数首次超过支持留在欧盟的人数，英欧关系前景堪忧。欧盟面临的困境引发欧洲内外的大量讨论，欧洲何去何从，欧盟是否会走向解体等成为焦点话题。从目前情况看，欧盟仍在力保大厦不倾，各国虽然分歧严重，但仍力图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应对危机。2015年，欧元区虽再度爆发危机，但最终得以度过，希腊留在了欧元区，欧元区的财政纪律得到遵守甚至强化。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也克服内部分歧，保持了对俄罗斯的一致立场。在申根区问题上，各国虽采取了临时边境管控措施，但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因应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欧盟机构如外部边界署职能还将得到强化，申根区也将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改革的结果不可避免将是欧盟机构职能的强化。另外，欧盟2015年还出台了大量战略性举措，包括设立战略投资基金、建立能源联盟，出台数字单一大市场战略，以完善欧盟单一大市场，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维护了欧洲战后几十年的繁荣稳定，德、法等核心国家更对欧洲一体化有强烈的情感，将其视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各成员国相互融合极为深入。现实地看，欧洲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没有欧盟这棵大树遮风挡雨，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很难想象德、法等欧盟成员国会放任欧盟解体。可以肯定的是，欧盟虽遭遇重重困难，承受巨大压力，但不会走向解体，以集体及一体化的方式应对危机当前是、未来也仍将是欧盟的唯一现实选择。在欧盟当前的几近“一片灰暗”中，中欧关系可算是一大亮点。2015年，中欧关系继续稳定发展，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关系日益深入，双方互信也在加强。特别是下半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英，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相继访华，中国—中东欧第四次峰会11月24?25日顺利召开，中欧关系快速升温。中欧快速走近，是因为双方的合作面在增大，共同利益在增多。在经济方面，自2004年以来，欧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则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双向投资也持续增长。中欧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纷纷加入“亚投行”，欢迎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争取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支持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等。中欧对彼此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未来经济、文化联系将更为紧密，合作空间也会更为广阔。只要能理性对待分歧和矛盾，中欧关系还将持续走向深入。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24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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