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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古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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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刘正教授论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古文字学和西周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古文字学和西周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古代中国，先后曾经有过的历法种类从“黄帝历”到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天历”，共有102种。加上西历和火历，就有104种历法。被称为“古历”的有七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和火历。《汉书·律历志》上记载的只是前六种。&在已经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时间记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历。特别是记载鲁国和宋国内容的铜器铭文，因为鲁历·殷历和周历的换算，我们对此最难把握的是置闰问题。大家知道，闰月是为了维持历法的准确性而产生的一种调解方法，“十九年七闰”的定规是否为周历以外的所有历法所采用，这是不易断定的。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有了这两个假定，为西周铜器断代学研究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立脚点。&验证这两个立脚点的基础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关夏、商、周日食和月食问题的记录。因此十八世纪中期，理论天文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诞生以来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比如，根据《（伪）古文尚书》的记载，在夏代少康时代发生过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据理论天文学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得出结论：夏代少康时代的那次日食发生在西历公元前日的日出后一小时左右。结论的准确无误为我们重新判定《（伪）古文尚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证据。也为夏代少康的在位时间给出了答案：西历公元前2165年前后。&这一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商周金文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因此，时值今日，出现的学术研究著作并不多。大致有《西周纪年研究》、《西周年代》、《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西周年代学论丛》、《春秋靑铜器年代综合硏究》、《先秦年代探略》、《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金文断代方法探微》、《铜器历日研究》等。&毫无疑问，上述各书以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这一研究的最高代表和学术经典。&1956年开始，陈氏的著名长篇论文《西周铜器断代》连载在《考古学报》上。后来由于陈氏被定性为右派份子而中止了论文的连载。因此，中华书局出版的此书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加上若干遗稿增补而成的。其中，遗稿增补而成的部分内容，编辑特别标志为“未完稿”。因此，本论文主要使用他公开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论文为研究底本。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减低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
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反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一、此书在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的贡献&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在铜器断代问题上，他主张：&西周铜器的分期，对于某些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朝代的，但大多数的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有些也不需要。西周12个王和共和，其绝对年代也需作一暂时的拟定。我们曾从种种方法方面拟定了以下三期和各王的年代；&西周初期80年
武王 公元前 年&成王
38年&邵王 966-948
19年&西周中期90年 穆王 947-926
20年&共王 927-908
20年&懿王 907-898
10年&孝王 897-888
10年&夷王 887-858
30年&西周晚期87年 厉王 857-842
16年&共和 841-828
14年&宣王 827-782
48年&幽王 781-771
11年&以上凡是整数的10、20、30都是我们假定的。从夷王算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它们表示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初期，是从殷周并行发展形式变为殷、周形式的混合，所以此期的铜器更接近于殷式。在中期，尤其是后半期，已逐渐的抛弃了殷式而创造新的周式，殷代以来的卣至此消失，而周式的盨、簠至此发生。在晚期，是纯粹的新的周式的完成。以上的变更，也表现在花纹上、铭文的字形上和内容上。这对于我们研究西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意义的。&
陈氏的上述断代，基本上划定了西周的具体的历史年代范围。而对于铭文和断代之间的关系，他是如此处理的：&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可以有以下各类：&（1）同作器者&凡是同一作器者的诸器，应该都是同时代的，但不一定是同时的。比如，乍册夨令所作诸器都是成王时代的，但也有早晚的不同。&（2）同时人&有些器提到周公东征，那么它们应该都是成王时代的。但我们应该注意，所谓“周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所指；记载周公东征的“周公”是周公旦。记载后人追记或追念周公的，则在周公已死之后。“周公”除周公旦以外，他的子孙世为“周公”。《令方彝》、《作册夨令》‘告于周公宫，公令……“，此周公是活着的周公旦。《井侯簋》“作周公彝”则是周公子之封于井者铸作祭祀周公之器，此周公当是已死的周公，器作于康王时代或成王的后半期。&（3）同父祖关系&《作册夨令》是成王时人，他作器“用光父丁”，其子作册大“乍且丁宝尊彝”则在康王时。大所作的方鼎所以确定在康王时，其理由如下：铭记铸成王祀鼎，所以在成王后。铭末的族名与夨令器同，所以是一家之物。大的祖父名丁即令的父丁，所以令和大是父子，父子先后同为铸作册之官，为公尹周公子明保的属官。&（4）同族名&由上举之例，可知同一个族铭之器，只表明是一家之物而不一定是同时的。1929年洛阳马坡一坑出了五十件左右同具有“臣辰”或“微”的族名的，可再分为几组：&士上
盉、卣、尊&父癸
盉、鼎、簋、爵&父乙
鼎、爵、卣、簋、尊、觯&父辛
鼎、甗、尊&臣辰
盉、壶、簋、盘&微
爵、壶&它们虽大约是同时代的，但有先后之别，不都是同时的。&（5）同官名&官名在一定条件下也指某一个人，如寿县出土“大保七器”都有大保字样，又有召伯，可推定此“大保”实指召公奭，其它的称号如“王”“公”“侯”等也可以推定其人。&（6）同事&记载伐东夷的诸器，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作同时代的，如《鼎》、《旅鼎》、《小臣簋》等。（7）同地名&在一定条件下表示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如新邑是成王初的一个地名，成王及其后称为成周，则凡有新邑之称者当属成王时。凡有宗周及镐京之称者，都属西周。&（8）同时&《令簋》记九月才炎赏于王姜，《召尊》记九月才炎锡于白懋父。两器时、地相同，而周器上的令、王姜和白懋父都是成王时人。故可定为成王东征时器。&最后，他提出这一方法论上的立场：“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他所研究和得出的各王铜器如下：&武王铜器：&《天亡簋》、《保卣》。&成王铜器：&《小臣单觯》、《康侯簋》、《宜侯夨簋》、《方鼎》、《旅鼎》、《小臣簋》、《鼎》、《鼎》、《明公簋》、《班簋》、《禽簋》、《冈劫簋》、《令簋》、《召尊》、《小臣宅簋》、《御正卫簋》、《令方彝》、《乍册卣》、《士上盉》、《小臣鼎》、《大保簋》、《匽侯盂》、《召圜器》、《献簋》、《方鼎》、《小臣逋鼎》、《乍册卣》、《遣卣》、《乍册瞏卣》、《献侯鼎》、《盂爵》、《士卿爵》、《臣卿鼎》。&成、康铜器：&《史叔隋器》、《北子方鼎》、《应公觯》、《簋》、《井侯簋》、《小子生尊》、《尊》、《耳尊》、《鼎》、《史兽鼎》、《小臣静卣》。&康王铜器：&《鲁侯熙鬲》、《乍册大方鼎》、《大保方鼎》、《成王方鼎》、《鼎》、《白盉》、《大史友甗》、《大盂鼎》、《小盂鼎》、《师旂鼎》、《它簋》、《甗》、《競卣》、《效尊》、《宁簋盖》。&昭王铜器：&《簋》、《无簋》、《友簋》、《公姞齐鼎》。&穆王铜器；&《长盉》、《遹簋》、《刺鼎》。&共王铜器：&《曹鼎》、《利鼎》、《师虎簋》、《豆闭簋》、《师毛父簋》、《师父簋》、《走簋》、《曹鼎二》、《乍册吴方彝盖》、《师遽方彝》、《师遽簋盖》、《郑牧马受簋盖》、《师汤父鼎》。&懿、孝铜器：&《匡卣》、《免簋》、《免簠》、《免尊》、《免盘》、《觯》、《守宫盘》、《师晨鼎》、《师俞簋》、《谏簋》、《大师虘豆》、《扬簋》、《蔡簋》。&他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此书在古文字学方面的贡献&此书虽然是以铜器考古学为核心内容的著作，但是陈氏的研究处处立足于对铭文的解读基础上，因此，这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具有了古文字学、商周历史和地理学、商周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和贡献。具体来说，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对金文辞例研究的贡献&在金文辞例的研究上，陈氏注意将辞例和历史结合进行研究。如，对于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大保”一辞，他首先主张“西周初期金文中的大保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称、追称、族称。然后，他从对辞例的分析和历史事实相结合，提出如下观点：&梁山七器，大保与召公、召白同出，则知此组铜器是召公世家所作，而大保应指召公、《尚书》所称，有以下各例：&《召诰》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保朝至于洛&《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公曰君，告汝朕兄保奭&《顾命》 乃同召大保奭
大保率西方诸侯&由此可知大保、君奭、召大保奭并是一人。君、保、大保是其官，公是其尊称，召是其&封地之名。西周金文称之为召公、召白，《诗·江汉》称召公、《甘棠》称召伯。据君&奭，周公称保奭为我之兄，故《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而《论衡·气&寿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
在《西周金文中的册命》一文中，陈氏主张：&册命既是预先书就的，在策命时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诵读之，则前述甲组诸例的“王若曰”以下的命辞乃是王的说话，其中代名词为“余”乃王所自称。《洛诰》“今王即命，曰”是王之亲命，故“曰”前无“王若”之语。&这一观点十分敏锐而且具有辞例研究的典型意义在内。&第二、对商周史事和人物研究的贡献&如，关于《令簋》铭文中出现的“丁公”，他考证：&铭文三见丁公，即上文的“公尹白丁父”。《令彝》周公子明保，又曰明公、明公尹，保和尹是其官职，公是尊称。以此例之，白丁父之官职是尹，其尊称是公，故可以称丁公。《令彝》称其父为父丁，丁是庙号，此父丁在第5器称为“虔公父丁”，所以此器的公决不是令父。白丁父可能是姜姓齐侯吕伋，《齐世家》又称之为丁公。&在《册命篇》一文中，他主张王国维的《释史》一文有误，他认为：&王氏以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命尹等为史官之一，是正确的。但将它们与作册、内史、尹氏等同起来，则是不对的。古代官制的研究,固当明其类别与其彼此的关连，但亦应注意主持某一类事的官常有变换，而某一种官因时代不同而改易其地位和性质。作册本是制作策命之人，及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产生，乃兼而为代宣王命之人。西周中期其权落于在王左右的内史，在西周晚期则尹氏取而代之。&不能不说，陈氏的这一结论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他非常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西周时期管制演变的一格历史过程。&第三，对商周地理研究的贡献&如，有关郯地。他主张：&西周初之郯与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齐世家》“桓公二年灭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广曰一作谭。”齐桓公二年当鲁庄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庄十曰：“齐师灭谭。”杜注：“谭国在济南平阴县西南。”是谭即郯，在今历城县东75里龙山镇。《春秋大事表》以谭为子姓，当有所本……春秋时期的郯，见载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传》昭十七。《竹书纪年》越“朱句三十五年灭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灭者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的“郯，故国，少昊后，盈姓。”&今郯城县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灭郯以后南迁之国，犹成王既伐奄与薄姑，迁徙其国。&再如在《论丰、镐及宗周》一文中，他主张：&就已有的金文材料来说：丰多见成王器，西周初至穆王居镐京的记录较多。宗周、成周之名，西周初期常见，以后也常见。新邑、王，惟见于成王器。武王时的周不见于成王器，成王以后周与成周并见而周多共王以后器。由此似说明武王至穆王较多的居于西土的都邑、册命臣工，而穆王以后较多的在东国的洛邑。&可见，他的商周地理研究是紧密结合商周史和历史文献的。不单单是利用金文史料，而是将金文史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第四，对疑难古文字释读的贡献&如，关于《小臣宅簋》铭文中出现的“甲”字字形，他考证：&甲即甲衣，《广雅·释器》：“函、甲、介，铠也。”《周礼·考公记》“函人为甲”，以革为之。《左传》庄十一“蒙皋比而犯之。”据杜注则是虎皮。《楚辞·九歌》“操吴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则象干盾之形。旧或误释为干，或误释为十。卜辞卜人名“古”，金文《大盂鼎》“戎”“古”，《庚赢卣》“姑”皆从甲，都与此器“甲”字相同。西周金文其它的戎字则从“十”，小篆“戎”字则从“甲”。金文甲胄之“甲”与甲子之“甲”虽有繁简之别，其实是同源的。《小盂鼎》的“贝胄一，金甲一”，《十五年曹鼎》的“甲，殳”都与此器之“甲”字同形。&
再如，在《未完稿》一文中，陈氏考证出“”字的准确含义。他认为：&字旧释作。吴大澂曰“此因夨人伐散邑，乃九散邑正其疆界也。”日本小川琢治释也，谓从戈与从刀同义，引《方言》“，续也。”郭氏从之，读作营业之业。“谓因夨人营业于散邑，故用田以报散氏……事乃和平交易，非战争赔偿也。”今以为当释为接壤之接。&而对于已经被学术界考证出来的文字，如《大夨始鼎》中的“夨”字。他也能从文字写法考虑铜器断代，提出他的见解。他主张：“惟从夨自写法看，应属西周中期。”&总之，陈氏此书名为西周铜器断代，但是实际上却是以礼制、历法、历史和金文文字考证为中心的铜器断代，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同类著作。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辉煌学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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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Xizhou qingtongqi西周青铜器Bronze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主要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杂器等。西周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且多有长篇铭文,它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的重要资料。&& 迄今所知,西周青铜器的分布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湖南、江西、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其中以王畿所在的陕西、河南出土最多。王臣铸作的铜器占西周青铜器的很大比例诸侯国的铜器也有发现,但多属姬、姜两姓的诸侯国，如燕、鲁、卫等，反映了西周社会宗法分封制的特点。边远地区如巴蜀、吴越等古国的西周时期铜器，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其礼器和乐器的形制与制度受中原周器的影响较大，但兵器、工具和杂器等多保留本地土著的传统。&& 发现和研究&&汉代曾有零星发现，西汉张敞还对宣帝时在美阳发现的尸臣鼎铭文作过考释。宋代金石学家由于大量的发现，作了正式著录，并就铜器的定名和用途以及铭文的释读等作了不少研究。北宋时代的是迄今所知传世最早的金石学和铜器著录文献。清代以来，研究者益众，以研究西周的钟鼎器和金文为主的金石学取得进一步发展，晚清及民国初年出现了孙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开始了对西周铜器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西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窖藏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逐渐了解了西周青铜器的发展序列，建立了编年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体系。重要的铜器群有房山、青铜器群、、、、、长安窖藏铜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铜器等。此外，传世的西周贵族克组铜器,据传出自宝鸡斗鸡台的禁组器等,都堪称西周社会各级贵族的青铜器物的代表，显示了西周青铜器王畿气象,也显示了诸侯国的地方特色系统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专著有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容庚的《商周器通考》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马承源等的《中国青铜器》等，此外，日本学者白川静的《金文通释》、林已奈夫的《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也是重要著作。其他如铜器的合金成分、铜矿的采冶、铜器铸造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深入的发展。&& 年代与分期&&西周青铜器依西周王世分为 3期：从周武王到周昭王相当于西周早期，穆王到夷王相当于西周中期，厉王到幽王相当于西周晚期。另一种意见主张将穆王划归西周早期，也有将夷王划归晚期的。&& 西周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商代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具体断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可确定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时代有、天亡簋，成王时代有何尊、保卣、保尊、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有盂鼎、宜侯簋、旅鼎、史簋、小臣速簋等,昭王时代有尊，觥、方、厚方鼎、令簋、令方、召尊、召卣、卣、鼎、小臣宅簋、尊、卣等。西周早期常见的青铜礼器、食器有鼎、方鼎、鬲、、簋、；酒器有觚、爵、觯、角、觥、、、尊(包括兽禽形尊)、卣方、、、壶；水器有盘、等；其他器类有陈器用的禁；乐器有钟等。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到本期中后段，鼎、尊、卣、方、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刀、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总之，本期铜器形制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西周中期穆王时期的重器有长、 簋、 丰尊、丰卣、刺鼎、、静簋、伯诸器等，恭、懿之际有裘卫诸器、墙盘、师遽簋、师遽方、永盂、鼎、、效卣、壶等。孝夷之际有钟、师晨簋、克组器群、师兑簋、方、谏簋、师簋等。西周中期的铜器种类有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趋势，酒器的觚、爵、角、、觯、觥等趋于减少和退化,同时出现了自铭“饮壶”的新型饮酒器。食器有很大的发展，列鼎制度最迟在本期形成。鼎的形制出现蹄形足，鼎腹发展成扁长方形的变化趋势，簋的发展也很快，不仅在制度上与列鼎相配，而且形制也出现敛口有盖,圈足下承三短足的新型式、、等新器种开始出现。编钟也在此期普遍形成。花纹趋于简朴,早期流行的花纹或已淘汰,或变形简化。常见的花纹有兽面纹、花冠顾首龙纹、分尾的鸟纹及新出现的直条纹、波曲纹和鳞带纹等铭文记事性质更强,篇目更长，内容亦多格式化，早期族徽铭文已罕见，或有也已与记事铭文相配。字体多古朴、端庄，平齐无波磔。&& 西周晚期的重器，厉王时期有簋、钟、郑季、簋、攸从鼎、从、散盘、、鄂侯驭方鼎、簋等，宣王时期有、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簋、毛公鼎、南宫乎钟、师簋等。西周晚期的铜礼器，延续了中期形制和纹饰简朴化的变化，淘汰了中期保留的早期因素。常见器种有鼎、簋、鬲、、、壶、尊、盘、等,品种明显减少。鼎除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外,还有圜底鼎,都是兽蹄足。纹饰仅流行波曲纹，重环纹,鳞纹，直线纹，绝少见繁缛的动物纹，即如簋一类的王室重器也是直线纹。铭文多长篇，已知最长的铜器铭文(毛公鼎 497字)即在此期。流于形式的为祖考作器的铭记也很流行。字体笔道圆润，讲究书法之美，但疏放草率的字体也多有发现。&& 铭
文&&铭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征。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有关西周史迹的重要铭文，如武王时期的利簋确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王时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两代周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始记录；小臣单觯、方鼎有关于周公平三叔叛乱的资料；令簋、过伯簋等记载了昭王南征伐荆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有，再现宣王“中兴”的有毛公鼎、兮甲盘，反映西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簋，涉及当时礼仪的有静簋，簋、长、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态的有鼎、卫、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盘等，鼎、、攸从鼎等则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另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王朝与东夷、淮夷、鬼方、荆楚、狁等战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簋、簋、 生、师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另外还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墙盘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征信古史或补苴古书缺佚，具有极高的价值。&& 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参考书目容庚：《商周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1。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马承源等：《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张持平以上就是网友分享的关于"西周青铜器"的相关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对就爱阅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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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器断代(六)
【摘要】：正 十一、穆王铜器(二) 71.遹簋图象铭文善 83 隹六月既生霸穆王才镐京,乎渔于大池,王乡酉。遹御,亡遗。穆王亲易遹?。遹拜首稽首敢对扬穆王休,用乍文考父乙郑彝,其孙孙子子永宝。铭6行55字,邹安曰"此器庚戌年(公元 1901年)奏中出土,为陶斋所得,在所编吉金录之外"(周金 3.40)。後归刘体智。应有盖,不见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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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十一、穆王铜器(擅) 71.香殷72.刺幕十二、共王铜器 73.超曹鼎一74.利鼎75.师虎殷76.豆阴毁”.肺毛父殷 78.肺全父鼎79.走毁80.超曹鼎二81.乍册奥方彝盖 82.肺避方彝83.师递毁盖84.郸牧焉受殷盖85.肺踢父鼎十兰、熟、孝铜器 甲、前王铜器86.匡卤 乙、鱼粗铜器87.免毁88.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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