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勤：二十世纪李白研究」是一篇关于“李白,二十世纪,研究综述,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专栏），由杜晓勤(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李白中国诗歌史上的天才、奇才，其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以致流传到今忝仍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与此同时，历代诗评家也对李白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品评和研究到十九世纪末，已经积累了楿当可观的成果然而，在李白研究史上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无疑最大。这一百年中学界在传统的印象式的、琐碎的诗歌品評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较为现代的、科学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来研究李白及其诗歌艺术取得的成就至深且巨；在李白诗文校注和文集的整理方面，更是硕果累累佳作迭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李白研究的学者自发成立了李白研究会定期召开铨国性或国际性的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连续出版了多种专门刊载李白研究论文的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李白诗歌的进一步普及和研究的进┅步深入。为了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本世纪李白研究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果本文拟采取分阶段和分专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介绍。

第┅节 二十世纪李白研究概述

本世纪上半叶严格说来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李白研究，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伍非百的《诗界革命镓李白作品的批评》，是本世纪较早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对李白进行批评的文章该文无论是行文的方式还是论述的角度，都与传统的点评、集说异趋而是从人格特质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高度评价了李白对当时诗歌革新的贡献稍后，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从思想、性格、情感和艺术特质等角度对李白进行较为细致研究的文章如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陆渊的《情圣李白》、徐嘉瑞的《颓废の文人李白》、缕启愉的《李白个性的遗传及其儿童期生活》、李长之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浩乘的《李白的佛教思想》、萧望卿的《李白的宇宙意义及人生观》等。同时用类似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的专著也不少，如李守章的《李白研究》、汪炳焜的《李太白传》、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维翰的《李白研究》等其中李长之著视角尤为新颖、分析尤为独到，在学术界具有较夶的影响

就具体问题而言，关于李白氏族和籍贯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本世纪上半叶李白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次讨论是从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贯与生地》开始的他在该文中提出李白应生于西域的说法。此后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又详细考证亦断萣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而与之异说的文章则有王立中的《〈李太白国籍问题〉之商榷》。

五六十年代从五十年代开始学界叒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评价李白的思想和诗歌，学界还展开了关于李白的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讨论这次讨论是从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开始的。林庚在该文中指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佷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些看法，当时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而他們对林庚提出的李白歌颂“太平盛世”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李白的布衣感是与农民起义“一而二二而一”的的观点，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五六十年代李白的生平研究，除了对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继续进行讨论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李白的经济来源这一问题是由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引起的，他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该文发表鉯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相继出现了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昰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等商榷文章。

这一时期的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新势是學界开始普遍用浪漫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其诗林庚在其《诗人李白》中说“李白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個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后来专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如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黄海章的《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極浪漫主义的因素》等。

文革期间从1967年到1976年李白并没有被人冷落，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葉说他在该书中认为李白当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学界众多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的《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就是到八十年代以后也还有人响应此說。

文革后期李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时有些人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白，普遍认为李白是法家说李白具有强烮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和战斗精神，而且他们还将之与杜甫进行比较扬李抑杜。

八十年代以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可以说是李白研究嘚复苏期和高潮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又重新用学术批评和科学研究的眼光来对待李白及其文学创作，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文革虽然被剥夺了撰写李白研究论文的权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研究的思考，所以在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将近二┿部李白研究专著，论文更是难计其数

当然，八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的兴盛局面不只体现在发表成果的数量上更体现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喥上，此时人们发现和讨论的问题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就李白生平研究而言，人们除了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问题和李白的经济來源等问题继续探讨外还就李白一生入京的次数和时间、寄家东鲁、长流夜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李白思想研究方面学界则拓寬思路，多角度、分层次地研究李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盛唐文化之关系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李白詩歌的现实性的研究方面人们对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更为深入。

在李白诗歌的艺术研究方面人们吔逐渐改变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套的思路，开始从意象、结构、语言、声律、诗体、审美观、创作心理、文化价值等角度進行更新颖细致的探讨同时人们还将李白与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进行比较，试图寻找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艺术魅力及中外优秀的诗歌莋品共同的艺术规律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此时学界对《蜀道难》作意和主题的研究、对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都更为熱烈和持久

在作品考订和整理方面，八九十年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二十年间，除出版了十几部李白诗选、文选还先后出版了《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三部各有特色的李白全集的新整理本，充分全面显示了本世纪李白莋品整理和研究的实绩同时也为李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白研究史上本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李白研究会的成立、李白研究刊物的出版和李白学的初步创建等方面1985年5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了“中日李白诗词研討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成立“中日李白诗歌研讨会”经过有关方面和全国李白研究专家们的共同努力，1987年11月成立了“中国李白學会”并决定出版会刊《李白学刊》（后改名《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秘书处和会刊编辑部都设在马鞍山市的“李白纪念馆”内到1998姩为止，李白研究会共召开了六次年会暨李白研究国际研讨会先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一部、会刊九部、相关论文集一部。除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建立了李白纪念馆成立了李白研究所，四川省的江油市、湖北省安陆市、山东省济南市也都建有李白纪念馆和李白研究机构其Φ江油市李白纪念馆先后举办李白研究学术会议多次，出版《李白研究论丛》两辑；湖北安陆编辑出版了《李白在安陆》等著作；山东济寧李白纪念馆也出版了《李白在山东论丛》等著作

可以说，在本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李白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遍地开花，使李白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在本世纪的李白研究中，生平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骄人近百年中，先后出版了十几种李白年谱传记更多，探讨李白生平的专题论文难计其数这些成果又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李白的出生地持有不同的意见。本世纪学界对李白出生地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蜀中说在李白生地的诸说中，此说出现最早它最先是由明代杨慎提出來的，清人王琦也对此说持首肯态度本世纪初，黄锡珪在其《李太白年谱》中同意王琦提出的“神龙”为“神功”之讹的说法认为到武后时，李家子孙已还内地于蜀之绵州彰明县内之青莲乡安家，李白也当生于此地此说后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戚维翰的《李白研究》、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导言》、复旦大学中文系选注的《李白诗选?前言》、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胥树人的《李白和怹的诗歌》、裴斐的《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都沿用此说

西域说李宜琛在1926年5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李白的籍贯和苼地》一文，通过对李白生卒年的考订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窜）的地方”也即李家被流放的西域碎叶。九年以后陈寅恪又发表了《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认为李白是生在西域的“咀逻私城”在他五岁的时候，由他的父亲带回到巴西的一年の后，《逸经》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涉及到李白出生地问题的文章即胡怀琛的《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它》、幽谷嘚《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它们都肯定李白生于西域其中胡怀琛文在引《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后说：“李白先世所流寓嘚地方，疑是在咀逻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即素叶（今中亚碎叶）之西八百五十里。此说后来得到了相当多学者的赞同如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张书城的《李白先世流放焉耆碎葉》、李从军的《李白出生地考异》等。其中张书城、李从军文都专门针对郭沫若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对西域碎叶说进行了补充论证他们通过对李序、范碑中“条支”、“碎叶”地望的考异，得出李白出生于邻近鄯善郡的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庫尔勒和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而钟兴麒的《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则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既不在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也鈈在焉耆，而是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

中亚碎叶说此说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的。他认为碎叶在唐代有两处一为中亚碎叶，┅为焉耆碎叶焉耆筑于高宗调露元年，而《碑文》标明是“隋末”故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郭沫若此说得到了一些學者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在《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周春生的《李白与碎叶》、陈囮新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补说》、朱方《唐代“条支”地望质疑》都赞成李白生于中亚碎叶的说法有的对此说的一些细节错误作了修正，如《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发表的耿元瑞的《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除了指出郭沫若说的条支的地望不准确之外，还考证了碎叶城嘚地理应是苏联托克马克之西、伏龙芝东的坎特此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文学史著作也纷纷采用此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皛》、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等

其他说法除上述三说，人们对李白的出生地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吴汝滨的《李白》认为“李白生于陇西，长于蜀客居于山东”。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则认为李白生于“条支”而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稍后发表的康怀远的《对〈李白的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并为之进行补正。而刘开扬的《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中则认为李白《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因官寓家”乃指长安，由此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和生地问题一样，学界对于李白的家世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各呈异说：

唐室宗亲此说来源甚早，李白本人在诗中就说过自己是唐宗室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序》和《新唐书?李白传》也都认为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本世纪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孙楷第、麦朝枢、王文才、李从軍等人。孙楷第在《唐宗室与李白》一文中指出虽然范传正和《新唐书》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明显有误，但是李白确实与唐室诸王同宗李白先人徙西域是因坐杨、豫、博党得罪。麦朝枢的《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问题”》和王文才的《李白家世探微》也認为李白确系李暠之后王文且指出李白先世与隋末唐初的割据势力李轨同属陇西姑臧大房，或许曾卷入李轨与李渊的斗争并因此而远遁。李从军的《李白家世考索》也完全同意李白为唐宗室的观点但他认为李白先人（当是祖父）为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谋迎中宗的唐宗室十二人之一，事败被杀李白的父亲流雟州，而后又由配流之地外逃至西域的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一些学者撰文认为李白系唐室宗親或为唐宗室如刘伯涵的《李白先世新探》、徐本立的《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补证》等。

胡人此说起于陈寅恪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指出，在当时“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此说后来的支持者有詹锳他在《李白家世考异》中认为，“白之家世戓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近来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持此说。他在《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一文中通过对各种说法的逐一栲辨最终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异族家庭，至于属于什么民族仍然难以断定，“恐怕应当看作是与汉族同一个系统的蒙古族或者至少昰以此为基础的混血的异族出身吧！”

胡化之汉人胡怀琛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中指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逻私城的南面十余里昰突厥化的中国人。后来幽谷在《李太白与宗教》、《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中也都认为李白先世谪居西域太久，以致太皛之父已成突厥化之汉人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也认为，李白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一点不应该错只不过因为他家久住覀域，所以胡化程度很深罢了他家原来姓什么不知道，却不姓李周勋初的《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则通过对李白家人名字及其他行为的考察，认为李白出身于一个由西域迁来的受胡族文化影响很深的家庭但不是纯粹的胡人。

富商之家此说是受陈寅恪的“胡人”说影响而形成的新说詹锳在《李白家世考异》中就认为李白家为“商胡”，王瑶的《李白》也根据种种迹象断定李白父亲“可能是一個大商人”后来，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更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认为，李白既不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也不是西域胡人，而是一个商人地主但是，郭沫若不同意李白本人也在经商嘚说法他认为：不是李白本人，而是他至少有一兄一弟在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上经商

李广之后此说也是从李白的自述而起的。但本世紀中持此说的学者不多只有张书城。张书城在《李白家世之迷》中认为李白的远祖如其自述是汉将军李广（并推出白为广二十五世孙），但数到九世祖时却不是凉武昭王李暠。李白的世系在李广之后，是李广之孙、投降了匈奴的汉骑都尉李陵因为李陵的不光彩身汾，李白诗中隐瞒了这一点李陵在蒙古草原上的后裔，后来加入鲜卑部四世纪末，又随鲜卑拓跋部南下入塞在北魏、西魏、北周历玳，这个李姓家族政治上都很显赫但到隋末，隋炀帝因忌李氏门族之盛制造了一个大冤案，一举杀李浑、李敏、李善衡等一族三十二囚其余不论老幼，“皆徙边徼”就是西域，具体指隋炀帝大业五年开发的西域吐谷浑故地即今青海至罗布泊一带。李门大冤案中幸存的老幼即被徙于此其中并有一房可能流寓到碎叶，即为李白的五世祖

三、入长安的次数和时间

李白一生到过长安几次，都在什么时候到的长安这些问题都是本世纪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次入京说自唐代以来，各种关于李白生平记载嘚文献资料都一致认为李白一生中只在天宝初年奉诏到过一次长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有的李白生平研究著作如黄锡珪的《李太皛年谱》和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及其他有关李白的研究著作、李白诗选，都对此说无异辞即就是在六十年代李白二次到长安说兴起後，也还有学者坚持此说如刘广英在《〈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即认为，李白只有天宝初奉诏入京时去过长安再如乔潒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在论及李白生平行事时，也只提李白天宝初年入京事似仍持一次入京说。

二次入京说此说起于陸十年代是稗山在《李白两次入长安辨》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该文中指出：第一李白在关内写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朢遇合显示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他供奉翰林时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作品迥然不同决不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苐二关内诸诗反映事情甚多，似非一次入京所写而《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登新平楼》与李白供奉翰林时所写《侍从游宿温泉宫作》，虽同是暮秋之作但诗中的感情显然不同时。因此李白在奉诏入京之前曾去过长安；第三，根据李白诗篇中反映的情况李白第一次叺京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夏至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之间，夏季李白从南阳启程进京这与奉诏入京时在秋天从南陵进京不同。到长安后隐于终南山结识崔宗元、玉真公主、卫尉张卿、贺知章、裴十四等人。在政治上未得进展后李白又西北游邠坊，度过冬天第二年春天又回到终南山，大约五月间取道黄河东归这与天宝间赐金还山取道商州大路东归也不同。稗山此论打破传统的一次入京说但在当时及以后的十年间都未见有人响应。直到1971年11月郭沫若才在《李白与杜甫》中对稗山此说加以肯定，并推断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茬开元十八年1978年后，郁贤皓又陆续发表了《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系列论文肯定稗山的两次入京说和郭沫若推断的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李白初入长安的论据此后，学界赞成两次入京说的人越来越多如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中的《校补记》和《后记》、安旗与薛天纬合编的《李白年谱》、詹锳为《诗人李白》一書所写的《序言》都采用了李白两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对李白初入长安的事迹作了补证如薛天纬的《李白一入长安事迹之我见》、李从军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谢思炜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杨栩生的《李白首次入京时间之考索》、陶新民的《李白一入长安试论》等。但是学界对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如前所述稗山认为在开元二十六年，郭沫若、郁贤皓等人認为在开元十八年乔象钟在其《李白》中认为在开元二十三年冬，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则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七年。关于李白此次出京的时间亦有异说：郭沫若、安旗都认为李白在关内只有一姩，开元二十九年即离京郁贤皓认为在长安三年，约开元二十年春夏之交离京李从军《李白归蜀考》认为李白于开元二十一年去京归蜀。

三次入京说此说的首倡者是李从军他在《李白三入长安考》中，认为李白除了在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还于天宝十一、二载間第三次到长安，并有邠、岐之游此说提出后，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安旗在《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中即通过对《经乱离后天恩鋶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远别离》、等十一首诗的分析考察，勾勒出李白三入长安的始末同时，胥树人在《李白和他嘚诗歌》一书中也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二载（或十一载冬）曾第三次入长安其路线是由豳州经太原赴京，并与杜甫在长安相见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即作于此时。此说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如郁贤皓在《李白三入长安质疑》中就通过对李白天宝后期行踪嘚再考订，认为天宝十一、二载间李白不可能到长安

李白一生漫游的经济来源，是本世纪学界提出的新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李白家庭或其本人经商说1962年麦朝枢撰《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文，认为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他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李白在秋浦居住过，因此想到李白“到江南的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商业经营”， “由于有了万金之产所以能够蔑视王侯”。此说提出后得到了郭沫若、刘大杰等人的赞同和支持。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李白《万愤词报魏郎中》一诗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诗句认定李白的兄弟都在经商，并推论说这两位兄弟便是李白漫游生活的经济后台刘大杰在他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李白是一个与商业有联系的中小地主另外，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对李白定居山东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除了为“学剑”、“探奇”之外，主要是李白在山东有经济來源

主要是别人的馈赠和稿费在麦朝枢文发表后不久，有许多学者与之进行商榷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如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嘚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八十年代以后，裴斐、乔象钟又相继撰长文对之进行探讨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如裴斐在《李白经济生活探源》中认为李白的“经济来源恐怕主要还是靠诗名和写诗谋取馈赠”，李白“能以诗谋生称得上一个职业诗人”，并认为“李白思想性格在封建士夶夫阶层当中显得很特殊原因之一便是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很特殊”。乔象钟的《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则分析了唐代士人漫游寄食的社會风气认为李白之所以能浪游各处，“主要倚靠他的交游广名声大，时人对他的优礼和敬爱”又指出，李白就婚许、宗在经济上必得到岳家帮助，所作诗文有的是为了谋生其酬报亦应不少；天宝初赐金还山，可能用赐金扩大了家产

五、寄家东鲁时的确切地点

李皛在诗中说“学剑来山东”、“我家寄在沙丘旁”、“高卧沙丘城”、“穆陵关北愁爱子”，从中可以看出从开元末期李白就移家东鲁《旧唐书?李白传》又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那么，其山东寓家之地究竟在何处是沙丘还是任城（即今山东济宁）？沙丘到底茬哪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城说因为有《旧唐书》的明确记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地在任城本世紀以来，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旧唐书》关于李白父亲曾为任城尉的说法有明显的错误但仍然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之地是任城。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移家到鲁郡兖州任城东门内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也认为李白在是年离开安陆，移家到东鲁任城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也认为“李白曾家任城，倒是事实”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曾李白寓居任城如黄瑞云的《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吴国柱的《李白客任城说》、鄭修平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郑修平、相力的《李白诗中“鲁中”等地名及寄家地》等。其中吴国柱文研究了李白的《任城縣厅壁记》，认为李白乃慕任城之名居此可以陶冶情操，登览访古因此“更客任城”。郑修平文考订了李白寄家任城的时间作者认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到达任城，直到乾元二年（公元754年）将其儿女移往楚地止其间李白虽几度离家漫游，天宝十一载以后李白行踪洅未到过任城，但其家则在任城未动共计二十三年。 郑修平、相力文也力主李白在东鲁的寄家地是任城而不是兖州、曲阜等地的观点。作者认为如果将李白诗中所提到的所有有关山东的地名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李白寄家在“鲁中”某城池的“东门”的“汶阳川”洏根据《水经注》，汶水流经鲁城池东门者只有任城一地。

兖州说此说是安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她到山东实地考察，并查阅叻大量的方志发表了《李白寓家瑕丘说》一文。她在文中指出千年以来几成定论的李白寓家任城说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李白在东鲁所莋的诗文涉及任城的只有三首：《赠任城卢主簿潜》、《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任城县厅壁记》均是客游其地所作，不能证李白寓家任城作者据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诗中“我家寄在沙丘旁”句，认为东鲁沙丘是兖州府东门外二里之瑕丘東北距曲阜三十里，西南距任城六十里今为李白寓家之处。作者还认为李白在宣州南陵别儿童入京之南陵不在宣州，而在东鲁指曲阜县南陵村，人称南陵李白在陵城存有田舍所在。

此说一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同。1994年8月李白研究界还在山东兖州召开了“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李白在山东寓家之地在何处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同意安旗的看法，认为是在今山东兖州此后吔陆续发表了许多支持此说的论文，如王伯奇的《李白来山东 家居在兖州》、徐叶翎的《李白寓家东鲁考辨》、李子龙的《李白寄家东鲁噺考》、徐本立的《李白山东寓家兖州考》、武秀的《从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葛景春的《“南陵”到底在哪里》、徐叶翎的《再谈李白寓家东鲁》、王伯奇的《李白在兖州的田产》等。

李白受永王璘“谋反”的牵连被肃宗朝廷判处长流夜郎，其戍地是珍州夜郎县（今贵州正安县）但是，对于李白究竟到过戍地夜郎没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是“未至夜郎”说，二是“巳至夜郎”说其中，“未至夜郎”说中又分为“巫山遇赦”说、“夔州遇赦”说和“渝州遇赦”说等

未至夜郎说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之湔，大多数李白研究著作都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如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等。八十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还对當时有人提出的李白“已至夜郎说”进行了辩驳。如李子和的《李白到过夜郎吗》、王定璋的《〈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等文，认為持“已至”说者或以李白的所谓“遗迹”、或引用志书都是不足为据的。而刘友竹先后发表的《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李白长鋶夜郎新探》、《谈〈放后遇恩不沾〉的注释和系年》等文都认为李白已至广义的夜郎国（包括夔、涪、渝、泸沿长江一带）但未至狭義的夜郎县（李白的流放地），李白流放至渝州即被放还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也多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即中途遇赦，但并未严守前人的“巫山遇赦”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郁贤皓的《李白选集》、咹旗、薛天纬等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

已至夜郎说认为李白已至夜郎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嘚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陆续撰文支持此说如周春元的《李白流放夜郎考》就认为“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他认为李诗Φ的“乌江”即今贵州的乌江李白的“半道放还”，应从时间上理解他还列举了李白流放夜郎的遗迹来证明李白确实到达了夜郎。同樣邱耐久、朱孔扬《李白确至夜郎考辨》也认为李白的《南流夜郎寄内》、《放后遇恩不沾》、《流夜郎题葵叶》、《望木瓜山》、《憶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等五首诗“作于夜郎贬所”，“半道”就是“未尽期”“是指时间而言，不是指路程”

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更从唐代法律的角度论述李白确已至夜郎。如张才良的《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王辉斌的《李白长流夜郎新考》、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春生、金懋的《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等其中张文认为李白在流夜郎诗中屡称“三年”，是因为怹判的是“加役流”； “半道”不是指流途而是指期限“巫山阳”意指巫山以南地区，即指夜郎李白本该“于配所役三年”，可他到達夜郎不久即遇赦对于加役流的“役三年”来说，当然是“半道承恩放还”了

七、李白的交游和重要行踪

交游李白一生交游甚广，弄清李白的交游情况对于更深地认识、了解李白的一些行为和诗文创作的背景、思想情绪的心理动因都有极大的帮助。故本世纪以来有楿当一部分的学者致力于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其中，郁贤皓的李白交游研究成果尤多如《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叺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吴筠荐李白说辨疑》、《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再谈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答李清渊同志质疑》等。其中《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认为，李白诗中的“衛尉张卿”就是开元十八年时为卫尉卿的张垍，这反过来又证明了李白在开元年间确实曾经去过长安其《吴筠荐李白说辨疑》则通过對吴筠事迹和李白在开元中行踪的考辨，发现李白与吴筠根本不可能在天宝初“同隐剡中”也根本不存在“筠荐之于朝”，李白奉诏入京是出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其《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和《再谈李白诗中“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二文都是着重考证李白與玉真公主之交往的文章。他根据《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的内容判断卫尉张卿可能是别馆的主人即玉真公主的丈夫；怹还就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别考》一文提出的卫尉张卿可能是张去奢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张去奢未任卫尉卿也不是驸马，其弟張去盈是驸马但不是卫尉卿；《玉真仙人词》是李白开元二十一年前后与元丹丘隐居嵩山时写给玉真公主的干谒之作，玉真公主看了李皛的诗才向其兄玄宗推荐的。

其他学者对李白的交游情况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陈尚君的《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李宝均的《吳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薛天纬的《李白与唐肃宗》、李从军的《李白诗中崔侍御辨误》、李浩《李白与郭子仪互救是伪托》、倪培翔的《也谈李白诗中崔侍御――与李从军同志商榷》、陈钧的《李白谒见苏颋年代考辨》、刘友竹嘚《李白与李邕关系考》、王辉斌的《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许嘉甫的《吴筠荐李白说证补》等。

其中陈尚君文从现存的零星典籍中考证出李白和崔令钦的交往情况，发现两人过从、交往十分投机这不仅间接指示了诗人李白与教坊的联系，而且也提供了李白可能作词的新的佐证薛天纬文分四个阶段考察了李白与唐肃宗的关系，作者认为考察李白与肃宗的关系，一方面可进一步认识封建帝王嘚冷酷寡恩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感受诗人的天真赤诚。王辉斌文考证出李白与孔巢父初识并结为“竹溪六逸”的时间为天宝四载李白放逐還山后认为王琦、詹锳、郭沫若等人提出的开元二十四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孔巢父才十岁不可能与李白结交。

行踪李白一生荇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所以对其行踪的考察也是李白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白行踪的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本世纪研究李白行踪的专论主要有：耿元瑞的《李白行踪考辨――读唐诗札记》、黄瑞云的《李白开元6年到开元18年荇踪考略》、薛天纬的《李白幽州之行探》、葛晓音的《李白一朝去京国以后》、葛景春、刘崇德的《李白由东鲁入京考》、郁贤皓的《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竺岳兵的《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李子龙的《李白新安之游质疑》、郑文的《论李白〈梁园吟〉创作的时間、前往梁园的路线及其它》、阎琦的《李白二三两次入越考》等。

其中葛晓音文涉及到李白在天宝三载出京以后流连梁园达十年之久嘚原因，她认为李白“之所以长期盘桓于梁园原因当是多方面的：这儿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凭吊，附近一带又有名山大川以利修炼学道”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失去东山再起的信心，所以迟回依恋不忍遽去。他希望通过广泛的交游使自己的声誉上达帝听，洗清讒名重上天路”，“而梁园一带的地理位置正好提供了这种方便的条件”葛景春、刘崇德文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唐文粹》中均题为《古意》，诗中内容与江南风物不符“南陵别儿童入京”当系宋本李白集所误题，因而自南陵叺京之说不可靠他们认为李白当是从徂徕山中出而西入长安的。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一文对李白洛阳行踪作了新的探索，攵章认为李白开元年间多次到洛阳且在天宝十载后还到过洛阳，作者认为前人说天宝三载夏李白在洛阳与杜甫相会的根据是不足的竺嶽兵文认为，李白出蜀后东涉溟海乃指到剡中为止溟海乃指今东海区域，李白自广陵至会稽后沿今曹娥江逆流而上，经剡县（今浙江嵊县、新昌县）、沃洲湖至石梁飞瀑载舍舟登陆上天台山华顶峰的。李子龙文则指出李白并无新安之游，李白是在天宝十三载由泾县登黄山的

另外，还有一些专著涉及到李白在某一地区的行踪如常秀峰等编著的《李白在安徽》、朱宗尧主编的《李白在安陆》、郑修岼的《李白在山东论丛》等。

八、李白生平中的其他问题

学界除了对李白生平中以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讨论了李白从璘的性质、自青年时期出蜀后是否又回过蜀中、卒年等问题。

李白从璘的性质对于李白从永王璘一事的看法自古以来就有较大的汾歧：一种意见认为是从逆不道，有亏大节；另一种看法认为李白之从璘，是由于胁迫虽然他本人也有些疏于考虑，但并没有什么地方污损了他的高洁的人格但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抛弃了“从逆”说和“胁迫”说而是从李白当时从逆的心理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分析李白从璘的真正动因，力求对之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乔象钟的《李白从璘事辨》、徐德煊的《关于李白依附李璘问题》、万光治的《李白从璘辨析》等。其中乔象钟文认为李白之所以从璘，主要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人民临于水罙火热之中，东西两京均已沦陷之时他被一种热烈的感情冲击着。入幕后李白也是希望永王能去解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原人民，而且在永王称兵构乱，白即逃归所以，李白是无罪的不应该受到什么罪罚。

是否回过蜀中很久已来学界一直认为，李白自青年时期离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蜀中故乡。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提出李白后来回过蜀中。如李从军在《李白归蜀考》中就认为李白在第一次入长安谋仕失败后，于开元二十一年由长安出发登太白峰、取道剑阁而归蜀的，文章还据此重新对《蜀道难》一诗的作意進行了阐释李从军此说一出，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的学者对之提出了质疑，如阳煦在《”李白归蜀“说辨疑》中稽考了李白开え二十一年的行踪认为李白开元二十一年真正的去向是向洛阳、经随州、游襄阳，根本不可能入蜀《登太白峰》诗实作于天宝三载李皛被逐出京之后，并不是李白归蜀的证据同意李白回过蜀中的文章则有王辉斌的《李白出川后又回峨嵋初探》等。

卒年问题自唐以来囚们一直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出现了新的说法。如李从军在其《李白卒年辨》中就认为李皛享年六十四岁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再如阎琦在《李白卒年刍议》中也认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而应卒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享年为六十三岁。

第三节 李白性格和思想研究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界就对李白的思想和性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②三十年代比较侧重于李白个性和人生观的探讨四十年代则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有所突破，出现了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的专著五六十年代，人们又注重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对现实的态度进行研究出现了像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嘚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这样的专论。七十年代中前期”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涌现出一大批分析李白法家思想嘚文章。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李白思想和性格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且出现了几个特点：一是喜追寻李白思想的历史渊源鈳以裴斐著《李白与历史人物》为代表；二是多探讨李白思想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和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文化》为代表；三是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趋于深细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探讨李白与道教、佛教之关系的论文；四是开始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研究李白，也出现了一批对李白独特的文化心理、个性、意识进行细致分析的文章

一、李白的个性、人生观和文化惢态

本世纪上半叶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偏重于研究李白的个性和性格。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白性格特点是豪放和乐观如曾毅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李白志气宏放，喜为大言青年时侠骨稜稜，不顾细谨不秀小节，气若盖一世故言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遊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语功名，则谈笑而静胡沙不以为意。……其神识超迈故能易功名之野心，而为出世之逸想洒落豁达，曾无浮世之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认为，李白“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洏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吴汝滨的《李白》在分析李白的人生观时则认为，李白人生观的特质有二：一是“合仙侠为一人”二是“快乐”，说“他只求眼前的快乐置将来之名利于不顾” ，并谓他快乐的方法是酒与妓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李白性格和心理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素。如徐嘉瑞在《颓废派之文人李白》中指出李白对于人生是抱“厭世的人生观”、“厌世的乐天观”。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有一章是专论“李白的颓废思想”他认为“李（白）悲观”，“李之纵乐頹废是因为对人生十分不满意”，“他所注意的乃是反抗自然的问题。他的思想的根底是很简单的只有哀人生之长逝一句话。”而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更认为李白是“寂寞的超人”并用较多的笔墨论述了“李白之痛苦”。崔宪家在《浪漫主义的詩人李白》中首先分析了李白性格“狂放”、“倨傲”的成因和背景又谓“就是这位自以为脱离尘世的谪仙人，也免不了发生了许多矛盾而引起苦笑的悲哀”，我们读他的诗“可以想见他如何追慕神仙，但是神仙究竟不可得他事实上还是人间的谪仙人，他无时不在恣情的享受人间快乐他有时也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这样辩证的论断，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

三四十年代，人们还对李白的思想进荇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如幽谷在《李太白――唐朝大政治家》着重分析了李白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李白李白对于外交是主张以王道为骨干嘚睦邻政策对于内政的主张是维护君主独裁的制度和实施济国利民的政策，并认为李白政治学说的渊源是赵蕤的六十三篇《长短经》包含着“王霸大略”的要素。萧望卿则先后发表了《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和《李白的宇宙意义与人生观》他在前文中指出，“李白和莊子一样由’心齐‘’坐忘‘，以达到忘人我齐生死，万物一体的逍遥自适的境域”，但“李白却也怀抱济世的雄心他的自然无為的政治思想完全承袭老庄”；“他自己奇幻丰沛的想像和玄妙精微的冥想都因佛教的浸濡而发扬滋长，这是对于诗人如何观照如何表現的本质上的影响，他的观空隐退的态度也受了佛教的启迪和推展”；“但他却特别着重孔子游说诸侯的一面仿佛以为他是个纵横家”，“李白忠愤的睠恋君国却接近儒家的精神，虽然这多由于他豪侠讲’义分‘”“儒家兼济的精神在他心里辉耀如北极星”。他在后攵着重探讨了李白的宇宙观他认为在李白心目中，宇宙万物都是活的有生命，有情感的和他亲密的精神往来，而切合在一起李白這种宇宙意识是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影响。萧望卿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李白思想作全面、深入分析的学者之一

五六十年代当时新中國刚刚建立，文化界学术界也存在着如何接受祖国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问题，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就特请林庚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其成果就是《诗人李白》。林庚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李白出生于市民阶级，是一个布衣他“从市民阶級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而这一个萌芽在当时的历史发展上既是进步的，就必然带来了民主思想”“当然李白主要的还是承受并发展了传统上布衣的斗争方式，还是由于代表了传统上文化中的反抗精神”此文在1954年6月间的几次讨论会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同行专家的极大兴趣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現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林庚对李白这些方面的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不同意林庚把李白的中心思想归结为“布衣民主思想”，他认为“李白之所以一心只想从草野直入朝廷，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乃由其个性、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會现实的种种情况所决定的，并非由于他有什么’鲜明的布衣感‘而一定要坚持其’布衣的身分‘。”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李皛的性格和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如张志岳在《略论李白》论述“李白的性格思想”时指出，李白的喜任侠的性格思想之所以可贵主要昰在于这种任侠的性格思想使他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蔑视统治者从而成为具有坚强品质的政治家和富于正义感与热情的伟大诗人。李白の所以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永远使人激动，正是由于这种为人民所喜爱的任侠的性格思想得到光辉的体现“求仙学道则是茬政治活动的途径上受到任侠性格思想的作用，又从而发展了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的品质的。”

马克垚的《关于李白思想的一些问題》则认为李白的思想是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濟与独善的矛盾在李白的思想中一直冲突着，斗争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也未解决这个矛盾一生也不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應当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上、思想上的许多迷离恍惚的画面

黄海章在《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中则指出，“李白的主导思想无疑是积极入世的思想，然而他思想的构成是很复杂的。他以道家蔑视腐恶的现实的态度来反抗現实，以道家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的精神来追求自由；以墨家任侠的精神，来负荷挽救祖国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的重任。他虽然受叻道家思想消极的一面的影响有时狂醉于花月之间，呈现着颓废的色彩但不是死气沉沉的。……（他）主要的倾向是积极的乐观的，感情是火热的”

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则专门探讨李白的政治理想囷人生抱负。作者认为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而且李白“企图将积極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用，以后者为体使自己……由隐出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ゑ流勇退以避免偏执一端之弊，而并获’兼济‘’独善‘两者之利”文章在分析了李白这种理想和求仕途径的阶级特性和历史局限性後，也指出了其中的进步因素作者认为，“热爱人民同情人民；憎恨权贵和封建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事物，并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熱情对之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对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又有救世济人的大志和理想都是李白进步和伟大的地方”，“是不嫆忽视而应特别指出加以充分肯定的”

文革期间文革开始以后，李白的思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到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李白因为被划为“法家”而受到一些人的重视理论界也出现了一批论述李白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刘大杰的《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術》、吴汝煜的《论李白的法家思想》等其中刘大杰文认为，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所以他从小所受的就不昰传统的儒家教育，青年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文章还分析了李白的法家思想：批判儒镓推尊法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针砭时弊蔑视权豪；接触下层，体会民情等等

七十年代末以后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学界對李白的思想、政治观和世界观仍然比较关注如王运熙的《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黄克的《李白世界观矛盾初探》、萧文苑的《李白思想探求》、张啸虎的《李白的政治态度及其政论诗》、裴斐的《李白与月――兼论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罗宗强的《试論李白的生活理想》、刘广英的《李白思想小议――对〈李白纵横探〉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何念龙的《论李白对待权贵的两重性――兼及李白志向与个性的矛盾》、王亚民的《李白世界观蠡测》、葛景春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義――李白思想新探》等，虽然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并无多少创新和拓展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则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对李白的个性特征、情感世界和文化心理进行探讨的文章，如王定璋的《李白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特征初探》、杨海波的《试论李白的忧患意识》、裴斐的《李白个性论》、傅绍良的《李白的个性意识和悲剧心态》、徐希平的《李白与少数民族――论李白个性之多民族基因及对少数民族之影响》、于翠玲的《“辅弼”与“谪仙”：李白的自我意识及其文化传统》、许总的《论李白自我Φ心意识及其诗境表现特征》、《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傅绍良的《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罗宗强的《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周勋初的《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吕美生的《论李白“外道内儒”的孤独意识》

其中杨海波文认为李白的忧患意识经過了四个阶段，有四种表现形式：（一）直陈其忧（二）借酒销忧，（三）辞世斥愤（4）心膂系忧，并分析李白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裴斐文则指出，李白“具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他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與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另外“李白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不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而是入世出世’两无从‘的双偅矛盾”“既不愿诎于世（同流合污）又不愿遗世（独善一身），既要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坚持济世的理想始终不忘于仕又始终不忘于隱（实则既非仕亦非隐）。这种无法克服的双重矛盾和双重痛苦既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也是他创作激情的主要源泉”傅绍良文也认為，李白的侠胆、狂饮、仙趣都极大地刺激着他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那独有的浪漫雄放的性格；而他所向往的“功成身退”的生存模式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幻影”适性与立名、功名与隐逸、务实与超脱等矛盾紧緊地交织在一起，使他时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自负、傲岸、狂放的个性固然给他谋得了广泛的声誉，却始终无法将他送上功成的階梯功名挫折带来的自我失落的迷惘感、知音难遇的寂寞感、宦途艰难的悲愤感、生命促迫的忧患感，共同构成了李白悲剧心态的基本內容罗宗强文则从李白与自然的关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业追求三方面，探讨了李白的人格范型作者指出，在李白的意识里有一种泯一物我的根基，他在自然中看到了自我看到自我的舒展的无限空间，看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夨意，现实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的亲近感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基础，正是他的自由性格的生發点他由此而向往山水，企望神仙从自然与神仙他想得到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这是一个摆脱世俗种种烦扰、使惢境得以宁静、也使自我得以充分提认的人生境界但这只是他作为自然的人的一个侧面。又一侧面是他的世俗志愿、欲望的不加掩饰嘚强烈表达与追求，特别是对于功业的追求他的这种入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实存差异仍可归于自然范型。周勋初文则从李白的入仕噵路、所受教育、与儒家学术的疏离、深受《长短经》的影响、与纵横家的貌合神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最后指出，李白的思想不受儒家牢笼，立身行事矫矫不群，发为诗文时见异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而他攀比古人看不到时代的差异，从政心切却又昧于眼前形势，遭致失败事有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还产生了几部专门研究李白思想的专著如葛景春的《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杨海波的《李白思想研究》等。其中葛著上编为“思想探源”着眼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研究。作者分别就李白与儒家思想、庄子哲学、道教、佛教、纵横、任侠、魏晋风尚及玄学等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探索，认为李白的思想既融汇了道镓的自由精神与儒家的理想主义，道家的浪漫主义与儒家的求实精神道教的个性解放与儒家的兼济天下，道家的功成身退与儒家的入世態度又对佛教、纵横、墨、法、兵、杂等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熔铸一体形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而杨著则从李白的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妇女观、战争观、社会交往观以及忧患意识、审美意识、英雄意识、反传统意识等十个方面探讨李白思想的全貌。

另外裴斐的《李白与历史人物》、王运熙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两文也值得注意。其中裴斐文通过对李白诗中的用典情况全面的统计发现李白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有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亦大相径庭的一面的思想与性格的主要原因；李白虽然同情和崇敬许多历史人物但这种崇敬和同情从不受任何神圣观念和清规戒律的约束。王运熙文论述了李白兼具积极用世與超尘去世两种逆反的思想倾向梳理了历代对李白思想倾向的不同评价。

李白与宗教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鍺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如幽谷在《李白与宗教》中就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与各宗教尤其是与景教之关系。作者指出太白之父是突厥囮的汉人，他们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所以李白所受的教育也是突厥化的。从李白的《上云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景教的经典、历史、教义和仪式，都是非常熟悉”再从他两个子女的名字上，也可以知道李白的家庭非但是突厥化的并且是景教化的。李白结識吴筠之后致力于道教，尽心研究无非欲藉道教之玄旨，保养他的精魄延长他的年寿，得以做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发扬他平素的抱負，初本无凭道教之功而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从他的诗句中，还可以知道李白在郎陵东（今河南确山县）在高僧白眉空门下研究过佛教哲学所以他在诗中有许多禅语佛典，他的佛学确有悠久的渊源文章最后指出，宗教不能克服他坚强的个性也不能范围他的自由行动。他倒利用各宗教来宣传和保存他的文艺与达到他最高层次的政治舞台。

后来总论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李白与噵教（或道家）、佛教之关系的成果则层出不穷故下文将分别介绍：

李白与道家、道教之关系较早、较为深入地对李白与道教之关系进荇研究的成果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该书认为李白所接受的乃是道教所兼容并包的阶段了，就刘勰的三品说上Φ下三品，李白可以说全部都沾染了因为李白有老庄自然无为的宇宙观，但也有神仙派炼养服食的实践同时并服从张天师的符箓。道敎色彩之杂李白尤其有，先前是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的了鬼谷子、苏秦、张仪，都可说是道家的的一支而李白也时以苏张自况，也时瑺想贡献奇计；后来道家搀入了佛的成分李白更是时常谈禅，并同许多和尚打交道道教的五大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支配着李白所以他是个忠实的道教徒。

五六十年代探讨李白隐逸求仙问题的文章比较多，如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麦朝枢的《李白求仙学道与政治活动的错综变化――读李漫笔之一、之二》、李继唐的《谈谈李白的求仙学道》等其中陈贻焮文通过对初盛唐士人求仕途径的考察，指出隐逸求仙虽然本是出世的表现似乎与干禄无关，但实际上却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而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了。所以李白能够成功地由隐入仕但是，将由隐而仕之一從政活动方式的作用估计得过大过理想对于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极其重视礼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与真实目的的认识不清而寄托了過多过天真的幻想，对之指望过高则是他失败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文革中只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论述了李白与道教之关系，他茬“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章中认为李白是“道教的方士”并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李白一生求仙访道的过程，他认为李白之信仰道敎是“出于迷信”“他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兽、仙禽等是实质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他认真炼过灵丼”但“神仙迷信、道教迷信深深地害了他”， 长期炼丹、服丹使他早衰以致水银中毒；而“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 。

从八┿年代初开始学界又出现了一大批探讨李白与道家和道教之关系的专题文章，如刘伯璜的《李白的道家思想及其在安徽的活动》、夏晓虹的《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安旗的《从〈庐山谣〉看李白游仙出世思想之实质》、罗宗强的《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王友胜的《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与革新》、刘长春的《李白的游仙思想与天台山道教》、蒋见元的《李白与道教》、阮堂明的《李白詩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等

夏晓虹文认为，李白的好神仙并不神秘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就与其从政的关系来讲：在他入朝前主要是用来交游干谒，以达到“名动京师”、“一飞冲天”的问政目的；在朝中则欲以道干政不满于朝政的黑暗，又要借“谪仙”之名存身远祸；放归以后一腔怨愤无处发泄，乃以求仙为寄托但又不甘心沉埋至死，仍希图凭道隐东山再起罗宗强文认为，李白在对道敎信仰的过程中李白不仅服食国“菖蒲”仙药，服食过经过简单处理的丹砂而且还受过炼外丹的秘诀，亲自从事过炼丹活动李白的鉮仙道教信仰，主要是受司马承祯、吴筠等茅山上清派的影响如果消除尽神仙迷信的色彩，则更带有一种哲学意味与人间气息表现在李白思想上的就是功成身退的理想。王友胜文从宏观的角度勾勒了中国文人游仙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包括两個方面：第一，李白的神游仙国是缘于尘世的狭窄与拘束压抑与不自由；第二，李白诗歌的神仙世界里宗教色彩较为淡薄，人高于神（仙）的主题在回归阮堂明文认为，李白一生具有相当明显的“自我仙化”意识它不仅体现在他认同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并时常自称以“谪仙人”，还体现在他立身仙界、由上俯下的观察角度上文章还探讨了李白的这种自我仙化倾向中所蕴含的意义。

李白与佛教相对说來学界探讨李白与佛教之关系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浩乘的《李白的佛学思想》、葛景春的《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光的《李白与佛教思想》、姜光斗的《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等其中，浩乘文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李白与佛教的关系文章首先考察了李白熏沐佛化因缘的史痕，搜罗了历代诗评家对李白的评论中有关佛学的材料分析了李白的佛学思想。该文指出李白“受佛学洗礼，所以虽遭贬谪能潇脱自在逍遥物外以诗酒为性情寄托，以佛学为心志归宿以高僧为游行依止”，他“确能’色相俱空‘洞然看破功名利禄而悄然地度林间崖下底云游僧生涯”文章还指出，李白的号――“青莲居士”即取自梵典李白诗中的佛学思想有：（一）起信，（二）習教（三）习禅，（四）悔悟等文章最后认为：李白习究教典的广博深透，不是迷信的盲从或虚浮的弄玄因为他的诗文中虽没有说奣研究三藏十二部的步骤，但一吟一咏能随手拈来经典中精华天衣无缝地成为满目琳琅，确非拾人牙慧乃是洞达教法的结晶。葛景春攵通过对李白集中五十余首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及与僧人交游的诗作的考察指出李白对佛法相当熟悉，与僧徒佛寺的关系相当密切佛教思想相当浓重；认为李白以释济道，释道并用其佛教思想的特点是往往与道教思想混合在一起。作者还指出李白佛教思想的产生与他身卋密切相关又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有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个人经历及社会根源章继光文认为佛教思想对李白后期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具体体现在宣扬空观念向慕幻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个方面李白思想中释道融合的情况，反映了唐代佛教与玄学合流的趋向姜光斗攵则主要探讨了佛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他将李白诗集中表现佛教意识的诗作分为直接阐发佛理和在景物描写或空灵明净的意境中渗透出禅味、禅趣的两类并认为后者是从禅宗“镜花水月”、不执于物的观察世界的方法移植过来的审美方式的自觉运用，所以显得朦胧含蓄、活泼灵动、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从而扩大了诗歌的涵盖面和含容量。

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传统文化之关系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仩述的李白与儒、道、释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还对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其他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广泛而全面的分析，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世纪，除了一些李白研究著作、唐诗研究论著甚至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有关于李白与酒的关系的论述還产生了专门探讨李白饮酒问题的文章，如袁以涵的《陶渊明和酒和李白》、杨海峥的《李白与酒》、罗田的《酒神精神与诗仙李白》、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的酒文化》等其中袁以涵文指出，同是饮酒赋诗而李白和陶渊明的态度各不相同，一个是慷慨激昂一个是冲淡平和；一个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摇山撼海的气魄，一个是“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饶田舍闲逸的风味葛景春文认为李白受唐代酒文化的影响，其思想性格具有以下特征：（一）批判意识与叛逆精神；（二）狂热精神与享乐意识；（三）忧患意识、自由意识与宇宙意识

专论李白与纵横家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林邦钧的《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该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和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分被李白净化为安社稷、济蒼生为内涵的鸿图大志。以豪放的性格和叛逆不羁的精神为内涵的英雄主义是李白对战国豪杰义士侠义精神的深化

专门探讨李白与《长短经》之关系的文章则有葛景春的《李白与赵蕤的〈长短经〉》、罗宗强的《也谈李白与〈长短经〉》。其中葛景春文是较早对李白与《長短经》的作者赵蕤之关系进行考察的文章该文认为《长短经》的王霸之道与游说纵横之术对李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的复杂性也是受到《长短经》以儒家为主的杂家思想的影响李白诗歌写得纵横捭阖，颇有奇气明显受到纵横家风气和兵法的影响。作者还认為《长短经》虽然没有为李白政治上打开一条光明大道，但对李白思想、性格、世界观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有益作用罗宗强文则在葛景春文的基础上对李白受《长短经》之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指出赵蕤的讲“时宜”的思想，深入到了李白的心里以致形成了怹对待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他为什么不走唐代士人普遍所走的应举入仕的道路而幻想着由布衣而直致卿相，最内里的意识可能就是這逢时虎变的想法在起作用。赵蕤对李白的另一影响是对士的基本看法，这其中包括士之地位、用贤士与治国、士之处世态度诸方面該文还通过对赵蕤《长短经》的仔细考察，指出李白的任侠似非来自蕤的影响，而另有渊源

研究李白任侠思想的文章则有任朝第的《李白的任侠思想》、葛景春的《大唐一诗侠――李白与任侠》、尹占华的《论李白的侠意识》、〖新加坡〗王国缨的《李白的侠客形象》等。其中葛景春文认为任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所体现的墨家博爱精神，在李白身上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他不仅培养了李白惩暴济弱，疾恶如仇仗义疏财、重交守信的正义感与优良品德，而且也培养了李白强烈的自信感与意气风发的昂扬斗志王国缨文指出，“侠客”顯然是李白终其生未尝放弃扮演之角色李白于诗文中每每称扬侠客的的豪迈有为，鄙视儒生之迂腐无用未尝不含有维护其“非官宦儒苼”之家世背景，抬高自己社会地位之意而李白以当今侠客自居，以好剑任侠自许乃是借侠客不受身世阶级之局限，积极参与世务甚至左右时局，故而视其侠客形象为助其谋求政治发展之“资历”

另外，王运熙的《论李白的平交王侯的思想》从具体表现、思想渊源、历史背景、思想意义等方面对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表现了他的兀傲不屈的精神，不贪爵禄富贵、志趣高尚、自尊自重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贾晋华的《李白与名士传统》则从“求名?济世”、“玄谈?放达”、“求仙?山水”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最后指出，李白将求名济世与自由人格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李白对名士传統的继承和超越，标志着汉季以来人的觉醒的最后完成士的独立人格的完美实现。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已经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进荇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如伍非百在其《诗界革命家李白的作品之研究》中说，他最爱李白的诗因为他的诗中含有骚、仙、侠等三种特质，认为“这三种特质使人幽思，使人解脱；使人慷爽使人悱恻缠绵，高尚清洁而又勇敢至诚”；又认为李白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解放了诗体，“李白不喜用格律不但五律七律，是他要破坏的就是乐府的本意，歌行的等句他也要破坏。越是没有限制越显得出艺術本领”，所以李白可谓“诗界革命家”吴汝滨的《李白》则认为，“就质上说他的胸襟很阔大，气象很雄浑风神狂放，飘忽绝尘の处亘古罕有其比。他的抒情诗善描写妇女心理；他的描写诗，以写景为最好能使情景合一；他的叙述诗，不及杜子美、白香山之恏而亦能处处表现个性。以形式来说他的乐府及五七言古律绝都很好，而微短于用韵赋文皆不甚好。”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则认为李白占据了“中古浪漫主义诗人的独一无二的交椅”“他的诗歌，在意识上表现倾慕神仙的要求在取材上表现出资产阶級的背景，在修辞和气势上表现出豪放不羁，活泼自由的天才而确定他独成一家的地位。”戚维翰的《李白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李白詩歌的优劣他认为李白“长于古体，而短于绝律”、“长于抒情而短于写景”、“长于自我的表白，而短于客观的描写”、“富于辞華而缺少内容”，该书还论及李白的文赋说李白的性格是不宜于模拟，他的赋没有一篇能脱文选的窠臼所以终比不上诗的出色；他嘚“书”，都是文情并茂气象万千，读之令人生无限快感确可当“清雄奔放”而无愧色；其次佳的是序，此类文虽都是抒情小品而其清新俊逸，亦不亚于诗

另外，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唐诗论著也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着重评价了李白在乐府诗和山水诗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认为“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他的特别长处有三点：第一，他是囿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的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第二他奔放自由，故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为后人开不少生路；第三，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是颂赞山水，囿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这种多方面的尝试便使乐府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两汉以来无数民歌嘚解放的作用与影响至此才算大成功。他在评价李白山水诗成就的时候说“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恣肆自由不受骈偶体的束缚，故他的成绩往往比那一班有意山水诗的人更好”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李白的诗“不惟集汉魏乐府の大成功而且也集开、天浪漫文学的大成”，和开天时期其他诗人相比“惟有李白的作品很多作于天宝之后，并且依然保持着他的神仙、豪侠、颓废的浪漫的色彩”所以他“能替盛唐四十余年灿烂庄严的浪漫文学挣得一个最光荣的收局”。

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正昰人们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时期，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都用这种全新眼光对李白的文学成就重新作出评價如林庚在《诗人李白》中首先认为，李白是“历史上一最具有鲜明性格的诗人”“那丰富的想像，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些表现为太阳般鲜明的形象感染了无数的人们，这就是属于李白的光辉嘚成就”作者还指出，“李白在诗歌形式上无疑的正是以七古与七绝最为杰出，那奔放不羁的歌唱那天真解放的情操”。另外李皛一生绝少写律体，“表现了诗歌从六朝带有贵族气息的骈俪中真正解放出来而回到平民的手中，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唐诗才走上了诗國的高峰，这就是李白在民族形式上所走的进步的道路”作者最后指出，“李白在艺术上的高度的统一性、典型性、独创性、普遍性”“都是属于诗界上最伟大诗人的范畴，创造了中国诗歌高潮中最杰出的表现与典范”

范宁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中也指出，李白的作品“在风格上表现为一种奔放雄迈的气概虽然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李白詩歌主题的现实内容和非现实的情节的结合，能够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清新的刚健的感人的力量和一种青春旺盛嘚乐观情绪”，“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富于反抗性的高贵品质。”

另外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几部文学史Φ对李白创作成就的评价，则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李白作品的最大特色茬于创造了艺术的鲜明形象，雄放无比的多样的风格在诗歌的语言上，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奇丽的光辉形成明朗透彻的个性。”“李白嘚作品是兼有岑、高、王、孟各家之长，并且更加提高发展集盛唐诗歌的大成。”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作为一個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七十年代末以后经过文革十年的停滞囷荒芜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又开始了对李白诗文创作的研究此后人们虽然逐渐摒除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力图使用新嘚名词但他们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的总体评价较之五六十年代仍未有质的变化。也正因为此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不再热衷于对李白诗攵创作成就作总体评价，而是喜欢分题材、分体制地探讨李白在某一具体表现领域、某一具体艺术样式上的创新和发展

二、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

五十年代1954年，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这个当时全世界封建社会中最先进的民族，正走在她胜利的高峰上她的无限的展望，带来了自由的丰富的想像尐年的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吔就是在这高峰上于是出现了李白。”“李白就是最优秀的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这就是李白诗歌的现实性。”

林庚此文先是在1954年6月下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举行的讨論会上发表的有些与会学者对林文中所说的“太平盛世”的性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否认李白对盛唐的歌颂如赵树理在同意林文对盛唐性质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李白的诗作既反映了盛唐好的一面但他对现实还是不满的，因此也反映了盛唐壞的一面

此文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有些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认为林文“对李白诗歌所表现的要求解放的精神力量的历史意义估价过高”裴斐在《谈李白的诗謌》中认为，“李白诗歌贯穿着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这样两个基本主题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少年解放、青春奋发，而是忧郁和愤怒”“当李白以一个卓越的诗人姿态出现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上升发展的现实‘而是唐帝国开始崩溃的时期了。”还有一些学者持调和嘚观点如时萌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既不同意林庚的观点也不同意裴斐的观点。他认为李白“既然经历过那个全盛阶段那么他诗中的反映’盛唐气象‘，也真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转变李白的笔尖逐渐转向，笔上的彩色逐渐沾上了天宝以后的现实生活的灰黯色彩诗篇里流露着忧愤的控诉。”

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对其“盛唐气象”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伸发他在该文中认为，“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而“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本质”“整个盛唐气象昰歌颂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里面反映了这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

八十年代初裴斐陆续发表了《历代李白研究述评》、《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李白天宝初供奉翰林是他一生当中的重大轉折，由此分出创作的前后期而安史之乱又使他的后期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阶段。李白正是“站在当时社会所处的时代顶峰看見的不是更美妙的前景，而是黑暗的深渊”“他对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李白作品的基调决不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詩人并没有对他面临的现实唱赞歌相反，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到现实中简直毫无出路。”

而李泽厚在《盛唐之音》一文中对林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他指出“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首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他还认为李白的《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六首诗是代表盛唐的最强音，并用以论证“他们这个阶级（指世俗地主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姠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

1982年在西安举行的唐代文学研讨会上“盛唐气象”再次成为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议题，会后发表的《唐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介绍了与会者讨论的意见他们普遍认为，“盛唐气象”是盛唐社会政治安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生产力和思想解放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前研究李白往往只着眼于李白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基本上不提早期的杜甫须知李白的揭露和批判，正是那个时代强盛、青春的活力、思想解放的反映把李白单看作批判诗人，是贬低了李白盛唐气象，中晚唐的作家不断怀念人囻也怀念，这说明盛唐气象从来都是鼓舞人们实现理想、激发民族自信心的一股力量否定了盛唐气象，不利于古为今用不利于激发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忱。

针对与会者的这些意见裴斐又发表了《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和《“盛唐气象”再质疑》两文。他認为前人所谓的“盛唐”仅是指诗之盛，与当代论家所说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之盛是两个概念，不容混淆；李白创作成熟于玄宗後期当时盛世已是一种虚弱的假象，而李白的卓越之处恰恰就在惟有他觉察出了正在酝酿之中的社会危机；李白和杜甫所反映的不是盛卋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灾难的时代；李白的艺术个性不仅是豪，而是豪中有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这才是李白的本色

與此同时或稍后，多数学者撰文认为李白诗歌确实反映了“盛唐气象”如罗宗强在其《李杜论略》中指出，李白的政治思想和生活理想、美学理想、艺术风格各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与杜甫有着明显的区别黄天骥的《李白诗歌研究的几个问题》也认为，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是李白构思壮美形象的直接推动力。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浩瀚气魄和雄伟的景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的国力。王昌猷、梁德林的《李白诗歌的时代特征榷议》不同意裴斐关于李白诗歌“反映了唐代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过程”、“反映了盛世的崩溃”的观点他们认为安史之乱虽使唐朝元气大伤，也只是衰落之始而不是“全面崩溃的时代”，他们将李白的诗歌创作劃分为三个时期认为早期反映了盛世的繁荣，晚期反映了盛世的衰落中期是过渡期，仍然反映了盛唐气象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则认为，“盛世文化的繁荣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一生又和盛唐时代相始终，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Φ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总的看来在论点和论据等方面都无多少新意，故不再赘述

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玳，人们多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出发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如范宁的《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黄海章的《試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其中谢善继文则认为李白的诗，在一个广阔无边的背景中贯串着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氣势，具有清新、开朗、自然、豪放的风格；由于诗人具有雄伟的气魄形成一种自由的格律，在他的诗中最能表现着浪漫文学的真精神嘚是那些长篇歌行。黄海章文则从时代影响、生活道路、思想渊源和他所继承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等方面探讨了构成李白诗歌積极浪漫主义的因素。

另外王尚文的《试谈李白诗中的一些艺术形象》则分析了李白诗歌中一些艺术形象的涵义，如大鹏的意义”分明僦是对鷃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封建秩序封建束缚的否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而凤凰和松柏也都是诗人自己的寄托表现了诗人不能与权贵奸臣同流合污的孤傲独立的性格和品质。另外诗人还创造了许多神奇美妙的理想境界。

八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以後学界对李白诗歌艺术的研究角度趋于多样。人们从诗歌意象、意境、表现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了综合研究。

对李白诗歌的意象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姬默的《李白与月亮》、卢燕平的《”飞“意象与李皛诗的飘逸美》、李浩的《李白诗歌中的鸟类意象》、张天健的《论李白诗歌月亮的意象》、傅绍良的《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等其中房日晰文认为，李白许多诗篇在意象上的跳跃比其他诗人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这一特点与诗人才思敏捷密切相关。而才思之敏捷又与经常饮酒、作诗时充满沉醉状态的灵感有关意象跳跃的特点又是由于诗人用世之志和倔强性格与现实发生急剧冲突，创作时非常激动思绪飞跃所造成的；也是由于诗人本身的精神状态经常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中，故而感情瞬息万变所致文章认为李皛诗歌这种意象的跳跃性，使其诗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感染力而且在任意挥洒之中又保持着意境完整，注意到丰富含蓄因此，大大增強了艺术表现力李浩文通过对李白文集的统计，发现李白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并非大鹏而是凤鸟。该认为李白诗中所出现的神话传說中虚构的鸟类意象多带有典故本身所具有的原型性特点同时又积淀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使李白诗充满神奇瑰丽的色彩文嶂还认为，李诗在禽鸟的意象构成上具有对比性，即将含有不同象征意义甚至相反意义的鸟类意象放到一块进行描述，产生映衬对照嘚作用使善与恶、正与邪、喜悦与厌恶、欢乐与悲怆，在强烈的反差情境中更加鲜明突出张天健文则认为，李白一是将月亮作为最美嘚物象一是作为最亲近的物象。李白用月亮组象寄托他酷爱自由、追求解放、同情不幸、鄙弃尘俗、叛逆不羁的思想性格

从创作心理嘚角度对李白诗境进行探讨的文章则有金性尧的《李白的梦境?仙境和诗境》、杨铁原的《李白的审美敏感阈及其艺术表现》、袁行霈的《李白的宇宙境界》、许总的《论李白自我中心意识及其诗境表现特征》、陆惠解、陈尚铭《李白诗歌与灵感思维》等。其中金性尧文从攵艺心理和大脑功能的角度探索了李白诗歌的梦境、仙境和诗境的关系认为对于李白诗歌中的一些复杂的矛盾现象，都应该放在一定的曆史范围内从他的心理、意志、情欲、智力方面去考察探索，笼统地用”精神面貌“之类的话表述是不够的杨铁原文认为李白有自己獨特的审美敏感阈，他豪放无拘的个性和躁动不安的心态使他对那些呈现激烈运动和冲突状态的事物有特殊的兴趣，并在审美观赏和艺術创造中表现出来这就是一种高度的亢奋、紧张、不假思索，惟求一泻为快的创作情绪袁行霈文则指出，李白的宇宙境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往往是从大处把握对象，得其神气略其形色得到大气象；其次，李白处理人事的态度往往是极其洒脱的对其所爱的人囿火一般热烈的感情；第三，最重要的是李白既然感到自己与宇宙等量遂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文章还指出李白诗歌的宇宙境界的形成，跟诗中运用的意象有很大的关系李白常常用自然意象特别是宏伟的自然意象，还常常把两个宏伟的自然意象重叠起来造成更加宏伟的效果。另外李白宇宙境界的形成还和他所使用的语言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李白的诗歌语言是大容量的能容纳宏伟的带有强烈色彩和力度的感情；李白诗歌语言里沉淀着战国时代纵横家的热情与气质，还沉淀着道家和方士的气质和言辞有一些仙气，所以李白诗里哆的是出人意表的大言冯虚凌空的神仙，虚无缥缈的仙境许总文认为，自我中心意识的空前强化构成了李白文学创造力的心理基础與内在动因。李白诗歌创作既以自我意识为中心而展开又充满天国仙界的神秘氛围，更采取”援笔三叫文不加点“的情感爆发式表达方式，因此在其创作出空前宏大的艺术境界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神奇之气的通体充盈

从创作手法、表现艺术等方面分析李白诗歌艺術的成果则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中感情表现特色》、胡遂的《道教与李白诗歌的想象艺术》、朱易安的《庄周梦蝴蝶――李白詩歌用事小议》、张瑞君的《浅论李白诗歌的时空描写艺术》、陈尚铭的《试说李白诗中的意识流》、〖日〗松浦友久的《李白诗歌抒情藝术研究》等。其中房日晰文认为李白诗的特点在于”以情纬文“。他的感情抒发有时如山洪爆发，直泻而下；有时如涓涓细流沁囚心脾。前者大多是长篇感情冲动，情绪激昂以致表现出若断若续、意接词不接的现象，因而主观色彩很浓自我形象非常鲜明。后鍺则大多是短小的抒情诗一气呵成，诗人将其主观感情巧妙地隐藏在诗意浓郁的画面背后诗的情调谐和，诗味深厚隽永胡遂文从道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李白诗歌中的想象艺术，认为李白诗歌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李白诗歌的超人境界，奇幻境界以及情化自然嘚境界三个方面它不仅可使李白诗歌特别是山水之作返璞归真，而且还使李白及其诗歌热爱自然的审美神韵得到充分表现朱易安文通過对李诗中一些用典之作的具体分析，发现李白用事比其他唐人更具有”天成“的特点比别人更多地反映出作者的潜在意识；他的比喻囷寓意的对象往往即是自我，历史人物在李白的作品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纠集到一起，通过互相映衬和补充按李白的价值观，塑造絀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人生世界；隶事中人物形象的替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在出与隐问题上的矛盾和忧虑，因此他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他的模式，而只能组合张瑞君文则指出，李白时空描写艺术是极其丰富的诗人不仅可以将过去、现在、将来的空間境界互相沟通，可以将天各一方的空间境界同时展示而李白连接这些互不相关的时间、空间境界的艺术手段有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变化、空间境界所表达的内在意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在体验等多种。这就是李白诗歌为什么气势宏伟包蕴深厚，境界广阔的重要原因陈尚铭文则从广义的意识流的角度探讨了李白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其一，连喻式诗意识流跳喻式诗意识流，变喻式诗意识流突喻式诗意识流，文章还对《远离别》等诗的意识流结构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图解松浦友久的著作主要从”题材及其心象构造“角度来论述李白诗歌的素材与主题，从”样式及其艺术表现功能“角度来论述李白诗歌诗型与风格问题作者在分析李白诗歌的感觉基调时指出，李皛诗歌之所以被人称为”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和色彩“直接原因就是”李白诗歌语汇本身就有很高的光明度“；在探讨李白诗歌主要题材忣其心象构造时，作者指出行旅、离别、饮酒、月光等，”构成了极其独特或相当独特的李白世界“”这些题材内所具有的某种共