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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转败为胜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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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转败为胜的星座（图片来源：资料图）
第一名 摩羯座
摩羯不容易成为一般人&第一眼&就看中的目标，但只要有时间让大家看第二眼、第三眼......走到最后，摩羯这块待琢的璞玉，一定可以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摩羯的脚步虽然不快，但是他的认真勤恳却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在经历风雨飘摇的打击与接踵而来的考验之后，摩羯终将绽放光芒。
第二名 金牛座
金牛一开始会输在速度，但却能赢在结果，因为他在努力的过程中能避开许多别人躲不过的浩劫，稳稳前进。有人因耐力不够而中途放弃，但金牛不让自己有休息的机会；有人因心意不坚而任意改变方向，但金牛绝不心猿意马；有人因爱比较而影响心情，但金牛只想用勤奋换取属于自己的成功。
第三名 天蝎座
天蝎的神秘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但也成了他和别人之间一道无形的鸿沟，这一点对实力坚强的天蝎来说，或许不是致命的伤害，但仍代表着某种程度的障碍。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磨合机会的增加，天蝎终能渐渐打开心防，神秘面纱的透明度也不断提高，在天助自助的情形下，走出开阔的一片天。
第四名 处女座
处女是一个喜欢动脑的人，虽然他需要先建立基本模式和可依循的轨迹，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安心出击，但是他却不会因此被既定的规则牢牢限制住，因为他有找出最佳方式的企图心，也懂得变通转化的技巧，所以反而可以借助已经稳固的力量，再顺应情势延展出对自己有利的途径，渐入佳境，脱颖而出。
第五名 巨蟹座
巨蟹极容易受到惊吓或影响，尤其身处在陌生干活时高度压力的环境里，更让巨蟹头皮发麻、不知所措。不过，还好巨蟹由一个过人的强项，就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当他哭够了、擦干眼泪，把悲愤转为力量，立刻就能变身成一架冲破天际、遥遥领先的火箭，让大家见识到外硬内软的巨蟹那股惊人的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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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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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西柏坡走
　　1988年，我写过一本书，书名《东行漫记》，副题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里”是哪里呢？是西柏坡。
　　为何说“从这里走来”
　　书出之后，《东行》这个书名叫得很响，不仅叫遍了神州大地，还叫出了国门。首先是有几十家报刊评论。新华社说：它是斯诺《西行》的姊妹篇，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老作家与评论家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用长篇纪实文学描写当代领袖的划时代作品，是纪实文学的新突破，作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刘澜涛、杨成武等都题词赞扬这本书。省委第一书记读后受到领袖廉政、俭朴事迹的感动，向全省干部推荐阅读。后来江泽民总书记亦借阅了此书，请看下面这封来信：
　　阎涛同学：
　　您好！给您写信不为别的事，单为向您要书，要您的《东行漫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您虽然送过我一本，我也当作最喜欢的书在珍藏着，但您必须再送我一本，原因如下：
　　咱们的老乡韩怀智副总长，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到青海视察时，带了一本您的大作在路上阅读，江总书记看到后要借着看看。
　　但到视察结束，也没还给怀智，他把书留下了，让怀智再找一本。由于该书畅销读者喜爱，既买不到也借不到，韩才托我一定要请您给他找一本。
　　老同学，您看怎么办？我知道跟您要书的人很多，您也有难处，但您不可能一本也没有吧，只要有一本就该贡献出来，以还韩副总长之愿。不然我可就上门强拿了。
　　祝您再出好书！
　　于北京
　　这本书出版后即连印四次，仍然脱销，因而给作者带来很大麻烦。最初是将我的书房变成了“畅销书店”，还加作者签名，只是光签不售，“畅销”得很，而且保持多年，上门客一直络绎不绝。随后是邮寄，寄往全国各地。几十年未曾联系过的小学或中学同学，由深圳或兰州来信要书，还有同学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又是光寄不售。作者为朋友或为朋友的朋友买书，花掉了这本书的全部稿酬以后，又贴进去了不少。
　　十年来畅“销”不衰，故《东行漫记》这个书名，也响亮地叫了十年。从今年年初以来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书的再版，删掉了《东行漫记》的书名，将副题“转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成为此书的书名，随后，一部向国庆50周年献礼的电视片、一首献礼的歌曲、报纸的专栏……都跟我十年前即印在书封面的这个副题叫了个同名。还有，西柏坡的展览大厅，迎面也写上了这么几个大字：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为何这个“走来”一下子时兴并这么火爆起来呢？一是天时，今年是新中国的五十年大庆；二是人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更加清楚并承认了新中国是从西柏坡这里走来，这个名更符合这一本书的内容(电视片、展览等都未脱离此内容)。
　　这部近30万字的书，全部内容都写的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如果简单说，那就是：我们党中央与人民解放军的五位总指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是在西柏坡这里指挥各个战场，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了蒋家王朝,这才“走来”了新中国。如果没有在西柏坡的“伟大转折”，没有在西柏坡获取的天翻地覆的伟大胜利，新中国便不能走来。
　　“走来”得不容易，书写得也不轻松。一直到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四十周年的时候，还没听说过有一部用长篇纪实文学写毛泽东的书(也因此，《东行漫记》被文学界称为“第一部”)。因为在那几十年中，作者不可以，也不准许到国家档案馆或中央党史办去查阅有关资料，只能去寻找当事者采访第一手资料。而且写出来还很有可能没人敢负责出版，因而便没人写，或许说很少有人要写。我便是这“很少者”中之一，在当时或许即是惟一者。
　　我是从党中央离开西柏坡那年想到要写的，次年便开始收集资料。计划寻找所有在五大书记身边工作过的人，比如他们的秘书、参谋、警卫、卫士、司机、马夫……包括他们的亲属。不管天南海北，几十年不断，其中一次采访途经16个省，仅火车路程即达22000里……到1986年完成书稿后，还没有出版社敢出，说写领袖的书没有人敢做主。放一年多后，即到1988年，从开始采访写作算起，到这一年，历经38年才遇上机会出版。出版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说好的有问是否都是真事，有托作者买书的……下面是两位当事者的来信：
　　阎涛同志：
　　您好！从昆明军区空军司令部见面后一别多年，不知您的一切可好？
　　我在下来以后回保定居住。最近从刊物上看到连载您的蓍作《东行漫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您知道，我在西柏坡的时候，给周恩来副主席做参谋，天天都在主席与几位副主席身边工作，那段“光辉的历程”在您的书里形象生动地记下来了，在同类书中我感到您这本写得最好。我是当事者，您这本书写得最真实。那年您由石家庄到昆明找我访问时，便感到您为这本书历尽了辛苦！您的文字语言也好，我很喜欢，写得很朴实很生动。
　　只可惜这本刊物未能全部连载。在保定买不到您的书，就让女儿从北京给我买，她跑遍了北京城也没买到。没法子才想到求助您，又不知您的地址，只得试着托河北作协转交。我不仅想读完这本书，还想把此书作为最珍贵的纪念品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望千万帮我买一本。
　　敬礼！
　　刘波文
　　阎涛同志：
　　您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就送了我们《东行漫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反复看了好几遍，因为书中写的不少事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尤其感到你写的那么多情节细节，是那样的真实，主席说的话不少都是原话，好似你是亲眼看到与听到似的。可见你的调查下了大功夫。包括我们的一些战友，对你这本书的评价很高，都认为是本好书……祝你身体健康！
　　李银桥、韩桂馨
　　于北京家中
　　要说这一本书有点儿价值的话，我想不是作者的才华和学识，而应该说是用辛苦浇灌出来的。38年写一本，比一年写10多本总该好一点的，慢工出细活儿嘛，功夫到了自然会有成功！十年畅销不衰，不易；十年后又能火起来，更不易。年初再版，印数并不少，但可能已经售罄，因为已得出版社通知，要作者再次推敲每个版本的文字，日前又要再版，并已列为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书。
　　为何说是从这里打出来的
　　建立新中国的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推翻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这场战争打了三年，第一年国民党的800军队大举进攻，100多万人民解放军只能撤退。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前半年仍未扭转局势，比如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中转战陕北一年，除了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打胜几个战役，中共中央机关在前半年仍处于撤退的形势。第三年，情况便大有不同，来了个“伟大的转折”，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连我们的毛主席都没想到会这么快。他曾设想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最初从香港接来的民主人士，即送到了哈尔滨)，并在这儿筹建新的国家。谁知没几天，东北全境解放，华北、中原解放，百万大军渡长江……如秋风扫落叶，在这神州大地上，自北而南，哗啦啦一声响，便将“落叶”扫掉了！
　　这个总指挥就是毛泽东，以及包括他在内的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毛、刘、周、朱、任“五大书记”。有迷信人私下说，是因为西柏坡的风水好，毛泽东到了西柏坡才转败为胜，节节胜利，呼啦啦便夺得了天下。此话当然不可信，毛泽东若是到了东柏坡，或者其它什么坡，也照样夺得天下。毛泽东和他的几大书记，在西柏坡到底指挥了多少战役呢？是不是在这里打下的天下？
　　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没几天，刘少奇、朱德与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于1947年的春天便来到了西柏坡。那时在全国其它战场，解放军还处于劣势，但在华北已经有少奇与朱总的策划与安排，并协同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野战部队开始了反攻。6月至11日，进行了清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四个战役，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尤其是石家庄战役，是这场战争中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市。隔了一年，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于1948年的春天，也来到了西柏坡。即从刚来到的5月起，到次年3月，在10个月内，他们五大书记指挥全国各战场，进行了24个战役，其中歼敌10万到55万的大战役即有8个。总起来说，毛泽东等五大书记在西柏坡共指挥了28个战役，歼敌248万8千多人。
　　其中的三大战役，那是最后的决战。如果没有其它一些大小战役的大量歼灭敌人，使敌我双方基本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便不可能有最后的决战。如在第一个大战役――辽沈战役打响之前，便已打胜了石家庄、开封、睢杞等16个战役，其中的济南、太原等战役,歼敌均在10万人以上。正是有了这些战役，才有最后的大决战。
　　1948年的9月12日至11月2日，毛泽东和他的几大书记，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战役。为什么说是毛泽东等几大书记指挥的呢？因为是他们在西柏坡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从战役打响之后到结束，他们在这里起草了46封电报，即指挥命令，发往东北前线指挥部(加打响之前起草的电报，共77封)，连从哪儿开刀都说到了。
　　辽沈战役从打响到结束，共用52天，林彪部队虽然伤亡了6.9万余人，却换取了歼国民党军47万余人的胜利。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1月6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指挥华东与中原两大野战军，打响了淮海战役。淮海前线指挥部共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起草的电报命令64封，其中包括作战方针和各个阶段的作战部署。如电报内容有：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扫除徐州以东之敌，断其海上退路。打法是，先来个中间突破，然后全歼黄伯韬。第二阶段……刘伯承与邓小平看了电报心领神会地微微一笑说：“这叫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
　　到第二年，即日，淮海战役结束,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队55万多人。可以说，这是国共双方最关键的决定胜负的一次大决战。即如战役在准备部署的时候，朱老总在西柏坡所指出的：“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就是胜败已经决定，而且结束战争也是很快的事情了。
　　比淮海战役晚23天，日便开始了平津战役。又淮海战役结束后21天，即次年的1月31日结束了平津战役。由西柏坡发往平津前线的电报命令是89封，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所以有人说，“新中国是从西柏坡打出来的”，也有人说，“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都说得不错，形象而生动。战争虽然没有在西柏坡，但中共中央在这里，解放军总部在这里，所有的重要战役，也就是整个的解放战争的大部战役，是由这里发出的命令，是由这指挥的。在这里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这里决定了建立新中国。
　　土坯屋决定国家大命运
　　一架标有“青天白日”的客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这是1949年的2月22日下午4时30分。石家庄解放已经一年多了，敌方的飞机为何能在这儿降落？机上又是何人？只见飞机上下来的是几位有名望的70岁上下的老者：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等。机场上已有人等着迎接。他们是杨尚昆、李维汉和汪东兴。
　　此时，正是三大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代理总统，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之时，代总统请四位名士到北平探扣和平之门，四人遂于2月13日以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往北平。北平副市长徐冰到机场迎接，并将客人迎送到六国饭店。叶剑英市长接见，并设午宴招待，在座的还有董必武、林彪、聂荣臻、傅作义等。
　　四代表分别进行了访问，并与叶市长单独谈过，表明他们带来的南京的意图：解放军能否停止南进，留给国民党半壁江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江庸最后说：“要打仗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现在蒋介石下台了，已是李宗仁执政，他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共产党亦不妨答应。因为和平又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
　　“诸位的意见，谈判如何进行呢？”叶剑英问。
　　四人面面相觑，一时未能回答。因为如何谈法，他们并未考虑和商量。只表示现在惟求答应可谈，并见毛主席一面。此时这几位一心谒见毛泽东的来客，可能以为毛泽东早已进驻北平了呢，并不知道他尚在千里之外。
　　只隔一天，叶市长便回答了他们的请求：“毛主席答应了接见诸位。”几位代表听了，极感荣幸万分，即刻显露欢欣鼓舞的心情：“蒙毛主席俯允，不虚此行！”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还要乘飞机去石家庄拜见。这当然毫无问题，甭看都是古稀之人，只要能见到毛泽东个个都不辞辛苦，人人皆精神抖擞，再远的地方都能去的！
　　尚未成行，原驻守平津的60万大军的总指挥，刚刚又在和平解放北平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傅作义将军，听到答应了南京代表去见毛泽东的消息，立即提出要求，他亦请求谒见。理由是：北平虽已交出，但尚有些细节需与毛主席当面商谈与说明。叶市长随即请示，中央即刻答复，可一起前来。
　　此刻，傅作义正在六国饭店。因为行程在即，他似乎未加考虑，便找到了饭店经理王拓(原北平地下工作者。六国饭店原为英国人开办，北平解放，王拓授命带人接管)。
　　“王经理，能帮我买几条好烟吗？”
　　“买多少？”
　　傅将军将一方白布展放在桌面上：“就这么一包袱吧。”
　　“买这么多干嘛？”
　　“有用，有用。”然后又掩不住兴奋地说：“我要去见毛主席！”
　　从停在石家庄机场的这架客机上，走下四位老者之后，便看到傅作义手提一包袱哈德门香烟走下飞机。他的秘书阎又文虽紧随其后，他却并不让秘书代劳，好似只有亲手提着才好。
　　杨尚昆欢迎词后，便互相进行介绍，一一握手寒暄。
　　当江庸握住杨尚昆的手时，说了这么一句：“我们还是亲戚呢。”他见杨尚昆不明白，又接着说：“您是我的岳叔啊！”原来江有个太太是杨的一个当家侄女。这时，傅作义将军走过来，从包袱里抽出两条哈德门要送给杨尚昆，杨说：“我想，您一定是带给毛主席的，那就带给主席吧。”时已近午，杨尚昆等将代表团接至中央交际处――石家庄饭店(一所二层小楼，位于人民公园门口往南不远，后为军区招待所)。午餐后，一行人乘吉普，沿滹沱河西上。这又是南京来客未曾想到的，毛主席竟然还在百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子。天擦黑，吉普车开到中共中央与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中央大院北面的后沟，在朱德办公处一个石窑洞的西侧不远，有几间土坯平房，完全如同民房，却称作中央招待所。周恩来早早等在这里迎客。
　　周恩来热情招待客人吃过晚饭，毛主席即乘辆吉普前来会见。往常，主席到朱总住处来，是从不乘车的，因为相距并不远，一住坡前，一住坡后，转个小弯儿，绕过山嘴即到。客人住处，还近几步，今天却乘车来了，好似远道而来。是不是不愿告诉南京来客：毛泽东就住在这个西柏坡。
　　客人们听到刹车声，周恩来说句：“主席来了”，大家都迎出门外。只见傅作义将军上前一步行个军礼，声音有些激动地说了句什么。毛主席却坦然回答说：“你办了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大好事当然指的是和平解放北平，这要避免多少损失啊！)来客中有数位曾跟毛泽东见过面，甚至有过交往。久别重逢，便分外感到亲切愉快，说起来话多。
　　50年前，并不久远。但成为历史的这些中国当代的要人，相聚在西柏坡这间土坯屋里，并不像在谈判中国当今大事，却像在谈古论今，自由自在地漫谈。谈他们的过去、别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然而，来客却都窥见了毛泽东的思想、抱负、学问和性格。江庸人在土屋心却忽然飞到了古代，似乎看见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帝。来到帝王住处，刚一拜见，便感到光武帝的恢弘大度，即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在此时此刻为有此感觉？今朝英雄豪杰，岂是汉光武帝所能比拟？只听毛泽东在继续说：“您们为和平远道而来，我们非常欢迎，因为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和人选双方都需要事先考虑。”(后不久即有以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等为和谈代表，在北平进行谈判。)几位代表听了，便全然明白，他们的来意已由叶市长转达。主席此话便是明确回答：完全可以谈判。
　　其实，几位代表前来目的已经达到，不就是希望中共能答应谈判吗。至于能不能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那要双方均提条件再行协商。今晚这近两小时的会见，仅初次见面的一次漫谈，次日又安排了一次正式会谈。
　　这是2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和李维汉，又来到了西柏坡后沟这间土坯屋。可以说，现在国共双方在此会面的这些“代表”，均为当今中国的“风流人物”，所谈又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情。屋小办大事，可不要小看了这间土坯屋！
　　周恩来主持谈判。所谈事项，正是头晚漫谈中的主要内容，只不过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与肯定。周恩来还真诚地表明了中共方面的态度：“我们已经公布过了，欲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因为已有过重庆和谈，要打的不是我们，现在既然……”下面的意思是可以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最后，几位代表还提出附带的南北通邮与通航问题，这些事一谈便成，双方满意，毫无争议，随后即给住在南北的国人以很大方便。
　　当日晚，周恩来陪同来客，到临时搭建的中央大礼堂观看歌剧《白毛女》。这出戏不知感动过多少人，一次有位带枪的战士竟然忘了是在看戏，差点朝“黄世仁”开了枪。今天又感动了初观此剧的南京代表。邓宝珊先生看见周恩来用手绢擦眼睛，回头又见傅将军的眼泪簌簌地往下落(傅已跟毛、周单独谈过北平的事)……
　　次日上午，周恩来、杨尚昆又与诸位代表合影留念，然后即送客人离开西柏坡。他们欢欣而来，又高兴而去。仍走来时的原路，由北平飞南京。
　　在小村庄召开的大会议
　　此刻的西柏坡安静得很，没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更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只见村前那块广阔而平坦的麦田里，疏疏落落有几个村里的乡亲，在整修麦埂儿。苇塘边的柳枝上涂上了绿色，村边向阳处的杏花已经开放，走到树下可以听到嗡嗡的蜜蜂声。
　　在十天前――1949年的2月21日，中共中央由这里发出一封电报，要求工作在东北、西北、华东、中原等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西柏坡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电报说，“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部署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能到会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
　　现在他们已经陆续赶到西柏坡来了。有的骑马，有的乘车，一个个风尘仆仆。他们有的走进“五大书记”居住的农家小院，有的走进旁边的老乡家。房子均是来前就腾好的。
　　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儿，即由毛泽东住处往朱德住的后沟路过的那个山嘴西侧。这不是民房，是临时搭建的，土坯垒墙，檀条搭顶，没用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一间要顶四五间，人称中央小礼堂。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一个新的国家即将建立之前，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就要在西柏坡这儿召开。为使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筹备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召开。
　　这是1949年的3月5日下午3时，与会委员陆续走进会场。他们是：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林彪、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还有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王震、吕正操、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等19人。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等列席。师哲等坐在主席台旁作记录。把个小礼堂坐得满满当当。这个小礼堂，没有整齐划一的桌椅，而多为长条木凳，及一些七高八低的各式坐凳。
　　3点30分，周恩来宣布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并报告了到会人数及会议程序。
　　接着便是毛泽东作重要报告。浓重的湖南口音在讲：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北平、平津、绥远三种。
　　这“三种方式”，在座的人一听便明白。但在会场内外服务的一些警卫人员却不大懂。他们虽不是会议参加者，毛主席的报告还是听进耳朵不少。他们上岗的时间不能随便说话，下来以后却自动讨论起来：
　　“什么是天津方式？”邵长和问。
　　“用武力解决。”马汉荣答。
　　“什么是北平方式？”李二亭问。
　　“和平解决。”李银桥回答。
　　“那么什么是绥远方式呢？”这个问题一时谁也说不出来，或者知道一些却说不完整。最后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才凑完整了：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后，再去解决这部分人。
　　一拨又一拨警卫人员在换岗，会议仍在继续。只听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响在小礼堂里：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农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在和谈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谈判的时间拟在3月下旬。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会场外面的警卫人员在小声议论：
　　“连半壁江山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理由可谈！”
　　“我原想咱不会再跟他谈了，刚才听主席讲到谈判，还要真心实意跟他谈呢。”
　　“谈成了对咱也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的报告在继续：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一天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午7点结束，然后聚餐。伙食是任弼时向行政科关照过的：过几天要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他们常年生活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现在到中央来开会，我们一定尽力把伙食搞好一些。西柏坡这里还比较富足，村前产不少稻米，滹沱河里还可捉到大鲤鱼。
　　晚上看电影，是苏联无声影片。
　　往后几天，几乎每天都是下午3-7点开会，每次会都有五六个人发言。
　　这个会跟以往一些会议有所不同，会议气氛显得很轻松。与会人员不论是在会场里，还是在柏树坡前的院子里，不论是跟五位书记是在会场里，还是在柏树坡前的院子里，不论是跟五位书记交谈，还是相互间的闲话，都掩饰不住他们的兴奋心情。在会议的空隙里，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即将要进北京的事，建立新中国的事，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国家。
　　这天天气晴朗，气候温和。会议中间休息时，大家走出小礼堂，三三两两的站在院子里说“闲话”。会上的发言又延续到了会场之外，人们止不住内心的兴奋，仍然在谈论着：
　　“这次会议结束，已是3月中旬，下旬即安排与南京政府的和谈，时间紧不紧？”廖承志说。
　　“谈判地点在哪里呢？西柏坡，还是北平？我们的中央机关很快搬进北平，会议结束就要开始行动了，在下旬还要搬家，时间是紧了一些。”杨尚昆接着说。
　　“我们希望这次和谈能够成功，要作好成功的准备。但是，既然是谈判，能不能成功决定在双方，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又要作好打的准备。我二百一十万解放军已经在准备渡江南下，还有五万多随军南下的干部以及无计其数的随军民工，都正在行动着。”周恩来说到这里，任弼时插了一句：
　　“是啊，到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不能让谈判拖住后腿。”
　　“所以要尽早安排，早早决定是和还是打？渡江南下的行动，可比我们这个中央搬到的北平的行动要大得多，不过大小都要办好。谈判地点怕是要在北平了。”周恩来又说。毛泽东站在小礼堂门外的一棵槐树下面，向乌兰夫招招手，乌兰夫即刻走过来，两手相握时主席问：
　　“你想好了吗？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设在哪儿好？包头还是归绥(呼和浩特)？”
　　“我们考虑过了，认为设在归绥较好。主席，您认为在那儿好呢？”
　　“我要尊重你们的意见。”
　　会议的第三天，即3月7日这天，照常是下午3D7时开会。但在晚餐后，8时又开会，直到11时结束。等于又加了一天的班儿。
　　第二天大会休会。这天是“三八”节，与会的女同志与中直机关的女性们，全到东柏坡这边头年才建起的一个简易大礼堂里开会。这个礼堂是土坯垒墙，木结构，上面平顶，两侧稍低，里面有两排大柱子，但很宽敞明亮。聂荣臻、蔡畅、陈毅等在这个会上讲了话。这一天，中央大院的大、中、小灶三个食堂全都会餐，为“三八”节，更是为了这次会议。晚上，由冀中赶来的军区前线演出队，在这个大礼堂里，专门为这次会议演出。晚餐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与全部与会委员，都来大礼堂看戏。
　　由西柏坡到东柏坡村后的大礼堂，约有三华里，那时还没有大轿车，几辆小吉普拉不了这么多人。委员们从柏树坡前的路上步行走来了，一边走还一边议论毛泽东在会上对领导人，包括各级领导及党员，同时也包括他自己作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3月13日下午，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任弼时与周恩来发言以后，毛泽东作了大会结论，7点宣布大会闭幕。
　　这次会议，不仅讲了如何扫清残敌，不仅讲了如何准备建立新中国，而且把建国后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讲了。甚至在50年以后的今天，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天之后――1949年的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乘坐200多辆吉普和大卡车，分两路浩浩荡荡开进北平。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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