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这样粗鄙？
1、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总有妓女向中国游客高喊：“有发票！有发票！”
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做豪情，把无知当做朴素，把暴力当做革命，把失礼当做率真，把低俗当做可爱，把仇恨当做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无产阶级的直接遗产。领袖“放屁”、百官骂娘、民众“操逼”，这种所谓“革命造反”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代替了个人教养。知识分子被彻底改造的结果是，说粗话、随地吐痰、衣履不洁；领导干部以大老粗、没文化为荣。在电影《决裂》里，大学生录取的标准是手上的老茧。这种价值的颠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正是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
不幸的是，历经种种外侮而不死的中国人，在20世纪下半叶，又对斯文展开了更为惊心动魄的摧残，用最粗暴的凌辱，对付最斯文的人，那些逃脱了日寇魔爪的文化人，未能逃脱同胞的铁拳，于是历史再次重演，老舍投河、傅雷悬梁、储安平留下遗书，至今不知所终。那些没死的，心已死了。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陈三立愤而绝食而死，可以说还有个国可殉，那么老舍自杀，殉的是什么呢？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中，只有一项跟“教养”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
2、在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自然而然的行为。但在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人的粗鄙化获得全面成功：一口粗话、一身匪气，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记。典型的代表语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粗鄙曾经一度代表“革命”“正义”，彰显着粗鄙者的“社会道德的主流”。
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粗鄙化——粗野、鄙俗，在当今仍是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
3、凡是去过日本的人，无不称赞日本环境的优美、整洁，日本人的礼貌有序。我的一个朋友，去日本之前，最恨日本，可去了一次之后，把日本佩服的五体投地，感觉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家相差甚远。
我去过在台湾，在那里，即便一个小学的校工，说起话来也是温文尔雅，谈吐不俗。再从电视上再看那些国民党的高官，那个不是风度翩翩，儒雅大度，哪里有蒋匪帮的样子？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教养？而且积重难返？因为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鼓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鼓吹对地主、资本家直接复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教育与人性、人道、人伦脱节，鄙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已毫无踪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不搞人心向善，不进行善良教育，如何能不结出孽果？
如今在中国，说话带上脏字，那是一种豪迈，如果再能讲几个黄段子，那就更显得游刃有余。父母养育孩子，总以孩子能占到便宜为荣。比如在车上抢座位，比如会逃票，排队会加塞等，这样的孩子才是聪明孩子。如果孩子太斯文，就会担心长大后吃亏。成年后加塞的习惯，变成了钻营，无论在官场上，在生意场上，还是在学术界，都会充分利用秩序的漏洞捞足好处，这种生存方式，已经成为这年头的时尚。
这种粗鄙之风不仅在市民阶层流行，做文化的雅人也纷纷跟进。男作家的写作，没有学会惠特曼、海明威、金斯伯格的粗犷与豪放，却变异出一种文风的粗鄙，似乎粗鄙的叙述才有力量；女作家呢，没学会伍尔芙的从容，张爱玲的华美，杜拉斯的细腻，也敢以女权自居。说得坦率些，无非是与男作家一样粗鄙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还多了几分市井女人的俗。
4、不久前，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近日，广州各国领事馆义卖以帮助中国残疾儿童，但竟有骗子利用外国领事不会识别中国假币，用5千假币购买义卖品。有人亲眼目睹智利总领事失望的表情，他问她们，这些假钱能不能撕毁？可是介于有法律规定，不能毁坏人民币。她愤怒道：“你们让中国人的脸往哪搁？”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鄙？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这么粗鄙的，我们是礼仪之邦，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欧洲人还不懂得握手时，中国人就已经习惯于叩首作揖，叩首作揖比握手文明多了，也干净多了。可为什么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就这么浮躁，这么没有耐性？那是因为我们安详的内心，先是被鸦片戕害，而后又遭文革的摧残。
5、请看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须知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也许只有时间才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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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社会戾气是如何养成的？
导读：[b]近来恶性的事件频发，进入2016年不到1月的时间里，从宁夏公交纵火案，到江西男子驾车撞人，再到湖南嫌犯43小时连杀6人……都是血淋淋的事件，闻之内心收紧，不禁要问：这个社会安全吗？咋都是满满的戾气？　　现在，人们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有人强迫别人下跪求饶，有人使用暴力，把别人打到头破血流，更有甚者，有人捶杀、毒杀舍友，有人装疯阻拦救护车救人，有人将婴儿摔死泄愤……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我们社会为什么满满的戾气？或者说戾气是怎么养成的？　　要说戾气，当先说戾。何为
近来恶性的事件频发，进入2016年不到1月的时间里，从宁夏公交纵火案，到江西男子驾车撞人，再到湖南嫌犯43小时连杀6人……都是血淋淋的事件，闻之内心收紧，不禁要问：这个社会安全吗？咋都是满满的戾气？现在，人们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有人强迫别人下跪求饶，有人使用暴力，把别人打到头破血流，更有甚者，有人捶杀、毒杀舍友，有人装疯阻拦救护车救人，有人将婴儿摔死泄愤……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我们社会为什么满满的戾气？或者说戾气是怎么养成的？要说戾气，当先说戾。何为戾？《周书?谥法解》：“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戾气实为佛教用语，指的是败事要做得狠，偏向走极端的一种心理或风气。当然有人指出：说中国社会戾气太重是杞人忧天，中国毕竟是个人口大国，有14亿之众，基本用同一种语言传播的国家，各类极端事件随便去一扒，就是铺天盖地的节奏，再加上自媒体的转发、评论，即便是千里之外，好像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一般，哪里有好心情？给人满满的负能量！的确，如果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数据支持，我们是不能说中国报复社会的行为非常多，这确实是国人自找麻烦式求个人心理阴影面积。但无可回避的是，此类恶性事件确实呈上升趋势。一般而言，戾气是个体和环境作用的产物，纷杂的环境裹挟着精神和物质的多维刺激在每个不同的个体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激起不同的反应。因此，戾气的源头更多的是环境，而不是个体本身。对于社会环境的原因，不妨由笔者来深入探讨一下：一、社会规范的断裂当今之中国，依然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旧的社会规范失效了，而新社会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民众茫然不知所措，内心很撕裂，套用口熟能详的大白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人性格是一个如何的心路历程？不妨简要回顾一下。 旧的社会规范，虽然讲究伦理纲常，注重忠君孝亲“维护秩序”柔顺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含有杀气腾腾“报复社会”暴戾的一面，也就是说，旧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诂满满的负能量。比如大家熟悉的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的张飞和《水浒传》的李逵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他们稍有不顺心，立即是“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进入乱砍乱伐模式，六亲不认，杀红了眼，至于《西游记》的孙悟空，那更是要大闹天宫，杀上了天的节奏，是何等的快意恩仇？中国人传统性格中，从历史的画面而言，确实存在暴戾、残忍、腹黑的一面，比如黄巢的吃人、张献忠的杀人，屠刀砍向的就是无辜的“两脚羊”，翻翻华丽丽中国二十五史，那是浓浓的戾气满溢的暗黑史。中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走向现代化，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以放弃沿袭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为代价的。旧有传统根深蒂固，新的观念来势汹汹，中国社会开始迷失，并且沦为“丛林社会”，那是一个军阀、土匪主导的强权时代，典型的强食弱肉，迎来了晚清以来近百年的乱世局面，人们深受苦难的煎熬。1949年收拾了旧山河，建立了新中国，进入红通通的老毛时代。那个时代看似有了一点社会规范，但只是慑于政治高压罢了，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政治太强势，虽然传统规范如儒家伦理、乡村宗教等被摒弃了，但是个体生活几乎全部是公共生活、政治生活，根本并没有形成新规范来指导私人生活领域。那时代的人们，全身心地交给了党和政府的，即听党的话，服从国家政府的安排。泛政治化的结果，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全面破产的边缘。穷者思变，中国选择最终选择了放开经济，即大家熟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虽然经济领域突飞猛进，但是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等各个领域没有全面放开，或者说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从经济领域而言，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好的社会，让大多数人拥有现代性的生活，然而大众价值观念、判断标准却没有像经济一样快速更新，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社会规范，而又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视为大防。我们信什么？拿什么来安身立命？一直是一个困扰着大家的社会问题。以前有篇流传得很广的文章曾说，中国，你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请停下脚步等一等你的灵魂。的确灵魂跟不上物质的速度就是造成我们如此暴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为如此，人们内心充满撕裂感，使得大家情绪更强，道德攻击更明显，更容易付诸暴力行动！二、社会急速转型期。近几十年来，大众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裹挟着向前，从“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进而又快速进入“陌生人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社会正是处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社会转型的过度阶段，典型的“半生不熟”状态，就像青苹果的味道，涩涩的，涩到牙酸发冷的程度。从社会文化而言，中西方确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西方社会是一种“罪”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耻”文化，从中国传统儒家社会转向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型之痛，自然有某种不适感。“罪”文化依靠个人的“自省”，怀揣着宗教的虔诚，预设了一个“上帝”，人们依赖“上帝”的注视，认为“上帝”是无处不在，而且高高在上，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你，所以你的所作所为，需要向上帝倾诉或忏悔。而“耻”文化依靠“他律”，怀揣着长者的敬畏，现实中的“君亲”，需要熟人来注视你，也就是一群你熟悉的他人包围着你——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伯伯叔叔……做得好，说你有出息，是孝子贤孙；做得不好，就来唾弃你，是不肖子孙。无疑前者是适合“陌生人社会”的，偏向个体；而后者是适合“熟人社会”的，偏向家庭。中国人浸染“耻”文化已久，一旦进入“陌生人社会”后，也就意味着从熟悉的他者的注视中脱离了出来，他者对个人的控制就越发的弱了。于是，个人往往会如同脱缰之野马，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受法律压力、道德压力，从而更容易出现诉诸暴力的问题解决手段，甚至由于有些人在“熟人社会”中压抑太久，导致到了“陌生人社会”关系就肆意地爆发出来，做出极端事件来。这个社会转型说里社会文化原因，有没有几分道理呢？笔者专门分析过几起“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例，发现那些个人恐怖主义者基本指向陌生人群的，即素不相识的路人，随机性非常大，确实可以印证这个观点。这些人心理深处或多或少残留着“熟人社会”的“罪”文化痕迹，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屠刀砍向熟人的话，他明白其家人会被一帮熟人戳穿脊梁骨的。三、社会负面情绪积累。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原因，导致我们的民众充满被剥夺感、不信任感和不公正感，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感觉，又没有合适的宣泄出口，导致社会负面情绪一直在积累的状态之中。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深刻地感到社会不公？其实在生活中就能够感受得真真切切，恨是那么直接、那么无力感：当父母为了你的一个名校名额彻夜排长队，最后却眼睁睁地看着有关系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校门的时候，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当你家里人急需要住院，你在排队等待住院名额的时候，那些有点权力的人却因为一点小病被安排进了特护病房，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当你的家人被欺负、殴打，甚至强暴的时候，你本以为法律会严惩那些罪犯，但他们却挥动着怀里一沓沓钞票奸佞地朝你笑，或者纯属拼爹，我爹是谁谁谁，你能把我怎么样，最终潇潇洒洒地回家，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当所有本该属于你的利益无端地被他人强占，当所有本该受到惩罚的人却逍遥法外，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自古多恨空余恨，我们多情于制度的公平，然而恰恰制度没有给我们公平，产生一种深深剥夺感，此恨绵绵无绝期，累积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报复社会的戾气。特别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1949年提出的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在一个社会特别是处于转型斯的社会，因为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让弱势群体很容易通过比较产生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当有这种心理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占到一定比例而得不到疏导和解决，就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发生反社会的行为，甚至可能危害社会的稳定。正因为如此，不乏有识之士，作出如下真知灼见：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和素质和道德无关，只与社会的制度是否公平，社会上升通道是否通畅，各群体能否在法律框架下合理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关。笔者是非常支持这个见解的。四、社会缺乏共情共识。杜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依据统计得出相关性结论：对自杀更宽容的社会，自杀率更高；对自杀持严厉批评的社会（如天主教国家），自杀率会更低，即使后一个社会中的个体生活更痛苦。同样，在一个公众普遍同情以暴力谋求公正的社会中，行动者更容易付诸行动，因为道德压力更低，民国施剑翘历经十年仍要刺杀孙传芳，因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她的诉求合情合理，如果不是这样，在十年的挫折中，她也许已经放弃了。我们很多人确实可以坚持不放弃杀戮，但根本无法坚持“绳之以法”的韧性。“以暴制暴”，看似有力量，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困境，是一种最无奈的力量，大家既然都认可施剑翘的诉求，为何不一起推动社会法治的建设？可悲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社会甚至比“以暴制暴”更倒退了，我做不到“以暴制暴”，那我杀几个比更弱的人，来向社会强权示威！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社会对这些暴力性公共事件，不先谴责行动者，而是谴责他的环境对他制造了多少不公，这样难道有益于减少类似的犯罪？我们的媒体面对各类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并不急着谴责其暴行，而是热衷于寻找社会原因，甚至引导人们去寻找种种同情的原因。哦，原来这个人有这样的社会戾气，是情有可原的。没有宣泄的渠道，没有解决的办法，再加上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我认为是这个社会当前，暴戾之气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根本没有“共情”，共同去指责这种暴行，甚至连“冤有头，债有主”的共情都没有达到，遑论建立一种用制度来“惩恶扬善”社会规则的共情。说完“共情”，接下来说“共识”。中国经济已经世界第二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刚迈入现代社会大门的小学生，对大众总体而言，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新价值观，所有审美都是新的审美，大众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视为理所当作，特别是现在很多人是独生子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比较自私的，远远没有学会理解、宽容，遑论进一步去尊重其他迥异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这种不宽容、拒绝理解，在各类网络撕逼事件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事实上，我们有不少人根本是嫉恶如仇，而是看不得别人好。记得在《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的后记里，梁漱溟先生提到了一个观点，人类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即：先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诚然，中国社会物质匮乏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毕竟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目前最为严峻的问题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制度问题，如何去建一个公平的社会。当然世界无论怎么变，如果处理好人和自己内心之间问题是更为关键的，最高层次的，这并不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问题，而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共识的问题。虽然笔者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但在迈向佳境的道路还很漫长。以上四方面，足以看到了，我们社会离文明社会有很长的距离。社会越文明，道德束缚和规则约束就越多，人们身上的戾气就越难发挥出来，这样，人的表面看上去就“温和”起来了——虽然有些人天生的戾气依然存在的，但是好的制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能够让恶人无法作恶，至少不能肆意地作恶。就像公正的法律就好比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不单单在制止暴力，也在于预防暴力，在于使大众相信诉诸法律永远强于诉诸自己的拳头和铁棍。必须坚定“这个世界会变好”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用满满的正能量去战胜自身满满的负能量。既然大家都知道社会存在问题，问题是用来解决的，光喊构建和谐社会没用，光说美丽中国梦也没有用，必须拿出行动，推动我们社会的文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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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网上经常看见这样的笑话:说在一架小飞机上,坐着四个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日本人,但飞机上却没有降落伞。突然，飞机遇到了寒流，结冰了，飞机在急剧下降，有坠毁的危险，必须有人跳下去。这时，爱耍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人站了起来，喊了声：美利坚合众国万岁！跳了下去。飞机还在急剧下降，跟屁虫主义者德国人站了起来，喊了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万岁！跳了下去！飞机还在急剧下降，这时，中国人站了起来，日本人感激地握住中国人的手，中国人喊了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咣一脚把日本人踹了下去。飞机安全地降落了。
2、一个中国人去国外旅游,内急,慌乱间,也由于不认识英文男女,误进了女卫生间，放完“水”后，出来后，被一群外国女人围攻，这个人害怕给中国人丢脸，急中生智，深鞠一躬，说了句：撒呦那拉（日语，再见）这些外国老娘们于是大骂：日本鬼子真他妈的可恶！这个中国老兄乘机溜之大吉。
以上两个笑话反映了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痛恨之情，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痛恨日本人呢？我来说说中日恩仇。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两千多年友好,五十多年对抗。
日本列岛很早就有人居住，1世纪左右，日本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从这时开始，日本就是我们中国的学生了，中国的汉朝光武帝还给了日本国王一个汉委（倭)奴国王的金印呢。后来，本州中部兴起了奴隶制国家大和，于5世纪左右统一了日本。所以日本自称大和民族，国王自称天皇。
六七世纪时,日本社会矛盾尖锐,大奴隶主贵族势力十分强大,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派发动宫廷政变成功，新上台的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大化改新开始了。大和正式改名叫日本，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日本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们基本上仿照隋唐制度,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国学。佛教经中国、朝鲜传人日本后，发展很快。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中国的唐诗和书法在日本深受欢迎。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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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昂山素季为中国人做了什么？
What have Aung San Suu Kyi done for Chinese？
作者：赵灵敏 日
89年4月5日，缅甸一个小镇街头，正在进行巡回演讲的昂山素季被一队士兵拦住，他们威胁道，如果再往前走就开枪。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昂山素季让她的支持者们站到边上，独自一人走上前去。相持的最后一刻，带队的少校命令士兵不要开火。
士兵们撤走之后，昂山素季转身离开，背后汗湿了一片。
这是杨紫琼主演的电影《昂山素季》中的一个镜头，一件足以证明昂山素季道德勇气的真事。回忆起这一幕，昂山素季说：
“我发现，恐惧来自敌意。当我被充满敌意的军队包围时，我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从未对他们怀有敌意。”
今年69岁的昂山素季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8年8月前，她是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牛津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短暂工作，之后嫁给迈克尔o阿里斯博士，生下两个儿子，过了10多年相夫教子的日子；1988年8月回国探母时，恰遇缅甸爆发学潮，官方的严厉镇压让昂山素季感到震惊，她选择留下来投身反对运动，并创办了“全国民主联盟”。昂山将军女儿的身份使她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者，不过真正让她名满天下的，是她一直坚持的“非暴力”的斗争理念。
投身政治以来，面对极权主义、暴力、监禁、选举结果被取消、言论控制等现实, 昂山素季总以从容姿态作无声的抗议，反对以暴易暴，给不择手段的政治赋予了道德的意涵。昂山素季的理念和印度甘地、南非曼德拉、捷克哈维尔是一脉相承的。她成了缅甸的良心，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人的心。
缅甸民主有倒退迹象
自1962年以来，缅甸一直由军人统治，军方在1988年学生运动中镇压了数千人，引发众怒，美国等多个国家对缅甸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2010年11月，以吴登盛为首的军政府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取消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西方社会一片欢腾。美国国务卿自1955年以来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一些国家解除了对缅甸的制裁。缅甸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4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却发现缅甸民主有倒退的迹象。美国《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撰写了一篇关于缅甸极端佛教运动的报道，之后便被禁止入境，外国记者的签证期限被缩短。2014年2月，缅甸当局根据英国殖民时代的《国家机密法》，把几名记者关进监狱。
令缅甸民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宪法确保武装部队在议会和政府的控制地位，军人在政治上仍然占有优先地位。目前缅甸议会的组成情况是：70%以上是缅甸军队支持的巩固发展党成员，25%则是不经选举便拥有席位的军人。
日，缅甸军政府代表参加在缅甸联邦首都内比都召开的国会下议院开幕式。
还有少数族裔的问题。罗兴亚人是生活在缅甸西部、信奉伊斯兰教、讲孟加拉语的少数民族，在英国殖民时期从英属印度迁移到同属英国殖民地的缅甸。在佛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缅甸，罗兴亚长期受到迫害。
2012年6月，在穆斯林男子强奸女佛教徒传闻的影响下，数百名罗兴亚人被打死，超过10万罗兴亚人背井离乡。2014年1月，此类暴乱再次发生，几十名罗兴亚人被打死。而在这过程中，缅甸政府被指责为不作为，明里暗里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
面对这些情况，很多人希望昂山素季能够站出来，以不妥协的态度对缅甸当局提出谴责。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拒绝这样做，不肯谴责缅甸政府打压记者和歧视罗兴亚人的做法。在负责调查贫困农民与中国铜矿公司之间的土地纠纷事件中，她也站在了中国矿业公司那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西方外交官认为昂山素季是受到了一个小圈子智囊团的不良影响，其中一人的丈夫是个势力很强的商人，2012年前一直被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另一人是一名若开族医生，在缅甸西部与罗辛亚族发生冲突的正是若开族。
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显然低估了昂山素季。作为一个经历了大风大雨、一直有良好判断力的政治家，昂山素季误信“小人谗言”的可能性很小。她的中庸和谨慎是她本性使然，也和她一贯以来的政治信念一脉相承。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她的力量来自于平和的坚持，而不是强硬的对抗。在人类历史上，慷慨激昂、快意恩仇的反对者从来不缺，但从反对者成功转型为政治家的个案却少之又少，因为后者更需要调和利益分歧、居间斡旋折冲、有退有进的行政管理才能。一味地指责、为反对而反对，虽然看起来很过瘾，却往往会埋下社会撕裂的病根。
面对人们的诘问，昂山素季说，“我做任何事，从来都不只是为了争取人气。有时政治人物必须做一些人们不喜欢的事情。”
显然，她的自我期许不是一个终身的反对者，而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她再次超越了人们的期待，虽然让一些人失望，却是缅甸之幸。
中国在缅甸利益面临边缘化危险
2010年11月，以昂山素季的获释为标志，缅甸军政府出人意料地开启了改革进程。昂山素季的人生也开始了新的阶段。此时曾经成就了她一时之名的妥协、宽容、设身处地的精神，似乎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她不肯在宗教、外来投资等问题上斩钉截铁地反对和谴责政府，人们开始啧有烦言，认为她已经背叛了民主的理想。
根据法新社报道，缅甸联邦议会议长吴瑞曼于11月18日称，缅甸或在明年5月就是否修宪举行公投，但在选出新一届议会前不会修宪。这意味着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已经失去参加2015年大选的资格。
2008年，军政府为她量身定做的宪法第59条规定：缅甸联邦总统必须深谙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总统本人、父母、配偶、子女等不得有外国血统或外籍。就前者而言，昂山素季没有任何从军经历；就后者来看，昂山素季已故丈夫是英国人，两个儿子也是英国公民。
昂山素季面临着腹背受敌的状况，与此同时，中国在缅甸的利益同样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11月4日，“全国民主联盟”宣布昂山素季将于12月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目前没有关于昂山素季女士访华的确切消息，但中方一贯重视发展同缅甸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早前，中国驻缅大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但中国政府将会在双方都方便的时候正式向昂山素季发出邀请。”看来，昂山素季访华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这次访问对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民主化之前支持缅甸政府，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自然不可能在那个阶段邀请反对党昂山素季访华；缅甸民主化之后，昂山素季和官方达成和解，当选议员，有了官方身份，自然就可以相互来往；而一旦缅甸军方在最后时刻修改宪法准许昂山素季参选，中国还得考虑她有一天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即便她选不成总统，“全国民主联盟”一旦占据议会多数，昂山素季就是议长。更现实的是，昂山素季对中国企业在缅甸的存在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一片反华声浪中，这种姿态难能可贵。
缓解缅甸投资困境 中国需要靠自己
在过去几十年里，缅甸在世界上极端孤立，只有中国一直在提供大量的援助和投资，助其度过了难关。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缅甸的投资一家独大，2010年更创造了8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而自2010年底缅甸民主化以来，中国被批准的投资额一落千丈，2013年更减少到2000万美元左右。投资额高达36亿美元的密松电站专案在2011年9月底被缅甸政府突然叫停，莱比塘铜矿也一波三折，屡遭当地民众抗议。日，缅甸铁道部又发布消息称，缅甸决定不建中缅（皎漂-昆明）铁路。
日，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走访了由中方与缅甸合资的莱比塘铜矿，并且呼吁当地民众支持铜矿开采项目。
中国在缅甸投资锐减的原因是游戏规则变了。在民主化之前，缅甸面对西方的制裁毫无选择，不得不依靠中国；在民主化后，各国纷纷伸出橄榄枝，缅甸多方下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了本能的选择。
而且在民主化之后，缅甸官方不可能继续一言堂，至少需要在形式上得聆听民意。而中国企业的一些经营手法，很容易授人以柄：密松大坝位于伊洛瓦底江源头，这里是当地克钦人的圣地，也被视为缅甸文明的发祥地，在此建大坝遭到反对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企业一直习惯于和官方打交道，和缅甸民间的联系很少，一旦发生纠纷就束手无策。中国驻缅甸大使杨厚兰也承认，“如何与当地人沟通，如何对当地环境进行更多切实的研究，如何更多考虑当地人的福利，在这些方面我们缺乏经验。”
上述问题，是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普遍问题，遭到的反对和抗议不仅来自缅甸，在其他国家也不鲜见。要改变这种状况，光靠和某个政治家的个人关系是行不通的。昂山素季帮助中国重开了莱比塘铜矿，但这只是个案。中国要缓解在缅甸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困境，最根本的还是自身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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