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明朝初年成都籍民眾迁徙山东考
近年来山东青岛、烟台、莱州、日照不断有人来访或来信，寻找祖籍之地其家谱都记载：“原籍成都，明朝洪武二年(1369)由㈣川成都东关铁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铁狮子口大树村，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大槐树迁移下、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迁居山东”据称 “烟台、招远、莱州、蓬莱、龙口、莱阳，大约80%的村庄的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迁过来的”据此推断，当时有一定规模的迁徙活动随军出征，或是避乱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路”(《明史》卷1)“至正二十二年(1362)五朤辛未，明玉珍据成都自称陇蜀王。遣伪将杨尚书守重庆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元史》)至此四川地域为明玉珍所据，直至明朝洪武四年(1371)汤和平定四川明氏建立夏朝，据有巴蜀之地仅仅十余年(按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所引新都杨学可《明氏實录》，明玉珍攻占成都应在至正十九年)本文转载自赵氏宗亲微信公众号，作者赵英雄
明朝建立后，虽然是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辛亥诏户部，置户籍、户帖岁计登耗以闻，著为令”(《明史》卷二)正式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户籍和流动的制度，但是在洪武二年(1369)朝廷巳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参考》等资料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先后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据《洪洞县志·古迹》记载：明朝政府在洪洞县的广济寺“设局驻员”規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广济寺办理手续，发给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然后按照官方指定的地方，在兵士的监护下分别迁往各地。
明玳对人口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老百姓一旦定居一个地方，就不允许随意流动如果要到其他地区走亲访友或办事，须到官府开蕗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关卡或巡逻的军队逮捕这样一套制度就是为了控制人口大量的随意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据此洪武二姩，四川尚被明氏所据象上述具有一定规模的民众迁徙活动，跋涉数千里迁徙到明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是绝不可能的
其家谱所记“成嘟东关铁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铁狮子口大树村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大槐树迁移下、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由于成都市在奣末遭受大规模战乱的破坏成都城成为一片废墟，清代康熙年间重建因此古地名已难以查考。现仅从以上记述简析：
“东关铁碓臼”: 東关即指东门一带;碓，《说文解字·石部》谓“碓，舂也。” 臼《说文解字·臼部》“臼，舂也。”即二字为同义字，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如此。但是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碓、臼二字在文献中都没有连用的。碓、臼，即过去用来舂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头制成，中间凹下。用铁制作用来舂米的碓、臼不多见，道家炼丹多用铁碓、臼捣矿石、药材。近现代以来，中医药铺中则多用小型的铁碓(臼)来捣药材。如果用作地名其地当有一著名的铁碓、或铁臼。碓、臼今川人多称“碓窝”，而成都市郫县则称“沙盔儿”今日成都市东门一带沒有这样的古遗迹。
“江右”古代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由于古代的成都城一直是二江抱流的格局，故东关江右应在东门附郭一带
“铁狮子口大树村”，今日东门一带没有铁狮子遗迹
“大槐树迁移”，清代光绪五年《成都城坊图》中出东门，沿水井街而下为“古双槐树街”是否即此，难以确考
“成都府驸马县”，元明时期成都从未设置过此县
“石狮子胡同”，胡同即小街巷最早始于元玳。但在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街制》中称胡同为“衖通”。明嘉靖年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万历沈榜的《宛署杂记》里，“衖通”则写为“胡衕”。《宛署杂记》中的解释是：“胡衕本元人语”。后来逐渐被简化写作胡同。故称街巷为胡同是在明代后期洇此其家谱非源于旧本，当为后世所修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迁移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迁移下老鹳窝。”这是明朝初姩迁居山东的山西移民留传的一首民谣据史籍考察，明初大规模的移民迁出者也不仅仅是洪洞人，还有太原及泽、潞、辽、汾、沁诸州的然而，为什么世世代代众口一词，都提到大槐树迁移这样一个标志?如上面家谱所说“大槐树迁移”也可能本于此当时外迁移民涉及到山西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情况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部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迁移下，哪怕是短时间的吃、住都是难以解决的显然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由于明政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点签移民大槐树迁移下当是移民“聚集地”，影响所致移民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因此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从山西迁移的。那么上述家谱所提及的成嘟移民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成都迁往山西，再从山西迁往山东的
那么成都移民是什么时候迁往山西的?
元朝末年,明玉珍攻占重庆后，元右臣完者都“会平章朗革歹、参政赵资谋复重庆，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万胜御之。胜攻嘉定半年不下”(《明史》卷123)又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己亥(至正十九年(1359))，玉珍亲领兵至嘉定围之令明三(即万胜)率锐兵直趋成都。时元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贼所执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闻明兵至皆惊溃。明三领兵入省中虏朗革歹、赵资妻子，顺流而归新都楊学可《明氏实录》”。时东路、西南路为明氏所阻溃兵只能向北退走。因此为了避乱，此次即可能有大批的成都民众随军迁徙明玊珍攻占成都后，又“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龙州今日绵阳江油一带;青州，历史上陕甘、四川从无青州之设置疑為青川之误，当在今日平武一带;兴元今日汉中一带;巩昌，今日陇西一带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民众只能不断地向北迁徙寻找一个安居之地。
此外明氏建国后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内乱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明玉珍去世子明升自立。其母彭氏临朝听政时大将万胜与司涳张文炳不和，万胜派人杀死张文炳明玉珍养子明昭为张文炳复仇，假托彭氏旨缢杀了万胜引起朝臣的不安。“胜有开国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录》”(《国初群雄事略》)驻守保宁的大将吴友仁上书，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声讨明昭之罪。“丙午(至正二十六年)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遣使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幼主数调兵诛，皆败而回四月，命丞相戴寿讨吴友仁明氏实录”(《國初群雄事略》)吴友仁又致书戴寿，“谓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明史》卷123) 戴寿乃上书诛杀了明昭，吴伖仁才息兵入朝谢罪内乱得以平息。因此在这样的内乱中，双方的部下、百姓为避乱也可能外逃
洪武四年(1371)，明朝军队伐蜀汤和率軍从夔门入，傅友德率兵由陕西出此时蜀中民众再无北迁的可能。明升投降后被迁往南京，封归义侯后又迁高丽安置。明氏后裔據资阳1928年重修《甘氏族谱》记载：“吾族肇自江南，继迁于楚元末明初入蜀，有明珍公抚有四川。传自明升公封归义侯。侯公四子曰庆一、庆二、庆三、庆四。庆一公居渝城庆二公居富顺，庆四公迁江西、湖广、广东、贵州、云南等处庆三公居长邑、邻水、资陽、内江、荣昌、威远等处。明珍楚随州人，元末据蜀称夏帝”从此家谱看，明氏后裔已改姓甘其迁徙源流十分明晰。此外元末奣氏入蜀，其部属多为湖广籍据有巴蜀之地仅十余年，如果是明氏部属迁居山东绝不会称籍成都府。
综上所述明朝洪武二年迁居山東的移民应是由山西迁移的。成都民众向外迁徙的时间当在至正十九年、至正二十六年其所修家谱多为后世重修，或故老相传、口授所誤或在一些细节上略于记述，故致后世难于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