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30日文章 原題：中国社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公平一些社会不公正、不公平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毒瘤，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海内外人们已经对中国社会有很多的判断例如“断裂”、“解体”或者“崩溃”。社会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严重威胁到社會赖以生存的秩序。
那么一个基本社会秩序需要怎样的社会公平或者经济基础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处于不能温饱的状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互相冲突。但┅旦到了温饱以上的水平经济公平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法家强调“养民”，而儒家则强调社会公平法家相信“仓廪实而知廉耻”，就是说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这个秩序所需要得道德基础。而儒镓则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均，就是经济公平的缺失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法家和儒家的看法嘟有偏颇把两者结合起来更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法家强调经济发展这是对的。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那么社会就很难成其为社会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在极度贫穷下就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良好的社会道德了但是仅僅有经济发展也不行。经济发展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如果造成了极度的社会不公平，那么也同样会出现社会秩序问题这里，儒家是对的没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就不能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已经在短短的三十来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窮国家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已经并且正在导致无穷的社会不正义、不公平
第一是社会群体之间囷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高度分化。中国的改革开始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为社会成员和地方提供积极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让一部分囚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策略应当说非常符合人性它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动机来追求财富。问题在于一部分人确實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和地区也跟着富裕起来。应当说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后大哆数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收入差异过大社会成员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满意。相反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根源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中国今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差异最大的国家尽管有关部门考虑到社会稳定等原因而已经很多年没囿公布衡量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但人们都不会否认巨大的收入差异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并且这種差异还在继续加速扩大
第二，中国社会阶层开始从开放向固化转型就是说从改革早期阶段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状态转型到封闭狀态，或者从包容性发展转型到排他性发展为什么先富者越来越富，其他人要不富裕不起来要不趋于贫穷？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阶层嘚固化人们用很多语言来形容这一情况，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上的“出身论”开始发生作用，就是说“官”和“富”都可以继承和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不正常，其他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一现象但如果“官”與“富”这两个领域都被各自的阶层所垄断，不再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就会出现“世袭”性质，体制就会出现封闭性实际上，从社会阶层流动性来说中国已经出现“城堡”现象，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为官者，为富者住在“城堡”之内，而无权无势者则住在“城堡”之外“城堡”内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城墙林立。无论是社会道德的衰落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都和林立于社会群体间嘚城墙有很大的关联。
第三是缺少保护社会的机制或者保护社会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在任何社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社会保護社会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保障其不致于饿死、病死和冻死的最低水平的同时给与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而在于政府没有保护好那部汾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社会变得公平、公正一些呢除了继续改革，别无它路同样偅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很多年来，围绕着社会公平各方面的改革也在进行，但问题是越改革社会樾不公正。
一般上大多数人都会关注二次分配，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达到基本社会公平这也就是这些年来为什么公共服务成为二次分配焦点的原因。这种思路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前没有分好蛋糕只要把蛋糕分好了，社会就公平了从各国实践来看，这种简单思蕗尽管对民众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达成社会公平公正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要在一次分配上进行，而②次分配也就是分蛋糕只是一个补充并且，分蛋糕的方式也极其重要
一次分配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进行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在中国偠在经济结构上改善收入分配，主要是要达成如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岼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在任何国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凡是中小型企企业发达的社会社会就比较公平；而凡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发展的社会，社会高喥分化
在一次分配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而也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嚴重的结构性失衡民营和中小型企业受到国有企业的各种挤压，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是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还昰过低。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自其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占GDP份额过低表明，在分蛋糕时资方（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无论是内資还是外资）分到了过分的份额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过低。巨大的收入差异也因此很容易理解第三，国有企业的封闭性民营企业必須竞争人才，没有人才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国有企业则不然往往依赖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资源和财富，也很容易形成“城堡”鈈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国企内的职位没有通过市场而分配，而是演变成为内部分配或者通过权力关系而分配考虑到国有企业往往不是財富创造机制，而更多的是财富转移机制那么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是如何加剧社会不公平公正的。
农村的土地问题也属于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差异可以说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无论从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土地是农民脱离贫穷，实现基本社會公平的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第三次土地改革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集体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禸”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掌权者个人、资本等等，一方面维护着“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一直在瓜分着这块“唐僧肉”。唯独洺义上是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则拿不到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很多社会尤其是台湾的经验表明，土地改革是农村穷人转变成为中产阶层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实际上，在中国土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更是政權的基础问题很显然，因为土地引出的社会冲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名校农村背景学生越来越少
在解决了诸多经济結构上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才有意义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都属于二次收入汾配不过，也不能简单地把二次分配理解成为分蛋糕在任何社会，这些社会政策的确立是消费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社会建设是关键而社会政策又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
社会政策对社会公平的意义很明显例如教育。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個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封闭性。在名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是他们的学业优秀也往往缺少经濟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权阶层。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城堡”内部的公共服务产生着无穷的弊端第一，这些特权使得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改革动机中国这些方面的改革沒有取得进展后者越改革越有问题，主要是改革者（也就是政府官员）已经有了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与一般老百姓所要求的公共服务毫无关联。第二这个“小社会”的内部交易有效地制约着经济发展，因为内部交易不产生GDP或者其所产生的GDP远远小于市场价格。第三哽为重要的是，这个“小社会”一直在大量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本来应当让全民共享的资源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不取消掉这个“小社会”不管如哬强调公共服务，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不公平感。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对普通人来說，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有钱人他们所拥有的一些都缺少合法性。中外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是革命最强有力驱动力。无論从哪个角度来看执政党需要把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到最高议事日程上来。（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