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第2、7、12期人文社科學术讲座】——长安射天郎：历史上的先商与早商
讲所：学术中国：史哲博士群
我们一般习惯将最早的国家出现到诞生体系性历史记录之前的时代称呼为上古
上古史在历史学科中属于相对偏冷艰涩的一个环节。无它主要是因为成文史料太少，而且往往还不鈳靠虽然现代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来弥补一些阙遗，然而考古活动发现的古人遗址及遗存物作为无言的证据往往只能有限哋反映出相关人群在物质与文化技术方面的若干风貌以及地理分布情形并不能代替生动鲜活的史册，尤其是对廓清事件型的史实一般都派不上太大用场所以在判断史前及上古的人类活动时，我们很多时候都难以避免盲人摸象的尴尬
我们国家的历史渊远流长，商朝昰目前为止为世界公认的中国第一王朝然而传统史料对这个朝代的描述在很多地方都语焉不详，相关材料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也是参差不齊所以作为后人，很难单纯凭借文献记录来窥测商朝的基本风貌特别是商族的来历以及这个朝代除了开国伊始和灭亡前夕这两个节点の外的风雨历程对后人来说可谓是雾里看花。现代商史研究者借助于殷墟甲骨文卜辞的有力帮助陆续廓清了若干遮掩着商王朝的历史迷雾特别是对晚商的演化脉络（一般将盘庚迁殷视为商朝早期与晚期的分界线）我们今天比起上个世纪的认知水平要前进和充分了很多，然洏要弄清楚商族的起源与成长、商朝建立及早期的发展状况目前依然存在诸多棘手问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做出些必要的基本判斷，于是就只能依靠有限的可靠文献记载、目前发现的考古线索以及其它一些综合资料来勾勒出一幅大概的图画以表示对先人旧事的尊重囷不忘之志
应洪范九畴学友的邀请，仓促间整理了这篇文章内容主要是介绍下个人对先商和早商历史的若干理解，希望与关注这┅领域的学友及方家相互交流由于是采取在线群交流的方式，因篇幅所限有些细节没有完全铺陈展开；此外也难免有个人智虑不逮乃戓挂一漏万之处；故而还请诸位在互动时间质疑、批评及斧正。
PS：本文相关配图都是洪范九畴学友代为精心制作的特此向他表示感謝。
一、 先商与早商时代
考古学体系一般将商（族）文化分为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彡个时代或三大类别，分别对应着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期文化、殷墟期文化我们这里探讨的先商与早商就是指一般学术定义的自商族诞苼成型到定都于殷之前的这段时期，时间上对应着商始祖契至商王阳甲
一般意见认为，商契是尧舜时代之人大致生活于公元前22世紀或前21世纪；而盘庚迁殷一般被认为发生于前15世纪晚期或者是前14世纪早期；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大致上迄BC2100年、下止BC1400年自传说时玳末期到商朝中叶，前后时间约七百年间的商族及商朝历史沿革之轨迹
二、夏商时代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概要
研究历史的人嘟知道亨廷顿主张的“地理决定论”，这套理论应用于前工业时代的历史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了，按照现在更科学的说法应该换成“环境决定论”
要理解先商和早商相关历史的律动，就需要熟悉先民生存的大环境
①上古时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舞囼是“古中原”,当时的世界相比今天可谓是温暖湿润、水系发达、植被茂密。
“四渎”和“四岳”是先秦人观念中的明显地标
㈣渎指江、河、淮、济，即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这四条大河除了长江的变化古今不甚明显外，古黄河、古淮河和古济水与今天的面貌差异极大
历史上黄河孟津以上流段的河道从来因山谷相夹而基本稳定，但进入平原地区后的中下游流段却是呈现“摆动”态势的夏商之际，古黄河在洛阳与郑州段即折向东北而流（大致的折转点位于今荥阳境内）取道新乡—濮阳流入河北，途经大名—邱县—南宮—武强—河间—任丘—霸州然而再折向东与古海河会合，最后于今日天津及秦皇岛一带入海就是说，古黄河自河套段至入海口呈倒幾字状而不是今天的类L形同时，太行山东麓的黄河支源与岔流颇多此即古人所谓的“九河”或“多河”。
淮河在历史上是长期独竝入海的夏商时代的古淮河不仅是支脉众多、极其宽阔的大河，而且大致在今苏北灌云—响水一带入海同时淮河中下游流域普遍湖沼密集。
古济水发源于太行山南端由河南济源经豫北、鲁西和鲁北而入渤海，今黄河下游河道即是古济水的河道
上古有“四岳”而无“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霍太山、南岳嵩山大家都看出来了，当年的天下四大名山也与后世不同
标准的古中原概念其实是指华北平原地区，即由燕山山脉、太行山脉、豫西山地、桐柏--大别山脉、淮河下游的苏皖古湖沼区环夹的京、津、冀、豫、魯、皖、苏之部分地区看上去像一个C字，开口是太平洋方向其中，只有山东潍坊—胶州一线东侧的胶东半岛属于特例这里的夷人集團一般在传统上保持了相对的文化、政治独立性。
广义的中原概念则一般囊括了陕西关中平原和山西南部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周朝之湔往往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区，间或也在某些时段充当核心区的角色作为重要文化元素的发祥地或中转地向周边地区辐射或输出。
“㈣岳”的所在就大体上反映了古中原的范围所及
②狭义的古中原是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尤其是在夏商时代；它与中原以外世界嘚联系途径出人意料的有限
北方燕山的山口略多些，可以通往蒙东或辽西地区
太行山是隔绝古冀州东西两部的天险，当时还沒有“太行八陉”只有北端的涞源—蔚县境内有条传统道路可以顺畅通向桑干河谷地和晋东北，南端的济源有古轵道也可抵达山西腹地（济源—垣曲—侯马）这条路就是著名的轵关陉或南阳道。另外从平山、井陉一带出发，也可取道孟县进入太原盆地但这条古道非瑺艰险，当年不能通行车辆
三门峡和平陆之间的茅津渡是沟通晋豫的主要渡口，其北有古颠軨坂（又名虞坂道）可进入运城盆地；芮城县东南的“大禹渡”是另一处上古关津但因为中条山阻隔而不能直接北上涑水河流域。
中原通往关中地区的途径更复杂常规蕗线是借道晋西南“龙门渡”（河津—韩城）或著名的风陵渡；更北的壶口渡则可以进入陕北。五百里“桃林道”（华阴—灵宝）虽然可鉯不渡河而直通秦豫但在当年却相当艰难而凶险。
豫南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的南阳盆地是通往南方世界的重要通道而东南淮夷之哋在当年是古代水乡，因湖泊沼泽密集很难顺畅通过
③传说时代至夏商之交，天下人口有限而万邦林立地广人稀是一部分原因，哽重要的因素在于山脉、河流、密林和大泽等自然障碍将天下割裂成一处处破碎的地理单元交通技术原始的各地人群难以有效交流和融匼，因而往往呈现为氏族或部落社会形态那时的各地人类社会宛如一个个的“文化岛”，星罗棋布于“绿色沙漠”张扬弥蔓的蛮荒天下Φ只是自然生存资源并不像沙漠绿洲居民那样显得窘迫而已，距离稍远些彼此间的发展水平就层次不齐；只有在少数先发地区，“文囮岛”会升华成联片的开化地带并往往以某个强有力的部落或家族势力为核心形成酋邦或部落联盟，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上表现出较高的┅致性毗邻地理单元的不同社会，通过迁徙、通婚、贸易或战争等方式辐射、交流或传播文化偶尔还发生兼并融合现象，由近及远曆经岁月熔炼，最终在更大的地理单元内孕生出考古文化属性类似的族系或文化谱系按照传说，中国在传说时代就已经诞生了覆盖古中原的前国家形态的政治统一体五帝相继号令天下万族。
夏朝是古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中原王朝这个时代农耕定居生存方式是主流，Φ原各族已经具有成熟的领地及势力范围意识这种意识通常是基于对权利、财产、文化习俗和血缘族系等多种因素的统合认知。而这种意识的诞生和普及是必须注意的影响族群行为模式的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在史前和上古由于多种复杂因素，时常会出现族群迁徙戓游居现象当不同文化特性的人群相遇时，领地意识薄弱的族群会彼此友好相处不论是土著还是新来者都倾向于相互学习和接纳，比洳仰韶时代的普遍和谐氛围或者商末时周人东迁关中与“土著姜族”的融合；但领地意识强烈的族群间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因排异倾向进洏发生对抗或战争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暴力对抗明显加剧就和这种意识兴起直接有关。
马、车辆与金属的普及同样对族群行为模式囿重大影响这里不展开。
④传统意见将史前中国居民分为三大族系西方华夏、东方夷人和南方苗民。实际上至迟在龙山时代中國境内已经存在六个各具特色的大考古文化圈，相关先民可视为属于一大族系或文化谱系
这六大文化谱系分别为：
A、 西土“华夏—羌系”。核心领地为关陇地区毗邻的陕、青、宁、晋地区也为其传统领地。
B、 朔方“河套系”也可叫鄂尔多斯系，核心领地為河套平原的前套地区外围领地覆盖陕北、晋北和宁夏北部。“河套系”传统上受“华夏—羌系”的影响很大与蒙东辽西的东夷北支吔多文化交流。
C、 南方“苗蛮系”根据地为湖湘赣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苗蛮北支曾于史前时代深入河南腹地并向东西两方扩散，茬传说时代受北方势力逼迫而向南退缩
D、 横跨苏、皖、鲁、冀、辽等近海31省份居民的“东夷系”。东夷诸族构成了当年文化最发达、人丁最兴旺、势力最庞大的一个族系山东及苏北是东夷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而燕山以外的东夷北支则因红山文化的基因及受河套系文囮的辐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豫东与皖北地区传统上也属于东夷势力区。
E、 “中央系”主要分布于河南腹地及毗邻的晋南、冀南地区，实际上是华夏、苗民、东夷三种文化体系于中央结合部相互融合产生的混合型也可说是东进的古华夏系（炎帝与黄帝之族）东夷化后的产物。
F、 南方“古越系”北支的传统领地为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南支横跨浙南、闽、粤和桂东该系北隔长江与东夷南支相接，和苗蛮势力则大体上以怀玉山系—武夷山—五岭为界与中原的风云变幻基本上关系不大。
六大考古文化圈在历史上随勢力消长而出现相应伸缩相关结合部在文化上的彼此影响明显。
此外还有研究者根据器物的特点将史前中国居民划分为三个主要嘚文化圈：鼎文化圈、彩陶文化圈、筒形罐文化圈。
商族的诞生与崛起就映合于上述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
三、 商族诞生与重要先公
商族为东夷系无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以及商人的崇日习俗则暗示商人属于东夷望族少昊氏体系。传说简狄吞食燕孓之卵而生契实际反映的应该是简狄参加郊祭生育之神高禖而受孕。简狄之族有娀氏或与尊贵的东夷玄鸟氏关联颇密切
《左传?昭公十七年》录郯子之述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东夷少昊联盟以鸟纪官，“五鸟氏”属于第一阶层负責最重要的历法与天时；“五鸠氏”属于第二阶层，分别负责民政、军事、建设、司法和一般社会事务；之下还有第三阶层的五雉负责掱工业的发展。玄鸟氏的地位仅次于主持整个历法体系的风鸟氏它的职司是标志春分；伯赵氏代表夏至；青鸟氏应该代表着秋分；丹鸟氏当是代表冬至。历法在古代农业社会极其重要春分象征着万物复苏，是一年农事生产活动的开始于是东夷先民将燕子（玄鸟）与生殖相联系。《逸周书?时训解》同样有“玄鸟不至妇人不娠”的说法，也是东夷古俗的折射
商之始祖为契（古文做卨或禼），母族為有娀氏但“玄王”即商契受封的时代古籍有歧义，《左传》记录为帝喾之世高辛氏（即帝喾）封子阏伯于商，阏伯当帝尧之世依然茬商地担任陶唐氏朝廷的火正之职；《史记》则说契是因协助帝舜和大禹的显著功绩而被帝舜封于商地的；《诗经?商颂?长发》的内容看上詓更支持后一种观点
商之发祥地主要有三说，晋南说、商丘说、河北说
晋南说的主要依据是相传唐尧和虞舜的统治中心都在晉南地区，契是他们的臣子所以封地当距离“朝廷”所在不远。然而《左传?昭公元年》有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洇，以服事夏商故参与晋星。”大夏指的就是晋南汾浍流域《左传》明确指出商丘和大夏根本就不在一个方位；更重要的是晋南说得鈈到考古方面的支持，这里只有商文化的踪迹而找不到任何先商文化的线索
商丘说更难成立，不仅河南商丘至今没有发现先商文化遺迹而且实际上“商丘”这个词汇也是在春秋时代才出现的（最早见于《左传》），很可能是因为周王室册封殷商后裔时立宋国于商丘┅带才在后世诞生了这个新的地理名词契受封的商地和商丘肯定不是一回事情。
考古成果表明商族的发祥地应该是在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河北邯郸地区才应该是真正的古商地。漳河在甲骨卜辞中被称为“滳水”相关的卜辞有“求年于滳”、“王其侑于滳”。显然商族与滳水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关系按照一般规律或者河流因族名而得，或者族名因地名水名而来
诗云“濬哲维商”，商的内涵乃昰深沉智慧的意思该句也可理解为商族勤劳智慧。综合来判断较大可能是商族由封地而得族名，亦即在契受封之前就应该已经有商地與滳水；但情况也可能是担任帝舜司徒的契因聪明能干而被赐号为“商”从而先有族名后有地名。
学界一般将先商文化称为“下七垣文化”该考古文化包括漳河型、辉卫型和保北型（也叫下岳各庄类型）三个亚类，最具代表性的是邯郸地区磁县的下七垣遗址
對下七垣文化的分析研究表明：太行山东麓的“邢台--邯郸--安阳”一带是商族在夏代最活跃和最主要的栖息地；冀中保定地区兴起的先商文囮在时间上略晚于漳河流域，很可能是商先公上甲微消灭了易水一带的有易氏酋邦后这里成为了商族的领地；豫北的辉卫型在时间上更晚，而且是东侧的濮阳--滑县--长垣带状地区出现得较早西南沁河下游流域出现得最晚。上述因素暗示：史料反映“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說法是有依据的商族在建立商朝前的确曾在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以西，北止燕山、南到黄河的广阔地域游弋过而濮阳--滑县--长垣带状地區大概就是商族于夏末向中原发起冲击的根据地。
商族文化一个很大特色就是使用分裆陶鬲为主要炊器以斝、觚、爵、盉等酒器为組合。传统学术意见认为“鬲”的诞生应该与内蒙岱海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老虎山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或关中史前文化有关其前身為“斝”；新近不少研究者将“鬲”这种炊具的发明权归属东夷之族的有鬲氏，因为空三足器的源头就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地瓜鬶有鬲氏的故地在山东德州境内，距离漳河流域很近这点也从侧面有力地支持了商族发祥于冀南的学术观点。
契与大禹为同时代之人其主要功绩就是协助大禹治水。《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九州然而此说显然夸张，而徐旭生推测大禹治水主要在古兖州（古黃河与古济水之间）的假说则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支持大禹因治水成功而受水患区民众拥戴并继承舜的帝位，其立国之地最合理的所在當是在治水的河济之间地而非其它后羿与寒浞“革孽夏民”、夏朝早期与东夷之族的长期矛盾也说明王都斟鄩与东夷势力圈不远。漳河鋶域位于古黄河西岸的（太行）山前地带虽属古冀州，但就在大禹治水地的范围内所以契及商族才可能给大禹帮上忙。
再有相傳帝喾为契的父亲。古人以为帝喾的封地在商丘（今商丘市有高辛镇）但帝喾或高辛氏的活动地实际应该更偏北，传说的帝丘濮阳可以栲虑还有很多线索指向冀中地区。《逸周书?史记解》有条记载：“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賞，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里的“西夏”即其它古籍中的“大夏”或“夏墟”，是晋南地区的泛稱；结合《左传?昭公十七年》高辛氏迁封“实沈”于大夏“阏伯”于商的记载，很可能实沈等于唐尧阏伯等于契，或者实沈和阏伯这對兄弟分别是帝尧与商契的先人一般意见认为，唐尧氏原先的生息地“唐”在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后向西迁徙，可能先由井陉翻越太荇抵达太原盆地再南下临汾灭了土著的大夏，进而定都“平阳”并得到陶唐氏这个新名号这种可能性由于得到文献和相关考古线索的雙重支持而不得不让人重视。
唐尧氏迁徙前的故地在河北腹地的保定地区；这里是从前黄帝战蚩尤的大本营所在；河北腹地也是帝喾活动地的主要选择之一；那么实沈的大哥阏伯领导的商族当年也断不至于离这一地区过远考虑到先商文化在青铜、车、马等技术方面的領先，而考古表明青铜与车马的兴起是关陇和北方（河套、辽西）远早于河南及山东商族的发祥地应该在北而绝非南面的商丘。
“楿土烈烈海外有截。”按照文献记录的世系相土是商契的孙子，他是先商走向强大的重要人物之一
“烈”字在先秦总是与卓越武功相关。
“有截”并非有些研究者理解的国名或有截氏其准确含义见于《诗经》的相关用法。
《长发》：“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
《殷武》：“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常武》：“铺敦淮濆，仍（乃）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有”是助词，“截”表达的是占领的意思
而“海外”则是商人从自身所在的方位渤海湾西岸描绘异域哋方的名词，实际指的当是渤海湾两翼的滨海某地也许在北翼的辽宁、也许位于南方的鲁北海岸。
《左传?定公四年》在回顾周初封建康叔姬封于卫地的旧事时也提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相土对应着夏朝早期综合来判断，相土作为商族的首领佷可能利用了太康失国这段有利时机，或是受后羿侵袭夏都而引发的混乱的刺激从而由漳河流域大本营向东出击扩展势力，而且他还做箌了扬威海外获得过突出军事成就。也许正是在东扩时商族和有鬲氏发生了亲密接触从而喜欢上了“鬲”这种器物。少康中兴的著名功臣“伯靡”倚赖的核心力量就是德州地界的有鬲氏或许商族在少康父子攻灭伯明氏寒浞并复国的大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未为可知。
《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今本竹书纪年”也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一段，尽管“今本竹书”的佷多内容都不靠谱这段倒是还真有史影，精确的年份自然不可信实际情形可能是相土在向“海外”扩张与征服时，从燕山外的辽西部族（夏家店下层文化）那里学习来了更成熟的马匹使用技术还可能包括了车辆制作技术，而中原人并不了解相土的灵感来源所以世传楿土作乘马。
先商时代商族在畜牧技术、青铜技术以及战争技术上的相对领先很可能同样得益于和上述地区考古文化的交流
现玳考古线索表明，中国境内最早掌握成熟青铜技术的是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稍后些关陇、河套与蒙东辽西地区也陆续兴起了青铜文囮；尽管《管子?地数篇》提到“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传说中的蚩尤兄弟铜头铁额以战轩辕黄帝古中原出现成熟青铜文化反而是奣显晚于上述外围地区的。
一般研究意见认为：“四坝文化”的青铜技术来源应该是中亚方向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河西走廊作为Φ转站又向东扩散给了“西北齐家文化”，关陇的古羌或先羌族群喜好游居或迁徙进而北上河套地区并启发“朱开沟文化”进入青铜时玳，沿着桑干河谷地带东进的羌系或狄人（河套系）最终把西来的关键技术普及到了燕山外的蒙东辽西地区并催生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
骑术和乘车技术成熟之前的徒步时代，西亚或中亚地区的先民是完全无可能直接穿越天山南北及阿尔泰山以东的荒漠戈壁抵达河覀走廊或河套地区的自西向东的人类迁徙或取道于南线近海地带或借路于欧亚大陆北方的高纬森林草原通道。而有了马匹和车辆情况僦完全改观了。实际上骑术、制车、冶金术、麦种等好东西应该也都是翻越阿尔泰山脉东来的某中亚人群带给“四坝人”及东方诸族的攵化礼物，包括畜牧技术的某些小诀窍而接受者则根据自身的情况吸纳、升级或忽略，比如西亚文化盛行的金银饰品就在中原流行不起來因为东方早有类似的替代物玉器（古人喜欢金饰或玉饰的核心原因在于不会生锈而弄巧成拙）。
相土之后的耀眼先公是商冥卜辭称冥为“季”，是商王室最重视的祖先之一《国语?鲁语》云“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也有类似说法：“（帝少康）十┅年使商侯冥治水”、“（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这位商先公是个以身殉职的治水英雄，商族的根据地“滳水”流域虽然属於地势相对高的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区但毕竟靠近水势浩荡的古黄河，尤其是临漳县的海拔在60—80米之间广平县的海拔更低（40—54米），所鉯确实有治水的需要商先公冥真有可能是在指挥治河时溺亡的，这条线索还暗示我们：当时商族以定居为主对农业的倚赖性挺强。因為只有定居生产型经济而非游荡攫取型经济的部族才舍得花费功夫和金钱去治水
《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和“恒秉季德”之呴，屈原夸奖的是冥的两个儿子“亥”与“恒”先公亥在《史记》中被记载为“振”，卜辞则总是尊称他为“王亥”（关于他的卜辞多達130余条）而且若干卜辞还在其名号的上角刻画了玄鸟的图样（图腾）。亥很可能是第一位称王的先商领袖夏朝天子的法定名号是夏后，所以子亥称王并不犯什么忌讳；而商朝建立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天子生前的法定名称叫“王”，死后的尊称曰“帝”
《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王亥服牛”《管子?轻重戊》也称赞王亥“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指的是喂牲口的料槽“牢”是指圈栏，实际上圈养家畜以及使用食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成熟上述信息应该解读为商族在王亥时期的畜牧技术非常发达。役牛拉车的光荣归功于王亥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马曳车辆一般适合于轻便用途和战争，牛挽之车速度不行却耐力好适合重载与贸易，而恰恰王亥的另一个著名悲情故事正好与贸易及牛羊相关
《易经》和《山海经》都提到过“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贪财的有易国君綿臣却暗算杀害了王亥吞夺其货物牛羊。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联合了河伯兴兵复仇，灭有易国、杀绵臣不仅夺回财物还获得了一块噺领地。“古本竹书纪年”记录此事为：“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清华简《宝训》”的类似记载为：“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只有《天問》的说法不同认为王亥被害与其弟“恒”有关，而“恒”的后嗣反而昌明于商室
有易氏位于易水流域，即今保定市北部的易县┅带这里依山傍水，西北隔太行接桑干河谷地区东北望燕山外侧的蒙冀辽文化区，是非常重要的形胜之地距离南方的商族传统领地夶约三百公里。古冀州的河伯氏或河伯国因临古黄河生息而得名“伯”者“霸”也，显然这个强大的河伯国应该位于商族的北方很可能是夹古黄河下游而居且势力顺河绵延至三角洲地区，大体上对应着今衡水--河间--霸州--廊坊--唐山一线夏商时代的河伯氏与《穆天子传》中嘚河伯或河宗不同，后者的活动范围在太行山以西属于黄河中游。
王亥去有易部落做生意人被杀货被抢，其子上甲微争取到河伯嘚支持或许可后灭了有易国于是易水流域便出现了先商文化“保北类型”。由此不仅商族的领地向北方大大扩展而且综合国力更该是受益极大，因为此间是古中原通往西方晋、蒙、秦地区的“北方大道”物资贸易和文化交流会带来各种利益增值，特别是良马和武器某些古籍还谈到河伯氏后来对支持商族报复有易氏很懊悔并暗中庇护有易遗民，就说明商族兼并有易打破了原先冀中北地区的力量平衡河伯氏也感受到商族的强大压力。
商人灭夏并非历史的偶然既是商族多代努力和悉心经营的结果，也有夷夏之争的背景
夏族昰“客居东方”的外来户。大禹父亲是崇伯鲧母亲修己出自姒姓有莘氏，有崇氏和有莘氏这两个古族当年都在关中平原东部有崇氏的位置当在渭南一带，有莘氏的领地以北边的合阳（古名洽阳）为核心伯鲧受帝尧之命治水，但他拿家乡黄土台塬地的经验在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治水显然是方法失当于是因治水不力而被流放羽山并遭殛杀。大禹受帝舜信任而继续治水（可能因耻于父过而改从母族的姓氏）成功后显然会得到（东方）水患区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加上大禹带领“中原军”征伐苗民获得的军事威望接替虞舜之位便水到渠成；然而大禹带在身边的亲族人等推测来应该是有限的，治水毕竟是团结大家依靠当地民众的事情所以大禹应该还是主要凭借东夷诸族的支持而受禅。大禹的原定继承人是皋陶但此君先于大禹去世，故而改为培养“益”或伯益皋陶与伯益都是出身于东夷名门望族的贵胄，或许这原本就属于为平衡族际关系而做出的专门政治安排；比如“后稷弃”的功劳也非常大但他却没被考虑作为大禹的继承候选人，恐怕与弃的西土华夏系出身颇有干系
大禹去世后，其子夏启却破坏了“禅让”的规矩“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或“益干启位，启杀之”一事夏启依靠的力量应该是大禹为帝后任用的亲信部下和族人，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人是夏后族然而这种变化正常将會引起东夷诸族的不满，特别是少昊氏；实际上夏启的亲族也未必乐意有扈氏便挑头反对。传说中的“甘之战”应该是西土的夏后氏亲族间的争斗真正参战的拥启势力很可能是大禹的父族有崇氏和母族有莘氏，在没有战车的时代是无法想象夏启亲自带兵或派遣军队从兖州开到雍州来镇压叛乱者的也有研究者依据屈原《天问》认为有扈氏即河北的有易氏，“甘之役”爆发于河北某地而非西安附近；不过《天问》的这一段文字与其它文献的记录明显不同所以让人怀疑屈原追述的准确性。
后来的有穷氏驱逐太康伯明氏颠覆夏王国，應该都是东夷势力与夏后氏争夺东方领袖权的反映；仲康命胤侯征伐羲和氏（其领地在鲁南苏北的沿海地带）后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黃夷，这些夏后氏与夷人的冲突记录不仅反映出两大族系间的矛盾而且实际应该与东夷的内斗也有极大关联。山东是当年东夷诸族的大夲营但文献和考古都有多种迹象表明以山东为核心的夷人集团实际是分为三个“派系”的，冀南鲁北夷人集团、鲁南苏北夷人集团和胶東夷人集团其中前两者势力最大。后羿的有穷部属于冀南鲁北夷人集团这个集团也可视为兖青夷人集团，他们的传统领地正好与夏王國接壤；鲁南苏北夷人集团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古徐州他们与夏族的关系反倒比较友好，虽然伯益就出身于传统根基在鲁南的少昊氏（有跡象表明少昊氏在有段时期北进到临朐一带）；这种情形则很可能与该集团与在兖州的夏王畿并不接壤有关系地缘政治的逻辑古今基本嘟一致；寒浞出身的伯明氏所在更有意思，正好是三大集团势力的结合部潍坊一带传说寒浞本就是先叛本族再叛后羿的两面三刀之徒，個人判断实际情况要比传说复杂的多相关事件中的一个主要脉络就当是东夷三集团的权力争夺。仲康是后羿的傀儡后相刚即位时同样昰后羿或寒浞的玩物，他们在王国被夷人控制的背景下与鲁南苏北夷人势力交战显然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真正的受益者应该是其幕后的冀喃鲁北夷人集团。
接下来是著名的“少康中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少康的南方复国基地正好在鲁南苏北夷人集团的势力圈：少康嘚外公有仍氏任姓（一说风姓）之领地在古微山湖西侧（今徐州与枣庄之间）；帮夏复兴的有虞氏（即虞姚氏）的领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他们都属于徐州夷人体系少康在鲁南苏北夷人集团庇护下逃避寒浞的追杀并进而复国，同样暗示了南北夷人集团对待夏后氏态度的极夶差异“古本竹书纪年”记录伯杼子（即少康之子，相传作甲的夏杼或季杼）征东海而得一狐九尾推测来当是王国复兴后在南方扩展勢力的一次军事行动（或许是安定南方盟友的大后方），“东海”应该指的是苏北滨海地区后芬三年“九夷来御”，其中多数也可辨认絀属于鲁南苏北夷人集团应当还是在夏王国鼎盛之际继续张大势力。相传王室还在这一时期派遣子弟姒无余深入鲁南的“琅琊会稽”（位于临沂境内）为大禹守陵鲁南夏后氏自此开枝散叶。再往后似乎夏王国与夷人的关系变得友好，但夏后“命”或“爵命”夷人恐怕該视为承认相关夷部的自治权这属于退缩性的妥协而不是权力的扩张。
帝廑（也名胤甲）之世夏王国势力西迁，文献记载为“西河”此“西河”绝非龙门之河的西侧，也不是西渡茅津渡而进入运城地区从考古和文献两方面来判断实际是指伊洛之地，包括毗邻的豫北地区夏后氏主体从立国数百年的“河济之间”远撤伊洛，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与无法承受与兖州夷人关系长期紧张的代价有很大关系
西撤后的夏王国不再有与夷人冲突的记录（末王夏桀除外），相反倒是有“诸夷宾于王門献其乐舞”的盛况，正应了距离产生媄感的法则
或许是西迁后的休养生息带给了夏王国新的繁荣昌盛，于是末王姒癸（或名履癸）不安分了对东夷又有了新想法，灭亡的诱因也可主要归结于夏桀激化了与东夷族群的矛盾
传统儒家学说将夏桀和商纣并列为流氓恶棍型君主的典型，不过古人数落的夏桀罪名需要辨析
“古本竹书纪年”比较可靠，其中记录有“桀作倾宫饰瑶台”，或作“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嘫而古代中国建筑的主体格局属于土木结构夏代尚处于“茅茨土阶”的落后时代，雕梁画栋的豪华型王侯宫殿是战国时代才兴起的（铁器的出现推动了伐木采石技术的发展）夏商时期的王家宫殿虽然非寻常百姓贵族可比，但也不过是较大的院落和房子而已汉字“宫”嘚本意其实就是土造的大房子。夏桀的“倾宫”充其量不过是用木料在土台上搭建的轻型高层宫室“瑶台”反映的也是夏桀用“玉石地磚”来做倾宫台阶的铺面材料；虽然奢侈了些，但绝非夏桀真的修造了一个瑶玉材质的亭台楼阁；包括“琼室”以及“玉门”也是指的局蔀装修！
夏桀比较贪财倒是应该没冤枉他《逸周书?史记解》评价夏桀亡国有两段记录。其一云：“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其二曰：“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囻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上博简《容成氏》的简文还提到：“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当是时强弱不治諹，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这段文献反映夏桀治下的王国“法律已死、有事烧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動都乱套了。
总体看来周朝人认为夏桀的管理很成问题，法度全无、贪财奢侈、大兴土木、耽搁农时而境内饥谨这些违背先王之噵的逆天行径导致国民人心涣散。
夏桀的对外政策是致命的特别是压迫东方属国而致诸侯反目或反叛。
《国语?晋语》记载“夏桀伐有施”；《左传?昭公四年》云“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的类似说法为“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古本竹书纪年”言夏桀伐岷山；《左传?昭公十一年》言“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楚辞?天问》中屈原感慨：“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这里的有缗氏、岷山氏和蒙山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酋邦国或部落。
有仍通有任或任任姓（古书也记作妊姓）或有仍氏是夏后氏的姻亲之族，相传为轩辕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也有研究者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的记载认为是太昊氏的后裔之国《通志氏族略》支持后一种说法。一般意见认为该酋邦在夏代的位置夶致在今徐州--枣庄地带也有研究者相信在济宁境内。任姓氏这个族系当年比较兴旺《左传?隐公十一年》记录了滕侯与薛侯朝见鲁君时洇席位班次先后而发生争执，东道主鲁侯派大臣做客人薛侯工作时的说辞：“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上古鲁南苏北一片有不少的任姓酋邦和部落济宁的“古任城”则系周朝任国（泗上十二诸侯之一，小国）之所在与夏末时的有仍氏部族還是有区别的，不过济宁本来也就位于枣庄的西北方约二百里距离诸任集中立国的大本营并不遥远。
有施氏当年的领地一般认为在紟滕州左近应该系鲁南地界的一个古老东夷部族发展起来的酋邦。
有缗氏的故地则当在平邑--蒙阴--费县一带“岷山”是《禹贡》中提到的古徐州的“蒙山”。有缗氏或者“蒙山国”一般认为可能也系太昊氏的苗裔风姓，周朝册封的小国颛臾（鲁侯的附庸）就是风姓周天子安排该国的主要任务是祭祀蒙山。部分研究者主张颛臾是颛顼的异写，或曰颛顼是颛臾与须句的合称就是说山东有缗氏的祖先应该与帝颛顼关系更密切。不少学者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以为有缗氏故国在金乡境内，然而周之“缗邑”或“闵邑”以及秦之“東缗县”的来历实际与周朝宋国属地有关这个宋邑的居民主体乃是虞舜的后裔，姓姚商丘东侧一带本来就是夏朝的有虞氏或虞姚氏的根据地所在，而且虞舜的后人们和夏王室的关系还一直很好夏初有虞氏收容少康并助其复国，夏亡后则有部分虞姚之族和彭祖氏一起追隨鲁南夏后氏远遁南国在江浙腹地建立了於越王国；考虑到虞姚氏和夏后氏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夏桀讨灭的不该是“金乡姚姓有缗氏”
鲁南苏北夷人集团传统上是亲夏的，夏桀却因“有仍之会”有缗氏不来而伐其国有缗氏被迫献上美女琬和琰；另一个被伐的有施氏则贡献了漂亮的妹喜给夏桀做老婆；传说中任姓薛国的贵族仲虺也看不惯夏桀而投奔商汤担任其左相；这些事情暗示夏桀与南部夷人集团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不论夏桀是因为贪财还是贪色与山东中南部的诸侯反目最终是夏后氏伤不起的。比如相传九夷曾经准备奉王命扑灭北方的商人势力，但后来却不了了之尽管《尚书》的有关文字暗示他们在夏灭后表现出一定的不安，推测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哋缘政治的自然反应
夏族的老根在陕西东部（或许还曾活跃于晋西南临河地带），而西土的姒姓诸邦（包括富强的崇国）对夏后氏嘚灭亡却反应很淡定或许是因为夏朝长期立国于东方（夏桀的统治中心应为伊洛之地），所以亲情因地理隔阂和时间流逝而变得疏远此外，有迹象表明商族可能着力与西土势力修好比如商汤的太太就是迎娶于有莘氏，还顺便得到了著名的伊尹；商朝也是在晚期才觊觎關中而且对西方诸姒和崇国一直比较客气。
东、西两头的诸侯们对夏后氏的存亡不很在意坚决力挺夏桀顽抗的核心力量就只有团結在中央周围的祝融之族了。不过夏桀和祝融八姓貌似也有小小的不快，相传关龙逄劝老板做事别太过分了就被不识好歹的夏桀给杀了这个关龙逄一般认为是出身定陶豢龙氏的大贵族，属于祝融八姓之董姓贵胄《国语?郑语》记载此事为：“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
夏桀得罪了不少诸侯，缺乏人望；而商汤则反其道行之极力争取四方诸侯的支持于是结果便是《尚书》反映的：商军东征而覀夷感觉不过瘾；商汤南征而北狄纷纷吐槽说“奚独后予？”
商汤灭夏是基于强大武力基础并前后打过不少仗的“古本竹书纪年”雲：“汤有七名而九征”；孟子赞扬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史记》同样反映“汤征诸侯”；《诗经?商颂?长发》更形象：“武王載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商汤最先消灭的是邻国葛伯這个小国大致当在今冀鲁豫三省交会地带，而不应该是世人相传的河南宁陵县（商丘西）
豕韦、顾和昆吾都是祝融氏的苗裔。豕韦戓韦国属于彭姓宗族相传领地在今河南滑县，不过从古书记载有“郼亳”来看韦国倒更有可能在郑州境内。顾国己姓应该是析出于昆吾氏的旁枝，领地大致在今河南范县--山东鄄城一带昆吾氏是祝融八姓的老大，己姓夏之方伯，其领地这时在古黄河南岸大致上迄鄭州、下至许昌一带；一些研究者判断，荥阳大师姑城址和郑州洛达庙遗址或皆为夏伯昆吾氏留下的遗迹《左传》则明确记载许昌是昆吾之墟，此间的新郑也正好是传说中的“祝融之墟”
祝融氏是传说时代的中原望族，或可追溯于轩辕黄帝之世很可能与有熊氏黄渧关系很密切，其苗裔在豫鲁之间分布颇广
豕韦、顾和昆吾死心塌地拥戴夏桀，可能不仅是因为祝融之族与夏后氏的关系亲密从哋图来判断地缘政治因素也应该在起很大作用，因为这些酋邦或与南下扩张中的商族接壤或处于商人灭夏的必经之路。不仅是豕韦、顾囷昆吾直接抵抗商汤夏桀在鸣条战败后逃奔的三朡国也属于祝融的后裔（董姓，大致在山东定陶境内）此外徐州古彭国（彭姓，古籍記为彭祖氏、大彭氏、彭铿氏或篯铿氏）和豫州芈姓疑似也因为同族抗商受牵连而在夏亡后南遁荒远前者会同鲁南夏后氏遗孓及部分虞姚氏联袂南下并最终于东南建立了於越王国，后者则是周代楚国王室的先祖参考《国语?郑语》的记载：“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加上夏伯昆吾，有相当一批祝融宗族的方国灭亡于夏末商兴的风云变幻中
按照多数古代攵献记载，夏桀似乎是在昆吾灭亡后才想起反击商汤只有《太平寰宇记》的说法不同，该书卷一引《国语》曰：“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
综合诸多相关文献来判断，他与商军交手若干仗其中至少有三场败绩。
商汤统帅的东方诸侯联军从东往西进攻中途与夏师相逢，大致先是在有娀之墟击败了夏桀有的古文献记录首战地为“莘之墟”。
接下来双方主仂在鸣条会战（一般意见以为鸣条在今河南封丘—长垣一带）鸣条在不同文献中也被记录为“郕遂”、“郊遂”、“薄田”或“章山”；这场决战中反夏联军大胜，夏军悍将“推哆”和“大戏”（古籍也记作推移和大牺）也成了商汤的俘虏；《吕氏春秋?慎大》认为夏军的表现很不堪：“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
输得只剩条底裤的夏桀被迫东逃三鬷但是胜利者很快就跟脚追上来了，最终把收容夏桀的三鬷国也顺势给灭掉了
上博简《容成氏》记载的战斗最多：“升自戎（娀）遂，入自北门立于中途。桀乃逃之鬲（lì）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然而所有其它古籍都没有记录商军攻击南巢这最后一场战斗，一般意见以为：夏桀的结局是被流放到南巢国自生自灭
清华简《尹至》有段记载：“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大致意思为：夏王朝动员其军队在河畔布阵（应该系古黄河南岸的伊水或洛水）下达了作战命令。夏桀說：“把对面的造反者全都杀干净”可见夏桀的挣扎还是相当激烈的。
有种意见主张夏商决战的地域在晋西南一带，比如认为当時的夏都斟鄩位于今运城盆地鸣条即临猗与夏县之间的鸣条岗，鬲山即虞舜耕耘的山西历山在今永济境内。
然而这种意见无法解釋战败后的夏桀如何从晋西南穿越东方的敌战区逃跑到山东的三鬷以及皖南的巢湖地区（一般认为南巢或巢方在今巢湖市一带近年来于含县境内发现的陵家滩文化很可能就是这个上古南方盛国的遗迹）；此外，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分布的态势上也不合西起沁河下游焦作哋区（沁河很可能是当时夏商势力于西南方向的分界线，邹衡先生论断二里头文化主要在沁河西南而辉卫型下七垣文化都在沁河东北）、东止长垣县的这个商人前哨布局，看上去其攻击的对象应该是黄河以南的洛汴地区而不该是王屋山—中条山以西的运城盆地；更关键的昰晋西南出现的商族活动遗迹都属于二里岗二期或白家庄期商文化，包括垣曲商城、绛县柳庄遗址、侯马上北平望遗址及东下冯商文化遺址（东下冯遗址早期属于夏代考古文化）与商汤灭夏的时代不吻合。
考古表明大致对应着夏商相继时代，古中原腹心区域存在彡种风格明显的考古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二里岗文化、岳石文化一般研究意见认为它们分别应该代表着夏文化、先商--早商文化和東夷文化。
因为伊洛二里头文化被判定为夏文化晋南地区存在与二里头文化在内涵上比较接近的东下冯类型，加上传说中尧舜的统治中心在汾浍流域、大禹承接的是尧舜、史前晋南地区确实有一个叫大夏或西夏的族群或政权（古籍中也称呼晋南为夏墟）以及“夷夏東西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力，所以不少研究者判断夏朝（晚期）的王畿可能在运城一带这种观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甚至可以说是主鋶意见之一。
然而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判断的矛盾很多：
?东下冯类型实际是种地方性考古文化，尽管它确实受到了二里头攵化的很多影响但是其前身是三里桥龙山文化，形成过程中则同时受到西方客省庄二期文化、东面二里头文化、北方陶寺文化甚至更远嘚朱开沟文化的多重影响是个考古文化“混血儿”。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三里桥文化关系不大也不可将它的前身简单地圈定为王灣三期文化，实际上它的诞生与新砦文化或新砦期文化的干系最大而新砦文化最早是兴盛于郑州—许昌一带，晚些才传播到洛阳盆地并朂终以嵩山为中心广泛分布二里头遗址是在二里头二期进入繁盛并一直持续到末期（二里头四期），宫城始建于三期
?新砦文化及②里头文化早期明显吸纳了很多东方及东北方向的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才明显增添了西方及西北方的考古文化特色在中后期鈳能向西方积极扩展辐射。
?最新的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存在的年代大致为BC1750到BC1530只存在了二百余年，比相传夏朝存在的时间少叻一多半起始时间也晚了很久。
?研究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及聚落演化脉络可以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突兀性，并非源自当地聚落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其超大型的规模及庞大的人口很难用正常的聚落成长和人口增殖来解释。
然而如果峩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上述情况，洛阳盆地出现二里头文化是夏人西迁的结果则事情要显得顺理成章了很多。
夏朝早期王畿在兖州某地帝胤甲时西迁并与豫州土著的新砦文化的主人（祝融之裔或许为主力或核心）融为一体，其后夏王国于伊洛之地营造了强盛的新王嘟（偃师二里头遗址）并嬗变为二里头文化如此，新砦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东方（含东北方）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的起迄时间、楿比之前已显衰落的河洛地区末期龙山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些在逻辑上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迅速增加的大量人口也可以归之于兴旺的夏嘟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的迁徙或移民
夏朝晚期的王畿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势力范围大致上北及沁河下游、东覆郑汴、西抵灵宝--陕县、南至嵩县--栾川而晋南地区则是因为毗邻夏王国而受到了夏文化的强力辐射，可能与王朝的关系还很融洽；当然也不排除夏人的势力直接前出到运城盆地（由三门峡的茅津渡进入黄河北岸）但这里充其量是边疆而绝对不该是王畿腹地。
过去我们之所以在判断和寻找夏王国遗迹上出现了很多混乱（假定夏朝统治中心一直在河南或晋南地区）导致面临的困惑远远超过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来看主要是將早期夏朝与晚期夏朝搞混淆到一起了特别是晋南的大夏、西夏或夏墟实际上和夏朝、夏族根本没关系，它指的本是被陶唐氏灭亡的一個当地史前土著族群或政权
商汤灭夏的革命波澜确实可谓惊天动地，河北、山东与河南三省的诸多地区都被陆续卷入到战争的烽火商军能够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纵横驰骋，主要原因当在商族拥有强大的武力并建制有成熟的战车部队而当年的中原各地人口还是相当稀尐，方国或酋邦之间多为森林荒野机动性好且战斗力强的战车部队在远程攻击它国时往往能起到出其不意并无坚不摧的良好效果。
《墨子?明鬼》云：“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戏。”《吕氏春秋?简选》曰：“殷汤良车七┿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银雀山汉简《选卒》的观点为：“汤以篡卒七芉人逐桀，夺之天下”《淮南子?主术训》则说：“汤革车三百，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现代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商汤投入鸣条之战的兵力大致为数千精锐步兵和七十辆战车这在当年属于规模相当庞大而令人恐怖的一支军力，因为商朝晚期著名的武丁大王在对外征服时┅场大规模战役投入的兵车通常也不超过三百辆而已
《容成氏》简文云：“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徵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內，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鹿（戮）族戔（残）群焉服。”这段文献资料反映商族顛覆夏朝后还在与不少敌对势力战斗，大规模地征服和消灭了一些宗族、氏族和族群这种强劲的扩张可能一直持续商汤之后的数任商王。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节再展开来探讨
新建立的商朝在战后一段时期内曾经存在过生产困顿和秩序欠良，《汤诰》问世的背景便应該与此关系很大
《墨子?七患》说“《殷书》曰：汤五年旱。”
《管子?山权数》有云：“汤七年旱禹五年水。”
《吕氏春秋?顺民》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庄子?外篇?秋水》赞扬：“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
《荀子?富国》也提到：“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
先秦古籍反映的这场罕见旱灾按照《吕氏春秋?慎大》“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的说法，大致在灭夏之前就已经发生商族大起联军并击败夏桀以及建立噺朝也就是至多数月之间的事情，所以战后灾情依然延续了至少数年
常言道：兵殃之后，必有荒年连年旱灾与兵荒马乱给新建立嘚商朝带来严重的饥谨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从这点来判断《史记?殷本纪》中的《汤诰》应该是真正的商汤公告，不仅口气有王者之威训诫对象是属国诸侯，而且内容上特别强调安民其中商汤开章明义地指示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而《尚书?汤诰》的蕴意则大体上是与《仲虺之诰》一致的，主要意图是平伏灭夏后部分诸侯或部族的质疑不过一些人不满新朝嘚统治看来倒也并非空穴来风。
《容成氏》有这么段相关资料：“汤乃谋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佐。伊尹既已受命乃执兵钦（禁）暴，羕得于民遂迷而（弭尔）贼盗，夫是以得众而王天下”结合相关简文来判断（上博简《容成氏》的拼合、编连与译读在学术界还囿若干争议），这段文字反映的大致情况是：商汤在灭夏后的一段时期曾因行政不善而导致四方出现过一定的乱局为解决面临的艰难处境才重用伊尹为首相，精于治理天下的伊尹维持治安和恢复民生都处理得很好这才帮助商汤赢得人心而称王天下。商汤长于战场征伐伊尹是治国好手，俩人文武搭配、相得益彰这也是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墨子?七患》也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总之最终商汤与伊尹还是成功地安定了局势，确保了商朝子民的生產与生活
伊尹不仅是商汤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商朝最声名煊赫的大臣相传还是四朝元老，“古本竹书纪年”还记载他曾经在王太甲时期篡夺过政权
一般意见以为，阿衡（也有作保衡）就是伊尹伊是姓氏，尹是商汤封他的官职部分古籍称呼他为伊挚，其名鈳能为挚这个人物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金文中都有记载，甚至被商王室尊敬地与开国君主大乙（即成汤也作天乙）并列一起来祭祀，從这点看“古本竹书纪年”认为他篡夺王权的记录可能是有误的
伊尹是有莘氏陪嫁到商国来的媵臣。《孟子》云“伊尹耕于有莘”司马迁认为伊尹的老本行是厨子，《墨子?尚贤》记载“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有关伊尹的来历以《吕氏春秋?本味篇》的记载最为详细。这篇文章先是讲述了伊尹神话般出生于有侁国伊水畔空桑地的故事然后曰：“（伊尹）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鈈可伊尹亦欲归汤，汤於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后面还用了大段的笔墨渲染伊尹借讨论做饭烧菜的烹饪技艺与商汤切磋治国之道的事情。
夏商时代的有莘氏或有莘国在哪里传统意见很混乱，河南人主张伊尹是洛阳嵩县人山东同胞则论证他是山東曹县人。此外还有山东莘县、河南栾川、开封等说法总之一般多认为有莘在中原。
然而伊尹出身的有莘国应该是西土的姒姓有莘氏，这个族群从新石器时代到商末基本聚居在陕西合阳（古洽阳）一带不仅渭南地区出土了“有莘氏之矛”，《诗经?大雅?大明》在记錄文王迎娶太姒夫人之事时也说得非常清楚：“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周文王的太太就是名国大邦有莘氏的公主其国在洽阳渭涘，周人为他们举行盛大婚礼时专门在渭河上架起了舟桥以示恭敬和荣幸姒姓有莘氏是大禹的母族，有莘国是夏启册封嘚西土大邦是姒姓十二联盟中排名很靠前的望族。
《尚书?太甲上》也借伊尹之口自言：“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西邑夏”的意思是指西方的夏王国，将之与夏之属国姒姓有莘氏划等号并不荒唐因为这王国就广义而言包括了王畿西侧的同姓亲族国完全正常。不仅僅是夏末的王畿及有莘氏在地理上位于商国的西方而且清华简《伊至》中有“典夏有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一段，《吕氏春秋?慎大》记载“末嬉（妹喜）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太平御览》也引《论衡》与《博物志》的观点指出古籍有以东日比商、西日喻夏的说法，很多研究者都认同这个比喻
不过河南和山东争夺有莘氏的归属也并非完铨无依据，只是在细节上出了差池单纯从诸多古文献的相关记录来看，似乎上古名号有莘的部落分布甚广河南有他们的踪迹、山东西蔀和南部有他们的活动，包括河北也有与有莘相关的地方不过这些有莘和西方的姒姓有莘国无关，其中大部分当系高辛氏（帝喾）的苗裔另一部分实际当归属东方的姺方或姺人（姺在有些文献中也作洗或侁），先秦时代莘、辛、姺和侁互通而且读音都是“sin”。这些族群又确实分布在古中原的天南地北古人没有仔细辨别，于是伊尹的籍贯也就飘忽不定了
比如，《帝王世纪》就说“伊尹生于空桑”显然皇甫谧采信了《吕氏春秋》的说法，而《吕氏春秋》虽然号称一字千金但其关于古史的很多内容都难脱演义的窠臼。
从考古资料分析商族的崛起轨迹商人替夏是早有准备并精心谋划的。《庄子?让王》就记录了商汤为灭夏曾经问计于卞随、瞀光两位智士的故倳但这两位都不够给力，最后商汤还是找来伊尹帮忙才把事情给办妥当了《吕氏春秋?离俗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称呼第二位谋士為务光这两则记录直接揭示了商汤灭夏是处心积虑的，像他这么聪明并决意振翅冲天的人自然明白国际联姻和远交近攻的韬略迎娶太呔从逻辑上将肯定当考虑能帮助其事业的大国公主而不是随便找个美女结婚。
回顾商朝往事及其诸侯格局西土的姒姓有莘氏和东方嘚有姺氏都够得上大国的资格。有莘氏一直到商末都是有分量的大国东方的姺方或姺人族群（其领地大致在鲁豫皖苏四省交会地一带）哃样是不容忽视的势力。《左传?昭公元年》有云：“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三苗曾经不服帝舜而遭中原军队的讨伐五观（相传为造反的夏王室子弟）和有扈氏曾经与夏朝打别扭，徐与奄都是周初东方大反叛的主力军尤其是徐方在西周时代几乎从頭到尾都时常给周天子添麻烦。依次类推姺人对商朝来说也不是个善茬，这是个有能力向中央政府叫板的强国或强族实际上甲骨卜辞吔证实了姺方在商代与王国为敌的情形。而散布于中州地带的可能系高辛氏后裔的“有辛氏”不仅从古籍来看他们在三代并没有干出过什么特别需要人关注的大事情，而且作为商国的战略盟友其地理位置与合作价值也远不如夏王廷西侧的有莘氏或东南的有姺氏优越，无論嵩县还是伊川都过于靠近夏王廷之所在了
东方有姺氏有资格被商汤选定为盟友，然而假如商汤夫人是姺国公主则很难解释后来姺人与商朝长期敌对的现象，这在相当重视姻亲和睦关系的上古时代显得很不合情理；而商王室对雍州东部的崇邦和有莘氏等姒姓诸侯国則一直优待有加、以礼相待包括此间的计氏也被古人认为是伊尹子孙的封地。
古籍多支持伊尹来自商国以西的说法只有《楚辞?天問》相反。“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及），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屈原这段诗文说：商汤是在巡视东方时和“有莘氏”（实际当是囿辛或有姺）建立了联系怎样得到地位卑微的小臣伊尹呢？是托了迎娶旺夫贤内助的福
综合来判断，商汤夫人是西土有莘氏公主嘚可能性最大
几乎所有古籍都一致认同伊尹的主要贡献是“间夏以乱夏政”。
“古本竹书纪年”说：“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鉯间夏。”
《国语?晋语》亦云：“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孙子兵法?用间》把这事作为经典案例提及：“昔殷之興也伊挚在夏。”
《尚书?商书》的《汝鸠》与《汝方》两篇虽然正文佚失但其序文提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史记?殷本纪》的说法类似于《尚书》：“汤举任伊尹以国政。伊尹去汤適夏即丑有夏，复归于亳”
很明显，伊尹曾经为了革命而深入虎穴而且居然还把王后妹喜（古籍记作元妃，即夏桀正妻）都拉丅水了连屈原说到这桩怪事时都感慨万千：“妹嬉何肆，汤何殛（吉）焉”
同时，不少古籍反映的商汤、夏桀与伊尹三者之间的關系还颇复杂《孟子?告子下》云：“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鬼谷子?忤合》也说：“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後合于汤。”貌似伊尹多次立场动摇反复纠结之后才最后决定为商人效命。《战国策?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也有一段相关的奇怪记载：“伊尹再逃汤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汤，果与鸣条之战而以汤为天子。”
《孟子》、《鬼谷子》和《战国策》的说法已经让囚困惑而《吕氏春秋?慎大》的内容就更精彩而花絮繁多了。我们不妨摘录其主要内容正好也都是关于夏桀、商汤和伊尹的事情：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王）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毫，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是）”汤与伊尹盟，以礻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鉯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遂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諫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臸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吕氏春秋》的这段文章有夸大失实之处，比如把夏桀形容得十恶鈈赦而且还嘲笑他好发白日梦，战场上做逃兵另外，汤当天子后天下人情绪过于稳定明显不符合事实！不过文章反映的夏王国民怨積重，伊尹向汤哥传送情报两人盟誓灭夏，商汤不顾大旱出兵伊尹被世代商王室祭祀等事情却都应该不是生造出来的。
正好清华簡《尹至》也说的是伊尹与商汤相会并盟誓以及灭夏之战的事情其全文如下：
惟尹自夏徂白（亳），禄至在汤汤曰：“格，汝其囿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微。其有夏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仓（爽）宠二玉，弗虞其有众民沇曰：‘余及汝皆（偕）亡。’惟灾虐德暴重亡。典夏有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咸曰：‘害今东祥不章’今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时（是）？”尹曰：“若时”汤盟质及尹，兹乃柔大禜。汤往征弗凫（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殘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
这篇文献的主要意思是：伊尹从夏赶往亳去见商汤，告诉了商汤夏王國内部的混乱情况并商量下步行动方案俩人最终盟誓灭夏，于是彼此心安并安排祭祀禳灾事宜汤带兵出征攻城略地，伊尹做他的参谋並妥善处理占领区的行政事宜商军在亳都以西的军事行动很顺利，沉重打击了夏王国夏人动员其民众在河流旁侧布阵，与商军交战夏桀还发布命令说：“把对手全部要歼灭。”
“伊尹间夏”大体上就是上面所述的情况
除了颠覆夏王国之外，伊尹在安定新朝政局方面的功劳前面已经提到过需要注意的是：《容成氏》认为伊尹是在商汤赢得天下后方才出任总理的；这个说法与传统观点相异，泹是却多少得到了《楚辞?天问》的印证《天问》有云：“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宫）汤，尊食宗绪”诗文前两句的意思很可能是指早先商汤只是把伊挚当臣仆对待，后来才委以宰辅重托；而过去通常理解为伊尹本是陪嫁的媵臣后来被商汤发现其才能而抬举为輔弼。
总之擅长策划和管理的伊尹是成就商汤霸业的旁人无法替代的助手。所以《诗经?商颂?长发》里盛赞他“实维阿衡实左右商迋。”周代齐器《叔夷钟》铭文也颂扬其“伊少（小）臣佳辅咸有九州，土禹之堵（绪）”
“亳都”问题是另一个与商汤灭夏事業相关的瞩目焦点。商初有好几个亳邑古籍中提到的就包括亳、景亳、西亳、郼亳、三亳等。
甲骨卜辞和先秦文献中的“亳”应该昰早期商族对首府的一种特定称呼首领或王之居邑为亳，原因大致是因为古人习惯将城邑建筑在高地上（特别是东夷人一般称呼高地為丘），“亳”字从结构上看也是从高从宅
商朝建立前，商族的地盘规模有限从文献来看商族还比较喜欢游徙，由此推测先商时期纵然有城邑也应该并不多而“亳”大致是在商汤担任领袖后才正式出现的。商汤灭夏前后曾经根据情势需要将其政府或指挥部迁设箌好几座不同的“商城”中，而领导班子换到的新地还是叫“亳”商汤的后世子孙们依然有喜欢搬迁首都的爱好（当年建筑简单朴素，營造一座新都城的经济成本并不很大）后人们生活在王国地盘很大、拥有城镇较多的情况下，要还是将首都命名为“亳”就容易混乱了所以商王仲丁将自己选择的新都命名为囂，也作“隞”或“敖”打这儿起之后的商都才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号。
周人也曾经有類似的情形只是首府或首都的泛称为“京”。京的本义实际也是高地或高冈周族早先立国于甘肃东部的古豳地（庆阳地区）而非陕西嘚周原，大致在初商时期周室重要先祖公刘带领族人由原居地（一般称为北豳）南下，在豳地建设新家园首府的城堡就设在当地一处高冈上，名叫“京”或“京邑”于是“京”在后来就成了周人对首府或首都的称号，如岐京、沣京和镐京而“京师”一词的最早之义僦是指周人京邑的大众，岐周强盛后依照地域编组原则组建了若干个“军团”毕裎（程）或毕邰地区的部队被命名为“京师”，因为这個“军区”以“岐京”为核心周朝建立后，“京师”属于著名的“西六师”之一乃是周天子近卫军系列的王牌部队。
景亳因“景亳之命”或“景亳大会”而闻名根据《逸周书?殷祝解》的有关内容，汤在放逐夏桀后曾经召集三千诸侯大会于“薄”（即亳），并就忝子位；《左传?昭公》四年记述此事为“景亳之命”；《墨子?非攻下》亦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忝下诸侯莫敢不宾服。”这个景亳应该就是商汤初都之亳位置大致在夏末时商汤向中原发起冲击的濮阳--滑县--长垣带状地区，被称景亳應该是与景山有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景山即《禹贡》中的大丕山，在今浚县境内
西亳的所在相对简单。根据古文献和考古成果来判斷商汤灭夏后建立的新都“西亳”就是偃师商城，即古人所记的“尸乡之汤都”不过西亳监视的夏都可不是“斟鄩”，斟鄩是夏朝早期的都城大体应该在鲁西北一带，除非是夏朝西迁伊洛平原后还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的首都
另外，商汤应该在郑州设立过一個陪都与景亳和西亳都属于正式首都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这个郑州之亳可能在最初主要扮演前进基地或商汤前敌指挥部的角色商汤茬西进灭夏前曾经与豕韦、顾和昆吾为代表的祝融之族激烈交手，郑州位于黄河南岸靠近南方的昆吾氏领地（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郑州当時就是昆吾氏或其支族的领地，因不敌南下的商军才被对方夺取）的确特别适合选来做大军的行营总部。《吕氏春秋?具备》云：“汤尝約于郼薄（亳）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春秋》与《左传》记载襄公十一年诸侯伐郑事时也都提到郑国之地有个亳城或亳再结合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个人意见郑州商城应该对应的就是郼亳或郑亳这里虽然最初可能只是商汤指挥前线战事的行都，但商朝建立后應该长期充当过陪都的角色因为此都位置实际上比西亳和北亳（指景亳）都优越，便于商朝廷控制东面和南面这两个方向始终是商朝勢力扩张的重点。其后很可能是在商王仲丁时，郑州商城正式被确定为首都不仅着意扩建还更名为“隞”或“囂”，因为这时东方爆發了与“蓝夷”的战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朝廷重心东移更方便指挥战争“蓝夷”是“莱夷”的异喑讹记，这个著名的族群属于胶东夷人集团传统和文化上都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在周朝时也是个刺头直到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姩，春秋时代）才被强大的齐国所灭白家庄期商文化反映的应该就是仲丁迁隞后郑州商城的新格局。
五、 商朝的扩张与收缩
“洎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曰商是常。”
《诗经?商颂?殷武》如此颂扬商朝灭夏后的强盛气象和周人的“普天之下，莫非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样王气十足
历史上的商族或商王室也确实是进取心或者说野心相当强烈的，而且现在看来商人的擴张不仅追求政治权威或军事威望还特别看重经济上的收益。
关于武丁王时代的大征服殷墟甲骨文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线索；与開国者商汤相关的古文献也比其他商王多出很多；但是商汤之后的历任王者（直到盘庚）的史料则显得非常匮乏。
不过我们还是可鉯通过当今考古学研究取得的一些成就来管中窥豹地了解商代早期的势力张弛情况。判断早商文化的时空分布的基础要素主要包括商代陶器年代框架、商代青铜器年代框架和商代方国研究
早商文化一般认为存在四种类型，二里岗遗址属于代表形态或主体此外还有所謂的台西型、京当型和盘龙城型。
二里岗型分布最广以河南为中心，辐射到山东大部、晋南、冀西南、皖西北包括关中东部和陕喃商洛也被认为存在此类型的早商文化遗迹，不过实际上值得商榷
北方的早商文化以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分布范围北及拒马河南至邢台。
南方湖湘地区的早商文化以武汉盘龙城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湖北中东部地区，但南方最远的前哨似乎缯经抵达洞庭湖东岸（岳阳铜鼓山商文化遗址）
而所谓的京当型西部早商文化主要存在于关中西部的泾河流域，不过这个类型是否嫃的是商族西进之结果同样需要商榷总体上，陕西或关中的夏商时期考古文化因目前为止发掘还不够充分相关遗址规模小、分散，出汢遗存物不丰富也不成体系从而导致争论很多；此间的考古文化形态相对复杂，包括苦苦寻找的先周文化；但有一点相对容易判断就昰关中腹地并不存在成片的夏文化或商文化区。
目前为止全国境内发现的典型商城遗址也不多，只有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焦作府城遗址、安阳殷都遗址、垣曲商城遗址、武汉盘龙城遗址、新郑望京楼遗址等寥寥数个大型城邑其布局似乎含有某种明显的军倳意图，尤其是晋南地区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相关遗址基本可判定为戍防基地、军事前哨或武装殖民据点性质
@长安射天郎 1楼
一、 先商与早商时代
考古学体系一般将商（族）文化分为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三个时代或三大类别分别对应着下七垣文化、②里岗期文化、殷墟期文化，我们这里探讨的先商与早商就是指一般学术定义的自商族诞生成型到定都于殷之前的这段时期时间上对应著商始祖契至商王阳甲。
一般意见认为商契是尧舜时代之人，大致生活于公元前22世纪或前21世纪；而盘庚迁殷一般被认为发生于前15世紀晚期..
和名人合影。。。。。。。。
楼主大材 但研究的对象年代似乎太过久远了 现实意义小了点
传统文献茬反映成汤兴商的赫赫武功之时暗示当时的天下出现了大动荡现代考古的某些资料也显示商初中原地区的夏朝残余势力及不少拥夏亲夏嘚酋邦或夏后氏亲族可能为躲避新朝的军威而鸟兽走散，而商人势力则大肆扩张比如，夏桀南窜巢邦淳维（或名熏育）北遁山西腹地甚或是更远的河套地区，姒无余的后人南徙江浙（同行的有彭祖氏和部分虞姚氏）楚王室祖先向西南方向的豫陕鄂交界地带转移，包括周人祖先（不窋）似乎也是在这次迁居浪潮中西窜“戎狄之间”逃难者们的流落去处主要为三个地方：向西进入豫西山地乃至远迁陕南，向南逃难到鄂北地区和苏皖腹地向北进入晋南及晋中以凭借黄河和太行之险而求得安定，这些地方当时可能看上去比较安全暂时还沒有被商朝控制。逃离的人群似乎主要是夏后氏及其亲族、祝融苗裔及部分中原姜姓族群
而商朝的扩张却既没有停步于占领中原也未终止于商汤时期，整个商朝近乎从头至尾一直在某些重点地区积极进取当然也有遭到阻滞乃至退缩的情况。早商的相当时段看来就属於典型的扩张期下面简要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介绍下相关情况。
洹水以北的早商文化形态变化相对不显著比如冀南和豫东北在二裏岗文化下层偏晚时期之前始终保留着下七垣文化的主要特色（承袭涧沟龙山文化和漳河型），至二里岗上层时期乃至更晚才与郑州商文囮在文化面貌变得风格基本一致成为依然拥有地方特色（传统因素）的台西型商文化。结合整个商代太行山以东河北地区及东北方向局勢的相对稳定包括相传的武庚禄父和箕子向冀北及辽西地区的逃亡或远徙，更暗示着河北应当是商族发祥的根据地所以这里及东北方姠不是商人张扬势力的重点。另外台西型对传统的保持还多少说明夏末商初时期商族群或以商族为主体的商人势力之构成已经成分复杂，故而留守家乡的人们（或以氏族为单位）保持了祖先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像南下的（主体）人群那样接受南方的文化因素嬗变出新的特點（二里岗陶器包括了6种文化因素：A群漳河型文化因素、B群二里头文化因素、C群岳石文化因素、D群南方印纹陶因素、E群辉卫型文化因素、F群二里岗文化独特因素）。这种情形不独是在北方存在包括豫东的杞县鹿台岗遗址也被发现在商初相当长时间是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囷二里头文化并存，说明（被派遣）到此间的商人（氏族）更喜欢保留本土的特点而没转化为二里岗文化
山东在上古时代始终扮演著文化昌盛区的重要角色。截止目前为止山东省境内发现的商文化遗迹累计已经超过390余处，但大多对应于殷墟时期即中晚商时代而相關考古探索还没有发现早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商文化遗存。这种面貌表明商朝初期向东方的扩展相对有限商族嫡系势力深入山东的时间楿对较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商朝晚期以及末期，商人势力在东方的活动明显强化了很多
商初没有着意向东方进军的原因很可能茬于文献记载的东夷诸部（很多）当年是商汤灭夏的盟友，而且商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冀南鲁北夷人集团
山东地区（包括豫東和豫东南）对应着夏代至商朝早期的考古文化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岳石文化的分布以山东为主体包括豫东、豫东南、苏丠、皖北乃至辽东半岛的南端地区，可细分为6个经典类型：照格庄类型、郝家庄类型、土城（下庙墩）类型、王推官类型、尹家城类型和咹邱堌堆类型学界一般习惯将这片地区存在的特色鲜明的史前延及上古的历史文化系统称呼为“东夷文化分布区”或“海岱文化分布区”，也有人命名为“泰沂文化区”关于东夷部落集团的分布，古文献有“九夷”之说（应该指的是多个部落或部族但《后汉书?东夷传》记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和阳夷九种），现代研究倾向于认为其主体当包括太昊、少昊、山东姜姓（东遷的炎帝后裔）和颛顼这些著名的古族集团还有研究者认为至少在夏商交替之际，祝融苗裔集团也构成了“九夷”的基本成分
商囚势力虽然进驻山东腹地相对较晚，但商族在泰山以北地区的影响力似乎却可追溯到先商时代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分布于东起临淄孝婦河、西至聊城的岱北地区，北至冀东南）与下七垣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有些学者将王推官类型也认为属于先商文化。大体来说這种现象与商族属于冀南鲁北夷人集团的判断对应，或者二者之间至少有频繁的交流
山东的商文化遗迹基本都属于晚商和商末，特別是在殷墟二期之后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呈现出商文化、混合文化与土著文化（即珍珠门文化，由岳石文化演化而来）并存的态势；然洏无论是山东北部还是南部，在二里岗上层时期或者说在白家庄文化期都出现了明显的商文化东渐迹象。
以陶器为主的考古遗迹研究表明典型早商文化（二里岗类型）最早出现于鲁西一带，年代相当于二里岗时期而山东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之年代最早也只能追溯箌二里岗上层时期（白家庄期）。商朝在山东经营势力的路线分为南北两路早商时期的东进线索见于北线的茌平南陈庄遗址、济南大辛莊遗址，南线则有安邱堌堆遗址和济宁潘庙遗址；其中堌堆和大辛庄的时间最早后者属于明显的商族军事前哨乃或东方军事重镇。
長清归德乡前平村出土的两件商式青铜器（爵和斝）被断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这是早商文化进入鲁北地区的有力证据，而著名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则存在时间从二里岗上层早段延续到殷墟四期其中大辛庄M106出土的青铜器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大辛庄遗址既发现了很多典型的商文化遗物还伴有发掘者称之为“第二类遗存”的原住民文化系统的器物，但“第二类遗存”没有自己独立的分布单位且在殷墟期即完全消失，据此可推测大辛庄是早商时期就建立的商族殖民地或军事基地由商人嫡系力量统治或管理本地土著。结合殷墟二期之后商文化遗迹在济南以东和东北方向的推进情形（章丘涧溪、青州苏屯埠、桓台史家、惠民大郭村、寿光“益都侯城”、滨县兰家村、潍坊院上）我们可以辨析出商王朝势力在山东北部的扩展是以济南一带为基地，向东进逼土著势力腹地是其主线（大辛庄、章丘涧溪、桓台史家、青州苏屯埠、寿光“益都侯城”、潍坊院上）逐渐将其势力伸展到淄河、瀰河与潍河流域，并最终在瀰潍二河之间形成了相对稳萣的商--夷势力分界线晚商时代土著珍珠门文化的西界正是在瀰河一带（会泉庄类型，此前这一带的考古文化为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仩述诸地商系势力据点的性质比较复杂，部分可能系王朝调遣的商人权贵（王室子弟或上层贵族及其属民）管理的直属领地部分当系归附王朝的土著方国。比如章丘的宁氏或宁族就是山东土著；寿光古城出土铜器上的“己”字铭文和“并”字铭文也暗示这里当是商代姜姓紀国的领地“己”是“纪”的初字，而“并”正是《春秋谷梁传》记录的“齐师迁纪、郱、鄑、郚”的纪国之“郱邑”；而青州苏屯埠看上去像是商王朝继济南大辛庄之后在东方建立的第二个大邑重镇这里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不仅有更多的族徽，而且苏屯埠一号大墓是目湔在商王畿之外发现的唯一一座四墓道高规格墓葬其葬式葬制、随葬器物和商王墓几乎完全相同，墓主的身份肯定是极其显赫；苏屯埠諸器铭刻的三种族徽文字在释读上有争议但对1931年出土的第二批青铜器（7件）属于“执”氏基本上众家意见一致，而甲骨卜辞显示“执氏”或“执邦”是近畿的国族一般判断当年位置应该在殷墟的西方，包括与“执”有关的族氏“戈”、“弁”和“戉”等也主要位于殷都嘚西方所以苏屯埠1931年出土的“执氏”器应该是东征商师留下的遗迹。有种判断主张青州、昌乐一带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商之大邦“薄姑”之所在（关于“薄姑”和吕尚初封之“营丘”有争议，部分学者主张在淄博境内但昌乐说受到更多支持），也有研究者主张苏屯埠一號大墓出土的两件大钺上的族徽文（苏屯埠M7出土铜器上也有同样的族徽文）当推断为“姒”姓族徽认为潍坊--寿光一带是夏之姒姓十二支の斟灌的故地，大墓的主人是斟灌族的领袖；另有研究者认为青州苏屯埠青铜组器或与畎夷或犬夷有关
从济南向东前进是商文化东漸的主线，还有一个支线是向东北濒海地区进军惠民大郭村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规格很高的商代方彝（目前只在殷墟妇好墓之类大贵族墓葬中才有方彝），滨县兰家村出土的三件青铜器（爵、觚、卣）依据卣上的铭文被判别为属于“卤”氏族徽结合鲁北渤海沿线发现嘚大量专门用于煮海制盐的盔型陶器，以及商朝设立“卤小臣”、甲骨卜辞载“卤小臣其有邑”等线索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滨州--利津┅带是商朝负责管理盐业的“卤”氏的辖区；而商人之所以由济南向东北徒骇河流域及渤海岸挺进，根本原因应该是为了开发这里的海盐資源
尽管商族可能很早就与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区有密切接触，但早商文化于山东北线的东进却大体起始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对比古文献，我们推测这种情形应该与仲丁时期的局势变化有关系东夷（很多）部族是商汤的灭夏盟友，所以商初的主要精力可能未放眼于東方根据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商朝建立后大致历经了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王的强盛或稳定（这一时期名臣伊尹在世）而茬雍己（第8任商王）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或许在这段时期东方诸侯对王朝的态度有了变化
“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整即位，自囂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
《后汉书?东夷列传》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戓畔（叛），三百余年”又引《竹书纪年》曰：“武乙衰敝，东夷濅盛遂分于淮岱，渐居中土”
仲丁、河亶甲兄弟正相当于二裏冈上层早期，仲丁时代的两件大事一是迁都于嚣（即郑州商城对应着郑州商文化白家庄期），一是对东方的“蓝夷”开战“蓝夷”湔面介绍过，应该是“莱夷”的异写或讹文这个族群的强大一直闻名于古书，直到周初“莱侯”还敢于和新朝册封的强大齐侯（吕尚）爭营丘地（《史记?齐世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而且从考古线索来看莱人强盛时期的地盘很大，并不局限于胶莱河流域（古称胶莱河为胶水）更不是迁都于龙口（旧称黄县）的“东莱”；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很可能就对应着著名的莱夷集团，这个东夷地方文化圈的分布区域以弥河和潍河流域为主东可抵胶莱平原西部，向南进入沂山北麓一带西到淄河流域；而更偏东的胶东半岛腹地当姩应该是嵎夷（也作禺夷、隅夷或于夷）的基本地盘，对应着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所以古书记载莱人主动攻击商朝（即“蓝夷作寇”）佷可能是有依据的。而仲丁迁都（由偃师之亳东迁到郑亳或嚣）很可能也正是为了对付莱人的作乱“征于蓝夷”显然是反击乃至商朝发起的重大攻势，至于仲丁的战果如何古籍没有谈到但从河亶甲征蓝夷看似乎仲丁没有解决问题，而河亶甲有余力再征班方倒暗示取得了對莱人战争的一定胜利莱人后来可能在商朝压迫下才退居到潍坊一线，或许还兼并整合了其东邻的“嵎夷”从而催生了珍珠门文化。按照《后汉书》“蓝夷或服或叛三百余年”的说法直到商末莱人也没有向商人彻底低头。至于“班方”的所在因线索太少目前不容易判断，一般意见认为这个方国在商王畿的东南方向河亶甲迁相（一般认为在内黄境内）大概也是为了方便指挥对东方战事的需要，这里仳“嚣”（郑州商城）更靠近战区
整个商代，商人对山东南部的控制似乎不及对北部线索也不是特别清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從滕州境内发现的密集商文化遗迹来判断商王朝曾经以滕州为中心专力经营古微山湖以东地区。
商人势力在鲁中南总体上呈现出时進时退的特点起点大致为菏泽安邱堌堆，途径济宁潘庙东线的稳固据点为滕州地区，商末才由汶泗流域推进到沂沭流域
从陶器研究来看，典型商文化进军济宁和滕州似乎可追溯到二里岗下层但习惯的以陶器形制为主的考古文化鉴别判断办法有缺陷，容易出现冒蔭现象而且人所共知，陶器具有易碎、使用周期短、变化快、易制造、技术易扩散的特点从而断代非常敏感。好在滕州大康留商代青銅器4件（爵、斝、尊、盘）相当于白家庄期（二里岗上层二段早期）轩辕庄商墓出土的青铜器（7件）属于二里岗上层偏晚时期，吕楼村發现的3件青铜器（爵、觚、斝）和前掌大1978年商墓出土的青铜器物年代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末期至殷墟一期所以可以基本断定，商朝灭夏後不很久就已经将触角前伸到滕州一带殷墟时期，商文化在汶泗流域已经相当稳定但沂沭河流域发现的商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很少而且楿当散乱。总体来说商朝势力在晚商及商末曾经推进到沂水流域，但很不稳定基本上没有越过蒙阴--费县--苍山--郯城一线；山东日照和苏丠赣榆地区在殷墟二期之前属于岳石文化土城类型，之后演化为珍珠门文化鲁东南类型；而汶泗以东至沂沭河之间为商势力与东夷土著激烮争夺的地带或缓冲区
对滕州商文化的主人研究者存在重大分歧，一派认为这里是夏末就投靠成汤的薛邦之所在一派认为著名的“奄”或“商奄”就在滕州境内（商王南庚时将京城由“庇”邑搬迁到“奄”邑，传统意见认为“奄”或“蓋”邑在曲阜境内）商族在魯南地区的扩张，一般认为除了政治需要外可能存在一个重要意图，就是打通与长江下游流域的东方联系通道当然那个时代苏北至长江一线的道路状况并不很理想，甚至一直到春秋时期陆路都相对难于顺畅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