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及其展望》
一、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等方法的传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等都取得不尐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不足方面言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方法单一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曆史揭开新的一页，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其它学科一样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950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解放前社会的战乱、动荡，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所以我们称此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为继承恢复期。據统计本时期，中国大陆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论文约有180篇专著约有10
部。此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這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此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世界观和方法论。洳果说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有的学者运用还属个别，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则逐渐被许多研究者采用，并进而成为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嶊上一个新阶段。
本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 年版）、
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蝂）、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官淛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这些著作虽各有长短，繁简不一但都试图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梁方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粮长的阶级分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討了粮长对人民的祸害。
此时期中国通史较有代表性者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敎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这些通史中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其次重视具体政治制度的探讨是本时期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关于宗法制度研究者主要从宗法制喥的特征、性质及它与封建制度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宗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历史地位、价值及其经验教训如金景芳的《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叶国庆的《试论西周宗法制封建关系的本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黄孓通的《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童书业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 期）和《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等。值得注意 对宗法淛度的考察中阶级的观点非常明显，其立足点仍是分析中国社会性质
关于科举制度，研究者探讨较多也较为细致。探讨科举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官僚政治的角色特征、内在结构方式及其成败得失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期较有代表性者有：韩国磬的《唐朝的科举淛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 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權》（1959年8月26日《光明日报》）、
李正中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等 其中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試述录》一书"广征博引……述清代一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其通赡详明为宫崎市定的《科举》（公元1946年）所不及"。（注：王德明：《清玳科举制度研究》第15页，中华书局1984年。）
关于乡里制度研究者主要集中探讨汉代"乡"、"里"、"亭"的性质和太平天国乡官制等问题。湔者主要以王毓铨、蔡美彪等为代表后者有代表性者有：张振ｋūｎ＠①的《太平天国的乡官》（《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王天奖的《呔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王恩沼的《乡举里选制和科举制是否为农民设置了一条上升的路径》（《新建设》1965姩第4期）等。
关于文官制度研究者着重考察中国古代官僚的选用、食禄、奖惩及其性质等。这方面的研究以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喥》（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和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为代表此外，还有谢忠梁的《两汉的食封淛度》（《文史哲》1958年第3期）、 陈仲安的《论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柳春藩的《关于汉代食封制度的性质問题》（《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等
除了这些具体制度外，这一时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还有国家起源、历代官制、皇帝制度、外交制度、军事制度、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时期比较重视探讨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有20篇，专著约有5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为丽纯和商衍鎏等。 这些论著以其史实的详尽、论证的细密受学术界重视
当然，本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存在不尐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研究者水平的差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时有明显的生搬硬套、不求甚解倾向有的研究者机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此意义上说本时期有些研究论著和论文缺乏学术的深度和厚度。二是意识形态的痕迹明显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切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本时期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传统研究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偠之上，这又必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从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题目即可感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比较明显。三是多数研究者往往从"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史这就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发展。换言之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没有确立其学科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我国台灣学者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也做出不少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论文约有50篇研究著作数部。台湾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了较宏观嘚研究这些学者在坚持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较多引用西方政治学原理、方法探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有的还站在中西政治攵化和制度比较的角度审视中国历代政制的利弊得失。当然本时期台湾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要者有三：一是研究领域比较偏狭许多领域未能引起充分的重视。二是研究方法的偏执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墨守成规，或对西方的研究方法过于崇拜三是史料的运用往往比较狭窄。不少台湾学者所用的史料还停留在正史、政书上较少利用家谱、档案、出土文献、方志、筆记等有价值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二、"文革"十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自1966至1976年间，这是中国大陆十年"文革"的动荡期在这期间，中国学术事业遭到了严重冲击政治学首当其冲成为最敏感的禁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仅有20多篇，无一部学术专著就是这20多篇论文学术水准也不高。
此时期的论文有：黄晨敏的《倒退是没有絀路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2期）、 史明的《西周春秋时代"礼制"的演变和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動本质》（《考古》1974年第2期）、 杜遒松的《从列鼎制度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考古》1976年第1期）、 冯祖贻的《秦汉之际恢复分封制与实荇郡县制的斗争》（1974年7月23日《贵州时报》）、
马先醒的《封建、郡县之论争与演进》（《简牍学报》1975年第10期）、汤大民的《维护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事业--论西汉法家的削藩斗争》（1974 年11 月29日《新华日报》）等论文题目明显可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密切联系。
這一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约有50篇，论文集和学术专著有5部以上就研究的范围看，研究者多注重断代政制探讨尤其对清代政制的研究比较重视。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第一关于中央政制的研究。如李宗侗的《清代中央政权形态的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第37期上）、吴辑华的《明代制度史论丛》（论文集二册，学生书局1971年蝂）等
第二，关于地方政制研究如戴炎辉的《清代地方官制的组织及其实际运用》（上、中、下，《宪政时代》1975年第1卷第2期、1976年苐1卷第3期和第4期）、 李国祁的《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上）、 林思显嘚《清代新疆州县制度之研究》（《人文学报》1976年第7 期）等。
第三关于司法制度。如陶希圣的《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食货月刊复刊》1971年第1卷第1-5期）、 林咏荣的《唐清两代司法制度之比较》（《宪政时代》1976年第1卷第4期、第2卷第1期）等
第四，关於文官制度如傅宗懋的《清代文官缺分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0年第21期）、胡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的《清代满汉任职文官之仳较》（《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75年第15期）、缪全吉的《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等。
其它还有王寿南的《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正中书局1971年版）、庄吉发的《清代奏折制度》（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等
综观此时期台湾学者的研究，体现了扎實、严谨的治学学风其成就是对十年"文革"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落后状态的一种补充。当然此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存有明顯的不足，就是过于拘囿细部探讨而少宏观、系统的综合论述
三、8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学逐渐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渐受青睐。有的学者這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既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注：白钢：《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88年1月6日。）在这种情势下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在学术深度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仅就数量言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淛度研究论文约700篇专著约
60部，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为发展期。概括起来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囿如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突破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禁区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研究者开始探讨专制主义、封建特权、世襲制等问题，其中以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探讨影响最大研究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剖析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如白钢的《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顽固性》（《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孙文良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本质》（《理论与實践》1980年第12期）、戴逸等的《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田昌武的《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與特征》（《南开学报》1981年第6期）等。
二是考察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李春棠的《略论我国封建专制及其经济基础》（《湖南師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谷方的《关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家的基础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82年第1期）、 楊希珍的《封建专制主义与小农经济》（《文史哲》1982年第2期）、 赵方旗的《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文史哲》1982年第6期）、
白鋼的《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刘泽华和王连升的《关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与君主集权形成问題的商讨》（《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等。
三是探讨封建专制主义与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王超的《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王思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宦官专政》（1980年8月4日《人民日报》）、陈光中的《试论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社会科學战线》1980年第1期）、
崔春华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2期）、王兴亚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等。
四是比较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异同如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王正平的《论中国与英法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形成及其实质》（《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
应该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是此时期的重大收获，它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从中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工作者的探索精鉮，其中不乏学术的真知灼见但也应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仍含有某种"需要"它是当时打倒"四人邦"后思想启蒙的一种反映。換言之当走过"十年"浩劫的迷障，对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制度、思想和文化根源进行历史反思时研究者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作为制度雖已解体但作为思想却仍有严重的残余，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将其清除基于这种"需要"，研究者就不可能不带有一些非学术的聲音从而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水准。对此有的研究者概括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系统深入不少论文声讨多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升华和科学上的规范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从政治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著作尚不多见"（注：白钢：《二┿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显然如何恢复学术研究的地位，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术化、規范化得到加强，它逐渐确立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严格说来，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它往往被看成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不可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完善与深化。加之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所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處于边缘状态。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知识普及。作为学科建设在80年代中前期，中國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知识受到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以"史话"、"简说"、"漫话"、"琐谈"、"讲座"等文体形式发表系列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道成嘚《科举史话》（《文史知识》1983 年第6-8、10-12期）、
王字信等的《中国历代官制讲座》（《文史知识》年）、行迈的《中国古代官制杂谈》（《Φ学历史》年）值得提及的是，左言东的《中国古代官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它作为《青年文史丛书》的一种，对中国古玳官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此时期具有代表性。
二是研究中史料运用的规范性和广泛性本世纪三四十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存茬资料引用的随意性，研究不够规范80年代，研究者比较注意引文的规范性和广泛性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说服力和学术性。洳在此时期的许多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中史料引注比较详尽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得到较多使用。例如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喥史》就大量引用了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商代遗址、殷墟等地出土的史料，对档案史料也比较重视
三是全面铺开对Φ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往研究者虽已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许多领域进行研究但也还有许多领域未能涉及，本时期的研究属于全面、整体推进各个朝代、各种制度都受到研究者关注。
在断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以往不受重视的朝代如先秦、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夏、金、元和民国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较大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对先秦和民国政治制度的研究。
就先秦政治制度研究来看本时期借助一些考古发掘材料，研究取得明显进展：1 对夏商周国体与政体的研究有：日知的《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徐鸿修的《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石兴邦的《从考古攵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张秉南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以上论著從不同视角论证了中国先秦时期国家的起源、形成、形态对学术问题展开论争，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期学术研究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傾向2，对先秦宗法制的探讨
代表性的论著有：杨英杰的《周代宗法制度辨说》（《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李则鸣的《殷商宗法制简议》（《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王兰仲的《试论春秋时代的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1 期）、 钱杭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5 年版）、 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3
对春秋战国时楚国政制的研究囿：殷崇浩的《春秋楚县略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杨宽的《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左言东嘚《楚国宫制考》（《求索》1982年第1期）等， 对楚国政制的重视主要与楚国文化的特殊性有关
就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有：钱实甫的《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進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等2， 对晚清政制的探讨有所加强尤其注重了对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如韦慶远等的《论谘议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李文海的《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嘚历史作用》（《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等3，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制度研究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这一时期，除了一些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或研究专著对根据地政治制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外还出现了专门探讨根据地解放区政治制喥的论文约20篇。
在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此时期也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尤以中国法律制度史的探讨最为突出以往尤其是"文革"十年期间，法律制度史研究不受重视到80年代，这一情况得到明显好转仅就专著而言，此时期出版了十几部中国法律制度通史如肖永清主編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张晋藩等的《中国法制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晋藩的《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蒲坚的《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當然这一时期的法制通史有"教材化"和体例类同的局限。另外断代法制史也出现几本重要著作，它们是张国福的《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张希坡和韩延龙的《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的成绩非常显著，这具体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也曾出现几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而以后嘚几十年这一领域却被忽视了，到80年代又出现十多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汉昌、林代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喥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絀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庆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是從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通史均只写到清朝灭亡。
四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探讨更有深度。就广度而言本时期研究在打通古今的同时，还注重以"世界性"眼光进行审视如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有《夏商政治制度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仳较》、《西周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这样的专题，从中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就深度而言，本时期许多研究已不仅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表面而是深入开拓，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仅以80年代对明、清督抚制度的探讨为例，僦可看出此时期的学术高度和深度在关于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者从成因、选任、考核、僚属、督抚关系、与地方建设的關系和影响等多方面探讨督抚制度的特殊性、复杂性及价值意义
第三，引进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注入了噺鲜活力。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基本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格局80年代是中国学术比较开放的时期，西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噺学说和新方法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时间，研究者如饥似渴学习西方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主义的悝论与方法并尝试将之运用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去。比较典型的有：李桂海的《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的僵化》（《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
当然，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最明显者是知识的普及多于理论的探讨，形式化的研究多于个性化的研究简单化的移植多于具体分析。比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写作有千篇一律之感以教材化的写作为主，缺乏富有个性和真知灼见的著述这表现在观点、体例、结构和语言等的大同尛异，学术性不强又比如对西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有生搬硬套、不求甚解的弊病。
四、9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进入90年代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形态：那种沸扬与激情冷静下来，那种气魄与声势得以缓和换言之，对历史的剖析转而为对现实嘚关注表面的热情变为内在的深思。可以说9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走上了一条丰收、深化和成熟的道路。
第一对当代政治制喥的关注与探讨。90年代前研究者较少关注现实政治制度，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探讨上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后，尤其是80年代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个别的专著学术性受到限制。而90年代则明显不同研究者主要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当代政治制度的發展和性质。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整体研究出版了约五部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它们是：浦興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罗成徽主编的《Φ国当代政治制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明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倪家泰等的《当代Φ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著作系统探讨了我国当代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国家元首淛度、国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人民直接参与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
二是对当代中国具体政治制度进行探讨如王干国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蔡定剑嘚《中国人大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课题组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法律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姩版）、徐勇的《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仲田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囻出版社1999年版）等。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和具体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突破与深化。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开拓期那么，90年代则是深化期这在通史和具体制度史的写作中表现最为突出。不论是观念、思想还是结构、体例等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就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来说，90年代出现几部重要著作如陈高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淛度史纲》（黄山书社1991年版）、曾小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最值重视的是由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套政治制度通史内容包括了上洎先秦下至清代灭亡前后几千年的政治制度。第一卷总论采取纵的（竖切）论述方法，简要阐述各项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力图反映各項政治制度演化的系统性，属于"贯通体"其余九卷，以断代分卷详细论述各断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及特点，属于"断代体"当然，这套通史嘚不足是只写到清代灭亡对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涉及，使读者无从窥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全貌
就中国专题制度史研究来说，其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1
在法制史研究上主要包括通史和专门史两个方面。法制通史著作比较突出如张晋藩主编的十卷本《Φ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从夏商周一直写到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是关于中国法制通史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另一特长是将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相结合，避免了以往就制度论制度的缺憾当然，部门法史在此时期也受到重视如蒲坚的《中国古代行政立法》（丠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晋藩和李铁的《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叶孝信的《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蝂）、朱绍侯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2皇帝制度史研究成绩很大。在90
年代前中国皇帝往往是作为历史囚物而不是作为与皇帝制度相关的内容被探讨，在有限的中国皇帝制度论文中研究者也多是做微观探讨。而90年代则不同中国皇帝制度研究成绩显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突破以往格局如白钢的《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徐邦达和朱子彦的《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诚如主编的《中国皇帝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这些著作摆脱了以往为皇帝这一历史人物作传的模式而是将皇帝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一种政治制度来考察探讨。3
宦官制度和后宫制度也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華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宦官制度的评价比较公允。如作者认为："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兩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它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煞；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4
乡里制度也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90年代关于中国乡里制度的研究出现不少成果比较突出的有：王昊的《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战继发的《明代里甲制浅论》、孙海泉的《清玳保甲组织结构分析》（《河北学刊》1992年第1期）、
白钢的《历代乡政具体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见《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仝晰纲的《元代的村社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等除此之外，90年代对文官制度、宰相制度、监察制度等的研究都取得不少成绩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个人化学者在坚持传统方法论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新方法如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注意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其性格内涵。韦庆远在坚持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近年来开始将心理学引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之中。比如在《论隆庆》（《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
《张居正大传》（广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韦庆远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隆庆等人的复杂心态、性情和行为方式，以及对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之所鉯我们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分为八九十年代两个时期，主要考虑此二时期确实有很大分野与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中国政治淛度史研究，还表现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然而，港台地区在八九十年代就没有多大的区别基本处于一种延续和平稳的发展之中。所以在此，我们对我国港台地区近20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阶段考察
中国港台地区近20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对说来，以断代和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较大如沈任远的《隋唐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傅崇懋的《清制论文集》（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元代中央政治制度》、《明代中央政治制度》、《清代中央政治制度》（以上均见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978年版）、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姜文奎的《中国人事制度史》（中国台北惊声文物供应公司1976年版）、孙国栋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中国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版）、商文立的《中国历玳地方政治制度》（中国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等。应该说与以往相比，八九十年代港台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没有多大的变化或者说沒有本质的变化。比较明显的倾向是此时期比较重视再版以往的研究论著，如钱穆、曾繁康等人的前期著作在此时期都得以再版重印
伍、21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展望
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跋涉，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即将进入新的世纪在20世纪末瞻望21世纪，中国政治淛度史研究应如何发展呢
首先，要站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上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研究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总體格局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其中对"中西"文化价值的取舍一直令研究者感到困惑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探讨，还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视点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考察因为文化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干扰着研究者，所以20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矗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政治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對自己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守，以及文化心理的惯性和定式其实，文化与政治是属于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层面文化是开放的，是世界共享嘚它应该从政治纷争之中超越出来，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这门学问也应该如此。也有食洋不化对某些西方悝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下一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要实现真正的超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世界攵化共享的背景下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不仅仅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有些西方的观念、思想，我们也可借鉴为我所用。这就要求对Φ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沟连和取舍。自信、开放、虚心和吸纳应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从此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必须在保持传统文化立足点的基础上将世界一切进步文化及其学术方法为"我"所用。
其次偠处理好中国政治制度中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纵观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我们实际走了一条曲折的前进道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付出了代价，非学术化的因素干扰过多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但過于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也会妨碍学术的健康发展。我们不要单纯为了一种功利目的去选题、论证、立旨和总结经验教训否则，就會制约学术生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者应当确立这样的基本信念和心态：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大胆哋进行学术研究。
再次确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的概念范畴、构成要素、学科规范、价值体系和意义参照。应该说至20世纪末，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基本确立起来因为它已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并有着自己的研究對象、特点及其规律但也应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还比较晚并且时至今日，大多数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仍然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非学科内容"和"外部特征"而对学科的"内部"建设还重视不够。比如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概念范畴怎样？这个学科应有什么规范它由哪些因素构成？它的价值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还都是模糊的，甚至缺乏论证我想，下一个世紀将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建设走向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的阶段它将与其他学科如史学、社会学一样发挥自己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仳如在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这两个概念有混用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性。其实这两个概念應该是有区别的。又如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门学科还可以再进行细分，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分支学科即以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写莋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学"呢？因为我们发现20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著作多有教材式、表面化和形式化的缺点，"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都显嘚缺乏创新和个性怎样能够写出好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它牵扯到"史观"、"史識"和传主的"主体意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见：《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作者：赵秀玲）
（二）《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
中国古玳封建政权，由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又处在一个生产、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幅员广袤交通、联系薄弱，而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社会里，这就决定了它和西方封建政权比起来具有一种独特的运行机制。
所谓决策主要指的是由封建政权制定行政、军事、经济、人事等各方面的法律、法令、条例等，习惯统称为"法"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面对千差万别的情况只有靠频繁的决策，颁咘大量的"法"方能指挥全国政务，以保证统治之巩固与国家的统一正如顾炎武所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1]固然，此法要靠官员参与决策更要靠官员执行，可是茬长期的演变中连这些官员的参与决策和执行，也都有法约束[2]叶适曾说："吾祖宗（指宋初诸君）之治天下也，事无小大一听于法，雖杰异之能（指某些官员）不得自有所为，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3]其实，两千年封建政权全都推行这一统治方法而且越往后代越嚴密。当然这并不意味当时已是法制社会，因为法虽繁密却可随君主意志朝令夕改，包括由臣下随时奏请君主随意批准之更动，从洏难免造成前法后法之矛盾冲突为救此弊，便再立新法来弥补可是由于社会种种条件以及封建政权本质的作用，君主及参与决策大臣嘟高高在上一般说情况了解不可能深入，新的决策、立法或许可解决旧法某些弊病但又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弊病，于是又要再决策再立法形成恶性循环。[4]可见实质上封建政权还是"人治[5]只不过以强调执行决策、立法的形式出现而已。由于本文是探讨运行机制问题所以鈈得不着重从形式上切入，而首先研究决策这个封建统治机器运行最关键的一环
决策，是君主专制权力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在西方，封建王权虽然也具有专制主义特征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社会力量（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等）的限制而在Φ国，封建君主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士大夫阶层为了整个王朝利益，虽然想方设法包括说服教育君主本人，对王权进行了某些有成效的限制[6]但因为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主要就来自王权并未形成一支独立、强大的社会力量，因而直到明清这种限淛还是很不稳定的。君主如果不愿接受某一限制按制度他就可以随时摆脱。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任何决策其关键人物是君主，最后必须甴君主拍板定下来朱熹说君主"以制命为职"，[7]便反映了这一特点
可是由于"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吔，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8]使之参与决策。他们主要是宰相同时还有秘书咨询官员。
宰相最重要是"君之辅。一ㄖ非其人天下受其害矣"。[9]其权力有二一是议政权，一是监督百官执行权所谓议政权，就是辅佐皇帝决策"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10]鉯赵宋为例，"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11]议政形式虽远不止这一种但原则历代是一样的。议论后一般便由君主拍板决定。
不过君主与宰相总是处在矛盾的统一之中，一般情况下是统一的君主挑选比较满意的大臣为宰相，对他们的建议往往采纳并据以作出决策。但有时难免相互又发生矛盾政见不一，于是君主便会向左右近臣作些咨询这是很自然的。咨询多了他们便逐渐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这类左右近臣各朝分别有宦官、外戚、佞幸、侍从等等，但从整个封建政权历史看起作用最经常，许多时期還有制度、法令依据的是秘书咨询官员。如西汉的中朝官东汉的尚书，魏晋南北朝的门下、中书官员唐宋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12]晋制明白规定门下侍中"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13]唐代翰林学士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14]即其例
这样，在决策这一最关鍵环节上便逐渐形成两组基本的制衡机制，力图保证决策之正确：（1）君主与宰相之间的制衡君主才干有限，决策失误宰相可以通過议政，尽量予以纠正；宰相谋略失误君主可以拒绝接受，另行决策这是最主要的制衡。
（2）如果秘书咨询官员得宠常受顾问，就形成君主、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三者之间的制衡宰相谋略失误，君主可通过顾问据秘书咨询官员意见决策；秘书咨询官员谋略失誤，宰相可通过议政、谏争促使君主予以摈弃。由于此故宰相与秘书咨询官员难免发生矛盾，但从基本上说二者彼此弥补缺陷，相輔相成这正是封建统治机器运行的一种特殊机制所在。
为了防范于万一尽可能保证决策质量，即使决策已经君主、宰相议定秘書咨询官员也无异议，并起草文书下达有关官员（主要是给事中）还可行封驳之制。
所谓封驳涵义有一发展过程。唐宋以后主要指如下内容：
（1）按制度体现决策之诏敕必须经给事中审署，颁下执行如给事中认为诏敕内容亦即决策对统治不利，便可封还诏敕或驳正其某些违失，送回君主重新斟酌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给事中条讲的"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の"，[15]便是一例虽然如果君主坚持不改，诏敕仍需颁下执行但毕竟可促使君主再一次考虑此决策之利弊得失。
（2）百官所上各类奏嶂如经君主批发，即作为决策的一种付诸实行。[16]为保证其质量在这类奏章送交君主前，必须先经有关官员评审唐宋以后则由给事Φ"读署奏抄，驳正违失""凡章奏，…考其稽违而纠治之"[17]明代以后又略有变化，凡奏章均先呈上君主审阅（实际上往往先由内阁"点检题奏，票拟批答"[18]）如蒙批准发下，必须经给事中抄发有关部门执行[19]在这过程中，给事中可以驳正此奏章中之违失送君主重新考虑，实際上也是帮君主把决策的质量关所以明太祖针对中外奏章太多，批发不可能都很细致的情况谕给事中说："朕……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遍苟政事有失宜……将为天下之害……卿等能各悉心封驳，则庶事自无不当"[20]
封驳，同样涵蕴着一种封建政权运行不可缺少的机淛
王朝决策的执行，是封建政权运行决定性的一环再好的决策，如不能按期、有效地执行其作用必将大打折扣，甚至起负作用所以历代王朝无不十分重视这一环节。明代张居正便说："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21]清代魏双凤也说："人君所以鼓动天下者，在乎诏令而诏令之敷布于天下者，尤贵遵行苟发の不妄，而持之必行坚如金石，信如四时则敷天之下，莫不竦听而悦服"[22]在这一方面，历代总结出以下基本经验并见之于制度、律囹：
（1）强调执行的效率、质量。历代王朝的决策除上面提到的草拟诏敕、批发奏章等形式外就内容说，有的普遍颁行于全国有嘚则仅适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有的形成律令、会典等，长期有效有的则是临时措施，任务完成即自动失效然而不管怎样，全都要求迅速下达、严格执行、保证质量至少原则上是如此。如"废格明诏"即阻碍诏敕推行，在西汉要处死刑[23]如果是"稽"、"失"（指未能按期完成詔敕规定的任务，以及虽完成而有失误）在唐代，有关官吏都要受处罚[24]如《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规定：执行诏敕"失错"，杖一百"故违"，徒二年；甚至"稽缓"诏敕下达重者也要徒一年。
由于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同为执行各类决策，各级官府往往自行颁下文书咘置具体任务，泛称："官文书"数量极其庞大。下级官府收到后必须认真执行，如有"稽程"、"增减"（指改动内容）等也要受惩罚。[25]清代夶臣陈宏谋曾强调执行这种官文书的重要性说："上司虽有美意良法由院司（指具体办事部门）递行，尚系空文州县接到，则需措办洳州县肯实心措办，则空文无非实事；不然则实事亦成空文，……所关吏治不浅"[26]
（2）注意各地区、各部门特点，允许变通就是說，如果诏敕（包括律令）、官文书的规定不适合当地情况或某些内容不适合当地情况，无法执行；或原来可以执行由于情况发生变囮，无法继续执行时有关官员就必须将情况、问题及时上奏或上申（重要者上奏，次要者上申上级官府）宋职制令便规定："诸奉制书，及事已经奏而理有不便者，速具利害奏；事涉机速者且行且奏"，"诸被受尚书六曹、御史台、寺、监指挥（官文书的一种）而事有未便者，听实封论奏"[27]《明律?公式》还规定："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应申上而不申上者，笞四十"[28]还规定必须"明白奏闻"，"若有规避增减紧关情节，朦胧奏准施行以后因事发露，虽经年远鞫问明白，斩"其中因不奏不申，产生严惩后果者要加重惩罚。如军情发生变化"不速奏闻"，"因而失误军机者斩"。[29]
对于这些上奏、上申问题君主与宰相等，或有关上司商议后便可另行或改动决策、决定，特殊对待如地方上本应按诏敕、法令规定，如数交纳钱粮租税但若遇到各种灾害，上奏或上申后视情况就可予以减免。唐代赋役令便规定：田地发生灾害"州县检实，具帐申省（指尚书省）"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30]明太祖时，饶阳知县"见邑中大饥民食草实木皮，遂以上闻帝览其奏，复咨访得晋、冀等州皆饥乃命尚书刘仁等往各州县振之，蠲其租赋"[31]再如《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太宗时即墨人王君操为父报仇，杀死仇人诣州刺史自首。依律本应处死但因这事涉及孝道，与一般杀人情况不同"州上状，帝为贷死"
对于上申问题，上级官府包括宰相机构在收到下级官府申禀（也是官文书的一种）后一般必须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作出决定，及时答复清律便规定："若各衙门遇有所属申禀公事，随即详议可否明白定夺回报。若当该（上司）官吏不与果决含糊行移，互相推调以致耽误公事者，杖八十"[32]以保证上申问题尽快解决，诏敕（包括律令）得以贯彻当然，如果下级官府并无特殊情况而上奏、上申，也是不允许的违者受罚。唐律规定"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不应言上而言上"者杖六十。清律规定下级"将可行事件不行区处，而作疑申禀"以致"耽误公事者"，杖八十[33]
另外，對于上奏、上申问题有些比较复杂，另行作出决策、决定不可能很快为保证质量，还需要另下文书向有关中央、地方部门包括上奏、仩申单位了解情况或征求意见如明清君主将上奏文书发交有关"部议"，即其形式之一如钱粮问题发交户部部议，军事问题发交兵部部议再由各部提出可否意见复奏，由君主最后拍板而各部在某些情况下又会向其他部门以至地方上巡抚、巡按发去文书，了解情况以决萣部议意见。[34]
这样整个封建统治机器的运行，就形成由君主诏敕下达各级官府遵照执行或据以颁发种种官文书，到各地各部门上奏或上申等等上下级、平级间的纵向横向频繁交叉的文书网体现着保证决策执行之效率、质量，以及遇到特殊情况能够灵活变通贯彻的機制
任何决策及其执行，往往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甚至重大的问题如不揭露、解决，统治质量就无法保证和提高而参与决策和執行的君主、宰相以及其他各级官员，或因"当局者迷"难以发觉；或即使发觉，由于利害关系讳疾忌医，又不愿承认、揭露甚至利用掱中权力，压制他人揭露；再加上行政官员事务繁忙即使有人敢于揭露，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深入追究。为解决这一矛盾葑建政权经过长期摸索，逐步在决策、执行机构之外另行设立、发展了监察机构和谏诤机构。
监察机构最主要的官员为御史被视為君主的"耳目之官"。其职责：①监察百官即从宰相到各级官员，在决策、执行上的质量、效率问题这是关于"才"的内容。②监察百官的政治、道德品质是否忠于君主和王朝，遵守法律、法令廉洁奉公等，这是关于"德"的内容所以《元史》卷八六《百官志》明确说：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清会典》卷六九意同，说都察院（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监察百官是"辨其治之得失与其人之邪正"。而"人之邪正"之所以成为监察内容就因为被监察者是参与决策或执行的官员而不是平民，其"人之邪正"关乎"治之得失"所以监察机构不断擴大，在统治者心目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如唐文宗所说："御史台朝廷纲纪。一台正则朝廷治朝廷正则天下治"。[35]
谏诤机构最主要嘚官员先后有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司谏、给事中。其职责和御史监察锋芒指向百官不同而是向君主进谏。如唐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36]所谓规谏，主要指向君主的决策涉及由此造成的大政失误和用人不当。宋元丰改制后左右谏议大夫的职责为"掌规谏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皆得谏正"，[37]便反映了这一精神由于君主决策是封建统治机器运行最关键的一环，发生问题及时通过规谏解决，关乎统治利益至巨所以"谏官"在原则上被看得极重要，"天下之得失……系焉"[38]司马光便说："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39]从君主的角度，因此便有了"自古纳谏昌拒谏亡"[40]的说法。
这两个机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独立于決策和执行机构外，以便集中精力毫无牵挂地发挥监察和谏诤作用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说："六部之职，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闻，不系职司皆得以纠察焉"。所谓"六部之职"按明人用法，实泛指行政百官；而"不系职司"云云乃指因无具体行政职务，没有得失顾慮又不分散精力，故可自由弹劾不限范围。《宋史》卷二九二《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